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群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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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读宋史之 宋太宗2试读：
二十八 雍熙北伐
纠结了七年，多方搜集情报，瞅准辽国东征的时机，宋太宗终于在雍熙三年（986）决意再次北伐。这次北伐既有雪洗前耻的决心，又带着第一次北伐失败的恐惧，还交织着收复失地的雄心， 种种复杂的情感集结在一起，让宋太宗格外谨慎、分外小心。为此， 宋太宗为北伐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战前准备， 制定了详细的作战安排。但是，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并不会完全按照预设的轨道发展， 看似完美的战略计划与战场指挥，在辽人的从容应对下，瞬间失去了作用。那么， 宋太宗是如何确立北伐决策的？ 战争的进程为什么与他的设想出现了偏差呢？
战前准备很充分
为了使再次北伐决策顺利通过，为了保证北伐进展顺利，宋太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前准备。
第一，保证师出有名。
幽燕地区是中原王朝一道天然的防护线，宋琪曾经断言，收复幽燕地区之后，只要在古北口、松亭关、野狐门三个地方派驻军队，就可以抵御住辽国的侵扰（古北口及松亭关、野狐门三路并立堡障，至今石垒基堞尚存，将来平定幽朔，止于此处置戍可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但是，幽燕地区在五代时已成为辽国的领土，经过了数代易权之后，宋朝要收复它，必须要有一种可以让人信服的说法。辽国就曾批评宋太宗征讨幽燕属于名不正言不顺，是师出无名（太宗绍登宝位，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无名之师，直抵燕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五）。怎样才能师出有名呢？
一是收复旧地。
幽燕本属中原政权，出征幽燕就是将自己丢失的东西拿回来。宋太祖在位时，将收复幽燕地区作为江山一统的必要步骤，明言“幽燕未定，何谓一统”。宋太宗亲征北伐，也是以“欲收中国旧地”为理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将幽燕地区视作中原政权的固有领土。第二次北伐，宋太宗又进一步强化这种说法，即幽燕本属中原政权[幽燕之地，本被皇风，向以晋汉多虞，契丹因而盗据（此六字《宋大诏令集》空缺，此据《宋朝事实》增补）。《诗》曰：“我疆我理，东南其亩。”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于强敌。《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三十七]，大宋王朝北伐，是要收复旧地。所以说，幽燕地区虽然不是从宋太宗手中失去的，但是他有责任将其收回来，只有如此，方才实现国家一统。
再则拯救百姓。
不管幽燕地区的百姓在契丹统治下生活如何，大宋政权打出的是拯救幽燕百姓的旗号，出征幽燕是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幽燕百姓（将救焚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三则求和不得。
宋方在辽景宗去世之后曾主动求和，没曾想竟遭到辽方的拒绝。对大宋而言，这是一个耻辱，也是一个理由。既然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问题，只有战场上相见了。而且，大宋主动求和遭拒，在道义上占了上风。
这是大宋王朝北伐的三点理由。
第二，广结统一战线。
联合宋辽周边其他政权，共同对付辽国是宋太宗一以贯之的策略。大宋联合的国家，大多是与辽国比较接近的周边小国。这些小的政权受到契丹的压迫。宋太宗意图通过多种力量夹击的方式战胜辽国。
例如，雍熙三年（986）二月，就在宋太宗出兵之前，派遣使者出使高丽国，寻求北伐盟军，奉送《北伐遣使谕高丽诏》（《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七十三）。宋太宗邀请高丽国国王出兵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高丽深受契丹压制。
其二，抓住时机共击敌国。
其三，战后并分胜利品。
宋太宗认为，宋朝与高丽国有着共同的敌人，有着共同的目标，也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辽。为了能打动高丽国国王，《北伐遣使谕高丽诏》写得层次井然、针对性强，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第三，增强投入。
宋太宗此次北征，调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运输人员、士兵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运输军需物资的人员从七十个州府调集，参战的士兵数量在二十万左右（遂使七十州生聚，困于馈运之劳。二十万师徒，翻作迁延之役。《宋大诏令集》卷九十四《责曹彬等谕中外诏》），真正实现了全民备战。
第四，制定计划。
宋太宗对再次北伐是志在必得，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敢大意，多次与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细密讨论作战谋略、路线、将领、粮草等诸多问题，甚至达到一天六次与枢密院商谈（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第五，力避杂音。
高梁河战败后，国内反战言论比较盛行（上初以契丹渝盟来援太原，遂亲征范阳，欲收中国旧地。既而兵连不解，议者多请息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宋太宗也采纳了休养生息的策略。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对于再次出兵，朝中还是有不同声音。
中书门下的李至、宋琪皆是反对北伐的代表人物。为了杜绝悠悠之口，在北伐前后，宋太宗针对不同情况，对有反战言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并处置。
一是谁反对罢免谁。
宋琪前后三次对宋太宗的北伐表达了不同意见。
第一次是在太平兴国八年（983），时任宰相的宋琪说“国家不须制讨，可坐待其灭亡”，语气委婉地将不赞成的态度表达明了。
第二次也是在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再次提起收复幽蓟之事，宋琪亦是顺着宋太宗的意思说了一番好话之后，提出可以以奚族为外御，不需要朝廷出兵讨伐（况奚族是契丹世仇，傥以恩信招怀之，俾为外御，自可不烦朝廷出师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第三次是在雍熙三年，宋太宗确定了北伐大计之后，宋琪又上《论复幽燕疏》、《复幽燕十策》。此时宋琪已被罢宰相之职，但依然不赞成出兵，认为两国通好，停止战争实为上策（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继好，弭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宋琪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太宗北伐呢？
宋琪为燕地人，“生居边土，习知兵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曾经担任过辽穆宗的侍读，对辽国的情形极为熟悉。宋琪在宋朝宰相中以熟知边防事务著称（国朝宰相，惟宋琪与齐贤知边事。《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三十）。对宋辽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情形，在宋初没有其他人比宋琪更熟悉，所以，宋琪的主张有极大的影响力。
宋琪的影响力既然巨大，就先从他开刀。雍熙二年（985）的年底（十二月），宋太宗毫不犹豫地罢免了其宰相的职务。宋太宗给出的理由是宋琪“素好诙谐，无大臣体”，意思是说宋琪不够严肃稳重。宋琪是太宗幕府出任宰相的第一人，在相位仅仅两年就被罢免。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在宋琪被罢相之后不久，宋太宗即大举用兵。这其中的曲折，因果联系，耐人寻味。
雍熙三年正月，参知政事李至也因上书反对北伐被罢，给出的理由是“目疾”，就是眼睛有病，这当然也不是根本原因。
二是谁反对孤立谁。
在雍熙北伐这件事情上，大宋的中书机构的意见相当一致，几乎全部持反对态度，宋太宗的处理首先是罢免，罢免宋琪，罢免李至。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另一种对策——孤立，即杜绝反战之人参与军事会议。
宋太宗在商定北伐谋略等重要问题时，并没有让以李昉为首的中书官员参加，李昉对北征也是持明确反对态度的，而仅让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参加（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宋太宗如此做，是为了避免不同意见干扰北伐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六，作秀亲征。
第一次北伐，宋太宗亲征，中箭而归，心中的惧怕让他从此不敢也不愿意亲征。然而面对同样的敌人，如果再次北伐不亲征，他会被视为畏惧辽人，内心的胆怯会被看破，所以再次北伐时，宋太宗还是做了一下表面文章，说自己要御驾亲征。
对于御驾亲征之事，参知政事李至立即加以反对，认为宋太宗不能离开京城，以此显示宋朝对辽战争用不着劳烦皇帝大驾，以此显示宋方对辽作战的信心与轻松之情，以此安定天下百姓之心（京城天下根本，愿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李至的上书让宋太宗找到了一个比较体面的理由，于是不再坚持（也不敢坚持），这场作秀也就结束了。
恐惧亲征，作作秀就可以避免了；但仗还是要打的，幽燕还是很想收复的，这个不能作秀，必须认真对待。为此，宋太宗是如何部署、规划的呢？
开局进展很顺利
作战计划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是战争成败的关键。第二次北伐，宋太宗派出精英部队，商定了目标明确的战略意图，确定了清晰的战略部署，前期进展很顺利。
第一，意图明确。
兵分三路：东路、中路、西路。其战略意图可以概括为：东路佯动，中路、西路鏖战，然后三路合围。具体而言：
东路佯动：东路军有兵力十万，是主力队伍。战争伊始，他们的任务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佯动吸引敌人，将辽军主力吸引在幽州地区，不敢大批抽调兵力增援西部战线。此路要求稳。
中路、西路鏖战：东路吸引住辽军主力军队的同时，中路、西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这两路要求快。
三路合围：中路、西路完成任务后，向东路靠拢，汇集兵马，共同挺进幽州。此阶段要求集中、统一。
宋太宗指派给三路大军的任务不同，一路求稳，两路求快，然后汇集，协同作战，统一步调，共同击败敌人，也就是中国传统兵法中的“声东击西”之策（上手诏赐普曰：“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俾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这个战略意图很完善，具有全局的眼光，战略意图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
第二，部署详尽。
在此战略意图指导下，宋太宗对三路大军的将领及路线进行了详细的战略部署：
三路大军的前线总指挥是曹彬（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
东路人马又分为两路：一路以曹彬亲为主帅、崔彦进为副帅，取道东北方向，率军从雄州（今河北保定雄县）出发，经固安（今河北廊坊市固安县）至涿州（今属河北保定市），直逼幽州，即雄州——固安——涿州——幽州线路。另一路以米信为主帅、杜彦圭为副帅，取道西北方向，从雄州出发，经新城（今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至涿州，与曹彬会合，共同挺进幽州，即雄州——新城——涿州——幽州。东路军在雄州兵分两路，到涿州再次会合，目标为幽州。
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帅、袁继忠为都监，由定州取道飞狐口（今河北省涞源县），进击蔚（yù）州（今河北蔚县），阻击辽军西援力量，帮助西路夺取目标。
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取道雁门关，占领山后诸州。
中路、西路完成既定任务后，立刻向幽州战线集结。
第三，统帅给力。
宋太宗选定的将帅，都是当时战功累累、久经沙场的资深名将。现将其主要军事履历罗列如下：
曹彬：讨伐后蜀，平定蜀乱；南伐南唐，北征北汉，功绩卓著。
田重进：自宋太祖起即以“忠诚”著称；伐契丹；从征太原。
潘美：招抚袁彦，平叛李重进；征南汉，讨南唐，大败敌军；打太原，镇守边关要地。
崔彦进：担任王全斌的副手，参加平定后蜀战争；镇守关南，屡挫辽军。
米信：少勇悍，以善射闻名；宋太祖时为殿前都指挥使；参加伐北汉战争，有战功。
杨业：人称“杨无敌”；刀斩萧多罗，生擒辽国将领李重诲，令敌人闻风丧胆，辽军见其旗帜就躲。
主帅皆为资历深厚、战功卓著之人，副帅均为骁勇善战之辈，亦有忠肝义胆、智勇双全之特点，所以宋太宗将此六人作为重点任用的对象。
第四，时机恰当。
事实上，辽景宗刚刚去世之时，对大宋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但大宋并没有接着兴兵北伐，这个时机转瞬即逝，因为辽国在萧太后的统领下迅速稳定了政局。四年以后的雍熙三年正月，宋太宗下令出征，以为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进攻时机。为什么呢？
辽国此时正在用兵。雍熙二年九月，辽圣宗命耶律斜轸率军攻打鸭绿江中上游的安定国，雍熙三年正月，耶律斜轸军取得胜利，并将发动征伐高丽的战争。一来军队经过一番征讨，已近疲乏；二来辽军军力分散。这种情况下，宋军出征，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在宋军出兵的情况下，辽国被迫抽调讨伐高丽的东征大军，南进应对宋朝的北伐。
第五，初战告捷。
七年准备、士气高昂、目标明确的宋军与辽方驻守边境的耶律休哥部相比，在战争初期占尽优势。于是，三路大军一路凯歌，都取得了大捷，形势一片大好。
雍熙三年三月，西路潘美大军率先取得了雁门关大捷，既而驱逐败兵至寰州（今山西朔州北），最终经过鏖战，寰州刺史赵彦辛举城投降（三月，潘美出雁门，自西陉入，与敌战，胜之，斩首五百级。逐北至寰州，斩首五百级。……庚辰，刺史赵彦辛举寰州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之后愈战愈勇，接连又收复朔州、应州、云州。
东路曹彬部攻占涿州（曹彬进壁于涿州东，复与敌战，李继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战愈急，敌遂败，乘胜攻其北门，克之。辛巳，取涿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米信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拼杀，最终占领新城。
中路田重进收复飞狐（田重进围飞狐，令大鹏翼至城下，谕其守将，定武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郢州防御使吕行德尚欲坚守，重进急攻之。辛卯，行德乃与其副都指挥使张继从、马军都指挥使刘知进等举城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挺进蔚州。
第六，百姓参战。
在田重进攻打蔚州的过程中，除了大宋正规军之外，还出现了一支极为重要的辅助力量，边境百姓中的骁勇善战者纷纷参与战斗，袭击敌人，有的在深夜潜入蔚州城内，斩取敌人首级而归。边境百姓的加入，无疑增加了胜利的筹码，宋太宗听闻之后，赞赏有加（上闻而嘉之，曰：“此等生长边陲，娴习战淢，若明立赏格，必大有应募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决定进一步利用好边境百姓娴于战斗的优势，下诏招募百姓，并根据在战斗中的不同表现，如聚集起来接应援助军队、擒拿敌军将领、俘获俘虏、俘获马匹等给予一定的奖励，而且在平定幽州之后，会尊重不同人从军或归农的愿望，给予一定的安置奖励。宋太宗的诏书下达之后，边境相应招募的人员越来越多。如此一来，宋太宗通过及时鼓励，增加了队伍的有生力量，增强了战斗力。
三路大军按照宋太宗的战略部署取得了重大收获，也基本上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东路大军成功地吸引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得辽军派不出援兵，保证了中路、西路的战果累累。
三路大军一路高歌，取得阶段性胜利。如果事态按照预想的发展，那么，宋太宗收复幽燕地区的梦想或许可以一朝实现。但是，收复幽燕地区要速战速决注定是很难实现的，战争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宋辽双方军队皆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大宋的第二次北征，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在呈现了最初的美丽之后，就那么忽然间爆破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
固守待援与往返折腾
首先，辽军避免交锋，集结援兵。
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并没有让辽国统治者慌乱。大敌当前，萧太后与辽圣宗果断地做出了四项决定（诏宣徽使蒲领驰赴燕南，与休哥议军事；分遣使者征诸部兵益休哥以击之；复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军继进，赐剑专杀。乙亥，以亲征告陵庙、山川。《辽史》卷十一《圣宗本纪下》）。
第一项决定：遣使南下，共议对策。
派遣主管军事的使臣迅速赶赴幽燕地区，与在幽燕驻守的耶律休哥会合，共同商议东线的应对措施。
第二项决定：招募援军，增援耶律休哥。
萧太后招募的援军，一是留守东京的耶律抹只部，一是诸部落征集的人马。
留守东京的耶律抹只部是常备军，可以立时出发，需要的只是地域转移。诸部落的人马，则需要时间来集合。但是，辽国军民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马上生活”、“马上转变”。“马上生活”，是指食宿行进皆在奔驰的马背之上；“马上转变”，是指他们平时是放牧的百姓，一旦有战争便可以“武装到牙齿”，成为骁勇善战的士兵。因为这两个特点，诸部落召集的人马，在短时间内从大草原的不同方向向幽州奔去，速度之快，绝对出乎宋方君臣的意料。
第三项决定：御驾亲征，鼓舞士气。
为了安定军心，萧太后与辽圣宗决定御驾亲征，同时，与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御林军。忠心于皇帝、服从于皇帝的御林军，是辽国装备最先进、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
第四项决定：调集援军，阻击西路。
萧太后与辽圣宗是将宋军东路作为主要攻击对象，所以，招募的援军大部分奔赴幽州。同时，为了避免侧翼受到进攻，任命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率军抵御西路的潘美部。
从这四个方面的安排，可以看出萧太后在危急状况之下的应变能力，不愧是辽国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正是这些决策使得辽军最终实现了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辉煌局面。
在萧太后的明确指挥下，镇守幽州的耶律休哥也做出了四项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一项措施：避免正面交锋，等待援军。
耶律休哥在援军未到之时，坚守城池，闭门不出，以保存实力（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辽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传》）。
在宋军主动出击不得不迎战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取得胜利，便采取拖延时间的迂回策略。比如，米信攻打涿州之时，两军相持不下，辽军首领便派遣使者诈降，以待援军到来（有敌酋领万骑与米信战，相持不解，俄遣使绐言乞降……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第二项措施：昼夜虚张声势，使宋军疲敝。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南京驻军的力量，耶律休哥在昼夜采取不同措施来给宋军施压：晚上派军刺杀部分宋军以增加恐怖气氛；白天则以精锐部队虚张声势，使对方疲于应对（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辽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传》）。宋军白天、晚上都处于极度戒备状态，战斗力有所下降。
第三项措施：伺机设置伏兵，断宋粮道。
耶律休哥在援军未至之时，采取了弹性防御措施，收缩兵力，派出轻骑精锐拦截敌人粮道（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曹彬等以粮运不继，退保白沟。《辽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传》）。
第四项措施：抓住有利时机，该打就打。
当然如果有机会，耶律休哥也不会放过，派行动迅疾的士兵去靠近对方队伍，趁着对方睡觉、吃饭的时机，攻击脱离大部队的人，并能做到随机应变，边打边退，保存实力（休哥以轻兵薄之，伺彼蓐食，击其离伍单出者，且战且却。《辽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传》）。
其次，宋军的胜势隐藏着失败的因子。
东路军捷报频频传至京都之时，在距离前线几千里之外的开封，在地图上玩得热火朝天、遥控指挥的宋太宗开始心神不宁。宋太宗担心什么呢？主要有两点：一快一慢，一是行军速度太快，一是粮食供应太慢（每捷奏至，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按照宋太宗的筹划，东路曹彬十万大军无须狂飙突进，前期主要作用是牵制住敌人，以保证三路大军的协调一致。而且十万大军的军粮供应亦需大量的运送队伍，一旦运粮队伍被截，那么，对整个北伐计划就是致命的打击。
宋太宗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中国有句古话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第一，断粮。
曹彬部攻取涿州之后十余日，粮食就已经吃尽。无奈，曹彬带领军士放弃涿州，退还至雄州，来援助军粮供应的队伍。这一情况传至宋太宗处，宋太宗极为紧张，认为这是极为不明智的失策之举，这是宋方自己折腾，白白消耗战斗力。所以宋太宗立即命令曹彬部停止行进，与米信队伍会合，养兵蓄锐，以逸待劳。
第二，争功。
东路军的佯战任务，与中路、西路的攻城斩将的功绩与所获战利品相比，实在是逊色很多。于是，东路军中有些争功心切的军士便有了出兵之心。一时间，军中便有了不同意见，军心不稳。作为主帅的曹彬，对队伍中的这些骚动情绪不能及时制止，对出兵争功的举动也不能制止，最终，东路军再次出兵攻打涿州。
第三，天热。
东路大军再次攻打涿州之时，已是炎暑时节。虽然最后经过二十余日的奔走、拼杀，又进驻涿州城，然而天公不作美，加之军粮被耶律休哥断了，辗转奔波、奋力拼杀的将士饥渴交加、身心疲乏。
在辽方集结兵力的过程中，大宋主力的东路军已经往返折腾得人困马乏。宋军的来回辗转给了辽军足够的时间派置援兵，萧太后率领大军与耶律休哥部会合之后，已经疲惫不堪的宋军全无抵抗之力。岐沟关一战大败，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兵败如山倒
曹彬再次攻占涿州之后，东路军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且听闻萧太后率领的援兵已到，只能将辛辛苦苦打下的涿州城再次放弃，曹彬率军带领着涿州百姓往南撤退。扶老携幼的队伍行进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至岐沟关北面之时，东路军便被辽军追上，一场激战后惨败。剩余人马刚逃至拒马河，辽军又至，双方的战争变成了辽军单方的屠杀，惊慌失措的东路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溺死者、人畜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以致河水都因之而断流。最后，曹彬退至沙河，听闻辽兵又至，军士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争渡沙河，溺死者过半。
东路是宋太宗北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路，前期是为中路、西路服务，后期是攻打幽州的主力军。所以，宋太宗在三路大军出发之前，特别叮嘱曹彬，令其明确目标，不要因为争功贪利而与敌人拼杀。但是，行军过程中，东路大军在战功面前忘却了宋太宗的嘱托，轻举冒进，不但让宋军折腾得身心疲惫，而且给辽军足够的喘息时间，最终被辽国的两股力量合力击败。
至此，宋太宗再次北伐的美好愿景烟消云散，也带走了宋太宗的壮志豪情。
东部溃败，萧太后没有穷追猛打，而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转战中路、西路，先后派出两部突击队增援蔚州，以图扭转山后的被动局面。
宋太宗得知东线全面溃败之后，马上下令退兵，田重进退还定州，潘美退还代州，进入全面防守阶段。
宋太宗在防守阶段，进行了两大安排，以应对敌人的进攻，维护大宋的尊严：
第一，起用老将。
宋太宗在东线溃败后进行了积极的防御，但是，他还是担心辽国会趁机大肆入侵，造成新一轮的掠夺、残杀，所以再次起用久被罢官的老臣宿将张永德、宋偓、刘廷让、赵延溥，分别让他们主管沧州、霸州、雄州、贝州，形成新的战略防护网（上虑契丹必入寇，命左卫上将军张永德知沧州，右卫上将军宋偓知霸州，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知雄州，蔚州观察使赵延溥知贝州。廷让等皆宿将，久罢节镇，上欲令击敌自效，故与延溥并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第二，迁徙百姓。
两次北伐皆是宋太宗发起，本是想借助北伐确立其君主权威、稳定其君主地位，然而两次皆大败而归。失败的结果对宋太宗来说，不仅仅是损兵折将那么简单，他脸上太没光了，于是，他想尽办法要多少挽回一下脸面。
考虑良久，他想到了之前的一件事情。在东路军溃败后，西路的潘美派人将应州、朔州的将吏、老人送到京城参见宋太宗。宋太宗不仅对他们加以安慰劝抚，还赏赐给他们衣服冠带等。宋太宗的举动，让边陲之地的老人深受感动，直呼“得以重见光明”。
边陲老人的呼喊声似乎唤醒了宋太宗近几日疲惫混乱的思绪，他想来一个“昨日重现”，通过收买边境百姓来平息国内的不满声音。于是，他对西路潘美部下达了一项新的任务，即护送寰、朔、云、应四州的百姓迁至内地。
这次任务，并不像上次潘美送人入京那样简单：这次任务，使得潘美部成为敌人重点攻击的目标；这次任务，让北伐败况更加悲惨；更为可惜的是，这次任务，丧失了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
那么，这员大将是谁？他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对宋朝有什么影响呢？
请看：杨业之死。
二十九 杨业之死
雍熙三年， 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再一次北伐幽燕。结果，主力东路曹彬部在岐沟关、拒马河、沙河节节败退，西路的潘美、杨业部在连拔寰、朔、应、云四州之后，不能实现与东路军的会合。辽军一路直下，以主力阵容一路向西，逼向潘美、杨业部。在此情况下，宋太宗决定军力回撤，召东路军的曹彬、崔彦进回朝， 中路军的田重进退回定州。但是，太宗却命令西路军潘美、杨业掩护百姓内迁。在这一过程中，曾被辽国人称为“杨无敌”的一代名将杨业不幸遇难，雍熙北伐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消失了。那么，有勇有谋的杨业是怎么死的？ 谁该为他的死负责呢？
兵败陈家谷
在辽方大军压上、势头正盛之际，想安然无恙地护送诸州官民成功入关，绝非易事。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杨业苦思冥想，想出了一条“分流而出、声东击西、一举破敌”的计策：
所谓“分流而出”，即根据实际，分先后遣送百姓，基本按照先远后近的原则，先云州（今山西大同），后朔州（今山西朔州）。这一撤军方案符合军队的撤离实际，如果先近后远，往往失去照应，很容易被围剿。
所谓“声东击西”，即以军队吸引辽军主力，趁机遣送百姓入关。
所谓“一举破敌”，即在朔州南五十里一个叫石碣谷的地方，埋伏三千弓箭手，并辅以骑兵之援助，必能成功击退辽军。
杨业的计策是在综合考量宋辽双方军事力量、军队士气的优劣盛衰之后制定的，可以说是思路周密、有的放矢，在当时情形下是比较合适的。这一计策目的很明确，就是保证完成太宗下达的任务：保证已经拿下的诸州民众顺利入关（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并且能做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三州之众，保万全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这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的体现，同时亦是一个优秀将领果断明智的体现。
但是，这样一条本该成为战争史上的典范与标杆的计谋，却遭到了两个人的反对：
第一个出来反对的是监军、西上门使、蔚州刺史王侁（shēn）。
王侁是监军，主要监督大将的军事行动。他给杨业准备了两顶帽子：一是胆小怕事；二是心怀不轨。他先是拿“畏懦”之名压杨业，坚持让杨业率兵前往雁门北川，击鼓行军、大张声势地直奔马邑（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其次，王侁打出了杀伤力极强的一张牌：“他志”（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也即叛国的异心别志。
第二个出来反对的是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刘文裕极力赞同王侁正面出击的主张。
杨业主张避实就虚，转移百姓，偷袭敌人；王侁则是大张旗鼓，一往无前，两人用兵观念不同。所以，即使是说杨业畏惧、懦弱，也不足以让谋深虑重、久经沙场的杨业改变主意，杨业直接以“不可，必败之势也”否定了王侁的提议。但是王侁所用的“他志”招数，却是杨业不能顺利过招的，因为这顶帽子太大、太重，杨业实在是不敢戴也戴不起。叛国投敌的罪名对于太宗时代的将领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威慑，更不用说降臣杨业了。可见，王侁亦是擅长“直捣黄龙”的能手，四两拨千斤，直击杨业的痛处，也成为杨业计谋未能得以施展的最大阻力。
在王侁与刘文裕的反对与挑衅之下，杨业怒而出战。
虽然有不满，虽然有恼怒，但是杨业这时并没有丧失清醒。出战是不可避免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伤亡过多，或者可以一搏成功呢？杨业终归是杨业，他又想到了一条计谋，即让潘美、王侁等人在陈家谷（今山西朔州西南三十里处）埋伏强弩手、步兵，等杨业转战陈家谷时，可以两相夹击，阻击敌人。临行前，他哭着对潘美说：这次出战一定不利。我作为北汉降将，早就该死了，皇上不杀，授我军权。我并非不想杀敌，只是想为国立功以报君恩。现在，大家都责备我不敢出战，我只有先行报效国家了。于是，杨业指着陈家谷口说，诸位在此设伏，等我转战至此，请诸君两面夹击。否则，我们一个人也活不下来（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无遗类矣。《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
带着重重担忧，带着表白自己的决心，杨业领兵奔朔州而去，与耶律斜轸在朔州东部遭遇，经过半天的浴血奋战，死伤多人，但终于冲出重围，杀至陈家谷。精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杨业军队，本以为到了陈家谷就有了希望，但没想到希望却让自己人断送了：谷里空无一人。
原来，在杨业率兵出击之后，潘美与王侁即刻率领麾下兵士布阵于陈家谷。王侁派人在托逻台观测谷中动态，一直没有动静。根据时间推测，王侁以为杨业已经出师大捷，杀退敌军了，于是，争功心切的他为了能谋得一份军功，不顾当初杨业的嘱托，领兵离开了陈家谷，主帅潘美制止不了，便沿着灰河西南方向奔去，结果行进二十余里后，忽然听闻杨业兵败，随即指挥军队撤退而走（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
到了陈家谷的杨业，悲恸不已，然而追兵已至，只能再次号召军士奋起杀敌，“疲兵再战，一以当千”，但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杨业身受十余处重伤，最后被辽军俘获（业力战，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兵败陈家谷，杨业走向了他的末路，杨业死了。那么，杨业是怎么死的呢？
巨星陨落
一代英雄兵败死，多种故事随即生。对于这样一个“不知书，忠烈勇武，有智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令辽军闻风丧胆的神人一般的人物，其陨落亦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杨业是绝食而死。
这种观点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代表。杨业被俘之后，内心悲愤不已，百感交集，遂仰天长叹：“圣上对我杨家恩宠有加，我本想通过捍卫边疆、击败敌人以报圣上知遇之恩，怎奈却被奸臣嫉恨，为奸臣所害，遂致王师败绩，我杨业还有什么面目苟活于这异国他乡（业既被禽，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这悲叹，既有对太宗的感激，亦有对太宗的羞愧；既有报国杀敌的雄心，亦有壮志难酬的无奈；既有对奸臣的痛恨，亦有被俘契丹的不安。长叹之后，杨业似乎把内心的不满、不平都发泄了出来，亦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规划，以绝食来回报太宗对他的恩情。最后绝食三天而死（乃不食三日而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第二，杨业是箭伤发作而亡。
这种观点以《辽史·圣宗本纪》的记载为依据。《圣宗本纪》记载，杨业在与耶律斜轸的激战中，被飞箭所伤，从马上掉了下来，被辽军生擒。后来因为箭伤发作，不能进食，三日后身亡（遇斜轸，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辽史》卷十一《圣宗本纪》）。
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比，虽然都是三天没吃饭，但《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不愿”吃，《辽史》是“不能”吃。“不能”的原因，在于箭伤发作厉害。
第三，杨业是奋战而死。
这种观点以《读史方舆纪要》为代表。杨业转战至陈家谷，潘美、王侁军队皆已逃离，且辽军追兵已至，激战到傍晚，在陈家谷谷口战死（业转战至暮，至谷口托逻台死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
第四，杨业是血溅李陵碑而死。
这种观点以元曲《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明代熊大木的《杨家将演义》为代表。杨业与辽军鏖战不已，身上血映袍铠。因登高而望，见四下皆是劲敌，于是便暗想：在此生死未卜之时，若被辽军俘虏，实在是人生最大的耻辱。恰好后来看见一块石碑，上刻着“李陵碑”三字，汉代的李陵被俘投降，不忠于国，身背骂名。看见此石碑，杨业更加坚定了必死的信念，抛却金盔，撞碑而死（《杨家将演义》第十八回）。这一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此观点最大的亮点便是杨业未被辽军俘虏。
那么，这四种观点，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
首先，战死说记载粗略，不明确指。
对于杨业之死，仅用“至谷口托逻台死焉”交代，尚存在着很多想象、阐释的空间，有可能是自杀，亦有可能是他杀。
其次，“血溅李陵碑”不是历史事实。
民间百姓出于对杨业功绩的赞颂、对奸臣的痛恨、对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往，将种种希望凝聚在杨业身上，拿投降匈奴的李陵作为对比，美化出一个拒不投降、以身殉国的忠臣良将形象。愿望很美好，虚构很生动，但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想象，终归不是历史事实。
再次，“绝食而死”亦是美好愿望。
杨业绝食而死见于《宋史》，《宋史》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宋代的官方资料。但是这则材料的真实性尚有可疑之处。历史是由史官记载下来的，当时的史官不可能参与陈家谷之战，况且当时杨业部几乎全军覆没，即使偶有幸存者，也与杨业一起做了俘虏，滞留辽国。那么，历史的亲见者并未回到宋营，又是谁把历史传递下来的呢？这应当是史官在写史之时，根据自己的想象与虚构，通过移情之法，塑造出了一个忠贞不二、壮烈殉国的英雄楷模形象。
最后，“箭伤发作不食而死”比较可信。
对于这一观点，有人以辽人修建了“杨无敌庙”纪念杨业来否定，认为是杨业绝食而死的英烈与对国家的忠诚感动了辽人。其实，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辽人是以崇拜勇猛、顽强著称的，杨业的战斗力曾让辽军闻风丧胆，而且在战斗中辽人真实感受到了杨业的勇猛与坚韧，这与他们所推崇、颂扬的精神是一致的。辽军在战前亦曾下令军中，要求生擒杨业，以求杨业屈服之后可以为其所用。
箭伤发作而死见于《辽史》，《辽史》的史料来源是辽人的实录。在杨业之死这件事上，辽人作为亲历者，其话语应当较为可信。当然《辽史》也有溢美本国将领的可能，如《耶律斜轸传》为了凸显耶律斜轸捉拿杨业的功绩，在耶律斜轸指责杨业一番后，杨业连称“死罪”（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业但称死罪而已。《辽史》卷八十三《耶律斜轸传》）。但箭伤发作而死的记载不是在《耶律斜轸传》中出现的，而是见于《圣宗本纪》，且若辽人修建“杨无敌庙”是因杨业绝食而死的义举，则辽国上下皆已作如是观，那么，《辽史》还有什么必要加以避讳不写呢？
所以，杨业只能是箭伤发作不食而死。
作为一个军人，杨业因箭伤发作而死并不损害他的伟大，死并不是诠释一个人价值的最高标准，孟子早就说过：“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
杨业死了。这是宋朝的一大损失，亦是一大悲剧。那么，谁该为这一悲剧负责？
据说有三个责任人
杨业死后，“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东都事略》卷三十四），宋太宗亦极为痛惜。痛惜之余，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了惩处，被处罚的有三个人：潘美、王侁、刘文裕。
在这三个人中，史书记载刘文裕不过是附和王侁，没有过多的言语，是推波助澜者（刘文裕亦赞成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王侁则直接导致了杨业之死。
王侁作为直接责任人，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第一，刺激杨业出兵；第二，擅离陈家谷。前者让笃定出兵白白牺牲士卒却不能建功（徒杀伤士卒而功不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的杨业率兵出征，走出了危险的第一步；后者使杨业部在关键时刻被“放鸽子”，使杨业的设伏陈家谷、两面夹击计划猝然破灭，最终走向了死亡。
史书上记载王侁这个人为人刚愎自用，并将杨业之死与王侁直接挂钩，“侁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宋史》卷二百七十四《王侁传》）。胜则争功，败则不救，这就是王侁。宋太宗给他定罪的判词是：阻挠扰乱军事谋略的实施，羞辱刺激将领，恣意妄为，导致我大宋失却骁勇将帅，国土为人所占，百姓遭殃（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宋大诏令集》卷九十四）。宋太宗的责难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对此有何理由、有何辩解，王侁终究难逃世人的口诛笔伐。
除了王侁与刘文裕，赵光义处罚的人，还有西路主帅潘美。
在后来的杨家将故事中，潘美也成为陷害杨业致死的罪魁祸首。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奉命出使辽国时写了一首《过杨无敌庙》，诗云：“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栾城集》卷十六）苏辙将杨业比作晋朝大将周处，将潘美比作迫害周处致死的主帅司马彤，主张应该杀潘美以谢忠魂。
潘美被看作杨业之死相关责任人，主要有以下七条理由：
第一，潘美人品不佳。
潘美的人品不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达富贵不择手段（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二是杀人不眨眼（好乘怒杀人。《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第二，隐瞒杨业战功。
同样是记载收复寰、朔、应、云四州，《宋史·潘美传》只字不提杨业功劳，在《辽史》（《耶律斜轸传》、《耶律奚低传》、《萧挞凛传》）中，提到宋军将领时则全是杨业的名字。《宋史》是根据潘美的战报写成，《辽史》是根据辽军将领的战报写成，两相对比，潘美的人品问题就出来了：歪曲事实，独享战功。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当初，宋太宗第一次幽州北伐失利引来辽方报复之时，在雁门关一战，杨业大获全胜，而主要功劳却被潘美独享。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
第三，涉嫌上谤书陷害杨业。
杨业自归宋之后，雁门关大捷使其一举成名，深得宋太宗信任，但在赞美声不断的同时，也招致了朝中老将的不满与嫉妒，羡慕——嫉妒——恨，故而有人暗地里上书宋太宗，斥责杨业的种种不是（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在这些上书之人中，有人断定必会有潘美，甚至有人就将上书之人坐实为潘美，其理由为潘美是镇守西北边防的唯一主将。
第四，默认王侁、刘文裕的进攻主意。
在确定作战方略之时，将领有不同意见属于正常情况，但是主帅是最后的定夺者。潘美也是久经沙场的人，他不会不明白此番出征的危险。但是史书记载，潘美在双方论辩的过程中消失了，没有参加论辩，亦未明确提出支持哪方。沉默亦是一种表态，而且沉默或许是之前早已设计好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最终目的是陷害杨业。
第五，未制止王侁等人擅离陈家谷。
潘美在王侁擅自离开陈家谷之时未加制止，使得杨业深陷绝境。虽然史书中写的是“美不能制”，意思是说潘美不能控制局势，但是实际上是出于对潘美的维护，真实情况是潘美根本没有阻止。行兵作战，军令如山倒，主帅未发令，谁敢擅自行动？在王侁带队离去之后，潘美也带军离开，这就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是主动离开的。
第六，杨业话语透露信息。
杨业奋勇杀敌而终被擒，在被擒之后，杨业将自己的命运结局归结为“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有人认为此奸臣不光指王侁，还包括当时沉默不语的主帅潘美。
第七，有敢于陷害杨业的原因。
潘美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陷害杨业，主要得力于他与宋太宗的亲密关系。
一是故友旧交。
潘美战功卓著，是宋初享有盛名的大将军，在太祖篡周而立、平定叛乱过程中发挥了股肱之力，深得太祖、太宗信任（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禅，命美先往见执政，谕旨中外。《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二是股肱辅佐。
在宋初的重要战役中，都有潘美的身影。平李重进叛乱，灭南汉，平南唐，灭北汉，镇守北疆，抵御辽军，战功赫赫。
三是儿女亲家。
对此，史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为潘美的女儿嫁给了太宗的儿子真宗，也就是后来的章怀皇后（真宗章怀皇后潘氏，大名人，忠武军节度使美第八女也。《东都事略》卷十三《世家一》）；另一种说法是章怀皇后是潘美的孙女、儿子潘惟熙的女儿（子……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怀皇后也。《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宋史·潘美传》明确提出潘美死后被封为郑王，是因为章怀皇后的缘故（美后追封郑王，以章怀故也。《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这种三合一的铁杆关系，还可以从杨业死后赵光义对潘美的处罚看出。宋太宗对杨业之死非常痛心，所以将一干责任人皆加以责罚，潘美被削秩三等，降为检校太保；王侁、刘文裕除名，一发配金州，一发配登州（上闻业死，甚痛惜。辛亥，诏削美三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但是，一年之后潘美即官复原职（明年，复为检校太师，知真定府。未几，改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数月卒。《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以上种种理由，似乎潘美是陷害杨业的罪魁祸首这一千古骂名是逃不掉了，但是，这一罪名对潘美来说，实在是不公允的。在杨业之死这个问题上，潘美不能说是没有责任，但他绝对不是主要责任人，更非有意陷害杨业。理由如下：
第一，追求功名不是人品不佳的必要条件。
大丈夫追求建功立业，是人生积极向上的表现，不能单纯就此判定一个人的人品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层次。
第二，《宋史》、《辽史》记载的差异，应归于史书写作规范。
收复云、应等四州，《宋史·潘美传》列为潘美战绩，而没有记载杨业的功业，与《辽史》的记载有异。但《宋史·潘美传》的传主是潘美，当以潘美事迹为主，且潘美作为西路的主帅，收复四州当然是他的战功。同时，《宋史·杨业传》的传主是杨业，故表现其战功的雁门关大捷亦未提潘美之功绩。所以，这并不全是潘美假传情报、隐瞒事实的缘故。
第三，进谗言的不一定非是潘美。
嫉妒杨业战功而潜上谤书之人，《宋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为“主将多嫉之”、“主将戍边者多嫉之”，两相参照，当是有多人，而非专指一人。在宋太宗之时，镇守西北边疆的并非潘美一人。
第四，“奸臣”一词没有确指潘美。
杨业愤恨之语提到为“奸臣”所害，奸臣为谁并未明确指出。按照《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来看，以语激杨业的王侁应当率先成为杨业的声讨对象，将“奸臣”锁定为潘美，实为臆测之词，失于先入为主。
第五，事后并非只有潘美官复原职。
王侁发配金州，后来被任命为均州团练副使，淳化五年（994）召还回京（会赦移均州团练副使，淳化五年召还，道病，至京师卒。《宋史·王侁传》）；刘文裕于一年之后即被召回，很快成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后又迁为容州观察使（岁余，上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逾月，迁容州观察使，出为镇州兵马部署。《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刘文裕传》）。
第六，潘美“被奸臣化”与文学的传播相关。
从元代开始，杨业之死开始被纳入到忠奸对立的叙事模式中。为了凸显杨业之忠、战死之悲，人们将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想象与虚构，将潘美设定为杨业的对立面，出现了一系列的潘杨对立的文学作品。随着这些作品的日益传播，真实的历史日渐模糊，潘美亦“被奸臣化”、被丑化。
潘美在杨业之死上的责任在于没有及时制止王侁的进攻计划、擅离陈家谷，但是这一问题并不是他主观上的故意，而是有客观限制存在。那么，这种限制是什么？到底是谁造就了这种限制？
背后有那么一双眼睛
王侁的恣意妄为、潘美的不作为，并非单纯的“阴谋论”可以概括的。在这些行为背后，有一双无形的眼睛，一种无形的力量。也正是这双眼睛、这种力量使得潘美主帅不像主帅，王侁监军不像监军了，杨业明知白白送死还是绝然前行。
这双眼睛就是宋太宗的眼睛。也就是说，宋太宗是杨业之死的幕后导演。
但是，宋太宗不但没有亲征，而且对杨业信赖有加，在面对守边将领中伤杨业的小报告时，太宗对此皆搁置不论，甚至每次杨业出征之前，太宗皆要给予丰厚的赏赐（上密封囊装，赐予甚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杨业死后，太宗不仅仅惩罚了责任人，而且还对杨业及其家人有所赏赐以抚沉痛之心（赠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太宗有什么理由要害死杨业呢？幕后导演之名由何得来？
其实，太宗并非故意害死杨业，但杨业之死却因他而起，正是“我不杀伯仁，奈何伯仁因我而死”。
首先，好大喜功，不顾实际。
曹彬的东路大军失败，如果这时宋太宗能够看清形势及时收兵，尚能减少一些败亡，遗憾的是，雍熙北伐是他提倡并制定了周密计划的战争，如若就此而归，势必脸上无光，所以，为了挽回颜面，在中路还定州之后，下令潘美、杨业再出雁门。这一命令极其危险，将西路数万军队置于辽国主力大军的火力之下。
其次，任命监军，掣肘将帅。
宋代实行监军制度，借以分散将帅独断专行的权力，以防拥兵自重的将领重现陈桥兵变的场景。作为军队的监军，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皇帝信任的亲近之人担当，听命于皇帝，对皇帝负责，与宋太祖相比，太宗赋予监军更大的权力。在宋代与监军争论是需要勇气的，因为监军地位尊贵、权限很大，一旦得罪，轻则贬官，重则处死。郭进因为不能忍受田钦祚的欺压，愤而自杀；雍熙年间柳开因为与监军争辩是非而被贬官（开一殿中侍御史知贝州，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八）；潘美亦曾亲为监军，监督备受宋太祖怀疑的陕州将令袁彦，并被授命可以随时收拾袁彦。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之下，王侁的独断专行与潘美的不作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王侁在太宗朝被视为“早膺任使，久侍轩墀”（《宋大诏令集》卷九十四）的亲贵，在西路军中可以与主帅潘美分庭抗礼，仗着监军的权力，既无视主帅、副帅，又刚愎自用。潘美做过监军，明白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在事关杨业及整个军队的生死关头，犹豫之后选择了沉默。
最后，表面信任，实则威胁。
宋太宗将边将所上谤书尽数送与杨业，表面上显示的是对杨业的信任，然而也传达出一个信息，即杨业需安分守己、恪守臣道，如若不然，不仅一举一动皆在其掌握之中，而且还会立时作出举动。
在宋太宗的眼睛监督之下，杨业也作出了“冲动是魔鬼”的举动。杨业作为太原降将，虽然被委以重用，然而“降将”的身份使得他在宋太宗面前一直是谨言慎行，唯恐引起太宗的猜疑与不满。监军代表的是皇帝，王侁刺激杨业的“有他志”之语，亦是杨业最忌讳的痛处，这样的罪名是他万万担当不起的，所以赶紧表白自己，欲以死明志。
杨业之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幕后导演宋太宗，直接责任人王侁、刘文裕，间接责任人潘美以及主角杨业共同促成了这一悲剧。如果其中任何一人改变一下，历史或许就不是这样的。但是，或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均衡的过程。
杨业死了，据守云州、应州等地的宋军都因惧逃亡，宋军的雍熙北伐至此以大败告终（遂函其首以献。诏详稳辖麦室传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诸军，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皆弃城遁。《辽史》卷十一《圣宗本纪》）。
宋太宗的第二次北伐最终又一次以惨败告终，由此大宋国内对北伐不同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么，宋太宗该如何处理战败后的事宜呢？
请看：到底谁的错。
三十 到底谁的错
轰轰烈烈的雍熙北伐随着杨业之死彻底破灭。面对同样的对手，一再战败，这样的结局对宋人，特别是宋太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物资消耗巨大，军队死伤严重，士气极度消沉，国内的舆论压力也很大。面对着北伐造成的后果，在北伐结束之后，宋太宗开始问责，开始反思。但是，就在宋太宗处罚相关将领的同时， 国内对宋太宗的不满声音也开始出现。那么，宋太宗是怎样反思的？ 朝臣们又是如何反思的？
战后处置
雍熙北伐失败了，作为北伐的发起人，宋太宗需要作出点儿努力以堵住悠悠之口。为此他采取了以下三种手段：
第一，问责惩罚。
宋太宗认为北伐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错就错在出征作战的将帅，他们不遵守战前嘱托的指令，各执己见，既不能达到协调作战，又使得将士疲惫不堪，因此而被敌人袭击。所以明确地将北伐的责任归到主将身上（此责在主将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在宋太宗的授权之下，贾黄中等人将北伐将领的过失一一罗列，涉及的人有：曹彬、郭守文、傅潜；米信、崔彦进；杜彦圭；蔡玉；陈廷山；薛继昭。
这些将领不仅仅有东路、中路的主帅、副帅，还有其他相关人员，他们各有过失，各有罪责。从罗列的过失来看，曹彬等主帅的罪过最大，违背宋太宗的诏令，对军士失于约束，导致军中将士多有死亡（违诏失律，士多死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米信、崔彦进因违背战前部署，不控制行军速度，自行设计行军路线，回环反复，被敌人击败（违部署节制，别道回军，为敌所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两个问责的条目都有“违”字，显示的是宋太宗军事部署的高明之处。潜台词便是：如果按照我的部署去做，怎么会失败！
其他人的过失表现在战争的具体过程中，有的是治军方法不对，有的是临阵脱逃，有的是不遵守时间。按照贾黄中等人的看法，这些人的过失依据大宋律法都应该被处斩。但是，最后宋太宗将他们或者降职，或者发配，或者除名，并没有处以极刑。
西路军将领方面，在杨业死后，宋太宗对西路的主帅潘美贬职；监军王侁、将领刘文裕皆被发配。
第二，安抚善后。
惩罚是为了追究责任、摆脱责任，安抚则是想着收买民心。宋太宗安抚的对象有两类：
一是军士。军中将士有在战争中阵亡，或者被辽国人抓住的，国家一律加以优待照顾。优待照顾的具体情况可以从对杨业一家的安抚措施看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杨业死后，宋太宗追赠他太尉、大同节度使的荣誉称号；赐予布帛一千匹，粮食一千石；将杨业的几个儿子录在官籍，全部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军中其他将士的安抚措施或许比杨业一家要略低一点，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
二是百姓。参加运送粮食而被杀的百姓，免除各种赋税、徭役两年，并每家赐予粮食三石（百姓有运粮不还者，给复二年，家赐粟三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第三，自我检讨。
战前的战略谋划，是宋太宗与枢密院王显、张齐贤、王沔等人敲定的，所以，在战败之后，宋太宗又召集以上几人，言说北伐之败，宋太宗悔恨不已，极力说明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宋太宗的悔过之言，使得参与谋划的枢密院诸人惊惧不已，愧疚不已，无地可容。
宋太宗的政策实际上是太宗版的“大棒加金元”，再赠送一剂“后悔药”。通过“大棒”政策，宋太宗向百官及百姓昭示了谁为战败责任人；借由“金元”与“后悔药”，宋太宗在国人面前呈现的是宽厚爱人、严以自律的形象，不论百姓是否认为他是战败责任人，一番“推诚悔过”，总是能为自己捞得一定的支持率。
这就是战败之后宋太宗的复杂心声！
不同的声音
但是，对于雍熙北伐以及战败问题，朝中大臣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种声音最先是由赵普发出来的。
雍熙三年，赵普为武胜节度使，兼侍中，并没有参与雍熙北伐的战前谋划，他是在宋太宗发布征讨辽人的诏令后才知道北伐计划的（伏睹二月中，忽降使臣差办粮草。及详敕命，知取幽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赵普在宋太祖时就不主张攻打幽燕，在他看来，攻打幽燕是不具备条件的。至雍熙北伐时，赵普仍认为北伐并非明智之举。在东路曹彬部败军之后，赵普先后两次上书，陈述自己对北伐的观点：
第一，以史为鉴，陈说不伐辽国之缘由。
赵普援举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及唐玄宗时姚崇的上书，意图说明，戎狄属于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很难寻得行踪加以制伏，所以自古以来，帝王将相都不去主动招惹他们，随其在草原上行走（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随逐水草，皆以禽兽畜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古之帝王都采取了避免交锋的措施，自然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所以进行北伐有悖于历史传统。
第二，追根究源，追究煽风点火之罪责。
在追究北伐开始之原因时，赵普将责任对准谗佞小人，认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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