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全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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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成试读：
绪论
从春秋末期至秦国统一前，士阶层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主体。他们观点不同，学派理念有别，但他们所从事文化活动都以一定的知识观念为基础，即通过一定知识观念的衍生，进而提升出学派的立身准则和价值追求，而诸子文献则是这一文化活动的文本成果。本书就是力求挖掘知识观念的运行和衍生，进而总结出先秦诸子文献形成的基本轨迹。
本书的选题角度具有创新性，但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既有成果上的再前进、再开拓。与本书密切相关的研究状态是先秦时期知识观念的分类及其标准。古人和当代学人对先秦知识观念分类的研究，直接与本书的选题相关。
对于先秦知识的分类，起源甚早。从某种意义上说，《尚书·洪范》中的“九畴”就有按知识用途分类的趋向，大致有天文、地理、农事、国政、人伦日用等。西周春秋时期，各种知识都掌握在王官手中，知识与各类王官的职守密切相关，教育的内容也限于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这一点在《左传》、《国语》等文献中均有反映，如《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在谈论对太子的教育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由申叔时所论可知，在孔子之前，王官之学已相当完备，这一点也许正是《礼记·王制》所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思想来源。
迭至战国，迎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针对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的来源，刘向、班固等人认为，各家诸子均出自于王官之学，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自史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法家出自理官，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纵横家出自行人之官，杂家出自议官，农家出自农稷之官，小说家出自稗官等。汉人的这种追溯，也许存在种种的争论，但这些派别的划分至少反映出汉人对知识观念以至文献体系的分类结果。汉人的知识观念分类，比之于先秦，也许能够概括百家争鸣时期的学派分流，但是否属于先秦知识观念划分的实际情形，却值得商榷。《论语》记载孔门弟子中的优秀学生可分为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种分类被后世称之为“孔门四科”，并被看作孔子分科教育的典型证据。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在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的同时，又按照来源的不同把知识分为闻知、亲知、说知三类。另外，《管子·山权数》提到“五官技”：“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既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其中“六家”，卜、易为一，故称“五官技”。从言说旨向来看，《山权数》显然强调的是各种知识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即“技”的特征。其他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也反映出他们对知识分类以及价值评判的意图。
结合古人的这些知识分类，当代学者颇有概括性的归类和划分方法。如李零在《中国方术考》中指出王官之学“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现在所说的科学技术和宗教迷信有关；另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至于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先秦六家传于后世，第一类墨亡而儒存，是赖六艺之学而传；第二类阴阳、法、名亡而道存，是赖数术方技而传，都是附丽于原有的知识背景”。显然，李零将先秦时期的知识分为两类，即政治、经济、军事类知识和数术、方技类实用知识，前者与制度礼法相连，又可称之为制度性知识。在此基础上，朱渊清又进一步指出“历史知识也是先秦知识教育十分重要的一类”，因为“历史知识的具体性、历史性是重要的认知依据”，于此他把先秦知识划分为制度知识、实用知识和历史知识三类。
从古今学者对先秦知识观念分类情况来看，知识类别的划分存在着一个划分标准的问题。如九畴、六艺、五官技等类别的划分是以知识内容为主，又掺杂着知识效用的标准；至于闻知、亲知、说知，显然又是以获得知识的途径为标准。即使当代学者的分类，也是知识内容与知识效用的双重结合。无论如何，这些分类实践都为本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知识本身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征，从知识分类的实践来看，采用一种分类标准、从一种角度观察知识显然不符合知识本身的特点。知识是动态的，相应地也要求知识分类体系的动态化，开放的、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分类标准，不仅是知识创新所必须运用的手段，也是产生一种新知识结构体系的必备前提。知识分类随着人类对知识认识的变化而发展，在知识分类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对知识的重新分类，都是一次对知识潜在价值和深度的重新审视和挖掘。这正如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所说：“任何一门不是停止不前而是不断前进的学科，必须经常地更新或修改其术语。寻找新术语不仅是为了新发现的事物，……而且还是为了用新方法重新思考旧事物而产生的新概念的需要。传统的术语往往禁锢着研究家们的思想，从而可能阻止卓有成效的发展。”因此，本书采用一些新术语对先秦诸子知识观念的重新分类，这不仅可以使先秦诸子的知识观念更为清晰，而且能够系统性地展现这种知识观念与文献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本书将综合运用知识的分类标准，对先秦诸子所面对的知识观念进行分类考察，以求呈现出先秦诸子运用各种知识观念进行文献著述的重要脉络。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所谓的知识观念是广义的定义：知识是指一个时代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看法和认识；而观念则是知识的综合和系统化。知识观念通过一定的运行方式、运行途径，产生了新的知识观念，进而形成了多种文献之间或明或暗的体系，即文献系统。与此同时，这一文献系统也会反过来促使新的知识观念的产生和衍变。至于一定的运行方式和途径，本书称之为制度。这里的制度也是广义的制度，包括各种习惯、风俗、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法律法规、政策等，它不但指朝廷的纲常政制、刑法律典，而且指民间的家规族法、习俗惯例，乃至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风俗习惯。这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说，从本质上看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制裁、忌讳、习俗、传统、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法律、财产所有权）组成”。在这两种制度形式中，成文的制度重要，而不成文的制度也不可小觑。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结合以上知识、观念、制度的定义，本书把先秦诸子所面对的知识观念分为礼乐教化、道家谋略、实用技艺、政治综合等四个类别，力求通过这些知识观念背后的各种制度，来展现先秦诸子文献形成的基本过程。
总的来说，先秦诸子文本是战国士人文化活动的结晶，我们通过梳理诸子活动的文化环境、活动方式、行为规范以及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来呈现出他们文献形成的基本过程。《汉书·艺文志》、《淮南子·要略》代表着汉代知识界对诸子学术的观察：王官之学与救时之弊。对于考察先秦诸子文献形成的过程而言，这两种角度不但需要紧密结合，更需要抓住其中的核心脉络，即活动方式、文化制度之于诸子文献形成的重要作用。第一章先秦诸子文献形成的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文化活动的主体无疑是士人，孟子对齐宣王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言辞透露着无比的自信和坚定，而他之所以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即士人为什么能够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而没有像民众一样“无恒产，因无恒心”？另外，这里的“士”成长经历如何，又承担着怎样的价值导向，他们著述文献的社会基础又有哪些？本章的分析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第一节政治的需求与士人的不同定位
先秦诸子主要生活在战国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社会转型的阶段。当时天下无主、列国纷争，但是却给知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种机遇的到来，首先应归因于政治权威的消解。因为政治形势的转变，诸侯各国逐步放弃了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名分，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均有变化，直接目的在于占有财富和土地：对内，他们强征赋税，训练兵力，在于富国强兵；对外，攻占杀伐，掠夺土地和财富。各强势诸侯之所以这样做，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地方割据意识的显著增强：春秋时期，虽说周天子式微，但他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国诸侯无论如何强势，还只是一方守臣，担负着守土有责的任务；而到了战国时期，天下的共主已经完全丧失，各诸侯国的自身权力也由“守臣”完全走向了“地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在观念或格局上已被打破，各国君主逐渐成为一方区域的“王”，由“守臣”到“王”这一角色的转变不但意味着诸侯君主获得了与周天子并驾齐驱的名分，更昭示着各国君主完全拥有统治一方的全部权力，这使得各诸侯国都在尽力攫取和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战国社会的特征与分期
这种割据意识的增强也意味着在战国时期“诸侯意识”完全替代了“天下意识”，地方政权割据一方，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唯我独尊，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兼并也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势力。也就是说，社会形势的转变，使得当时的诸侯国普遍意识到：只有自己占有了土地与财富，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战国时期各强势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掠夺、攻伐、兼并、占有与反掠夺、反攻伐、反兼并、反占有之间的关系。当然，这是战国社会整体的特点，它具体到某个具体的时间段又有各自不同的表现。
从晋国裂变到秦国统一，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结合政治形势与世人观念的变化，我们可以将战国的历史演进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475—前386年，这一阶段可谓春秋时期的延续，属于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但三家一直延续着晋国的霸业，继续担当着诸侯各国的霸主，三家之中又以魏国最强，这又归功于魏文侯的励精图治。从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他开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内训练军队、任用李悝变法、招揽士人，对外团结韩赵、维护三晋利益。经过这一系列改革，魏国变得国富民强，在列国中首先崛起，随后他带领三晋西征秦国、南击楚国、东抑齐国、北灭中山国，公元前424年魏文侯称侯，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地位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公元前386年在魏武侯的帮助下，齐国田和的诸侯地位也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田氏正式取代姜氏。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春秋历史在战国时期的延续，韩赵魏三晋的强势也是晋国霸主地位在战国时期的延伸。但是三家分晋、田齐政权的逐步合法化，却深刻地改变了天下人的观念，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进一步式微，强权政治的威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第二阶段是公元前385—前342年，是战国前期，这一阶段韩赵魏的同盟关系逐渐破裂，赵国都城北迁、韩国都城东迁，魏武侯、梁惠王递延魏国的政权，但不再团结韩、赵两国，尽力通过南征北战来保持魏国称霸的形势，公元前344年梁惠王称“夏王”，“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战国策·秦四》），梁惠王“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战国策·齐策五》），魏国的势力走向了顶峰。第三阶段是公元前341—前286年，为战国中期，这一阶段魏国的霸主地位丧失，各国纷纷称王，可谓是各国称王时期，公元前334年梁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相会，相互承认“王”的名分和地位，史称“徐州相王”，这一事件的出现标志着中原国家已完全抛弃了周天子的名号；随后其他各国也依次称王，公元前324年秦惠文君称王，公元前323年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中原大国依次称王，改变了世人对楚国称王的看法，此后世人很少再以“夷狄”视楚。随后，地处东西的齐秦两国实力渐趋雄厚，为了对抗齐、秦两国，楚国也成为韩、赵、魏等中原各国拉拢、合纵的目标。于是，天下形成东中西三股力量：东方的齐国、中间的韩赵魏燕楚、西方的秦国。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并尊齐闵王为东帝，公元前286年齐闵王攻灭宋国，至此三股力量达到了制衡点。第四阶段是公元前284—前221年，为战国后期，这一时期齐国没落、楚国衰败，东、中两股力量再难制衡秦国，于此历史进入秦国吞灭六国的阶段。
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影响了士人的文化活动，同时士人的文化活动或多或少又影响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所以对政治形势的把握，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国士人的行为方式。当然，目前的这种分期还单纯只是以政治形势为依据，具体到文化观念上的反应，也需要结合士人的文化活动加以说明。二、战国士人的活动空间
总体来看，转型期的战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关系给知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首先诸侯各国需要有知识、文化的士人，一方面用于管理社会、承担行政，另一方面舆论造势、阐释政权的价值与理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这段文字虽然针对于儒家士人而言，但却能反映出战国士人普遍的就业趋向。“散游诸侯”的士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做“师傅卿相”，一是“友教士大夫”，至于第三类则是隐居不仕。就前两类士人而言，他们显然是直接服务于政治，“大者”做师傅卿相，如子夏、子贡、李克等人“为王者师”，间接或直接地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支持；“小者”做士大夫，即管理一方土地，担任行政事务，如子游为武城宰、吴起为鲁将、西门豹治邺等。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时间，即魏文侯之时、秦始皇之时、威宣之际，对于这三个时间段，太史公以喜忧参半的笔调加以叙述，其感情变化的依据显然是儒学的起伏兴衰。撇开司马迁对儒家的独特情感不论，就各国政权大量吸纳士人而言，这三个时期无疑是战国阶段的代表：魏文侯代表着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期，威宣之际代表着战国中期，而秦始皇之时代表着战国晚期。三个时期虽然政治导向有别、治政方针相异，但他们无疑都在通过吸纳士人来实施自己的统治以及构建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各国政权的掌握者为什么如此重用士人呢？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权却需要士人来体现自己的合法性？追根究底，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革。随着西周宗法体制的崩溃，血缘关系维持的政权结构也走向了瓦解：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大国兼并小国等等现象一再地表明，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已不可挽回，历史进入了强权政治的战国时代。而强权政治的维系需要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而不是再依靠贵族卿大夫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度。这不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各国政权的频繁更迭给予统治者的政治经验，而且是战国时期社会形势的必然要求：对于国民的直接控制，不但有助于政权的稳固，更能使这个政权迅速组织力量、对抗或威胁其他国家。也就是说，对于民众的直接掌握，能使一个政权更富有生机和活力：也许正是因为对民众这种力量的认识，逐渐形成了知识界普遍言说的“民本”思想。无论如何，进入战国时代以来，对国民的直接控制成为一个政权得以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各国统治者纷纷采取了“编户齐民”的政治策略。如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十年，秦国实行“户籍相伍”，即打破原本的国野区分，把全国民众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入全国户籍，这一政策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国家统一控制的“民”，这就是“编户齐民”。所谓“齐民”是指在某一区域的所有民众一律遵循于国家的法令、法律，接受强权国家的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即各类民众在法令、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正如杜正胜所指出的那样：“‘编户齐民’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而“‘齐等’是政府相对于被统治人民而言，只具备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统治意义，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没有关系”。而对于“编户齐民”所针对的具体对象，刘敏指出，在先秦时期“编户齐民”的政策“具有特殊针对性的人群”，“所谓特殊针对性人群，是指消除了原分封采邑制下国人与野人之异、公民（臣属于国君）与私人（臣属于卿大夫）之别，使民统一成为接受国家授田、授爵，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的‘编户齐民’”。以此来看，除了秦国，魏国的李悝变法要求“尽地力”、“善平籴”，而且颁布全国统一实施的《法经》，无疑也是以“编户齐民”为前提。另外，吴起变法、齐威王时期的邹忌改革等无疑也是“编户齐民”的一种延伸或外在表现。
总而言之，“编户齐民”的政策打破了国野分界，使最高政权所控制的国民数量激增，行政空间也随之扩大，于此行政手段也需要丰富多样，这种形势又会反过来敦促各国统治者逐渐抛弃贵族政治，而采用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则需要大量具有行政能力的人，他们不但要效忠于最高政权，让最高统治者放心，更要有效地治理一方，为最高统治者不断输送人力和物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便是士人，他们具有知识、技能，能够管理国家、维护权威，并采用丰富多样的行政手段，虽然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官员相比，还不是特别专业化，但与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相比，却显得很专业。这些士人如果按思想学派、价值追求的不同，可分为儒家、法家、墨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如果按照职业取向不同，又可分为学士、隐士、策士、游士、门客等；如果按照品格的高低，又可分为高士、贱士、下士等。这些众多的士人品级有别、知识背景相异、才能高下不同，但他们都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治乱，他们的言论、著述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所以《淮南子·氾论训》说“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齐俗训》又说“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百家之学不同，但“皆务于治”。
毋庸置疑，诸子百家的出现，从本质上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行政空间的扩大给知识、技能带来展现能力的机会和平台。换言之，知识、技能在这一时期能够带来可以预见的财富和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战国时期的士人事例加以说明。《战国策·秦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国、发奋努力乃至最终成功的事迹，其中叙述他游说秦王失败后的情形：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这段文字极为形象地展示出苏秦游说失败之后的落魄、失落以及所遭受的冷漠，而这些又成为他再次奋力拼搏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去秦而归”、“归至家”的情形，让人在苦笑之中又深深地体会到家人的冷漠以及整个社会的功利性。而苏秦“夜发书”、“伏而诵之”，乃至“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又说明，苏秦自身也是这一功利社会的产儿，他的读书目的与拯民于水火、治国平天下毫无关系，而是直接指向“金玉锦绣”、“卿相之尊”。“引锥自刺其股”的行为，实属过分而非常态，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感叹、唏嘘。在这段描写中《战国策》的叙述者虽有夸张，但正是这种夸张恰当而真实地展现出苏秦急于获得成功的焦急心理：他极度希望快速成功，而成功的主要标志便是金玉满堂和地位尊贵。所以，“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市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颇能呈现出苏秦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渴望，这也是他夜读发奋的直接动机和目的。苏秦的努力终于迎来的回报，他“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随后又“约从散横，以抑强秦”，随从队伍也是浩浩荡荡、豪华排场：“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壁（璧）百双，黄金万溢（镒），以随其后。”苏秦成功游说赵王后，叙述者以欢快的语气来修饰、润色乃至夸大苏秦的成功，即“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山东之国，从风而服”、“横历天下”、“天下莫之能伉”等。更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时，苏秦再次回乡的场景：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父母对儿子、妻子对丈夫、嫂子对弟弟态度和情感的转变，并不是因为父母、妻子、嫂子善于“知错就改”，而是因为金钱和地位的改变。也就是说，落魄时的冷漠，富贵时的热情，一切都系于财富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这种现象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是用亲疏远近来衡量，而是用财富和地位来决断，即如苏秦自己感叹的那样“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更为重要的是，《战国策》的叙述者如此来表现苏秦，其中的羡慕和钦佩溢于言表，他显然已经把苏秦当作成功的榜样和楷模，认为苏秦的成功也值得战国时期的其他士人模仿和学习。于此而言，苏秦的经历可谓是战国士人的一个代表，他的身上被战国士人赋予了更多的希望和理想。我们如果结合相关史料的记载，会发现历史真实的苏秦并非如此成功，这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言说子贡的事迹一样，虽然未必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是“虚假的想象中也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写出了战国策士崇尚富贵利禄的灵魂”。换言之，《战国策》对苏秦的刻画，颇能折射出战国士人的最为朴素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希望。
与苏秦相比，宁越的学习经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吕氏春秋·博志》记载：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宁越，原本“中牟之鄙人也”，即春秋时期之“野人”，因不堪农事劳作之苦，所以决定学习知识和技能。在这里，叙述者重在呈现的是宁越的学习过程，即“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与苏秦的“夜读”相比，宁越虽然没有“锥刺股”，但是一样很苦：需要昼夜苦读，通过增加日常的学习时间来缩短整个学习过程。科学地来看，学习时间的延长并非代表着学习效果的提高，然而叙述者却以这种方式来突显宁越的学习过程，非科学之中又暗含着知识积累、技能锻炼过程中的艰辛困苦。然而，宁越的学习决心在表露无遗的同时，并没有说明学习的内容，对此《吕氏春秋·不广》弥补了这一缺憾。《吕氏春秋·不广》记载，齐国人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前去求援，结果大败齐军，“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这时宁越对孔青说：“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对此，孔青表示疑问“敌齐不尸则如何”，宁越回答说：“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从宁越所用计策来看，侧重于兵法策略，即采用“却舍延尸”的方法使齐国“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通过“内攻”再次消耗齐国的财富；如果齐国不接纳齐兵的尸首，则有“三罪”，以达“重攻之”。针对宁越的这条计策，《不广》的作者议论道：“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所谓“武”应是辅佐孔青击败齐军，“文”即指“却舍延尸”以内耗齐国。于此来看，宁越学习的内容与苏秦一样，也是侧重于兵法、纵横、谋略、长短之术。与苏秦的成功一样，宁越受周威公所师，且与赵将孔青一起出征，本身就说明，他的苦读目的已经达到：脱离了稼穑之苦，而获得了财富和地位。
掌握了知识、技能能够获得财富和地位，还可以从孟子的经历加以证明。《孟子·公孙丑下》记载陈臻问孟子“受金”一事，颇能说明孟子在游历的过程中，至少在齐、宋、薛等国被馈赠过金钱。另外，《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这里虽然没有明指是孟子本人的行为，但从孟子对这种疑问的回答可以看出，孟子游历诸侯各国的排场，也大致如“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情形。
知识、技能的这种实用功能，无疑有助于扩大战国士人的队伍，如围绕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活动的门客动辄成千上万人，《吕氏春秋·当染》描述孔子、墨子的后学“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尊师》又历举出子张、段干木等人学习的特例，认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庐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过师常宝指出：“这些大盗、巨狡他们原初的学习目的是什么，已不可考，但从这段文章来理解，他们通过学习而使自己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人生。”以真实性来看，文章所举的学习事例我们很难判断是否属真，但它的出现折射出其中的真实性，即知识和技能的确能够给人带来可以预期的财富和地位。三、战国士人人生追求的层级
当然，士人的学习目的也不是尽如苏秦、宁越那样仅止于富贵和名声，但是富贵和名声的获得，的确扩大了士人的队伍。也许正是随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轻易获得，有识之士才进一步思考士人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景春与孟子的一段对话：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景春心目中，掌握纵横之术的策士是“大丈夫”，因为他们依靠一些手段能够搅动时局、翻云覆雨，即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对此，孟子很不赞同，批评公孙衍、张仪等纵横策士为“妾妇之道”，只知通过洞察君王心意，来实现自己的私利。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不惧威武、不怕贫贱、不求富贵，事事处处以大道论是非曲直。显然，景春与孟子对纵横家的不同态度，是由于他们两位评判的标准不同：景春关注的是外在事功，即士人的社会影响力；而孟子则关注的是做事的原则，即行为处事要坚守大道。所以，景春对纵横策士的看法并不错误，两人只是评判的角度有别。另外，像景春一样评价纵横家的学者大有人在，如刘向说“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桓宽《盐铁论》卷七也说“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等。
更为重要的是，景春、孟子的不同看法，也反映出两种知识类别在战国时期的冲突，即实用性知识与道德性知识之间的冲突。前述苏秦、宁越以及商鞅、张仪、公孙衍等人的知识和技能无疑都是强调社会的实用性功能，他们的技能、策略、智谋都可以称之为实用性知识，即能够解决一些政治危机、社会问题，更能够使他们本人获得现实的财富和较高的地位。相对于这些实用性的知识，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的知识则较为务虚、抽象而远离社会的现实政治，他们旨向于士人的精神道德，蔑视世俗的尊贵，强调自身的人格尊严，他们提倡的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性知识。如孟子所说曾子的言辞：“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另外，子思也有同样的思想观念，如《孟子·万章下》记载：“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至于孟子，他的“善养吾浩然之气”、“性善论”等著名观点本身就是在强调人格尊严的重要性。
不过，曾子、孟子等人虽然提倡的道德性知识“迂阔而远于事情”，但他们的重心仍然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作为，并非不关心社会的治理，他们的追求与张仪、苏秦相比，水平和层级更高，他们的目标也不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王道政治。所以，与苏秦、张仪等人的实用性知识相比，这种道德性知识仍以改进、干预社会现实政治为期许，而这种道德性知识的进一步推进，便是如杨朱、庄子等道家学士否定世俗价值的观点，即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比，他们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意义，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社会事功的价值。无论如何，与商鞅、张仪等人相比，曾子、孟子等人所提倡的道德性知识代表着战国士人人格的最高追求，体现着战国士人道德的最高水平，同时也占据着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于此，他们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批评、指责那些目标世俗、格调不高的士人群体。又由于他们的主张与社会现实相脱节，所以往往受到忽视或排挤，于此“遇与不遇”、“不得志”也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如孟子的“穷达”之论、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以及屈原、荀子等人的经历遭遇等。
总的来说，战国士人的活动空间以及知识技能的衍生都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完成的。也正是在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下，诸子百家开始纷纷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确立、开拓乃至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于此，也就形成如《庄子·天下》所说的情形：“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正是这种“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形势，造就了战国时期丰富多样的文献著述。第二节教育形态的更新与知识的传承
战国士人的成长和壮大直接与当时的教育制度密切相关，谈到战国时期的教育，古今学界一般认为是官学废弛，而私学大盛。其中章学诚的观点可作代表，他在《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中》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所谓“官师治教合”、“官师治教分”就是指官学和私学，以此指称于战国时期的教育，则是“官师治教合”被“官师治教分”所取代，即官学被私学所取代。以战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种认识尽管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忽略了许多问题，如无法解释官学、私学相互交叉的现象。一、两种教育形态的区分
总的来说，用官学、私学来区分战国时期的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孔子招收门徒可谓是私学，但无论是在孔子生前还是身后，孔门弟子都会接受来自国君、卿大夫的礼聘，这一点司马迁说得更为清楚：“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无论是“师傅卿相”，还是“友教士大夫”，孔门弟子应该都免不了与官府打交道，于此孔子的弟子中必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官学教育。这种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即战国时期的教育并非能像西汉以后的社会那样把教育分成官学、私学。其中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战国社会本身处在转型时期，即由贵族政治逐步转向为官僚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连官僚体制都在逐步完善过程中，更何况当时的教育制度。
因此，章学诚所说的“官师治教合”、“官师治教分”，我们大可这样来理解：贵族政治时期，教育与政治合一，教育者是官员，受教者是贵族子弟，教育目的在于保障贵族子弟能够顺利地从政；而官僚政治时期，教育与政治分离，教育者是职业从事者，受教者不再有身份、地位的限制，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教育的目的虽与政治相关，但并不能保障受教者一定从政。换言之，在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之下，不但施教者和受教者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教育目的和功能也有很大差异：在贵族政治体系之下即使不受教也会有官做，经过受教能够把官当得更好，所谓“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而在官僚政治体系之下即使受过教育，也不一定有官做，即受教者当不当官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还取决于国君或政府的聘用。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转变也促使了教育制度的更新，官学、私学的划分标准并不足以反映战国时期的情况。因此，关注战国时期的教育制度，我们应该采用新的角度，以期较为真实地概括战国时期的教育情形。总的来说，战国时期的教育形态可分为单独教育和学团教育。二、单独教育的特点与功能
首先来看单独教育，它是针对具体的受教者而言，即国君或贵族为自己的子女延请师傅。这样的记载广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如《战国策·燕一》“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这是燕昭王为自己延请的师傅；《吕氏春秋·举难》白圭说“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这是魏文侯为自己延请的师傅；《吕氏春秋·博志》的作者说宁越为“周威公师之”，北大汉简《周训》记载恭太子求教于周昭文公的内容，而且事例按月份排列为“每月一训”，阎步克认为这是“实录其事”，这些显然应是周王室延请的师傅。《战国策·燕三》燕太子丹“谓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两立，愿太傅幸而图之’”，这是燕国的太子之师傅；《秦一》商鞅治秦“法及太子，黥劓其傅”，这是秦国的太子之师傅；《齐四》“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这是齐国的太子之师傅；《赵二》“王立周绍为傅”，这是赵国的太子傅。《吕氏春秋·应言》记载“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这应是中山王延请的师傅。除了国君、太子延请的师傅之外，贵族之家也会延请师傅，如《战国策·魏一》记载“西门豹为邺令，而辞乎魏文侯”，魏文侯告诉他要“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等。另外，典籍文献中还屡见对师傅职能的言说，如《战国策·秦三》范雎对秦昭王说“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战国策·秦五》一直在赵国当人质的公子异人在回答秦孝文王时说“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等。
统观这些记载，其中的师傅都是国君、贵族延请而来的，特别是国君、太子身边的师傅往往与一般认定的春秋“官学”相接近，所以可以被看作是春秋“官学”教育方式的延续。这也许正是《穀梁传》的作者身处战国秦汉却在昭公十九年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的原因。其实，在战国的官职体系中，师傅的确是一种官职，在左言东所列战国各国官爵中，许多国家都设有“师”、“傅”、“太傅”、“国三老”等与教育相关的职务。如《战国策·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其中之“左师”又称之为“左师公”，胡三省认为：“春秋之时，宋国之官有左右师，上卿也。赵以触龙为左师，冗散之官，以优老臣者也。”从触龙请求赵太后答应让小儿子舒祺“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官”，的确能够推测出触龙是赵之老臣，但左师的职责如何，如春秋时期的宋国之左右师？显然不可能。从触龙与赵太后交谈的方式及内容可以看出，他特别善于平心静气、亲切和蔼地引导别人，特别是用“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家常事，将赵太后的日常行为与当下的做法联系在一起，进而使赵太后欣然答应派出长安君入齐。触龙的这种诱导方式以及言说行为，很可能与他的官职所守密切相关。以此，左言东推测“左师”为“国君师”尽管还欠周延，但无疑点出了“左师”职责的教育职能。
但与春秋“官学”相比，受教的对象也许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国君、贵族或准国君、准贵族，但延请的对象、教育的内容以及施教者的权力都有很大的变化：延请的对象可以是诸子百家中任何一派，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均可作为国君或太子的师傅；由于延请对象的不同，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多种多样。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西周、春秋时期，师傅虽然仍可能拥有行政权，但更多的是担任咨询备问的角色，如子夏之于魏文侯、郭隗之于燕昭王、墨者师之于中山王、贤良之士之于西门豹等。退一步说，战国时期的国君、太子的师傅即使拥有一些行政权，但这些行政权也只是礼仪、典礼性质的事，并没有实权，如前述齐王“遣太傅赍黄金千斤”为了向孟尝君认错，并请他回都；其他如太傅鞫武、左师触龙等人顶多只算“参政议政”，而没有决策权；至于商鞅变法而黥劓太子之傅，更能说明师傅之职在根本上难以与实权派对抗。可见，战国时期的师傅虽然也是受聘于国君、贵族，但其中的实质已不同于西周、春秋时期。简而言之，单独教育是西周、春秋时期老式教育的延续，它是由受教者直接延请师傅，以受教者为中心，可以随时更换施教者；而受教人数不会很多，一般情况下往往只有一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独教育就是贵族教育，因为能够享受单独教育的往往是贵族。换言之，单独教育的进行需要诸多条件的配合，其中最为现实的便是延请师傅的物质条件，如资财、房屋等。显然，与国君、贵族相比，普遍民众没有独立延请师傅的实力，而他们想要获得知识、技能，就必须追随学团组织，即接受学团教育。三、学团教育的特点与功能
战国时期的学团组织，极为丰富，我们常说的诸子百家，一般情况下均可看作学团组织。种类多样的学团组织，按照思想主张的不同，可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杂家等学派。这当然是大致而别，如果细分，某一学团组织又可按照时期、地域划分成更小的单位，如战国时期的显学儒墨两派就出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至于道家更有杨朱、庄子、黄老学派的区分。整个战国时期，在当时社会上名声巨大且被后世不断言说的学团组织主要有以下六个。
邹鲁学习中心，这主要是由居住在邹鲁之地的孔门后学所组织，在子贡、有若主持儒家之后，邹鲁之地的儒学传承由曾子、子思接手，随后又以乐正子春、曾申、曾元、孟子等人为中心。这一中心的从学人数众多，据《孟子》所载日常跟随曾子学习的就有七十人。围绕这一学团组织学习的人很多，上至国君如鲁穆公、鲁平公，贵族如费惠公、孟敬子，后来的将军如吴起等人都与这个学团有所往来。除此之外，围绕这一学团活动而且留下名字的人物还有阳肤、公明仪、公明高、公明宣、孟仪（或是公明高）、沈犹行、单居离、公孟子高（或是公明高）、子襄、子上、县子、孟车子、申祥、羊客、公孙尼子、漆雕氏等。著名的故事“孟母三迁”，孟母最后把住处迁到学宫旁，这种情节虽然可能出于后人附会，但足可说明在孟子幼年的时代，邹鲁之地的确有一定规模的学团组织存在。《孟子外书·性善》有“孟子游于莒，有曾子讲堂焉”，虽然可能出于后人伪托，但孟子言辞多称赞曾子、子思的言行，并以之阐发主张、教授门徒，可见其对这一学团组织的自觉接棒。邹鲁学习中心持续时间很长，经战国、秦朝一直流延于西汉：孔鲋藏儒书、叔孙通征儒士、鲁诗、鲁论的出现，足可以说明问题。另外，《史记·儒林列传》“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可见邹鲁学习中心即使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乱时代也仍然有人在维持，足见其生命力的韧性与强劲。
西河学习中心，虽然不像邹鲁学习中心持续时间那么长，但在当时却名满天下，极盛一是。西河学习中心的掌舵者是子夏，并在一代明君魏文侯的支持下，成为战国士人向往的精神地标。《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学习中心的建立，还起到了保家卫国的政治功能。大致相同的记载还见于《乐记》、《吕氏春秋·下贤》、《淮南子·修务训》等，其中的内容都是魏文侯受教于子夏、礼贤段干木的故事，且不说故事本身是否真实，单单就士人不断言说的频次，就能说明西河在文人学士心中的地位。一般认为，西河学习中心主要教授的是经书典籍，如《史记·六国年表》“（魏）文侯受经子夏”；《中论·治学》有“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后汉书·徐防传》“《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经典释文》云子夏传《诗》于高行子等人，传《春秋》于公羊高、穀梁赤等等都可证明。这种认识固然不错，但却是不全面的：《吕氏春秋·当染》记载“段干木学于子夏”，但段干木行为处事十分超然脱俗；《汉书·艺文志》云“李克，子夏弟子”，而李克积极从政并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段干木、李克的事例颇能证明西河学习中心对多种价值取向的共存与包容，于此也能折射出这一学习中心也并非仅以经学传承为本业。西河学习中心培养的士人也广见于各种典籍，如《墨子·耕柱》云“子夏子徒问于子墨子”、《荀子·非十二子》中亦有“子夏氏之贱儒”。其他有名弟子的记载还见于《世本·秦本·氏姓》“魏有子伯先，子夏门人，居西河”、《史记索隐·孟子荀卿列传》引《别录》云“今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史记索隐·仲尼弟子列传》引应劭云“子弓是子夏门人”等。于此看来，围绕西河学习中心活动的人物至少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公羊高、穀梁赤、高行子、子伯先等。
墨家学团组织，不像邹鲁学习中心和西河学习中心的活动区域都固定在某一地点，墨家的活动地域并不固定，但门徒众多，可谓是遍布于当时的整个天下，墨子在劝说楚王停止攻宋时云：“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之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其中“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虽不能一一坐实，但足可见墨家从学人数之众。到了战国中晚期，孟子说“天下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也说墨子之后“墨离为三”，《庄子·天下》更详细指出了三派墨家争辩的情形：“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钜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另外，《吕氏春秋·去私》记载“腹崌杀子”，《去宥》、《去尤》记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后因“秦之墨者唐姑果”所阻而未被秦惠王任用；《上德》记载“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等。这些事例都在言说墨家事迹，足见墨家学团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墨家学团组织生命力极强，从战国早期延续至战国晚期，而且门徒从事行业广泛，如游说、将兵、守城、工程技术、器械制造等。与其他派别不同，墨家学团历代都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称之为“钜子”，见于文献记载的墨家钜子有墨翟、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腹崌。另外，《吕氏春秋·当染》记载“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系学于许犯”，于此看来，田系、许犯也可能担任过墨家的“钜子”。“钜子”的出现与接力不仅有助于学术谱系的薪火相传，更有利于凝聚学团力量、壮大学团实力。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墨家学团总与各国的政权密切相连。
稷下学习中心，地点是在齐国稷下，《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史记索隐》曰：“《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无论如何，稷下是在齐国国都临淄是确定无疑的。相对于前三个学习中心学派单一的特点，稷下学宫则是学派众多、人员复杂、观点各异，出现这种情况应与齐国政权对各种学士的招揽有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盐铁论·论儒》也云：“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徐幹《中论·亡国》同样记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史记·孟荀列传》记载荀子“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并在稷下“最为老师”，且“三为祭酒焉”。可见，稷下学宫从齐桓公田午开始设立，中间经过威、宣时代，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的齐襄王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稷下学宫学派林立，而且定期举行集会，各学派之间相互辩论、反驳，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兒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史记正义》引《鲁仲连子》说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等。兒说、田巴的辩论情形，足见稷下学宫各学派之间思想交锋的盛况与激烈。于此，稷下学宫也成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典型代表。
燕国学习中心，是燕昭王所建。《战国策·燕一》记载郭隗进谏燕昭王要想富国强兵必须招纳贤人才士，并“师事之”，“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燕昭王所筑之宫，《史记·孟荀列传》记载是碣石宫，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另外，《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引《史记》云“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可见，燕昭王礼贤下士，不仅有谦逊卑下的姿态，更设立了丰厚的待遇和尊贵的地位。燕国的这种措施，受到了当时士人的普遍欢迎，一时之间燕国成为天下士人争向游访之地，如乐毅、邹衍、剧辛、公孙龙、荀子等名家大儒均到访过燕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史记·封禅书》也说秦始皇曾招纳一批燕国方士，汉代三家诗之一的韩诗就出自燕人韩婴的传承。如此看来，燕国学习中心从燕昭王开始，也一直持续至战国秦汉之际。相比于稷下学习中心，碣石宫的学术旨向虽然不太丰富，但也门类繁多，如兵法、阴阳、名家、经学、方术等内容均有涉及。多种知识观念的汇集，虽然驳杂，但有助于各学派的交流和影响。
兰陵学习中心，由荀子建立，主要活动于战国晚期。《史记·孟荀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子由齐入楚，又借助春申君长期居于兰陵，于此招揽学徒，逐渐形成兰陵学习中心。《史记正义》云：“兰陵，县，属东海郡，今沂州承县有兰陵山。”兰陵位于现在的山东临沂苍山县，南临徐州市，春秋时期兰陵先属鄫国、莒国，后属鲁国，春秋末年又属吴国、越国，战国时期被楚国占领。所以，兰陵虽然地处齐鲁大地，历史上也曾被鲁国所有，但长期以来却属于吴越楚的地盘，因此它的文化取向与邹鲁之地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荀子作为儒学大家，却写作《成相》、《赋篇》，并且喜欢使用隐语，颇能说明兰陵文化氛围与邹鲁之地的不同。以荀子为主导的兰陵学习中心，虽然在人数上无法与稷下学宫、碣石宫等学习中心相匹敌，但它汇集的少数士人无疑都是社会的精英，如李斯、韩非“俱事荀卿”而双双成为法家的典型代表，浮丘伯、包丘子等人虽然隐居不仕，但对于秦汉经学的传承却功盖千秋，汉代的六经文献如诗、书、礼、易、春秋都可追溯至荀子的门徒。
除了上述这些比较成规模的学习中心之外，战国社会还存在着众多小型的学习团体，如以鬼谷子、庄子、杨朱、陈相、陈良、许行等人为中心的学习团体。总的来说，这些学习中心可谓是战国学团组织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作为影响了当时社会的风气，造就了一代或几代的士人名流。他们也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其他士人即使没有直接就学或参与学团的学习，但也难免受到他们的浸染而向他们模仿、借鉴，如魏公子无忌、秦相吕不韦等人。四、两种教育形式与文献
相对于单独教育，学团教育以施教者为中心，即施教者基本固定，受教者可以选择随时去留，施教者人数即使不是一人也是很有限的，而受教者则人数众多。与单独教育存在西周、春秋的延续形式相比，学团教育是一种新式的教学形式，它以前往往被称之为“私学”。其实，许多学团组织都处在公私之间，如墨家学团，司马迁云墨子曾为“宋大夫”，他本人也“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以救宋；其后的孟胜、唐姑果、田让、腹崌等也多任职于诸侯各国，如此以来，很难说墨家学团是纯粹的私学组织。与单独教育需要的物质条件较多相比，学团教育无疑更受到战国士人的欢迎与追捧，因为普通士人往往出身贫贱、家无资财，学团教育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墨子》有多篇记载了墨子招收普通学员的过程，其中有主动的向学，也有被动的鼓励，但他们无疑都出自贫寒之家。所以，两种教育形式相较，学团教育对于战国士人的成长过程更为重要，是它真正壮大了士人的队伍，进而带来了百家争鸣，以至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诸子文献。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单独教育还是学团教育，都有利于营造整个社会学习知识、技能的氛围。随着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战国知识界也开始总结教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又对教育的理论和原则加以总结，最为典型的便是“尊师重教”观念的形成，如荀子一直在强调“君子隆师而亲友”（《荀子·修身》），并将“师”与国君的地位相匹敌，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因此要“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荀子·礼论》）。另外，孟子所说的君子有三乐，其中能够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大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且是“王天下而不与存焉”，从中可见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至于《吕氏春秋·尊师》历举古代帝王贤君都有所师事的对象，并明言“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吕氏春秋·劝学》），无疑也能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尊师重教”的看重。由于这种观念的形成，进而衍化为物化形态的教育理论文本也是势在必行，于是便出现了诸如《管子·弟子职》、《礼记·学记》、《荀子·劝学》、《吕氏春秋·劝学》、《吕氏春秋·尊师》、《吕氏春秋·诬徒》等专门规定学生守则、关注师生关系以及分析教育理论的文献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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