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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5 15: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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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著),谢素台(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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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少年试读:

前言

《童年》《少年》《青年》这三个中篇小说是托尔斯泰的成名作。《童年》最早发表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那时只有二十四岁;两年后《少年》发表,一八五七年《青年》发表。评论界把这三部作品习惯合称“自传体三部曲”。自传体文学固然有回忆录的形式,并且具有对当时生活记录的真实性,但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回顾作者的既往生活,所以不能把它当作“自传”来看,托尔斯泰在晚年谈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也说,他写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而是他所熟悉的人们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童年体验的“混合”。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人的经历混合到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来表现呢?这就涉及自传体文学的功能,就是有选择地表现人生历程,从而反省人的生活之路到底如何走,借助于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作家本人对这个世界、对人自身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价值立场。

因此,我们通过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既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的真实生活,更主要的是发现作家本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理念。这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托尔斯泰诞辰一百九十周年出版这个自传体三部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一

托尔斯泰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尽管他在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是被姑姑带养成人,但这并不妨碍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生活在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一直是作为俄罗斯极少数拥有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的一员而存在,而这个时候的俄国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这种社会状况在俄国持续了几个世纪后,到了十九世纪,俄国的贵族知识阶层首先觉醒,意识到俄国如果想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必须要解决野蛮的农奴制问题。农奴制是俄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大量农奴的存在意味着俄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前高达30%—46%)在从事最原始的经济活动,这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欧国家即将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其次是专制压迫的问题,农奴不仅失去了经济自主权,也被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因此,从一八一二年反法战争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中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便越来越高,直到一八六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这就是托尔斯泰前半生所面对的俄国的现实。

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主要考虑制度变革的方法,而托尔斯泰的解决方案与当时俄国的主流观念相对立。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原始的农耕社会、宗法制社会,既不是当时的帝国专制,也不是西欧的代议制。在他看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就在于国家制度破坏了人类原初的和谐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导致人类心灵的恶化。所以,托尔斯泰提出:俄国社会亟须变革,但不能仅靠国家制度的变革,更不能通过暴力革命,因为暴力即使能够暂时带来转机,却会埋下更多暴力的种子。这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首要原则。

我们以往对托尔斯泰主义的理解更多地夸大了这一原则,却忽略了这只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前提,而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命题是:通过人的心灵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主要是说在他身上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基于列宁的评价,此后的许多评论都过分强调了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批判性和妥协性的部分,却遮蔽了这其中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的心灵忏悔、道德完善的内容。而这一点恰恰是俄罗斯文化精神中最具合理性的特点。当托尔斯泰在宣扬他的道德主义的时候,绝不是什么“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而是一个伟大的人类精神的维护者。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者如果没有人的道德支撑,这个制度都将成为当代的奴隶制。因此,就俄国而言,贵族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首先要从他们的灵魂开始更新,从而引导整个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二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实践“就是企图把良善的俄罗斯贵族安插在俄罗斯生活里面”,而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高尔基所说的这件艰巨的工作,就是从自传体三部曲开始的。这是年轻的托尔斯泰最初的文学活动,他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加以描写,但无形中开创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重大使命——从一个贵族的成长来思考人的存在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在自传体三部曲中看到的主人公,贵族少年尼古连卡,就是高尔基所说的“宛若太阳反映在一滴水点上”的那个“水点”。可以说,整个三部曲就是尼古连卡心灵成长的历史,这个自幼缺少爱的孩子,最大的特点不是对这个世界发出抱怨,而是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他身上,无疑会有在那个特定环境中养成的等级观念,但每当这种念头产生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会有另一个声音发出自我谴责。“爱和羞愧”,这就是托尔斯泰对人与上帝关系的基本理解。

在托尔斯泰看来,越是那些生活在底层、没有受过所谓当代教育的人,心灵离上帝越近。所以,在小说中,托尔斯泰把这种爱的品格更多地赋予了那些侍仆。

比如,在托尔斯泰心目中,娜塔利娅就是上帝仆人的典范。娜塔利娅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上帝,正因为如此,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人。有评论认为这个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固有的贵族立场,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个形象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他所身处的贵族阶级的反叛。在他的笔下,作为贵族的父亲、外祖母以及大量身份显赫的人物,从来没有想到过上帝,而作为下人的娜塔利娅,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呼唤上帝”——祈祷,是东正教文化的一个特色。《童年》中描写了一个圣愚苦行者格里沙,他的神圣性就体现在他的祈祷上。格里沙白天行事乖张,夜晚却久久地向上帝祷告、忏悔、哭泣。这个情节本是托尔斯泰童年的亲身经历。托尔斯泰把人在内心与上帝进行交流视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虽然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东正教徒。可以这样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带有明确的世俗生活目的,在内心深处与上帝同在的现实意义就是时刻在心中呼唤良知。

总之,人面对上帝的问题也就是人面对他人的问题,两者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面对上帝——忏悔;二是面对他人——爱。也就是小说中说的“爱和羞愧”。

小说围绕着主人公尼古连卡主要写了他的三种人际关系:“我”与贵族圈中的人(包括家中的长辈),与侍仆,与朋友(包括兄弟姐妹和恋人)。

非常明显,作者对贵族圈中的人普遍持否定态度,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人就是亟须灵魂改造的人,他们掌握着大量奴仆的命运,甚至掌握着整个俄国的命运,但俄国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人缺少对自己灵魂之恶的反省。

在尼古连卡与侍仆的关系上,小说不吝笔墨,把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爱寄寓其中。这首先体现在自幼看着他长大的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身上。尼古连卡与她的关系,与其说是主仆的关系,不如说她既是他的知心朋友,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镜像”。这个知心朋友给了他从父母和兄弟姐妹那里无法获得的真正的理解和抚慰,他从这个镜像中学到了爱,学到了自我反省。

小说还对家庭教师卡尔·伊万内奇这个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小尼古连卡在悲伤的时候常常想,他自己的命运甚至与卡尔是一样的,都是被命运所抛弃的人。

尼古连卡与同龄人的关系才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从来都是怀着强烈的渴望融入对方的心灵世界,然而不幸的是,他遭遇得更多的是拒绝和隔膜。他渴望与所有人相爱,他天真地以为所有人都爱他,理解他,但其实这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童真未泯、良知清醒的贵族少年,尼古连卡就这样被他自己的阶级拒绝,成为一个孤独的觉醒者。在尼古连卡的同龄人中,有一个人物甚至对于整个托尔斯泰的创作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是最后一次出场,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自传体三部曲中。如果说尼古连卡这个形象的原型更多的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涅赫柳多夫则完全是作家按照他的理念设计出来的人物,或者说是托尔斯泰理想中的自我。高尔基甚至认为,涅赫柳多夫形象就是俄罗斯生活的象征:“六十年来,涅赫柳多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六十年来,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生活,几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三

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具有明显的特色,是对其生命理念的极为出色的表达形式。

一般评论都把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看作“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但这类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主人公的“成长”,即巴赫金所说的“人在历史中成长”,因为历史发生了变化,人不能不随之而变化。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不是典型的此类成长小说,因为其中既没有写出历史的变化,也没有写出人物的成长。托尔斯泰的基本立场是描写人的心灵变化,无论历史如何变动,人的心灵的“历史”是同一性的,如果说它有一个变化或成长过程,那么这也是一个永恒的模式:纯真——罪孽——复活。而实质上,这三个生命阶段往往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存在的,这也源于托尔斯泰对于生命的理解。每个人同时既受到原初的纯净的灵魂的支配,同时也受到世俗之恶的诱惑,而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就是人的复活的表征。托尔斯泰对孩子有着特殊的喜爱,原因就是他在孩子身上看到了人的美好品格,一方面他说:“孩子也并非无罪。在他们身上比成年人较少罪孽而已,但他们已有肉体罪孽。……没有罪孽,就没有生活。”一方面他又说:“孩子比成年人更睿智。小孩不会分辨人们的称谓,而是用全副的灵魂去感受人人身上存在的、对他和所有人来说都是同一的东西。”“不要相信无法做到人人平等、或者它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可能实现的说法。要向孩子学习。”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成长观:人在童年时代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靠着某些本能生活,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生物性本能清除掉,才能真正成为只靠灵魂生活的人;然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世界污染的过程,所以,人在步入成年后应该努力回归童真。

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的创作之历史意义,今日已被评为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一切经验之总结,他的作品将永世留存,俨若天才的顽强劳动的纪念碑,他的作品乃是说明一个顽强个性在十九世纪为了替自己在俄国历史上寻求地位和事业这目的而做的一切探索的文献。”而我要说,托尔斯泰的意义远不只对十九世纪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未来的精神发展的永恒预言。王志耕二一八年九月于南开大学一 长途旅行

两辆马车又驶到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前,一辆是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一个使女,管家雅科夫自己坐在驭台上;另外一辆是小四轮马车,我、沃洛佳和刚刚从代役租农奴中找来的仆人瓦西里乘这辆车。

爸爸应该在我们启程后的三五天也去莫斯科,他光着头站在台阶上,对着轿式马车的车窗和小四轮马车画十字。“哦,愿基督与你们同在!走吧!”雅科夫和车夫(我们乘的是自用马车)摘下帽子,画了十字,“驾!驾!上帝保佑吧!”两辆马车的车厢开始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林阴大道的白桦树一棵接着一棵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丝毫也不忧郁,因为我并不留恋我所留下的东西,而是使思绪飞驰到我将要遇到的事物上。当时我的头脑里还充满着沉痛的回忆。但是在踏上旅途之后,离开那些触动哀思的事物越远,那些回忆也就越失去它们的作用,不久就被充满力量、生气和希望的生活意识的愉快感情所取代了。

我以前很少像我们这次四天的旅途中这样度过几天那么舒服和美好的日子,我不说这几天过得快活,因为我还不好意思耽于欢乐。我的眼前没有了我每次走过都要不寒而栗、我母亲的寝室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也没有了不但没有人走近反而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的那架关上的钢琴,也没有丧服(我们都穿着普通的旅行服装),也没有那一切使我生动地想起那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一切使我因为害怕侮辱对她的怀念而避开的洋溢着生命的东西。这儿,恰好相反,美丽如画的清新的景物不断地吸引和分散我的注意力,春天的自然环境在我心灵中唤起了快感,那是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光明的希望。

一清早,那位不讲情面的、像所有新来当差的人那样过分积极的瓦西里就掀开我的被子,说一切都准备停当,该出发了。随便你怎样把身子缩作一团,怎样耍滑头,或者发脾气,为了使早晨的美梦哪怕多延长一刻钟,但是,从瓦西里的坚决神色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准备再把被子掀开二十次;于是我就跳起来,跑到院子里去洗脸。

门廊里的茶炊已经烧开了,驾驭前导马的米季卡正在吹火,脸红得像只龙虾。院子里很潮湿,雾蒙蒙的,仿佛有蒸汽在从恶臭冲鼻的粪堆上腾起;太阳用愉快而明朗的光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和院子周围宽大棚屋的闪烁着露珠的草屋顶。棚屋下面可以看见我们的几匹马拴在马槽附近,可以听见它们不慌不忙的咀嚼声。一只毛蓬蓬的看家狗,黎明前在干粪堆上打了个盹,伸了个懒腰,摇摇尾巴,小步向院子对面跑去。一个忙碌的农妇打开吱呀作响的大门,把一群好像在沉思的牛赶到外边,那里已经可以听见畜群的践踏声、哞哞声和咩咩声,她同一个睡意蒙眬的邻居交谈了几句。菲利普卷起衬衫袖子,从深井里绞起一只水桶,清水泼溅着,他把水倒进一条橡木槽里,一群睡醒的鸭子已经在槽边的水坑里哗啦啦地戏水了;我颇有兴趣地望着菲利普那张长着大胡子的出色的脸庞和他那强有力的光胳膊一用力就明显地突露出来的粗筋和肌肉。

米米带着姑娘们睡在隔板后面,昨晚我们隔着隔板交谈过,现在那里有了响动。玛莎捧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我们的好奇,尽力用衣服把它们蒙住),从我们身边跑过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她打开了门,招呼我们进去喝茶。

瓦西里一时过分起劲,不住地跑进屋里来,一会儿搬走这件东西,一会儿又搬走那件,朝我们挤眉弄眼,想方设法恳求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早点上路。马匹套好了,偶尔把挽具上的铃铛弄响,来表示它们等得不耐烦了。旅行皮包、箱子、大大小小的匣子又装上车,我们就了座。但是,每次我们都发现小四轮马车里东西堆成山,没有座位可坐,因此我们完全莫名其妙,不知昨天这些东西是怎么装进去的,如今我们又怎么坐才好。特别是一只有三角形盒盖的胡桃木茶叶盒,不但放在我们坐的小四轮马车里,而且放在我的身子底下,这使我气愤极了。但是瓦西里说,它会被压低下去的,我也只好相信他。

太阳刚刚升到遮住东方的密密层层的白云上边,四周的景色就被静穆而令人愉快的光辉照亮了。我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丽,我的心情是那么轻松宁静……道路像一条宽阔得出奇的缎带,在布满干了的麦茬的田地和露珠闪烁的绿树之间蜿蜒伸展。路上偶尔可以遇到一棵阴郁的爆竹柳,或者一棵长着黏性小叶子的小白桦,这些树在干了的黏土车辙上和路上的小青草上投下纹丝不动的、长长的阴影……车轮和铃铛的单调响声并没有掩盖住在路旁盘旋的百灵鸟的歌声。早晨的清香盖过了我们的小四轮马车里所特有的被虫蛀过的呢绒的气味、尘土味和一股酸臭味。我内心感到一种愉快的不安,一种跃跃欲试的愿望,这是真正欢乐的标志。

我在旅店里没有来得及祷告;但是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要是哪一天我由于某种情况忘记完成这项仪式,我就会遇到什么不幸,于是我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摘下帽子,转向马车的一角,念祈祷文,在短外衣里画十字,不让人看见。但是,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事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有几次我心不在焉地把一句祈祷文重复念了几遍。

在大路旁蜿蜒伸展着的人行小道上,出现了一些缓慢移动的人形,那是女香客们。她们头上包着脏头巾,身后背着桦皮背囊,脚上裹着肮脏的破包脚布,穿着沉甸甸的树皮鞋。她们有节奏地挥动着手杖,迈着迟缓而沉重的脚步鱼贯向前走去,并不回头望我们。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她们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她们的旅途很长吗?她们投在路上的长长的影子会和她们将要经过的爆竹柳的阴影联结成一片吗?一辆套着四匹驿马的马车朝我们飞驰而来。两秒钟以后,一些亲切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的面孔,在隔开两尺的地方闪过去了,我觉得很奇怪,这些面孔同我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它们。

两匹汗淋淋、毛蓬蓬的马套着颈轭,拖着挽具在路旁奔驰;后面,一个年轻的马车夫把穿着大靴子的长腿耷拉在马的两边,马脖子上驾着轭,小铃有时轻轻响着。他把毡帽歪戴到一边耳朵上,拉长声音唱着一支歌。他的脸上和姿态中流露出一副懒洋洋的、逍遥自在的神情,简直使我觉得,做一个赶马车的,骑着马来回走,唱着忧伤的小调,真是无上的幸福。山谷那边遥远的地方,在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座绿顶的乡村教堂;那边有乡村,有乡绅宅邸的红屋顶和碧绿的花园。谁住在那幢房子里?里面有小孩、父母或者教师吗?我们为什么不把车驶到那幢房子跟前,跟主人结识一下呢?这儿来了一串大车,每辆都套着三匹肥壮的、粗腿的马,我们得紧挨着路边才走得过去。“你们运的是什么?”瓦西里问第一个车夫,那个车夫把两条粗腿从车上垂下来,挥舞着鞭子,茫然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一直到远得听不见的时候,才回答了一句什么。“你们运的什么货?”瓦西里对另一辆大车问道,在那辆车前边围着栏杆的地方,躺着另外一个车夫,身上盖着一张新蒲席。从蒲席下面突然探出一个脸色通红、长着亚麻色头发和两撇小红胡子的脑袋,用冷淡和轻蔑的眼光向我们的马车瞥了一眼,然后又把头蒙上了。我当时想道:“这些车夫大概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来踪和去处……”

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我一直在东张西望,饱览各种景物,而没有注意里程标上的歪歪扭扭的数字。但是,现在太阳更猛烈地照射在我的头上和背上,道路变得更加尘土飞扬,茶盒的三角盖开始使我极为不安,我几次改变姿势:我觉得闷热、不舒服、无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里程标和上面的数字上去;我做了种种计算,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下一站,如“十二俄里是三十六俄里的三分之一,到利佩茨还有四十一俄里,就是说,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还剩多少呢?”诸如此类。“瓦西里,”当我看见他开始在赶车的座位上钓鱼的时候,我说,“让我坐到赶车的座位上去吧,亲爱的。”瓦西里同意了。我们调换了位置;他立刻发出鼾声,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着,弄得别人在马车里简直没有容身之处;我坐在赶车的座位上高瞻远瞩,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片赏心悦目的美景——我们的四匹马:涅鲁钦斯卡娅、“教堂诵经员”、左辕马和“药剂师”,它们的最细微的地方和每匹马本性上的细微差别,我都研究到了。“今天‘教堂诵经员’为什么不套在左边,却套在右边,菲利普?”我有点胆怯地问。“‘教堂诵经员’吗?”“还有涅鲁钦斯卡娅根本就没有拉!”我说。“不能把‘教堂诵经员’套在左边,”菲利普说,不理睬我最后的一句话,“它不是那种可以套在左边的马。左边需要那样一匹马,总之一句话,是要一匹好马,而它不是那样的马。”

菲利普说着这话,就向右边俯下身去,拼命拉缰绳,用那么一种特殊手法开始从下面抽打“教堂诵经员”的尾巴和大腿,虽然“教堂诵经员”拼命拖动整个马车,菲利普直抽打到他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才罢手。他的帽子本来好好地、牢牢地戴在头上,这时,他不知为什么把它推到了一边。我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菲利普让我赶一会儿车。菲利普起初交给我一根缰绳,然后交给我另一根;最后把六根缰绳和马鞭全都交到我手里,我感到十分幸福。我想尽方法模仿菲利普,还问他好不好。但是通常总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不满意我,不是说这匹马拉得太吃力,就是说那匹马完全没有拉,最后从我身后伸过胳膊,夺去了我手中的缰绳。天气越来越热;一朵朵白云像肥皂泡一样开始向天空飘去,越飞越高,聚拢到一起,呈现出暗灰的色调。从马车窗口伸进一只手,递过来一只瓶子和一个小包;瓦西里以惊人的灵活劲儿从奔驰着的马车上跳下去,给我们拿来奶渣饼和克瓦斯。

遇到陡坡,我们就都下车,有时争先恐后地跑到桥边,同时,瓦西里和雅科夫轻轻地刹住车轮,然后在两边抓住马车,好像如果翻车,他们能拉得住似的。后来,得到米米的许可,我或者沃洛佳就坐进轿式马车,而柳博奇卡或者卡坚卡就坐进小四轮马车里来。这种变动使姑娘们得到很大的乐趣,因为她们说得很对,在小四轮马车里快活得多。有时,在炎热的时刻穿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我们就叫轿式马车先走,我们留在后面折下一些绿树枝,在小四轮马车上搭一座凉亭。这个活动凉亭用全速追赶轿式马车,这时柳博奇卡就用尖得刺耳的声音喊叫起来,每当她开心到极点的时候,她从来忘不了这么做。

我们预定要在那里吃饭和休息的村子就要到了。已经闻到了乡村的气息——烟、柏油和面包圈的味道;我们听到人声、走路和车轮的声音;马身上的铃铛不像在旷野里那么响亮了;两边隐隐约约出现一些草顶的木屋,带有镂花的木台阶和装着红红绿绿百叶窗的小窗户,有些窗口探出一个好奇的女人的头来。有些只穿衬衣的农家男孩女孩,睁大眼睛,伸着胳膊,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或者飞快地光着脚在尘土里追逐我们的车辆,不顾菲利普的威吓手势,极力爬到缚在后面的皮箱上。有两个红头发的旅店主从车子两边跑过来,说着动听的话,打着讨人喜欢的手势来招徕旅客。大门吱呀响了一声,车上的横木碰在门上,然后我们的马车赶进了一家旅店的院子。接着是四小时的休息和自由!二 雷雨

夕阳西下,它那炎热的斜晖照射着我的脸颊和脖颈,像火烧似的,令人难以忍受;小四轮马车的边缘烫得连碰都碰不得;浓厚的尘土从大路上腾起,布满空中。没有一丝微风来把它吹散。在我们前面,轿式马车隔着一定的距离有节奏地摇晃着车顶上行李放得很高、蒙满灰尘的车身,从车身那边不时可以看到车夫挥舞着的鞭子、车夫的帽子和雅科夫的便帽。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论是在我身旁打盹的沃洛佳的被灰尘弄黑的面孔,不论是菲利普背部的动作,也不论是我们的小四轮马车拖在后边的斜斜的长影,都不能给我解闷。我的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从远处就看到的里程标和片片云彩上,这一片片的云彩原来分散在天边,现在却拖着险恶的黑影,聚成了一大片阴云。有时传来远处的雷鸣声。最后这种情况特别使我急不可耐地要快些赶到客店。雷雨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忧郁和恐怖的沉重心情。

离最近的村庄还有十俄里左右,可是不知从哪儿飘来一大片紫黑色的乌云,虽然没有一丝风,乌云却飞速地向我们飘过来。太阳还没有被乌云遮住,明亮地照耀着它那阴郁的云团和由它直拉到天边的一道道灰色的云。远方有时打闪,传来微弱的雷声,后来这雷声逐渐增强,自远而近,变成断断续续、响彻整个天空的霹雳。瓦西里从赶车的座位上欠起身来,拉起车篷;车夫穿上外套,打一次雷,他们就摘下帽子画一次十字;马匹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好像在嗅那片迫近的乌云带来的新鲜空气;于是,小四轮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加速前进。我觉得惊心动魄,感到血管里的热血流得更快了。现在,最前面的乌云已经开始遮住太阳。太阳投下最后的一瞥,照亮了阴沉可怕的天边,就消失不见了。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样,呈现出一派阴惨的景象。白杨树林开始颤动。树叶变成苍白色,衬着紫色的乌云,这种颜色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树叶沙沙响着,旋转着。高大的白桦树的树冠开始摇晃,一簇簇干草从大路上飞过去。雨燕和白胸脯的燕子仿佛打算阻挡我们一样,在小四轮马车周围飞翔,从马肚皮底下穿过去;乌鸦展开羽毛凌乱的翅膀,似乎在侧身顺风斜飞;扣在我们身上的皮帘子的边缘开始掀动,放进了一阵阵湿风,皮帘子鼓动着,拍打着马车的车身。一道闪电仿佛就打进了马车,令人目眩,刹那间照亮了灰呢子、金银线带和沃洛佳蜷缩在角落里的身形。就在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阵极大的轰隆声,它好像以一个巨大的螺旋线越升越高,越扩越广,声音逐渐加强,变成震耳欲聋的霹雳,使人不由得打哆嗦,连气也不敢出。“上帝发怒了!”这种民间流传的想法包含着多少诗意啊!

车轮滚动得越来越快了;从瓦西里和焦躁地抖动着缰绳的菲利普的背影看来,我觉得他们也很害怕。小四轮马车飞也似的向山下驰去,咕咚咕咚地驶上木桥;我动也不敢动,以为我们随时都会同归于尽。

咔嚓一声,车上的拴套轴掉了下来,尽管雷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我们却不得不停在桥上。

我把头靠着马车的边上,屏住呼吸,揪着心,绝望地注视着菲利普的粗大的黑指头的动作。他一边缓慢地用鞭子抽马,拉正挽索,一边用手掌和鞭柄推着拉边套的马。

我的忧郁和恐惧交织的惊惶不安的心情随着雷雨的增强而加剧,但是在雷雨大作之前通常出现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时刻到来时,这种心情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刻钟的话,我相信一定会由于激动而死去。就在这时,桥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裳又脏又破的人,他的脸浮肿而愚蠢,头发剪短的脑袋摇晃着,两条罗圈腿骨瘦如柴,一只手没有了,只剩下一截通红的、光溜溜的残臂,他就把这残臂一直伸到小四轮马车里来。“老——老——爷!看——在基——督面上,赏给残——废人点东西吧!”这个乞丐用痛苦的声音说,说一个字就画一个十字,深深一鞠躬。

我表达不出当时我内心寒彻骨髓的恐怖心情。我毛骨悚然,眼睛吓得呆呆地紧盯着那个乞丐……

沿路施舍的瓦西里,指示着菲利普怎样绑好车前的拴套轴,等一切就绪,菲利普拿起缰绳,爬上赶车的座位时,他这才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东西来。但是我们的车子刚一行驶,就来了一阵耀眼的闪电,一瞬间使整个山谷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连马都不敢迈步了;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好像整个苍穹会在我们头上塌下来。风越来越猛;马鬃和马尾、瓦西里的外衣、皮帘子的边缘,都向一个方向吹去,拼命在狂风中招展。一滴大雨点沉甸甸地落到小四轮马车的皮篷上……接着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突然间,仿佛有人开始在我们头顶上敲鼓一样,周围响起落下来的雨点的均匀的淅沥声。从瓦西里的胳膊肘的动作看来,他在解钱袋;那个乞丐,还在一边画十字,一边行礼,紧挨着车轮跑着,他随时都可能被轧死。“赏点儿钱吧,看在基——督面上!”一个铜板终于从我们身边飞过去,那个浑身湿透、衣服紧裹在枯瘦肢体上的可怜人,手足无措地站在大路中间,在风中摇晃着,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雨被狂风吹斜了,倾盆似的降下来;雨水从瓦西里的粗布外套的背上不断流到在皮帘子上形成的混浊水洼里。尘土起初被打成泥团,经车轮轧过后又变成泥浆;颠簸得轻一些了,混浊的水流在黏土的车辙里流动。闪电照耀得更宽阔,颜色更苍白了,在节奏分明的哗哗的雨声中,雷声已经不那么令人惊心动魄了。

现在雨小些了;乌云开始分散成一朵朵云彩,在大概是太阳的地方开始发亮,透过乌云的淡灰色边缘,微微露出一小块晴朗的蓝天。过了一分钟,一线羞怯的阳光就已经在大路的水洼里,在仿佛筛落下来的细直的雨丝上,在被雨水冲洗过的路边的鲜嫩青草上闪烁着。一片乌云还是那么险恶地遮住对面的天边,但是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体验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情绪,这种心情迅速地代替了我那沉重的恐怖感。我的心灵像焕然一新的、欢欢喜喜的大自然一样微笑着。瓦西里翻下外套的领子,摘下帽子抖了抖;沃洛佳掀开帘子;我从小四轮马车里探出身去,贪婪地吸着芳香的新鲜空气。轿式马车的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光亮的车身,连同顶上的箱子和提包,一起在我们前面摇晃着;马背、皮套、缰绳和轮带全都是湿漉漉的,像油漆过一样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大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越冬麦田,有些地方被浅浅的沟渠割断,这块麦田里闪现着潮湿的泥土和植物,像一块浓绿的地毯一样一直铺到天边;大路的另一边,有一片夹杂着胡桃树和野樱桃树的白杨树林,它好像过分欢乐似的,纹丝不动地屹立着,慢腾腾地把亮晶晶的雨珠从洗净的树枝上滴落到去年的枯叶上。生着冠毛的云雀唱着愉快的歌曲到处盘旋,迅速地飞掠下来。在潮湿的树丛里可以听见小鸟在忙碌活动,从丛林中间很清晰地传出杜鹃的啼声。春天雷雨过后树林的这种奇妙的芬芳,白桦、紫堇、腐叶、羊肚菌和野樱桃的气味,是那么令人心醉,我在马车里简直坐不住了,于是从踏板上跳下来,往树丛里跑去,虽然滴落下来的雨点洒了我一身,我还是去攀折开着野樱桃花的潮湿树枝,用它来轻打我的脸,吸着它醉人的芳香。我甚至毫不注意靴子上沾了大泥团,袜子早就湿透,我蹚着泥浆,跑到轿式马车的窗前。“柳博奇卡!卡坚卡!”我喊道,递进去几枝野樱桃花,“你们看,多好啊!”

姑娘们大呼小叫起来;米米大嚷着要我走开,她说我要是不走开,一定会被轧死。“可是你闻闻,多好闻啊!”我叫道。三 新观点

在小四轮马车里,卡坚卡坐在我身边,低着她那美丽的小脑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从车轮下面飞驰过去的满是灰尘的道路。我默默地望着她,由于我初次在她那粉红色的小脸上发现那种不像孩子所有的忧郁神情,不禁感到吃惊。“我们不久就要到莫斯科了,”我说,“你想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她不乐意地回答说。“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以为它比谢尔普霍夫大还是小呢?……”“什么?”“我没什么。”

但是,凭着一个人用来猜测另一个人心思和用来作为谈话引线的直觉,卡坚卡明白她的冷淡使我痛苦;于是她抬起头来,对我说:“爸爸对你们讲过,我们要住在你外祖母家吗?”“讲过;外祖母希望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住在那儿吗?”“当然啰。我们住在楼上的一边,你们住在另一边,爸爸住厢房;但是,我们都在楼下同外祖母一起吃饭。”“妈妈说,外祖母非常傲慢,爱发脾气,对吗?”“不,不,只是乍看起来仿佛这样。她样子傲慢,但是一点也不爱发脾气;恰好相反,她很仁慈,很快活。要是你看见在她的命名日举行的舞会就好了!”“反正我怕她;况且,天知道,我们会不会……”

卡坚卡突然不作声了,又沉思起来。“什——么?”我不安地问。“不,没有什么。”“不对,你为什么说‘天知道……’呢?”“你是说,外祖母家举行过一次很好的舞会吗?”“是的,可惜你们没有参加。有好多客人,大概有上千人,还有音乐,有将军,我也跳了舞……卡坚卡!”我说了半截突然停止描述,“你不在听吧?”“不,我在听;你说你跳舞来的。”“你为什么这么忧愁?”“人不能总是快活的。”“不,自从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你变多了。老实告诉我,”我补充一句说,带着坚决的神色转向她,“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古怪?”“我是很古怪吗?”卡坚卡兴奋地回答说,表明我的评论使她感到兴趣,“我一点也不古怪。”“不,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接着说,“以前看得出来,你和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你把我们当亲人看待,像我们爱你那样爱我们,但是现在你变得那么严肃,避开我们……”“没有的事……”“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打断她的话头,觉得鼻子已经有点发酸,这是我倾诉憋在心里已久的思想时经常涌到眼里来的泪水的前奏,“你躲避着我们,只同米米讲话,好像你不愿意认识我们一样。”“但是人不能老是一个样子,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卡坚卡回答,她有一个习惯,当她不知道怎么讲才好的时候,她就用一种“宿命论”的必需来解释一切。

我记得,有一次她同柳博奇卡吵嘴,柳博奇卡管她叫傻丫头,她回答说:“不能人人都聪明,也该有傻的呀。”但是,她说“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这个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于是我继续追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呢?”“要知道,我们不能永远住在一起,”卡坚卡回答,脸有点红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菲利普的后背,“我妈妈是你故去的母亲的好朋友,可以住在她家;但是同伯爵夫人,据说她脾气很大,天晓得,她们合不合得来?况且,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别的;你们有钱——你们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可我们穷,妈妈一无所有。”“你们有钱,我们穷”这句话和其中包含的概念,使我觉得万分奇怪。照我当时的理解,只有乞丐和农民才是穷人,在我的头脑中,“贫穷”这个概念怎么也不能同优雅美丽的卡坚卡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既然米米和卡坚卡过去总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么将来也会永远同我们住在一起,共享一切。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但是现在,我的头脑里涌现出许许多多有关她们无依无靠情况的新奇而模糊的想法,一想到我们有钱、她们穷,就使我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望卡坚卡一眼。“我们有钱,她们穷,那又有什么呢?”我心里想,“为什么因此就必须分离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财产平分呢?”但是我懂得,同卡坚卡不便谈这个,一种与这个合乎逻辑的思考相矛盾的现实的本能已经暗示我,她的话是对的,向她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合适的。“难道你真要离开我们吗?”我说,“分开了我们可怎么过呢?”“那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也很难过;不过万一如此,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去做女演员吗?……那简直是胡闹!”我接茬说,知道做女演员是她的宿愿。“不,那是我小时候说说的……”“那么你要做什么呢?”“我要进修道院,住在那里,穿上一件黑长袍,戴一顶天鹅绒帽子。”

卡坚卡哭起来了。

读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种情形:在一生中的一定时期,你们突然发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好像你们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突然把它的另一面,你还不认识的一面转向你们。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在我们旅行的期间初次在我心里发生,我认为,我的少年时代就是从此开始的。

我心里头一次有了这样明确的思想,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即我们一家人),并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们为中心,而是还有别的人们,还有另外的生活存在,那一切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不关心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以前也知道这些,但是并不像现在认识得那么清楚,以前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感觉到。

一种思想转变成一种信仰,只经过某种一定的途径,而这途径时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与别人获得同样信念所走的途径大不相同。同卡坚卡的这次谈话使我深为感动,并且使我考虑到她未来的境遇,对我说来,这次谈话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当我望着我们路过的乡村和城市,每幢房子里至少都住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望着那些由于一时好奇而打量着我们的马车、随后就永远消失了踪影的妇女儿童,望着那些不但不向我们行礼致敬(像我在彼得罗夫斯科耶见惯的那样),甚至都不赏脸看我们一眼的店员和农民,我心头初次涌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那么他们对什么感到兴趣呢?由这个问题又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他们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他们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们?是否教他们念书?让他们玩耍吗?怎样责罚他们呢?诸如此类。四 在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以后,我对于事物、对于人以及我同他们的关系的看法上的改变,更加明显了。

刚同外祖母见面,当我看见她那清瘦的、布满皱纹的脸和无神的眼睛时,我对她怀着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敬畏心情就变成了同情;而当她把脸俯在柳博奇卡的头上,好像她爱女的尸体就摆在她眼前一样呜咽起来时,我心里的同情甚至变成了爱。我看见她一见到我们就十分悲伤,心里很不舒服;我意识到,我们本身在她眼中算不了什么,她珍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好像是一场回忆;我觉得她印在我们脸颊上的每一个吻,都表现着这么一种思想:她不在了,她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爸爸到了莫斯科,几乎完全不管我们,总是那么心事重重,只有吃午饭时才穿着黑色大礼服或者燕尾服到我们这里来。他,他穿的那件大翻领的衬衣和长袍,他和村长、管家去看打谷场或者去打猎的行动,都在我的心目中大大丧失了威信。卡尔·伊万内奇(外祖母管他叫保育员)不知为什么突然异想天开,在他那令人尊敬的、我看惯了的秃头上戴上了中间分缝的火红色假发,显得那么古怪和可笑,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姑娘们和我们之间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她们和我们都已经各有各的秘密了;她们仿佛因为裙子长了一些而感到自豪,而我们则因为裤腿上有饰带而自豪。头一个星期日米米下来吃午饭时,就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帽子上系着那样华丽的缎带,令人立刻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不是在乡下,今后一切都要不同了。五 哥哥

我比沃洛佳只小一岁零几个月,我们在一起长大,总是在一起学习和游戏。我们之间没有长幼的区别;但是就在我所讲的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在年龄、兴趣或者能力上,我和沃洛佳都没法相比。我甚至觉得,沃洛佳自己也意识到他的优越,而且以此自豪。这种信念也许是假的,是我每次和他发生冲突时,使我痛苦万分的自尊心引起的。他在游戏上、学习上、争论上和举止上,样样都比我强,这一切使我和他疏远起来,使我感到一种难以理解的精神痛苦。例如,当他们第一次给沃洛佳做了有褶缝的荷兰式衬衫的时候,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没有这样的衬衫我非常苦恼;我确信,有了它我会自在得多,不至于在他每次整理衣领时,都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侮辱我。

最使我苦恼的是,有时我觉得,沃洛佳理解我,但是他极力隐瞒着这一点。

有谁没有留意到,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弟兄、朋友、夫妻、主仆之间,特别是这些人如果不以诚相见的话,在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动作或者眼色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神秘的、无言的关系呢?当人们的目光胆怯而踌躇地相遇时,在一个无心的眼光中,流露出多少一言难尽的愿望、思想,或者怕被识破的心情啊!

但是,在这方面,也许我的过分敏感和好分析的癖性欺骗了我;也许沃洛佳的感觉一点也不像我那样。他是热情、坦率、兴趣不固定的人。他对形形色色的事物感到兴趣,全心全意地迷恋着它们。

有时他突然迷上了绘画:他自己画,用他所有的钱去买画,向绘画老师、爸爸和外祖母去讨画;有时他热爱上装饰品,从全家收集得来,摆在小桌上;有时他又爱好起小说来,悄悄地弄到手,整天整夜阅读……我不由自主地被他的热情吸引住了;但是我太骄傲,不肯模仿他,同时又太年轻,没有主见,无法替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最倾慕的是沃洛佳那种愉快、高贵而坦率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我们吵嘴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是我模仿不了他。

有一次,当他爱好装饰品的癖好达到极点时,我走到他的桌前,无意中打碎了一个空的、鲜艳多彩的小瓶。“谁叫你动我的东西?”沃洛佳说,他走进屋里,看到由于我破坏了他桌上形形色色的装饰品的对称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小瓶在哪儿?一定是你……”“是我无意中弄掉下去,把它打碎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请你永远不许动我的东西。”他说着,把打破了的小瓶的碎片凑在一起,心疼地望着它们。“请你不要下命令,”我回答说,“打碎了就打碎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我微微一笑,虽然我一点也不想笑。“是的,对你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却有什么,”沃洛佳接下去说,耸耸肩膀,这是他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姿势,“打碎东西还笑!多么讨厌的小子!”“我是小子;可是你又大又蠢。”“我不打算和你破口对骂,”沃洛佳说着,轻轻推我一把,“滚出去!”“别推!”“滚出去!”“我告诉你,别推!”

沃洛佳抓住我的手,就要把我从桌旁拉开;但是我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我抓住一只桌腿,把桌子掀翻了。“我给你一下子,叫你瞧瞧!”于是,所有的瓷器和玻璃装饰品都哗啦一声掉到地板上了。“讨厌的小子!……”沃洛佳大叫了一声,拼命想接住落下来的东西。“得,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我一边走出屋去,一边想,“我们永远闹翻了。”

直到傍晚我们互相都没有讲话。我觉得自己错了,不敢看他,整天什么都干不了;可是沃洛佳却恰恰相反,他学习得很好,午饭后和姑娘们照常谈笑。

我们的教师刚一教完功课,我就走出屋去。单独同我哥哥留在屋里,我觉得害怕、不自在和难为情。晚上历史课以后,我拿起练习簿,就朝门口走去。走过沃洛佳身边时,虽然我想走到他跟前,同他言归于好,但是我噘着嘴,竭力装出一副怒容。这时沃洛佳抬起头来,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善良的讽刺的微笑大胆地望着我。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明白他了解我,而且他知道我明白他了解我;但是一种不可克服的感情使我扭过身去。“尼古连卡!”他用十分随便的、毫不激动的声音说,“别生气了。要是我得罪了你,就原谅我吧。”

说着他向我伸出手来。

我感到有个东西越升越高,忽然压住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但是,只过了一秒钟,我的眼睛流出眼泪,觉得好过些了。“原谅……我,沃洛佳!”我说着,紧紧握住他的手。

沃洛佳望着我,但是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眼中含着泪似的……六 玛莎

我对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但是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改变是:我不再把一个使女看作女性的奴仆,而把她看成一个女人,我的安宁和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她为转移的。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玛莎在我们家里,但是直到发生这件使我对她的看法完全改变的事情之前——这件事我就要叙述——我对她丝毫没有注意。我十四岁时,玛莎大约二十五岁;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不敢描写她,唯恐在我的想象中又出现当我热爱她时所形成的那种令人心荡神怡的虚幻形象。为了不弄错,我只说她皮肤白皙异常,身体婀娜多姿,像个妇人;那时候我十四岁。

我有时手里拿着课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极力只踏在地板缝上,或者唱一支毫无意义的曲子,或者用墨水涂黑桌子边,或者不动脑筋地重复一句格言,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心思工作,想象占了上风,一味地找寻印象;有一回,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离开了教室,漫无目的地走到楼梯口。

有人穿着便鞋从下面的楼梯走上来。当然我想知道这是谁,但是突然脚步声没有了,我听见玛莎的声音说:“喂,您为什么要胡闹呀?要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了,这样好吗?”“她不会来的。”沃洛佳的声音悄悄地说,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沃洛佳想把她拦住。“喂,您的手往哪儿伸呀?真不害臊!”玛莎说着,从我身边跑过去,头巾歪在一边,从头巾下面露出她那丰满的白脖颈。

我表达不出,这个发现使我多么惊奇;但是过了不久,这种惊异的心情就被我对沃洛佳的行动的同情代替了。这种行动本身已经不使我惊异,使我惊异的是,他怎么会发现这样做是愉快的。我不由得想模仿他。

有时我在楼梯口消磨好几个钟头,什么都不想,很紧张地谛听着楼上最轻微的动静;但是,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效法沃洛佳,虽然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渴望的事。有时,我躲在门外,怀着又嫉妒又羡慕的痛苦心情倾听着使女室里发出的嘈杂声,于是我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上楼去,也像沃洛佳那样,想吻吻玛莎,我的情况又怎样呢?要是她问我要干什么,长着大鼻子和头发翘着的我,可怎么回答呢?有时我听见玛莎对沃洛佳说:“真是造孽!真的,您老缠着我干什么?走开,顽皮的孩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怎么从来不来胡闹呢?……”她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时正坐在楼梯下边,情愿为了处在顽皮的沃洛佳的地位而牺牲世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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