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学斌,张和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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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试读：
丛书总序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1]
杨锡聪 张和清 程玉 齐华栋
自2008年汶川地震掀起“公益元年”的热潮后，社会组织参与灾后恢复重建越来越得到各界认可。然而，灾害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以及灾后服务的高压力和持久投入，让很多不被觉察的知识和珍贵的经验还没来得及被书写和整理，就随着不断流失的人员和转行的机构沉入历史长河。
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历次灾难的救援和资助中，逐渐整理形成“正面灾害观”，并敏锐地体察到人才和经验对于灾后恢复重建的积极意义，于是在2014年底发起灾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经验梳理计划，先后协同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进行资助，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主办，建立了“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以下简称“灾后行动学习网络”）。该计划期望联合灾后恢复重建一线的行动者、教育者、研究者，分享和梳理过往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灾后服务中的本土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后社会服务水平和研究水平。
灾后行动学习网络是一个集体生产知识的学习型社区，目标是寻求改变。简单的精神、不固定的技术，这些是维持网络生命和活力的重要元素。成员在参与灾后服务前，曾经是商人、军人、教师、职员、护士、公务员或者大学生等。在灾后行动学习网络里，他们同时拥有经验和问题，也同时是老师和学生，他们是“逆境中的伙伴”。大家以“线上”的群聊和“线下”的聚会联结，在分享、互动、合作的过程中凝聚成为生命共同体。诚然，这样的陪伴和书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波澜起伏亦如一部悬疑剧或密室逃脱，而我们需要和大家一起去寻找打开每一扇门的钥匙。
本套丛书便是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成果之一，一共有四本：《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和《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我们从“生命故事”和“行动案例”两个取向来加以呈现。它的意义有三：一是关注、关怀和理解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行动者，他们鲜活、立体的生命故事有着很大的感召力；二是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召唤更多的一线工作者参与“行动的经验”的整理和书写；三是探索和分享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双向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模式。
第一，透过“生命故事”关注、关怀和理解行动者。过去和当前，我们主要将目光聚焦于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环境的变迁，以及公益项目的开展和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对这些宏大议题和行动背后的“人”却较少关注，然而公益毕竟是要靠人去做人的工作，理解“人”比理解“事”更难，但更重要。《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记录的是一个又一个“记不清了”，但又在不断回忆和讲述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真实故事。正是这一个个故事、一幅幅画面，将我们拉回到当年举国轰轰烈烈抗震救灾的社会图景中，也让我们直接又真实地体察到面对灾难的人类本性与希望。《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则反映了作者们不同的经历、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过去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公益，他们如何审视目前的选择，未来是否会更好。这样的书写，更重视生活体验和关注内心感悟。也是在这样写故事和看故事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生命意义上的互动。
第二，召唤、整理和书写“行动的经验”。灾后服务的经验往往由研究者书写，灾后服务的培训也由研究者来完成。而“行动的经验”在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流失，隐含着“人”和“事”的分离、研究和实践的割裂。因此，我们要让工作者同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是使其成为被动的学习者和接受培训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讲述的是绿耕在“映秀”和“草坡”八年的坚守。“映秀母亲”的刺绣项目曾多次作为灾后心理援助的典型案例，但终因封镇搬迁难以持续。“山里码头客栈”曾经是绿耕人的梦想，也终因泥石流天灾和新的扶贫政策不得不完全撤离。八年的跌宕起伏，呈现的是中国式救灾图景中社会组织艰难的路径探寻过程。这让我们再次反思：面对漫长而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方面的社区重建，尤其是老百姓的精神重建，灾后应急机制是否真的无能为力？《聚焦：中国救灾实践样本》既不是以数据、图表为重心的项目报告或成功典范，也不是一部充满“干货”的经验指导手册，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有生命力的案例书写而成的，通过工作员第一角色的书写，探求一种可以穿透个体经验的、藏在经验背后的深层哲理。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情境，不仅应是经验的传递，还应有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探索和分享双向能力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学习不单意味着知识的增长，同样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塑造与巩固。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经历，从群体动力的角度让我们肯定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要性，因为单一文化的群体，出现有效动力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灾后行动学习网络的目标是将一群异质性很强的人结为共同体。因此，用传统的学习模式，例如主题讲座、案例分享、参访汇报等单向模式，容易把教与学二元对立起来，群体的动力难有质变，学习成果只依赖学习者的主动性及能力，学习成效的持续性就更没保证。灾后行动学习网络为了促进群体动力的出现，提出要建立学习型的社区：主办方没有为灾后行动学习网络制定确切的学习主题和内容，反过来希望由学习者（网络成员）提出学习需求及目标，把网络理解为一个“村”并成立“村委会”，由“村民”自治自决。我们形容这是“立体”、“双向”的学习，从直接参与的经历中建设学习者的能力。这是单向模式难以发挥的作用。所以，只有将尊重成员的想法和需要、共同支持网络的生存和发展与满足自身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共生关系或共同体的状态才能持续。[1] 杨锡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具有20余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9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具有18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9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程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网络项目”的策动者与陪伴者；齐华栋，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具有9年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经验。序
不忘初心[1]
高思发
时间过得真快，在导师的指导下书写我的“5·12”生命故事不知不觉已经18个月了，漫长的煎熬，各种痛苦、纠结、喜悦和欣慰终于将要有结果了。
2015年我参加了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资助，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学习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学员分享自己如何走上公益社工之路。4月，我们在都江堰集中学习，我们组有巴中的周文国，北京的贺永强，成都的张静、但小莉、董明珠等几位同学，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家庭妇女，有的是政府工作人员，有的是基金会工作人员，虽然从事不同的工作，但都有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的经历，并且都成长为社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记得26日这天，大家分享了各自“5·12”救灾的故事，非常激动，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但走上公益社工之路的初心却越来越坚定。
2008年我还是一个在拉萨经商的小生意人，因为“5·12”地震家乡受灾，我毅然决定从拉萨回到四川参与救灾。最初我只是想干两周的志愿者，没想到一干就是9年，如今已经在北川注册了自己的社会组织，成为全职公益人，主要经营“品质助学”和“那山成长营”两个项目，在全国社会公益组织中也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人们都说2008年是中国志愿者元年，“5·12”地震灾难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悲悯心和爱心，300万名志愿者怀揣着互助、不求回报的精神奔赴灾区参与救灾，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后来，我也参加过青海玉树、四川芦山以及云南鲁甸等地的地震灾后救援工作。曾几何时，那纯粹的志愿者精神在灾后救援中变得复杂了。有些人也渐渐淡忘了地震灾难的那段历史，可是，作为“5·12”地震救灾的参与者，我不能忘记那段历史，遗忘就是亵渎。那颗淳朴的走上公益社工之路的初心需要有人去坚守，坚守不仅仅是铭记苦难，更是志愿者精神与文化的传承。我们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就是想用那充满血与泪的记忆唤醒我们单纯的初心，也照亮更多的人投身公益与社工事业的道路。从2008年起，“中国心”十届那山成长营的志愿者一直都实行AA制，坚持志愿者服务的纯粹性，自费参与志愿服务；共同讨论制定机构规则，服从管理规则，不允许任何人超越规则。这样做让我们感受到公益服务纯粹的快乐，保持了初心。我们的民族在发展中仍然会遭遇灾难，中国的公益社工之路还很长，需要更多的人投身公益事业，只有抱持坚守互助、不求回报的精神，中国的公益社工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书写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只上到初中，又没有写这类文章的经验，我有种肚子里有货就是倒不出的感觉，写出来的文字逻辑混乱、颠三倒四。18个月的书写过程对我来说真是漫长的磨难，好在有导师的指导，他不仅指出书写的方向，还不厌其烦地帮我调结构、修改文字。
书写的过程也是幸福的。通过书写，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经历一幕幕再次呈现在眼前，我看见了曾经的自己，也对自己成长的过程进行了一次梳理。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以下简称“中国心”）从2008年一个只有17人的志愿者团队发展为专职从事公益社工事业的注册机构，从1个机构发展为3个机构，从只有1名全职工作人员到今天拥有22名全职工作人员，9年间共有1700名志愿者参与其中。从“中国心”生存、发展的历程来看，其不仅有自己的坚守，也有智慧的结晶，更有背后的逻辑。我写了几个故事，每个故事述说的都是我们“中国心”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各种困难、压力以及在复杂关系和各种矛盾张力下一次次坚持初心探寻公益之路的心路历程。曾经，我是那么刻意回避那段过往，不愿忆起其间所经历的痛苦和挫折，今天看来当时的过程是那么扣人心弦，许多事情稍有差池，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心”了。可是，通过重新梳理这一段经历，曾经的心伤逐渐释怀，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初心，也看到了曾经的不足，从中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教训。
9年公益社工之路，从志愿者到全职公益社工人，表面看我是付出者，其实我也是受益者。曾经我是个愤青，做事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动，带着一些恣意，为此付出过代价，可是，为了自己热爱的公益社工事业能够良性发展，我迫使自己养成了思考的习惯。作为公益人，必须认清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的定位；作为服务者，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必须让自己冷静思考；作为团队的领头人，必须思考如何规避风险，如何使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提高项目的品质和专业化水平，如何实现社会工作人才在地化发展……从心态的改变到自律，从自律到展现榜样的力量，每一步都是在行动中不断思考的结果。思考也让我懂得一个男人应担当起守护家庭的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努力扮演好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角色，因此收获了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5·12”就如昨天，我内心依然热血澎湃，这一段经历不仅仅给了我可以遵循自己内心做人的机会，更让我交到一帮可以浴血奋战的战友——1700多位志愿者、300多位多年的捐赠人以及陪伴我多年的团队工作者。
本书除了展示我们公益社工人的“2008”，还有3篇大学社会工作老师的“2008”。尽管大家的公益社工历程各异，但我们的初心不变，我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不变。相信对“2008”的书写，让我们前行的道路更加清晰，使我们对社会理想的追求更加坚定！
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里可以书写自己的故事，不仅仅是荣幸的，更充满了感恩，感谢古学斌老师、张和清老师及齐华栋老师；感恩南都公益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寻找到自己，让生命永恒！[1] 高思发，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队长，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从事中国灾害社会工作9年。
情意结
张和清现在回忆“2008”，我觉得最准确的一个词是情意结，因为情意结是内心深处的纠结、矛盾、张力和放不下。写作本文，也是想通过梳理自己与这场大灾难的爱恨情愁，使自己放下！
没想到，我的“2008”和“5·12”的情意结源自对儿子的内心纠结。一 对儿子的情意结：“遗憾”、“感恩”和“责任”
我刚赴映秀的日子也是儿子高考、填报志愿和择校的时候。2008年6月初借助广州对口援建映秀的契机，受广州市民政局的委托，我负责组建一支广州高校社工先遣队奔赴震中映秀建立社工站。建站的过程始于5月27日，当时我跟随由广州市民政局组织的广州社工赴川先遣团进入成都、绵阳和都江堰灾区评估灾情并探寻社工介入灾后重建的可能性。
在北川县的擂鼓镇，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战场”。巨型直升机拖着挖掘机在空中盘旋，伴随一阵阵马达的轰鸣声，直升机消失在前往唐家山堰塞湖的方向。在蓝、白、迷彩相间的帐篷群之间，干部、群众、医生和解放军等行色匆匆。在一顶写有“民政”字样的蓝色帐篷里我们认识了北川县民政局王局长，他在震后一直无眠，不断压抑着丧亲之痛，面无表情地接待着海量的来访者，指挥着救灾物资的发放。当我们交谈时，我明显地感到他眼神发散、满脸倦意，很显然，像王局长这样的民政干部需要休息和心理支持。在都江堰聚源中学，满眼是粉碎性坍塌的校舍和面带绝望神情的丧亲家长，我们感到这些丧亲的父母和幸存的孩子需要心理陪伴和社会支持。与此同时，在都江堰幸福小区的废墟中，老父亲绝望的神情和一声声的哀叹，使我明白眼前濒临倒塌的商品房承载着父母一生的心血，一瞬间化为乌有，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现实。我感到父亲需要亲人的温暖和关怀。
返回广州后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丧亲家长、王局长和父亲等人哀伤和绝望的神情，还有灾区满目疮痍的情景，心里惦记着能够早日奔赴四川灾区，以便尽一份作为社工和儿子的微薄心力，也算是自我安慰。与此同时，在昆明的儿子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作为父亲的我无法陪伴在他的身边，除了惦记和忐忑不安，只能为他祈福。
那段时间，我感觉到很煎熬，除了每天守在电视机前关注四川的灾情，就是等待广州市民政局的召唤。6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接到广州市民政局的消息，由我负责组建一只以广州高校社工师生为核心的先遣队，进入广州援建的映秀镇建立社工站，旨在“点燃希望，助人自助”，这是我们当时从广州机场出发时队旗上的口号。我觉得很荣幸，更感到责任重大，暗下决心一定不辱使命。
趁着筹备入川的空档期，我回到昆明，一家人商议儿子的高考和填报志愿事宜。那几天，在估分的基础上，我们认定凭借儿子云南师大附中的名号和平时模拟考的好成绩，他最起码能够就读中山大学。公布考分那天（2008年6月22日）早上，带着满脑子的希望和期待，我登上昆明直达成都的航班——希望儿子心想事成，期待我们顺利进入映秀。下飞机的那一刻，我一打开手机就接到儿子的电话：“老爹，我考了531分。”“不是600分吗？怎么差那么多啊！”我急切地问道。他反倒安慰我说：“还比一本多一分。”……我心想：“我都乱了阵脚，你小子还挺淡定。”原先的如意算盘一下子落空了，突然间自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正当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学生拨来电话说：“张老师，我们都到成都了，就等你过来一起出发！”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从机场赶到集合地点，又是如何出发赶往映秀灾区的，只是依稀记得自己从机场坐上出租车不停地给家人打电话，商议儿子高考的事情应该如何应对。记得当天越野车开到都江堰紫坪铺一带时满眼都是山体滑坡的情景，一座座陡峭的山峰“开膛破肚”，巨型水坝中间还有几条巨大的裂痕。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从都江堰到映秀路段不是便道就是野战军搭建的临时铁桥，岷江两岸的山体不断滑坡，司机伸出脑袋机警地望着高山上随时有可能滚落的碎石，他一个劲儿地踩足油门往前冲……我当时的心情是紧张而难过的，害怕眼前出事故，又为儿子高考的事情担忧。当车开到映秀“百花大桥”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从震中牛圈沟里喷涌而出的泥石流直达岷江，远处岷江两岸的映秀镇上到处都是蓝白相间的帐篷，间或有一片片军用迷彩帐篷。我们到达映秀中学的废墟以后，好不容易在拥挤的帐篷里找到广州民政局的接头人，他把我们介绍给“广州建筑”正在搭建板房的负责人。我们还偶遇了正在指挥建设映秀小学板房的广州[1]黄埔区委书记，这些“贵人”帮助我们在映秀迅速安顿下来。在记忆中，我们是中午一两点到达映秀的，快天黑时，已经从“广州建筑”那里借到两间尚未安装门窗的板房和几张高低床，从黄埔区委书记那里得到“一日三餐”的搭伙优待，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在映秀上空竖起“广州社工”的旗帜，上面写着“点燃希望，助人自助”。
晚饭后，在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中，我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我们在板房前面的临时停机坪商议儿子报高考志愿的事宜。当晚我们并没有商量出具体的结果，我只是觉得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儿子遇到人生的第一道坎，做父亲的应该回去与家人共同面对，但另一方面我们广州社工好不容易在映秀住下，连基本情况都没摸清楚怎能离开……刚去的那几天，我除了与同事白天走帐篷入户访谈，晚上分析灾情，寻找社工介入的可能性，就是与妻子和儿子通电话商议如何填报志愿、是否复读等问题。后来妻子告诉我凭借儿子的考分或者可以报读华南农业大学，或者可以就读广州最好的“二本”学校，比如广东工业大学等。
在电话里我跟儿子沟通，他说“农大”和“二本”都愿意读，就是不想复读，理由是“想离开我妈的温床”。听到他说这话，我眼睛模糊了，知道儿子懂事了，他并没有责怪没有尽职的爸爸，也非常体贴妈妈的难处。我们约定一起到广州先看看学校再做决定。
那天我临时离开映秀赶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儿子。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广州，也是第一次到中山大学我住的过渡房里。在广州期间，他除了在中大参加一场香港浸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面试之外，还实地走访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他毫不犹豫地答应报读这两所大学，并且非常乐意报完志愿立刻赶赴映秀做志愿者。就在那一刻，我知道儿子要到广州与我长期相伴同行，他还会到映秀与我短暂相聚。那段时间，只要一想到我们父子即将在广州开始新生活，我的内心就感到踏实而温暖，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心全意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既要弥补之前对儿子缺乏照顾的亏欠，也要好好陪伴他健康成长。毫无疑问，未来4年我们父子二人会在这座大城市里相依为命。
儿子很快赶到映秀社工站做志愿者。他过来的当天晚上我们父子挤在板房里一张高低床的下铺共眠。记得在蚊帐里，他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从昆明带来的糕点等零食执意让我吃，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油然而生，我一阵阵地眼睛模糊，一阵阵地心里难过……以后和儿子在一起时还有过一次这样的感觉。读华农的4年，儿子表现得非常优秀，在导师和师姐的带领下，他在果园努力做实验，在实验室认真分析数据，本科阶段已经发表英文文章，还获得国家奖学金。为此，他提前获得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硕博连读的录取资格。当时只要学院给他一个“推免”名额，他就能够顺利入学。曾经有人建议我托托关系，保证万无一失。我一方面拉不下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也觉得不会有问题。谁曾想，最终确定免试名额时，他落选了。当时我一边后悔自己太自私，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一边极力说服他拼命复习考试，用分数“起死回生”。但当儿子的考研分数出来时，竟然比上一年的分数线少一分，这使我完全绝望了，伴随着内心对他的歉疚，我只能鼓励他主动申请调剂到其他学校读研。记得那天一大早我正带领本科生在天河区沙东街道办事处进行“社区行”和“家访”时，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他激动地说：“老爹，我考上了，比分数线多3分！”顷刻间，我眼睛模糊，心里难过到了极点，嘴里默默地念着：“张儿！张儿！你解放了！”心里默默地想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后半辈子我一定要做更多的善行来报答老天爷的恩惠！”
与“眼睛模糊，心里难过”的状态相比，儿子在映秀的一周时间里，我一边享受着跟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一边担惊受怕，却又说不出口，只能默默地为儿子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祈祷。作为志愿者，儿子除了布置村民帐篷活动中心，按时转播奥运会比赛，维持中心的秩序，几乎每天都要与西南石油大学社工毕业生芦芝、康进和小叶他们步行到岷江对岸的黄家院村。
黄家院村是我在映秀那段日子的一块“心病”。刚到映秀时，我们发现除了黄家院等两三个边远山村，其余的村民都已经被集中安置到镇中心的帐篷区。第一次步行到岷江对岸的黄家院村临时安置点时，我们看到沿途的山体仍在不断垮塌，村民们住在缺少床铺的简易民政救灾帐篷里，许多老人家和妇女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回家照顾牲畜、侍弄庄稼、整理废墟……这与镇上集中安置区救灾物资堆积如山、战士们每天入户帮忙清理废墟、居民们等待发放救灾物资等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基于“弱势优先”的社工理念，我们不仅帮助购买紧缺物资，还动员黄家院村民自己到镇上扛着床铺返回帐篷，自我安顿。除此之外，那段时间社工还经常跟随村民返回村庄的废墟，入户访谈，关怀老人，期望照顾到因为“大面积救灾”而被忽视的具体“点”上的边缘弱势人群，这就是社工常说的“雪中送炭”。
儿子到映秀后，除了参与镇上的一些常规性工作，几乎每天都与卢芝等从社工站前往黄家院村临时安置点，他们还会经常跟随村民沿着震后断裂的小道回家清理废墟，探望老人。说实话那段时间我的内心非常纠结——想让儿子去，又害怕出事；不想让他去，又说不出口。每当他们前往黄家院的方向时，我都忍不住往岷江对岸望去，晚饭前总是期望儿子他们平安返回。
时间过去快8年了，今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之所以可以坦然地说出“2008”，在映秀，我对儿子的遗憾、愧疚和纠结，最重要的原因是8年来我与儿子从到达映秀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都得到升华和超越，我们都以对方为傲。想写我的“2008”父子情意结，不是想通过书写打开彼此的心结，因为当时儿子愿意到广州读书，毫无怨言地走进映秀，我们之间是没有心结的。今天看来这样的书写是为了帮助自己打开情意结——更多的感恩和责任：感恩“映秀母亲”，感恩黄家院的父老乡亲，感恩家人朋友，感恩绿耕团队，感恩驻村社工……感恩背后是为了一份责任——“映秀不会死”，她正在自我重生的路上。二 对父亲的情意结：既“爱”又“恨”
我刚到映秀的日子是父亲成为“灾民”的时候。他老人家常说：“地震是坏事，家没了，但也是好事，把你‘震’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父子这一生要少见好多面呢！”的确，我连做梦都想不到一场大地震在摧毁了我家房子的同时，却在之后长达8年的岁月里，让我有机会与父亲无数次地亲密接触，我觉得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比从我出生到离家读大学19年所经历的事情都要刻骨铭心。这些故事凝聚了我和父亲的情意结——一种既“爱”又“恨”的感觉。
刚发生地震的那一刻，我不停地给父亲打电话，可怎么都打不通，因为不知道他当时是在都江堰还是在成都而感到忐忑不安。很快从弟弟的电话里我得知他老人家正在成都后妈的家里并无大碍。当时我的一个念头就是很想知道我们在都江堰的家怎么样了。当天我终于跟父亲通上了电话，他很焦急地说：“很想马上赶回都江堰看房子倒了没得，又找不到车去，也不知道路通不通哇……”我不停地安慰他道：“人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安全第一，不用急！”……后来从后妈那里知道父亲还是在第一时间赶到都江堰幸福小区家门口，他不顾生命危险试图冲进家里，但迫于房屋开裂变形，上面几层都已经向下垮塌而只好作罢。再后来，经历的灾难多了，我才明白对一个灾后没有了家的老人家而言，那样的安慰是非常苍白无力的，与其说一些没有“同理心”的大话和套话，还不如陪伴他冲进房屋里以此了却他的心病来得痛快和实际。事实上，他之后真的两次冲进危房，做了他想做的一切。这是后话。
2008年5月27日，震后第一次赶回四川，我除了随团队奔赴绵阳、北川、都江堰查看灾情，还抽出半天时间在后妈家里聆听父亲的倾诉。记得那天下午我一落座父亲便迫不及待地讲述自己灾后的惨痛经历。他说：“（震后）第一时间赶回都江堰家里，幸福小区那一片很多楼房都坐（垮塌）下来了，我们家那层楼的预制板和墙都倒了，门窗严重变形，人根本就进不去。家里的啥子东西都拿不出了，连个凳子都没有搬出来，在青海奋斗了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家一会儿工夫就啥子都没得了！”此时坐在沙发上的我看着坐在阳台边的父亲老泪纵横的样子，心都碎了。也许是很久都没有这样倾诉了，那天父亲越讲越远——说自己小时候被父亲（我爷爷）抛弃，跟着母亲（我奶奶）孤儿寡母在他外婆家生活长大，经常被外人欺负；说他和我妈妈在青海高原奋斗了30多年，好不容易供完4个孩子读了大学找到工作回到老家，老伴又突然去世了；说拿出全家人一生的积蓄和退休费好不容易在都江堰买了套房子，又被地震“震垮了”，现在连自己都成了灾民……那天下午，几乎都是父亲不停地讲述，我几乎插不进话。记得有几次他的语调从高昂到轻柔再到无语，我知道他讲累了，打瞌睡了，而那时我似乎也是睡眼蒙眬的……
这之后的半年时间里，我竟然很享受坐在父亲身边听他讲故事。例如他讲到震后第一次去都江堰返回成都时一个人坐在公交车上打瞌睡，自己的背包竟然被小偷划开口子偷走了里面仅有的两百块钱，他说有些人真没良心，大家都在救灾，他们还要偷东西。每当听他讲述受灾后的各种磨难和趣事，特别是当他联想到儿时的悲伤情景时，我都会心生爱怜，从父亲身上我更能体会到一个“灾民”的悲痛和无奈。父亲与房子和家当的故事，促成了我心中对他既爱又恨的情意结。
震后跟父亲一通上电话，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牵挂都江堰的房子和家当。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都没得了！”“啥子都没有拿出来！”成为他的口头禅。记得最初几个月每当说起家时，他总是唉声叹气，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第一次（2008年6月底）与父亲赶到“幸福小区”的家门口时，整个小区人去楼空，大多数楼盘成为“站立的废墟”（东倒西歪），我家那栋楼房虽然没有彻底坍塌，但旁边倒塌的楼房已经压了过来，三楼以上严重变形。我当时斗胆接近单元楼梯口时，突然发现一楼的废墟上有一块布满灰尘的缎子被面，我一眼就认出它是家里压箱底的存货，是母亲留下来的遗物，是我们从青海都兰县带回来的宝贝。我顺手拿起缎面抖落灰尘，随口问父亲：“这不是家里柜子里的存货吗？”“是小偷进去拿东西时丢下的！”父亲还说，“都江堰现在有很多胆子大的人开着大卡车，有些人开着吊车从危房的阳台上往外吊东西发财……”我知道当时我们根本不可能进入位于四楼的家里，就和父亲离开现场，并一再嘱咐他说：“千万不要进去拿东西，很危险！命要紧！”父亲随口答应了。
后来听说父亲与后妈在要不要申请政府的临时板房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时的政策是要么放弃永久性住房，可以直接领取几万元的一次性住房补偿款，要么先住进政府的临时救灾板房，等待政府分配永久性住房，但这似乎遥遥无期。后妈认为直接领取一次性补偿款最实惠，而父亲觉得在都江堰有房子才有家。后来经过我的反复劝说和争取，父亲终于如愿分到一间临时板房。那天我开车帮他拉一些破烂家当去布置板房，看到一个大衣柜的顶柜跟我们都江堰家里的一模一样时，便提出了疑问，后妈告诉我地震后父亲像疯了一样，他两次冲进危房搬东西，那个顶柜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硬扛出来的。我一下子意识到房子和家当对父亲而言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啊！父亲说：“我一次进去扛出柜子，一次进去拿出一个凳子和米缸。”看着讲话时父亲自豪的样子，我由衷地佩服他坚韧不屈。
这之后，房子和家当的故事成为我和父亲每次见面都要谈及的重要话题。他第一次告诉我都江堰有很多居民不愿意政府分配住房，他们宁愿自己维修危房，也不愿意搬进政府统规统建的援建房。他说：“像我们家的房子在幸福小区，位置好，都住惯了，听说援建的房子距离市中心很远，以后生活很不方便，也没有熟人。”每次听他谈起有关房子的琐事时，我都会很不耐烦地说服他道：“房子被震垮了也许是好事，要不然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个老旧的房子里住多久啊！”我还会对他老调重弹：“这么大的地震，只要人没事就好。房子家当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以后什么都会有的。”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清楚家对于一个人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地震的发生父亲看得很平淡，但父亲自始至终非常关心住房的赔偿问题，他想尽办法也要争取保住自己在都江堰的家。记得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分配的板房要经常过去住，要不然小区管委会的人发现板房空着没人住就会没收，以后也不给分配永久性住房。”因此，2008年下半年他不停地从成都坐着公交车到都江堰郊外的板房里居住。有一次我到汶川社工站公干，路过都江堰时突然想起父亲，就直接开车到板房看看能否与他相遇，没想到大老远就看见他老人家正在板房外面的空地上种菜，他说自己过来好几天了，要多住几天让管委会的人看到有人住以后才能保证分到住房。记得当我和他走进简易的板房时感觉到寒气逼人，里面没有电视，仅仅依靠一个低瓦数的电炉子取暖和煮面。他说：“板房好啊，外面可以种菜，自己煮着吃，还不用买菜，能节约好多钱！”我觉得父亲的所有做法其实挺可爱。
直到2008年底有一次跟父亲聊天他讲漏了嘴，我才突然明白震后家里的家当并没有被小偷偷掉，根本不是他所说的“啥子都没得了”。我开始对他产生恨意。那天我们聊得很轻松，父亲情绪高涨，他主动讲了震后第一次冒死冲入危房的过程。父亲讲第一次是和后妈家的人开着一辆车一起到幸福小区门口，但他们都害怕塌方，不敢进去，就他一个人往楼上冲。他说：“我拿起一根钢筋撬棍，到四楼家门口用力撬动已经变形的大门，门就开了一条口，刚好可以挤过去一个人，屋顶还有沙灰往下掉。进门后，我就把家里的每个柜子、箱子都撬开，从阳台和窗户往外扔东西，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扔到一楼的废墟上了。当时他们（后妈）家人就在下面接我扔出去的东西，再装进他们开来的车里。东西扔完了，他们也捡完了，我跟他们就开着车走了……”
我突然明白震后当我第一次到达楼底时为什么在废墟上捡到妈妈留下的遗物（缎面）；心里想起我们家从青海回到都江堰时那个五吨的集装箱里装着一家人30多年辛劳的存货，原来就是这样到后妈的亲戚家里了；还想起分配板房时除了从后妈亲戚家拉来一张破床，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而我们家从青海搬回来的羊毛被褥却不见踪影……当时不是恨父亲对我撒谎，而是觉得他做人太窝囊了。
那天我只是淡淡地问他：“不是说家里的东西是小偷偷了吗？”他坚定地回答道：“就当作小偷偷了吧！”
这次的回忆与书写使我突然明白，对于父亲而言，房子和家当与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后来父亲终于盼来了政府的救济房。但随着新房的到来，他与后妈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后妈执意要在都江堰的新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父亲可能碍于子女的态度（尽管我们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也可能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都江堰的房子没得了，那我就真的没得去处了！”离婚之后那几年，父亲开始到处漂泊，临近八十高龄的他在每个子女家都不能常住，今年春节竟然十五都没过完就一个人返回都江堰家里，大年十五的晚上还是在当年青海一起退休返回都江堰养老的一个朋友家里度过。最近，父亲自己找了一个云南的农妇跟他一起过活，他说：“我都快80岁了，在你们4个（孩子）家里都过不成，她愿意就跟她过吧，就一套房子几千块的退休费，她还能骗我啥子嘛！”
经历过“2008”的父亲，看重的家没了，第二次婚姻失败了，子女似乎也靠不住，快到80岁的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房子、家当都不值得执着，人最终还是要学会放下，只有顺其自然才活得成。
写到这里，我终于明白对父亲的情意结是由爱怜到抱怨再到理解和逐步放下的过程。刚开始我以为在经历大灾难时只要人没事，一切都会好的，生命第一。父亲的故事告诉我，家和生命是同样宝贵的，一旦家没了，就会失去生命的意义。父亲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和投亲靠友的坎坷经历，又使我明白房子和家当，包括生命本身都不值得执着，就终极意义而言，顺其自然才活得成，死得坦荡。母亲早已去世，父亲虽然高龄却经历磨难仍然健在，我应该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三 对社工的情意结：“说不清又不得不说清楚的社会工作”
我们刚赴映秀时正赶上政府把社工当作志愿者予以劝退。到达映秀的第一天，我们这支举起“广州社工”旗帜的小分队不仅遭遇到没有住处、吃饭喝水甚至上厕所都很困难的生活压力，而且因为社工的身份还受到政府的质疑，我们被当作志愿者劝退。记得第一次在前线指挥部遇到沙金副镇长，当我们表明自己的社工身份时，他看见我们穿着印有“广州社工”字样的T恤衫第一反应是广州志愿者，他很客气地建议我们：“不要跟灾民争资源，映秀没有接待志愿者的能力，你们到处看看，赶快离开映秀吧。”
所幸的是当天我们得到援建板房的“广州建设”的工人和援建小学的黄埔区领导在吃住方面的帮助，暂时得以安顿。但住下了之后干什么的确使人纠结：一方面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是社工，不是志愿者，但社工来到灾区能够做什么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看到解放军在清理废墟，医生在治病救人，民政在发放救灾物资……从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疲惫的眼神中我们心里明白（甚至是羡慕）灾区民众一刻也离不开他们。另一方面，我们一进灾区就被政府作为志愿者劝退，碰到村民还没等我们开口，他们就认定我们是志愿者，因为刚地震不久海量的志愿者就蜂拥而至了，老百姓都已经习惯这些外来者了。当时社工身份的尴尬和下一步不知所措的感觉促成我对社工专业的情意结——很想立刻说清楚什么是社会工作，但我们又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工作。
面对上述“两难”的社工情结，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岷江大堤上开会，为自己寻找位置和起步点。尽管我们五人团队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认同首先必须走进灾民的帐篷里和集中安置区之外更加边远的山村，探访灾情，倾听受灾群众的心声。后来当社工在映秀闯出救灾的一片天地之后，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用行动诠释社会工作的真谛”。现在回想社工在2008年之所以能够得到政府、民众和媒体的认可，这与我们之前系统学习过专业知识，并在平寨具有8年的驻村社工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逐步内化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核心的专业价值观有关。
记得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和各路援建大军一起出工了，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是搭建板房，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进帐篷和入村。那天走进帐篷和张家坪村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这样的契机成为我重新思考生命和社会工作的起点。
我觉得第一天进入岷江大堤上的每一顶帐篷和张家坪村（震中）的废墟里是对人心和人性的巨大挑战，因为你只有在那里才能看见绝望的眼神，才能明白失去孩子的母亲是何等的悲恸，与此同时，也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明白人心和人性可以善良、无私到何等地步！
我记忆最清晰的情景是当走进紧挨在一起的每一顶帐篷时，每个人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家的眼神都是发散而黯淡的，脸庞僵硬，面颊上泪痕清晰可辨。这样的眼神和表情，在以后的玉树、雅安、鲁甸等灾区不断出现，透过这样的一张张脸庞，我日益明白生命的伤痛和生活的磨难是何等沉重。
在张家坪的帐篷里我们结识了失去两个孩子的母亲阿香，在她的带动下一群丧亲的妈妈们开始走出帐篷用刺绣疗伤，后来“妇女刺绣”发展为“映秀母亲”自力更生的项目，先后吸引了100多位映秀镇的妇女参与并且受益。正是凭借“入户访问”、“组织妇女刺绣”、“将幸存的孩子聚拢起来”，甚至“背着受伤的老人家进医院看病”等相互扶助的社区行动，在“闯入”映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老百姓开始称呼我们是“广州社工”，彼此之间也开始说“广州社工”如何如何，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是一群从广州过来帮助他们的好人。当老百姓不再把我们简单地称作志愿者时，当地政府对社工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就在“鬼节”的前一天傍晚，沙金副镇长突然带着慰问品登门拜访，他说政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我们，发现广州社工与一般的志愿者不一样，不是“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并有民政背景的专业队伍，他还发现社工在老百姓心目中口碑很好……趁着第一次和政府官员喝酒聊天，我们轻松地向沙镇长介绍了什么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中国政府如何发展社会工作，等等。沙镇长是一位年轻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当地藏族干部，他性格直爽，很有干劲，也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那晚我们一边喝着他带来的啤酒，一边互诉衷肠，感觉非常开心。也就是在那一次，他向我们诉说自己的地震经历和工作中承受的巨大压力，我第一次感到基层干部的伟大。没想到从此之后我们之间开启了一段奇妙的不解之缘。那晚，沙镇长临走时拿出一份名单说这些人的情绪激动，害怕他们第二天“鬼节”祭奠亲人时情绪失控，希望社工帮忙跟进。我们答应了。第二天社工分成若干小组轮流排班到“万人公墓”安慰遇难家属。记得当天的现场气氛非常悲痛，家属的祭奠行为肃穆而有序。我们重点陪伴丧亲母亲，当她们痛哭时就递上纸巾，并搀扶着悲伤的妈妈们下山返回板房。
我觉得广州社工之所以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除了由于“鬼节”这件事情，还因为一件事情，不仅博得了政府的信任，而且政府与社工双方还实现了协同作战。这件事情就是社工与政府合作“为黄家院村民赠送床铺”。
刚到映秀的前三天我们就已经走进黄家院村的临时安置点，它位于集中安置区岷江对岸的河堤旁的一座高坡上。社工发现绝大多数村民都住在自建的临时棚屋里，里面普遍缺乏床，临时的床是用从家里的废墟中掏出来的板子搭建的，铺着破旧的棉絮床单等。
当时我们除了在集中安置区组织“映秀母亲”刺绣，还把走村入户得到的需求信息撰写成需求报告及时转发给广州的伙伴，请他们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作用，希望能够对接到社会资源满足边远地区受灾群众的特殊需求。这种“将最宝贵的资源链接到最需要的人群中”的做法符合社工“弱势优先”和“雪中送炭”的价值理念。社工也算是弥补了政府大面积救灾点上不足的缺憾，社工实际上还扮演了“拾遗补缺”的角色。
很快广州传来消息说狮子会希望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而且狮子会的做法不是把钱交给第三方发放救灾物资，他们希望直接参与物资的发放工作。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到沙镇长，将社工的做法告诉他，没想到沙镇长非常支持这样的想法，而且他刚好负责对接黄家院村的救灾工作，当即表示政府会配合社工做好这次救灾物资的发放工作。
那天我与华南农业大学社工系的卓彩琴老师先期到达成都，我们按照社工需求评估的数量和狮子会的经费总额，在成都最大的家具市场提前选好折叠床和铺盖，还联系好一辆大卡车来运送。第二天，狮子会的朋友到现场看过货物付完款，我们和司机、家具店工作人员一起将五百多套床和铺盖装上这辆五吨的大卡车。之后我和卓老师坐上卡车，沿着无数次往返过的都江堰到映秀的便道赶往映秀板房安置区。
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卡车穿过隧道进入阿坝州的地界时，车上的折叠床突然从车顶滑落下来，幸亏司机及时发现停下车来。我们三人齐心协力把床重新吊上车顶捆绑结实。那时我除了感谢师傅毫无怨言的帮助，还对卓老师不怕苦累的行为由衷敬佩。广州社工之所以能在映秀站稳脚跟，得到群众和政府的认可，就是因为有一大批这样的高校社工老师秉持社工精神，以身作则，擎起社工的旗帜，带领社工学生用行动诠释了社会工作的真谛。
当卡车到达映秀板房区时，沙镇长率领黄家院村干部、群众早已等候在那里，在举行完简短的捐赠仪式之后，沙镇长说道：“社工做了政府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我心里甚是欣慰，因为我心底知道社工就是这样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那天也出现了我认为是映秀镇最感人的场景——来自黄家院村上百名村民身上背着比自己体形庞大很多的折叠床沿着岷江大堤，穿过岷江，走在江对岸随时有泥石流危险的崎岖山路上。我站在安置区广场，望着村民们远去的背影，想着今夜他们可以上床睡觉了，心里感到挺温暖的。多年后沙镇长谈及向黄家院村赠送床铺的做法时他认为这就是专业社会工作，因为社工的做法与政府不同。沙镇长说：“政府之所以给广州社工发放工作证和通行证，是因为你们为老百姓做好事，还为政府分忧。”
在沙镇长他们的心目中，社工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可以与政府合作维护社会稳定，处理社会矛盾。他曾经说：“许多问题如果政府出面解决，会把事情闹得更大，群众很反感。用社工的方法处理，老百姓就觉得能够接受。应该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再后来，沙镇长被调动到草坡乡担任党委书记，他主动找到社工，将汕头援建草坡指挥部的两亩庭院包括里面的一栋永久性楼房和一座两层板房全部免费交给社工打理。他说：“这里的公共空间和建筑如果交给商人使用，他们只会作为农家乐经营，除了老板赚钱，一般的村民不会得到啥子好处，而交给你们社工可以变成村民活动中心，你们计划的妇女小组经营乡村旅社，村民还有个收入。如果像你们说的打造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中心，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人到我们草坡来，宣传草坡……”再后来，社工果真把“指挥部”改造成为乡村旅社，还成立了草坡妇女乡村旅社互助组，板房也被改造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基地不仅接待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体验团体，还在现场召开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学术研讨会。妇女们依靠提供食宿有了收入，“指挥部”成为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最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将草坡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全乡人民被迫整体搬迁。
在当时，背负着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进入灾区，面对灾区民众海量的需求和问题，面对群众和政府的疑惑，我们首先必须说清楚什么是社会工作，但刚进入灾区我们没有任何救灾的经验，刚到映秀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超出过往的实务经验，我们真的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工作，我们甚至无法厘清社工与志愿者的差别是什么。那种想说清楚又说不清楚的两难感受，就是我的社会工作情意结。
好在我们具有8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两个方面寻求了突破：一是我们有田野工作的经验，深入帐篷和村庄废墟，了解民情是我们的强项；二是我们有组织群众互助的经验，“映秀母亲”团体疗伤并生产自救帮助我们用行动诠释了社会工作的真谛——在组织与能力建设的过程中通过灾区民众自救与互助，逐步实现社区重建的愿景。在向黄家院村赠送床铺的行动中，我也深感这样的社工行动体现出如下意义：在紧急救助阶段，社工可以扮演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将最宝贵的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这本身就是“雪中送炭”，就是在践行公平正义的专业社工使命。四 个人生命、家庭命运与社工本质
写到这里，我已经解开了“2008”的情意结。表面看来“我的2008”是我个人的生命故事，其实背后联结的是我的家庭，甚至家族生命历程的重要时刻；表面看来“我的2008”是我个人的专业生涯故事，其实背后联结着我对社会工作作为职业和事业的定位与思考。现在看来，如果没有2008年那场大灾难，我与儿子和父亲之间不可能产生如此深刻的生命与情感体验，我也无法解开父子之间诸多的情意结。如果没有2008年那场大灾难，我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将我的生命与社工专业如此深刻地相互观照，也许我永远都无法体会到社工的真谛。“2008”将我与儿子和父亲之间亲密无间地结合起来，由此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刻骨铭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既让我感受到儿子“在映秀板房的蚊帐里给我好吃的”那般温情，也让我体会到父亲常说的“地震是坏事，家没了，但也是好事，把你‘震’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父子这一生要少见好多面”那般厚重。我们常说“危”就是“机”，但这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当遭遇灾难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彼此之间用温情点燃了希望；二是当遭遇灾难的时候，我们懂得反思，长了记性，亲朋好友间更加团结，在抱团取暖和相伴同行的过程中浴火重生。我非常幸运，2008年我入川时正逢儿子高考不理想，在我内心非常愧疚的时候，儿子愿意来到映秀与我短暂同行。我觉得这也是他生命中的重要时光，在映秀的经历不仅重启了他的生命航程，而且在之后我与他长达4年“相依为命”的过程中，促使我们不断超越自己。我更加幸运的是能够以广州社工和绿耕社工的名义自2008年至今始终坚守灾区。这是老天给我一个陪伴父亲并见证他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的机会。这使我更加体会到“生命无常”这句话的分量。
由此可见，“我的2008”是由父子关系和工作关系所构成，前者是灾难当中的亲密关系，后者是灾难当中的专业关系，而实际状况是亲密关系和专业关系相互交织，不可分离。因此，我用“个人生命”、“家庭命运”和“社工本质”三个关键词对“我的2008”做出最终的交代——对于个人生命而言，“我的2008”是一笔财富，她让我的生命变得饱满而厚重，我感恩生命的丰盛和坚韧，并对人类充满希望；对于家庭命运而言，“我的2008”伴随着我的大家庭从低谷渐入佳境，如此坎坷的命运安排尽管使我们历经磨难，但天道酬善酬勤，我愿意成为真善美的殉道者；对于专业的本质而言，“我的2008”交织着个人、家庭成员和灾区民众等无数人命运的悲欢离合，就情感而言，我对专业最深的感受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之间是互换和增值的。
后记：2016年10月30日凌晨3：50，历经半年的剧痛，父亲终于在我面前离开人世了……忍住心痛，伴随泪水，我写下这段文字：“没有老爷子，我怎么能够从2008年坚守到此时啊！8年多来，大多数时候，他就是我入川的希望啊！要来四川前，想着第一时间能够见到老爷子，内心充满希望；到了灾区，想着回到成都又可以见到老爷子，就很有动力；离开四川，想到很快又可以再见到老爷子，更是充满希望！今天凌晨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去了……还有什么希望，让自己坚持下去……‘天塌了’，还要往前走，这就是人生！”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爱的人——父亲！[1] 当天如何扎根映秀的故事在我们出版的书中都有涉及，此不赘述。
高队
高思发勇猛的猎豹不会因为跌下悬崖而停止征战！
2001年7月的一个黑夜，雷雨交加，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突然停电了，四周漆黑，但我的内心却在苏醒。第二天，骄阳似火，我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参加劳动了。我拿着简单的行李，匆匆迈出布满电网、有士兵值守的“从严队”，瞬间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4个月近120天的“小监”生活结束了。
在监狱里有一种叫做“狱中之狱”的地方，简称“从严队”，关押着三种人：逃犯、重大违法犯、余案犯。而我因为余案关了进来。1999年9月9日入狱以来，因为觉得给家人带去屈辱与伤痛，我想尽各种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事与愿违。进入“从严队”后，我每天只能做一件事情——盘腿打坐，开始从灵魂上自省：我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不断地追问自己。
我叫高思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家在农村。从我懂事以来，家里一直有人生病，疾病与苦难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为了减免1元、2元学费，需要多次求人盖章的屈辱和难堪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尽管我是一个非常懂事、刻苦的孩子，但很难像父辈期望的那样，通过读书或当兵来跳出农门。因为贫困，我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便走向社会，从普通打工仔到一般工厂小老板，从企业主管到地方商业激进青年。虽然我的家教很严，但我却是内心充满叛逆的一个青年。步入社会后，挣脱了家里的管教，我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被灯红酒绿的生活吸引，最终，走向我没意想过的人生。冰冷的铁窗、沉重的牢门，这是过去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情景，没想到在这里的生活成为我生命里一段重要的经历，而这一段历程也成为我一生的财富，对我的重生有关键作用。
年轻人敢闯、敢干，但也应该为自己的“敢”买单。监狱是另一个社会，相比外边的社会更为残酷，在这里，我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受到的人生的磨砺超出预期。7年监狱生活的历练不仅没有让我颓废，相反，把我初入监狱时播下的仇恨种子彻底粉碎。我知道，我需要选择一条脚踏实地、自我奋斗的道路！
当我远离了亲人，远离了家乡，在最为迷茫之时，亲人的温暖给了我前行的力量。再次回到家，父亲已经不在，我愧疚不已，我需要为家承担点什么！
在儿时的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回家不到一周便开始上班，从一个普通职员逐步做到部门经理，其间还找到了爱情，有温暖家庭作为后盾，我有了不断追求有价值人生的动力。
不久，我前往西藏，开始进入商业领域。追逐暴利、假话充斥、大吃大喝、生活无节制，商场的工作、生活方式让我无比厌恶。我该怎么办？
2008年汶川“5·12”地震发生时，我正在西藏。四川绵阳的北川县在地震中损失最严重。我是四川绵阳人，住在安县。知道地震的消息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家乡。当得知家里的房屋成为危房，但家人还安好的那一刻，我除了感谢上苍，便在心里想，一定要为灾区做点什么。
5月15日我在报纸上发现招募志愿者参与公益歌曲录制的消息，立即报名在西藏参加了为期3天的志愿者工作。其间，我从电视上、手机上看到、听到关于北川地震的消息，尤其是在知道北川中学遇难师生超过1000人、县城遇难上万人、家园被毁、人员伤亡严重的情况后，心里一直放不下，当即决定西藏的志愿者活动结束后继续回家乡做两周志愿者。恰在这时，我认识了曹鹍，他也是四川人，他和另外两人发起组建了QQ志愿者团队，准备前往灾区参与救灾，正愁无处下手，我主动表示愿意帮忙，于是，我们一起从西藏出发前往四川。在火车上，我们为这个团队取名为“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还制定了8条管理规定，我是其中一员。
我们第一批人共17名，从5月26日开始参与北川漩坪乡安州驾校安置点的1700灾民的安置工作，6月2日前往北川任家坪参与志愿者服务。其间我们发现，有些家庭因家人遇难悲痛不已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在四处是危房的环境中到处跑是很危险的，急需有人看管。经过与村民协商，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始共同筹备帐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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