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心理学(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礼权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修辞心理学(修订版)试读：

一

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其间走过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修辞学可以泾渭分明地剖划为传统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两个大的阶段。传统修辞学阶段，从先秦时代到清末，前后绵历达两千余年，因此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关于这一方面，用不着我多说，著名修辞学家、原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著名修辞学家和文学史家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和李金苓教授合著的《汉语修辞学史纲》，袁晖教授和宗廷虎教授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以及本文所要介绍的青年学者吴礼权博士所著的《中国修辞哲学史》等著作，都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和评论，这在修辞学界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现代修辞学阶段，根据宗廷虎先生的见解，自1905年始，也就是从20世纪初由陈望道、唐钺等一批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在学习并借鉴日本和欧美现代修辞学理论方法模式的基础上创立起来开始，发展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新旧修辞学思想的交锋，也有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修辞学研究的全面顿寂，波折不少。但总体来看，中国现代修辞学自20世纪初开始创立，发展到今天，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研究的初步繁荣，7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发展至80年代中期，中国修辞学研究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至今还是历历在目，令人感动且兴奋不已。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已有一些具有长远学术眼光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修辞学繁荣发展中的问题，他们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在加深对修辞学多边性学科性质认识的基础上，充分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充分吸纳相近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更新修辞学研究的思路，力图突破原有的研究格局，他们不仅要对种种修辞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科学系统的描写和总结，而且还努力从理论上对修辞诸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修辞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作出深层次的理论阐释，要说明修辞诸现象得以生成的“所以然”，从而建构出一个新的修辞学科学体系。如果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前和目前修辞学界意在描写修辞现象的主流倾向派称作描写修辞学派或说是旧派的话，那么，上述力图突破旧格局的一派则可以称为阐释修辞学派或曰新派。

说到中国新派修辞学和新派修辞学的建构，我们不能不特别地提到吴礼权博士。礼权博士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先生的再传弟子，他虽才过而立之年，但在中国修辞学界却是众所周知的学术成果累累的新秀了。关于这一点，著名修辞学家、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宗廷虎教授在为礼权博士与童山东先生合著的《阐释修辞论》一书所作的序中有过简要而中肯的总体评介：

礼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80年代进大学的新生代学者。这一代青年学者生逢好时光，所受教育比较系统，知识结构合理，外语基础好，思维活跃，最易吸收新知并具创造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而礼权可谓是这一代青年学者中尤为出类拔萃者，他的治学经历和特点颇有与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相似之处，受其影响颇大。众所周知，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属于语言学，但它又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多边性学科，研究它必须具备深厚的多学科理论修养和学术背景作依托。陈望道先生之所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越，写出了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第一座里程碑、被国际知名学者郑子瑜教授誉为“千古不朽的巨著”的《修辞学发凡》，是因为他在美学、心理学、语法学、逻辑学、文艺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根底，且各有独到建树的专著出版。礼权研究修辞学之所以卓有成就，那也是因为他有较深厚的多学科理论修养和学术背景作依托。他曾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濮之珍教授攻读中国语言学史，语言学理论修养和古汉语研究根底较深，曾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语言学和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语言哲学史》专著，填补了我国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研究生毕业后在著名学者、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主持的古籍研究所工作四年，得到了章培恒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指授，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研究方面颇有成就，曾发表了多篇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论文和几部小说史专著，深受海内外学者关注；1993年由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调入复旦语言文学研究所修辞研究室专门从事修辞学研究后，由于先前奠定的语言学、古典文学以及大学时代所学的心理学等学科较深厚的学养基础，加之从大学时代就已开始的修辞学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所以礼权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高且坚实的基础之上，在五六年间就在修辞学界崭露头角，并呈后来居上之势。除了1993年前发表的一批修辞学论文和专著《言辩的智慧》外， 1995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修辞哲学史》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第一作者）、《修辞心理学》（复旦大学·日本笹川良一基金项目）、《委婉修辞研究》（博士论文）等著作，都充分显示了礼权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与深厚实力。特别是他的《中国修辞哲学史》一书的出版，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国际知名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郑子瑜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陈望道的再传弟子吴礼权先生的《中国修辞哲学史》，是可备一说的。”著名修辞学家、河北大学李济中教授撰文《修辞学园地中一朵夺目的奇葩——评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评论说：“吴礼权撰著的《中国修辞哲学史》首次发凡起例，对此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撰著成书，此举颇具开拓性，填补了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成为我国修辞学园地中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对我国修辞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影响。”礼权迄今在海内外各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学术论文和海内外出版的近十部学术专著，不论是修辞学方面的，还是语言学、中国古典小说史方面的，都广受学术界重视。论文被国内权威刊物转载的频率相当高，如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甚至在同一期有限的篇幅内同时转载他的两篇论文。两部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再版。从国外来华的外国汉学家和从国外回来的中国学者，每每见到我或熟悉礼权的学者，都要谈到礼权这些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我作为他的导师，内心确实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自豪。

宗廷虎先生作为礼权博士的导师，对礼权的学术成长道路和学术成就可谓是知之深且知之多，但对礼权的上述评价则绝非溢美之词。其实，就我对礼权博士的了解，他迄今所发表的100余篇学术论文和已出版的10部学术著作，每一篇、每一部都是富有创造性的。他的中国古典小说专论《情·鬼·侠小说与中国大众文化心理》1994年曾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语言学论文《〈经传释词〉 之“因声求义”初探》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修辞哲学史》、《中国语言哲学史》、《中国现代修辞学通论》、《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言情小说史》等许多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与称赞，就是最好的实证。礼权博士的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在修辞学研究领域，我认为他对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建构，可谓是用力多，贡献也大，特别值得称道。

二

中国修辞学界的同仁们都很清楚，长期以来，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总结归纳汉语中的辞格和对这些辞格进行描写分析说明的层面上，可以名之曰“描写的研究”。我们认为“描写的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描写修辞学与描写语言学一样有它的科学性，也有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国修辞学界在20世纪以来一直致力的辞格研究，即是一种描写修辞学，当然也是有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贡献的，同样不可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学科都不能总是停留在描写说明“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上，而应该努力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追索事物的本源底蕴，阐明事物发生发展的深层根由。也就是说，科学是需要有阐释力的，越是有阐释力的理论学说就越具有科学价值。如果一种理论学说没有阐释力，不能解释事物产生发展的本源，那么它的科学性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甚至其存在的意义也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说，这一观点目前已成了学术界有见地的学者的共识。在中国修辞学界也不例外，现在体认到中国修辞学研究需要从旧有的只专注于辞格归纳说明的描写修辞学的境地走出来而奔向以全面阐释修辞诸现象之所以生成的内在心理机制等深层问题为研究目标的阐释修辞学的康庄大道的学者越来越多了。如著名修辞学家宗廷虎教授就曾深刻地指出：“西方有些学者主张把科学分为描写性科学和解释性科学。……西方现代语言学中，由于研究目的与方法的不同，的确曾出现了描写语言学与解释语言学之别。例如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主张对语言现象进行纯客观的描写，因而又称描写学派。后来乔姆斯基（N. Chomsky）主张语言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描写和分类上，对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应作出解释，并公开提出‘存在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这两种不同的科学。语言理论的强弱决定于解释能力的强弱’（陈平《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以后的功能主义学派也主张对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便出现了把解释作为语言研究主要目的的转移。”认为“修辞学科也是如此。描写修辞学是就修辞本体进行描写，如修辞系统、修辞手法、修辞规律等的观察与概括。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是相当重要的。但它只能使人知其然，还不能使人知其所以然。因为它只说明修辞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我国修辞学虽然在描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也有分散、片断的阐释研究），但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还令人不能满足。社会的前进、修辞学自身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这些修辞系统、手段、规律等生成的缘由、动力机制、文化底蕴等等，以使人知其所以然”。并强调指出：“‘究其所以然’是修辞学深入发展的必然，是修辞学向高层次攀登的标志。”我们认为宗廷虎教授对中国修辞学需要由描写修辞学走向阐释修辞学的意义之论述是充分而科学的。我个人认为，从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实现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的转变，也是十分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在所著的《语言美学论稿》和所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二书中，从当今世界语言学和修辞学发展的现状出发，由语言学和修辞学近年来所发生的转向的视角，谈到了中国修辞学研究应该改变旧有模式的问题，亦与宗廷虎教授的见解相通。其实，修辞学研究要与时俱进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先生就在其巨著《修辞学发凡》中提到了。陈先生在该书的“结语”中明确宣称：“我又以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视所忽视的影响。”既然现在世界语言学和修辞学已经发展到了由描写转向阐释的新阶段，而我们原有的研究模式又在理论与教学实践中时时呈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我们常常会面对学生们追根究底的提问而难以用现有的修辞学理论加以解释回答，那么，如何走出中国修辞学时下的窘境呢？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对阐释修辞学的研究，建构阐释修辞学的学科体系，实现中国修辞学研究从描写修辞学向阐释修辞学的转变。礼权博士很明显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近些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在此方面努力开拓。他不仅在《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今后所应依循的

三

礼权博士在努力建构中国阐释修辞学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既有“一种追求真理而勇于开拓的创造精神”，又有一种“重实证不蹈空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这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委婉修辞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该作选取汉语修辞中最有典型意义且最有表现力的修辞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选题小而研究深，是一种“开口小，挖掘深”的学术专著。全书通过大量地占有古今汉语委婉修辞的材料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汉语委婉修辞是一种系统性很强的语言现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揭示出来”的观点。其认为在表现形态上，汉语委婉修辞可以分为“典型表现形态”与“非典型表现形态”两大类，“典型表现形态”一般来说包括“用典”、“讳饰”、“藏词”、“析字”、“双关”、“讽喻”、“留白”、“设彀”、“倒反”、“绝语”、“起兴”、“歇后”、“回避”、“折绕”等十四种常见形式；“非典型表现形态”一般说来在“比喻”、“借代”、“设问”、“同语”、“镶嵌”、“移就”、“比拟”、“映衬”、“层递”、“异语”、“夸张”、“引经”等十二种修辞格中都有所反映。这样就以统一标准——表达上有含蓄蕴藉、婉约深沉效果——将汉语修辞中一切“不将所要表达的意思直白地说写出来，而是曲折委婉地暗示出来，使人思而得之”的语言现象统摄在“委婉修辞”这一大的形态范畴之内，这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是前此的修辞学著作未曾有过的新学说。但是，由于礼权博士这一部分做得特别扎实，以前人从未发现和提到的大量新材料作凭借，以十分充足而有力的论据言之凿凿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使其所提出的卓尔不群的学术论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和严密的科学性。除此之外，全书还对汉语委婉修辞在表现层级上的范围作出了科学区分，对委婉修辞在程度级差上的不同表现进行了具体论述，对委婉修辞在诸文体中的分布情况作了较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委婉修辞生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根究。如果要将全书明确地分为两大部分，上述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是属于前一部分，它以十分具体细密的分析论证为特色，属于“小心求证”一类。而全书的后一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委婉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委婉修辞与中国文化”等问题，属于理论色彩很浓的阐释部分。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再次见出礼权博士在建构阐释修辞学体系上的努力倾向。关于“委婉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问题，礼权博士指出：“汉语委婉修辞生成的基本心理机制是基于人类的一种‘距离美学’心理。表达者将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情感不直接表达出来，而是用曲折、含蓄的方法说出来，让接受者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才能领会，这样就在心理上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同时在接受上还有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至于“委婉修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礼权博士认为：“汉语委婉修辞之所以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悠久的历史，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分不开的。大致说来，汉语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文化根由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一是政治环境特别是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专制政体与儒家思想的禁锢所形成的思想言论不自由的政治环境的制约；二是汉民族人由于实践理性影响而对思想与情感的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针所形成的崇尚含蓄蕴藉的民族心理的导引；三是中国历代崇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学传统的推崇。而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归根结底又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对汉语委婉修辞现象生成原因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理论阐释，是前此的任何修辞学家的修辞学著作中都从未有过的，是礼权博士多年来对此问题进行深刻思辨而结下的硕果，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这也是他对中国修辞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这一理论贡献又为礼权博士所欲努力建构的阐释修辞学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固基础，使他在其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建构历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三

至于《修辞心理学》一书，则是礼权博士为多年来意欲建构的中国新派修辞学——阐释修辞学体系而进行不懈努力所结下的最丰硕的学术成果。它是在礼权博士上述诸多有关阐释修辞学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他近年来对此课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最新体会著成的，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他建构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学术思想，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严密的阐释修辞学—修辞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国新派修辞学（阐释修辞学）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阐明了修辞心理学的基本内涵、修辞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修辞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以及修辞心理学建构的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修辞的主体”，严格界定了“修辞主体”的概念，系统地论述了“修辞主体的层次及其心理”、“修辞主体与修辞接受主体之间的适应关系”等问题；第三章“修辞文本的基本模式及其建构的基本原则”，除了进一步严密界定和申述前此提出的“修辞文本”的概念外，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修辞文本的基本模式”和“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等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修辞文本建构与想象联想”、“修辞文本建构与注意强化”、“修辞文本建构与移情作用”、“修辞文本建构与平衡原则”、“修辞文本建构与心理距离”、“修辞文本建构与通感联觉”等问题，是对修辞诸现象从心理学上作出具体而微的理论阐释；第六章“个案实验分析：语言借贷中的修辞心理现象”，以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来分析透视汉语修辞的民族文化心理。前三章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后三章是以实证分析的形式来论证其理论模式和理论内核的合理性。这样，全书既在宏观上进行了全新的学科理论模式和框架的建构，又在微观上进行了细密的个案实证分析，使理论体系建构与修辞文本实证分析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礼权博士一向所服膺的胡适博士所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研究作风，鲜明地凸显出礼权博士作为新生代学者和中国新派修辞学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风格与学术著述模式。

纵观全书，礼权博士不论是在理论模式和框架的建构方面，还是在具体修辞文本的心理学理论阐释方面，都具有独创性贡献。在理论模式建构方面，礼权博士提出的许多见解都是令人耳目一新且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的。如关于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问题，礼权博士指出：“修辞文本的建构，都是为了适应特定的言语交际情境以追求特定的交际目标。所谓特定的交际目标，也就是言语交际取得尽可能好的效果。只有有了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才算是达到了交际者特定的交际目标。那么，怎样才能取得尽可能好的交际效果呢？这就需要修辞者适应不同的交际情境建构起能够企及特定交际目标的修辞文本。而要企及特定的言语交际目标，就必须遵守修辞文本建构的两大基本原则，这就是‘恰切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并强调说：“所谓‘恰切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对修辞接受者有较强的针对性，即与修辞接受者所能接受或理解的知识层面、心理状态、情感情绪等方面的情况大致相符合。所谓‘有效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使修辞接受者能够理解且乐于接受，不可使接受者有晦涩不可理解之感或有情感抵触而不愿接受的情况发生。也就是说，前者是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后者则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可解读性、可接受性。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有了‘恰切性’，才会有‘有效性’；凡是‘有效的’，总是‘恰切的’。……因此，修辞文本的建构要同时遵守‘恰切性’和‘有效性’两大原则。”这一见解不仅充分显示了礼权博士卓越的学识，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穿透力，是对现有修辞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值得我们修辞学界特别重视。至于微观实证阐释方面，礼权博士通过对诸如“比喻”、“夸张”、“映衬”等几十种修辞文本模式的建构与解构进行心理学学理上的阐释，将前此的描写修辞学家和旧派修辞学著作无法回答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作了较为圆满的解答，令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比如说，关于夸张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问题，在旧派修辞学著作中是根本不可能讨论到的，也是无法以已有的理论加以阐释的。而礼权博士则以情绪心理学和注意强化的心理学理论加以阐发，指出：“修辞者建构夸张的修辞文本来表情达意是在‘深切感动’之时。也就是说，修辞者在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情达意时是处于一种情绪和情感的强势状态，亦即激情状态。……在激情状态下，人们常常在伴随着上述这些生理变化和明显的外部行为表现的同时，言语上也有一些超常的表现，如语言表达多与逻辑事理相悖，经不起理智的分析与推敲。……王维《老将行》一诗所写的老将少年时‘一剑曾当百万师’之勇，项羽《垓下歌》所说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等，都是悖于事理与逻辑的，是激情状态下‘意识狭窄’、认识范围缩小、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我思维控制能力减弱的结果。”同时，又指出人们在建构夸张修辞文本来抒情达意时违背逻辑与事理的做法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以此作精神宣泄来求得心理能量的释放，从而获得心理的自发调整而达到身心的畅快。这就如同人在极度悲哀时的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在极度快乐时的放声大笑、手舞足蹈而不介意别人的评价与感受一样，是一种‘忘我’的表现，是一种只求本能满足的行为”。还认为：“表达者除了用夸张的言语来满足‘本我’的自然需要外，有时还想要言语交际的另一方（听者或读者）分享他的快乐与忧愁、愤怒与爱憎等情感，与他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忧，一起喜，达成思想的共鸣。”在此基础上，礼权博士还进一步从注意强化的心理学学理层面阐释了夸张修辞文本建构之所以能使接受者产生情感或思想的共鸣，是因为：“夸张修辞文本都是一种有违客观事理或逻辑的言语作品。修辞接受者（听者或读者）在解读、接受修辞文本时，必然因文本的不合客观事理或正常逻辑而生发困惑，从而唤起好奇心，产生一种探究根由底蕴的情感冲动。……我们知道：刺激物的新异性是引起‘不随意注意’的重要原因。有违客观事理或正常逻辑的夸张修辞文本，对于注意主体（修辞文本接受者）来说是一个较之符合客观事理或正常逻辑的普通言语文本有着较大新异性的刺激物，因而也就易于引起注意主体（修辞接受者）的‘不随意注意’，从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唤起对当前的新异刺激物进行深入探究的情感冲动。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注意主体（接受者）对当前新异刺激物——夸张修辞文本——的注意，加深了对表达者所建构的夸张修辞文本的理解，从而达成与表达者思想或情感的共鸣和沟通。”礼权博士这番对夸张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以及夸张修辞文本在表达与接受上的独特效果的达成原因的阐释，是十分深刻独到的，解释力极强，是前此的描写修辞学家们所无法企及的。于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礼权博士深厚的学术功力和他所提出的理论学说的科学性，也看到了新派修辞学的独特魅力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及发展前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礼权博士的这部《修辞心理学》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派修辞学体系的基本建立，而且事实上已将整个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骆小所1999年12月写于昆明（作者简介：骆小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原云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第一章绪论一、何为修辞心理学

由于目前尚未见有修辞心理学论著的发表或出版，因此对于这一新兴学科所要涉及的有关专门术语，我们有必要先行加以界定。因为孔子早就说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正名”的目的在于“兴礼乐”、“安天下”的大理想，我们这里对修辞心理学“正名”虽不像孔圣人所为那样意义重大，但“正名”的必要性还是有的。特别是对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其必要性更是毋庸置疑的。既如此，下面我们就先依次讲清如下几个概念。（一）修辞

所谓“修辞”，就是一种力求使达意传情尽可能适切、圆满的语言调配活动。

众所周知，语言和所有的语言材料都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但是，同样的一种语言，同样的语言材料，不同的调配方式则能产生出大不相同的表达效果。比方说，在汉语中，一般中国人的个人语汇库中都会有“发展”、“发达”、“落后”、“不”、“欠”、“中”、“国家”等常用词。假设让我们用以上所给定的七个词来评价一个国家，有些人可能会调配出诸如“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落后国家”等词组，也有些人可能会调配出诸如“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词组。这些词组，前三个是有贬义色彩的，假设以之来评价欲与我们发展友好关系的国家，那表达效果肯定不好，它会伤害对方感情，有碍两国交好，甚至会导致外交失利。若我们用“发展中国家”这一词组来评价对方国家，则对方是乐于接受的。虽然“发展中国家”与前三个词组所表达的意思，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这一词组给人的感觉是友好的，是带有褒义的，是说对方国家目前虽算不上发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是有发展潜力的，言语中包含了友好的祝愿，自然就会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在外交活动中就会赢得胜利。

客观地说，上列七个词语单独看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只是在被调配使用的过程中才显出了表意的差异，因而也就有了表达效果的圆满与拙劣之别。应该说，语言和语言材料对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是公平的。不能说某人的语言表达效果好是由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材料好，而只能说某人善于调配语词。这就好比同样的一块布料，不同技艺的服装师会做出大不相同的式样、大不相同的质量的服装来。做出的服装是有款式、质量上的差异的，是有客观上的优劣高下之别的，但这绝不是布料优劣的缘故。语言运用中语词的调配如此，句式的调配亦如此。是长句好，还是短句好；是单句好，还是复句好；是主谓句好，还是非主谓句好；是常式句好，还是倒装句好？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看其是否切合了具体的语言使用情境与题旨。切合了情境与题旨，就有好的表达效果；反之，则没有好的表达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修辞”实际上就是一种在说写过程中为了某一特定交际目的而对语言进行调配的有意识的活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所谓的“对语言进行调配”，是指对某一语言中各种形、音、义的语词与各式句法结构等的调遣、配置，让各种语言材料在特定的题旨情境中适得其所，从而使说写者所欲表达的“情”与“意”能够被听读者接受，并作出积极的回应或行动。若此，说写者的“修辞”目的也就达到了。另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修辞”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活动，不管说写者“达意传情”圆满、适切的程度如何，只要其是有意识地朝着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便都是“修辞”。（二）修辞心理

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所谓“心理”，就是“脑对客观世界的积极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行为的自我调节。是在有机体演化的一定水平上出现的。最初出现的心理现象是简单的感觉。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感觉逐渐分化和复杂化，并由此出现了知觉、记忆、思维的萌芽等。人的心理是心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在劳动和语言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与动物心理有质的区别，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并受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前文我们说过，修辞是一种语言活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语言是在人类心理发展到最高级阶段时才产生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开始于感觉与知觉。感觉反映事物的个别属性和特性，如颜色、明暗、声调、香臭、粗细、软硬等；而知觉反映事物的整体及其联系与关系，如一面红旗、一间明亮的房间、一阵嘈杂的人声、一件轻柔的毛衣等。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不是感觉的简单相加。在知觉中，人的知识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现出来。如几年前我们游过峨眉山，现在想起来，那飞瀑流泉、群峦叠嶂，仍历历在目。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记忆。”在此基础上，人们“运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去间接、概括地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这就是思维。例如，人们对原子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对生物进化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对古代化石的研究，进而推知远古时代动物和人类生活的情景，都是凭借思维活动来实现的”。踵此，人们则能“利用语言把自己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与别人进行交流，接受别人的经验，这就是言语活动”。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亦昭示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快，人类社会之所以一代更比一代进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能不断接受前人的经验。而经验之所以得以传承，靠的就是语言。可见，语言确是人类心理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修辞因是一种对语言进行创造性运用以求达意传情尽可能圆满的语言活动，自然比一般的语言活动更高一筹。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给“修辞心理”下定义：修辞心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主要是指说写所关涉的事物、事件等）的积极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交际目的充分利用语言（包括语言的记录符号体系——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创造性的自我调节。它是人类心理发展与语言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具有自觉的能动性，但要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因为修辞的凭借——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自然要受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三）修辞心理学

讲清了“修辞”、“修辞心理”两个概念，“修辞心理学”的定义就好界定了。

所谓“修辞心理学”，就是研究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科学。它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因为修辞是人类运用语言的创造性活动，所以修辞心理学研究的只是人的语言运用心理，即修辞心理，不像一般心理学那样要关涉到动物心理。也就是说，它专以人的修辞心理，特别是人的修辞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二、修辞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上面我们说过，修辞心理学是以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具体说来，它应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修辞个体心理

众所周知，人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修辞是人运用语言的一种活动，任何一种修辞活动都是个体的，而不可能是集体的，因为说写都不能是两人一起的。虽然一篇讲演稿、一篇文章可以事先由不止一人进行修辞营作，但在说、写时总得由一个人去说、去写。因此，严格地说，任何的修辞都是具有个体性的。

修辞者在进行修辞活动时所具有的心理现象称为修辞个体心理。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概括起来，修辞个体心理可以分为修辞动机、修辞心理过程和修辞心理特性三个方面。1．修辞动机

所谓“修辞动机”，就是修辞的目的。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是在某种内部动力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推动人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动力，就是人活动的动机。任何的修辞活动都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创造活动，它的目的性是很强、很明显的。说写的某种特定目的，是人进行说写的内部动力，也就是修辞动机。

那么，修辞动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的各种需要，即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某种不平衡，是人类动机产生的基础。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有生理的需要，如饥则觅食、渴则择饮等；也有社会的需要，如人际交往的需要、自尊的需要、成就的需要等；有物质的需要，如对食物、衣着、住房的需求等；也有精神的需要，如认识的需要、美的享受的需要等。由此，我们可知，修辞动机的产生是出于修辞主体（即说写者）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后者是主要原因。例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写庐山瀑布的诗云：“日照香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为什么要写这首诗？为什么要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样夸张的语句来写？因为李白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名山大川，他见到庐山瀑布的壮观，内心就有一种深切的感动，不抒发则于心不快。而一般客观、冷静的描写都不足以表现他内心的那种激动，所以他选择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这里，我们可以见出，李白之所以写这首诗，之所以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是出于他情感宣泄的需要。对李白而言，这种对大自然奇观的深切感动不用夸张的语词抒发出来，是不能平息其内心的激动的。因此，李白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庐山瀑布的动机很明显，是为了暗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想通过情感宣泄以求身心畅快的生理特别是心理上的需要。2．修辞心理过程

所谓“修辞心理过程”，是指修辞者（即说写者）以不同的形式（认识、情感、意志）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关系（说写的对象与内容）的过程。它与一般的心理过程一样，包括认识、情感、意志三个基本过程。认识过程是指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关于这一点，前文我们已作了说明。情感过程是指“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不仅反映事物的属性、特性及其关系，还产生了对事物的态度，引起满意、不满意、喜爱、厌恶、憎恨等主观体验，这就是情绪或情感”。“情感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知之深，爱之切’，深厚、真挚的情感来源于对人、对事真切、深刻的了解，而情感又对认识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意志过程是指人在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完成的基础上“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为实现目的而自觉支配和调节行为的心理过程”。因此，“修辞心理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修辞者（说写者）先对所要说写的对象或内容有所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肯定或否定的情绪或情感，最后根据交际的特定目的调节其语言行为，即以适切的措辞将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表达出来，以实现修辞者的意志。下面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战国策·赵策四》曾记有一则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可以十分恰切地说明这一问题。这一故事云：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触龙说服赵太后的故事是一个十分典型、成功的修辞范例文本。从这一修辞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修辞者触龙的修辞心理过程：首先，触龙对需要说服赵太后同意派长安君出质于齐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一点，从上述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素有虎狼之心的秦国趁赵惠文王刚死、赵太后与赵成王孤儿寡母还没有治国安邦的经验之时，以大兵压境，欲一口吞并赵国。赵太后无奈，只好向齐国请求救援。而齐国为了日后能确保得到赵国许诺的回报，执意要长安君（即后来的赵成王）为人质才肯出兵相救。而赵太后因为爱子情深，坚决不肯。所以事情就闹僵了。赵国的大臣都深知此事的利害关系，所以都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向赵太后强谏。结果，赵太后很是愤怒，十分明白地向臣下们作出了宣示：“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在这种情势下，触龙还要见赵太后，当然是在对说服赵太后的必要性有深刻认识之后才作出的决定。既然是决然而然地要见“盛气而胥之”的赵太后，自然触龙是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对赵太后拒谏行为产生了否定情绪或情感。但是，结果，我们却没有看到触龙直抒胸臆、慷慨激昂的强谏行为，他先是和颜悦色地与赵太后拉家常、谈儿女，然后才由爱儿女的话题自然地切入正题，最终说服了赵太后。这就说明触龙采用这种劝谏的方法，是经过了一番自觉的心理调节与控制语言行为的过程的。这一过程，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修辞心理过程中的“意志过程”。由此，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出修辞者触龙完成说服赵太后修辞任务时由“认识”到“情感”再到“意志”的修辞心理全过程。3．修辞心理特性

所谓“修辞心理特性”，是指修辞者在通过认识、情感和意志反映客观世界，亦即运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所反映的客观世界（说写的对象与内容）的看法或情感态度时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异。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包括文化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很多、很大的差异，所以各人在长期的语言活动中会形成不尽相同的某些稳固且经常出现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性就是修辞个性心理特性，它是修辞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体心理特性主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体心理特性的三要素（能力、气质、性格）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原因，如上面提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等的影响。修辞的个体心理特性亦如此。比方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很多，而且他的大多数诗作都喜欢运用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豪放飘逸的诗歌风格，与同时代另一个大诗人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大不相同，这与李白所特有的浪漫而敏锐的文学感悟能力、豪放任侠的洒脱气质和性格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他的这些个性心理特性，则又与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及其个人生活经历有因果关系。又如现代大文豪鲁迅，其散文特别是杂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以冷嘲热讽、尖刻深沉而著称于世的。这一风格的形成，是他在行文中经常运用委婉的修辞手法的缘故，是与他个人对社会现象敏锐而深刻的洞察能力、好学深思而又内向深沉的个人气质和性格分不开的。而这种个性心理特性的形成，与他所处的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社会环境和他个人出身于旧式没落家庭及其所受的家学熏陶是有因果联系的。由此可见，对修辞者个性心理特性的研究是修辞心理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修辞动机”、“修辞心理过程”和“修辞心理特性”是修辞个体心理现象的三个重要方面，是修辞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存的，是不可割裂的。因为人没有无缘无故的认识、情感和意志，他们的修辞心理过程总是在某种修辞动机的推动下进行的。修辞心理特性是在修辞心理过程中形成的。没有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就不会产生修辞者在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中的修辞个性特点。同时，修辞个体心理特性又调节着修辞心理过程的进行，并赋予修辞过程以个体的特色。（二）修辞社会心理

前面我们说过，修辞动机、修辞心理过程和修辞心理特性，是存在于修辞个体身上的心理现象，我们将之称为修辞个体心理。修辞心理学研究人的修辞心理现象，主要是研究修辞个体心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修辞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社会的实体，是社会的人。因此，他总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团体中，并与其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上下关系、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等。社会团体的客观存在产生了团体心理或社会心理。修辞的社会心理，就是不同社会阶层、民族、国家等社会团体中的人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某些带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心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人则有不同的修辞心理。如中国人大体说来可分为南北两大社会团体，南方人在语言上喜欢委婉其辞，而北方人相对来说则更爱直抒胸臆。又如汉民族人与欧美民族人相比，从整体上看，欧美人说话比较直白，而汉民族人则倾向于含蓄地表情达意，这是他们各自隶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的缘故。再如知识分子阶层的语言特点明显与劳动大众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是分属于不同文化层次的社会团体。

修辞社会心理与修辞个体心理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修辞的社会心理或团体心理是在某一社会或团体的共同生活条件和环境中产生的，它是该社会或团体内修辞个体心理特征的典型表现，而不是个体修辞心理特征的简单相加。修辞的社会心理或团体心理不能离开个体心理，但它对个体来说，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个体修辞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如崇尚含蓄委婉是汉民族人共有的修辞心理特征，这一心理特征便是汉民族人的修辞社会心理。它是汉民族人在数千年的共同生活条件和环境中形成的，与汉民族人内向深沉的民族心理结构及崇尚含蓄蕴藉的悠久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大量的篇幅专门论述。因此，我们说，修辞社会心理及其与修辞个体心理的关系，亦是修辞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三、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

修辞心理学既然是研究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科学，那么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修辞心理现象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为人类的语言实践服务。

运用语言来表情达意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任何人都须臾不可或缺的。一般来说，只要是正常的、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他都能用语言来表达感情、传达思想。但是，用语言来表情达意，还有个效果好坏的问题。毋庸置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开口说话、动笔写作，他总是希望他所表达的思想或情感能被接受者深刻领会，并产生情感共鸣或接受其思想，从而达到其说写的目的。然而，这个目的并不是所有的说写者都能达到的。有时，即使是很有才情的大文豪亦不能企及。如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是个才华横溢的主儿，连诗仙李白也称许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然而，就是这位才子，却因一次言语失误而导致一生潦倒、郁郁不得志而终。《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云：（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虽然孟浩然的诗才很好，对玄宗也很敬重，称之为“明主”，自己也很谦虚，自称“不才”，然而，玄宗认为“不才明主弃”的诗句是对自己这个“明主”的诬蔑，是冤枉了他，所以他不乐意了，遂将孟浩然给“放还”了。这样，孟浩然从此也就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假设孟浩然当时不是以“不才明主弃”的诗句相对，而是以他的另一首诗的两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来对答，毫无疑问，他肯定当场就会被唐玄宗加官晋爵，一生风光无限、前程似锦。因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两句，就说者而言，尽管实质上是要求个一官半职，却是打着不辱圣明帝王的旗号，同时还吹捧了对方是圣明的君主。这等巧妙的措辞不能打动对方之心，那是不可能的。而就听者来说，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求仕，但因其表达十分婉转、巧妙，言语之间透着才学，且又称自己是圣明之君，这对于唐玄宗这样的颇事风雅且自以为圣明的主子来说，是再中听不过的了。而“不才明主弃”的诗句，则没有这样独特的效果。这句诗，就说者来言，实质上亦是在求官，其意是说自己由于无才而至今尚未仕进，难以一展才华为国效力、为君王尽忠。应该说，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也很不错，也有才情。但是，就听者来言，很容易觉得这话是在发牢骚，在埋怨自己。因为听者认为对方所说“不才”是中国人的谦逊之言，因而“不才明主弃”的实质含义是说像他这样有才的人君王却至今未能任用。这样，听者自然而然地由此推导出对方的实质话语核心是骂自己不圣明，是昏君。其实，唐玄宗之所以说孟浩然“诬”他，正是因为他是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思路来理解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孟浩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事实上却给唐玄宗造成了这样的误解，所以应该归咎于孟浩然的言语修辞失误。因为言语交际的初衷是要接受者最终能接受说写者的思想或情感，从而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如果达不到目的，则只能归咎于说写者，而不应归咎于听读者。与孟浩然相反，西汉时代的邹阳却能因一封书信起死回生，且成为梁王的座上宾。史载，邹阳为西汉初期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以文辞著称。后吴王谋反，邹阳谏而不听，于是他便改投至梁孝王门下。邹阳很有智谋才略，但慷慨不苟合，因而遭人谗忌。梁孝王不明就里，听信了谗言，并准备杀死邹阳。于是，便有了邹阳狱中所写的《上梁王书》。在这封《上梁王书》中，邹阳委婉动人地将自己对梁王的一片赤胆忠心尽情叙写出来，但对梁王听信谗言而误解忠良的愚昧却只字不提，而只是说自己此次受屈含冤完全是由于“左右不明”所引起的，丝毫没有让梁王看出有一丝一毫的埋怨之情。最后梁孝王深受感动，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还从此视他为上宾。假设邹阳的这篇上书措辞有一丝一毫的不妥，让梁孝王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哪怕一点点的怨气，那么他的小命也是难保的，甚至还有累及全家全族之虞。由上述一反一正两个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修辞的重要性，而且可以看出修辞之难。那么，难在何处呢？就是要懂得修辞心理，出言措辞必须准确把握交际对方的心理，将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只有这样，修辞者（说写者）才有可能圆满地达成自己的交际目的。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观察、分析人们的修辞心理现象，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以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有效的语言运用），使他们能自觉地运用修辞心理规律，在语言活动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游刃有余并尽可能完美地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