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杨绛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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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试读：
前言
杨绛译堂吉诃德.1
杨绛译堂吉诃德.2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建社以来，出版了很多著名翻译家的优秀译作。这些翻译家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他们苦心孤诣，以不倦的译笔为几代读者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堪当后学楷模。然时下，译界译者、译作之多虽前所未有，却难觅精品、大家。为缅怀名家们对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他们的严谨学风和卓越成就，更为激浊扬清，在文学翻译领域树一面正色之旗，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携手中国翻译协会出版“中国翻译家译丛”，精选杰出文学翻译家的代表译作，每人一种，分辑出版，第一辑二十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二〇一四年十月译者序《堂吉诃德》是国际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西班牙文学巨制。可是作者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一辈子只是个伤残的军士、潦倒的文人。后世对他的生平，缺乏确切的资料。
他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生于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城（Аlcaláde Henares）。我们不知道他的生日，只知道他受洗的日子是1547年10月9日。我们也不知道他早年在哪里上学，只知道一位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教师胡安·洛贝斯·台·沃幼斯（Juan López de Hoyos）曾把他称为自己宠爱的学生。1569年，他随教皇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罗马；1570年投入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充当一名小兵；1571年参加有名的雷邦多（Lepanto）战役，受了三处伤，左手从此残废；1572年伤愈仍旧当兵；1575年他回国途中，被阿尔及尔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曾四次组织同伙基督徒逃亡，都没有成功，1580年才由西班牙三位一体会修士为他募化得五百艾斯古多，把他赎回西班牙。
塞万提斯回国一贫如洗，当兵已无前途，靠写作也难以维持生活，1582年曾谋求美洲的官职，也没有成功。1584年他娶了一位薄有资财的妻子。这位妻子居住托雷多，塞万提斯经常为衣食奔走，只能偶尔到托雷多去和妻子团聚。他去世时妻子还活着。1587年，塞万提斯得到一个差使，为“无敌舰队”在安达路西亚境内当采购员，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城镇各行各业的人，但事情不好办，报酬又菲薄。1590年，他再次谋求美洲的官职，申请没受到答理。1594年他当了格拉那达境内的收税员。由于工作不顺利，再加无妄之灾，他曾几度入狱；据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就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动笔的。
1605年，塞万提斯五十八岁，《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深受读者欢迎。1614年，这本书的第二部才写到五十九章，他忽见别人写的《堂吉诃德》续篇出版，就赶紧写完自己的第二部，于1615年出版。这部小说虽然享有盛名，作者并没有获得实惠，依然是个穷文人，在高雅的文坛上，也没有博得地位。他患水肿病，1616年4月23日去世，葬在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墓园里，但没人知道确切的墓址。
塞万提斯的作品除《堂吉诃德》外，还有牧歌体传奇《咖拉泰》（Galatea）第一部（1585）；剧本如《努曼西亚》（Numancia，1584），《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Ocho comedías y ocho entremeses nuevos nunca representados，1615）；短篇小说集《模范故事》（Novelas ejemplares，1613）；长诗《巴拿索神山瞻礼记》（Viaje deParnaso，1614）；和他身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Persiles y Sigismunda，1617）等。《堂吉诃德》是举世闻名的杰作，没读过这部小说的，往往也知道小说里的堂吉诃德。这位奇情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个侍从，自十七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世界。据作者塞万提斯的戏语，他当初曾想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来，因没有路费而作罢论。可是中国虽然在作者心目中路途遥远，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中国却并不陌生，许多人都知道；不但知道，还时常称道；不但称道堂吉诃德本人，还称道他那一类的人。因为堂吉诃德已经成为典型人物，他是西洋文学创作里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并称的杰出典型。
但堂吉诃德究竟是怎样的人，并不是大家都熟悉，更不是大家都了解。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诃德初出世，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不完全。单就海涅一个人而论，他就说，他每隔五年读一遍《堂吉诃德》，印象每次不同。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偏向。堂吉诃德累积了历代读者对他的见解，性格愈加复杂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全貌，得认识他的各种面貌。
读者最初看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疯癫可笑的骑士。《堂吉诃德》一出版风靡了西班牙，最欣赏这部小说的是少年和青年人。据记载，西班牙斐利普三世在王宫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一定是个疯子。果然那学生是在读《堂吉诃德》。但当时文坛上只把这部小说看做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十七世纪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Tomás Tomayo de Vargas）说：“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虽然现代西班牙学者把塞万提斯奉为有学识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学无术”这句考语在西班牙已被称引了将近三百年。可见长期以来西班牙人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是怎样理解的。《堂吉诃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国，英国早期的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做可笑的疯子。艾狄生把《堂吉诃德》和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谭坡尔（William Temple）甚至责备塞万提斯的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散文家斯蒂尔（Richard Steele）、小说家笛福、诗人拜伦等对塞万提斯都有同样的指责。
英国小说家斐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堂吉诃德是疯子么？斐尔丁在《咖啡店里的政治家》（The Coffee－House Politician）那个剧本里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和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斐尔丁在《堂吉诃德在英国》那个剧本里，表示世人比堂吉诃德还疯得利害。戏里的堂吉诃德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这里，堂吉诃德不是讽刺的对象，却成了一个讽刺者。斐尔丁接着在他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里创造了一个亚当斯牧师。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瞧不见目前的现实世界，于是干了不少傻事，受到种种欺负。斐尔丁自称他这部小说模仿塞万提斯，英国文坛上也一向把亚当斯牧师称为“堂吉诃德型”。英国文学作品里以后又出现许多亚当斯牧师一类的“堂吉诃德型”人物，如斯特恩创造的托贝叔叔，狄更斯创造的匹克威克先生，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这类“堂吉诃德型”的人物虽然可笑，同时又叫人同情敬爱。他们体现了英国人对堂吉诃德的理解。约翰生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可笑而又可爱的傻子是堂吉诃德的另一种面貌。
法国作家没有像英国作家那样把堂吉诃德融化在自己的文学里，只是翻译者把这位西班牙骑士改装成法国绅士，引进了法国社会。《堂吉诃德》的法文译者圣马丁（Filleaude Saint－Martin）批评最早的《堂吉诃德》法文译本一字字紧扣原文，太忠实，也太呆板；所以他自己的译文不求忠实，只求适合法国的文化和风尚。弗洛利安（JeanPierre Claris de Florian）的译本更是只求迎合法国人的喜好，不惜牺牲原文。他嫌《堂吉诃德》的西班牙气味太重，因此把他认为生硬的地方化为软熟，不合法国人口味的都改掉，简略了重复的片段，删削了枝蔓的情节。他的译本很简短，叙事轻快，文笔干净利落。他以为《堂吉诃德》虽然逗笑，仍然有他的哲学；作者一方面取笑无益的偏见，对有益的道德却非常尊重；堂吉诃德的言论只要不牵涉到骑士道，都从理性出发，教人爱好道德，堂吉诃德的疯狂只是爱好道德而带上偏执。他说读者对这点向来没有充分理解，他翻译的宗旨就是要阐明这一个道理。可以设想，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以上两种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本早已被人遗忘，可是经译者改装的堂吉诃德在欧洲当时很受欢迎，1682年的德文译本就是从圣马丁的法文译本转译的。
英国诗人蒲柏也注意到堂吉诃德有理性、讲道德的方面。他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并且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寇尔列支说，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辨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桑丘恰相反，他象征没有理性、没有想象的常识；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智慧。他又说，堂吉诃德的感觉并没有错乱，不过他的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感觉所证明的结论如果不符合他的想象和理性，他就把自己的感觉撇开不顾。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他的理性和想象力。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在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堂吉诃德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要求实现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所以他又可笑又可悲。这类的见解，各国都有例子。英国十九世纪批评家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按照兰姆（Charles Lamb）的意见，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不是笑。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他在《唐璜》（Don Juan）里论到堂吉诃德，大致意思说：他也愿意去锄除强暴——或者阻止罪恶，可是塞万提斯这部真实的故事叫人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堂吉诃德一心追求正义，他的美德使他成了疯子，落得狼狈不堪，这个故事之可笑正显示了世事之可悲可叹，所以《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要去申雪冤屈，救助苦难的人，独力反抗强权的阵营，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无告的人民——唉，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的梦想罢了。法国夏都布里昂说，他只能用伤感的情绪去解释塞万提斯的作品和他那种残忍的笑。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一心追求恋爱的美梦，她和堂吉诃德一样，要教书本里的理想成为现实，有些评论家就把她称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德国批评家弗利德利许·希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把堂吉诃德所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Tollheit）或“悲剧性的傻气”（Dummheit）。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但是堂吉诃德宁可舍掉性命，决不放弃理想。他使得海涅为他伤心流泪，对他震惊倾倒。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堂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堂吉诃德为了他信仰的真理，不辞艰苦，不惜牺牲性命。在他，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所以珍重自己的性命，无非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锄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只为他坚信一个主义，一片热情地愿意为这个主义尽忠，人家就把他当作疯子，觉得他可笑。十九世纪读者心目中那个可笑可悲的堂吉诃德，是他的又一种面貌。
以上只是从手边很有限的材料里，略举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对于堂吉诃德的一些代表性的见解。究竟哪一种面貌，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还是堂吉诃德一身兼有各种面貌，每种面貌不过表现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呢？我们且撇开成见，直接从《堂吉诃德》里来认认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个没落的小贵族或绅士地主（hidalgo），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和公道，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他单枪匹马，带了侍从桑丘，出门冒险，但受尽挫折，一事无成，回乡郁郁而死。
据作者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其实，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谈。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像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未可全信。但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开始确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作者确是用夸张滑稽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他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方措手不及。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却呕吐得搜肠倒胃。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驽骍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套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是一位像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堂吉诃德却又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双。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堂吉诃德却模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了丑事，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模仿着发疯。他尽管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
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他延长了故事，加添了一个侍从桑丘，人物的性格愈写愈充实，愈生动。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并不像宙斯孕育智慧的女神那样。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个完全长成的女神；她浑身披挂，从宙斯裂开的脑袋里一跃而出。堂吉诃德出世时虽然也浑身披挂，他却像我国旧小说里久死还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气，骨骼上渐渐生出肉来，虚影渐渐成为实体。塞万提斯的故事是随写随编的，人物也随笔点染。譬如桑丘这个侍从是临时想出来的，而桑丘是何形象，作者当初还未有确切的观念。又如故事里有许多疏漏脱节的地方，最显著的是灰驴被窃一事。我大胆猜测，这是作者写到堂吉诃德在黑山苦修，临时想到的，借此可以解决驽骍难得没人照料的问题。所以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上，故事从这里起才一次次点出灰驴已丢失。这类疏失不足减损一部杰作的伟大，因为都是作者所谓“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只求“讲来不失故事的真实就行”。我们从这类脱节处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预定精密的计划，都是一面写，一面创造，情节随时发生，人物逐渐成长。
塞万提斯不是把堂吉诃德写成佛尔斯塔夫（Falstaff）式的懦夫，来和他主观上的英勇骑士相对比，却是把他写成夸张式的模范骑士。凡是堂吉诃德认为骑士应有的学识、修养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得充分，而且还过度一点。他学识非常广博，常使桑丘惊佩倾倒。他不但是武士，还是诗人；不但有诗才，还有口才，能辩论，能说教，议论滔滔不断，振振有理。他的忠贞、纯洁、慷慨、斯文、勇敢、坚毅，都超过常人；并且坚持真理，性命都不顾惜。
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小丑可以装出严肃的面貌来博笑，所谓冷面滑稽。因为本人不知自己可笑，就越发可笑。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他要做游侠骑士不是做着玩儿，却是死心塌地、拚生舍命地做。他表面的夸张滑稽直贯彻他的思想感情。他哭丧着脸，披一身杂凑破旧的盔甲，待人接物总按照古礼，说话常学着骑士小说里的腔吻；这是他外表的滑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外表很一致。他认为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类只像森林里的素食动物，饿了吃橡实，渴了饮溪水，冷了还不如动物身上有毛羽，现成可以御寒。他所要保卫的童女，作者常说是“像她生身妈妈那样童贞”。他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堂吉诃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代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和尊敬。
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予堂吉诃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堂吉诃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
譬如塞万提斯曾在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雷邦多战役里充当一名小兵。当时他已经病了好多天，但是他奋勇当先，第一个跳上敌舰，受了三处伤，残废了一只左手。《堂吉诃德》里写堂吉诃德看见三四十架风车，以为是巨人，独自一人冲杀上去拼命。尽管场合不同，两人却是同样的奋不顾身。又譬如塞万提斯被土耳其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他的主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常把奴隶割鼻子、割耳朵或活活地剥皮。塞万提斯曾四次带着俘虏一起逃亡，每次事败，他总把全部罪责独自承当，拼着抽筋剥皮，不肯供出同谋。他的主人慑于他的气魄，竟没有凌辱他。塞万提斯的胆量，和堂吉诃德向狮子挑战的胆量，正也相似。可以说，没有作者这种英雄胸怀，写不出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气概。塞万提斯在这部小说里时时称颂兵士的美德，如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等等，这也都是骑士的美德，都是他所熟悉的道德和修养，也是他和堂吉诃德共有的品质。
塞万提斯有时把自己的识见分给了堂吉诃德。小说里再三说到堂吉诃德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头脑很清楚，识见很高明。塞万提斯偶尔喜欢在小说里发发议论，常借小说里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例如神父对骑士小说的“裁判”，教长对骑士小说的批评，以及史诗可用散文写的这点见解，教长对于戏剧的一套理论，分明都是作者本人的意见。但神父和教长都不是小说里主要的角色，不常出场。堂吉诃德只要不议论骑士道，不模仿骑士小说，他就不是疯人，借他的嘴来发议论就更为方便。例如堂吉诃德论教育子女以及论诗和诗人，论翻译，论武职的可贵、当兵的艰苦，以及随口的谈论，如说打仗受伤只有体面并不丢脸，鄙夫不指地位卑微的人，王公贵人而没有知识都是凡夫俗子等等，都像塞万提斯本人的话。堂吉诃德拾了他的唾余，就表现为很有识见的人。
也许塞万提斯把自己的情感也分了一些给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一生困顿。《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以后，他还只是个又老又穷的军士和小乡绅。塞万提斯曾假借堂吉诃德的话说：“这个世界专压抑才子和杰作。”他在《巴拿索神山瞻礼记》里写诗神阿波罗为每个诗人备有座位，单单塞万提斯没有，只好站着。诗神叫他把大衣叠起，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您大概没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但没有座位，连大衣都没有一件。这正是海涅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的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像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为他描摹。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也是逐渐充实的。我们最初只看到他傻，渐渐看出他痴中有黠。可是他受到主人的恩惠感激不忘，明知跟着个疯子不免吃亏倒霉，还是一片忠心，不肯背离主人。我们通常把桑丘说成堂吉诃德的陪衬，其实桑丘不仅陪，不仅衬，他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济世救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竟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桑丘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只为贪图做官发财，会给眼望云天的幻想者所煽动，跟出去一同冒险。他们尽管日常相处而互相影响，性格还是迥不相同。堂吉诃德从理想方面，桑丘从现实方面，两两相照，他们的言行，都增添了意义，平凡的事物就此变得新颖有趣。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固然滑稽，却不如他和桑丘主仆俩的对话奇妙逗趣而耐人寻味。《堂吉诃德》里历次的冒险，无非叫我们在意想不到的境地，看到堂吉诃德一些新的品质，从他的行为举动，尤其和桑丘的谈论里，表现出他的奇情异想，由此显出他性格上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对堂吉诃德已经认识渐深，他的勇敢、坚忍等等美德使人敬重，他的学识使人钦佩，他受到挫折也博得同情。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部里，有时把堂吉诃德作弄得很粗暴，但他的嘲笑，随着故事的进展，愈变愈温和。
堂吉诃德究竟是可笑的疯子，还是可悲的英雄呢？从他主观出发，可说他是个悲剧的主角。但主观上的悲剧主角，客观上仍然可以是滑稽的闹剧角色。塞万提斯能设身处地，写出他的可悲，同时又客观地批判他，写出他的可笑。堂吉诃德能逗人放怀大笑，但我们笑后回味，会尝到眼泪的酸辛。作者嘲笑堂吉诃德，也仿佛在嘲笑自己。
作者已把堂吉诃德写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堂吉诃德确是个古怪的疯子，可是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疯，或自己觉得和他有相像之处；正如桑丘是个少见的傻子，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和他同样的傻，或自己承认和他有相像之处。堂吉诃德不是怪物，却是典型人物；他的古怪只增进了他性格的鲜明生动。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不易看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这也许说明为什么《堂吉诃德》出版近四百年了，还不断地有人在捉摸这部小说里人物的性格。
本书系根据1952年马德里版《西班牙古典丛书》（Clásicos Castellanos）中弗朗西斯戈·罗德利盖斯·马林的编注本第六版翻译，并参照两个更新的原著版本把译文通体校订一遍。
我先物色得胡安·包蒂斯塔·阿巴叶－阿塞（Juan Bautista Avalle－Arce）编注的《堂吉诃德》（1977年马德里版），听说是权威性的新版本。阿巴叶－阿塞在他的《导言》第一节《版本》里，提出了版本问题上的一个新发现——英国新出了傅洛瑞斯（RMFlores）的一篇论文：《〈堂吉诃德〉第一部马德里第一、第二版的排字工人》（The Compositor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Madrid Editions of《Don Quixote》，Part I）（1975年伦敦版）。傅洛瑞斯指出：1605年马德里出版的《堂吉诃德》第一部的第一版，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但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各按自己的习惯排印；原稿已失，同年马德里印行的第二版按第一版排印，共改易了三千九百二十八处。因此，阿巴叶－阿塞认为1605年马德里印行的《堂吉诃德》第一部，只有第一版可靠。他的编注本除了个别例外，严格按照第一版，只把古老的缀字法、音符、标点等加以现代化。第一版上有些极明显的错字、遗漏和排错的章目等，都保存原貌，只在注释里加以说明。
接着我又得到穆里留（Luis Andrés Murillo）编注的《堂吉诃德》（1983年马德里版）。这是个更新的版本。穆里留在《前言》里也提到傅洛瑞斯的那篇论文，但他认为论文对于统一版本的缀字法很有价值，至于怎样修补第一版上那些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就没多大贡献。他的编注本主要依据两种旧版，其一就是我翻译时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至于注释，他认为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而考订的精博，没有人赶得上他。
我把这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对比着做了一番校勘，发现马林本也是依据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他五处采用第二版的改易，都注出充分理由（如作者本人的修改）。两种新版本和马林本有一点较大的不同，那就是关于灰驴的事。据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的马德里第一版，桑丘的灰驴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已丢失，却没有说明怎么丢的。直到四十六章才又提到灰驴，也未说明怎么又找到的。1605年马德里第二版上，作者在第二十三章里补上灰驴被窃数节，又在第三十章里补上重获灰驴数节。可是作者补上灰驴被窃后，只改了随后“桑丘横坐驴背”一句和同一章里“桑丘照常骑驴跟随”一句，此外另有几处桑丘骑在驴上，都没有改掉，因此造成灰驴已失而桑丘仍复骑着灰驴的谬误。两种新版本保存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的原貌，只把作者添在第二十三章和第三十章上的几节加在注里。但是《堂吉诃德》第二部第四章里批评《堂吉诃德》第一部时，明明说：“毛病是灰驴还没出现，作者却说桑丘骑着他的灰驴。”按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灰驴莫名其妙地丢失以后，直到灰驴莫名其妙地重又出现，桑丘一次也没有骑上他的灰驴。如果不把作者的改笔添在正文里，作者在第二部里自认的毛病就没有根据了。马林本按1605年马德里第二版，补上作者本人的修改，而在注里说明他的疏失。我细细斟酌，觉得马林这样处理比较妥当。
阿巴叶－阿塞和穆里留不知是否受了那篇英国论文的影响，似乎太拘泥于1605年马德里第一版了。那第一版上，二十九章和三十章互换了章目，穆里留也未更正，只加注说明。阿巴叶－阿塞本倒是更正了。他还把那第一版上的cubren一字按第二版改为criban，这大约就是他所谓“个别例外”。但是这个错字既然改得，其他明显的错误和脱漏，在充分的证据前，为什么不能修改呢？我这次重订，仍旧按照马林的编注本。杨绛1995年7月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1837）［德］海涅著钱锺书译
我童年知识已开、颇能认字以后，第一部读的书就是萨费特赖的堂米盖尔·塞万提斯所著《曼却郡敏慧的绅士堂吉诃德的生平及事迹》。一天清早，我从家里溜出来，急急上皇家花园去，可以从容自在看《堂吉诃德》；那片刻的时光，我还回忆得很清楚。是五月里一个明媚的日子，秾丽的春天躺在静穆的晨光里，听那个娇柔献媚的夜莺向它颂赞。夜莺的颂歌唱得温存似的软和，醉心融骨似的热烈，最含羞的花苞就此开放，多情芳草和披着薄雾的阳光就吻得更忙，花木就都一片欢欣，颤动起来。在所谓“叹息小径”里，离瀑布不远，有一条长了苔衣的旧石凳，我坐下来，把这位勇士经历的大事情来娱乐我的小心灵。我孩子气，心眼老实，什么都信以为真。这位可怜的英雄给命运播弄得成了个笑柄，可是我以为这是理所当然，遭人嘲笑，跟身体受伤一样，都是英雄的本分；他遭人嘲笑害得我很难受，正像他受了伤叫我心里不忍。上帝创造天地，把讽刺搀在里面，大诗人在印刷成书的小天地里，也就学样；我还是个孩子，领会不到这种讽刺，看见这位好汉骑士，空有义侠心肠，只落得受了亏负，挨了棍子，便为他流辛酸的眼泪。我那时不大会看书，每个字都要高声念出来，所以花鸟林泉和我一起全听见了。这些淳朴无猜的天然品物，像小孩子一样，丝毫不知道天地间的讽刺，也一切当真，听了那苦命骑士当灾受罪，就陪着我哭。一株衰老不材的橡树微微啜泣，那瀑布的白色长髯飘扬得越发厉害，仿佛在呵斥人世的险恶。看到那头狮子无心迎斗，转身以屁股相向，我们依然以为这位骑士的英雄气魄可敬可佩。愈是他身体又瘦又干，披挂破烂，坐骑蹩脚，愈见他的所作所为值得夸赞。我们瞧不起那些下流俗物，那种人花花绿绿，穿着绫罗，谈吐高雅，而且顶着公爵头衔，却把一个才德远过他们的人取笑。我天天在花园里看这本奇书，到秋天就看完了；我愈读下去，就愈加器重，愈加爱慕杜尔辛妮亚的骑士。有一场比武真惨，这位骑士很丢脸，输在人家手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念到这段情事的那一天。
那是个阴霾的日子，灰暗的天空里一阵阵都是气色凶恶的云，黄叶儿凄凄凉凉从树上落下来，憔悴的晚花奄奄待尽，头也抬不起，花上压着沉甸甸的泪珠，夜莺儿早已不知下落，望出去是一片衰盛无常的景象。我读到这位好汉骑士受了伤，摔得昏头昏脑，躺在地上。他没去掉面盔，就向那占上风的对手说话，声音有气无力，仿佛是坟墓里出来的。他说：“杜尔辛妮亚真是天下第一美人，我却是世上最倒霉的骑士。尽管我本领不行，真是真非不可以颠倒。骑士大爷，你举枪刺罢！”我看到这里，心都要碎了。
唉！那位光华耀眼的银月骑士，打败了天下最勇敢最义气的人的骑士，原来是一个乔装改扮的剃头匠！
我在“游记”第四部里写了上面一段，描摹多年以前读《堂吉诃德》的印象。如今又过了八年了。天呀！时光真是飘忽！我在杜塞尔多夫地方皇家花园的叹息小径里把这部书看完，还仿佛是昨天的事呢。这位伟大骑士的所作所受，依然叫我震惊倾倒。是不是好多年来，我的心始终没有变呢？还是绕了个巧妙的圈子，又回到童年的情思呢？后面这一说也许道着了，因为我记得每隔五年看一遍《堂吉诃德》，印象每次不同。我发育得是个青年的时候，伸出稚嫩的手去采生命的玫瑰花，爬上峰巅去攀附太阳，夜里做的梦全是老鹰和清白无瑕的少女，觉得《堂吉诃德》扫兴乏味，看见这部书就不耐烦似的把它搁在一边。后来我快成人，跟这位拥护杜尔辛妮亚的倒霉战士稍稍相安无事，而且嘲笑他起来了。我说，这家伙是个傻瓜。可是，说也奇怪，在人生的程途里，尤其是徘徊歧路的时候，那瘦骑士和那胖侍从总追踪在我后面。还记得那回上法国去游历。有一天我在驿车里发烧似的睡得很恍惚，清早醒来，朝雾朦胧，看见两个脸熟的人夹着我的车子齐驱并进。右面是曼却郡的堂吉诃德，跨着他那匹行空绝迹的马驽骍难得；左面是桑丘·潘沙，骑的是他那头脚踏实地的灰色驴子。我们到了法国边境。区分国界的高杆上一面三色旗迎着我们飘荡，那位曼却郡的上等人恭恭敬敬鞠了个躬；第一批法国宪兵向我们走来，那好桑丘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这两位朋友抢在我头里去，影踪都不见了，只有驽骍难得的振奋长鸣和那驴子的应声酬答还偶然听得到。
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背脊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但是，土博索的杜尔辛妮亚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尽管我苦恼得很，躺在地上，我决不打消这句断语，我只能如此——银月骑士呀，改装的理发匠呀，你们举枪刺罢！
伟大的塞万提斯写这部大作，抱着什么宗旨呢？那时候武侠小说风靡了西班牙，教士和官吏都禁止不了，是不是塞万提斯只想把这种小说廓清呢？还是他要把人类一切激昂奋发的热情举动，尤其是武士的英风侠骨，都当做笑柄呢？显然他只是嘲讽那类小说，想点明它的荒谬无理，供大家笑骂，就此把它扫除。他非常成功。教堂里的儆戒和官厅里的威吓都不管事，然而穷文人的一支笔见了效验。他断送了武侠小说；《堂吉诃德》出世不多时，西班牙人全觉得那类小说索然无味，再也不出版了。不过，天才的那支笔总比执笔的人还来得伟大，笔锋所及总远在作者意计之外。塞万提斯不知不觉之中，对人类那种激昂奋发的热情，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讽刺。这是他没料到的，他这人自己就是位英雄，大半世光阴都消磨在骑士游侠的交锋里，身经勒邦土之役，损失了左手博来点勋名，可是他暮年还常常引为乐事。
关于这位大创作家《堂吉诃德》著者的人品和生涯，写传记的人所知无几。通常那种琐记都是掇拾些东邻西舍嚼舌根娘儿们的唾余，我们倒也不少了它。她们只看见个壳子，我们却看到这个人的本身，看到那真正的、无诈伪的、不诬妄的状貌。
萨费特赖的堂·米盖尔·塞万提斯是个俊秀强壮的人。他气概高傲，心地宽阔。他眼睛的魔力真是出奇。恰像有人能够看透地面，知道底下埋的是财宝金银还是尸骸，这位大诗人会眼光照彻人的心胸，把里面的蕴蓄，瞧个明白。对好人呢，他这一瞥就像阳光，欣欣然耀得衷怀开朗；他这一瞥对坏人又像剑锋，恶狠狠把心肠割碎。他的眼光像追索似的射进人的灵魂，跟它问答，它不肯答话，就动酷刑；灵魂血淋淋的横在拷问架上，也许那躯壳还要做出一副贵人屈尊的样子。许多人不喜欢塞万提斯，世途上大家都懒得推挽他，还有什么可怪呢？他从来没有富贵过；他朝山瞻礼，辛苦奔波，带回来的不是珍珠，只是几枚空贝壳。据说他不稀罕钱，我告诉你罢，他没钱的时候，就知道钱多么稀罕了。可是他不曾看得钱跟名誉一样贵重。他该了些债。他写过一篇诗神阿波罗发给诗人的证书，第一节就说道：“诗人若说自己没有钱，大家得相信他的话，不应该再要他赌咒发誓”。他爱音乐，爱花，爱女人。他的恋爱往往很不得意，尤其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少年时给决绝无情的玫瑰花放刺扎伤了，是不是想到自己将来的伟大就可以慰情释痛呢？一个晴朗的夏天下午，他这位风流小伙子跟一个十六岁的美人儿在太古河畔散步，他谈情说爱，那小姑娘一味的嘲笑。那时候，太阳还没下去，依然金光照耀，可是月亮已经升在天空，又小又淡，仿佛一抹白云。少年诗人对情人说道：“天上那黯然无色的小盘子，你瞧见没有？它的影子落在咱们脚边这条河心里。这条河仿佛是可怜那月亮，才肯在雄放的奔流里映带着它那苦恼的形象，有时候水波澎湃，还像瞧它不起，要把它抛向岸上。可是到天黑了瞧罢！夜色一起，那个黯淡的小盘子会愈来愈亮，光华遍照全河，这些翻腾荡涤的波浪见了那颗灿烂星辰就要颤抖，又贪又爱地向着它汹涌。”
诗人的身世该向他作品里去追究，因为他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上文说塞万提斯当了好一辈子的兵，这从他作品里处处看得出来，在他的剧本里比在《堂吉诃德》里还要清楚。罗马人那句话，“生活就是打仗”，对他很切，有两层意义。菲力普二世替上帝挣面子，自己使性子，以兵为戏，各处行凶；在那些战事里，塞万提斯好多次当个小兵，跟人家交战。他整个青年供那位旧教的大护法驱使，他为旧教的权利亲自出马。根据这种事实，我们可以猜想他对旧教的权利也是十分关切的。有人说他只为惧怕宗教法庭，所以《堂吉诃德》里不敢叙述当时新教的思想；那种事实就把这个流传颇广的议论推翻了。塞万提斯绝不是那样；他是罗马教会的忠心孩子，不仅在好多骑士游侠的交锋里，他身体为它的圣旗流血，并且他给异教徒俘虏多年，整个灵魂受到殉道的苦难。
关于塞万提斯在亚尔杰那一段，可巧我们知道些细节，看出来这个大诗人也是大英雄。有位不露圭角的写意人物哄得奥古斯德大帝和德国一切学究先生都以为他是个诗人，而且以为诗人全没有胆气；对他这种曼妙动听的无稽之谈，塞万提斯的俘虏生涯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反证。真诗人也一定是真英雄，他怀着西班牙人所谓“第二种勇敢”的那种坚忍。这个高贵的卡斯蒂利亚人身为亚尔杰总督的奴隶，一心一意要重获自由，再接再厉地安排下泼天大胆的计策，面对险阻艰难，泰然自若，到举事不成，拼着一死，挨着严刑，不肯半个字供出他的同谋来。这种情景真是壮烈极了。他身体的主人是个杀人不怕血腥的，可是看了这种大气魄和高品节，也只可放下屠刀。这头老虎保全了那个已入樊笼的狮子。他只消一句话，就能教那可怕的“独臂汉”送命，可是他见了面就战战栗栗。亚尔杰人全知道塞万提斯，称他为“独臂汉”；总督也承认，要知道了这个独臂西班牙人是关锁得严严密密，他才能安心睡觉，才保得他的辖下、他的军队和奴隶不会出乱子。
上文说塞万提斯一辈子只当个小兵。不过他在行伍里露了头角，奥地利的堂约翰是他的统帅，也另眼相看。所以他从意大利回国，身边有几封极增光彩的保举信，都是写给西班牙皇帝的，一力推荐塞万提斯这个人才堪大用。亚尔杰的海盗在地中海上把他掳去，看见这些信，以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要人，就此勒索一大笔赎身钱。他家里千方百计，辛勤刻苦，也凑不出那笔款子去赎他回来，这位苦命诗人只好在桎梏之中，多挨些日子，多受些罪了。那些信原因为他是个非常人，表示器重，偏偏替他种了新的祸根；命运女神那狠毒婆娘就这样作弄他到死，天才以为不必仗她提拔也能够声名显赫，就惹下她一辈子的仇恨。
天才的潦倒不遇，是瞎碰瞎撞似的偶然如此呢？还是他内心和环境的性质使他必然如此呢？是他的心灵跟现实冲突呢？还是那粗鲁的现实恃强凌弱，向他高尚的心灵开仗呢？
社会是个共和国。一个人要努力上进，大伙儿就笑呀，骂呀，逼得他退转。没有人可以比旁人好，比旁人聪明。谁要凭他那百折不回的天才，高出于凡夫众人之上，社会就排斥他，把他嘲笑糟蹋，一点儿不肯放松，闪得他到后来伶仃孤独，闷守在自己的思想里。
不错，社会有共和主义的本性。一切尊贵的东西，在精神方面也好，在物质方面也好，都惹得它深恶痛绝。精神方面的尊贵往往要凭借物质方面的尊贵，这是出于寻常揣度之外的。七月革命以后，社会上一切关系都显出共和主义的精神，我们就亲切悟出上面讲的道理。我们的共和主义者憎恨大诗人的桂冠，不亚于大皇帝的紫袍。他们想铲除人类智力上的差歧；他们既然把国土上茁长的思想都当做国民公产，只可以出了告示，要大家的文章风格也一律平等。好文章的确贬了价，据说含有贵族风味；我们又常听见这种议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写的文章跟人民一样，要真，要质，要拙。”对许多讲实干的人说来，这事好办；但是拙劣的文章并非人人会写，一个写惯好文章的人更其不会，旁人就要发话了：“他是位贵族，是个爱好形式的人，是艺术的朋友，人民的仇敌。”他们真心这样主张，很像圣希爱罗尼默司以为自己的好文笔就是罪恶，把自己痛加鞭挞。
在《堂吉诃德》里听不见反对旧教的声音，反对君主极权的声音也一样听不见。那些听见这种声音的批评家显然错了。有一派人，把绝对服从君主这件事加以诗意的理想化；塞万提斯就属于那一派。这里的君主是西班牙皇帝，那时候巍巍赫赫，光芒普照大地。一个当小兵的也觉得沾了威光，宁愿不顾一己的自由，要教卡斯蒂利亚民族逞遂那夸强好胜的心愿。
那时候西班牙在政治上的伟大很能够教本国文人变得胸襟高远。在西班牙诗人的心境里，有如在卡尔五世的国境里，太阳不落。跟摩尔人的恶战已经收场；内战以后，诗歌会盛极一时，恰像暴雨初晴，花香最烈。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就有这种情景，那时候西班牙也诗派勃兴，大可以相提并论。英国有莎士比亚，西班牙有塞万提斯，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人都仿佛一家人似的，彼此有相像之处，三代腓力治下的西班牙诗人也是这样。要像我们讲的那种独创一格，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都说不上。他们跟并世的人两样，并非他们别具情感思想，别有表达的手法，而只因为他们比旁人深湛得多，真挚得多，感受愈加敏锐，力量愈加雄厚；在他们的作品里，诗的精髓分外饱满洋溢。
这两位诗人不仅是当时开的花，而且替后世伏了根。大家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和现在的法国起了影响，就推他为后世戏剧艺术的开山祖师。我们也应该推尊塞万提斯为近代小说的开山。我有些随感，让我说来。
初期小说，所谓武侠小说，从中世纪的诗歌发源。那种叙事诗的主角都出于卡尔大帝和“圣盘”等连环传说，小说一上来不过把这些诗歌化成散文，内容老是骑士的奇遇。这是描写贵族的小说，登场的不是荒幻神奇的人物，就是靴子上有黄金踢马刺的骑士；人民的影踪一点也没有。这种武侠小说愈来愈糟，变到荒谬绝伦，塞万提斯凭《堂吉诃德》一书把它推倒。但是他一面写讽刺，拆了旧小说的台，一面就给我们所谓近代小说的新型创作立下模范。大诗人的手段总是这样，一面除旧，一面布新，绝不会有所破而无所立。塞万提斯在武侠小说里安插了对下层阶级的真实描画，掺和了人民的生活，开创了近代小说。他并世的文人全喜欢摹写至卑极贱的俗人穷汉怎样过活，不独他一人如此。那时候西班牙的画家跟诗人也有同好；缪利罗偷了天上最圣洁的颜色来画圣母像，但是他为地面上的肮脏景物写真，也同样的衷心喜爱。也许这些高贵的西班牙人醉心的是技巧，所以把个捉虱的小花子画来逼真，也很志得意满，就跟造了个圣母像一般。或者是相映成趣，惹得那些头等贵人，像漂亮的弄臣圭费陀，显赫的权臣孟陀查之流，都写小说，刻画起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流氓来了。也许这种人在自己的境地里过得腻味，就异想天开，置身在绝然相反的人生境界里，正像许多德国作家也流露出这种设身处地的欲望，小说里专写华贵生涯，主角不是个伯爵，就是位子爵。塞万提斯却没有一味写凡俗人物的偏向；他把高超的事物和平常的事物合在一起，互相烘染衬托，上流人的成分跟平民的成分一般重要。英国人模仿他最早，到如今还学他的榜样。可是在英国小说里，找不到这种上流人的、武侠的、贵族的成分。自从理查森称霸文坛以后，英国小说家都缺乏诗意，而且那时候的风气迂腐拘谨，一点儿不许对普通人民的生活作透彻的描写，海峡彼岸就出现了市民小说，反映市民阶级那种平淡的生活琐屑。英国读者从此淹没在这种下劣的读物里，近来才有一位伟大的苏格兰人崛起，来了个小说里的革命，或者竟是复辟。当初小说里只是骑士的世界，塞万提斯才把民主的成分安放进去；后来只有全无诗意的庸俗市民在小说里安身立命了，瓦尔特·司各特就把走失的贵族成分又找了回来。《堂吉诃德》里那种美妙的配比匀称使人惊叹，司各特走一条跟塞万提斯相反的途径，然而在小说里恢复了这种匀称。
英国第二位大诗人在这方面的功劳，我相信大家还没见到。就文学而论，就他的天才杰作而论，他那种保皇守旧的偏向和成见都有好处。他的杰作到处得人赞赏，有人模仿，把市民小说的死灰阴影直挤到流通图书馆的冷角落里去了。如果不承认司各特首创历史小说，倒去找德国方面的先例，那就不对。历史小说的特色是贵族的成分跟民主的成分和谐配合，民主的成分独霸，就搅乱了这种和谐。司各特把贵族的成分重新配合进去，调和得尽善尽美，不像我们德国小说家在作品里反把民主的成分一笔勾销，走入迷途，回向塞万提斯以前盛行的那类武侠小说。以上种种，大家都没有看明白。从前诗人产生“迦利亚的亚马迭斯”这一类的奇谈野史，我们的德·拉·莫特·富凯只能算落在他们后面的追随者。这位男爵大人居然在《堂吉诃德》出世二百年以后还写他的武侠小说，我不但叹佩他的才情，而且叹佩他的胆量。他的作品问世风行，恰逢德国一个特殊时期。偏爱武士游侠和古代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这在文学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是这样：德国人民要跟中世纪永诀，可是我们多情善感，在诀别的时候，接了一个吻。我们嘴唇印在那块古董墓碑上，那是最后一次。不用说，那一次我们好多人的举动都很傻里傻气。这一派里的小伙子路德维希·蒂克掘开死鬼祖宗的坟墓，把棺材当摇篮似的摇着，嘴里疯疯癫癫、呢呢牙牙地唱道：“睡觉罢！爷爷小宝贝，睡觉罢！”
我称瓦尔特·司各特为英国第二位大诗人，称他的小说为杰作。不过我只极口推崇他的天才，绝不会把他那些作品跟塞万提斯的这部伟大小说比拟。要讲史诗的天才，塞万提斯远在司各特之上。上文说过，他是个信奉旧教的作者，也许因此他的心境就有一种广漠的、史诗风味的恬静，不生一点儿疑惑，仿佛是晶莹澄澈的一片天空，覆盖在他构撰出来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上面，一丝儿没有缺口。并且沉静也是西班牙民族的本色。司各特就不然了。他那个教会把神圣的事物都要当剧烈争论的材料，加上他自己是位律师，又有苏格兰人的脾气，行动和争论都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小说里的戏剧成分太强，就跟他的生活和性格一样。我们所谓小说的这一类创作绝不能学他。西班牙人的功勋是产生最好的小说，正如产生最好的戏剧应当归功于英国人。
那么，还剩下来什么锦标给德国人呢？有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号抒情诗人。德国人这样美丽的抒情诗，谁都没有。现在各国人都政务匆忙，到那些事办完以后，我们愿意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大家都上绿叶成荫的树林子里去唱歌，请夜莺儿评判。在这番歌唱比赛里，我深信歌德的抒情诗会得头奖。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个三头统治，在记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个登峰造极。把我们那位伟大的同国人推尊为尽善尽美的抒情诗人，这件事该让本文作者来干。歌德屹立在抒情诗两股末流的中间：一派以我的名字命名，那真是桩憾事；另一派从施瓦本地方得名。两派都立下功劳，间接出了力使德国诗歌大盛。第一派对德国抒情诗里理想主义的偏向来了个对症下药，把心思才力引向坚朴的现实，还把感情空浮的裴德拉楷主义铲除。我们一向认为裴德拉楷主义就是抒情诗里的堂吉诃德习气。施瓦本派也间接挽救了德国诗。也许全亏了施瓦本派，雄健的诗歌才可能在德国北部出现，因为那种萎靡枯淡的志诚虔信像一股湿气似的，给这个诗派吸收个干净了。许都脱卡脱城就好比德国文艺女神的排泄口子。
我说这伟大的三头统治在戏剧、小说和抒情诗里有最高的成就，并非对其他大诗人的作品有什么挑剔。要问：“哪一位诗人更来得伟大？”那真是最笨不过了。火焰就是火焰，不能掂斤播两来考较它们的轻重。只有跟杂货铺子里俗物一般识见，才想把一架称干酪的破天平去权衡天才。别说古代作者，就是许多近代作者也有诗火熊熊的作品，可以跟那三个人的杰作比美。不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这三个名字总是并举齐称的，隐隐然有什么绳子把它们串在一起。他们的创作里流露出一种类似的精神：运行着永久不灭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发扬了不自矜炫的谦德，仿佛是大自然。歌德使人想起莎士比亚，也常使人想起塞万提斯。甚至他文笔的特色也和塞万提斯的相似，都是随便不拘束的散文，点缀着极可爱的、快意的讽刺。他们的毛病也相像，笔下都很絮烦，都偶或有那种长句子，冗长得像皇帝出行，前拥后簇着一大队。一句浩浩荡荡的句子里，往往只有一点儿意思，仿佛一辆金彩辉煌的宫廷大车，驾上六匹盛装丽饰的马，一路行来，好不隆重。不过这点儿意思，就算比不上皇帝，也总相当于一位贵人。
关于塞万提斯的才情以及他这部书的影响，我不能多谈。关于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此地更不能多谈，因为仔细讲起来就牵涉到美学的范围很广。我只要叫大家注意这部书的体裁和书里两个中心人物。体裁是游记，也是这类创作天造地设的体裁。我想起古代第一部小说亚普莱厄斯的《金驴记》来了。后世创作家觉得这种体裁太没有变化，就用我们今天所谓小说的布局来补救那个缺陷。不过大多数小说家都不会自出心裁，只好布局转辗借用，至少也是把旁人的布局借来，稍为改头换面。因此翻来覆去老是这一类角色、情景和关键，到后来读者就大不爱看小说了。这种陈腐的小说布局沉闷得很，大家得另打主意，有一时又遁逃到上古原始的那种游记体里去。不过要是有位自出心裁的作家创了个新鲜的小说布局，游记体就会完全废除的。在文学里，也像在政治里，一切转移全按照运动力和反运动力的规律。
名叫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那两位人物呢？他们俩从头到底彼此学嘴学样，衬得可笑，可是彼此也相济相成，妙不可言。所以两口儿合起来才算得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这也见得这位创作家在艺术上的识力以及他那深厚的才力。旁的文人写小说，只有一个主角云游四海；作者势必假借独白呀，书信呀，日记呀，好让人知道这位主角的心思观感。塞万提斯可以随处来一段毫不牵强的对话；那两位人物一开口就是彼此学舌取笑，作者的用意因此更彰著了。塞万提斯的小说所以妙夺天然，都承这两位的情，从此大家纷纷模仿。整整一套小说从这两个角色里生发出来，就像从一颗种子里长出那种印度大树，枝叶纷披，花香果灿，枝头上还有猴子跟珍禽异鸟。
不过把一切都算是婢学夫人似的模仿，也不免冤枉。我们在生活里常碰见一对人物：一个像堂吉诃德，有诗意，爱冒险；一个像桑丘·潘沙，一半出于忠心，一半也为了私利，跟住那一个人，同甘共苦。把这一对写到书里去，那真是顺手拈来。他们俩在艺术里种种乔装改扮，也像在人生里一样；要认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就得注意本质和心灵上的标记，不能拘泥着表面以及外附的事物。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在堂约翰和莱柏瑞罗两个身上，也许像在拜伦爵士和他的亲随弗莱邱身上，我们不就找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么？在瓦尔德才的骑士和他的卡斯拜·喇哩哗哩身上，正如在许多文人和他们的出版家身上，我们不都看出来这两种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么？出版家瞧明白作家的一团傻气，但是其中有实在利益可图，也就死心塌地跟着到理想境界里去乱闯乱跑。书店大老板桑丘干他那行营生，往往吃耳光当饱，却仍旧肥肥胖胖，只是那个好汉骑士一天天瘦下去了。
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这两种人不但男人里有，我在女人里也常碰见。我尤其记得一位美丽的英国女郎和她的朋友，她们俩是结伴从伦敦一家寄宿女学堂里逃出来的。这位女郎痴情洋溢，皮肤白净，要走遍世界去找一颗男人的心，像她在溶溶月夜里梦想的那样高贵。她那朋友又矮又黑，想乘机捞个丈夫到手，尽管他不是一位出众的意中人，至少也得模样儿漂亮。我仿佛还看见那女郎的纤削腰身站在白雷敦海滩上，含情的蓝眼睛脉脉望着汪洋大海的法兰西彼岸。这时候，那位朋友正砸着榛子，把仁儿吃得满口香甜，把壳儿掷在水里。
至于这两种人彼此间的情形，别说在其他艺术家的杰作里，就是在人生里也没有塞万提斯笔下写来那样风光细腻。这一位的性情体态，一枝一节全跟那一位的相反相连，恰成对照。每一个特色都等于学样学嘴似的取笑。是的，甚至驽骍难得和桑丘的灰色驴子，正跟那位骑士和他的侍从一样，也是相形之下，言外大有讽刺；这两头牲口象征的意义，多少跟那两个人物相同。主仆两人讲的话，就像他们的心思，也是个极明显的对比。翻译家有个非解答不可的难题，我这里得提一下，那便是怎样把好桑丘那种家常粗俗、疙瘩噜苏的话翻成德文。好桑丘老爱支离破碎地引用谚语，常常胡引乱用，这就叫人想起所罗门王的那些俳优，想起马尔可夫来了，因为马尔可夫要把可怜的理想主义跟常人从经验得来的智慧对照，也就用些简短的格言成语。堂吉诃德讲起话来可就不同，他讲的是文雅的、上流人的话，而且句法完整，有一种庄重的风度，见得是位高贵绅士。有时候，句子铺排得太长，这位骑士的话就譬如一位高扬着脸儿的命妇，穿了一身袖子裙子都鼓出来的绸缎衣裳，拖着长裾。可是美丽、文雅和欢乐这三位女神摇身变了小跟班，嘻嘻哈哈，捧起那长裾一角，那些长句子的收梢也一变而为韵致盎然了。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词令可用几句话来概括：前面一位讲起话来，就像他本人那样，老是骑了一匹高大的马；后面一位讲起话来，也像他自己那样，只跨着一头低贱的驴子。
此外有一件事要谈。在我作序的这部《堂吉诃德》新译本里，出版家装点了些插画。德国印行插图的文学书籍，这还是第一部。在英国，插图是照例应有的东西，非常吃香，在法国尤其如此。我们德国人万事认真，都想寻根究底，就要问了：“这类插图对真正艺术有什么裨益呢？”我以为没有什么。当然，画家那种敏快轻灵、善于创物造形的妙手，将诗人笔下的人物把握住了，依样摹写出来，这一点在插画里是看得见的；或者看书看得乏了，有插图来打个岔子，也是别饶趣味的。不过插画也是一种征象，见得图画这门独立的艺术倒了架子，下降而为繁华粉饰的工具了。因为在插图里，画家不但能够或者容易把事物轻描淡写，而且他只应该这样，轮不到他来无微不至的刻画。至于古书里的木刻画，那别有用意，不能跟插图一概而论。
这个本子的插画根据托尼·约翰诺的图样，都是他从英法两国旧版画里套制的。托尼·约翰诺名不虚传，所以这些画的意匠和手法又雅致又特色，尽管轻描淡写，我们也瞧得出这位画家深得那位创作家的用心。每一章第一个字母的花样和章末的点缀都很有巧思奇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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