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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撇捺

出版社：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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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抱琵琶试读：

作者简介

本名朱昌平，甘肃皋兰人，1957年生于兰州。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副研究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兼任过《共产党人》杂志社社长，宁夏电视台台长。担任过的社会职务有：宁夏杂文学会会长，宁夏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宁夏青联常委，宁夏社科联副主席，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记协）副主席，宁夏第九届人大代表。

朱昌平长期从事理论行政管理工作，学术研究乃其业余爱好。他在学术上做的比较有益的工作，是对现代政治学的学习与探索。这方面，他发表过十数篇论文：《关于利益集团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试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政治学基础》《论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社会学意义》《人民代表有限代表论》《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通货膨胀的非经济思考》等等。1997年出版论文集《非理性中的理性》。

朱昌平在学术上的另一片天地是经济学。曾发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西部地区的战略对应》《社会保险刍议》《略论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等论文。联合主编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回族文学史》等著作，主编过《中国西部经济》等著作，担任副主编的著作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行为研究》等多部。

20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理论文章约百篇，主编、副主编、参编各类书籍30余部。数篇论文被收录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试论大众传播在利益表达中的地位和作用机理》一文被《新华文摘》刊发摘要；《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舆论监督与廉政建设》获全国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关于延安精神的几个问题》获全国党史学会十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其他著作与论文分别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论著二、三等奖多项，论文一、二、三等奖多项。

除了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朱昌平以牛撇捺为笔名发表了1000余篇杂文，出版了十二本杂文集，一本杂文选。朱昌平的杂文与杂文集多次获奖，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朱昌平是一位业余学术研究者，1994年评的副研究员后面带括弧，括弧内有“管理”二字，是“地方粮票”。他待在“学坛”与学术边缘，是一位边缘学人。

翻越思想栅栏

天大，地也大。但天地之大，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科学的发展让人们验证地球以及其他星球有多大已不再困难。而天空、空间虽在哲学意义上讲是无限的、无边无际的，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推论，没人能证明它。不能因人找不到“天边”就说天没有边。也许天是有边的，在人类所观测到的边界再向前走一段即是，在人类所能想象、推理的边界再向前跨一步即是。

比天与地大的，是人的头颅，人的大脑，人的意识，人的思想。

思想是没有疆界的，可以说无边无际，开阔空旷。自从人离开了猿成了直立行走的有语言有思想的物种，思想的疆域便开始拓展，便让人类自身也难以寻觅它的疆界边缘。

思想是自由的，可以上下翻飞腾挪，自由驰骋。凶猛的野兽、险恶的自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束缚、控制某些思想个体，但对于总体意义上的思想，却显得无能为力。宗教、强权对思想有干预力，比如中世纪的黑暗，比如文字狱，都能在某个时段钳制思想，扭曲思想，但在历史的角逐与较量中，思想仍然是胜利者。从黑暗的隧道中走出，思想仍然光芒四射，自由自在。

正因为思想是自由的，人类才能在与自然的接触、交流与抗争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在与自身的惰性、守成意识的斗争中有所感悟，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一部人类思想史，斑斓绚丽，曲折回环。人类总是不断有新的进步的思想产生。新的进步的思想不论遭遇多大的压力与阻力，却总能与时俱进，稳立潮头，获得应有的地位。

毋庸讳言，在新的进步的思想的产生、传播过程中，会遇到一道又一道思想的栅栏。原本新的进步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旧的落后的思想。而思想的先导者，在经过了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也很可能成为旧思想的卫道士。比如康有为等人。这不是思想的不幸，也不是思想者的不幸，而是思想螺旋式发展的规律。

每一时代的思想者，可能既是思想栅栏的构筑者，又是思想栅栏的翻越者。牛某不才，只能涂几笔杂文，只能算与思想者这个崇高的称谓沾一点半点边。我可能曾参与构建过这样那样的思想栅栏，我也在试图翻越自己与别人构筑的这样那样的思想栅栏。我的杂文，便是我翻越的凭证。

翻越思想栅栏，有风险，但也有冒险的快感，有成就感与荣誉感。2002.8.13

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

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

中国人的房子过去一般都装在小院子里。这一点，偏远的农村如今依旧如此，经济发达一点的农村，建小康村的农村大都有了变化，少了或没有了院墙。城市呢，大院落有，比如小区，就安有几道门，有人在那儿收进出车辆的费，也算“院落经济”吧，而一家一户的小院落则少之又少了。

相对于小院落的减少与消失，城市窗户上的铁栅栏钢栅栏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我住的小区，先是只有一楼安装了栅栏，其他各层概不许安装。摆在楼群前的几套别墅，也只安装了向外翘的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的栅栏。但很快情况有了变化。别墅的主人们一个个在原有的栅栏里面又安装了更加密集牢固的栅栏，形成了双层保险网。住在普通楼上的人，一开始有几家冒着被罚款的危险装了双层窗或栅栏。待到有几户住二楼三楼的人家被盗，而小区治安警又不能防盗，人们便开始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装起了栅栏。我虽住五楼，但看见厨房那扇临街的窗时，内心总有几分胆怯与担心，怕梁上君子半夜爬进来。于是便决定，装一排钢栅栏。

如此想来，是从穷国向富国转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不容乐观的治安环境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我们自己将自己装进了铁栅栏。二

其实，中国人将自己装进铁栅栏以及这个栅栏那个栅栏也不是最近的事，为时已经很久。

孔夫子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不是栅栏？封建社会尊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是栅栏？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是栅栏？我以为是，那是精神栅栏。中国人从猿到人后，一开始即不只受来自外界的束缚，主要地却受着自己的束缚。中国人的思想，一开始即不只受自然环境的逼仄与束缚，同时也受自己固有观念的禁锢。

谁在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然而只说“自己”未免笼统。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统治者，大统治者，小统治者，加上帮忙与帮闲的所谓“思想家”，加上已丧失社会批判精神的民众。

中国人老实，“揭竿”者有之，但那大多是因衣食无着，活不下去才“揭竿”的。因不能用自己的脑袋思想而“揭竿”者不多，如果有，也会被看成疯子。

及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思想的栅栏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某些当政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文字狱”，形成超文字狱，使十亿脑袋只留下一个思考问题，其他的，只用于吃饭喝水喘气，用于喊“万寿无疆”，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

邓小平复出以后，中国有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思想栅栏被拆除了不少。但毋庸讳言，中国有形无形的思想栅栏仍有不少。邓小平就说过，中国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是什么东西，思想栅栏之谓也。三

有栅栏好不好？这个问题似不可一概而论。生活中有时不能缺少栅栏。没有了栅栏，牲畜不好圈养；没有了栅栏，草地会被践踏；没有了栅栏，财物会被偷盗。从这个意义上讲，栅栏不但是好的，而且是必需的。

但我以为，思想的栅栏却不是好栅栏。不论“儒术”“祖宗之法”，不论以马克思名义革命名义划定的已经被扭曲和僵化了的圈子，不论古代现代的“文字狱”，都没有积极的意义，都在可废之列。

思想的栅栏该废，但又废不掉。原因何在？在于某些权势者的阻挠，在于帮闲者的阻挠，也在于民众自身的惯性与惰性。有些人思想被禁锢惯了，害怕撤除栅栏。一旦没有了栅栏，自己不会思想，脑袋空空，不知所向。同时还怕在自由的环境里别人有思想，衬托出自己的低俗与平庸。与其这样，那还不如大家都被关进栅栏，拍拍肩膀一样平。

窃以为，现今的世界，想构筑思想栅栏的人，想钻入思想栅栏的人，仍不在少数。于是，本来因为房子装栅栏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的我便欣然释怀。2002.7.31

扼我的手，救我的手

某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处山坡上，几个面孔模糊的人与我擦肩而过，突然其中一人伸出大手，扼住了我的脖子，我被惊吓得大声喊叫起来。正在这时，听见老婆在叫我，我醒了过来，发现老婆的手正放在我的脖子上乱摇，我一头的虚汗。老婆这只可爱的手无疑是救我于“大灾大难”的“天使”之手。但令我不明白的是，为何“天使”之手所放的地方，正是“魔鬼”之手所放的地方。而且回忆起来，以前这样的梦也不少，即被人摇醒的地方，即是梦中受打击的地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是解不开的梦之谜。这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生存法则和哲学思想在“梦”这样的特殊情景下的折射？抑或是上帝对人的一种暗示？我陷入了迷惘之中。

生活中确实充满了辩证法，好与坏，对与错，善良与邪恶，安全与危险，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快乐与沮丧，等等，都是相对应的。根据毛泽东老人家的矛盾学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立的事物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比如好与坏，善与恶，朋友与敌人，帮助与拆台，拯救与毁灭。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从宏观看是这样，从微观看也是这样；从国家的角度看如此，从个人的角度看同样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把国家间的分分合合、亲亲疏疏、恩恩仇仇就已演绎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国家间的分合战和更加明了。永远敌对的国家没有，永远友好的国家也没有。此一时彼一时也。

人类个体的情形也大体如此，铁板一块的事不多，一成不变的事不多，绝对对立的事物也不多。在很多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情形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普遍。看似好的东西善的东西成全你的东西，某种意义上很可能就是将来要为难你的东西败坏你的东西毁灭你的东西。而且冥冥之中，有些东西似乎就是注定了的，想躲都躲不掉。

对于人生，以我超过不惑的年纪，可以说参透了，又似乎没参透。对于身边的一切，有时能做到以辩证的眼光去认识，有时又看得很绝对。正因为这样，所以才常常看走眼，看错事，也看错人。以前曾经接受过不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教育，效果肯定是有的，但有多大却不好说。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还不够大。但很清楚，这次的噩梦或者说神梦，对于我的震动和教育却是巨大的。救我的手很可能就是扼我的手，扼我的手也很可能成为救我的手。梦中领悟到的这一定理，下半生当时时牢记。2001.6.29

腐败是一种文化

腐败是全球性的，不存在腐败的国家几乎没有。但在对腐败的认识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有不同。我们国家这几年年年喊反腐败，天天喊反腐败，但对腐败的认识，还不能说很到位。还没有人（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材料）敢于承认腐败是一种文化，没有人敢于承认腐败已渗入了民族的血液和神经。大约西方人比中国人勇敢，或者说有些西方人比有些中国人勇敢，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算一个。福克斯在接受中国电视记者采访时坦言，在墨西哥，腐败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他说，腐败是公民获取为政府服务的机会（就业、升官等）的途径，是社会机构获取收入的途径。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个民族的代表，福克斯是勇敢坦诚的，他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无疑也是勇敢坦诚的。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究竟会不会发生腐败，腐败到底是否可以避免，腐败的程度到底应控制在怎样的范围，腐败究竟有多大危害，腐败是否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腐败有没有成本以及成本有多大。这些问题，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虽然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已是排在前几名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但我们国内的说法，却以为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或者百分之几十几是好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腐败的只是极少数。腐败只是个人的问题，与国家、与民族、与文化均无太大干系。如果有人敢于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西方人敢说这样的话，那我们会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声讨和批判，会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诽谤和污蔑，会以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受到了奇耻大辱。其实这种心态就是文化，是中国的腐败在各种事物上的折射。腐败在中国成为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一点都不必感到奇怪，一点也不要感到惊讶，不要感到不可思议。

腐败成了文化，那问题无疑已经非常严重。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疾患，不是一两个小疙瘩小粉刺，不是一两片阿司匹林就能解决的问题。腐败已渗入了血液骨髓，已成心腹大患，已是需刮骨疗毒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人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能认识到这一点，那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是民族的大幸、人民的大幸。在这一点上，我们还真得真诚地感谢遥远国度的福克斯总统。他的勇敢，他的坦诚，他的务实，他的严谨，他开阔的世界眼光、面对严重局面的冷静、解决腐败问题的决心，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文化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不是激动一下突击一下就能大功告成的，需要认认真真地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2001.7.28

“闹台投欧”

标题有点奇怪是吧，从这四个字你可能闹不明白我到底想说什么。这几个字的意思不是要大闹什么“台”之后再去投什么“欧洲”“欧共体”之类，这是英语“不用谢”（not at all）一词的译音。因为这个“不用谢”不是用在一般场合的，而是用在政府与民众关系上的。在此方面，欧洲乃至西方与中国乃至东方大大的不同。他们以为，政府是由民众即纳税人养活与支撑的，政府所履行的一切职责，都是应该的，是本分，民众没有道理感谢政府，相反，政府应当感谢民众。在中国则不同，在官员帮百姓解决一些小问题之后，在年关节日访贫问苦之时，在发生诸如水灾、火灾、震灾、雪灾之后的抢救现场，均能听到战战兢兢的小民、穿着破衣烂衫的男女、面露菜色的老人和儿童满眼泪花，不断重复着感谢政府、感谢什么什么的话。对此，媒体也在大肆渲染，在推波助澜。这种场面，让人看了激动，细细想来又倍觉心酸，心里很不是滋味。政府之类在做他们应做的事，而供养政府的人却要鸡啄米式的连连点头哈腰，感谢这个，感谢那个。这是“主人”应有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吗？在做这样的发问时，我想到了西方的民本思想，想到了现代化的艰难，想到了民主的启蒙，想到了“闹台投欧”。

无疑地，如果中国的政府中国的领导人心安理得地接受民众不该感谢的感谢，甚至引导诱导人们千恩万谢，那这种被严重颠倒的“主仆”关系，就无法被颠倒过来。政府与领导人就会更加随心所欲，就更不把老百姓当回事。老百姓们呢，就更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是国家与政府的支撑者，是应当被感谢的人。如果这样，那肯定是中国政治的遗憾，是中国民主的忧伤，是中国百姓的不幸。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应当设法予以改变。

如果说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不上去，老百姓富不起来，生活过不下去，那么官员们来救济来慰问来“访贫问苦”时，百姓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他们提出质询，向他们提出批评。百姓们有权要求官员们改进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尽快把经济发展上去。一个地方发生了这灾那灾，对于前来救灾的官员，百姓们可以向他们发问，这天灾中有没有人祸的成分，为什么不能有效防止灾害，今后在防灾减灾方面有什么打算。百姓们要理直气壮一些，理性一些，主人翁意识强一些，现代行政管理意识和民主意识强一些。

我们的官员们也应当转变观念，我们救灾我们访贫我们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本分，没什么值得感谢的。如果百姓们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左谢右谢，千谢万谢，我们应当作出解释。千万不可以欣然接受感谢，更不可逼着百姓感谢。

几十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呼吁过，“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借用一下这个句式，我们应当高呼，“闹台投欧”应当大行快行。2001.7.29

仇是一种遗憾

仇有多种类型，比如杀父之仇，灭子之仇，夺妻之仇，夺江山夺“板凳”之仇，掘祖坟之仇，扔孩子下井之仇，破国之仇，灭族之仇，等等等等。以“仇”字打头组成的词很多，有“仇敌”“仇恨”“仇家”“仇人”“仇杀”“仇视”“仇外”“仇隙”“仇冤”“仇怨”等等。一个“仇”字，包含多少人类心灵的创伤与苦难，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无尽的动荡与灾难。“恨”这个字（或曰词）有好几种含义，一是仇视、怨恨、痛恨，恨入骨髓；二是“恨不得”之“恨”“恨铁不成钢”之“恨”，带有强烈的希望与期冀的感性色彩；三是“引为恨事”之“恨”“离愁别恨”之“恨”，是遗憾之意。

一般地，人们所理解的“仇恨”，是由仇而引致的怨恨、愤恨、痛恨以至入骨之恨。进入不惑之年之前，我也接受这一思维定势。但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逐步地或者说猛然地改变了我的观念，我以为，仇最好与遗憾联系在一起来认识才对，才对人类的群体和个体有利。

结仇是一种遗憾。人不论是主动与人结仇，还是被动与人结仇，应当说都是一种不幸，是一种遗憾。因为一经结仇，便将自己放在了十分危险与困难的境地，便有可能随时被仇家所算计，所报复，所戕害。仇恨是双刃剑，他所伤害的不是一方，而是双方。有许多的人，最终败在甚或死在仇家的手里。他们的初衷是收拾对手。但世界上的事，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结这样的仇，肯定是非常遗憾的。

结仇使人们的心理扭曲。不论是埋下仇恨种子、播下仇恨之火的，还是寻求复仇的，心一旦被仇恨之液所浸润，被仇恨之火所烧烤，被仇恨之气所笼罩，其人性就会扭曲，心理就会某种程度上变态。看问题就会偏激，就会走极端。就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把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

结仇使双方的人生受到莫大的影响。人一旦为仇恨所包裹，所困扰，就会严重地影响自己正常的人生。人们正常的事业、理想和追求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因为仇恨，人们不得不与恋人（仇家子女）分手；不得不远走他乡，以躲避杀身之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得不在实有和虚拟的危险环境中提心吊胆地生活，不得不虚掷自己宝贵的一生。有时候，因为仇恨而搭进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一生，可能还有子女的一生，甚或好几代子孙的人生。

结仇不是一件好事情，结了仇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好处。仇是一种人生的遗憾。摊上仇的人遗憾，制造仇的人遗憾，为某种仇所牵扯牵累的人遗憾。对于人生来说，最好不要轻易与人结仇，结了仇也要理智地予以化解。不要让仇这种遗憾影响和惩罚自己。

仇是一种遗憾，不是一种时髦，不是人生的亮点，要淡化它，扑灭它。2001.8.11

仕途风险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行业，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所谓的“三十六行”“三百六十行”已远远不能涵盖。现在的行业三千六百五十都打不住。在如此多的行业里，到底哪一行最好最吸引人？对这个问题，估计大多数的人回答是——当官，走仕途。在官本位盛行的中国，这个回答应当说是基本正确的，甚至可以说非常正确。因为当了官，某种程度上说，就有了铁交椅，有了帽子车子房子票子，有了白吃的饭白喝的酒白抽的烟白拿的礼品，有了出国“考察”出省“学习”的机会，有了坐小车坐飞机坐轮船的便利。就有了五子登科、封妻荫子、鸡犬升天的可能，有了一跺脚山河乱摇的威风，有了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资格，就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豁免权。当官的好处，当官的人知道，没当上官、想当官和不想当官的人也都知道。

当官有什么不好吗？与好处比，坏处不算多，但不能说没有。说没有，那是站着说话腰不酸，是不生孩子不知道肚子痛，是说风凉话挖苦的话调侃的话。是信不得的，当不得真的。如果信了，那是要坏大事的。

当官有难处，有害处，仕途有风险，有隐忧，这是不言而喻的。

仕途有什么样的风险，有哪些风险？在下不才，只能说点皮毛的东西。

买官有风险。想当官的，或想当更大官的，对此应有很深的体会。买官与卖官虽然也是一种交易，而且是全社会心照不宣的交易，但它毕竟还是一种地下交易，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交易的过程也比较麻烦，直接拿白花花的银子买，还是把银子换成卖方喜欢的东西去买；直截了当地买，还是转弯抹角地买；自己去买，还是托别人去买。这里面有大学问，会让人很头痛。另外，官帽是特殊商品，具体什么价，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候花小钱就可以买个大官，有时候花大钱也只能买个小官，甚至白花了冤枉钱，什么也没得到。这决定于卖官者的胃口，决定于买官者的运气，决定于官帽的含金量，决定于社会对买官卖官现象的监督和控制力的强弱。这个问题，也要买官者仔细掂量。买官确实具有较大风险，比如钱是送出去了，而且送了好几趟，送了不老少，但手拿官帽的人却是见了兔子也不撒鹰，装傻充愣，钱是只管收，帽子却并不发。这就是说，你花了钱却未能买到帽子，你的钱（当然这钱很可能是你从别人身上刮来的）算是打了水漂。你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敢说。当然，买官的风险还不仅仅在这一点，还在于花了钱，磕了头，却被正派的上司举报了，被知情者检举了，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办了。钱白花了不说，还搭进了原本不算太差的前程。买官最大的风险是，花了钱，或已买到了官帽，或者尚未买到，事情穿帮了，买官者栽了进去。比如成克杰时期，某人花二十七万元巨款买了个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花翎，但好景不长，随着成克杰一案的浮出水面，随着李平女士的倒霉，此公的帽子也被摘掉，而且还被送进了班房。还有一个县处级干部，让私企老板为他出钱，先后送出三百多万元，但结果是，未买到帽子，却买来了铐子。

贿选有风险。所谓贿选嘛，无非就是拿着钱物去收买有选举权的这个委员那个代表，要他们为自己投票，让自己能够打败竞争对手，或者以一匹黑马的形象杀上政坛。实事求是地讲，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得到官帽的人，数量绝不会少。但也有不少人运气没那么好，他们被政敌举报了，被上级部门查处了。最后的结局是，丢官丢权同时丢人。贿选的事，各级都有，但揭出来的，多是村级的乡级的，最高也就到县级。最近听说有一个副省级的，但只是听说而已，未见公布。从各地披露的材料看，这些搞贿选的，一般给“人民代表”送一条毛毯，或者一条香烟，或者五百元钱。每次收买的代表，二三十个，三五十个。所花的银子，也就一两万元两三万元。贿选成功了，当然是小本大利。失败了呢，一般意义上的失败不要紧，权当花几个小钱，找几个心腹弟兄，搞个小节目玩玩。这件事虽然无利，却也没有什么大害。但如果事情败露了，那可就是大本无利。不但无利，而且有害，有大害。当然头是掉不了的，也就是丢丢脸面的事情。

做官的过程中有风险，而且风险极大。人一当官，就有一帮人包围，就难以了解实情，就会被人往讲吃讲喝讲排场讲享受的路上推。就有各种各样挡不住的诱惑，就可能误入歧途。人一当官，还往往容易发烧，容易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工作，正确对待下级，正确对待百姓，如果缺少必要的监督，那肯定就要出事。出什么事？虚冒浮夸，专横武断，飞扬跋扈，卖官鬻爵，索贿受贿，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欺男霸女，什么事都可能出。君不见，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每天每月都有因为这些事而落马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全国每年这样的主儿有多少？几十万不在话下吧！

当官不容易，你就是没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你就是个正直正派的官，是个有才有德有作为有政绩的官，但架不住部下的捣乱。他们胡作非为了，搞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了，出事故出人命了，铺张浪费吃拿卡要了，敲诈勒索行贿受贿了，搞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了，搞形象工程条子工程了，鱼肉乡里欺男霸女了，还得牵累到你，你还得负领导责任，你还得挨批评写检讨受处分甚至丢官帽。

另外，最近还出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即如果你不很快把位子腾出来给你的副手，手下就有可能取你的首级。这你可是冤之又冤的，因为王八蛋才不想早升快升，二傻子才不想坐火箭往上蹿。但这事能全由着自己吗？领导不赏识，自己不会来事，或者虽会来事，但仍达不到上级的满意，那又有什么办法！下级买凶杀上级，真真没有道理。但没道理不等于不存在。这种事让你老人家摊上了，你就只好自认倒霉。

当官不容易啊，君不见，现在反腐的风声越来越紧，大街上天天有警笛声哇哇地叫，报刊上天天有曝光，有探讨，有分析，广播电视上也天天有声音有影子有例子有靶子在那儿乱喊乱晃，贪官们听了非常烦心呢。再说了，现在的老百姓也太不老实了，与以前简直没办法比。当官的干点坏事或者不那么好的事，他们就要上访，就要告状，就要“闹事”，就要把事情捅出去。还是一些乡村干部说得对，“这都是普法惹的祸”。看来，官本位与法治还是有不小矛盾的，真正的法制社会，当官的受约束太多。但这是潮流，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事。

当官难，但你放心，官本位照样通行，官帽照样风光，官道照样拥挤不堪。但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的今天，在法制日益完备的今天，在反腐倡廉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了官的，想当官的，想把小帽换成大帽的，都应该对当官的难处，对仕途的风险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了风险意识，我们才能更清楚我们能够干什么，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才能避免在一条路上挤死，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2001.8.12

关于“跑部钱进”问题

对于“跑部钱进”问题作何认识，作何态度，其实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前几天参加纪检部门的论文评选活动，在由近二十个省区提交的一百多篇论文中，竟然有一篇关于“跑部”问题的。就文章本身而论，写得还算不错。到底评不评奖，大多数评委认为应当慎重。原因是，将这样的文章评上奖，很可能打击我们本来跑部就不积极的地方官的积极性。西部虽然穷，但西部大多属于不哭不闹、不请不到、不给不要的主儿。当官的要么没路子，要么怕丢面子，要么怕引起人们的怀疑，怕担责任，怕被指控，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去跑什么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我们还大批特批“跑部”，那我们纯粹就是不想让地方经济发展，不想早日摆脱贫困，不想过好一点的日子。于是乎，那篇文章未能获奖。当然，我也是投了否决票的。“跑部钱进”是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理论往往是与实际脱节的，那么我们偶尔脱一次，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妥。2001.8.12

社会良知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上海的白领写的。文中写了作者自己的富足，写了他与他圈内朋友的一掷千金，同时写了他家乡父老乡亲的穷困，写了他对社会底层人们的深切同情，对于贫富差距的深刻思索，对于自己良心的严厉拷问。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出了作者的社会同情心，写出了他的社会良知。此文也勾起了我对社会良知的一些思索。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好像是老祖宗说的，或者是什么哲人说的。这话说得挺好。

人要有精神，有什么精神？这个精神，包含很多内容，我想其中应有一条，那就是要有一点社会良知。社会良知的内容很多，比如对善的张扬，对恶的贬抑，对正义的向往与支持，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憎恨与抵制，比如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与责任心，比如有较强的事业心与敬业精神，比如富有一定的同情心，等等。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良知，大多数的人是有社会良知的。正是因为有社会良知，人类社会才有别于兽类社会，人类才能不断进化，人类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人要有良知。吃饱了饭的，要知道还有饿肚子的；进入小康的，要明白还有不少人处于“无康”状态；吃山珍海味鱼翅燕窝的，要了解还有连山芋红薯都吃不上的。当官掌权的，以公仆自命的，应当敬业守业创业，以使社会的运转能更加正常，经济的发展能更加迅速，人民的生活能更加平静和富足。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中国人失去了良知，也有可能他们从来就没有接受到这样的遗传，没有培养出这样的基因。他们冷漠的一面太多，贪婪的一面太多，自私的一面太多。有的人，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周边的小圈子，对于大众，则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他们以为，他们富有了，进入小康乃至大康了，全国的老百姓也便生活美满了。有的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而谋一些歪政，在老百姓的身上打主意，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从老百姓身上刮肉榨油。有些地方官，心思不在要农民自由起来富裕起来上，而在搞形象工程搞花架子上，虚报浮夸，加重农民负担，坑农害农。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让农民的收入在纸上翻番，让农民在纸上解决温饱，在报表上脱贫致富。有些人考虑问题时，心里只有那些先富快富暴富起来的人，他们已在为钱花不完而操心费神。他们俨然已成富国富省富区富县富乡富厂的代表。殊不知，中国这么大，发展极不平衡，中国还是贫穷国家，许多的指标在世界上排位都很靠后。

中国人在目前需要很多的东西，但我以为，最需要的有一条就是良知，社会良知。要全面地看问题，要想着别人，想着绝大多数的人。要为人类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考虑，要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考虑。要有爱心，有同情心，有责任心。2001.8.19

“恃旧不虔”的后果

世界上的人，可以做多种类型的划分。如果简单一些分类，可以分为成功的人，不太成功和不成功的人；幸福的人，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人。人们之所以成功，或者不成功，之所以幸福，或者不幸福，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先天的遗传，家庭的条件，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所受的教育，自身的素质，自我努力的程度，等等。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因素，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人与人的关系很微妙。能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人生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据一位美国的成功人士说，人的一生能否成功，百分之十五取决于才能，而百分之八十五取决于人际关系。此言是否正确，不好断言。我想肯定有一定道理。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一些人常犯的错误是“恃旧不虔”。什么意思？即凭借原有的感情和交情，以为是旧时的哥们弟兄，是熟人，以为他那两把刷子自己特别了解，因而不把对方当回事，还以原先的方式要求人，对待人。在表现出亲密、亲切、随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轻慢。最终惹得对方不高兴、不舒服。这种事，如果对方不太在意，不太计较，倒没什么问题。可如果对方不吃这一套，那会让双方不舒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恃旧不虔的人，其实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他们既没有以发展的眼光看自己，也没有以发展的眼光看别人。世界在变，人也在变，此一时，彼一时。当年与自己同处一个社会圈子的人，现在可能属于另一个圈子；当年与自己半斤八两的人，目前可能比自己重得多；当年与自己一同和尿泥的人，一个水平线上的人，有共同思想感情的人，不分彼此的人，搂肩搭背的人，今天可能早已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已经没有了共同的生活基础、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在别人变得或文明、或富裕、或发达、或威严的同时，自己也在变，或与别人同向进步，或者基本没有进展，或者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常常责备人，“人一阔，脸就变”，这是一句从道德上否定人的话。其实，这种责备也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阔了，脸不变，那不是装腔作势，就是脑子里有虫。要求身份地位思想感情已经变化了的人还一如过去，是强人所难，也是不切实际的。“恃旧不虔”的结果，只能使对方讨厌自己，疏远自己，以至收拾自己。比如从电视剧《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高俅当上太尉后，他那些当年的泼皮兄弟，仍然以当年的方式与他交往，要他摆酒，与他嘻嘻哈哈，没有半点的庄严和尊重。惹得高太尉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狠狠地教训了这拨泼皮兄弟一顿。不是高俅不讲兄弟情谊，给谁也得这么做，不然，他在社会上就树不起威严，就当不了太尉。类似的例子应当说不少。

恃旧不虔的人，心理多样。有觉得自家弟兄，用不着客气的；有藐视对方，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有故意臊对方的毛，让对方难堪的。这里面，有健康心态，也有不那么健康甚至很不健康的心态。

现代社会是层级社会，虽然人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一定的上下等级还是客观存在的。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处在什么地位说什么样的话。我以为，我们一方面要谴责那些当个芝麻绿豆官就趾高气扬、不知姓什么的人，另一方面，也要改一改“恃旧不虔”的毛病。对于相对处于下风、处于社会较低层的人来说，不要把旧事旧友旧情什么的过于当真，不要期望别人会像自己苛求的一样，一成未变。否则会碰钉子。等碰了钉子，再来说长道短，说三道四，除了骂骂人，出出气，说说别人的张狂与负心，别无其他意义！我以为，在人际交往中，不论有没有“旧”，该不虔时不要虔，该虔时则一定要虔。不论小人物，还是大人物，都应取这样的态度。2001.8

不敢开作品研讨会

某日心血来潮，将过去出版的几本书送给宁夏文联的秘书长余光慧女士雅正。我的论文集和几本杂文集出版时印数不多，且发行渠道也有问题，所以除了熟人和朋友手里有，知道的人似乎不是很多。此番送书给文艺界人士，说得出的理由是加强了解，潜意识里很可能有炫耀的因子，可能是想证明我自己也算得上个文人，与文艺界人士打交道，你们也不要拿我当外行歧视或者糊弄。这其实还是我不自信的表现。接受者比赠送者厚道，她对我的“成就”给予了肯定，同时表示要为我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当即表示不用开，也用不着开。这之后，我的第四本杂文集《意识荒草》出版，我又送给余女士一本。承余女士一番美意，代表文联买了我五本书，并再一次表示，要为我开作品研讨会。我呢，再一次表示不必。

我不想开作品研讨会，并不说明我的觉悟比别人高，不说明我没有荣誉感，更不说明我没有虚荣心，不说明我没有表现欲。我的顾虑在于，杂文这种文体，老百姓喜欢不假，但文人们尤其是写小说写诗歌的作家诗人们很是不屑。而我呢，似乎也用不着与作家们争些什么，用不着去硬争个作家什么的头衔。这种东西对有些人有用，对有些人有大用，而对另一些人却没有用，或者说没有太大的用处。作家的头衔，对我来说似无大用，因此也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一个人不能什么都想得到，不能期望在各个领域全面成功。我已搞了二十多年的行政，从事了二十多年的理论行政管理工作。我是万金油，是行政、理论、文学等方面的边缘人。如果非要我冠个什么头衔不可的话，我选择行政人员这个头衔。当然这不是因为这个称谓特别的好，而是它比较符合我的情况，能让我在理论与文学方面没什么成就时可以作为托词。如果说我不是作家，我写了一点杂文什么的，别人会以为我还比较勤奋，会以为我颇有些上进心，颇不容易。如果我不自量力，硬要满足虚荣心，硬要抢个作家什么的帽子戴上，那人们就要用作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就会觉得我实在没什么成就，实在是对不起作家这顶帽子。

老实说，我对我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我虽然出了四本杂文集，也写过一些其他的文章，但我的文学素养有限，我的优势似乎在理论研究方面（如果有的话）。我写的五百多篇杂文，主要成就也在思想性思辨性，在于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和剖析，而不在于文学的描述与铺排。我不敢说我是作家，我不敢硬往文学上凑，我不想惹别人尤其是文学界人士的反感与讨厌。我还是离文学圈远一些好。

不敢开作品研讨会，原因还在于怕没有认真中肯的批评，怕别人以为我过于虚弱而不敢下苦药猛药，怕得不到别人的诚心指点。我们现在的文学研讨文学评论，大多是夸奖与赞美的堆积，是“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翻版和刷新，是一种掩饰与包装的功夫。如果是初入道者，是虚弱者，要想方设法找赞美者和赞美的话，那是必要必需的，而对我来说，似已不十分需要过分的不切实的肯定与褒奖。那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它只能为我带来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不想也不敢开作品研讨会。2001.7.21

酒是什么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种叫做酒的液体。

酒是什么？酒是水。它的形态是水，它的主要成分是水，它给人的感觉也是水。水是好东西，什么甘露，什么大江大河大泽大湖，统统都是水做的，这与贾宝玉所说的女孩子是水做的不是一码事，是真正的水做的。水是生命之本，是生命之源。哲人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酒既然是水，那么它就有水的功能和作用。它可以成江，可以成河，还可以成湖。人间酒在流，而且长流不息。据说光一个中国，每年喝掉的白酒，就有一个西湖的水那么多，喝掉的葡萄酒啤酒米酒什么的，就不知是几个西湖，抑或有几十几百几千个西湖的水量也未可知。酒肯定在承载着人类社会这个舟，人们得意高兴了要喝酒，失意沮丧了也要喝酒。人们在升官时想升官时，在发财时想发财时，在成全人或者想成全人时，在收拾人或者想收拾人时，在做善事或者做恶事时，都喜欢抿两口喝两盅，都要借助于酒这个软绵绵或甜丝丝或辣乎乎的东西。在有酒以来的人类社会中，酒确实在起着载舟覆舟的矛盾而奇妙的作用。有多少人因为酒而成功，又有多少人因为酒而失败；有多少人因为酒而狂喜，又有多少人因为酒而哭泣。多少的人间之事成于酒，多少的人间之事又败于酒。酒在载舟，也在覆舟。多少人在浩叹，酒啊酒！

酒是什么？酒是火。酒精的力量不小，不比汽油逊色。有几滴酒精，就可能让人火气冲天，就可能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气与霸气，就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可能干出惊天动地或者一塌糊涂的大事，比如杀人放火受招安之类。就可能引火烧身，惹祸上身。许多的惹是生非者，以身试法者，都或多或少受了酒精的左右。酒壮人胆，很多懦弱者像柴一样，被酒精烧成了炭或者灰。

酒是什么？酒是金。酒是人花工费料酿造的，是拿银子换的，是很珍贵的。不同的酒有不同的含金量，不同的人只能喝不同的酒。酒有多贵，或者说值几多钱？每瓶几元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不等。最高级的酒，比黄金的价格还高。如果折合成小麦，一瓶啤酒可以换三五斤十多斤，一瓶干红可以换二三十三五十斤，一瓶高级洋酒可以换几千斤几万斤。酒是人之身份身价的象征，越是现代社会，这种功能表现得越是明显。平民百姓，无权无钱者，喝喝老白干，喝喝啤酒果酒是可以的，但要喝什么人头马XO路易十三之类，一般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只能供那些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以及大款大腕之类的人享用。

酒是好东西，它可以解忧，可以助兴，可以壮胆，可以驱寒，可以健身。酒是激情的发动机，酒是感情的黏合剂，酒是才情的培养液。酒比朋友亲切，比女人可靠。酒又是个坏东西，是麻醉剂（麻醉并非全是坏事），是添愁之物，是类似白粉的准毒品。酒能使人丧失理智，能使人冲动，使人犯傻，使人丧失人伦人格，使人作出后悔莫及以至痛不欲生之事，使人丧失许许多多的机会。

不管酒是什么，只要人类存在，酒就得造下去，也还得喝下去。怎么样喝？“感情深，一口闷”可以，“感情好，能喝多少喝多少”也可以。不想喝呢，就说“只要感情有，喝什么都是酒”，耍耍赖，大概也能糊弄得过去。2001.7

未圆之梦

我在整理诗稿时多少有些酸楚。我那么美好的年华，那么宝贵的时间，那么有限的精力，居然就浪费在这些是东西又不是东西的玩意儿上了，真说不上是值，还是不值。忽一日，我于酸楚的同时，又有了一点感悟。我想，其实人生有许多的未圆之梦与难圆之梦，人生本身也就是一个未圆的梦。人生该有多少遗憾，无以计数！人生是由无数个遗憾构成的。

我想，一个人，不论他的背景，他的智商，他的受教育程度，他的性格，他的志向如何，他都会有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梦。梦里的内容可以说五彩缤纷，多姿多彩。那些梦，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一块糖，一个布娃娃，一本书，比如朦胧或者清晰的爱情，比如事业，比如报恩或者复仇。人生的过程，可以说就是追梦的过程，圆梦的过程。人们作出一个一个小梦大梦好梦坏梦，然后用一段一段时间甚或用一生去实现梦想。圆梦的道路曲曲折折，圆梦的方式多种多样，圆梦的效果也各不相同。有的人，一生大多数的梦圆了；有的人，平生最大的梦圆了；有的人，一生大多数的梦想和主要的梦想均未实现，其人生可以说比较凄惨。以我的阅历判断，人类群体中，一般人或者说大部分人的梦，基本上圆了。梦未圆大梦未圆的，是少数。在梦圆与未圆上，判断不出人的成功与否、幸与不幸。因为也许缺少志向缺少追求的人，梦不多，也不大，容易实现。而那些有远大志向和抱负的人，那些不断爬坡的人，那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他们的梦就会特别的多，也会特别的大。他们实现了的梦想多，未实现的可能更多。

人在不断寻梦追梦，但我认为，在这方面，同样要能拿得起，放得下。做什么样的梦都可以，梦实现到什么程度却不能苛求。只要尽力了，就应当无憾。作为我，一个智力平平经历平平学业平平的人，做过诗人梦，虽然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这不是我的耻辱，是我的权利。我的梦虽然未圆，或者说破灭了，这也不是我的悲哀。人生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这是辩证法。在料定我不是做诗人的材料后，我能果断退出，去从事别的事业，我以为我的选择是明智的。俗话说，虽然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处却只有几步甚至一步。人生要学会审时度势，学会放弃，学会选择新的开始。

写这篇文字，不是在为我的学诗生涯作祭文，也不是要为我的杂文生涯唱颂歌，我只想诉说心中的些许感受。梦残了，不等于人生就残了。也许残梦越多，人生越完整，越成功，越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讲，未圆之梦也是好梦，是值得珍视与欣赏的梦，是可以书以记之的梦。2001.9.1

可爱的灰尘

在人们心目中，灰尘是肮脏的，讨厌的，可恶的。灰尘的存在只有坏处害处，没有任何的好处。这种认识和观念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不对，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判断。

那么，灰尘到底有没有好的，或者说灰尘在许多的害处之外，有没有好的方面？我以为有。某日闲来无事，看了一部电视剧。剧中有一个情节，是男女主人公在酒窖里追忆十多年前相恋相爱的情景。男主人公在向女主人公展示自己的收藏，他收藏有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在男主人公拿出的一瓶他们结婚时喝过的那种牌子的酒瓶上，布着厚厚一层灰尘。常识告诉我，这不是因为收藏者慵懒，没有及时擦酒瓶，而是收藏的必然要求。在欧洲的酒窖里，有许多的大大的橡木桶，许多的大大小小的瓶子，里面装着上好的葡萄酒。这酒一放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木桶和瓶子是不能动的，灰尘呀蛛网呀是不能扫不能擦的。为什么不能扫也不能擦，那里面有科学，也许还有风俗呀习惯呀宗教情结呀什么的。在这方面，我没什么学问，不好说太多的话。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藏酒者肯定是把灰尘作为干净之物圣洁之物吉祥之物美好之物看待和对待的。

在现实生活中，在物质世界里，无疑有好灰尘，或者说灰尘有它好的方面。其实，在其他的领域里，也有好的灰尘，可爱的灰尘。比如尘封历史的时间之尘、历史之尘。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的时候，统治者要求人们忘记某些历史，要求人们忘记历史的某一方面。比如大清的皇帝们，最不愿人们提起“扬州十日”。而在1966年至1975年主宰中国社会的人，大红大紫的人，春风得意的人，如鱼得水的人，骑在人上的人特别希望人们不要再记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够美气，甚至可以说不够意思，但有时候，草民们百姓们也不想永远沉浸在无尽的痛苦的回忆中，也希望时间能埋葬记忆，埋葬痛苦。人的一生很短暂，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噩梦中，不能永远生活在艰苦和痛苦岁月的阴影里。让时间之尘封断历史，埋没记忆，实在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只有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只有抛却烦恼的记忆，才能轻装前进。如果永远纠缠过去，那人的一生也未免过于沉重，过于痛苦，过于伤心。所以说，人类需要历史之尘。

除了时间之尘、历史之尘，还有一些好尘，比如心灵之尘，思想之尘，记忆之尘，等等。在非常的年代，心灵如果一点也不蒙尘，那就难以活下去；思想如果过于敏锐，那也只能倒霉。这时候的心灵之尘思想之尘什么的，无疑是人生的保护之尘。中国的俗话说，佼佼者易污，者易折。中国的俗话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该糊涂的时候还得糊涂，该服软的时候还得服软，该装三孙子的时候还得装三孙子。这就是人生，虽然不是最为光彩的人生，也不失为正常的人生。人生难啊，不是说几句大话就能挺得过去的，也不是用豪言壮语能代替得了的。人生需要一点蒙心蒙肺蒙眼的灰尘。2001.7.23

来源不明相当于什么罪

在现代的中国，在反腐肃贪、廉政建设中，有了一个新的名词，一个新的罪名，叫“财产来源不明罪”。什么是“财产来源不明罪”？权威的解释是，那些被逮住了的贪官污吏们，只要没有人检举揭发，对于家里大把大把的现钞存折，对于成堆成堆的金银珠宝，绝对不说来自于何处，取自于何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如果讲清这些财物是受贿来的、勒索来的、贪污来的、盗窃来的、诈骗来的，就可能被搬掉吃饭家伙。法律条文上写得清清楚楚，留下的空子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大。如果属于上述罪行，有那么一二十万三四十万的，就要掉脑袋。而“财产来源不明罪”呢，几十万是毛毛雨，算不了什么。百把万几百万也就判个三五年。看来，虽然这财产来源不明一说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外国人不理解，不接受，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无疑是福音，是保护伞，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国家和公众呢，它肯定不是什么福音，而是一种大大的遗憾和不幸。“财产来源不明”一说，肯定在法律上有很大的空子和漏洞。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法治不仅仅是实践，而且还是理想。是理想，就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就不能一切按法制社会的情况去认识和要求，有点空子什么的就应当予以理解。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仅有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当设法予以改进。既然从道理和实践上我们都已弄明白，所谓的“来源不明”，其实很明，它肯定不是劳动所得，不是继承来的遗产，不是政府的奖励，不是亲友馈赠，不是合法收益。其来路不外乎那么几种：要么是贪污来的，要么是受贿来的，要么是偷盗来的，要么是抢劫来的，要么是诈骗来的。既然这样，我们的法律可不可以设一条线，设顶线或者底线。所谓顶线，就是当事人拒不交代来源的财产，按逻辑推理出的几种罪中的量刑最高的罪来定罪，这样可保贪官贪吏之类的人细数财产“来源”。交代了“来源”，他的罪可能还轻一些。所谓底线，就是对于不讲明来源的财产，按推定出的几种罪中最轻的一种罪来定罪。这样，犯罪分子虽然不会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交代清财产来自何方何处，但权衡利弊，他会交代一些。当然，在下这个建议不是严格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不一定十二分的科学，但至少有一定道理，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让“财产来源不明”向顶线或底线靠拢，从根本上堵塞法律的漏洞。2001.7.28

人少力量大

小时候对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句话说，人多力量大。那时似乎毛泽东老人家还说过，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因为这个思路和这句话，还猛批了一阵马寅初，还收拾了一批不识趣的人。这话对不对？对，非常的对。一般地说，一加一大于一，人多了，总是比人少时力量大。对于这样一个定理，可以找出许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比如我们中国在世界上地位不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多，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呀。西方一些人担心，谁来养活中国。这么多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人的一种潜在威胁。他们害怕，一旦中国人放出去，会对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这话有它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地方，但也不能说它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人多了，别人想动动你还得掂量掂量。

人多力量大的定律也有不那么完满的地方，或者换句话说，有它涵盖不了的领域。人类社会有人多力量小、人少力量大的情况存在。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不论外国，还是中国，绝无例外。

中国有句俗语，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不是人力放大，是人力内耗。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察或者体验，有时单臂比双臂掷球掷得远。在企业里，书记这个“核心”与厂长这个“中心”分设的，一个单位党政一把手分设的，总是比不上只有一个“心”和只有一个一把手的。人们常常想养儿防老，总是生出一大群儿女，以使自己在垂暮之年能有所依靠。但实际情形是，子女太多了，反倒没人管。众子女总是推三推四，推来推去。子女少的情形反而要好得多。因为少，他们没法推，他们不得不尽赡养之责。这些例子虽然没有严格的逻辑联系，但却能证明一个道理，人少力量大。或者说，有时人少力量大。其实这也是社会学已经证明过的比较普遍的原理，只不过社会学论著说得没有这么通俗而已。

我不遗余力地证明人少力量大，并未拿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津贴或者补助，并不是要为少生几个人而布道与说教。我是想，我们国家的人口能不能控制得住，是一方面的问题，也许不好解决，也可以暂且不去说它。我只想说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我们应当搞好人力配置，尽可能地少搞一些“双心”、双一把手之类，尽可能地在搞经济搞别的什么的同时，抓一抓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停顿，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一点，也许眼下还看不大清楚，但时日不会太长，今天的人们是能够看得到的。作为中国国民，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好的结局。2001.7.21

人生是一种偶然

作家毕淑敏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的出生非常偶然。她说，首先，一个人父母的结合就是偶然的，上帝并未铁定某某必须与某某婚配，某某的妻子或丈夫只能是某某。其次，人之父母的交欢时间也很偶然。人是父母交欢的副产品，人不可能像农作物一样，按照季节安排生产，也不能像电脑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想几时生产就几时生产，想怎么生产就怎么生产，想生个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们难以确定，哪次交欢就是生产人的交欢。再次，人在父母特定的一次交欢中的为人也是非常偶然的。千千万万个精虫，每个都有受孕的可能，而只有一个是偶然碰巧的，是极其幸运的（也可以理解为极其不幸的）。毕淑敏的话（大意如此，如果引用错了，责任在我），绝对有它的道理。

人的出生是偶然的，这毫无疑问。其实人不仅仅出生偶然，人的一生也充满了偶然，人生是由无数个偶然构成的。人在什么地方出生是偶然的，被生为男人还是女人是偶然的，有什么样的兄弟姐妹是偶然的，受什么样的教育，成什么样的人是偶然的，找什么样的配偶是偶然的，生什么样的子女是偶然的，何时以何种方式驾鹤西去也是偶然的。人生可知而又不可知，不可知的一面比可知的一面要多得多。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而人生具有最多与最大的不确定性。

偶然是美丽美好的。假若人的出生是严格测算和周密安排的，那人类首先就是生育机器，人的整体就没有多少神秘和幸福可言。只有偶然性的出生，才使人呈多姿多彩，多种多样。人的一生，只有在不可知的氛围中，在一次次的巧遇奇遇中，才能成长得更加聪明，更加强大，才能有更多成功的可能。偶然使人亢奋，使人新奇，使人奋进。人们喜欢探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对偶然充满好奇，想去寻找她，了解她。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放弃一次次机会，就是想等待和创造更多更好的机遇。

偶然也是丑陋和残酷的。偶然地，你可能就降生在一个弱智者家里，一个残疾者家里，一个穷苦人家里，一个人格不健全者家里，一个混蛋家里。偶然地，你可能就出生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出生在落后地区。比如作家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其中写道，有两兄弟出来当兵，弟弟跟解放军走了，哥哥因为内急，找地方撒了一泡尿，出了茅房，却被“国军”给抓走了。此后哥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就是偶然的作用。人在一生中，可能因为某次机遇的失去，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人生可能因为在受教育、择业、择偶、交友、为人处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不慎和过于偶然，而为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和麻烦，会使自己的事业受损，人生减色。在所有的偶然中，自己一无所知和无一丝之力应付的，对人生来说，就更为残酷。一次这样的偶然，就可以葬送人的前程乃至一生。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人在不经意间的一个个偶然，就决定了人生之必然。所以，人生应当谨慎地对待和处理所有的偶然。同时，人在偶然面前也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人可以把握偶然，驾驭偶然。人不能被必然这泡尿憋死，不能在必然这棵树上吊死。人生还应当在必然中开掘出更多更好丰富多彩的偶然。2001.7.22

批评“节约”

节约是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也是世界所有民族的传统与现行的美德。没有节约这一条，人类很难撑持到现在，撑持到现在也撑持不出现在这样的局面。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是因为，人的需求无限，人的欲望和要求无限，而人类赖以生存、享乐与发展的物质资源有限。以无限对有限，不加以克制和限制是万万不行的。不加限制的结果，就是地球资源的枯竭，就是人类的毁灭。

节约过分了，就是吝啬，就是变态，就是人性的严重扭曲，人的严重异化。比如葛朗台，比如严贡生，他们的所谓节约，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节约，而是对人生的戕害，对人性的违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挑战。这样的“节约”如果太多，如果盛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社会的物质财富不仅不会极大地丰富，反而会越来越少，人们会越来越贫困。社会将不断地失去活力，对人类而言，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财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过去我们有一种传统，叫勒紧裤带过日子；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叫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在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类群体中，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得不为之的。没有钱或者只有很少的钱，不节约，不精打细算，不量入为出，那日子就没法往下过。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倡节约，不仅必要，而且必需。节约不仅是美德，而且是生存的基本法则。

在进入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市场的繁荣都需要消费来推动。消费上不去，经济也会受到严重的迟滞和影响。在这样的时期，如果仍然死抱住在艰难岁月形成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仍然从牙缝里抠钱，做守财奴，那不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也有违“节约”的初衷。因为这样的“节约”，实际上是一种资金和机遇的严重浪费。

有道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在现代社会，消费一定意义上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的中国人，不可以丢掉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可以不注意节约，但也万万不能做新时代的葛朗台和严贡生。对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所谓节约，要予以批评，予以扬弃。2001.8.9

城市悲情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城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存在。古代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也许有，但没有现代人强烈。现代人更看重城市，更向往城市，更醉心城市生活。生活的法则就是这样，越是向往的，越难以得到。或者说正因为难以得到，才更加向往。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历来城市少而农村多，城市小而农村大。中国的人口，几千年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生活在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镇人口也不过百分之十多一些，故有“十亿人口，九亿农民”之说。进入21世纪之后，最新最令人兴奋的数字，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城市的稀缺，因为城乡的巨大差别，因为经济的与超经济的、政治的与超政治的种种原因，所以才有了严格严酷的户籍制度，并由此引出了中国人旷日持久的“城市悲情”（喜情当然也是有的，但不多）。

中国古代所谓的城，实际指的是墙，高墙。所谓长城者，长墙是也。翻译成英文，是伟大的墙。坠城而逃者，坠墙而逃之谓也。而所谓的市，即集市，多指农民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城市，是城（墙）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有城无市，或有市无城，均不足以为城市。如只有城，那可能是抵御外患的长城边城，可能是兵营，也可能是地主的堡寨；只有市，则可能是边远乡村的小小集市。

现代的城市大多没有了城墙，有的是高高的楼房，宽阔的马路，明亮的灯光，繁华的市场。但在中国，这仅是表象。这一座座看似无墙的城市，实际上有着高高厚厚无形的高墙大墙。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农民兄弟”来说，十分难以逾越。对于有的农民来说，要想“进”城，简直就如李太白先生所说的，“难于上青天”。

从古至今，中国最大最高的“城”是户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使一小部分人成了“上帝的选民”，而绝大多数的人则成了“上帝的弃民”。一纸户口，包含多少人的幸与不幸。这种户籍制度，十分的不公平，不平等。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人格歧视、经济盘剥与政治压制。同样生而为人，就因为一张小小的户口，便有着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不同的生命质量和生命意义。

在中国，因为户口，因为农村人没有城市户口和为了争取城市户口，上演了一幕幕悲剧与惨剧。许多人为争取一纸户口请客送礼，许多人为得到户口倾家荡产，许多人为户口人格沦丧，许多人为户口欠下了还不清的人情。

没有那一纸户口，农民就是另一类人，是融不进城市的二等公民。当工人，基本没份；当干部，就更不要去想。如果有农民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想到外面闯闯，想到城市找份活干干，那是万万行不通的。那会被认为破坏农业生产，被视为懒汉二流子，被叫做“盲流”，并且要被坚决果断地予以遣返。农民只能通过考学、当兵、个别招工等方式进城。而能进城的农民，数量少得可怜。

改革开放之后，对农民超经济的强制有所松动。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批的农民进城做工，成了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许多青年农民在城市安身立命、安家立业，成了不是城里人的城里人。中国的户籍制度终于开始松动，入城市户口不再像以前那么难，户口的含金量不再那么高。城乡差距缩小，有些农民的收入超过了工人，甚至超过了一些公务员。很多人呼吁，该取消户籍牢笼了。有些地方开始有了行动。可以预料，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户籍制度会有一个大的改进，原先的户口的吸引力会最终失去。城市悲情从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减轻，并且也将最终消失。2001.9.20

大人及人的可怜处

著名作家、鲁迅的弟弟，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周作人先生说，“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子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周先生不愧大家，见解果然独到。

把喝酽茶当成享受，真真是大人的可怜处。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我的祖母在喝酽茶。我祖母那时已有五十多岁，她长着一双小脚，比“三寸金莲”略大一些。我祖母属于“命苦”型，她二十多岁丧过一女，三十多岁守寡，五十多岁了，拖着一双小脚，还要到“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去参加劳动。她有一子一女，女儿家境不好，而且生了六七个女孩，未生出男孩子，心情也不是很好。她的儿子远在他乡的地质队，儿媳带着孙子孙女们跟她在家里生存。她心情凄苦，她身体疲累，她需要喝茶，喝苦茶。她喝的由砖茶熬煮的“罐罐茶”，黑黑的苦苦的，我母亲不喝，我们也不敢喝不愿喝。我家乡的许多人喝苦茶，包括我的六爷、外祖父、姑父、姑姑等。那些人依我看都是穷苦人劳苦人。外国人什么样的人在喝苦茶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巴尔扎克由于劳作，在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苦咖啡。我们今天的人们，喝酽茶的，大多仍是穷苦人劳苦人。这一点，似乎并无多少改变。

由喝茶喝咖啡我想到了喝酒、抽烟抽大烟、吸毒、自虐，由大人的可怜处我想到了人类的可怜处。

抽烟好不好？很多人都说不好。抽烟有害健康，烟盒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抽烟有很多危害，容易使人罹患气管炎、肺气肿以致肺癌；容易使人面容憔悴、面色灰暗、满身臭味；容易使人乱扔烟头、乱弹烟灰、大声咳嗽、随地吐痰、风度尽失。但是，抽烟也确实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可以缓解紧张、平息愤怒、稳定情绪、刺激大脑、打发无聊；可以充当感情的黏合剂，使男人之间相处更加随意和谐。写不出东西时可以拿烟熏，情绪紧张激动时可以拿烟熏，睡不着觉时可以拿烟熏，劳作疲累时可以拿烟熏。有了烟草，是男人们的幸运。但从抽烟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大人男人以及人的可怜处。如果社会不是这样复杂，如果生活不是这样艰辛，如果心绪不是这样烦乱，谁愿意花钱买罪受，拿烟熏嘴熏牙熏气管熏肺。在现实生活中，抽烟的多是有太多事情需要思考的人，有太多事务需要处理的人，有太多文章需要撰写的人，有太多事情需要操心的人，有太多沉重的生活负荷需要承受的人，有太多粗活脏活累活需要干的人。无疑的，他们是各种意义上的可怜人。当然，不抽烟的人中间，也有不少操心操大心、烦心烦大心、劳力劳大力的人，由于他们有较强的意志力，所以不抽烟，或者很少抽烟。还有一些人也不抽烟，那情况就复杂得多，不好一一道来。

吸毒的人很可恨，也很可怜。毒是烟的深化，具有更强的麻醉性与刺激性。吸毒的人，可能遇到的现实矛盾和心理冲突更多更尖锐。他们的心理负荷更沉重，心理更空虚、更焦虑，与他人、与社会相处更不和谐。因此，他们需要用自戕的方式来刺激和麻醉自己。刚刚谢世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先生年轻时曾经吸过毒，那时的他面对内忧外患，内心十分苦闷，所以染上了毒瘾。著名的二战英雄、英国首相丘吉尔年轻时也曾吸过毒。他为何吸毒，我不清楚，但推想起来也一定是生活中有太多的不顺心吧。改革开放以来，又有许多人开始吸毒，其中不少是个体户、企业家。他们吸毒，很大的原因是忍受不了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要在毒品的麻醉中寻找解脱。

人生不易，人类可怜。人对人应当多几分理解、宽容、同情，多几分力所能及的关爱与帮助。2001.10.21

“夫人”们的妒忌

中国是出过皇帝的国度。严格意义上的皇帝，存在了两千多年。虽然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但中国的皇帝意识和皇帝情结却仍然存在，而且还比较严重。由皇帝意识衍生出的皇后、妃子意识和情结也十分严重地存在着。由于这种情结和意识的存在与蔓延，引出了不少的人间悲剧与喜剧。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黎民百姓的生存与生活，对中国文化的延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不但有令专家学者探讨的必要，公众似乎也有揣摸揣摸的必要。

江青曾是中国的第一夫人，是毛泽东的妻子。称江青为皇后或者皇妃都有不妥，称夫人大概比较合适。与江青同时代，有一批女人，他们与江青的家庭出身文化根底思想基础大约差不多。她们与江青一样，从国统区投奔到了解放区，在文化部门或其他部门干点事，并且嫁给了中共高中级领导人为妻。自然地，她们也很幸运地成了“夫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江青她们这批夫人比较特别，与封建社会的“夫人”不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夫人”也不一样。尤其她们之间的关系，更是独特。确切地说，她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芸芸众生的生存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较恶劣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定的恶劣影响。

到延安去的那些女学生，最初的动机，是投奔革命，投奔光明。这时的动机是单纯的，个人的目标也不是太高。有的人，不过是为了换一种活法。但等到当上了官太太，特别是当上了大官的太太，想法就会有变化。而一俟革命成功，她们的配偶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她们的想法也就有了质的飞跃。她们就有了得到相应地位的要求。虽然社会事实上也确实给了她们相应的地位，但这里面还有个是否与个人素质、个人贡献相符的问题，有在对待这些人上是否公道公平的问题。有的女人可能在历史上条件比较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历史污点，对于革命的贡献也大，但因为嫁的男人官职不高，因而她的地位也便不是太高。有的女人在历史上可能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革命的贡献也不是太大，但因为她长相好，或者机遇好，她嫁对了人，嫁了高官，她便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存在，这里面肯定有不公道不公平。如果各位夫人能明白人比人气死人的道理，能安于其位，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或者说发生不了什么大事。但不幸的是，在这群夫人中，人性的弱点暴露得更加充分。中国古代的后宫之争多，官员太太之间的矛盾大概也不是太少。但以我的感觉，似乎没有江青她们这一代夫人多。她们为了争地位，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干了许多钩心斗角的事，无中生有的事。陆定一的夫人大写特写匿名信，我看除了有向党负责的一面，还有妒火中烧的一面；除了实事求是的一面，也有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一面。还有革命几老中某老的夫人也写了不少匿名信，内容与陆定一夫人写得大致相仿，写信的动机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同。说句不是十分科学的话，中国之所以发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夫人”们心理不平衡，明争暗斗，各施魔法的结果。这包括江青向毛泽东要权，向权力中心分权；包括江青与叶群等这样的夫人们的勾结与争斗；包括江青与陆定一夫人、“某老”夫人这类夫人的较量。这些女人们到底在这段历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我想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心里都会十分明白。

当然，对于江青这样的夫人的心理变态问题，也要作比较深入的研究，才能给予科学的解答。我以为，江青之所以解放后表现得越来越不像话，除了中国政治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影响，个人素质的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江青过于苛刻的要求与歧视。比如怀疑她的历史，怀疑她成为第一夫人后对于中国各项事业的潜在危害与威胁，对她在政治上诸多的限制，等等。也许（我只能说也许）就是因为这些歧视，才使江青更加变态，才表现出更多人性的弱点和邪恶，才让中国人受了更多的苦，遭了更多的罪。而形成对江青的政治歧视，我以为江青同时代的夫人们起了不小的作用。她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上层施加影响，或者用吹枕边风的办法施加影响。而她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夫人们特有的妒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夫人都这么狭隘，不是所有的夫人都有妒忌心，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有妒忌心的。

还需要说的一点是，夫人的妒忌心之所以能影响历史进程，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那就是在她们大发醋意时，在大吹枕边风时，还得有人听有人信。而且还必须有手握重权者能够听信并予以采纳。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历来诟病女人夫人干政，但这多少有点不公平。这事不能只怨女人们夫人们，这事主要还得由长胡子的大老爷们负责任。自然地，江青时代的夫人们的问题，我以为也不能由她们承担主要责任。我想，这个结论不一定很科学，但也不会有太大的不科学。不知列位看官以为然否？我想，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男人们，应当在今后的生活中尽力遏制妒忌心，包括女人们夫人们的妒忌心。妒忌心少一些，社会就太平一些，人们就会幸福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2001.9.6

马克思先生是我们的“秘书”

马克思先生是德国的犹太人，他生于1818年5月5日。如果他老人家仍然健在，该有一百八十多岁了。马克思学过法学、历史学、哲学，他继承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天我太太于床头问我，什么是主义？我言，大概是一种目标，一种纲领，一种规范。太太补充说，还是一种思潮。也不知我们老两口诌的准不准，全不全，我们的水平就到这里了。这是题外话。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是一门十分实用的学问。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有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中国的解放，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马克思主义曾被人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对的。但马克思主义要由人掌握，才能发挥作用；要正确地掌握，才能发挥正向的作用。如果只背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甚至于会发挥不那么理想的作用。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一百多年，许多人并未将其作为指南看待，而只将其作为一种工具看待和使用。比如王明、博古，比如口必称马列的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均是这样的人。而我们几代的普通的中国人，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着马克思他们。实际上，马克思是我们的秘书，而且做了没有一点脾气的秘书。当然，还包括恩格斯、列宁等等归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系列的其他人等。

我们是如何让马克思当秘书的？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非常简单。我们不愿意思想、不敢思想时就用他的思想。用他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意识，指导我们的行动，指导我们的语言，指导我们发自内心的或显在面上表象上的一切话语和行动。我们词汇贫乏时就用他的语言。他的单行本他的小册子或成选集全集的大部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语言武库。我们引用马克思们的著作，随心所欲，毫不客气。这根据需要，根据我们的心情。有时引用一两句话，有时引用一两段，有时则大段大段地引。最为省力的是，只要用有限的、不咸不淡的我们自己的词汇把马克思们的话串起来，那就是我们的发言稿，我们的文章，我们的著作，我们的成果。在引用马克思们的话语时，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不可小家子气。实际上你引得越多越好。引得越多，越说明我们政治上坚定、思想上进步成熟，说明我们的理论水平高，我们的功夫深。如果有谁能达到如王明般倒背马列的水平，那肯定会被视为党宝国宝。虽然我们曾经批判过王明，但批归批，内心里肯定他羡慕他的人其实不少，向他学习的也大有人在。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代的许多中国人，确实在靠马克思们安身立命。我们靠马克思们思想、说话、写文章，靠马克思们当“公仆”当公务员，靠马克思们当学者当专家当教授，靠马克思们戴“帽子”换“板凳”，靠马克思们拿学位评职称。真是难以想像，在现代的中国，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们，我们的日子会怎么过！我们还会不会思想，会不会说话写文章，会不会做学者，会不会安身立命治国安邦！

在中国，有时也喊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但这你不要怕。你可以理会，也可以不理会。因为凭我的经验，近百年来，因为这几个“主义”而获罪而倒霉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确实少之又少，你大可放心。倒了霉的，大多是那些没背过马列，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说话，又敢说真话的人。比如彭德怀。或者虽然懂得马列主义，但被政敌所嫉恨，因此被以教条主义等等的名义收拾了。比如张闻天，比如邓小平。

在中国，用马克思们当秘书，不用付任何报酬，不用惦记稿费版税加班费之类的事情。用了是白用，不用白不用。不用是思想不进步，是不革命，不忠诚，不坚定。是马列主义水平低下，是不可雕之朽木。

当然，中国人都懂得这样一条原则，即有些事只能做而不能说。让马克思们当秘书即在此列，公开的说法是马克思们是伟大的导师。只要你把握住这个原则，你怎么使唤你的“秘书”，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别人想管也管不了。

有些中国人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看了上面的陈述，我们就不难明白了。2001.10.6

如何糟践一种称谓

称谓是一种文化。从称谓上就可以判断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开化程度、开放程度与文明程度。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其中两千多年是封建社会。所以中国的称谓大多封建色彩浓郁，而相应地缺少人本意识和平等意识。从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以后，中国人开始感到了自己的落后，开始承认别人的先进，开始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包括称谓。有些称谓，内涵也有所延伸。比如先生，除了中国原有的“老师”的意思外，更重要的有了对男性或男性之间相互尊重庄重称呼的意思。比如小姐，除了中国原有的大户人家的女孩子的称谓外，还有了女性之间相互尊称的意思，有了男士们尊称女士尤其是年轻女士与知识女性的意思。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容易变形变性变味，称谓也是如此。比如小姐，这几年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有人说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有人到了某地的宾馆，将服务员叫小姐，服务员说孙子才是小姐。为什么叫小姐等于骂人？因为“小姐”除了原有的含义，更有了专有名词的含义。有些发廊妹是“小姐”，搞异性按摩的是“小姐”，明娼暗娼是“小姐”，陪吃陪喝陪睡陪唱陪舞陪泳等“三陪”女人是“小姐”。这些人都成了小姐，大家闺秀们职业女性正经女子们又怎能允许别人再称自己为“小姐”呢！在现代的中国，“小姐”这个称谓算是彻底没戏了。除了色情行业的女人们对称“小姐”无所谓或者还有那么点自尊自豪外，普通的女人们对“小姐”的称谓大都十分厌恶十分反感。有些女人，你叫她们“小姐”，等于往她们脸上泼脏水，等于挖她们祖坟，等于骂她们，污辱她们。

对于“小姐”这一称谓的糟践，男人们不一定理解得那么深刻。其实要理解也不难，只消做一些简单的类比即可。比如我们把男妓、把“鸭子”叫“先生”，把地痞流氓叫“先生”，把坑蒙拐骗者、贪污受贿者、贪赃枉法者、打砸抢掠者叫“先生”，把算命的、乞讨的、拉皮条的、拉黑牛的叫“先生”，把贩毒的、贩枪的、当蛇头的叫“先生”，你说还有哪个男人愿意被人称为“先生”！如果这样地用“先生”这个词，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称某一位正派的男士为“先生”，那么你得到的回答也必然是，孙子才是先生。或者可能有更为狠毒的驳斥，你爹才是先生。

对于其他的称谓，糟践起来也没什么太大的难度。比如教授，比如女士、太太，比如经理、老总，等等。只要给乱七八糟的人也安上这样的称谓，那这些称谓就算彻底倒灶了。事实上，现在职称很乱，评职称的标准不一，有本事的是教授，没什么本事甚至根本没本事的人也是教授，弄得人们对教授之类的人士尊敬不起来，真正的教授们也自尊不起来。把崇高者与不崇高者以至平庸者卑下者等等人物放在一个层面上看待和对待，对于崇高者就是一种糟践。

中国时下的社会，正在以不算太慢的速度糟践着人间美好的称谓。这似乎是一个过程，是过程就会延续一段时间。想马上终止，是难以做到的。2001.10.14

胡耀邦与政治家之大小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早年爬过雪山，过过草地，“文革”结束后，还当过几年总书记。说胡耀邦是政治家，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

胡耀邦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从总书记任上退了下来。好在时代确实变化了，中国的政治秩序正常了，政治家们可上可下了，在不当一把手后仍待在政坛上。

胡耀邦在位与活着时，还能听到对他的一些批评，诸如讲话时手势太多，不够稳重啦，接见某位外国女宾时吻手背有违中华习俗啦，等等。但胡一旦被罢免，进而死于心肌梗塞后，我们所听到的，却大多是赞美声。人们敬佩他的敬业、正派、刚直不阿、好学上进，赞美他的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同情人民、艰苦朴素，对他在平反冤假错案、清算“文化大革命”、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老革命老干部、制定改革开放路线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胡耀邦葬礼，成千上万的人们自发地在路边，在长安街，在八宝山哭他悼他念他送他，说明了人民对他的充分肯定。司马迁说过，人之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胡耀邦的死当然重于泰山。还有人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言大抵不差！

历史的法则就是这样，是金子就一定要闪光，不会被永远尘封。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胡耀邦的书籍和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这些著述，让人们了解了胡耀邦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的心路历程和行为轨迹，了解了他的奋斗与他的贡献。我们应当感谢这些著述者，为历史，为人民，为未来！

在对胡耀邦的诸多评价中，有一种评价我不是太理解，也不是太赞同，或者说很不赞同。这就是有人说，胡耀邦“虽不是一个大政治家”，但他却又如何如何做了大事好事等等。我的不理解在于，这位评论者是因为怕不这样否定一下，直接肯定胡耀邦会犯忌呢，还是真的就认为胡不是大政治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大政治家呢？

胡耀邦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这个政治家算不算“大”？胡耀邦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否定错误的历史，平反冤假错案，解无数人于倒悬，这个政治家算不算“大”？胡耀邦勤于并善于学习，有独立人格、独立见解，能放手工作，大胆开拓，这个政治家又算不算“大”？以健康的政治学的标准衡量，我以为胡耀邦是一个大写的人，也是一个大写的政治家。

以为胡耀邦不是大政治家的人，所依据的标准我以为是封建主义的，是《二十四史》中衡量帝王们的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大政治家就该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大政治家就该宁肯我负人民我负历史，也不能有损自己的前程；大政治家就该一切以保护自己的位子与所有既得利益为目标，而不应探讨也不允许别人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允许有半点不同于自己的声音。这样的大政治家，胡耀邦晓不晓得？我想他晓得；当不当得了？我想他要想当也一定能当得了。问题在于胡耀邦不想当。人格第一，党格第一，事业第一，人民第一，这才是他的选择，他的遵循，他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1999.10.9

比大刀解恨的原子弹

原子弹是核武器，是个厉害的主儿。关于原子弹的文字看过不少，但总不够直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60年代末关于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那冲天的火光、恐怖的蘑菇云，让人望而生畏。原子弹等核武器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人类头顶上。因此关于核武器的话题很多，但最多的，是描述它的可怕，是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但在此问题上，白皮肤的人、黄皮肤的人、黑皮肤的人，各有各的想法，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去年亚洲有几条极具爆炸力的新闻，就是印度、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的新闻。印巴所为，无疑使核竞赛升了级，使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核阴云更加密布。

核武器是神话，核恐怖便是神话的恐怖。因为核武器具有毁灭地球和人类的威力，所以人们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人类迄今用于战争的原子弹只有两颗，那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人扔到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的。核武器对人类毁灭性打击的感性材料和数据，大多出自这两个地方。

对于这两颗原子弹，日本人耿耿于怀，除了大肆讨伐外，还建立了什么纪念馆，仿佛二战受害最深的，不是中国人，不是苏联人、东欧人，而是日本人。对日本人的这种态度，可以不予置理。别的国家的人对扔这两颗原子弹也有不同的反应。当年的毛泽东，曾经谴责过此事，以为这是美国人的核讹诈。毛泽东是站在世界战略的高度看问题的，他的话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站在我，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上，我以为美国人有功，这两颗原子弹扔得好，如果是四颗，而且扔在了东京，那会更好！

日本这个民族极具侵略性，近代以来，给邻国尤其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日本人战败后并未反省，并未走出军国主义的怪圈，仍在谋求复活军国主义，谋求新的扩张与侵略。对此，世界舆论没少谴责，中国人没少费唇舌，可基本没什么效果。我们的记者水均益到了日本，感觉到的，并不是如大多数媒体上所宣传的那样，是“友好”，而是来自妇孺的仇华情绪，这显然是“靖国神社”的阴魂仍在发挥主导作用。对于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舆论的抨击显然不起什么作用。唯一的办法，是限制它的军备，并准备好枪弹，必要的时候，也不妨学学美国，给它两个厉害玩艺儿，让它老实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弹是个好东西。我看到图片上当年那两个蘑菇云时，觉得比“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更为解恨。于是私下里不讲道理地残忍地想，原子弹还是有功劳的。当然，这可能是气话，但我们应当想方设法阻止日本军国主义之类复萌、作祟。1999.9.20

不要怨别人会来事

中国人对别人的评价，大多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不一定，有失准的时候。比如对成功者的评价，可以指出他的许多优点，但有时也会说，这个人在有才能、有成就的同时，还会来事。有时人们无视成功者的才华与成就，只是说，这个家伙特别会来事。至于怎么会来事，来的什么事，只是个模糊概念，没有人认真去琢磨、去研究，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准确的说法。一般的人，只能姑妄听之，也姑妄信之。对于成功者、幸运者来说，这种评价也许是中肯的，准确的，也许是不那么中肯和准确的，甚至是有意诋毁的。

我属于不会来事或者说不太会来事的那一类人。这是我的自我感觉、自我定位，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也大多有这样的看法。我不会或者说不太会来事，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我是写杂文的。如果谁认为杂文作者是会来事会来大事的人，那么我以为赞同他的人不可能太多。会不会来事，是由一个人的性格、气质、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社会条件、个人品质、个人能力等等因素决定的。会不会来事并不能完全说明一个人的道德的高下。会来事的并不一定全是坏人，不会来事的也不一定全是好人。因此之故，我并不因为我的不会来事而自傲，更不会将我的会来事硬说成不会来事。我对“来事”的看法我以为是比较客观的。

对会不会来事不能简单地下好与坏的结论。会来事，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什么事，人们又是如何来事的。一般地，人们所谓的“会来事”，是指会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会处理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指处事比较灵活，明了别人的好恶，并能投其所好；指能够大胆展示与推销自己；指干了什么事都能让别人知道。如果会来事者的动机不是阴暗的，他“来事”的本身不构成对别人和社会的侵害，他的所作所为不会让别人感到斯文扫地和人格沦丧，不会让人感到作呕和恶心，那他的“会来事”就是正当的，是正向的，是对社会有益的。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有群体性的，人是社会的人，人必须与别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人必须与别人尤其是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搞好关系。作为处于下风的“部下”，必须主动与领导接近，让领导了解自己，欣赏自己，提拔自己，帮助自己。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包裹起来，不展示自己的才华，不让别人了解和理解自己，不让上司赏识自己，那就等于自己脱离社会，等于主动放弃良好的机遇，等于自己不想成功。

当然，那种不琢磨事，专琢磨人，不干工作，专门揣摸上司心理、上司好恶，不惜丧失人格，低三下四，溜须拍马的行为，那种本无多少能耐，却把自己吹成一只虎，本是一棵杂草，却硬说自己是一朵花的行为，是不足为训的，是万不可取的。这是另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展开来谈。

还是回到正常与正面的“会来事”上来。

让人忧心的是，现在许多的中国人，不懂得正常的关系学，不会展示与推销自己，不会让领导了解和赏识自己。这样的人，自视道德高尚，自以为只有自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让别人看，或许是个不入世的人，是个怪人，是个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立足就比较困难，其事业就难以成功。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怨别人会来事，要怨就怨我们自己不会来事。我们应当对照那些会来事者，尤其是成功了的会来事者，向他们学点儿什么。让别人觉得我们不会来事并不难，但这不是我们的上佳追求，我们的追求是事业的成功。如果说不会来事也能成功，那当然再好不过。如果说不会来事会影响事业的成功，那还是要尽快学会来事。2001.10.29

思想解放之底线

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这个结论，对于人类总体而言是绝对正确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有人类活动，只要人类社会想不断进步，就不能封闭自己的大脑，就不能阻断思想解放之路，就不能为自己的思想设置马其诺防线，不能设置底线。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在思想解放方面，人类个体的情况与群体的情况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那么一致的地方。人类个体的思想状况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有些人的思想比较解放，有些人的思想比较保守；有些人先解放后保守，有些人先保守后解放；有些人则在解放与保守之间不断变换。

就人类个体而言，思想解放是有底线的。一般来说，人随着年龄的老化，思维的活跃性会逐渐减弱，思维方式会逐步固定，思想解放的步伐会终止。当然，越老思想越解放的人有，比如邓小平，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能与这样的伟人相提并论的。

前几天去了一趟上海，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对于食品，我原来就有一点挑剔，但挑剔还是有度的。有些东西不大愿意吃，比如鳝鱼、青蛙等等，但吃一点点还是能咽下去的。但这次到青浦，到上海，那里的人们开始吃一种叫做“拉丝”的东西。什么是“拉丝”？“拉丝”者，蟾蜍是也，癞蛤蟆是也。面对想吃天鹅肉的这位这几位，我是怎么也下不了筷子。我想，这可能就是我食物的底线，也是我思想感情思想认识的底线。面对盘中的癞蛤蟆，我只是吃不下去而已。而我的父辈如果看到癞蛤蟆公然摆在其他食品旁边，而且在他吃饭的过程中端上来，他会吃不下饭，吃下去的也会呕出来。可能父辈吃不下的某些东西我能吃得下，而且觉得是一种享受。而我吃不下的，我的子孙们会觉得是美味，难得的美味。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特定的食物范围，也有他们的思想底线，以及思想解放的底线。

翻开一部人类发展史，一部人类思想史，不难发现，许多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贡献过杰出思想的人，到了人生的晚期，便难以再有更多新的思想，甚至开始故步自封，开始向后倒退了。比如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比如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一批人的思想就是转不过弯来，这里面的一些人，直到生命终结，也不赞成改革开放，也不愿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这是他们的生命局限、思想局限。历史每向前走一步，就必然会遇到一批处于思想解放底线的人的阻挠。

明白了思想解放有底线这个道理，人们就应当对思想解放的艰巨性有一个了解，就应当对一时或者永远转不过弯来的人有所理解和谅解。对我来说，我要求自己做到的是，可以不吃蛤蟆，但不要从环保以外的意义上去批评吃蛤蟆这种现象，不要批评甚至糟践吃蛤蟆的人。2001.11.10

宣言三流作家

最近读了一篇报道，说的是作家韩石山的事情。说韩石山向友人表示，杂志主编不好当。他曾主持过一本杂志，为了扩大发行量，他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向社会承诺，每期刊物都有韩石山的作品。本指望这样打广告能使刊物的发行量飙升上去，但事情却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虽然有作家当品牌，但读者仍然不买账。韩石山不得不自我调侃地说，现在文学没有轰动效应，打最有名的作家牌子也不管用，何况是我这样的三流作家。韩石山在当今中国的文坛上是一位颇有成就颇有影响的作家，他说自己是三流作家，有一份无奈，有一份自谦，更有一份豁达与超然。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说某人是“三流”什么什么是一种贬低，一种调侃，一种轻视。所谓“三流”，很少用在正常的评价上。在人们心目中，“三流”比不入流更糟糕。无疑地，这是一种偏见，一种认识的误区，一种变态的心理。本来，有一流二流，自然就有三流四流七流八流。作践“三流”，毫无道理。以这样的理念和心态认识问题，韩石山不与鲁迅巴金沈从文争一流，不与曹禺铁凝贾平凹争二流，谦称自己是三流作家，是很明智的，很有勇气的，也是极具科学精神的。

坦言自己是三流作家，其实丝毫无损于著名作家韩石山。他的成就不会被漠视，他的地位不会被动摇，他的声誉不会被损害。正如有人愣是要将自己打扮成一流超一流作家，却得不到社会承认一样，韩石山说自己是三流作家，别人也不会轻易相信和承认。他在文学界原本是什么，现在仍然是什么，甚至比以前声誉更好。对于韩石山来说，坦言或者戏言自己是三流作家，自己也比以前轻松了，不会再端著名作家的架子了，可以发挥得更加自由潇洒了。

韩石山给我上了一课。他不但自己放松了，也让我彻底放松了。我搞过多年理论工作，过去总想让别人能称呼自己为理论家什么的。现在我又在搞杂文写作，也怕别人称自己为“三流”作家。现在看来，琢磨这些是毫无意义的。

记得当年我写理论文章，在报刊上发了有八九十篇。当时说什么的都有，有肯定的，也有不屑的，还有批评的。当时我当着一个比芝麻官还小一级的官，有位朋友说，你现在有一定地位，有一定名气，写出的文章一定要有较高的质量，否则，别人会说闲话。不似我们，随便写什么都行。听了这话，起先我还有点受用，觉得自己可能确实与一般作者有了一定区别，真的只能往出拿精品，而不能随意乱写了。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似乎找不到感觉了，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于是我调整心态。我想，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八品官，业余理论工作者，“游击队员”。别人怎么评价，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说。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入流，我还怕他们说我是三流理论家什么的吗。于是我仍然在写，而且后来还出了本名曰《非理性中的理性》的号称论文集的小册子。

在杂文写作上也是一样。我写杂文的历史已有十五六年。我写了五百多篇，出了四本集子。我的杂文，在宁夏以及全国的报刊上都发表过，在宁夏和全国都得过奖。很多读者给我的杂文以好评，一些评论家也给过我鼓励。但是我头脑没有发热，没有感觉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我感觉自己或许还称不上杂文家，还没有入流。如果自夸一点说，最多是个三流杂文家。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我才能长期坚持下来，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就。

韩石山向世人宣言自己是三流作家，是大家风范，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2001.11.25

人生低调

人应当有理想有追求，这没错。但人生的调子我以为不可太高，不可事事争先，处处冒尖，什么好处都想捞取，任何风险都想躲避。人生的调子低一点好，调子低了，人生就没有那么多有形与无形的压力。调子低了，人就可能活得自然本真，活得随心所欲。调子低了，人就没有太多的奢望，没有太多的焦灼，没有太多的非常规的理念与行动。调子低了，人就可以更多地保持人道、人格、人性，遵守人类社会固有的法则与规律。

古人说，无欲则刚。所谓无欲，不可能是无欲，只是小欲、微欲罢了。小欲微欲者，人生低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人生不论如何简单，也都需要消耗物质财富和社会关系，也必须一定程度地满足七情六欲。即便是孔夫子心目中的道德楷模颜回，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需要最起码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如此，他才能生存，才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便是四大皆空的和尚尼姑，也需要佛事，需要寻找心灵寄托，需要化斋，乞求布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不能无欲，不能无调。换个角度看，人生有一定的“调”是无可指责的。

人生可以而且必须有“调”，但不能说调子越高越好。人生如果目标太远追求太多，虽然对自己对社会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的消极影响。很可能让人永远不满足，不快乐，让人与他人与社会老是有一种隔膜，有一种对抗。好的结果当然不用多说，可以听凭人们想象。但往往是坏的结果多。坏的结果嘛，当然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谓野心家阴谋家者，从一个侧面看，就是人生之调定得太高，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有悖人类社会的伦常。

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基调定得比较低。这里的低，有些是合适的，有些则过于低。在社会性条件不够宽松、不够优越之时，我以为人生之调比正常的低一些无妨，但千万不可过高以至太高。“丰衣足食”不错，“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错，“三饱一倒”不错，“小康”不错，能富足一点也不错。

人生不怕目标低平，就怕人人都想一夜暴富，怕人人都想当亿万富翁，怕人人都想当政治家想当拿破仑朱元璋克林顿，怕人人都想当人上人。

当然，存在决定意识。我倡导人生低调，与我的地位我的文化我的心态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我生在介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一种家庭，从小过着基本温饱的生活。小时候就没像现在的孩子般有那么多那么大的理想抱负，就没想过要当什么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之类。就想着如果能吃饱饭，能睡上热炕，能不受队长保管之类人的欺负就阿弥陀佛了。后来呢，就想有一份工作，能吃上“皇粮”，能不受政治之累，能活得自由快活一些，能写出点什么，能为社会留下一点东西，能在历史上划下一道痕迹。现在的我已逾不惑之年，对于自己的现状不唯满足，而且还有份感激，感到现实已远远超出了我的向往。我有时就想，我的一切，是不是主要是我追求的结果？我以为不是，而是一种机遇使然，也可能是我人生低调的产物。对于人生低调，我不但有好感，而且心存感念。我对生活充满感恩之情。2001.12.15

“解放脚”形成之后

中西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以及思维质量也很不一样。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域方面的，有气候方面的，有人种方面的；有文化本质特征方面的，有文化传承方面的；有必然的，有偶然的；有可以避免可以改变的，有难以避免难以改变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不为自己五千年的独特文明而自豪，而骄傲，但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不为我们的某些文化、某些文化现象，为我们的某些思维和行为方式感到遗憾。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比如“朕即是法”，比如“文字狱”，这些禁锢思想的意识、学说、行为，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以为，中国人与西方人比，弱点缺点固然很多（当然优点就更其多），但最为关键的一条，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简单单一，是中国人思维的趋同，是中国人思想的禁锢。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确实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但似乎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可以有千百种的解释。我的解释是，解放虽然是一种极好的行为，是对禁锢、压迫、残害的反动与改正，但解放的功效是有限的。有些东西，禁锢得久了，压迫得久了，扭曲得久了，再行“解放”，意义已不是太大。一般说来，先禁锢而后解放的思维与思想，与天然开放、自由奔放的思维与思想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其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曾经有过一种国粹，即女人的小脚。这种小脚文化虽然现在已不多见了，中国小脚女人这种遗存数量已很稀少。现在一二十岁的人，对小脚文化一无所知的大有人在。但这种“三寸金莲”的国粹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直到21世纪仍未绝迹。上世纪初，中国开始“解放”女人的小脚。但令人遗憾的是，小脚放开了，还是小脚。

小脚是怎么形成的？是拿布条硬缠硬裹而成的。小脚是畸形的丑陋的，是对女人的残害与束缚。小脚如果尚未定形，“解放”后还能长一长。所以在中国禁止缠足之后，出现了一大批“解放脚”，有人称之为“棒棒脚”。这种“棒棒脚”，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说传统不传统，说现代不现代。让西门庆们看了自然会大失所望，会捶胸顿足。让阿Q们看了，也未必满意。让反对小脚文化的人看了，也不一定能看出它的改良与进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是先行缠裹、尔后放开了的“解放脚”。解放是解放了，但禁锢的创伤消除不掉，与天足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在思想方面的缠足，是一种非常执著的行为。不似肉体上的缠足，虽然时间延续极长，但禁止缠足，却是一次性解决的。虽然在禁止缠小脚之后，仍有一些人在偷偷摸摸地顽固地缠小脚，但它终未形成气候。而中国思想上的缠足，却顽固得多，反复得多。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思想缠足令。当然，这些缠足令都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这是中国人民之所以灾难深重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重要方面，这更是影响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的消极因素。

一般地说，解放肯定比不上不禁锢。虽然世界上也有愈压长势愈旺的植物，有愈压叛逆性愈强的思想，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以不压、不禁锢为好。小脚“解放”成棒棒脚之后，还有麻烦在后头。那就是还必须继续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缠裹，否则就不能行动，不能走路。这时候的“束缚”，对于不能还原成天足的小脚来说，是一种极端的需要，是一种恩典。有一些国人，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后，要求做这样那样的限制，要求做这样那样的倒退，跟继续用裹脚布是一个道理。这里有心理需要的问题，也有生理需要的问题。这不能责怪这些人的顽固，只能同情他们的不幸。

小脚解放是好事，但不是最好之事。在解放之后，我们也不要只忙于庆幸，忙于欢呼，忙于低头侍弄“解放脚”，而应当想一想，如何再不缠足不禁锢不搞文字狱。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开放的思想付诸行动。2002.1.6

后人假托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许多书籍、观点等等是后人假托前人之名写就与公布的。比如《黄帝内经》，就是后人假托黄帝之名撰写的……

假托前人，原因很多。

原因之一，是为了借前贤之名，让自己的学说能为世人所敬重，所接受。比如《黄帝内经》，可能是一位医术很高明的人撰写的。他的研究，他的成果，在当时是一流的。但这个人可能没什么名气，或者名气不是很大。如果以他的名字刊布此书，便难以传之广泛，难以传之久远。为了使自己的心血不白费，使自己的成果能流传，使自己的学说能被后人肯定与接受，从而达到推动医学发展和治病救人的目的，著作者只能假托古人圣人之名。一本好书，依托名人之名，便能很快传播开来，传播下去。

原因之二，是为了借不存在之人之名，借以掩饰，借以保护自己。比如写《金瓶梅》的作者，只好取个“兰陵笑笑生”的名字糊弄世人与后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似《金瓶梅》这样的“谁解其中味”的所谓黄书以及真正的黄书，是难以为道学与假道学盛行的国度和时代所容忍和接纳的。写这样的书，自然不敢指望光宗耀祖，不敢指望青史留名，所以只能假托他人以至不存在之人的名字。至于后人如何评价，是肯定，是赞美，是批评，是谩骂，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作者不想管，也管不了。

原因之三，是政治保护措施。有些人所写的东西，是探索性的，是反传统的，是与当世当时的政治不相吻合或不完全吻合的。如果说不想丧失尊严丧失自由，不想断送前程断送性命，不想被抄家灭族掘祖坟，只能假托他人，假托存在与不存在的人。这样的情况，古已有之，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为盛。

假托古之圣贤古之名流硕儒，将自己的书文冠以他人之名发表的人，是不为名利或不敢为名利的人。这种不为名利，有高尚的因素，即只要留传下去，只要对后人有用，只要成果能发挥作用，以谁的名义发表并不十分重要。也有无可奈何，不得不为之的因素，即如果不冠以古之名人要人的名，其成果就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如果硬要署自己的名，名是留不下，成果也留不下。这种人总体上是高尚的，是有责任感有历史感的。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财富，也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假托并不存在之人，或者说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假名的人，是聪明的人。他们的作品在当世以至后世都是有争议的。他们所描述的生活，所表达的情感，所推崇的思想，所欣赏的伦理，与世人与后人的正统正宗的伦理、情感、思想是有一定距离的，很可能是有严重冲突的。如果他们不署假名，他们就会全方位地暴露在全社会的目光之下，他们很可能会被视为黄作家、下流胚。他们的生活会受影响，他们的子孙也会被牵累。而湮没他们的成果，他们又十二分的不情愿。可行的选择，就是假托。

假托政治上会对自己的成果的刊布与流传有利之人（存在的或不存在的），是非常无奈之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社会不正常不民主情况下的表现。当然，这种假托如果搞不好，就是一种栽赃，一种陷害。但通常情况下，假托人是没有害人之心的。他们要让自己的学说自己的成果存在并流传下去，又要保证自己及家人、亲朋的安全，不得不用假托的办法。

不论怎么说，假托都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办法，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假托所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封闭性与人们打破封闭的聪明才智。

中国社会与假托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中国的上古中古有假托，中国的近代有假托，中国的现代依然有假托。本着我们的国情，我以为让假托这种方法存在下去，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都是极有好处的。往大处远处说，对世界，对历史也是极有好处的。2002.1.13

破坏与创造的统一

有人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也有人说，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也就在其中了。这两种说法不好说哪种对，哪种错，只能说都有一定的道理。

破坏与创造有时是极为统一的。破坏为创造奠基，为创造提供条件。破坏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创造的过程也就是破坏的过程。比如石灰岩地区，流水破坏山体，却创造了溶洞，创造了石钟乳、石笋、石柱，创造了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比如地震，会造成山崩地裂、房倒屋塌、人畜死亡的悲剧惨剧，但它却在地下形成了新的构造，新的矿床，形成了地震湖。比如地壳运动，会造成这样那样的破坏，会形成新的断层、褶皱、向斜、背斜、帚状构造，这些东西是破坏，又是建设。这种变化，会形成新的油贮构造，新的矿石矿床。比如火山活动破坏了沉积岩，但却形成了火山岩，形成了角砾云母橄榄岩、金刚石、石英金脉。

战争使社会遭受破坏，同时又促进着社会的统一与进步。一部人类发展史，没有战争的时间极少。不论全局性的战争，还是局部战争，不论国际战争，还是国内战争，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战争是残酷的，它杀伤人员，毁坏财物，破坏生产。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命，失去亲人。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使无数人流离失所，生活无靠。战争也使社会文明遭受重创，使人们的道德水平严重下滑。但是，战争也实实在在地推动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战争也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改变着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很多的战争之后，便是科技的迅猛进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发生于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的推动尤其明显。

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是20世纪与纳粹暴行同样严重和丑恶的两大灾难。这次万劫不复的十年浩劫，残害了无数的知识分子，残害了无数的政治家，残害了无数的人民大众，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严重地破坏了文化事业，也更为严重地破坏了世道人心、道德规范。但是，十年的磨难，也让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从剧痛中清醒，开始反思，开始觉醒。于是，中国有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改革开放，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小康，有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今日的辉煌，与昨日的阴暗有着一定的天然的联系。

明白了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不一味地沉溺于对灾难的抱怨，才能从灾难中反思，从灾难中清醒，从灾难中崛起。才能从灾难中挖掘财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把今后的事情做得更好。

当然，对于人生来说，尤其对于个体的人生来说，灾难总是可怕的，是需要尽可能地加以避免与消弭的。如果避免不了，也消弭不了，那么就正确对待吧，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将破坏性因素转化为建设性因素。2002.1.20

随意人生

一般地说，人生应当严肃严谨，人生应当有既定的目标、既定的轨迹。人生要严格遵循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时时刻刻约束自己，检点自己。但有时候，人生也不妨随意一点。

随意一点，就是活得通达一些，自然一些，本真一些，轻松一些，狂颠一些。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要求，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不要太掩饰自己的内心，不要纯粹为社会活着，为舆论活着，为名声活着，为他人活着，为道德活着。

想当官你就去走你的官道，去按官场的规矩办事。不要怕别人说你官迷心窍，不要怕别人说你好走上层路线，不要怕别人说你与普通人感情疏远。古人李密说过，“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这话说得很实在。本来就想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想光耀门庭，光宗耀祖，想封妻荫子，何必太在乎什么名节。名节这东西是很会欺负人的。有句话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你寻官求官，如果成功了，你所用的任何手段在别人看来都是科学的合理的，是可以上台面的，是可圈可点的，是可以推崇与效法的。如果你在官道上失意失败了，你的一切努力、一切手段都将成为笑柄。所以只要想当官，你就不要想矜什么名节。仕途有它特有的规律与规矩，想走此道，就得按它的规律与规矩办理，就得付出该付出的，包括名声。想透了这一层，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就不要羞羞答答藏藏掖掖，不要让人说想当什么还要立什么的闲话怪话。

不想当官，也不要太委屈自己。当官是好，可官不是人人能当上能当好能当得了的。当官有当官的难处，有难以启齿的隐衷隐痛，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尴尬，许多当过官当过大官的人，为子孙留下的遗训是，后人不许做官。这不是矫情，不是害后人，官场的凶险，官场的无奈，官场的是是非非，官场的恩恩怨怨，没当过官的人自然不知晓，或者只知道一些皮毛。有些事，只有在真正的官场上待过的人才有发言权，只当过闲官散官与芝麻小官的人是难以知晓的。只有在官场尤其真官场大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才能明了它的内情真情。

想发财你就一门心思去发财，在商言商，去按商界的要求办事。不要怕别人说你钻进了钱眼，不要怕别人指责你针尖削铁，锱铢必较，不要怕人说你浑身充满了铜臭气。在商必然要言商，要想方设法赚钱，要把事业做大，要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要富甲一方，甚至富甲天下。商人可能就是钱串子，商人的脑袋可能就是铁算盘。如果想把事业做大，想在商界有一席之地，有较高的地位，不精明不精细，没有点儿葛朗台的抠劲儿，是万万不行的。在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市场经济尚不规范的国度，在经商的初创时期，有时候还不得不有意无意地搞一点歪门邪道。在中国，工商向来不被人们看好，特别是商人，更为许多的人所诟病。所以，想当商人想发财，就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如何地羡慕你妒忌你，或者鄙视你厌恶你疏远你诽谤你，都不要特别在意，都不要去过多地予以理会。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只要你取之有道，别人奈何不了你。

不想发财或者不想发大财，也不要硬着头皮去走工商之路，不要去从事自己不喜欢的事业，不要让自己不开心。钱有多少是个够，如果心地贪婪，可以说就永远没个够。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够花就可以了，多了没用。多了有时很可能有害。对钱的心思淡一些，可以多用些心思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当然，不想发财，很可能会贫寒一些，穷困一些。但只要看开想开了，贫寒穷困也就不是太可怕的事。

想写点东西你就放手去写，不要端思想家学者作家名人的架子，不要追求天下第一，不要追求写出的东西不朽，不要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后人怎么评价。只要把自己想写的能写的写出来就是了，只要自己高兴满意就够了。写作是比较难以琢磨的一件事，它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有时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写作与刻苦努力有很大关系，但不存在绝对的关系。勤奋固然是必要的，但只有勤奋还是远远不够的。搞研究搞创作，还得靠灵感，靠才气。所以写东西就随意点，就不要刻意地追求什么。

不想写东西也不要太勉强，写不出就不要硬写。生存生活的方式很多，表现自我的方式也很多，不独写作一种。有人闲暇常常写点什么，以自娱，以记事，以抒怀，以打发无聊。利用作品扬名、挣钱，或利用作品表现自我，或什么都不为。这仅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喜欢这种方式，而且能掌握它，那不妨用用。如果不喜欢，又掌握不了，运用不好，就不要用，就以其他的方式去生存与发展。写东西未必高尚高贵，不写东西也未必低俗与低下，写不写都没什么特别的要紧。

随意人生，活得随意就好。当然，如果能死得随意，那就更好。2002.1.25

肯定与否定都是否定

肯定与否定是人们判断事物时所采取的两种态度。肯定与否定也是人们处理事物时所运用的两种方法论。

一般地说，肯定与否定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事物，既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也有应当予以否定的方面。对一件事，既可以肯定它，也可以否定它。这两方面，既是对立统一的，又是毫不对立，高度统一的。比如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你可以说好，可以说坏；可以说绝对的好，可以说绝对的坏。可以说他或它好的方面，也可以说他或它不足的方面坏的方面。这属于对立统一范畴。不属于对立统一范畴的是，有一种评价，肯定与否定都是否定。比如人们在很轻蔑地训斥别人时说，你懂个屁。或者说，你屁都不懂。这里的“懂”和“不懂”，绝对是一个意思，没有丝毫的区别。有更为恶劣的，说你是个屁，或你屁都不是。这里的肯定与否定也全是否定。这是人类社会“两定”归“一定”之定律。

从民间的这句大俗特俗的话，从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判断方式与评价方式，我们能悟出很多的东西。

一件事可能毫无意义，一个人可能一无所知，一个人的存在也可能什么价值也没有。你可能觉得此生战胜了自然，打败了对手，你可能胸前挂满了奖章勋章纪念章，但你在世人眼里，在后人眼里，同样是失败者，是可怜虫。你进行了“伟大”的屯垦，你从大自然那里索取了很多很多，你战胜了一个人两个人许许多多的人，但你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破坏了环境。你损伤了他人，杀戮了人类，败坏了世道人心。你与被你伐倒的树、杀伤的人、打败的对手一样，是失败者。你伐倒的树可能是人类的生命之树，你打败的人可能是你的兄弟手足，你坑杀的几十万消灭的几百万所谓敌人，很可能是你的同种同类，你的远亲近邻近亲近邻，你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炫耀的。很可能对手失败在现实中，而你却失败在历史里。你的失败比对手更为悲惨更为久远，也更不体面。

比如中苏论战，比如“九评”，比如“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相互打斗的这派那派七派八派，比如军阀混战时期的诸多军阀，谁是赢家？可以说全是，也可以说全不是。全是输家大输家。所谓的赢所谓的双赢只是瞬间之赢，自己感觉的赢，自欺欺人之赢。

人生有时是双输的，别人是失败者是输家，你自己也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在失意时，在失败时，在不得意不得志时，不要特别在意，不要特别伤心，不要特别自责。因为你输了，你的对手跟你一样，没得到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成功。同样的，人生在得意时在春风满面时，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太高兴太张狂太自鸣得意。

人类社会，双输的事情很多，双输的人也不是太少。人们，尤其是有点品位有点层次有点追求有点作为的人们，对于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对于自己是否陷入了双输的泥淖，要时时检查，处处警醒。2002.2.3

职务人

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叫《套中人》。

他所谓的套中人，指教条死板，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形同装在套子里，在套子那狭小的空间里生活、思想和行动的那种人。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滑稽异常，丑态百出，令人捧腹，令人深思。《套中人》是契诃夫对俄罗斯某些人的揭露和批评，也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警醒。

世界上有着形形色色这样那样的人。套中人之外，还有另外的各色人等。

中国时下有一种人，可以称之为职务人。

何为职务人，就是因职务而荣耀，因职务而存在，因职务而喜怒哀乐，因职务而耗费毕生心力与精力的人。职务人，实际上是职务的符号，已从自然人的意义上严重异化。

本文所谓的职务，指官帽。封建社会有九品中正制，有花翎顶戴，现代社会则有股级科级县处级地厅级省军级国家级。当然，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这里不做繁琐的说明。

有一些中国人，除了想当官，别的不多想；除了会当官，别的都不会。他的头上有了几品的红顶子，有了一个或者几个令人羡慕的官衔，他才活得顺溜活得滋润活得有味道。只有怀揣委任状，臀压小轿车，斜靠太师椅，手握大红印，他才能舒服自在。他们会做的，无非点头摇头，无非画圈打叉，无非似是而非，无非模棱两可。

下台后极其失落，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人，是职务人，或者说是职务人后遗症患者。在中国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下台后不知干什么，也不会干什么，甚至于有人连玩也不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对官位的怀念，对官帽的怀念，对掌权日子的怀念。还有对“人心不古”的慨叹，对老部下们疏远自己的埋怨，对组织“关照不周”的不满。

职务人以为人与职务就是一回事，职务外无人。他们很少去思考如果没有这个职务，或者一旦失去这个职务，将如何应对，如何将人生正常顺利地延续下去。

在中国，尤其是现代的中国，职务人是由官本位造成的。要改变职务人，首先要改变官本位。但官本位在中国很有传统，很有影响，很有市场，想一下子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改变与不改变，自有人管，我辈似乎用不着过多地去考虑。只要知道在我们现代的中国，有那么一群一大群职务人就可以了。2002.2.3

让你尝尝不死的滋味

人是一种动物，一种高级动物。

人有许多的恐惧，也有许多的企盼。

人们许多的恐惧中，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怕非正常的死，也怕寿限到了以后正常的死。

人们无以数计的期盼中，最大的企盼是长寿，是长生不老，是活千年万年。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人中比较普遍，也比较强烈。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中，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追求长寿；中国的文化积淀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长寿文化；中国的宗教道教中，追求长生不老，是其重要内容。什么炼丹，什么还精补脑，什么采阴补阳，采少阴补老阳，都是道家的把戏。中国的帝王中，绝大多数是尊奉道家长生术的。早在两千年前，秦始皇就派几十名童男童女入海去求长生之药。有许多的皇帝，因吃了太多的丹砂，中了毒，不但未能长寿，反倒早早丢了小命。在中国，皇帝以下的人中，追求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的也大有人在。

追求生命力之外、超越生命极限的长生，自然是极不科学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有生就有死，这是任什么人什么神也难以改变的。人不可能因为怕死就不死，人也不可能因为想长生就永远生存。其实，生命的诞生是美妙的，生命的终结也是绚丽的。生之于土，还归于土，天经地义，自然平常。相反，如果生命中没有死这个概念，如果只生不死，那可能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件极为糟糕的事情。如欲不信，让你尝尝不死的滋味。

如果人到该死时不死，人人到七老八十时不死，甚至于到一二百一两千岁时不死，人的寿命没有期限，人只出生，不死亡，那地球上将人满为患。所有的动植物都将被人类吃光。生存的艰难将把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感扫荡净尽。人们会变得更加相互戒备，相互仇视，相互憎恨。人类的残杀、屠戮、战争将更加频繁。人们不可能有幸福的家庭、良好的人际关系、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可能有公平的社会，平等的竞争，平静的生活。不可能在谋生之外，在获取食物之外再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追求。不可能有浪漫的爱情，不可能有珍贵的友谊，不可能有什么美好的音乐戏曲舞蹈，什么书法绘画，不可能有友好往来，参观考察，不可能有旅游度假，休闲娱乐。人活在世上将毫无乐趣，毫无意义。人类最终将因一个个个体的不死而整体灭亡。

如果人到该死时不死，就会成为极度衰弱的人，智力低下的人，不能自己照料生活的人。就会拖累儿女亲朋，拖累社会。人就会活得不独立，不自主，活得没有意志，没有尊严。社会也会逐渐遗忘衰朽之人。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成为拖累的老人，其子女的孝心会与日俱减。过去他们听父母的，现在他们则要支配父母。父母的话他们未必听，父母的要求他们未必满足。人在年轻时什么都能干，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而到了老年，特别到了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的阶段，到了身不能动而依然“心雄天下”的年龄，到了“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年龄，想干什么也干不了，有什么构想也变不成现实，心里该是多么的悲凉悲愤悲哀！

如果人到该死时不死，成了社会上的弱者极弱者，其名声就可能被随意借用，其意志就可能被别人强奸。你不向往的，别人说你向往了；你不反对的，别人说你反对了；你不赞成的，别人说你赞成了；你不要求的，别人说你要求了；你不曾做过的，别人说你做过了；你不想再做的，别人说你还有这样的要求。别人可以以你的名义表态，以你的名义写文章写回忆录写声明，以你的名义对某人某事表示赞赏，或者反对。以你的名义表达他或他们的意志。你因此可能背前后不一，晚节不保的恶名骂名。人死了，让后人假托，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人还活着，只是活得衰朽不堪，活得生不如死，让别人随意借用，随意假托，实在是件极其恶心的事情。

生命是可贵的，要小心呵护生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有效的生命，有尊严的生命才是真正可贵的。该死时不死，滋味其实是很难受的。2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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