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继宏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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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信的文化考量——文化自信铸就匠世匠心试读：
引子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南怀瑾给作者的一封信
张继宏先生:你给海南航空公司陈峰董事长的信，由他转来，正好碰到南老师因有事去欧洲荷兰等地，临行匆匆看了，认为你年轻有此见解很好，希望你再加努力学习，前途无量! 特此代为奉告，即祝平安。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国际文教基金会秘书室李平敬上序《中国自信的文化考量——文化自信铸就匠世匠心》是一部视野广阔、思考深刻的著作。可以看到，作者在写作此书之前，对儒、道、兵、法、纵横、阴阳、名、墨、杂等诸子百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对基督教和佛教的历史源流也做过艰苦缜密的考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发人深省的见解。其视角之广博与独特，其关怀之真挚与深切，其见解之犀利与圆融，实不曾多见。这对于树立文化自信、管理自信，形成“飞龙在天”的匠世管理体系，对于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匠心”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曾说:“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本着这种见解去探寻历史，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不难求得正确解释的。中西文化之争由来已久，文化自卑现象更是根深蒂固。本书作者跳出争论本身论长短，从东西方文化源头进行探究，用翔实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史料阐述东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文化自信于不知不觉中油然而生。
韩非子有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作者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是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摸索，付出许多心血才完成了这一著作的。
作者在后记中引谭嗣同诗:“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并说读谭氏此作“不觉泪水与墨水俱下，更加感到重如泰山的匹夫之责”，这应当视为作者的肺腑之言。孔繁2017年1月9日
导言
自从“工匠精神”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工匠精神”的书籍便铺天盖地而来。如今管理界对“工匠精神”的推崇，一如当年对PDCA循环、5S现场管理法、六西格玛管理的顶礼膜拜一样，表面上热闹非凡，但在管理实践中却推而不动。
中山大学EMBA教授曾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案例: 2009年年底，黄老板引入了“精益生产”模式。第一周，他欣喜若狂，因为产量和效率明显提升。第三周，已提升了30％。然而好景不长，第四周出现了员工纷纷辞工的现象，员工流失了40％，偌大的车间空空荡荡。员工们忍受不了这种“把人当机器”的管理模式，从而一走了之。[1]黄老板权衡再三，不得不叫停刚见起色的新模式。“‘工匠精神’，[2]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就是做不到。”中国品牌战略学会会长、首席专家杨清山说。
曾伟教授和杨清山会长所讲的问题，原因何在? 如何解决? 这是每一位从事具体管理工作的各级管理者为之困惑的一个老问题，也是横亘在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心头的一个大问题。
冯仑被称为房地产界的思想家，他说:“我们讲管理不应在行为管理、科学管理这个层面去理解，而应把它看成是如何使人的行为在一个组织当中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去活动，从而达到预定的目标和绩[3]效。”冯仑先生这段话是颇有见地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欧美工匠精神的土壤是基督教；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告诉我们，日本工匠精神的土壤基本上是孔子的学说。中外历史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培育敬业精神，古代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对世界文明影响最大、最深远，而且已形成文化圈的有四大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和儒学文化圈。欲在我国各行各业真正落实工匠精神，前提是构建博采众长的“匠世”文化体系。“惠子，上相之标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阳侯；汉高，神武之杰也，而不能治产业端检括；淮阴，良将之元也，而不能修农商免饥寒；周勃，社稷之鲠也，而不能答钱谷责狱辞。若以所短弃所长，则逸侪[4]拔萃之才不用矣；责具体而论细礼，则匠世济民之勋不著矣。”《抱朴子》说，惠施是上等国相的榜样，但是不能驾船摇桨在江河上行驶；汉高祖是英明神武的帝王，但是不能管理家里的产业，认真地检点约束自我；淮阴侯韩信是良将中的魁首，但是不会务农经商以避免挨饿受冻；周勃是敢于直言的社稷之臣，但是不会管理钱财，也不是一个好法官。如果因为他们的短处而抛弃他们的长处，那么出类拔萃的人才就不能被任用了；要求具体的小事，谈论细微的礼节，那么可以匡正世风、救助百姓的功勋也就不能建立了。《抱朴子》讲的用人理念是用人所长，这一观念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建立工匠精神的文化基础，也应该本着“优点可用，缺点可控”的态度。“匠世济民之勋”的“匠世”管理体系的构建，就是以原典儒家文化为主体，熔其他三大文化于一炉，并发挥道家、兵家、法家、纵横家、名家、墨家和杂家诸家学说的积极作用。
在管理学中融入中国元素，已成为当务之急。长期以来，我国各管理学院管理专业所开设的课程几乎全部照搬美国教材。美国管理者和管理专家编写教材是为了解决美国企业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他们的著作对于企业中的共性问题，当然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但是，所有制度都是靠人来执行的，非技术层面牵涉人的内部管理问题，美国的不少方法并不适合中国企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管理的原理只有与中国企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形成适合中国企业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
德鲁克在北京大学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这样写道:“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5]求，也是中国的最大的机遇。”
具有中国特色的匠世管理体系之所以千呼万唤不出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就是，绝大多数国人长久以来处于西方中心论的阴霾之中而不自觉，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大多沉迷于西方管理的学者在内心深处对于建立中国式管理予以强烈排斥，以郭重庆、徐淑英、齐善鸿、成中英、曾仕强以及苏东水诸位教授为代表的研究中国式管理的学者的声音相当微弱。因此，克服西方中心论是建立匠世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其根本在于文化自信。
中西方历史的演进，远比人们看到的和想到的更为复杂，某些反对中国文化的专家，或“爱之深，责之切”，或目光不够宽广；且未能将《易经》中的理、象、数与儒、释、道、兵、阴阳融为一体，进行平心静气的研究，对渊深似海的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的沉浮史也没有深切的体察。“不明乎来龙去脉，本体不明，转生误解”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破除“西方中心论”，这项工作相当艰巨，其跨度之大、漩涡之多，足以使任何现成的对比方法失效。这种困难逼迫我们放弃一切局部的比较研究，去寻求一种更根本的中西方先民认识世界、解读世界的世界观的比较。
上篇《中西文明 交相辉映》，从司空见惯的中西方社会现象入手，生动形象地分析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进而指出: 不同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西方曾经出现的“全盘华化”与中国部分社会精英所主张的“全盘西化”都是不可取的。
中篇《技以载道 文质彬彬》，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从“道技之间”的程度深浅，剖析诸子百家，而不是单纯的流派分析。感受诸子百家的精神意蕴，并体会“一阴一阳”之道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
下篇《匠世管理 和而不同》，从中西方文化辗转流变的对比中，彻底解决文化不自信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 只有“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才能孕育出博采众长的“匠世”文化体系。
本书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 中国式匠人包括“知者”“巧者”“工匠”三个层次，落实匠人精神有一个中心、两个前提。一个中心，指的是文化自信；两个前提，一是建立在党委领导下的“匠世”文化体系，二是践行“上下同欲”的总裁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示戴[6]明全面质量管理和德鲁克目标管理的魅力，形成以“知者”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之道。[1]. 曾伟:《学日本式管理，最难在“工匠精神”》，《东莞日报》2010年10月25日。[2]. 青木等:《德日“工匠精神”中国怎么学 坚持“慢工细活”不浮躁》，《环球时报》2016年3月10日。[3]. 冯仑:《野蛮生长》，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4]. (东晋) 葛洪:《抱朴子·备阙》。[5]. 段俊平:《企业管理中国化的重要性》，《企业家日报》2013年7月22日。[6].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法，并不是现在中国企业里流行的上级制定目标所签订的目标责任书，而是要形成自动自发的管理目的。上篇中西文明 交相辉映第一章东西文化相映成趣第一节 东西绘画 写实与写意
纪晓岚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士人僦居僧舍，壁悬美人一轴，眉目如生，衣褶飘扬如动。士人曰:“上人不畏扰禅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图，堵芬木画也，在寺百余年矣，亦未暇细观。”一夕，灯下注目，见画中人似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画，故视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画中忽[1]有声曰:“此妾欲下，君勿讶也。”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 有一位书生租赁寺庙里的僧房居住，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美人图，面目栩栩如生，衣服褶皱飘浮潇洒，好似真人一般。书生问僧人:“这位美人闭月羞花，大师不怕干扰修禅的心思吗?”僧人回答:“这是天女散花图，是木雕画，她挂在寺院里有一百多年了，我没有仔细看过。”一天晚上，这位书生在灯光下仔细端详这幅画时，突然发现画中美人仿佛凸起一二寸高，仿佛要从画中走出来。书生说:“这是西洋画，看起来才会高低凹凸，哪里是木雕画呢?”画中美人忽然对书生说:“这是我想要出来，你不要惊讶。”
就一般情况而言，西方绘画注重写实，在欣赏嵌在画框里的风景时，就好像透过窗户看到窗外的美景一样，非常逼真。而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大多注重写意，用笔不究工细，重意态风韵，以抒发作者的内心情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 (Rudolf Arnheim) 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说:“从古代起，人们就把艺术品看成是现实事物的真实复制品。在评判一幅画时，如果这幅画被认为与实物极其相似，甚至酷似[2]到可以乱真的程度，就是对这幅作品的最高赞扬了。”
明朝末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时，带来了西方写实画风的宗教绘画，曾多次向人们展示西洋画，并呈递给万历皇帝及圣慈太后。皇帝与太后非但没有接受，反而因画作栩栩如生，[3]“望而生畏”，不敢正视，遂藏入内库。
英国人约翰·巴罗批评中国古代画家:“至于绘画，他们只能算糟糕的涂抹匠，既不能正确地勾勒许多物品的轮廓，也不能正确地描绘物品的明暗，赋予它们自然色彩。他们所画的自然界的物体统统是不准确的，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植物上开的是另一种花，而叶子又是第三[4]种的。”
对于西方人关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非议，我们不妨先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假定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要思考正确到什么程度；假定是不正确的，要想想又错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第二节 拳击太极 伤身与健身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太极拳这一古老的强体健身方式能够有效缓解诸如纤维肌痛等一些慢性肌肉损伤疾病的症状；认为太极拳几乎没有缺点，没有任何副作用，全国大范围推广开来有益无害。“目前德国已将太极拳纳入医疗保险系统，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倡导全民参加太极拳运动，官方肯定了太极拳的健身价值；美国斯坦福大学养生中心也已将太极拳作为研究项目，并取得了[5]巨额国家基金资助，不久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将问世。”
拳击手与太极推手的比赛风格迥然不同。
拳击的步法和拳法都很简单，步法主要是前后、左右滑步及绕步，拳法主要是直拳、勾拳和摆拳。在拳击比赛中，要想战胜对手，靠的是力量和速度，所以拳手必须强化绝对力量的练习，以便拥有重创对方的力量，世界优秀拳手的发拳力量可以达到500公斤。拳击比赛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凶猛彪悍、惊心动魄。尽管双方戴上了拳击手套，但是根本无法抵挡强大的撞击力，仍然能够穿透大脑、粉碎颅骨，拳击手暴毙赛场的悲剧时有发生。
太极则不同，招法较拳击更为复杂多变。静态上有眼、身、步、手四法，动态上有掤、捋、挤、按、采、挒、肘、靠、进、退、顾、盼、定十三势。实际技击过程讲究“不顶不丢”“沾连粘随”。“沾连”即“不即不离，不沾不脱”，要求“无心成化成珠圆”“一气旋转自无停”；“不顶不丢”，讲究自然、圆和，以变应变，循环无穷，使对方欲攻不成，欲逃不能，从而战胜对手。张三丰说，练习太极拳“第一要以静制动，第二要以柔克刚，第三要以慢胜快，第四要以寡御众”。[6]他讲过，如果违反了这四个原则，就不是太极拳。
拳击创立伊始，就是为了战胜对手，而太极拳的目的则是为了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北京市陈式太极拳协会会长冯志强先生谆谆告诫学习太极拳的弟子:“不可心存打人念。否则，心动神去无所依，神杳气散无所归，好勇斗狠失心和。”“须清心寡欲，平心静气，太极太和，自然达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虚至虚灵之境。”[7]第三节 中西兵法 间接与直接
1930年年底至1933年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军事“围剿”。1931年，中国共产党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致使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最高负责人的博古时年25岁，长期在俄国留学，是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海龟”，于是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完全剥夺。李德成为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负责人。
1933年4月，美国共产党员曼弗雷德·施特恩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共产国际远东局不断对中央苏区的作战行动发出指令。远东局认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略是错误的，应该坚守战略要地，并主动向敌人占据的乐安、永丰等县城发起攻势战役。远东局的意见，正合博古、王明、李德的胃口，致使红军损伤惨重，广昌保卫战尤为惨烈。
1933年4月27日，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开始会攻广昌。李德亲自上前线，指挥红军死守广昌。彭德怀在日记中记述战斗过程时写道:“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 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从上午八九时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8]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5093人。
李德为了“不放弃苏区寸土”所推行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给中央苏区带来了灭顶之灾，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6年，李德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9]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中西兵法的区别一如拳击与太极拳，传统西洋兵法注重的是会战决战，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法主张“沾连粘随”，在双方力量的互渗、统一中以求战胜对手，力量弱小时，必须采取游击战、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方能“四两拨千斤”。第四节 东方西方 迥然不同
东西方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绘画、武术、兵法上，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
国际象棋有64格，其中32格在开局时就被占据了，简单易学，弈于1959年的美国冠军赛蒙斯菲特对特林克斯，仅用三个回合就赢得了胜利；而围棋有361个交点，开局前盘上一片空白。围棋高深莫测、复杂多变，“变化日新，千古无同局”。关于围棋的精妙，陈祖德先生说:“现在围棋选手根据棋力的高低分为九段，其实早在隋唐时期也定了类似的九品: 一品叫入神，二品叫坐照，三品叫具体，四品叫通幽，五品叫用智，六品叫小巧，七品叫斗力，八品叫若愚，九品叫守拙……大家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我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早晚也把它们发明出来。但是，如果中国不发明围棋，那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围棋，因为围棋体现了太多中国的思[10]想和智慧。”
不仅围棋是这样，如果中国不发明针灸，那么世界上永远就不会有针灸医术。公元16 世纪末叶，针灸传到欧洲，法国率先接受了针灸医学。17世纪初叶，针灸被介绍到德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灸在德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医采取否认和抵制的态度。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朝野对待中医学特别是针灸医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针灸医学在美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1]并由此拉开了世界性“针灸热”的序幕。2010年11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并通过“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和婴儿的啼哭声，中国和西方相比实在是太不相同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原因在于“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或技术等系统一旦进入某个路径，其后人的思维就会被锁定在这一特殊路径上，很难逃脱。路径依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Paul A.David[12]提出。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他使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东西方在绘画、武术、棋类、医学、兵法以及生活中的诸多不同现象，是由东西方最初善于思考、有洞察力的“先知”认识这个世界时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认识世界、解读宇宙时，中西方在人类文明早期就呈现出两种视角。
受希腊人影响，“西洋人站在固定地点，由固定视角透视深空，[13]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而中华先民则通过“仰则观[14]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来认识世界。这两种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和中国人，已经融入到双方的血液中。受古希腊人认识世界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欧美人士的思维模式属于静态思维，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属于动态思维。第二章中国希腊 一动一静第一节 中西思维 动静之间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影响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老师问学生两个问题: 地球是什么形状? 地球和月球是什么关系?
一位中国学生的回答是: 地球就像一个鸡蛋，地球和月球的关系就像一对永不分离的恋人。而对于同样的问题，一位西方学生的回答是: 地球的形状是圆球形的，月球围绕地球作椭圆运动，与地球平均距离为384401千米。
中西方学生回答同一个问题，答案之所以如此不同，是因为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
最早认识到这个差异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随着东西方交往的不断增多，东西方不少学者加入了研究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行列。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安乐哲 (Roger T.Ames) 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郝大维 (David L.Hall) 的研究颇有高度。他们在其合著的《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和《期待中国: 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中，对于中西方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比较，认为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在于双方关于“第一问题框架”与“第二问题框架”何者占主导地位的认知不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属于“第一问题框架”思维，认为宇宙的生成和运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主宰掌控一切，所以是在动态中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一思维样式承认变化或过程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并不妄断存在着一个构成事物一般秩序的最终原因，而且寻思以关联过程，而不是以主宰一切的动因或原则来说明事物的状[15]态”，“属于类比的、关联性思维”。
古典西方传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属于“第二问题框架”思维，“相信宇宙秩序是某个解释性的作用者，例如心灵、造物主、第一推动者、上帝意志等造成的结果”，“断言静止比变化和运动更[16]具有优先地位”。西方是在静态中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属于“因果性思维”。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两位学者认为“有一种方式可以启发人们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就是对圆形物和方形物的形状做一番对照性思索”。西方人为了进行精确研究，必须先划定边界，即便看到一个圆形，也要把它想象成方形，先设定好限定的边界，“因此我们西方人热衷于把圆形理性化，为它提供某种更能确切表达精确和必然性要求的刻板样式。其实，西方思想家长期[17]以来的浪漫念头之一就是 ‘使圆方形化’”。而中国人正好相反，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不会绝对、静止地看问题，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问题。第二节 静态思维 独领风骚
中国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有几位中国人在法兰克福向一个德国人问路，问路怎么走、大概要多长时间能走到。这个人根本不理，他们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的傲慢。没想到这几位往前走了几步以后，那个人追上来告诉他们说，大概往前走1500米，再往右拐75米是你们要找的地方，时间大概需要11分半。问他为什么刚才不答复，他说，你们刚才不光是问怎么走，还问多久能走到，我必须要看你们走路的快慢，据此我才能算出时间。这[18]个例子说明德国人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西方“使圆方形化”的思维模式使欧美人士特别注重细节，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人。“标准主义”“完美主义”使德国制造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德国早在1917年就成立了德国标准化学会，下设77个标准委员会， 3400个工业委员会，分别为各行各业制定标准，标准几乎涉及机械制造、电气工程、环境保护、建筑和民用工程、服务和管理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确保了德国工业强国的地位。“标准主义”和“完美主义”不仅体现在工作态度上，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已经内化为德国人的生命。在德国乘坐公交车，不用担心耽误时间，公交站站牌上每个班次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在德国超市，标准化的蔬菜瓜果几乎都是一样的长度、粗细、重量，其中的误差绝不会超过5％，有的豆角包装上还标出弯曲度，从90°、75°到60°不等，以区别其产地、成熟度等特点。不少来华安装设备的德国技师，使用带水准仪的四脚梯子，先将梯子调试水平，再保证设备安装的水平。“使圆方形化”的思维模式不仅确保了产品品质，更重要的是使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独步天下。最初产生了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最后形成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影响遍及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等领域，皆是西方人的天下。第三节 动态思维 创意无限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很快就会进入全面智能化时代。2016年6月3日，任正非在全国科学技术创新大会上说:“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越是前途不确定，越需要创造，这也给千百万家企业、公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唯有创新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说，属于“第一问题框架”的东方传统思维在创新能力方面弱于西方吗? 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哪个更具有创新基因这个问题，德鲁克与日本大荣集团董事长中内功曾经讨论过。
日本的中小学教育模式与中国非常相似，死记硬背的内容所占比例较大，而且“乖”是中日家长和学校对孩子的共同要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乖”是他们听到最多的词汇之一。对于这一社会现象，中内功从深层次上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在日本的农业时代，大部分日本人在“简单”“节俭”的社会框架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独树一帜”的生活方式很难为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所接受。而且，日本过去的当权者培养的是“听话”的国民。在现代日本，“循规蹈矩”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日本国民:“只是让公司、家长和孩子自己给予改头换面罢了。一般来说，结果造就了 ‘地狱’ 般的高考和特定的教学法。”这样的教学目的是为了“进入知名公司以及在公司里得到提[19]拔”。
关于中内功对日本教育体系的批评，如“注重的是循规蹈矩”，日本学生“不能创新，也不能独立思考”等，德鲁克是不同意的。因为德鲁克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感到“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竟然拥有如此大量的创造力和创意”。德鲁克认为，日本的创新能力很强，这一发现首先是从日西艺术的对比开始的。他建议中内功研究一下西方的艺术史。在西方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占主流的艺术风格，人们的审美观几乎是整齐划一的，而日本却不同，从室町时代以来，“一般总是具有几种，有时是六七种不同的审美观和艺术[20]风格来进行创作”。
按照德鲁克的思路，如果从艺术领域来分析东西方哪种思维方式更具有创造力，似乎东方更胜一筹。比如，七声体系的西洋音乐采用精确记谱法，作曲家在谱曲时，乐音的高低、节奏的长短、和声的配置等都会分毫不差地在谱面上被谱写出来。西洋作曲家具有崇高的地位，演奏者追求的是准确再现作曲家的意图，表演者自身进行二度创作的权限十分有限；宫、商、角、徵、羽五声体系的中国音乐采用模糊记谱法，非定量记谱法为表演者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能够更好地展现个人艺术才华，正如魏晋时期嵇康所言:“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再比如，在绘画领域，西洋人讲究具体和真实，如他们为天使插上了鸟的翅膀，而中国画家可以随心所欲，为天使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如菩萨可以腾云驾雾；至于在武术领域，那就更不用说了，西方大约只有搏击术，而中国有南拳北腿、武当少林等，不一而足。
德鲁克发现除了日本艺术比西方更有创意外，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日本大学里，老教授对待年轻学者的态度，让西方人感到吃惊: 老教授认为年轻学者“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不鼓励年轻学者独立进行研究工作。老教授与年轻学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同事关系，在长达20年的职业生涯“初期”，年轻学者只是老教授的“跟班儿”。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年轻学者大约45岁获得专业技能和资格以后，“他们中数不胜数的人成了独立的个人，成为本专业的领军人物，而且极其具有创造力。不要让我解释其中的原委”[21]。
经过研究以后，德鲁克认为:“日本教育体系自身没有诟病。在[22]创造力和创意方面日本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德鲁克作为美国人，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委，不知道日本所具有的独特创造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内功作为日本人，他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其中的原委:“日本人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体制的愚蠢，对此我也不是很乐观。很难相信大部分人能意识到: 我们能够把潜伏在日本社会中的创造力和创意[23]嫁接到教育体制中去，以获得独特的东西并从中获利。”我们从中内功所说的“潜伏在日本社会中的创造力和创意”可知，中内功感受到了日本的文化基因里有创新的元素。
东方文化基因里所具有的创新基因，从现象上看是东方思维方式，属于动态思维，从根本上讲这种思维方式源于《易经》中的“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经》之“易”，上“日”下“月”，它研究的是太阳系的运行规律，探究的是宇宙的本源。关于宇宙的第一推动力，西方人交给了上帝，而中国道家认为“人法[24]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是书法家、音乐家，还是画家、武术家、医学家、科学家等，三百六十行之顶尖人物所追求的都是“得道”“近道”，而“得道”时所拥有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因为社会精英、主流文化、国家意识形态追求的是“得道”，所以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整个社会的发明创造被严重压抑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被国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一词在习近总书记的公开讲话和报道中就出现了千次以上。在国家的倡导下，假以时日，中国人的创造力必然会让世界刮目相看。第四节 洋为中用易 中为洋用难
最早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入京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西方“数学之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乾坤体义》和《浑盖通宪图说》。后来他又翻译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等书，为中国带来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所介绍的数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使中国人大开眼界。
1901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改书院为大学堂，各省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增设西学科目等。自1901年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之后，“洋为中用”的观念普遍为国人所接受，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提高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西方注重细节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差不多”思想。比如，在信托投资界广泛使用的“投资尽职调查的十大要诀”共四千多字，按照这种方法对目标公司展开敬业尽职调查，其效率之高、效果之好，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深有体会。通过对目标企业10个方面及55个子项去考察、分析、判断，能够比较全面地[25]得出投资意见。这种考察方式属于典型的西方结构化思维的产物。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全面接受西方科学的管理思想，除了洋枪洋炮的威胁外，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柔中带刚”的文化，既注重自我精神的修炼，又不排斥与自我相对的物质世界的相融。能够融“第二问题框架”于“第一问题框架”之中，这是由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关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有见地的中国学者不少，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树人教授的研究很有高度。王教授认为:
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或者称之为非概念思维。如果把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划为理性思维，那么，象思维亦可称之为非理性思维。但是应当明确指出，象思维作为非理性思维并不是反理性思维。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曾经讨论过“形象思维”问题。象思维在其一定层面上包括“形象思维”的内涵，但并不能归结为“形象思维”。同时，象思维也与心理学中表象及其抽象的问题有关联，但是，象思维的“象”及其活动并非等同于心理学中的表象及其抽象。象思维既然不是反理性思维，所以它与概念或逻辑思维的关系，也就不是相互排斥或水火[26]不相容的关系。
西方的概念思维和逻辑思维注重个体研究，而中国原创思维注重总体研究，同时不排斥个体研究，只是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形象思维逐渐占了上风，注重清晰准确的逻辑思维成了沧海一粟。比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和风土人情，表现物象神韵、意境的传世之作很多，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齐白石的《荷花图》等；同时表现逼真物象的国宝也不少，如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就透视技法而言，西方传统绘画运用的是焦点透视，而中国传统绘画所使用的散点透视法注重表现画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同时中国传统绘画也不排斥使用焦点透视，如北宋李成的《读碑窠石图》、南宋[27]李嵩的《夜潮图》等。
因为中国原创思维中有类似西方逻辑思维的基因，加之“富国强兵，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才会谦虚如斯。
认识世界的窗户原本有两扇，一扇是“圆而方”的西方逻辑思维方式，另一扇是“方而圆”的东方辩证思维方式。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圆而方”这扇窗户让人类看到了原子、分子、粒子、夸克等自然界的奇观。另一扇窗户正在徐徐打开: 爱因斯坦经过研究发现，狭义相对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距离近、引力小和速度慢的情况下才是真理，于是他在1915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开创了现代宇宙学的新时代。在微观世界，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经过研究发现，精确确定一个粒子是做不到的，因为原子周围的电子的位置和动量有限制，根据这一发现他提出了测不准理论。这一发现使西方科学家顿时惊诧，因为西方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中认为，物质世界背后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终极因素决定一切，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都在寻找这个终极因素，最后竟然无解，这使许多西方前沿科学家看到了概念思维的局限。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和理论生物学创始人贝塔朗菲说:“我们主要关心可度量的质，可分的单元，可能是由印欧语系所决定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地不适合处理整体和形[28]式 (形态) 问题。”“处于别的文化中的人类可能有根本不同类型的[29]‘科学’。”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开始由原来的“小赛先生”转向“大赛先生”。1965年，美国应用数学家提出了“模糊集合”概念，在模糊集合中，一个元素不再是要么属于这个集合要么不属于这个集合，即取0或1的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情况。从此开始，模糊思维成为现代科学思维的一项重要内容，用来处理模糊的 (fuzzy、blur、vague、ambiguity) 或较精确的 (more precise)、不断变化和错综复杂联系中的各个因素时，以不确定发展趋势与现实状态来整体把握客观事物而进行的全息式、多维无定式思考的方式。
能够认识东方思维优势的西洋人凤毛麟角。从中国原创思维中汲取科学营养、丰富其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是困难的。正如美国人练习太极拳，学习招式容易，理解“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太极”含义却很难。
西方人的静态思维和中国人的动态思维是由希腊先民和中国先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30]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第三章文化自信 油然而生第一节 天人对立 天人合一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它的国土由山地和很多小岛组成。希腊民族的祖先生活在希腊半岛上，因以石灰岩为主的土地太过贫瘠，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发展手工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核心是注重原材料的选择、量化加工的程序以及局部结构的改变；为了更好地生活，古希腊人又将目光投向大海，捕鱼、贸易或者做海盗。出于挑战海洋的现实需要，必须确定数量关系、测定空间位置、把握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都激发了古希腊人对数学、天文、气象、几何和物理的浓厚兴趣，认识自然、探索宇宙、改造自然乃至征服自然成为知识精英的终身追求。
希腊人无论是研究海洋还是研究宇宙，目的都是为了征服自然。以征服为特征的西方海洋文化，伴随着不断而来的成功，西洋人的征服欲望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满足。黑格尔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31]切。”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那里土地肥沃，发展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而发展农业必须顺应自然，因此便产生了独一无二的二十四节气。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易经》64卦中:“《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32]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于是形成了天、地、人相和谐的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医学就充分反映了天人合一这一原创文化思想。《黄帝内经》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33]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扁鹊所作的《黄帝八十一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后世将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难经·六十九难》有“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论断，即根据五行相生的理论，确定五脏的母子关系，生我者为母，所生者为子，以此来治疗五脏疾病。比如，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水生木，木生火，所以，肾为肝之母，心为肝之子。对于肝的虚症，不仅要补肝，还须补肾。而肝的实症，不仅损肝，还要克制心，心弱了，母为救子，必然耗泄自身力量，肝的实症就没有了。
中医易学难精。章楠，字虚谷，是我国清代杰出的医学家。他自幼体弱多病，因病自学医道。初学十年，不知端倪。他在学术与临床上最为服膺的是叶天士，早年的虚谷对于学派纷呈十分迷茫，“历览诸家，十年不知端绪”，直至研读叶天士医案“见其发明奥旨，如点龙睛，而融铸百家，汇归经义与千百年前之仲景心心相印，而得其真传”。虚谷先生撰有《医门棒喝》四卷，指斥庸医误人。而“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最大的诊疗特色，“辨证论治”四个字最早由虚谷先生提出，“可知景岳先生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这些年来，中医体质学说盛行，对此虚谷先生早有明确、系统和完整的表述:“以人体质不一，受邪虽同而病变不同”，并首次将人分为[34]“阳旺阴虚”“阴阳俱盛”“阴盛阳虚”“阴阳两弱”四种体质类型。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因为对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的研究，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说，自己的发现是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找胚胎和萌芽的，受“阴阳学说”的启发，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互补原理”，从哲学上对测不准关系进行概[35]括，并成功地解释了微观世界的基本特征——波粒二象性。我们可以这样假想: 倘若波尔先生能够看到虚谷先生的“阳旺阴虚”“阴阳俱盛”“阴盛阳虚”“阴阳两弱”四种体质类型，也许他的研究还会更进一步。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阴柔的，西方文化是阳刚的，各有长短，恰好可以互补。这一观点，若论及宋朝 (含) 以后文化，我们先假定大[36]体没错；若论唐朝 (含) 尤其是西汉以前的中国文化，则大错特错。李约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37]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
中国原创文化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解读世界的，而希腊文化则是从空间这个单一的维度来解读世界的。比如，希腊文化解读的是“桌椅板凳”，而中国原创文化以认识木头、树林、阳光和土壤为主，同时不排斥研究“桌椅板凳”，既研究“桌椅板凳”，也研究“桌椅板凳”的过去。中国原创文化有其自成体系的内在逻辑，此逻辑非彼逻辑，中国原创文化的内在逻辑在医学、绘画、武术、围棋、科学等方面均有体现。西方科学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突破空间限制。古希腊人认为，数学对象应该是永恒、可构造并且有限的，但是在牛顿看来，流变、非构造和无限的对象仍然可以是数学对象。
西方文化是天人对立的，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在西方世界，物质与精神对立、上帝与撒旦对立、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企业与工会对立等。而中国原创文化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中西文化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用英国语法评价中国语法，中文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用西医的标准来评价中医，中医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用西方观点评价中国的一切，我们当然一无是处。
西方的“三权分立”并非唯一正确，中国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向了尽头，弊端极大，本书在第七章第二节会用事实说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中国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其中的民主体制建设，在“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下，如果能进一步完善，必将显现其独特魅力。关于这一点，清华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 (贝淡宁) 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超越自由民主》《中国模式: 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等著作中。第二节 科学自信 初现曙光
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学习平面几何、平面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运用以希腊几何学为代表的古代西方数学所构造的公理体系，来证明各式各样的平面几何命题。证明平面几何题靠的是个人的经验、技巧和灵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聪明的孩子可能会想: 要是做几何题像解一元二次方程那样多好。我们的想法并非前无古人，17世纪法国的数学家Descartes曾有过一个伟大的设想:“一切问题化为数学问题，一切数学问题化为代数问题，一切代数问题化为代数方程求解问[38]题。”将近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西方数学家不遗余力，致力于这一梦想的实现，但是收效甚微。因为使用传统的西方数学思想解决“数学机械化”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死胡同。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运用中国传统数学思维为西方数学家打开了数学领域的另一扇窗户。1986年，吴文俊先生被邀请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近年来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九章算术》给予极高评价:“《九章算术》是我国数学方面流传至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它承前启后，一方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数学成就，另一方面又成为汉代以来达两千年之久数学研究与创造的源泉。特别是三国时期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对数学理论多所阐发，影响深远。总之，《九章算术》与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对数学发展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足可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东西辉映，各具特色。”[39]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胡作玄先生认为:
比起拓扑学来，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它包含丰富的内容，这里只能概括一下要点:
1. 建立解决问题的普遍框架。首先，将任何问题化为数学问题；其次，将数学问题化为代数问题；最后，将代数问题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组的问题。当然，这个普遍框架每一步不一定行得通，但一旦行得通，问题就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组的问题。
2. 求解代数方程组是数学上极为困难的问题，在理论上属于代数几何学。但是，西方数学难以建立有效算法来真正去解这个方程组。而吴文俊方法恰巧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3. 由于理论的可靠性及方法的可行性，产生许多重大的应用，理论上自动推理，例如由开普勒定律推出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实用[40]上，解决力学、物理、化学、机器人、连杆设计等一系列问题。
吴文俊方法已在物理规律的发现、机器人学、计算机视觉以及促进现代数学研究等重大高科技的前沿领域实现了成功的应用。
在认识世界、解读宇宙时，中西方在人类文明早期就呈现出两种视角。我国“天人合一”的一元论，形成了由“大”到“小”的思维模式；希腊“天人对立”的二元论形成了西方由“小”到“大”的思维模式。两种思维方式又影响并形成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政治、科技、医学等文明形态。中国在数学中的代数、物理学中的场论、医学综合医治、天文学星图绘制等方面独步世界文明，而西方在数学中的几何、物理学中的原子论、医学解剖、天文学星球运行规律等领域远超中国。在中国思维方式下产生的机械化算法，使中国科学遥遥领先于西方千年以上。“以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逻辑演绎倾向和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机械化算法倾向交互作用，‘轮流执政’，共同以各自的构造模式、思维方式、运演规律及结构特征[41]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吴方法”是近代数学史上第一个中国原创的领域，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创造的并不断发展的筹算基础上的算法机械化的数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带有严重缺陷的体系。随着中华民族自信心的进一步增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综合用于科学研究时，人类科学将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吴文俊说:“由于近代计算机的出现，其所需数学的方式方法，正与《九章算术》传统的算法体系若合符节。《九章算术》所蕴含的思想影响，必将日益显著，在下一世纪中凌驾于《几何原本》思想体系之上，不仅不无可能，甚[42]至说是殆成定局，本人认为也绝非过甚妄测之辞。”2002年8月20—28日，第24届国际数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国际数学大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是国际数学界对我国当代数学发展成就的肯定。“可以说，经过几代数学家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国的数学已经走出了近六百年的低谷，重新成为数学大国，并正在为重新跻身于数学强[43]国的行列而努力。”
1956年，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做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44]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毛泽东的遗愿蓝图正在徐徐打开。
关于第二次文艺复兴，钱学森是进行系统论述的大家之一。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指出，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在500年前发生的，历史前进到今天，“它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应该再来一套新的，就是第二[45]次文艺复兴”。
钱学森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两次文艺复兴的历史性联系:“从Copernicus，Kepler，Descartes，Galileo，Bacon到Newton才奠定以还原论为 ‘科学方法’ 的近代科学，这是文艺复兴，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我们要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为契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创又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创造[46]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47]“中国是 (世界) 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而学校、家庭、企业则是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第三节 认知西方 百年误区
从表面上看，在希腊人权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强调实现自我价值，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常常不以利益为标准，互助互爱和不计报酬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上笃信上帝，而博爱的思想根植人心。单方面强调人权的希腊文明容易滋生极端个人主义，泯灭人的本性，引起人类自身的毁灭，所以希腊文明依靠基督文化调节，才形成一种真正的文明。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所罗门的箴言，在欧美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无可代替的。凡是赴欧美国家定居甚至旅行的中国人，无不惊诧于其令人称羡的社会道德风尚，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即道德修养随物质条件水涨船高，实质上是耶稣基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家所熟悉的基督教徒司徒雷登身上看得非常清楚。
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的确为这所学校操碎了心，使燕京大学在旧中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1919年，北京两所教会学校 (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 合并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后来又担任教务长。初创时的燕京大学步履维艰，司徒雷登说:“一方面，我接手的这所大学一[48]贫如洗；另一方面，其他人都似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为了筹集办学资金，他几乎每年都要回美国要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将一笔遗产捐作教育基金。他通过关系与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不少经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经常给燕京大学津贴。此外，司徒雷登还委托美国一家募捐公司为燕京大学募捐。除了在美国筹款外，他在中国还先后拜访过北洋政府的首脑和大买办、大资本家，如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汪精卫、孔祥熙、虞洽卿等人，向他们要钱或者委托他们向学校募捐。有一次，他找孙传芳要钱，孙传芳当时不知道他的底细，只给了他100大洋。后来才知道此人不能怠慢，又赶忙派人送去了2万大洋。经过多年奔走，他在海淀总共购买了七百多亩土地，建成了美丽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49]需要。”他除了教育学生做一名基督徒外，还要求学生向王阳明学习，在学校传授孔孟之学。“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司氏脑海中深深烙印着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1922年秋，在他的建议下，燕京大学废除了强迫学生参加主日仪式等宗教活动的规定，次年又削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并将强制性的礼拜改为由学生自愿参加，只保留入学新生每周两个小时的圣经课。在所有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最早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这是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50]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具有浓厚的基督精神，来自耶稣的两句名言:“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51]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52]由。”
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忠实地把“爱人如己”的话落到了实处。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级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的成员及其情况要向他汇报。他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使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对学校的教职员工也非常关心，每聘请一位新教师，司徒雷登总是先将他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受到校长的温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信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53]来的……”司徒雷登平易近人，“他在燕京大学校园里是同学最熟[54]识的人物，年轻人围在他的四围，小孩子跟在他的后面”。冰心动情地说:“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55]母的温存。”
在司徒雷登即将离开燕京大学赴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全体师生依依不舍:“司徒先生，今天我们叫您是司徒校务长，明天我们就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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