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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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战争（上）试读：
简介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
第一章 回忆近代战争
毛史去污：西路军问题能翻案吗？
中国的雕塑家已经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样了！重庆最新的毛泽东塑像象邓小平，长沙桔子洲头近日现身的青年毛泽东塑像毫无年轻时毛泽东照片里的风采，显得饱经沧桑似地深沉，与毛泽东的乐观豪迈气质不符。如今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像和节庆时出现的孙中山像，画得也越来越走样。同样，对于历史上的毛泽东，由于精英阶层的敌视和丑化，也由于历史在中国是备受冷落的学科，人们的认知有些模糊不清，以致脱离真实。
历史上，明明是彭德怀杀了王佐、袁文才，毛到陕北后救了刘志丹；现在有人偏要说是毛鸠占雀巢，不仅杀了王、袁，更暗杀了刘志丹。实际上，国内外都承认，毛领导的共产党是不屑于搞国民党赖以起家和中情局惯于使用的那套暗杀伎俩的，除了消灭出卖同志的叛徒之外。反AB团和严厉处置“富田事变”虽然有过激的问题，但那是在极度危险的战争环境中，为防患于未然而付出的不得不如此的代价，这不是和平年代里常人所能理解的。项英同志当时是少有的在肃反中比较宽容的人，然而，他最后的结局恰恰就是被身边暗藏的危险的动摇分子所杀害，这难道不足以发人深思吗？
无端诟病毛的这些人其实知道毛喜欢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他们早已声讨过毛以“阳谋”的方式，收拾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反共右派，进一步在全国抓了55万对党的各级官僚有意见的“右派”。西方的研究者们早就指出，这个“阳谋”其实是毛受迫于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官僚集团的压力而提出来的，并非事先的预谋；“引蛇出洞”的说法，是毛面对出乎意料的党外进攻和党内压力而给自己找台阶下。如今“阳谋”就是阴谋的说法，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了解到这个政治运作过程的实质：毛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各级官僚是抵触的，苏联也表示不理解，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又乘机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向党内官僚集团妥协，把反右大权交给刘邓。
文革过程中的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如毛先是号召造反，后来又不得不听任当权派（换了一批老干部）整肃大部分造反派，只能保护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部分造反派，其原因同样是迫于党内政治力量对比形势的需要，这当然也与造反派自身的素质有关。毛是政治家，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不得不如此，毛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与庸俗政客所不同的是，毛是为天下大同的理想奋斗终身的政治家，即使在他身后，仍有很多死敌，但他生前身后却未必有一个私敌。所以，被毛整过的正直人士，多不怨恨他，耿介如梁漱溟，亦是如此。
有的功过是非本来是很分明的，现在却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原因就是有人故意把污水泼到毛泽东身上。西路军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明明是西路军不配合中央宁夏战役的部署，想到河西自创局面，靠近苏联影响下的新疆，避开内地强大的敌人，这是国焘路线的最后一步棋。在中央不得不认可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善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这与长期习惯于绝对服从张国焘指挥的传统有关），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行事，只是简单照搬中央根据时局变化作出的指示，酿成大败后即以此怪罪中央。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当时说要回去跟中央算帐，却没有脸这样做，走投无路后才回到延安，向中央检讨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自己的责任。
直到毛去世后的80年代，成为党国元老的李先念、徐向前才敢于出面翻案，认为责任在于中央的指挥。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元帅，原来在回忆和文章中一直承认西路军是按照张国焘的意图和命令渡河开往河西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的指挥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军政委，李先念则承认他对于中央当时的指示并不完全了解，是看了当年没有看过的西路军与中央之间的往还电报后，才认为西路军是受中央指挥的，因而要中央承担责任。
事实上，当时的往来电报写的很清楚，本来中央是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路线的，因为这脱离了中国的主体地区，实质上是退却和逃跑，不符合迫在眉睫的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且也分散了红军已被严重削弱了的力量。但西路军既然已被张国焘调过了河，而且在中央征求意见时，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打通西进新疆的路线，中央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在他们受到马家军骑兵的袭击而难以立足的时候，中央也给了他们自主选择行动方向的机会和权利，只是批评了他们提出的不切实际、损害红军整体战略利益的行动条件和增援要求；在苏联方面为争取蒋介石联苏抗日，反对他们靠近新疆，以避免造成苏联支持红军反蒋的态势时，中央才反对他们西进；西安事变后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对他们提出过原地不动或向东策应陕北和张、杨三位一体部署的战略要求，这是十分正常的，况且中央并不了解他们在河西的实际处境（他们自己也未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他们如有定见，而不是一时想西进，一时想东返，在自顾不暇之时完全可以按实际情况作出决定，中央哪会不让他们自我求生呢？何况中央并没有捆住西路军的手脚，在他们远离中央、面临生死攸关的自我决断之际，谁又能捆得住他们求生的手脚呢？
缺乏自主判断能力，盲目地唯命是从，这正是军阀主义的国焘路线统治部队的后果。所以张自己回忆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陈昌浩指挥的失误，如果他也过了河就不会失败。国焘同志本人既没有推卸他作为这支部队的长期领导人对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也没有否认长征途中试图武力胁迫中央的电报，还算得上“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张国焘的部队里，不听话的后果很严重。徐向前能够受到重用，就是因为他还算比较听话；即使在大草地上毛劝他跟中央走，他也不敢违背张主席的意旨。尽管徐在军事上吃过几次盲目听从张主席指挥的亏，但他还是绝对服从张的；即使张主席杀了他的夫人，他也不动摇。而许继慎、旷继勋、曾中生这些不那么听话、敢坚持自己意见的优秀将领，先后因被诬陷而遭到张国焘处决。毛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没有这样对待过军队将领。
毛的将领从来就有相机行事的权利，临机处置，无须请示，也就是古人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然，彭德怀打不了百团大战，粟裕打不了苏中七战七捷，林彪在辽沈战役前也不可能跟毛磨那么久的嘴皮子。毛的指挥考虑的是全局，在各个战区就需要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中央的指示，必要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抗命不遵，毛自己早年在江西就是这样做的。胜仗打得大的将领都是深谙此道的，林彪在东北、粟裕在华东，就是敢于机断专行的；毛不仅没有怪罪他们，反而是赞誉有加，要求各战区指挥员仿照办理。如果也象西路军那样对待中央指示，他们的命运早就跟西路军一样了，哪里还会有新中国呢？
西路军将领李特、黄超在撤到迪化后被处死，是以托派罪名执行的，不应是毛所为，毛从未使用过这个罪名。王明倒是喜欢使用这个苏式罪名，他一直与张不对付，视其为党内对头之一。张之逃离延安，正是因为受了他以此二者被处死一事的恐吓（那意思是：他们是托派，又是你的亲信，你跟托派难道没有关系吗？），可见王明对此事是很清楚的，张当时就指责他杀了他们。而且，王明当时也是用这个罪名指控陈独秀（独秀曾与中国托派联合组成大革命失败后的托陈取消派），使毛想请独秀回党的努力不得不中止。
现在有人把西路军失败说成是毛的阴谋，这本身才是真正的阴谋：诽谤毛，制造解放军的信仰危机，实现美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军队“非毛化”的阴谋。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人，第一是张国焘，第二是陈昌浩和徐向前，第三是共产国际，第四才是以毛为主心骨的中央。最早为西路军问题翻案的朱玉，对当年电报的引用完全是断章取义，为何不引全西路军致中央电呢？看看双方电文就可清楚是非。他无视事实的还在于，苏联根本无意给予红军实质的援助，不想因此开罪蒋介石，他们当时正寄希望于蒋抗日，防止日本威胁苏联，这也是他们反对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今国防大学的教授这样做学问的话，我们的国防危矣！
揭秘中共“人海战术”背后的秘密
“人海战术”的背后读到书中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1946年5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以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时，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同样如此。
关于“人海战术”，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严格单兵作战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中共靠什么提高部队士气
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时，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一举打败了国民党。
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但是，它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所能解释的。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6、27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这些文献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知，志愿军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近1/3，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1/3左右，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已发生转变。因此，在朝鲜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叶生明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许泗才入团志愿书》，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文献资料，第2卷）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这是很自然的事。曾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
也许读者读到这里，会认为我是在批评黄仁宇先生，其实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我所要强调的是，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主张“大历史”观如黄仁宇先生尚且不能完全“脱俗”，何况那些无此意识之人呢？
如果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第二章 揭秘中国的战争
孤魂野鬼：日军为何最怕中国的大刀队
据守东孤岭右翼主阵地的第一营，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挥起大刀，冲入敌阵，与日军拼刺刀。梁华盛第一九〇师有个特点，除步枪外，每人清一色背一把大刀。
尚在湖南衡阳组军时，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长城要隘喜峰口战斗中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的故事，挥之不去地萦回在梁华盛的脑际。那首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而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旋律激越，慷慨悲壮，一时间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唱得多少人潸然泪下，热血沸腾：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兄弟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梁华盛不止一次地读过天津《益世报》登载的那篇《喜峰口的英雄》的文章，那灼热滚烫的文字总是不停地叩击着他的心扉：
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应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做凡尔登的英雄易，做喜峰口的英雄难。后者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去接替败退了的防线……喜峰口的英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梁华盛盼望自己也能像宋哲元一样，带着一支这样的队伍纵横驰骋在疆场上，杀敌报国。因此，在武器配备方面，除常规武器之外，梁华盛执意为他的第一九〇师官兵每人配备了一把大刀，并请来一位刀、枪、剑、戟样样精通的武林高手，专门传授大刀对刺刀的格斗技法。这位名冠海内外的武林高手传授的技法很是独特，既简单而又中用。格斗时，先用大刀背对着对方的刺刀使劲一叩，拨开对方刺刀的锋芒，然后反向用大刀的锋刃对着对方的颈脖处用力一砍或是使劲一拖，对方立马毙命……
遍稽史料，日军怕中国军队的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其实，日军怕中国军队的大刀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军迷信，日军认为在战场上被大刀砍掉脑袋后便永远不能转世投生，只能成为孤魂野鬼。
梁华盛第一九〇师的大刀果然厉害，当朱团第一营的官兵们举着大刀冲入敌阵时，伊东第一〇一师团的日本兵赶紧拉栓退膛卸下子弹，挺着刺刀迎了上去……
在此之前，我对日本鬼子只要一拼刺刀，便要卸下枪膛里的子弹这一怪异而引人注目的细节一直困惑不解。说实在的，从杀伤敌人的角度看，将子弹留在枪膛内不是更保险吗？万一拼不过对方，举枪对着对方一扣扳机，“砰”的一枪便结果了对方，不是更省事吗？打仗的目的不就是有效地保存自己，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么？小时候，我看《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抗日影片及《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长篇小说，当看到日本鬼子拼刺刀卸子弹时，说实话，当时我一方面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迂腐刻板而感到可笑，另一方面又暗暗地为他们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敢打敢拼的精神而肃然起敬。特别是看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当看到投诚反正后的鬼子兵武男义雄，在讲到自己与八路军拼刺刀时被开枪打伤的经历时，气得哇哇大叫，事后他逢人便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的这个！”然后又伸出小拇指说：“八路军的这个！”小时候我曾一度对此津津乐道。直至为了写作此书，我南北游走搜集资料，当我在地处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国家图书馆里，看到了作家萨苏所著的《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这本书时，我方才弄明白日本鬼子拼刺刀时退子弹的真正原因。作家萨苏的这本书取材独特，这本书的资料，全部来自作者从日本搜集到的日本人自己的报刊书籍，因而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特别的真实可信。原来鬼子兵拼刺刀前自卸子弹，是因为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击穿对方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击穿对方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的弹丸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再加上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距离太近互相重叠，给自己造成伤害的概率也更大，这才是日军拼刺刀时自卸子弹的真正原因。基于此，日军《士兵操典》里对拼刺刀前必须自卸子弹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根本不是什么武士道精神。而中国士兵不卸子弹，是因为一般的中国士兵单兵素质不如日军，此外，中国士兵手里的“中正式”、“汉阳造”步枪，穿透力虽不及“三八大盖”，但杀伤力却比“三八大盖”强得多。
朱团第一营的官兵们举着大刀冲入敌阵后，果然如入无人之境。
大刀显然比日军手中的长枪利索得多，只见朱团第一营的官兵们个个甩开双臂，舞动大刀，对阵时用刀背用力一甩，挡开迎面的鬼子兵劈面刺来的刺刀，就在鬼子兵踉跄着步履、稍一睖睁、虎口发麻的一刹那，中国官兵反向顺手一刀，挥动刀刃，砍向鬼子的脑袋或是脖颈，立马三刻，鬼子便身首分离，脑袋被切开或是滚西瓜似的顺着东孤岭的山坡，打着旋儿滚了下去。有的战士更是利索，连砍也懒得砍，上阵一交手，用刀挡开鬼子的刺刀，然后反手将刀刃在鬼子的脖颈处顺势一拖，鬼子立马气绝倒地，只剩下半个脖颈连着身首。使过刀的人都知道，刀最怕拖，再钝的刀只要一拖，马上变得锋利起来，这种法子省劲而利索，无论拼多久的刺刀也不觉得累。
伊东第一〇一师团的鬼子兵们，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阵势，尽管他们是特设师团，但他们都曾经是征战多年的老兵，战斗力并不比甲种师团弱多少，拼刺刀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他们却从没见过这种打法，他们感觉很不适应。此时此刻，他们觉得自己手中那杆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三八大盖”，在这支挥舞着大刀的中国军队面前，简直就像是烧火棍，不仅笨拙而且毫无作用。他们拼刺刀，是按《士兵操典》上练的，练的是刺刀对刺刀的拼法，却从未练过刺刀对大刀的拼法。
自从来到中国的土地上，有多少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惨死在他们的刺刀之下，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欠下多少血债！现在，梁华盛“忠勇师”的官兵们，让他们欠下的血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忠勇师”越战越勇，他们一个个挥动着大刀，在敌阵中砍瓜切菜一般，刀落处，脑浆横流，鲜血喷溅；刀刃上，白是白，黑是黑。一股浓烈呛人的血腥气在东孤岭上弥漫，东孤岭上的草木土石皆被日军的鲜血染红。
所有这一切，都被指挥所内的伊东师团长看到了，他的脸色时而铁青，时而乌紫，双手就像是害了鸡爪疯般，那管双筒望远镜颤颤抖抖的，怎么也扶不周正。望着漫山遍野倒在东孤岭上的帝国士兵土黄色的尸体，伊东心如刀绞，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此时双方撕绞成一团，日军的飞机、大炮也失去了作用，伊东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士兵一片片惨死在中国守军的刀下……
午后的阳光，照着鬼子们飞溅的鲜血和“忠勇师”手里血肉模糊的大刀，幻化成一道道绚丽的光晕。一时间，东孤岭上地动山摇，风云变色……
东孤岭久攻不下，伊东只得下令撤退。
东孤岭上梁华盛第一九〇师的新战术和英勇善战，伊东第一〇一师团算是领教过了，只要一想起东孤岭，他们便胆寒生畏、毛骨悚然，他们知道东孤岭难缠，从此再也不敢染指东孤岭一步了……
偏偏就在这时，冈村宁次从九江的第十一军指挥所打来电话：“伊东君，东孤岭攻下了吗？”
冈村宁次单刀直入，从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里，伊东听出了这位新上任的军指挥官内心的焦灼和不安。
哪壶不开提哪壶！
伊东一时语塞，片刻之后，他字斟句酌地回答冈村：“东孤岭还未攻下，不过请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三天了！三天！数十架飞机、成千上万颗炮弹、芥子毒气和一个师团的兵力，竟攻不下一座山岭，是富士山还是喜马拉雅山？”
冈村宁次咄咄逼人，怒不可遏：“你的脑袋是夜壶吗，怎的就不会想事！东孤岭久攻不下，你就不会另想办法？别一口咬住个卵子，用鸡腿也换不下！”“是，将军！我一定想方设法打通隘口街的通道！”
伊东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从冈村宁次的话里，又似有所悟。
24日晚，伊东在冈村宁次的威逼下，不得不临时改变战术，他连夜用猛烈炮火佯攻东孤岭正面阵地的同时，主力则迂回绕至西孤岭侧背，兵分数路围攻西孤岭。
防守西孤岭的陈团顿时腹背受敌，在此万分危急之时，梁华盛见状，便命令团长陈士章放弃西孤岭，向南突围，于是西孤岭便告失守。
伊东第一〇六师团占领西孤岭之后，便利用西孤岭的有利地形，用重炮轰击东孤岭主峰，同时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并施放毒气弹，自8月25日至27日，一连三天，日军的飞机、大炮天天不间歇地轰炸扫射。
坚守在东孤岭上的朱团隐蔽在壕沟里，一动不动。
28日拂晓，敌人终于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而且这次进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凶猛，一上场就是主力战，重炮轰炸之后，敌人以战车为前驱，步兵则猫着腰跟在战车后，漫山遍野地冲上来。
敌人的铁甲战车在中国守军阵地上左右开弓，纵横轰击，中国守军没有反战车的重武器，被压在阵地前抬不起头来。第一营七连排长吴志宏忍无可忍，命令全排把手榴弹集束起来，亲率十几名战士，各挟一束，滚入敌战车阵，自行引爆。随着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日军战车被炸毁了三辆。
凶悍的日军被“忠勇师”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慑，被迫退下阵去。
此次战斗，日军死伤惨重，第一〇一联队之第一中队、机关枪第二中队、第一四九联队之第一中队，全部伤亡殆尽……
日本为何要把长崎未爆原子弹送给苏联？
为迫使日本尽快投降，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事实上，美国向长崎投放的是两颗原子弹，但一颗没有爆炸，最后神秘失踪。这颗原子弹哪里去了？美国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者、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格罗夫斯的回忆录，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退役中将透露真相
1945年7月24日，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提出了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的4个目标：广岛、长崎、小仓和新泻，到7月底确定了其中的3个目标。格罗夫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写道：“广岛是第一目标，小仓兵工厂和小仓是第二目标，长崎是第三目标。”为此，美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了3颗原子弹。
在轰炸广岛之后，8月9日凌晨，两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向小仓飞去。到达小仓上空的时候，天空中有大雾，肉眼根本看不到目标，飞机最终放弃轰炸小仓而飞向第二个目标长崎。
长崎上空同样是云雾重重，但是这一次飞机是不可能带着核弹返回的，于是临时决定采用雷达轰炸。当飞机做好了投弹预备的时候，空中的云雾忽然散开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清朗的大洞，飞机果断地把两颗核弹投了下去……
事后，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估计约有3.5万人死亡，6万人受伤。格罗夫斯在事后听到伤亡人数时说：“这个数字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少得多。”因为两颗核弹只爆炸了一颗。
日本转送“无价之宝”
由于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偏离目标约2000米，所以另一颗未爆炸的原子弹，并没有受到损害，接到报告后，日军大本营立即派人将这颗没有爆炸的原子弹严密看管起来。
这可谓是天赐良机，日本虽然遭到了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但同时也因祸得福，得到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大本营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认为，日本目前已经成为战败国，要制造原子弹已不可能，而且帝国大学的原子加速器已遭到了美国飞机轰炸的破坏，要想挽救日本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将原子弹交给苏联。
由于战局十分紧张，日军大本营立即派代表约见了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苏联情报总局局长依瓦舒金将军，并表示：“如果原子弹为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我们深信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并在大国之中占有适当的位置。”
苏联核弹震惊美国
从1938年底，美国、英国、法国和逃到美国的德国科学家们，经过了7年的艰苦努力，才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为此美国动用了50万人，花费了23亿美元，这样巨大的开支对于刚刚在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苏联，显然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如此，格罗夫斯将军曾预言过，苏联要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20年。但现在，一切都不必从头做起。
由于苏联已经从参加过美国原子弹试验的英国科学家法拉奇那里，得到了美国原子弹试验过程中重要的科技情报，又从日本人手里得到了这颗没有爆炸的原子弹的实物，加上苏联人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在1949年8月29日4时，成功爆炸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被惊呆了。
中国空军唯一一次轰炸日本九州
1938年5月20日，日本沿海城市长崎。
凌晨，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打开店门，准备打扫一下店面。突然，他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白色的纸片，连屋顶上、院落里也散落着纸片。“这是什么？”老板好奇地拾起几张纸片，只见这些纸片上面印着一些汉字，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啊！这是中国人的传单！”老板大惊失色。（率机远征东瀛的徐焕升）
这时，街道上已经有很多人。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传单，有的人在小声念着，不识字的人在向别人打听。人们议论纷纷。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不可能是在日华人干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散发这么多传单。难道这些传单是从中国来的？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只有飞机才可能飞过海洋，到长崎投下这么多的传单。想到这里，在场的日本人个个心惊肉跳：中国飞机既然可以扔下传单，就可以扔下炸弹！看来当局所称日本本土防卫严密、固若金汤根本不可相信。很快，“中国飞机扔下许多传单”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日本人对自身的安全和战争的前途产生了疑虑。
同一天，同在九州的日本沿海城市福冈也发现了大量的白色纸片——中国警告日本的传单。
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纸片轰炸”事件。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首次空袭，所以很快轰动了全世界。
奉命出击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和他的僚机佟彦博。他们各驾驶一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速度为343公里/小时，航程为900公里。为了增大航程，地勤部门专门对他们的飞机进行了改装。
1938年5月19日，汉口机场，上空浓云密布。
15时23分，两架飞机呼啸而起，直向东方飞去，在云层上飞行了两个小时，降落在宁波机场。
因为从武汉到日本再返回武汉超过了“马丁”B-10型轰炸机的最大航程，所以飞机要在宁波“转一次车”——在宁波机场补加燃油。
23时48分，加满了燃油的飞机像两只夜行的雄鹰，展翅长啸，直上云霄。
5月20日2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日本九州长崎上空。飞机开始降低高度，钻出云层。当徐焕升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不禁欣喜若狂。“准备投放！”他果断地发出命令。
两架飞机的炸弹舱打开。弹舱内的“纸弹”天女散花似地飞向地面。
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向福冈方向，3时45分到达福冈上空，撒下剩余的所有传单。两架飞机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总数超过100万张。
直到此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在福冈实行了灯火管制，地面高炮也猛烈开火，但这成了为中国飞机放的“送行礼炮”。
胜利返航
胜利完成任务后，两架飞机沿原航线向西返航。8时45分，僚机佟彦博在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长机徐焕升在南昌着陆。两架飞机加油后起飞。11时13分，两架飞机在武汉上空会合，胜利而归，先后降落在汉口机场上。
第二天，中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重要位置报道了这次空袭，一致认为，这次空袭用的虽然是纸片，但其“杀伤效果”却比炸弹要大得多。它重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有家报纸还在报道的同时刊登了一首赞扬中国这次行动的诗。诗中说：“这是花朵，这也是炸弹。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的抗战是一定要胜利的。”
这次行动中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和精湛的飞行技术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佩和褒奖。6年后，美国《生活》杂志刊登闻名世界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徐焕升就在其中。照片上标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震惊世界的中英“紫石英”号军事冲突事件始末
一、百万雄师渡江之际，英舰“紫英石”号贸然出现在长江防线上
1949年4月13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在《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磋商，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4月20日，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1949年4月21日，晨曦初露，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洪亮的声音，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所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
在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以二野、三野一百万兵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四野先遣兵团配合下，经中央军委批准，从4月20日子夜开始，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防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按照总前委渡江作战命令，4月20日夜攻夺各江心洲，4月21日开始渡江突击作战。
4月20日上午9时许，配属东集团——三野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渡江作战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炮三团炮七连观测人员发现在焦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便立即向上级报告。经焦山北岸我军观测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是一艘军舰，舰舷上挂着英国国旗，名称和编号是“紫石英”号，F116。
雾气之中，这艘名为“紫石英”号的英国军舰，竟若无其事地朝着解放军阵地的方向开了过来。
我军渡江在即，英舰却横在长江防线上，其威胁的意味不言而明，为保证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我军立刻鸣炮示警，勒令英舰离开。
然而，英舰不但对解放军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悍然将舰上的炮口转向了长江北岸，随着火花闪动，几发炮弹便落到了沿江的解放军炮兵阵地上。
英舰“紫石英”号向解放军开炮了！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和武装挑衅，根据上级凡外国军舰侵入我防区而不听我警告的，可以立刻开炮射击的指示，炮三团决定对其开炮还击。
随着炮三团团长李安邦一声令下，瞬间，一群群穿甲弹便飞向那艘英国军舰，英舰上的火炮也发疯似地向我炮兵阵地开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不久，英舰指挥台与前主炮炮座及舰体其他部位多处中弹，操纵系统失灵，航向失控，挂起白旗。“紫石英”舰挂白旗之后，我炮兵停止了射击。但“紫石英”舰缓慢地移动到距我炮兵阵地西南方向约七八千米靠近国民党军南岸阵地后随即又降下白旗。
当日下午一时半，从三江营方向又开来一艘英国军舰。这艘英舰是“伴侣”号驱逐舰，是前来支援受创的“紫石英”舰的。“伴侣”号驱逐舰一进入有效射程，即向我炮兵阵地猛烈开火。我炮兵当即进行还击。“伴侣”号舰在连续中弹五发之后，仓皇逃离。
二、英舰“伦敦”号、“黑天鹅”号在我防区内挑衅，遭到我军猛烈炮击后撤离
英国远东舰队总部获悉两艘军舰4月20日在长江受创，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便亲自乘坐旗舰“伦敦”号率驱逐舰“黑天鹅”号，于4月21日晨气势汹汹地驶过江阴，继续向上游解放军控制的江面航行，至七圩港江面抛锚停泊，虎视耽耽地窥视我军控制的江面，舰上的火炮都指向北岸。
扬子江北岸七圩港一带，是东集团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的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防区。第二十三军炮六团团长马达卫觉得这两艘英国佬的军舰停在这里有碍我炮兵向南岸国民党军阵地射击，随即向陶勇作了汇报。陶勇军长接到炮六团团长马达卫的电话报告，回答道：“打英舰是涉外事件，暂不开炮，待我去看了再说。”
很快，陶勇和政治委员卢胜、政治部主任谢云晖便飞马赶到七圩港江边炮三连观察所。陶勇径直钻进观察所，将眼睛凑上炮队镜，仔细向江面观察。江上的雾气还未散尽，离岸不远的江面上，清清楚楚有一大一小两艘军舰，舰上高挂着花花绿绿的“米”字旗号，巨大的舰炮正对着我江边炮兵阵地。出了观察所，陶勇对卢胜和谢云晖等人说：“不管它是什么舰，挡在老子渡江的路口就不行。我们的大批木船晚上就要渡江，让这个钢铁家伙在江里一横，怎么渡呀？它若再开上几炮，那可就全抓瞎，得想办法把它赶跑！”他于是用观察所电话命令马达卫向英舰发出警告。
当天早晨8时20分，陶勇报告的紧急军情，通过兵团司令员叶飞，直达负责指挥东集团的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案头，他们立即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发出了请示电报：
我二十三军七圩港口外（泰兴南）本晨到兵舰二只，一大一小，上部一汉文“英”字旗号……因我已实行渡江，均已下令封锁江面。请示对该舰如何处理？是否给予轰击并建议新华社立即广播告外国船舰离开长江退回上海，停泊战区范围船舰损失由此自行负责。是否有当请即示复。
当日上午11时许，中央军委回电，大意是：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要有区别。如果是美帝主义的军舰来犯，就要坚决消灭，对于英国军舰则采取不打第一炮的原则。粟裕、张震立即将中央军委来电转告叶飞。
面对这两艘既不打又不走的英国军舰叶飞实在伤透脑筋，也许在几个小时后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已没有时间可供他选择的了，他在电话上急促地对陶勇讲：“老陶啊，我看这样吧，时间紧迫，你先命令炮六团，让他们的前沿观察所用信号联络。如果不是国民党的第二舰队，确实是外国军舰，就得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但如果它胆敢开炮，我们则严惩不贷！”
叶飞特意所提的“国民党第二舰队”，因其司令林遵已与我敌工部门取得联系，决定趁我军渡江之际率舰队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叶飞怀疑这两艘军舰会不会和林遵的舰艇有联系，怕误会起来，双方受损。
叶飞的命令，很快由陶勇传到炮六团，要求炮六团所属炮兵在没有摸清英舰的来意之前，不要轻率开炮，并命令驻七圩港口以西江畔的炮三连，立即向英舰发出警告信号，敦促他们迅速离开我军的防区。
炮三连最有经验的观测员曲天华接受了发警告信号任务后便带着几样器材，来到七圩港江堤，选三个突出位置，举起信号枪，朝“伦敦”号方位，连放了三颗黄色信号弹。可是，“伦敦”号竟没有丝毫动静。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一下，组织几个人，到江堤上搭起三个干柴堆点上火，顷刻火光冲天，映红了江面。这一联络方法原是准备接应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时使用的，现在只好先用上试试。可是，军舰见到火光后依然平静如初，没有任何反应。团长马达卫来电话，命令炮三连鸣炮警告英舰！
这下子“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才有所反应，开始哗啦哗啦起锚，并将全部炮口转向我军阵地。随即，两艘军舰的旗杆上都升起了一面旗帜。后来方知，这是英舰内部使用的临战信号旗。
炮六团一营三连连长肖永福见状，警惕地向全连发出命令：“全连注意，准备战斗！瞄准前面的大军舰，一炮二炮用榴弹，三炮四炮用穿甲弹，装填！”
两艘英舰自恃其武器装备之优势，无视我炮兵之警告，竟明目张胆地一齐向我炮六团阵地及其附近村落射击。
解放军第二十三军第二O六团正在一所农舍开会，炮弹飞过来，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当场牺牲，团政委陈坚负伤，受伤的还有40多名官兵、村民。陶勇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向英舰猛烈还击，“给我狠狠地打！”
此时，我沿岸炮兵，不管是炮六团还是炮一团，凡有效射程能打到的都立即向英舰还击。炮战开始后英舰虽坚利，但毕竟寡不敌众，在我江岸密集炮火轰击中，连续中弹，冒起冲天的浓烟，一发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击中“伦敦”号的司令塔，舰长卡扎勒海军上校被当场击成重伤倒在甲板上。副总司令梅登的白色海军将军制服上让炮弹片撕成几个大小形状不规则的窟窿。梅登这才发现我炮兵火力远远超过他们的预先估计，只得无奈地下令掉转船头，于是“伦敦”号、“黑天鹅”号带着累累的弹孔和伤痕，夹着尾巴驶向上海方向。
在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并摧毁江岸边大量村舍，给我军民造成严重损失，但英舰本身也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惩处。
据当时外电报道：“紫石英”号护卫舰排水量为1500吨，装备有4英寸大炮6门，舰长斯金勒少校伤重身亡；“伴侣”号排水量为1700吨，装备有4.5英寸大炮6门、小炮10门，舰长罗伯逊中校负伤。另据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来自英国海军当局于4月22日报道的信息：“紫石英”舰死亡17人，重伤20人，60人泅水登岸后乘火车抵沪；“伴侣”号死亡10人，伤12人；“伦敦”号死亡15人，伤13人；“黑天鹅”号伤7人。此后，英国海军又公布，还有103名官兵“失踪”。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新闻震动了世界，宣告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当时，外电纷纷报道，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极其准确的命中率普遍感到惊讶！
三、“紫石英”号事件引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就在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亲率“伦敦”号巡洋舰、“黑天鹅”号驱逐舰到七圩港江面，轰击我北岸炮兵阵地的前一天，亦即1949年4月20日晚上8时，由谭震林负责指挥的中集团（七、九兵团）7个军30万人，由石矶头至鲁港段首先发起进攻，至21日晨6时，占领了荻港、鲁港地区，并向繁昌、铜陵两地扩张。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闻迅于21日上午坐飞机赶到芜湖组织防堵，但已无济于事。
4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仓皇南逃方州。4月23日，我军解放南京，结束国民党长达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
我百万雄师胜利过江后，被我炮兵重创的英舰“紫石英”号，因无法逃跑不得不停搁在镇江附近江面。
镇江前线我军指挥员考虑到英舰事件已造成了国际影响，为防止英舰“紫石英”号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潜逃，便命令一个炮兵连驻守焦山，对其严密监视。
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4月22日《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英舰事件令英国当局一片哗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则发出了狂妄的战争叫嚣，要求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远东去实行报复”。英国首相爱德礼发表声明，蛮横地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
1949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时为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受毛泽东委托，就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一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战争贩子——英国保守党头子、前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狂妄发言，斥责丘吉尔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驳斥英国首相爱德礼在英国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权进入中国长江”的谬论，申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表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并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强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们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李涛的声明，不仅就英舰事件表明了我原则立场和严正态度，而且还提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方针。
在我人民解放军监控之下的“紫石英”号成了卡在英国政府喉咙里的一枚鱼刺，令其感到十分棘手和难受。中方认为，只有中、英双方坐到谈判桌前，通过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1949年5月18日，中方代表康矛召上校（三野“特纵”炮三团政委，为谈判需要被临时授予上校军衔）受命致函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舰舰长克仁斯少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海军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决定通过谈判解决”，要求英方指派相应的代表举行谈判。
然而，英方对我方要求派相应代表举行谈判一事，却毫无诚意，迟迟不予表态。英方只想采取什么办法，能尽快使“紫石英”号脱离人民解放军的监控，逃离中国水域，只指派不具有代表身份的“紫石英”舰舰长克仁斯少校应付我方，来回传递英方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和我方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及正式代表康矛召的电函和信件。
我方代表康矛召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列举了四艘英舰武装侵犯中国内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造成我方严重伤亡和损失的情况，要求英国军舰承认错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在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当地人民所受之损失后，我准备讨论让肇事英舰“紫石英”号及其人员撤离长江。“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于5月27日和31日转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致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的电函，依然诡称“紫石英”号系执行“和平使命”而被火炮击伤，其他军舰系前往救援，因此，“英国诸舰对此事件是没有责任的”。
袁仲贤将军看了布朗特的电函后将文件夹往前推了推，脸色平静而庄严：“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紫石英’号安全驶离问题。”他随即指了指坐在他右侧的康矛召，“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问题，可与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谈。”
四、我方虽表现出很大的诚意，但谈判仍陷入僵局，蓄谋已久的“紫石英”号夜逃长江
从5月18日，中方代表康矛召上校受命致函英国海军“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开始，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英方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只通过“紫石英”号舰长代转双方高级将领的电函和信件，关于英舰认错、道歉、赔偿损失问题毫无进展。
尽管英方持不合作态度，长期推脱谈判，回避责任，致使谈判陷入僵局，但我方在处理“紫石英”舰问题上却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诚意。我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受伤的英舰水兵治疗，伤愈后送回“紫石英”舰；多次为该舰官兵运送邮件和必须用品；允许该舰从南京获得英国海军所储油料60吨，这一切都表明我方无意长期扣留该舰。
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我三野、二野要乘胜解放东南沿海各省区和向祖国大西南进军，许多大事要处理，因此，不宜也不愿在“紫石英”舰问题上长期僵持。
总前委根据当时情况，研究决定，作出让步。经中央批准后，于6月20日、22日，由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两次约见克仁斯，郑重声明：由英国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布朗特派出代表，交换一项正式换文，英方承认基本错误，我方允许“紫石英”舰驶离长江，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老奸巨滑的布朗特，6月24日表示欢迎我方建议，但仍不授权确认正式代表与我方正式谈判。在此后多次信函中，采取哄骗手段，企图诱我放走“紫石英”舰。终因我方代表原则立场坚定，警觉性高，防范措施得力，才未使其得逞。
1949年7月30日晚21时许，已经修复了的“紫石英”号舰，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驶往上海之际，模仿我客轮桅灯，尾随“江陵解放”号轮潜逃。我军监视哨发现“紫石英”舰掉头下驶后，立即通知人民解放军第25军驻大港炮兵。21时15分许，大港炮兵向“紫石英”舰鸣炮警告，令其停驶。然而，蓄谋伺机潜逃的英舰“紫石英”号，不但不停驶，反而胆大妄为地向我开炮射击。“紫石英”舰赶上“江陵解放”号客轮，胁迫该轮船在其左侧行驶，让“江陵解放”号客轮作为掩护自己的屏障。“紫石英”舰在继续东逃时，遭到我龟山炮兵及沿岸步兵战防炮射击，多处中弹。在接近江阴时，“紫石英”舰停火熄灯顺江而下。此后，“紫石英”舰因机件故障，被迫停泊在天生港修理约两个小时，拂晓时不顾一切地向东闯去，将我摆渡的木船和运货的木帆船多只拦腰撞断、撞沉，乘客和船民多人伤亡。
闯了大祸之后，“紫石英”舰不敢由吴淞口航道入海，而从崇明岛北口逃出了长江。“紫石英”号逃跑后，中方反应平静，除了予以谴责，此外再无进一步反应，也不提及英国外交部在“紫石英”号逃脱后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仍然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上讨论4月事件的责任问题”。一场引人注目的国际纠纷，就这样以英舰逃逸而结束。“紫石英”号事件引发的军事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被视为大英帝国在中国实行了百年的炮舰政策的最终收场，也被视为列强时代在中国的终结；在中国，则象征着即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捍卫国家主权坚如磐石的决心，也昭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忍受屈辱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章 揭秘抗日战争
全面揭秘：抗日时期国民党五大丑闻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着：《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45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50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5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45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45万人，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1981出版。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那些反复强调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
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抗日战争中日本能灭亡中国吗？
总是有人假定历史，认为如果日本不去招惹美国和前苏联，全力以赴的解决中国，以当时中国薄弱的国力，一定能够一举灭亡中国。并且举出大量的例子，证明日军如何先进，如何善战，而中国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落后。
真的是这样的吗？
历史告诉我们，在决定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大型战争中，武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日本的武力相对中国的确非常强，但日本有两个最致命问题，一个是战略模糊，一个是资源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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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战略问题。日本缺乏有长远眼光的战略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
李宗仁就认为日本侵华最大的错误在于“逐次增兵法”，并且没有采取战略大迂回的进攻路线，留下四川这个战略要地。
不论是元灭宋，还是清灭明，都采取的是抢先攻占四川，断绝地方割据的可能性，再一步步的把割据政府逼入大海里。日军在上海和南京的胜利虽然辉煌，在大战略上却是失策。四川的人力物力为中国政府打持久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持久战是当时的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战略。
至于日本的“逐次增兵法”，一方面和他要防范美苏战线太长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战略失策的体现。从一开始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其实就缺乏一个清晰的消灭中国的大战略。日本下克上的传统更加使得日本大战略朝令夕改，摇摆不定。
日本的另一个大失误，就是没有很好的扶持和利用汉奸伪政权。抗日战争中汉奸虽然多，但真正顶用的几乎没有。对比清政府利用三藩，元政府使用汉人知识分子，日本在这一点作的很不够。二战中德国也没有很好的利用维希法国，可能是和日德自己力量太强了有关。其实汉奸对自己的国家知根知底，卖起国来更加好用。（别扔砖头，我只是就事论事）
日本的战略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前些年和俄罗斯谈判北方四岛，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却因为日本人的鼠目寸光错失了。
我个人认为，日本最好的战略家是伊滕博文。除此之外，什么东条，田中，山本之流，不过尔尔。
日本的战略问题，和岛国狭隘封闭的民族性有关，也和日本自身的发展有关。作为对比，同是岛国的英国，战略大师曾出不穷。一方面，英吉利的旗帜全球飘扬，英国的全球眼光远超过日本，日本最牛的时候也只是在太平洋上发彪，土包子发财，自然眼光要差些。另一方面，英国本土和欧洲列强国力差不多，英国有条件玩大陆均势，并且玩的炉火纯青，日本就差远了，陆地上有中国这么一个大家伙，海洋里有美国巨无霸，所以日本的战略不太容易玩的转。
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误，只好靠战术上的成功来弥补。问题是，战术上的胜利，所取得的成果是短暂和不稳固的，而战略上的失误，很多时候却是长期和致命的。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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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日本的另一个致命问题：资源匮乏，尤其是石油。
曾经有人说，如果大庆油田早发现几十年，说不定中日历史就会被改写。但历史没有假设，抗战时的中国的确是个贫油国家。而石油和橡胶丰富的东南亚却是美英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中国，能提供大量的煤炭和粮食，却偏偏没有日本最需要的石油和橡胶。没有了石油橡胶，现代化的机械部队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日本帝国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占东南亚，即使得罪美英也在所不惜。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不能够全力以赴消灭中国的一部分原因。
当时的日本因为侵华导致石油封锁，日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储备支撑对华的全面开战。日本迫不得已要在资源储备消耗完之前，占领东南亚。日本在东南亚和珍珠港的冒险，也是典型的战术成功，战略失败。
其实，当时的国联和英美，对于封锁日本都是三心二意，日本用好外交手段，是有可能摆脱封锁的。但日本却采取了最愚蠢的办法，武力解决问题。
……
我们再从当时中国自己的实力来看。
虽然中国军阀割据，军队装备落后，士气低落。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主要不是兵的问题，而是将的问题。中国的武器落后，国力衰弱，是事实，但也不是亡国和打败仗的必然理由。十多年后的朝鲜战争就是有力的反证。在抗日持久战中，中国的武器，战力，国力，将领素质和潜力都会慢慢发挥出来的。
我不是唯英雄论，只是强调在大变局中英雄人物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实看看灭亡的南明小政府和晚宋小政府，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中流砥柱，救国家于危难的大人物。史可法和文天祥是作为忠臣名垂青史，而不是能臣和英雄。作为对比，谢安抗前秦，岳飞抗金，这些都是南方小政府抵抗外敌入侵成功的例子。
很多人老喜欢拿元灭宋，清灭明来说明日本可以灭亡中国，但是对中国历史上很多小政府成功抗击外敌入侵的例子视而不见，比如谢安抗前秦，岳飞抗金。其实，心平气和的比较，抗战时期的中国，和南明小政府和晚宋小政府的处境并不相似。
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了正确的持久战战略，加上四川巩固的大后方，加上几个英雄上台表演，我相信中国不会亡国。更进一步说，即使中国单独作战，也是不会亡国的，只是会更加艰苦，时间更久。
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日本有史以来灭亡中国最好的历史机遇。日本利用中国千年大衰退和日本千年大崛起之间，巧妙的打了一个历史的时间差，却没能抓住这次机会。
揭开甲午战争兵败之谜：因为开枪不瞄准
代中国的士兵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人，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19世纪60年代，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中国，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了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义和团运动中，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戴，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名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败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因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说他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些拿着冷兵器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儿，对手净是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
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非得自己跟自己人打够了，才能有点模样。
第四章 近代战争秘闻
粟裕指挥的三野的八大败仗
粟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共歼敌250万，自身伤亡60万，长期与国民党中最精锐的部队较量，是五大野战军中战绩最大，损失也最大的一支部队，仅把所知道的粗略地归总了一下，供探讨，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战例的资料缺乏，水分也很大，仅作参考，给予补充。
一、泗县战役 1946年7月华野山东部队将第7军的172师包围在泗县城里，打了二天，华野损失惨重，第7军的171师也突破阻击逼近泗县，内外夹攻，华野不得不撤围，其中华野核心主力之一的鲁南第8师遭受重大损失，伤亡过半，从此第7军中便流传着“钢军硬，共军不敢碰一碰。”如果按“8师伤亡过半”的标准，那么泗县战役，光8师就伤亡5000人左右。再加上参战的2纵、9纵，此役，我军伤亡应在7000人左右，蒋军仅损失3000人。
二、淮阴之战 1946年9月，张灵甫率蒋军整编74师主攻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整编74师一路突破华野在运河与洪泽湖之间设置三道防线，到达淮阴城下，谭震林下令扒开运河大堤，放水也无法迟滞74师的迅猛攻击。18日张灵甫亲临一线督战，发起夜战，从共军各纵的结合部成功突破，用假口令诈开南门，对华野进行内外夹击，解放军反击未能奏效，全线崩溃，被迫于19日撤出淮阴。74师继续追击，又于22日攻占淮安，至此，蒋军控制两淮，张灵甫获三等云麾勋章。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华中主要工商区两淮的丢失对于华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三、第二次涟水保卫战 1946年12月，张灵甫统一指挥蒋军整编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以及新7军一部共5个旅二攻涟水，张灵甫吸取以往教训，以一部从西面攻击涟水，解放军措手不及，华野三大主力之一的第6师奉命回师增援，在涟水城外被74师重创，6师伤亡达5000人以上，完全丧失了战斗力。74师胜利攻占涟水。由于涟水接连失利，苏皖解放区绝大部分地区被蒋军占领，华中野战军主力被迫北撤山东。
四、南麻战役 华野歼灭整编74师后粟裕开始轻敌，认为胡琏的整编11师是个软核桃，1947年7月开始攻击南麻，不想胡琏花了二十余日在南麻村庄周围构筑了无数集团梅花形子母堡工事。共军每打下一地堡，仅仅消灭对手两三人，而自己却付出去了至少一个排的有生力量。这样进攻了三天，南麻纹丝不动，而黄百韬集团军的援兵已经到了。粟裕两面受敌，难以支撑，不得已下令退兵。粟裕手下的四个纵队伤亡惨重。蒋军损失在8000人，解放军大约在14000人。
五、临朐战役 南麻战役失利后粟裕为了鼓励低落的士气，匆忙中决定攻打临句的李弥，不想在发起进攻的时候，突然大雨倾盆，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弹药受潮，攻城受挫，士兵被洪水冲走，淹死不计其数，惨不忍睹，蒋军各路援兵纷纷赶到，不得已只得全军撤退。临朐战役华野总共损失11000人，被俘约500人，国民党损失5000余人。
六、土山集战役47年9月曹县战役（土山集战役），整编11师孤军突出到土山集、大义集一带，华野急于报南麻一箭之仇，调动5个主力纵队（华野1、3、4、8、10纵，中野11纵）设下口袋阵，欲包歼整编11师，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胡琏的18旅顽强守住土山集，经过3天激战，重创3、8两纵，同时大义集的11旅及时出击，打垮4纵阻击，猛烈从后攻击3纵后方，华野见势不好，迅速撤退。解放军伤亡4413人，11师伤亡3000多。
七、金门战役 金门战役就不啰嗦了，是公认的解放战争中我军的第一败仗，叶飞在回忆录《征战纪事》324页中说，我军伤亡近一万人，蒋军伤亡2.6万人。军科院《全国解放战争史》之五，179页称蒋军伤亡9000余人。事实是我军被俘7095人，牺牲2000人左右。蒋军伤亡3249人，其中伤1982人，亡1267人，据蒋军战后精确伤亡统计表。这是典型的歼灭战，前期双方各有伤亡，后期胜方抓俘虏。金门战役的失利对全局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国民党振奋了军心、民心，鼓舞了士气，共产党延迟了攻台的的最好时机。
八、南日岛失利 1952年10月8日，国民党“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派特务化装成渔民，潜入莆田外的南日岛探得知岛内兵力空虚，只有解放军1个加强连的兵力，胡琏认为这是偷袭的好机会。10月11日晨7时，胡琏指挥其麾下9000余众，分乘10艘舰艇，在8架飞机的掩护下，突然向南日岛发起袭击。我守岛部队顽强抗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少部被俘后被送往高雄。岛上的政权被摧毀，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到严重损失。
更大的悲剧是当日晚间，大陆不明情況就仓促派出援兵1000多人，携带武器不足，登岛后虽奋勇冲杀，毙伤国民党军800百人，但因寡不敌众，遭敌各个击破，全军覆没，损失1300余人，全岛一度被蒋军占据，当福建军区准备再调部队反击时，登岛的国民党军已全部安然撤退。得知南日岛获胜，蒋介石兴奋异常。这是三野自金门失利后的第二次重大失利，是二十八军自解放战争以来又一次大的损失。叶飞闻知，悲痛异常。
毛主席也来电严厉批评了福建我军在南日岛的失利。
一战定乾坤，淮海战役的那些牛人牛事儿
说起当年的国共战争，不少人的印象就是共产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武器装备战胜了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最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我们建立了新中国。这种印象是对的，因为事实也就是那样。但要进一步问共产党怎么就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能回答几句的就不多了，因为基本上教科书就告诉了我们这些。而更是由于长久以来我们的官方宣传固定不变毫无创新，以至于那些“陈词滥调”听得多了，产生逆反心理，进而对这段历史失去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实际上，这是一种损失，国共那些事，其精彩程度一点不比唐宋元明清那些事弱。
国共几十年斗法，共产党由原先盘踞在诸省交界处群山恶水里的游击队，进而发展到与国民党分庭抗礼，最后一举打败国民党夺得天下的过称，精彩纷呈。比历史上任何的改朝换代都来得曲折和富有戏剧性。而这台好戏的高潮就是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那边叫抗共卫国勘乱战争。而高潮中的高潮要算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了，此役过后，国民党精锐部队尽数被歼，再也无力发动战略进攻，败亡结局已经注定。而共产党问鼎中原，天下这只鹿已经快要追到手了。淮海战役结束后的10个月，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只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的声望到达了极点，手里的部队也扩张到惊人的数百万，雄才大略如毛泽东，也只是乐观估计5年能打败国民党，而国民党仅仅只支撑了3年。国民党就那么无能吗？国军战斗力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教科书告诉我们，共产党得民心，群众支持，毛主席说了，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完全正确，可是很不全面。共产党得到的支持也仅限于解放区，国统区的情况并不像现在宣传的那样，仿佛人人翘首以盼，等待被共产党解放。实际上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共产党就是赤匪，共产共妻，洪水猛兽。要不然淮海战役中杜聿明从徐州撤退时，怎么会有那么多普通民众裹挟在军队中一起逃走，躲解放军简直跟躲日本鬼子一样。国军将领无能吗？拿淮海战役几位主将来说，杜聿明邱清泉都是抗日时期的名将，曾指挥大兵团跟日寇作战并取得过重大胜利。黄维成名甚早，军事功底扎实，其手下12兵团前身18军曾让刘邓的中野吃过大亏，基本保持着对中野非胜即平的不败战绩。黄百韬更是一员悍将，其手下的第七兵团在历次对共军的战斗中未曾落过下风，黄非嫡系，完全靠这些战功才能立的住脚，他又岂是无能之辈？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参战部队都是精锐部队，老蒋的家底几乎全在里面，其战斗力的强悍是无可置疑的。而占据着全国绝大部分工业资源和财富的国民党，支持战争的潜力比共产党强得多，解放区大多是民穷财尽的乡村，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支持也只能尽力而为。况且，解放区也不大。可最后，国民党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整团整师整军，甚至整个兵团被成建制的歼灭，吃的连骨头都没吐出几块。
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用了上面一段篇幅如果能够引起你进一步探寻的兴趣，那么就算成功了。我们在长期固定不变的宣传模式下，已经习以为常的认为共产党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那是必须得，应该的，自然而然的。就像聊起朝鲜战争，我们都会很自豪的说我们志愿军如何如何在劣势装备下打败了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最后逼得他们停战云云，仿佛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是说起我们巨大的伤亡，就会心里非常不舒服，要是有人提起“人海战术”，更加会生气。我不想讨论所谓的“人海战术”，我更不怀疑我们胜利的含金量。
我只是想说：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像写好的剧本那样，会简简单单顺理成章的在舞台上演出。未发生之前，那是谁也预料不到结局的。比如，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苏联在我们边境上陈兵百万，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你并不一定知道，当时北京的首长们甚至都做好了南撤的准备。中苏最终没有大打起来，所以一些能让人不寒而栗的假设也就没有罗列的必要。而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些让如今的你我只剩下自豪连惊叹的情绪都没有了的伟大历史事实，之所以是那么个结果，那是经过了一个足以让人拍案叫绝也充满惨痛代价的曲折过程。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完成这个过程的那些埋没在历史故纸堆中的牛人，牛事儿，不应该被忘记，而应该被牢牢记住。
淮海战役，就是这么一个令人拍案叫绝又充满惨痛代价的过程，我忍不住想写一写。
第一节：没有想到的巨大战争
其实在淮海战役开打之初，国共双方无论是领袖还是前方指挥员，都没有想到这场仗会打那么大，最后变成了双方的生死之战。虽然双方都清楚，这场决定命运的生死之战迟早要来到，但明显，这来的比较突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至少，国民党那边没有。
蒋介石还沉浸在东北55万国军全军覆灭的悲痛之中，顾祝同认为共军刚刚打完济南战役，怎么着也得休整一下，所以留给中原战场上国军部署的时间还很宽裕。但是他们错了，共军一点休整的意思的都没有，济南的巷战还在继续，华野代司令粟裕就已经把进行淮海战役的计划发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略加修改完善后，痛快的拍板同意了。
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济南战役粟裕手底下的部队没打爽。原来9月份华野在攻打济南时，用了一大半兵力进行阻援，没想到援军根本就没有来，济南城就打下了。打胜仗的部队自然兴高采烈，可负责阻援的部队却失望了，闹来闹去，没放一枪，这济南就解放了？70多个团埋伏在哪里，结果连敌人一根毛都没看见，大家相当不爽。于是部队求战心情那个高涨，粟裕一看，正好，打济南伤亡也不太大，于是立刻就制定了淮海战役的计划，满足大家伙想打仗的迫切心情。
可这个淮海战役的计划并不是后来的那场大决战式的淮海战役，这个计划跟它比起来，小巫见大巫，顶多属于小打小闹而已。粟裕的目标仅仅是拿下两淮即淮阴淮安，高邮宝应，打下后看情况再打连云港，海州，把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认为可以，不过胃口小了一点。他站在战略的高度，认为以华野现在的力量，完全可以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他早就瞅准了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10w来人，非嫡系部队但是实力较强，可以打一打。况且，打了黄百韬妙处大大地。这招棋后来被认为很高明，以后再说。
于是粟裕就开始着手准备了。这个时候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粟裕都没有想过要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只不过是普通的一个战役计划而已。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战争按照他的惯性不断展开，双方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最终，战争的规模无可避免的扩大化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地跨江苏，河南，山东，安徽四省的广大战场上，投入了一共140w军队，进行了一场规模罕见的大决战，经过65天的艰苦鏖战，我们知道，最终共产党取得完胜。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方面一直在主动选择，根据形势变化迅速做出正确判断，然后周密部署，其谋略和战力都发挥到了极致。而国民党方面一直在被动接受，根据形势变化做出错误选择，然后朝令夕改，举棋不定，战略出现重大失误，战力被严重削弱。就好像两个人比武，一方占尽先机，功力虽弱但招式巧妙，武功发挥到了极致；一方处处受制，内力深厚却施展不开，最后只能窝囊的败给对方。
憋屈，这是我看完整个战役全过程之后送给“国军兄弟”的评价。
让我们先看看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
共军方面：参战部队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共有60多万人。指挥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主要是粟裕指挥）
国军方面：邱清泉所部第二兵团，黄百韬所部第七兵团，黄维所部第十二兵团，李弥所部第十三兵团，孙元良所部第十六兵团，李延年所部第六兵团，刘汝明所部第八兵团，以及冯治安所部第三绥靖区，还有战役期间自东北战场撤到蚌埠的两个军、自长江中游增援到浦口的两个军共计80多万人。指挥员：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摆设）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实际指挥），各兵团司令。
双方武器装备：国军方面参战部队多数是嫡系主力，大部分美械装备，拥有坦克，飞机，火焰喷射器等先进武器。共军方面华野好点，但是没有坦克飞机，重武器有限。中野基本没有重武器。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国军总共调动的兵力达80w没错，但是实际上兵力并不占优，由于部署问题，黄维兵团是后来增援到淮海战场上，并不是一开始就部署在那里。李延年兵团也实际上被中野阻援部队挡在外面无法与黄维兵团靠拢，基本上作用不大。后来黄维兵团开进战区，国军兵力也不占优，因为黄百韬兵团已经被歼灭了，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了（囧）。我这么说其实已经很偏袒国军了，人家共军战术巧妙，就是让你增援的进不来，进来时被包围的已经被歼灭，掉过头来又把你增援部队包围了。所以淮海战场上老出现这样不可思议的情况：兵少的一方老包围兵多的一方。
简单说，淮海战役是这么打的：黄百韬先被华野包围，杜聿明指挥邱李兵团去救援，被阻援没救成。黄维兵团也来救援，被中野阻援。李延年也来救援，一样被阻援。黄百韬挂掉，杜聿明退回徐州。黄维被中野包围，后来华野来帮忙打。于是，李延年想靠拢黄维，被阻援，杜聿明离开徐州来增援，被阻援。最后，黄维挂了。杜聿明被两大野战军接着包围，这个时候李延年跑了，杜聿明在包围圈中熬了40多天，最后也挂了，战役结束了。
太憋屈了，这样的力量对比，这样的结果。
一方太憋屈，另一方只能是太爽了。1948年这一年，共产党比较爽，因为这一年国共双方的形势发生了180°大转弯。一年前，毛泽东还是比较纠结的，那时候他想的还是如何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因为当时的局面还比较严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山东的陈毅粟裕，晋南的陈赓谢富治从两边策应，三路大军跃进中原，把主战场推进了国统区。可是，进入中原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三路大军很快陷入了不利局面。特别是大别山中的刘邓，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下，腹背受敌，12w大军锐减至5w。
中原战场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走一招酝酿很久的棋。
第二节：不想执行的命令
1947年上半年，共产党的日子貌似不好过。“西北王”胡宗南领着20w国军打进了共产党的老巢延安，毛泽东向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大手一挥，撤。于是共军有计划的从延安撤退。胡宗南几十万人马就占了一座空城，给高兴坏了。向老头子谎报战功，说是取得延安大捷，俘敌数万云云，蒋介石也被忽悠了，全国通令嘉奖胡宗南的重大战绩。可没过多久，胡宗南就被没走远的共军兜头一顿组合拳，凿的满头包儿。彭德怀领着西北野战军分别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地的胜利，老胡一次次想寻解放军主力决战，一次次的扑空，人家就是不跟你决战，就是跟你打游击，抽空子捅你一刀就跑，老胡别提有多郁闷，部队士气严重下降。
可是长久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况且山东那边国民党也是重兵围剿，压力也很大。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走一步险棋，你不是把兵力都集中起来打我陕北和山东吗？你能来我就能去！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路经过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至8月27日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尔后，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陈谢大军挺进豫西，三军构成品字形，协同作战，把战场推进了国统区。这招很厉害，不仅牵制了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国军兵力，而且把战火烧到了国民党的后院。但是，一路打过去，刘邓大军损失也很厉害，加上后来的重兵围剿，中野虽然拼尽全力左突右挡没有被“剿灭”了，但也是元气大伤。
1948年1月，刘邓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于是向毛泽东发电报，希望能调动一支友军，吸引一下国军的注意力，最好让友军牵着国军主力走开点，否则这么死磕下去，自己的这点家底儿迟早要打光。这个友军就是指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
于是，毛泽东决定走那招就已酝酿好的棋。那就是派华野的三个纵队渡江南下，在江南搞点动作，以此吸引敌人主力南下，也能开辟新的战场。这叫做：“变中原为华北，变江南为中原”，这话是陈毅陈老总说的。
这步棋毛泽东早就想好了，早在刘邓挺进大别山之前，毛泽东就有跃进江南的计划，到敌占区的纵深建立新的根据地，虽然危险，但是对于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的共军来说，也不值一提。执行任务的人选就是华野副司令粟裕。
命令发下去，被命令者粟裕客客气气犹犹豫豫的回电：不想去。
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举动，中央军委的决定，毛主席的命令，岂敢违抗？粟裕，你想造反啊？
粟裕不想造反，也没有昏头，他只是想跟中央商量商量，因为他有一个想法。他这么做，也很犹豫和顾虑。电报在兜里揣了一个月了，反复斟酌考虑要不要发出去。他深知，华野渡江，是毛泽东运筹已久的一项重要战略，他一个华野副司令，只管好部队打仗的事就行了，战略决策方面那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考虑的事情，自己越俎代庖替中央军委考虑战略，这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中央会怎么想？电报早在一个月前就写好了，就这么犹豫着一直没发出去。最后，他再次想了想自己的理由，还是把电报发给中央，电报的最后写着“斗胆直呈”四个字。
1948年1月22日，粟裕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提出应将中原三军，以“忽集忽分”之法由刘邓统一指挥，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没有直说，但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下江南，不想去。
这个时候他的老搭档华野司令兼政委陈毅正在中央所在地陕北杨家沟，来的目的不是跟老朋友唠嗑，正是与毛泽东讨论华野渡江这事。陈毅很拥护中央的决定，毛主席连未来东南野战军的人事安排都亲笔拟好了。这个时候，粟裕的电报来了。于是毛主席和陈毅研究了粟裕的建议，经过集体复议，中央决定：维持既定决策。
收到中央回电，粟裕知道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于是回电这年5月实施渡江，现在开始整训部队，做渡江准备。
事情没有完。3月陈毅从杨家沟回到部队驻地河南濮阳时，发现粟裕不想渡江南下的态度没有改变。粟裕的理由是：带3个纵队下江南，固然能调动一些敌人，但是蒋介石不可能把他的四个主力部队掉过去跟他在江南打游击。这几个主力掉不动，下江南也就没有意义。再说部队下江南并不简单，这么一去敌占区，群众条件差，三个纵队12w人正常减员也得掉个3，4w，与其这么损失，不如留在这里打几个大仗。陈毅听完粟裕的汇报，感觉这事比较难办，这中央都已经开会定下来的事，要改变可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到底是你粟裕对还是毛主席对？
陈毅一直以来对粟裕比较赏识，对他的工作很支持。但这事太大，陈毅也很为难，意思是你自己跟中央去说吧。
粟裕还就真的去说了。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致电中央，希望暂不过江，他说，以上是个人不成熟意见，加上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粟裕在三个月内两次斗胆直陈，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急电陈毅和粟裕马上到中央面谈。
这里有个典故。粟裕秘书鞠开回忆，毛主席迎接党内人从不出门，唯独粟裕来时他迎出大门，并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此时，粟裕与毛泽东分别已经是十七年之久了。为什么当时毛泽东对粟裕那么重视？粟裕只是华野副司令，他的意见为什么那么重要？且听我慢慢道来。
第三节：粟裕的崛起
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城南庄，毛泽东亲自走出大门，迎接这位麾下的爱将。当年，红军战略转移后，毛泽东一度以为粟裕已经牺牲，还在延安开了追悼会，如今再见，粟裕已是一位军功卓著的战将。长征一别，再见面已历17载，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两人紧紧握住了手。
粟裕，湖南会同人，生于1907年，侗族人。有趣的是粟裕生前一直认为自己是汉族，直到1988年经民政部门考证，粟裕其实是侗族。与其他开国元勋相比，粟裕成名较晚，只在解放战争初期才声名鹊起。淮海一战，粟裕横空出世，指挥大兵团作战，纵横捭阖，完成了整个战役歼敌总数的80%。此战之功大，足以名垂青史，与历史上任何一位名将媲美。
而在这之前，他的日子一直不好过。他没走过长征，因为当时他的部队奉命掩护主力转移，这么边走边打，没走多远就全军覆没，只有粟裕带着少数人突围出来，死里逃生。以后就一直带着部下在南方的山里打游击。这样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粟裕善打险仗的指挥风格。共军里面的战神林彪没听说佩服过谁，唯独对粟裕比较钦佩，说“粟裕尽打神仙仗”。还要求部下收集粟裕指挥的战役战役资料，一个人关在屋里研究。
粟裕的成名之战，是七战七捷，这是典型的“神仙仗”。1946年7月，国民党军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粟裕领华中野战军3w多人拍马迎战。一个半月之内打了七仗，七战七捷，共歼敌5.3w余人，歼灭的敌人比自己的总兵力还多，一时令共军上下士气大振。他每战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吃掉敌人一部，管你一共多少人，我就集中兵力先吃掉你这一小部，然后转移，瞅准机会再吃掉你一部分，一次次的来，屡试不爽。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你给我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包围人家一部，吃了就跑。弄不好就会被反包围，毕竟手头的兵力就那么点，这只能说是个极其考验粟裕业务能力的技术活儿。而粟裕凭着精湛的指挥，漂亮的拿下了完成了这次考验。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高兴，对粟裕刮目相看。亲自起草电报把粟裕这一仗进行了全军的推广宣传。毛何许人，你会打仗有才能岂能弃之不用。1947年1月，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华野司令是陈毅，可是毛泽东电告陈毅：“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陈老总何等胸怀，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大力支持粟裕的工作，成就了一段“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佳话。此后，粟裕连续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泰蒙战役，歼敌无算。1947年8月，粟裕指挥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艰苦鏖战，全歼了国军五大主力中排名第一的整编74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举国震动。
此时的粟裕，风头正劲，在强将如林的中共军内，其地位也隐隐有赶上那几位成名已久的大将之势。
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涯，也让粟裕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粟裕一生负伤6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当年南昌起义，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爆头都没死，粟裕真神人也，难怪打仗这么厉害。）可是这个伤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每逢战况紧急精神高度集中便会头疼欲裂，屡次晕倒。但战争年代无暇休息，这对粟裕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建国后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头不能左右移动，连吃饭时饭菜也要摆成一条直线。后来朝鲜战争毛泽东点将，本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粟裕，可惜粟裕那时候病情严重，实在有心无力，否则朝鲜战争若是粟裕指挥，必将是另外一番场景，令人神往。闲话休提。
时间转到1945年5月，由于粟裕对毛主席渡江南下的战略，在三个月内连续两次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对于手下这位能征善战的虎将的建议，毛泽东不可能不慎重考虑。于是毛泽东电令陈毅粟裕马上到中央来一趟，面谈商议此事。于是就有了开头一幕。毛泽东对手下这一员能征惯战的勇将的意见不可能不重视。
粟裕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详细的进行了汇报。于是中央决定开会研究讨论。城南庄会议开了7天最后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同意部队暂不过江。但是，交给了粟裕一个任务，那就是粟裕必须在4到8个月内，在江北歼敌6到12个旅。
这等于给粟裕立下了一个军令状。
第四节：军令状
军国大事，岂同儿戏？你说不过江就不过江啊？你说能在江北打大仗，那好，你先给我打打看。这回中央够给粟裕面子了，毛主席也够尊重粟裕的意见，压力重重的落到了粟裕的肩膀上。
在这里插句题外话，对比蒋介石和毛泽东，不说其他方面，就是在知人善用和听取意见上，毛比老蒋高出不是一个档次。蒋介石宁可任用忠于自己的蠢材，也不会任用不听话的人才。不论解放后那些事，单论革命战争年代，老毛本身水平高，高瞻远瞩，做出的很多决策都是高明的，正确的。但他再高明也不能事事预料如神，他本来就是人而不是神（为什么后来人们要把他神话呢？神话打破又把他老人家贬的一无是处，中国人就是爱折腾，呵呵）有时候身临其境的人意见往往更加符合实际，而毛泽东是能听的进去的，并且会将正确意见进一步补充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蒋介石除了政治手腕厉害外，军事指挥方面才能实在是平平。但他没有自知之明。总是插手遥控前线指挥，朝令夕改弄得部队不知所措。而他疑心又重，前线指挥员明明知道老头子又在瞎指挥，可是为了避免失宠，又不敢直言相谏，谏了也未必听得进去，这也是导致国军屡屡贻误战机的重大原因。杜聿明晚年感叹：即使把一个最差的计划坚决执行到底，淮海战役也不至于打成那个样子。也是暗指老蒋当初的瞎捣乱。在知人善用方面，老毛更是有一套，粟裕强在军事，陈毅强于宣传和政治工作，所以当初任命粟裕时毛泽东就电令陈毅：作战指挥粟裕负责。而作为一把手的陈毅胸怀何其宽广，不仅不会心生嫌隙，而且利用自己在部队的威望大力帮助粟裕扫清指挥障碍，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至今令人敬仰。整个淮海战役期间，老毛的电报屡屡有如下字眼：一切事宜临机处置，不必请示。老蒋屡屡如此：弟部向某某方开进，坐视某某部被歼，将使我亡国亡种。境界之高低立判。
回到正题。重任在肩，所幸方向正确，所以粟裕也就放下包袱专心寻找战机了。毛泽东让他打邱清泉所部第五军，这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经历过印缅战场洗礼的部队，全式美械的机械化兵团，实力很强。粟裕刚渡过黄河，邱清泉很机警，立刻带着部队进入山东与其他部队抱成一团。想包围我，门都没有。粟裕一时无法，摊看地图思考一番，果断下令甩开邱兵团，掉头直扑河南开封。开封兵力空虚，粟裕手到擒拿，一举攻克。共产党都学了毛泽东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军事思想，只蒙头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可蒋介石不同，河南省会被共匪攻占，岂能坐视？蒋介石急忙调集5路大军前往增援。可粟裕打开封不仅仅是为了歼灭区区开封一城的兵力。开封只是个餐前甜点，粟裕还没吃饱呢。就是要吸引你过来，怕的就是你不来。果然邱清泉急于给老总统立功，挥兵直进扑向开封。粟裕立刻弃城，回头迅速切下了迟迟疑疑墨迹在后的区寿年兵团，不用客气，包围歼灭在睢杞两县。邱兵团实力雄厚，不宜硬碰硬，咱先躲一躲，但吞掉区寿年兵团还是绰绰有余。这些招数，粟裕在七战七捷中已经耍的纯熟，这时候运用起来，轻车熟路。指挥是门艺术，粟裕确实是个艺术家。
区寿年当年跟粟裕有交情，是老朋友，在兵团被歼灭自己被俘虏后，两老朋友战场聚餐，当然粟裕做东。仗打输了，交情还在嘛，这时候区寿年格外重视这份交情，就怕粟裕装作不认识他了。幸亏粟裕记忆力不错。老区一阵激动，忍不住提醒粟裕：粟司令艺高胆大，我很佩服，但我劝你，现在还是赶快撤吧，四路大军即将成合围之势，弄不好要成瓮中之鳖。言下之意是你打我算是挑软柿子捏，可其他几路大军可不是吃素的，得了便宜赶紧跑吧，要不然要吃大亏。粟裕岂能不知战场形势，笑笑说吃菜吃菜。
吃完饭，抹抹嘴。粟裕转头又包围了正在疾进增援的黄百韬兵团。你们这几路大军不是要包围我吗？我先包围了你这一路再说。按理说，区寿年说的也对，面对几个方向上扑来的援军，你不赶紧跑极容易被包了饺子。可是粟裕岂是常人思维，我就是行常人不敢行之事。结果这样一来其他几路援军竟然停了下来。真是应了兵法那句话：兵者，诡道也。他们被胆大如牛的粟裕给吓住了，害怕其身后还有更多的援军。再者国民党将领的老毛病在作祟，人人都想保住自己的实力，不肯争先出头，于是坐视粟裕耀武扬威，差点把黄百韬提前给俘虏了，如果那样的话黄连在淮海战役上演出的资格都没有了。老黄也急了，一个兵团司令亲自坐上坦克指挥突围，也填补了国军一项历史空白。拼了老命总算突围出去，蒋介石给他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这就是豫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四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等共九万余人。仅此一役，粟裕就完成了自己给毛主席立的军令状，时间只用了20天。此刻是1948年6，7月份，济南战役还没有开打。话虽说得痛快，但实际上这是个险仗，华野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整个战役也没有这么顺利，但提那些就扫兴了不是？七战七捷那种低概率事件也不能总发生，总的来说，豫东战役是比较漂亮的。
豫东战役的胜利，扭转了中原战场形势。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战役进行时，蒋介石把山东的兵力都调到了河南，山东此时兵力空虚，毛泽东岂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命令粟裕立刻回师山东，打济南。
第五节：整风
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我写的是淮海战役，老说前面这些事干什么？你不要急，任何事情都不能割裂开来去说，特别是战争，不把这些前因后果背景铺垫介绍清楚了，后面的大餐也上不来。为啥？用点抽象的说法吧，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因哪有果，没有解放军前面这一系列的动作，哪有后来展开淮海战役的决心和勇气？解放战争是一盘棋，不是攻一个山头拿下一个阵地那么简单，这是个层层推进的过程。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点一点讲。还有就是，我尽量把这场战役写的“故事化”一点，以求生动好看，让对这段历史不是感兴趣的朋友看完之后，起码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假如有人问起，可以简单叙述一遍，这就够了。所以不打算罗列很多数据和资料，那样通篇密密麻麻的数据和部队番号，看起来太枯燥。但是我准备写之前查阅了大量资料，尽量做到不胡说不杜撰。但有的地方如果出错，还望包涵。闲话休提。
话说1948年9月，粟裕指挥济南战役。蒋介石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所部固守济南，而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集中17万人的3个机动兵团伺机北援。济南城的防御不可谓不坚固，王耀武集中兵力约11万人，在济南外围县镇及制高点构成外围阵地，各阵地内均构筑众多的工事碉堡，形成能独立作战的支撑点。华野还是老办法，部队分为围城和打援两部分，为了防止徐州之敌增援，华野动用了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原以为攻打济南城会比较艰苦，谁知王耀武不济事，战斗进行了8天济南城就被攻陷了，加上起义的国军一共被歼灭10余w人，缴获量多，连总司令王耀武自己也被俘虏了。可怜这位抗战名将，在打日本鬼子的战场上功勋卓著勇不可挡，可打起内战来却甚不如意，最后做了俘虏。其实王将军并非这么脓包，他指挥作战能力很强，否则也不可能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但正所谓大势所趋，国民党颓势已显，老王即使在济南战役表现好点也不过多增加华野的伤亡而已。后来老王给关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时，据说学习态度是最好的，后来也是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我揣测，老王打鬼子行，打内战不行，是否思想早就动摇了？呵呵。
此战一胜，极大地增强了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信心。共产党的仗越打越顺利，打起仗来也就越来越大胆。以前也就只擅长打打游击战，现在渐渐迈入大兵团作战的殿堂，所以，进一步发动大的战役也就有了底气。
在济南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巷战还在激烈进行时，粟裕就已经制订了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前面说过，华野用了大部分兵力去打阻援，结果竟然没打上仗，国民党压根儿就没来增援。这使粟裕察觉到，国民党现在是不愿意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跟我们打大仗。有名言说：永远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这话反过来，就是永远要坚持做敌人不愿意你做的事情。于是，粟裕认为该再接再厉，跟国军再打上一场大仗，于是淮海战役的计划就形成了，粟裕的计划是：攻占两淮即淮阴淮安，高邮宝应，把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计划跟后来的淮海战役不是一回事。
大战在即，部队一方面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另一方面，一场整风运动却开始轰轰烈烈的展开。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一个月，中央要求华野在曲阜召开一个为期20天的师以上干部会议，重点整顿部队加强纪律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部队要打大仗，就必须强调纪律性问题，各部队必须要统一，集中，指到哪儿打哪儿，有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是大规模战役胜利的基本前提。第二，就是统一指挥的问题。中央要求全军一定要服从粟裕的指挥，可是，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说白了，粟裕在军中的资历浅，不少人不服他，不愿听他指挥。华野是47年由山东八路军和江苏新四军合并而成，出身新四军的粟裕，指挥起来时时会有一些障碍。部队是很讲究资格的，你说那些老八路，走长征过草地翻雪山九死一生摸爬滚打过来的老资格，他们只服自己的老领导，这时候来一个粟裕，要我们都听他指挥，他算哪根葱？
其实，早在打济南之前，打豫东战役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明显。这时候，陈毅帮了粟裕很大的忙。陈毅在部队里很有威望，那是老资格中的老资格，粟裕当年还是个班长，是个红小鬼的时候，陈毅就是政治部主任，地位仅次于朱毛，所以军队里那些骄兵悍将可以不听粟裕的，没人敢不听陈毅的。早在1948年5月豫东战役前，华野就专门开了个高干会议，朱德和陈毅亲自到任，把那些不听话的将领一个个提出来点名批评，内容就是不能搞军阀主义，一定要听粟裕指挥。这次的师以上干部会议，重点仍然是这个问题。
没有老领导老搭档陈毅的坚决支持，粟裕在华野的工作会很难进行。这里还有一点插曲，在城南庄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让陈毅去中野任副司令，升粟裕为华野司令兼政委。这可急坏了粟裕，没有陈老总压阵，部队里的那些老资格谁能压得住？于是再三要求陈毅仍回华野。最后老毛还是给了个折中的方案：陈毅到中野工作，仍保留华野职务由粟裕任华野代司令代政委。毛泽东为什么在大战当前调离部队主将，这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任何环境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队伍，都逃不开人事，人情的纠葛，国民党内有派系之争，共产党内也是山头林立，只不过是个内部协调的问题。一直在说共产党积极备战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干什么呢？
第六节：派来一只猪
1948年10月的徐州，正处于危机四伏的态势之下，解放军攻克济南之后，中共两大野战军华野和中野分别位于徐州的北部和西部，大有合流之势。
在全国各个战区，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徐州，他在这里投入了四个全机械化兵团，六个绥靖区，是关内最大的指挥中枢，当时，蒋介石在中原分设了两个剿总，汉口的华中剿总下辖35w人马，而徐州剿总则以60w大军屏障南京的大门。
这是因为，徐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地处中原南北要冲，两条横贯东西和南北的铁路，陇海和津浦从这里交汇而过，是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扼守江淮的中原锁匙。而徐州又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是个“四战之地”，既是战略重地，又无险可守，那自然极容易爆发战争。自古以来，徐州有文字记载的战事大大小小打过360多仗，中国的版图上，没有那块地方像徐州这样经受过如此多战火的洗礼。
那么，徐州剿总司令这个人选就显得非常重要，那必须是“国之栋梁”一类的人才能胜任。而蒋介石让谁当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他选择了他的学生刘峙。
刘峙，黄埔一期毕业，从北伐时跟随蒋介石，到现在军衔已经混到二级陆军上将。听上去这可能是个戎马一生，功勋卓著的人物。可实际上他除了在北伐时运气好混上了“福将”的名头，后来的经历中鲜有战功。抗日时是著名的“长腿将军”，创造了十余天内溃退千里无人能超越的逃跑记录。这个人全凭对蒋介石的忠诚得到提拔任用。这么一个人，蒋介石却把徐州剿总60w人马交给他，这是一种自取败亡的任命。刘峙上任后，南京城里一片风言风语，有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就算不派一只虎，也该派一只狗，怎么派了一只猪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只猪也算是“不负众望”，在淮海战役中坚决不做英明的决策，不断做出愚蠢的部署，有始有终的捍卫了自己蠢猪的名声。国民党失败后，刘峙一度混的很惨。1949年逃往香港，但在九龙竟遭土匪抢劫，竟落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台湾方面又以他滞港久未归队，取消其战略顾问资格。最后没办法流落到了印尼，以教书来糊口。估计蒋介石也是“怒其不争”到极点，诚心撇下他不管了。后来还是老朋友顾祝同何应钦说情，台湾当局才给他一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虚职，让他回来养老。从此他在台湾寓所深居简出，不再露面。
其实，蒋介石是知道他这个学生的水平的，所以给他派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杜聿明做徐州剿总副司令，由他实际负责战役指挥。明知刘峙难堪大任，为什么蒋介石还要委以大任呢？原因也很简单，他要保证手底下这60w人马对自己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刘峙无能，但他听话。其实有一个人蒋心里清楚是能担此大任的，但蒋就是不给他兵权，这人就是白崇禧。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为人精明多谋，领兵打仗也有一套。但他是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是地位仅次于“桂系”老大李宗仁的2号人物。白和蒋的关系有和与不和，套用一句很熟悉的话，但要反过来说，那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蒋北伐，抗日时，多得白崇禧出谋划策，是重要智囊人物，蒋对他很倚重，可另一方面，白崇禧历史上曾经三次逼蒋下野，是党内蒋介石的重大威胁。所以，蒋介石对白崇禧那是相当的猜疑。这样的关系，蒋介石怎么可能把重大兵权交给他？
后来，形势危急，蒋介石也是国难思良将，顾不得什么派系矛盾了，把白召来南京，想让他统一指挥两大剿总，可这时候白崇禧反而不买账，说什么也不肯就任。淮海战役一结束，白就联名发布通电要求蒋下野，为此，蒋深恨之，到了台湾后，给他一个闲职。后来传言，李宗仁回大陆后，蒋觉得白失去了牵制李宗仁的价值，就派特务暗杀了他。真实与否，也不作讨论了。但是个人认为，白这个人只有小聪明没有大远见，原因有二：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道理他难道不知道？“国难”当头还忙着派系斗争，不肯临危受命挽回败局。二，明知跟蒋已有了无法化解的矛盾，还被蒋介石诓去台湾，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李宗仁就很清楚这一点，他直接去了美国，后来辗转回了大陆，受到大陆方面热情欢迎。
所以，一开始国民党在用人方面就大大的不妥。共产党用的是能征惯战的勇将粟裕，外加征战多年老谋深算的刘陈邓等人，国民党用的是除了对蒋忠诚别无长处的刘峙，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了。
第七节：国民党的部署
济南战役后，徐州剿总开始收缩兵力，他们的部署很有创意。至十月底，其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几十万的大军挤在铁路两侧，浩浩荡荡，非常壮观。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为了阻止共军南下，屏障首都南京。这个想法似乎也很合理，兵力这么集中，共军无论攻击哪一部，都可以迅速增援，就不怕被他们包围歼灭了。看来，国军已经被共产党的“围点打援”战术弄得有点闹心了。
后来，辽沈战役爆发，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11月2日结束，不到两个月时间，蒋介石在东北的55w精锐之师就被消灭的一干二净，局势越来越严重了。共产党越打胆越壮，实力越强，看来，中原地区的决战不可避免了。蒋介石在中原分设了两个剿总把兵力分开，白崇禧第一个反对，他认为在中原不应该分设两个剿总，而应该合并两个剿总由他亲自指挥，蒋介石岂会听他的，你领着你的35w人安的呆在武汉待命吧，别的事少操心。结果后来白非但不操心，也不听命令，老蒋要掉他的部队去增援，白说没门儿。
徐州危及，蒋介石让国防部作战厅给点意见。作战厅报给他两个方案。一是放弃陇海路上的据点，兵力收缩至徐州到蚌埠间的津浦路两边，做攻势防御。第二个是放弃徐州，大军退守淮河南岸。但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到底要不要放弃徐州。白崇禧的观点也是认为不应该在徐州屯重兵，守江必守淮，大军应该放在蚌埠。徐州是四战之地，难守易攻，大军集结在那里很不明智。当然，蒋介石照例是不鸟他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一贯是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倾向于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开战初期，胡宗南拥重兵打进延安，毛眉头都没皱就果断放弃延安，才有了今天的形势。但让蒋有这样的决心，就比较难了。前面说过，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还没打呢就放弃徐州，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毕竟那个时候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攻下一地叫解放，国民党那可是叫沦陷，字面意思上看，就可以知道双方的心态。这也足见蒋的军事思想比较落后，一直专守防御战略思想。
蒋介石一直在犹豫，一直拖到11月5日，才最后下命令，将陇海路兵力撤至徐蚌之间做攻势防御，这就是国民党的徐蚌会战计划。
而这个计划，国民党最终连施展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计划被送到正在东北葫芦岛指挥撤退的杜聿明手上时，他气苦了。古往今来，就没有这么布阵的，国防部的这帮人，真tmd有才！
前面不是说杜聿明给刘峙做助手吗？怎么跑到东北去了？这没办法，就一个会干事又忠诚的杜聿明，蒋介石拿他做救火队长来使。在徐州时，杜聿明已经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正要准备实施时，被蒋介石叫上了飞机，拉到东北去指挥部队撤退，那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如果那个计划被实施了，淮海战役的面目也许会有所不同，历史就是这么巧合，国民党一直走背字。
那是个什么计划呢？杜聿明和参谋长文强计划佯攻济宁，目的在收复济南，把津浦路打通，这是一步先发制人的棋。后来杜聿明被蒋介石拉到东北去救火，这计划就搁置了。因为总司令刘峙有自知之明，他认为这么大的仗我可指挥不了。这段历史出自被俘后已经晚年的文强之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而让杜聿明上火的这个徐蚌会战计划，是出自国防部作战厅的手笔。而这个作战厅厅长叫郭汝瑰，这个人我想不少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中的最大的间谍。
第八节：作战厅，谁的作战厅？
历史有时候会有点黑色幽默。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竟然是共产党的人，这个作战厅，到底是共产党的作战厅还是国民党的？
这等于两个人打架，一方的大脑中枢神经已经被另一方控制，这样动起手来，是个什么后果？而这份作战计划恰恰出自郭汝瑰之手。共产党替国民党制定作战计划打共产党，很滑稽的一件事。自然，这份作战计划的副本通过特殊渠道很快就传到了共产党领导人手里。可是当时形势变化太快，那个徐蚌会战计划刚开始执行就完全走样，所以这份重大情报没有起到作用。
郭汝瑰，黄埔5期毕业生，早在1928年就秘密加入共产党。他在国民党内左右逢源，混的如鱼得水。他既是陈诚派铁杆，又和其他派系关系不错。他既是黄埔毕业，又是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根红苗正”，长期在国防部高层任职，蒋介石很信任他。老郭当年也是经常出入蒋介石官邸汇报工作，可谓红人。这么一个人如此出身，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的间谍呢？原来人家老郭一开始思想上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熏陶，读了很多列宁马克思的著作，当时也是坚定不移的入了党。可后来，蒋介石当权后开始反共，屠杀共产党，于是老郭就陷入危险局面，不得已就去了日本留学，这就跟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学成归国后，老郭官运亨通，受到陈诚赏识一路爬到高层，可是愈爬的高，见到国民党的腐败愈失望，一个偶然的机会，老郭又重新和组织恢复联系，这时候已经是1945年。老郭想到延安去，可是组织上说你到那边作用不大，不如就在这里做点工作。于是，老郭开始了他的卧底生涯。此后老郭不断将一些重大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上海的董必武手里，成为“潜伏在党内最大的匪谍”。1949年国民党即将失败时，老郭向组织要求归队，可组织要求他临走再干一票，如果可能带队伍起义过来。老郭咬咬牙就去干了，谁知还挺顺利。老郭希望下部队去带兵为党国尽力，蒋介石很感动就让他去四川组建72军，最后还让他当22兵团司令。老郭顺坡下驴，把72军内的特务反动分子一一剪除，安插上自己信任的人，再向国民政府要来一大批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等到解放军攻来时，老郭通电起义。蒋介石听到消息后是个什么感受，不妨想象一下。
这就是老郭当年的主要事迹，如果拍成电影，可以取名《无间道》。
解放后老郭一直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虽然立了那么大功，可是组织上只给他起义将领的待遇，很多事情原因很复杂，也不便详说。总之入了这一行的人，保密原则就是一生需要遵循的规矩，所以也不可能拿这些去高调宣传。历次运动老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老郭都理解。但让他委屈的是，那边大骂自己是共产党的匪谍，这边长时间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一直到80年代才重新确认了这段历史，光荣入党。老郭这辈子挺传奇也挺委屈，幸好干间谍工作的人神经粗硬非常人可比，老郭一直不气馁，坚持申请入党，最后也算结局圆满。
作战厅可不仅仅是老郭当年一个共匪孤军作战，有的“同道中人”由于各自领导不同老郭也不知道，情报工作嘛保密是必须的。曾经闹过这样的现在看来是笑话的事，老郭当年为了自保，就向上面检举自己的对头“桂系”铁杆刘斐是共产党，而刘斐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官也不小），平日里这两人由于派系斗争总闹别扭。一听老郭这么说，刘斐也指责老郭是共产党，这风波闹的沸沸扬扬。可你猜怎么着？
这刘斐正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他也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又一个卧底。于是两个卧底互相检举对方是卧底，这戏唱的，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
老郭虽然隐藏的很好，但国民党里也有明白人，一些要员就很怀疑他。邱清泉“邱疯子”就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骂国防部已经被共匪包围了，是亡国的国防部。算被他骂对了。杜聿明更是一直怀疑老郭是共产党，可惜没有真凭实据，人家官大，也不好随便揭发。这里面还有一个典故，说是杜聿明有一回去老郭家里做客，发现老郭家里沙发腿上竟然打着补丁，杜心里就嘀咕上了，我在党内算是很清廉的人物，这个郭汝瑰比我还清廉，不大像我党人士。从此以后，杜每次向蒋汇报军事机密，都要避开老郭，平时什么事也不给老郭说。解放后，一个被俘改造了十年，一个不被承认一直在军事学院教书，但两人关系倒一直不错，最后在杜弥留之际，老郭去医院看他，杜拉着老郭的手说：你当年是不是在为共产党做事？老郭沉吟良久答道：“光亭兄，我们只是见解不同而已。”
这些故事可以说明当初共产党的情报战无孔不入，达到了另人恐怖的地步。虽然战场上的硬实力依然是国民党占优，但是，即使你生在那个年代，你如果知道这些情况的话，谁将获得最后胜利心里恐怕已有了答案。
前段时间电视剧《潜伏》热播，如果当初国民党那些人物依然健在的话，看了这个，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在后面还要说几位现实版余则成式人物的故事，相信他们的经历比电视剧的描写的精彩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下面，我先说一位策反了国民党两个师兵力的人物的故事。这两个师的战场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走向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九节：策反
共产党在发动淮海战役前几个月，各项准备工作就已经秘密进行了，情报工作更是不例外。
杨斯德，时任华野十三纵民运部兼联络部部长。1948年9月，他秘密潜入第三绥靖区，作为陈毅的代表，与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络。他去干什么？自然不是去和老朋友唠嗑，他又去策反了。为什么是又？因为这事他已经干过一回了，而且成功了，所以很有经验。莱芜战役，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的5w多部队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气的当时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大骂道：“5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10w人守济南，8天就给人攻下来了）这中间，杨思德和被他策反的46军军长韩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长话短说，韩练成在李仙洲突围的紧急关头，突然消失，造成46军群龙无首，失去了指挥，部队立即陷入一片混乱。这使李仙洲指挥失控，73军主力也被拖住。这么一来解放军赢得了包围全歼二大主力军的机会，促成了莱芜战役的胜利。那韩练成去哪儿呢？原来他被杨斯德和战友转移到一家地下党控制的商店地下室躲了起来。战后，韩练成编了一套从战场上逃脱的谎话，又回到南京去任职，去的目的就是卧底。当然，这都是“组织”的意思。
所以说，杨斯德做策反这种事，轻车熟路很有经验。况且，这回面对的第三绥靖区情况也很有利，关键看自己的工作怎么做了。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下辖77军和59军两个军，负责驻守徐州东北韩庄至台儿庄运河沿岸，利用运河沿岸，屏障徐州。这支部队原属西北军旧部，总司令冯治安，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都曾是冯玉祥的旧将。由于蒋冯之间的宿怨，加上抗战时期与共产党合作密切，西北军后来在国民党中处境微妙。蒋介石对西北军一方面收买拉拢，一方面严格防范。48年秋，原本在徐州驻防的第三绥靖区被蒋调到了徐州东北的贾汪，推上了淮海战场的前线，这让这帮西北军十分不满。好嘛，平时你老蒋对我们鼻子不是鼻子眼儿不是眼儿，现在你有难了，把我们推上去送死。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呃，这话太不恰当，那就换个说法，俗话说失败都是从内部开始，共产党正是抓住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矛盾，进一步分化瓦解。
这个时候，杨斯德在适当的时候来到了适当的地点，跟适当的敌人谈一谈起义的事儿。杨斯德很坦率，见了何基沣就说我们要发动淮海战役，希望你配合一下，最好带着部队起义得了。何基沣更坦率，他说没问题。77军我搞定他们问题不大，但59军不好办，这得张克侠去帮忙做做工作。张克侠是有顾虑的，他是个参谋型的将军，智囊人物，考虑的事情比较多。关键点就是，你们有没有实力打败国民党啊？人家几十万人摆在那里也不是吃素的。言下之意就是万一你们打不过人家，我们这些降将跟着苦头就吃大了。老蒋虽可憎，但跟着他好歹还有口饭吃，失败了跟着你们去打游击？身家性命，不可不慎重考虑啊。杨斯德也不跟他们谈主义谈理想，直接讲了咱们的实力，两大野战军的兵力，现在的形势，部队的士气。总之一句话，我们得人心，部队士气高。国民党不得人心，部队士气低，打不过我们。身在国民党部队，张克侠自然知道这是事实，于是打消顾虑，开始专心投入到忽悠部下反水的工作中去了。
可部下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大家的态度分三种：一种是坚决支持反水，一种是徘徊观望，另一种就是死硬份子，这个比较头疼。反水这种事，必须要谨慎，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走漏消息，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可杨斯德敢揽这瓷器活，手里就有金刚钻。他的金刚钻就是身后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攻击的华野虎狼之师。11月7日起义前夜，59军军官的态度仍然很不明确，为了给对方施压，华野七纵开始对59军驻守的万年闸地区展开攻击。共军一上去就吃掉了对方一个营，震动了整个59军。给脸不要，那给点颜色瞧瞧。
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师也没有别的选择，不起义就被歼灭，两相权衡，还是起义比较有前途一点。总司令冯治安既不支持也不参与，最后去了台湾，对共产党来说也算一点遗憾。最后这位抗日时期立过大功的将军两边都没讨好，国民党不肯原谅他下辖部队的起义，共产党也对他没有参加起义耿耿于怀。
1948年11月8日凌晨，张克侠与何基沣率领第三绥靖区两万三千余名官兵撤出战区。1949年2月，起义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何张分别担任34军和33军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杨思德在建国后曾任总政治部联络部长，后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台办主任。
整个过程说的很轻松，其实当时境况的险恶，一点都不轻松。杨思德语：“我在指挥所跟何司令商量，59军就来请示怎么办。于是他就召开团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团长里头有少数人犹豫，如果那天团以上会议有一个人反对，举枪，就可以把我和何基沣枪毙了。”
事情过去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当然可以用调侃的口吻来叙述，但是，千万不要对英雄在心中稍存不敬。换做你，你有那样的胆略和勇气到敌人营中做说客吗？
第三绥靖区起义，对日后淮海战局有着重大意义。
国民党这边的情况介绍完了，共产党那边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用电台迷惑敌人。
第十节：大战前的诡异
按照国防部作战厅的部署，国民党把他的几十万重兵摆了一个很奇怪的阵型。沿着津浦线，徐州以南到宿县蚌埠一带，摆成一字长蛇阵，拉开了决战的架势。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怪阵是出自资深共产党员现任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之手。
阵怎么摆商量好了，但国民党高层实在是对刘峙不放心，就劝老头子还是把白崇禧推上指挥位置比较靠谱。老蒋刚刚经历过东北战场的惨败，心情脆弱也就顾不上考虑派系之争，把白崇禧一纸电报叫来南京。白崇禧的态度就很诡异，一开始呢，他是兴冲冲的来，会上也义不容辞的答应下来。可到了第二天再开会的时候，他就死活不同意当这个总指挥了。这就很令人玩味，有江湖传言他前一晚见了桂系老大李宗仁，估计老李给他吹了点风。这也有道理，我们知道淮海战役一失败，蒋介石被白崇禧逼的黯然下野，而推上台的就是副总统李宗仁。当然老蒋搞军事不行，玩政治却是老手，李的总统位置还没有坐热，蒋公便又取而代之，这是后话了。还有个原因是晚年白崇禧自己说的，大意是当时看到国军部署完全错误，大战一触即发也没有时间调整了，救无可救，所以就没有当这个总指挥。到底真实情况如何，如今也不得而知了。
总之，白崇禧推掉了这个总指挥，返回武汉。指挥国民党徐蚌会战的重任最终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摆设而已。但这个摆设在开战之初以一系列错误决策证明自己当摆设也不胜任。这个时候，杜聿明还在东北，淮海战役开战第五天他才匆匆赶到徐州。
国民党高官顾祝同认为，共军先打下了济南，要再进行大的战役行动，起码要半个月以后，这是个错误估计，共军才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共军华野攻击部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了。
在这之前，除了开会整风之外，还在进行一项迷惑敌人的工作。国民党内部已经够乱了，还被迷惑，这仗开始就很有意思。具体就是让在鲁西南的三纵和两广纵队，利用十几个部队的番号在那儿发电报，造成了我们部队主力在鲁西南的假象。同时命令其他纵队一律关闭电台，互相联络用马匹，用摩托。
这就给徐州之敌造成了一个假象，即中共两大野战军准备围攻徐州。做戏要做全套，毛泽东还命令中野在战役发起前，佯攻徐州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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