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的悬案：世界军事之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军事小天才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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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的悬案：世界军事之谜试读：

引言

军事历史伴随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并不是那么简单明了，其中有许多丢失答案、悬而未解而又耐人寻味的谜。这些军事谜团，有的已埋藏在地底下数千年，有的躺在先人历史古籍或是人文传说中，有的尘封在军事档案不得解密，也有的正在进行追索中等待时间来解决。

例如：我国最早的军队出现于何时？谁是晋阳起兵的领头人？

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何不堪一击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并吸收了一些历史学、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和部分舆论报道信息，从世界军事历史和当代军事战争中挑选出了42个重大军事谜题，分为

军队篇

人类已经迈进了21世纪，当今世界日益发达的科技，给我们探究谜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我们相信在各位军事迷的追寻和探索下，那些逝去的谜底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跟随本书的脚步，一起去寻访人类军事史上那些至今仍悬而未决的谜团吧。军队篇中国最早的军队究竟出现于何时？风光一时的北洋水师因何覆灭？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到底下落何方？……这一个个军队的谜题，让人困惑，更让人激动。

我国最早的军队出现于何时

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军队一直在国家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究竟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有军队的？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定论。

史书记载中最早的说法是在上古的神农时期。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第一百四十八卷记载：“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补遂（有的书作斧遂，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之战，阪泉之师。”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见威王”一段中也有“神农战斧遂”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在神农时期已建有军队，而且还因斧遂对神农不臣服，神农领兵去讨伐。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神农时期属于原始社会，那时还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看，似乎也不具备建立军队的条件。当然也不排斥部落中有少数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神农伐斧遂只是古代的传说，很可能只是一次部落冲突（战争）。

根据第二种说法，最初的军队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公元前二十六至前二十二世纪黄帝时期。汉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皈泉之野。……蚩陕西黄帝陵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以上这段文字中“修德振兵”的“兵”，指的就是军队。“征师诸侯”的“师”，指的也是军队，是从诸侯那里征调来的。这段文字说明，不仅黄帝有军队，而且诸侯也有军队。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根据先秦古籍中的有关传说编写的，虽然作者查阅了大量先秦古籍，并进行了调查研究，扬弃了“神农伐斧遂”的传说，仍难免有情况不确之处。因此，军队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说法也难以令人真正信服。

第三种说法是：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主专政的王朝——夏朝的建立才建有军队。《尚书·甘誓》记述了夏帝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战前，帝启召集了六军的统领——六卿，进行了动员。《史记·夏本纪》也有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夏朝被学者们作为奴隶主社会的起点，从国家学说的角度看，奴隶主贵族为了统治奴隶阶级及平民，开始建立军队，制定刑法，修造监狱。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夏朝的历史基本都是根据古代传说整理的，并且《尚书·甘誓》这篇文章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根据传说而写的，还有人认为它是后人假托之作，因此并不能作为确切的史料证据。

此外，还有第四种观点：最早的军队出现在殷商时代。在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的殷代，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戈”（国）字，字意是用武力保卫人口，这个武力意味着是军队。甲骨文还记述了商代的军队，由徒兵和车兵组成，师是最大的、固定的编制单位，每个师约有一万人。军队使用铜制兵器，采用十进制编组，有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车兵使用的战车，编有驾马两匹或四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矛，一人操弓箭。车后跟随徒卒。从这些资料看，商代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组织装备上还是作战方式上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显然，根据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商朝的军队也应该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那么，它最初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最早究竟出现于何时？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以上就是关于我国最早开始建立军队的4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才真正符合历史的真相，我们还要等待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新发现。

我国水军何时开始建立

提起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曹操号称80万大军，却败在东吴水军手下。南宋时期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梁红玉率兵大败金兀术。这些都是靠水战获取的胜利，它说明我国历史上早就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水军。

水军在我国古代称舟帅，是当代海军的前身，军队的一个军种。我国是水军的诞生地之一。它是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进和作战区域的扩展而产生的。但是，水军究竟是何时建立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个谜。

传说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出现了独木舟和木筏，它最初用于交通运输，后来用于渔业和通商。《周易·系辞下》就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当时部落之间争战频繁，黄帝与九夷作战，是否渡过淮河、长江，有没有建立水军，还有待考证。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舟”字，西周金文中不仅有“舟”字，而且开始出现了“船”字。周时舟船的数量显著增加，已有多人撑驾的大船。商和西周的军事力量，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东南扩展，商已有向东南夷的记载。西周的势力已达到东南沿海和我国南方多水地区。当时军队已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运用舟船输送军队或实施渡河的记载，但尚未发现记载舟师建立的时间。

春秋时期临江傍水的吴国、越国、楚国和面临东海的齐国等都有水军，并多次在水面上交战。那时水战中使用的舟船，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载：“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辑为马”。这些代替陆上车马的舟楫，为水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根据《越绝书》记载，伍子胥还著有水战法，规定舟船的尺寸、水军的编制和船队的战法。《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水战使用的武器有刀、矛、弩、矢、长钩、长斧，此外，鲁国的公输般还创制水战的装具——“钩拒”，这是一种带铁钩的竹篙，对敌船“退则钩之，进则拒之”。用这些战船和武器实施水战，使水战具有相当的规模。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战术条记叙“公元前485年，吴、齐在黄海进行了海战”，当时吴国的舟师，从长江口出海北上，实行远航奔袭，声势浩大。但齐国舟师没等吴军到达，就在水面上实施截击，结果吴军战败。显而易见，双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水战，一定早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

公元前549年，楚国派水军进攻吴国，《左传》叙述：“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次水战比上述吴齐黄海水战早64年。这说的是进行水战的时间，建立水军将比水战还要早。那么我国水军究竟是何时建立呢？这还有待学者和专家们进一步探讨考证。

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里

公元前771年，来自于西方的游牧部落攻陷了都城镐京，周王朝被迫迁都。在周天子向东迁移的时候，养马的秦人出兵护送。为了感激秦人的忠诚，周天子封秦人的首领为诸侯。秦人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刚刚立国的秦人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处境。当时，西北高原是游牧部落的天下，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极其凶猛，他们经常对秦人进行攻击和屠杀。史书记载，秦人几代先王都战死在疆场，刚刚诞生的秦军血流成河。然而，这支顽强的军队开始在逆境中成长。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秦军彻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

公元前356年，一个叫商鞅的人开始在秦国推行改革。商鞅变法之后，秦军开始迅猛地向东推进。

魏国是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史书记载：魏国军队身穿重装铠甲，以强悍而闻名。然而，公元前293年，秦军斩首魏军24万，魏国从此衰落。

楚一直是南方的大国，实力雄厚，楚人制造的青铜剑直到今天都赫赫有名。公元前278年，秦军攻占楚国经营了几百年的都城郢，楚国一蹶不振。

赵国位于北方。由于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赵人民风剽悍，十分善战。但是，在公元前260年，秦军在长平消灭了整整45万赵军精锐。赵国元气大伤。

自商鞅变法以来，强大的秦军通过一次次战争消耗东方列强的军事力量。在130年的时间里，秦军歼灭六国军队160多万。到公元前230年的时候，再也没有对手能够与秦军抗衡，秦王嬴政就此发动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十年统一战争期间，六国军队的伤亡总数超过了200万。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公元前221年，最后的齐国不战而降，秦军挺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至此，战国时代结束，秦帝国诞生了。

这支近乎战无不胜的秦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在秦帝国之后100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诞生了。他的经典巨著《史记》记录了几百年间秦军发动的一次次战争，但对于战争的详细过程和具体细节，司马迁却很少提到。一场涉及几十万军队、持续几个月的战争，往往只是简略的几十个字、甚至几个字而已。秦军使用什么武器、如何装备、用什么方法攻击对手，司马迁似乎并不关注。

长平之战是《史记》中唯一一场记载比较详细的战役。公元前260年，秦军和自己最强大的对手赵军在长平决战，战争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司马迁写到，当双方僵持，久攻不下的时候，秦军出动了一支2.5万人的“奇兵”，将赵军一分为二。这支出奇制胜的部队到底是如何作战的，司马迁却没有更多的说明。

在赵军被分隔的同时，秦军派出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切断了赵军的粮道。秦国的骑兵部队又是什么样的呢？

秦军合围之后，立即派出一支轻兵部队冲击赵军。这支令人费解的“轻兵”，应该有超乎寻常的攻击力，这个“轻”字又做何解释呢？

1974年，干旱袭击了陕西省临潼县的西扬村。焦虑的村民希望地下水能够拯救他们枯萎的庄稼。几个村民将打井的地点选在一片石榴树林里的。三月份的一个黄昏，井水并没有看到，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却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发现陶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考古工作者取代了当地的农民，就在这个打井的地方，专业的发掘开始了。

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但是，真人一般的陶俑仍旧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在现场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和同事们断定，这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几十天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

最终的探测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陪葬坑。它的面积完全超过了人们的想象。1974年，由几个打井的农民开始，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就此拉开了序幕。

陪葬坑中这些武士模样的雕塑当初都是站立的姿势。很明显，它们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破坏。1974年，展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具具倒塌的身体。残破的头颅，断裂的手臂，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到处都是，在整个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之多的陶俑。

残破的兵马俑开始接受精心的修补，它们当初的面貌开始恢复。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个陶俑重新站了起来。他们的大小和真人一模一样，清一色都是战士的装束，身着铠甲和战袍，像军队一般，排列得整整齐齐，肃立在兵马俑一道道隔墙之间。

陪葬坑中还挺立着几百匹战马，它们昂首嘶鸣的状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雷霆万钧的战场。在战马的边上，古代战车的痕迹清晰可辨，木制的战车完全朽烂了，车体的轮廓却保留了下来。

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在20世纪70年代，排列在考古专家面前的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关于这个俑坑的存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任何传说透露过一丝线索。他们是谁的军队，这个陪葬坑的主人又是谁呢？关中平原是秦汉至唐代的帝王谷，在俑坑西边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土堆，那是秦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的陵墓。

这样壮观的陪葬坑似乎也只能是气度非凡的始皇帝的作品。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推断最终是否成立还需要更为直接的证据。挖掘在进行，考古人员从泥土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仔细清理以后，兵器表面上显露出一些文字。

在这只矛上刻的文字，与今天的汉字非常相似，念作“寺工”。史书记载，寺工正是秦始皇设立的、主管兵器生产的国家机构。在这只戈上，专家们找到了更加确凿的证据，戈上右边的文字是：“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

兵器上面的这些纪年标志着它们准确的生产日期。毫无疑问，这些兵器都是在秦始皇时期铸造，在秦始皇死后作为陪葬品被埋入地下。站在袁仲一和他的同事面前的，竟然是那支被历史的迷雾笼罩、消失了2000多年的无敌军队。突然间，司马迁笔下模糊的秦军形象，一下子就变得具体、清晰起来，兵马俑给人们的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1975年，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许多媒体都把发现兵马俑的消息登在头版。各国元首和政要纷纷来到陕西，为的是能够亲眼目睹古代中国军队的面目。无一例外，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这些战士不但一人一个模样，他们的装束也明显不同。有的士兵戴着小帽，有的士兵却仅仅梳着发髻，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戴着板状帽子的似乎是军官，可他们究竟属于哪个级别？难道2000年前的秦军就已经有了严格的军衔制度？

观察整个俑坑，6000名将士井然有序。他们的排列方法是随意而为还是有什么含义？这些陶土战士能否揭示古代中国谜一样的阵法和战法？一连串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继第一个俑坑之后，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陪葬坑，它至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黄土。研究人员制作了由上千张照片拼凑而成的俯视图，通过电脑模拟，可以看到地下的壮观景象。

坑的东北角是弩兵。弩是古代战场上最为精准的武器。长平之战，赵军统帅就是被秦弩兵所杀。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

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

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

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

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

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

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

坑的南边是一支独立的战车部队，这是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兵种，长平战场上秦军神秘的轻兵会不会就是这些车兵呢？

紧着车兵的是骑兵，他们四骑一组，井然有序。这就是司马迁笔下，劫断赵军粮道的秦骑兵吗？

这些战士的动作表明，他们曾紧握着各自的兵器。由于年代久远，兵器的木制部分经腐烂，金属部分却完好地保存到了今天。兵马俑坑总共出土了4万多件青铜兵器。

根据常识，铁兵器的杀伤力要远远大于青铜兵器。装备着落后的青铜兵器的秦军怎么可能战无不胜呢？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就在这个山谷，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2000多年前，一支60万的秦国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两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专家们迷惑不解的地方，以当时的条件，秦军的后勤供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8年的冬天，淮海战役爆发，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在宽阔的战场上，紧随在解放军身后的是一支支由农民组成的运输队，他们用自家的小车、耕牛连续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食和弹药。在整个战役中，解放军投入了60万的兵力，这个数量与长平之战中的秦军大致相当。但是，在60万解放军身后，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持的有整整543万农民。平均9个农民供应一个战士！2000多年前，秦国的人口总数也不过500万而已，60万秦军的后勤保障是怎样实现的呢？

在一个铁制农具和牛耕刚刚开始使用的时代，秦国用什么供养这支60万人的军队进行经年累月地战争？对于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说，粮草和武器装备的消耗是惊人的。秦国的国力如何支撑如此巨大的消耗？

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儿？它靠什么建立了空前的丰功伟业？所有这些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提供答案，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谜题。

神秘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

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今伊朗东北），在卡尔莱（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统帅克拉苏被俘斩首，一度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约6000余人拼死突围。33年后，罗马帝国与安息在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了和约，双方开始相互遣返战争俘虏。当罗马帝国要求遣返在卡尔莱战争中被俘的官兵时，安息国当局否认其事。罗马人惊奇地发现，当年突围的古罗马第一军团6000余人神秘地失踪了。

2000多年前从西方历史中消失的“罗马军团”成为一桩悬案，而这桩悬案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西方史学界。有人说，他们辗转反侧，在中国定居下来了，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据历史学家们考证：古罗马军团在中国西部获得了“新生”。原来，当时6000多名突围的罗马军团士兵，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避开帕提亚军队的封锁继续向东前进。最终，这支罗马第一军团的残余部队冲出帕提亚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百夫长国境，进入了中亚盆地。而在那里，散布着像康居、大月氏这样的小国。于是，善于作战的罗马士兵们便分别以雇佣军的身份被这些小国接纳。到中亚地区后，这些罗马士兵仍保持独立的作战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没有重大变故，他们很可能就会在这里逐渐繁衍生根。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战争再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当年流落到中亚的罗马士兵，一部分投奔康居，另一部分则补充进入大月氏国的军队。公元前40年，大月氏国内发生动乱，五位副王之一的贵霜发动战争，自任大月氏王。被击败的四位副王带着自己的军队和属民，包括那些罗马士兵，向东逃到西汉境内的河西走廊。在那里，这些罗马士兵得到了妥善安置。而投奔康居的那部分罗马士兵则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被卷入了北匈奴与西汉军队的战争中。

自汉武帝以来，西汉边境的匈奴已遭受多次打击。公元前57年，匈奴内部出现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宣布归属西汉，并率部南迁至阴山附近。而与西汉为敌的郅支单于因惧怕呼韩邪联合汉军合击他，率众向西面的中亚方向逃去。公元前40年，当郅支单于的军队到达康居国时，只剩下3000多人。但郅支单干很快得到了康居国的帮助。康居国王不但将郅支单于安置在东部边境，还将手下的罗马士兵借给他。就这样，残余的罗马军团又成了北匈奴军队的雇佣军。

甘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楼庄子村六队一个名叫者来寨的地方，本是个不为人知的小村落，近年来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热切关注，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提出，者来寨是古骊靬城遗址，而骊靬城则是西汉安置古罗马战俘之城。

中国史籍《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4万将士西征匈奴于郅支城（前苏联的江布尔城）……征战途中，西汉将士注意到单于手下一支很奇特的雇佣军，他们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土城外设置“重木城”。而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进攻阵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当年陈汤等人看到的这支奇特的队伍是不是就是17年前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的残部？郅支城之战，汉军大获全胜，斩首15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余人。甘延寿、陈汤等将这些战俘带回中国。与此同时，西汉河西地区的版图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名为“骊靬”的县，同时还修建了骊靬城堡。

据当地人讲，甘肃永昌者来寨的这个古城墙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近1公里长，它的高度相当于三层楼，城墙上面很宽，就像长城一样可以走汽车。80年代以后，人们纷纷将城墙上的土取下来当作农肥或筑房用，结果城墙很快就被削去了一大半，到了90年代，它已所剩无几了。

根据一件件出土文物，历史学家认定，甘肃永昌县的者来寨正是骊靬古城遗址，也正是罗马战俘的聚居地。在考察者来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尽管这里的村民们讲汉语，族系也为汉族，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个子高大，蓝眼睛，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汗毛较长，皮肤为深红色。者来寨共有400多口人，其中有欧洲相貌特征的有200多人。这些被外人称为“黄毛”的村民很少出外做事，他们总有一种自卑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出外做事总要把头发染成黑色。当地民俗具有古罗马遗风。当地人的葬俗与众不同，他们在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

当地人对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斗牛。村民们在春节时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他们还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牛公庙。放牧时，村民们特别喜欢把公牛赶到一起，想方设法让它们角斗，比如将牛群赶到屠宰过牛的地方，牛群嗅到血腥后会发狂地突奔吼叫，或拼死抵斗，俗称“疯牛扎杠杠”。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除现存的历史古迹、史料记载、出土文物和活生生的人外，由兰州大学生命遗传科学院主持、耗时两年的DNA鉴定结果也给古罗马人在中国繁衍的结论予以支持，鉴定样本显示：骊靬村民有中亚和西亚血统，他们是当年失踪罗马军团后裔。

研究者认为，种种证据无疑支持了历史学家的推论。即，在公元前53年的卡莱尔战争中神秘失踪的古罗马第一军团，在东移的过程中曾被匈奴收留，在后来的汉匈郅支城之战时又被汉军俘虏，最后由西汉政府安置在骊靬城定居骊靬亭了下来。然而历史不能重演，古罗马兵团辗转流离的背后一定还有很多隐秘的东西，谁也不能保证未来的历史还会不会出现第二个“骊靬”城。古罗马兵团的征战历史也只能靠想象力和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去弥补了。

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分军之谜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年至1866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太平天国》丛刊第2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掎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于河南陈留、杞县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湘军志》、《湘军记》等史料。曾国藩在奏稿中也曾提到在杞县分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明确记载：1866年10月20日（阴历九月十二日），“捻在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清史稿》记河南巡抚李鹤年曾“亲赴陈留、杞督战”，但没有提到捻军在陈留、杞县分军。

另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军。《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西股张逆南窜许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隶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证。

第三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信函。

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郎》函中，曾国藩据各处探报，亦记在许州分军。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汇报近日军情折》中说：“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豫境杞县、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军“攻扑许州”。据此，捻军分军在“杞县、扶沟等处”，但是此折并没有排斥在许州分军。

曾国藩于1865年5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剿捻的总头目，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四布坐探，情报灵通，对于他的主要敌手捻军的行踪，尤其是捻军分军这样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由此看来，分军时间三说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五日。分军地点三说为：河南中牟、许州、陈留、杞县、扶沟等处，其资料来源均较可靠。

有的学者以为，捻军分军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将某天作为分军日，或在某天迅将军队一分为二，所以分军时间可能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五日。关于分军的地点，由于新捻军主要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忽来忽去，漂泊不定，因此分军不一定有具体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某地作为分军地点。从地图上看，许州、中牟、陈留、杞县四地构成一个三角地带，分军有可能是在这三角地带流动作战中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新捻军分为东、西捻军是战略上的失策。东、西捻军分军后，不仅未能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了捻军的力量。东、西捻军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分别对清军作战，势孤力单，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新捻军分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资料记载不一，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还是一个悬案。

是谁葬送了北洋水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人皆以为战争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于是大兴洋务、大治水师。从1861年到1888年27年间，清廷共斥3000万两白银，为北洋水师添船购舰，使北洋水师最终成军。当时北洋水师的实力是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可谓船坚炮利，但在甲午战争中，却以压倒性的装备优势，惨败于日本的联合舰队，举世震惊。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痛心疾首。

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

关于北洋水军的覆灭原因，学者们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清政府的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

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普通的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害。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腐败的侵蚀。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清朝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太后修园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单力薄。他不得不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朝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实际上削减海军实力）的要求。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在这种体制中的民族国家和军队，纵有铜墙铁壁，最终也会被摧毁；纵有匹夫之勇，终究无力回天。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北洋军舰上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李鸿章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里演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好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

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地腐败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

二、平时不训练带来的严重后果——战术拙劣，失败是必然。

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犄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能复成型。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再看战场厮杀。

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北洋水师的皇冠——“定远”号铁甲舰

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之中。

三、军队平日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清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毛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北洋舰队鱼雷艇官兵

以上是关于北洋海军覆灭的几点原因，严格来讲，还有其他的许多原因，而其主因至今也没有明确的说法。究竟是谁葬送了北洋海军？还有待历史学家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南京保卫战中神秘失踪的国民党军队

失踪案经常都会有发生，然而成百上千人的军队成建制集体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无声无息，杳无踪迹地人间蒸发，甚至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这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半个多世纪前，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遇到过这种怪事。在1937年12月初的南京保卫战中，国民党集中了20万军队云集在南京市周围。

参战部队中有许多来自四川的部队，川军大多是地方保安团队。虽然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但装备太差，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少量迫击炮，很位于南京东南的青龙山快就损失惨重。据南京东郊马群、自水桥地区一些老人回忆：当年损失最惨重的是远道开来的川军某师。他们缺吃少穿，饥寒交迫，但仍求战心切，并不畏惧敌寇。军令部还查出该团团长名叫伍新华，四川天全县人，川军讲武堂毕业生，原为川军刘湘部下，有作战经验，1934年在南京陆军大学受过一年培训。

然而，他们的枪弹多为劣质品，不堪使用。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怎能抵挡住疯狂的日寇，几乎全军覆没，该师有一个团，奉命担任阵地左翼，进入绵延十几里的青龙山山区，但却从此消失，无踪无影！

攻占南京的日寇总指挥部在战事结束后统计侵略战果，也发现中国军队有一整个团自皖南开至南京东郊一带就不见了。该团似乎又没能突破日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之一）设下的两道封锁线。日酋松井石根大将、朝香宫中将等人都认为此事蹊跷，不可理解。重庆国民党作战大本营于1939年底统计抗战2年多来作战情况时，也注意到这一怪事，列为“全团失踪”记载入军事档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部、军令部都派出专人对此失踪事件作专项调查，但仍未能查清真相，最终不了了之，列为悬案。在南京地区，不少关注这一神秘失踪事件的人倾向于认为与青龙山山区的溶洞有关。

1970年代初，青龙山区的南京矿校学生和驻军建矿井、采煤，无意中发现过几个洞穴里有几顶锈烂的军用钢盔、朽坏的步枪和几具骸骨，于是逐级上报。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0年代初期，与青龙山相距不远的汤山上，发现了一处隐蔽于山腰古岩壁下的古溶洞，已有几百万年历史。

在青龙山区，近十几年来时有古溶洞被发现。1997年，家住青龙山南麓七里冈的一对农民夫妇在自家屋后一山坡上无意中就掘出一洞穴口，内有钟乳石，古代兽类化石等。当地乡亲们介绍：自古相传，在山南边的七里冈云居寺后地层下有一洞穴，通往山肚里，足见洞很深很长，西汉末年，宰相王莽篡位，派兵征讨转战江南的刘秀。淳化一仗，刘秀战败，率千余兵马逃至这儿，躲进洞穴，始得保命。

也许，当年那一团川军黑夜里为了躲逃日寇的追杀而进入了青龙山区里某一巨大的洞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再能逃出来，全部葬身于洞中。也许这个团为突围逃生而主动化整为零，部分人已逃出了日寇的封锁圈。后来有人推测这支部队是不是分散突围出去了，然而仔细分析推敲一下日军当年的战役态势和兵力部署后，此种假设便不攻而破。因为当年围攻南京的日军总指挥、南京大屠杀的首犯、灭绝人性的松井石根大将，早在离开倭国东京赴上海战区之前，就早早着手于筹划对南京实施进攻。因此，在攻陷上海后，他在没有报请统帅部最后批准的情况下，就令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乘中国军队溃败之机，分多路向南京追击，进攻计划详尽而又周密，企图把整个南京围得滴水不漏，来个一锅端。

为了一网打尽中国军队，日军采取撒大网的大迂回包围，于1937年12月1日出动了两个精锐师团从上海以南的杭州湾登陆，沿途经嘉兴、湖州、广德、芜湖一路包抄中国防御部队的大后方。仅10天这支日军的一部就和与沿无锡、镇江、句容一线围追过来的日军在南京东南部汤山镇连接起来，从而达成了日军大撒网、大包围之企图，形成了三面对南京围攻收缩之态势。

当时，众所周知，中国守军只有邓龙光将军所指挥的93军一部趁日军尚未合围之际，幸运地从山道间大胆穿插突围出去，在这支部队突围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一支成建制的中国守军能够冲出日军密不透风的封锁圈了。所以提出这支2000多人的全团人马全部突围出去的假设绝难成立。但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人们都在期待这个谜团能够早日破解。

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下落何方

2003年3月20日，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联合部队正式宣布对伊拉克开战。战争中，在美军向巴格达推进的时候，美军高官曾经表示对要与伊军最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交手表示担忧。因为在伊拉克南部地区巴士拉和纳西里耶的战斗中伊拉克的非正规部队都让联军吃了不少苦头，而共和国卫队号称是伊军中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为强劲的部队。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世界大跌眼镜，令美军欣喜若狂，号称战斗力最为强劲、在巴格达以南阻击美军的共和国卫队消失了，在攻占巴格达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他们到哪里去了？给美军在战斗中消灭了吗？

在伊拉克，只要看到军服上缀有红三角的军人，就知道这是共和国卫队的成员。共和国卫队是伊拉克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身是复兴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萨达姆大权在握后，将其改编为共和国卫队，以制衡正规军并保卫其家族和政府的安全。共和国卫队的单兵素质和部队战斗力都堪称一流，远远超过了伊拉克正规军。为确保对总统的忠心，这支部队的官兵均为复兴社会萨达姆党成员，许多高级军官还和萨达姆家族有着血缘和姻亲的关系。此外，共和国卫队成员的宗教信仰也和萨达姆一样，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由于这个原因，共和国卫队又被西方称为“萨达姆党卫军”。当然，共和国卫队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其武器装备和待遇都超出普通的陆军官兵。

两伊战争期间，共和国卫队曾立下赫赫战功，因此相当长时间里，共和国卫队都是萨达姆最为信任的“御林军”。《时代周刊》记者在伊拉克境内经过大量现场采访，走访了辛迪亚、希拉、库特等7大伊战主要战场，检查墓地、察访医院、询问战争目击者，甚至采访了数名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逃亡士兵，最后得出结论：在伊拉克战争中只有少数共和国卫队士兵丧生，美军战机投掷28000多枚炸弹炸毁的基本是空坦克、空装甲车。而大部分共和国卫队士兵都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下存活下来，准确地说他们是做了逃兵而活下来的。人们不仅要问：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伊拉克共和国卫队躲到哪里去了？有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美国收买了共和国卫队，将其解散。最近美国说在伊拉克战争花费了多少亿美元，使世人恍然大悟，问题找到了答案。战争打的是经济势力，通俗地说就是金钱，而美国这次完全就是靠金钱打赢的战争。首先，这场战争是一场势力悬殊的战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战争的结局。伊拉克军人当然也知道和美军开战必败无疑，加之萨达姆政权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内不得人心，谁也不愿为萨达姆父子卖命，甚至巴不得借美军之手推翻萨达姆政权。这时美国情报机关，适时和伊拉克军队联系上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就是伊拉克军队全部投降，美军不追究伊拉克军人任何责任，并按职务高低给予奖金，士兵则用手中武器换取美元。于是萨达姆几百万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美军当然也就不再追剿这些放下武器的伊拉克军队。

第二，虽然在这个靠军事政变和暗杀夺取政权的国家中，曾是保护萨达姆家族的铜墙铁壁，但事实表明：共和国卫队并非誓死忠于萨达姆，其中的内幕很复杂，有人甚至认为，共和国卫队在战前就被萨达姆抛弃了，战后群龙无首，一击即溃，卫队成员化身平民。

英国的《卫报》曾报道说，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攻击，共和国卫队的精锐部队估计不会誓死保卫萨达姆·侯赛因。他们很可能会倒戈一击，借机除掉萨达姆，这并非空穴来风。据叛逃到西方的前伊拉克陆军少将萨哈利透露：“共和国卫队的官兵训练有素，他们恨美国，但也不喜欢萨达姆。在政治上，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到底愿意为谁而战？这还是个问题。”更让萨达姆郁闷的是，近年来伊拉克的每一次政变企图都有共和国卫队军官参与：1990年，共和国卫队的一名旅长曾协同他人策划军事政变，结果在行动前两个月被捕。随着时间的推移，萨达姆越来越不信任这支曾立下汗马功劳的精锐之师。目前，虽然共和国卫队的待遇高于正规军部队，但还是被萨达姆当成了外人——萨达姆决意把共和国卫队放在巴格达城外就很能说明问题。

经过综合考虑，西方分析家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推翻萨达姆总统的行动将“不会太费劲”。投奔西方的萨哈利也表示，美国的“倒萨”战争一旦打响，士气不高且缺乏忠诚度的伊拉克军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共和国卫队不抵抗的事实已经被战后的行动所证实，至于他们是否已经化身平民，过上与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从目前伊拉克国内局势来看，针对美英的军事占领而进行的伊拉克游击战正风起云涌，其中很可能有昔日共和国卫队成员。美国16万占领军介入伊拉克内战，深陷比越战更难以自拔的泥潭，兵力紧绷，使美国无余力对付其他挑战。美军阵亡人数于2008年已突破4000人大关，大大超过了9·11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30000多人受伤，许多人留下残疾，导致家庭破裂等悲剧。直接军费支出5000亿美元，这个数值正在直追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总战争费用663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倒萨控伊”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发现，他们有可能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中。从美国前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到现在，伊拉克的局势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趋于稳定，而是越发混乱不堪。越来越复杂的战争形势和巨额的军费开支，让美国政府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也使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伊拉克国内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战火，关于伊拉克战争，很多人说美国胜利了，也有人说美国失败了。说美国胜利的人，只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认为美国已经打败了萨达姆，所以，美国就胜利了。说美国失败的人，是从战略全局，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综合角度看问题，所以说美国失败了。所以，许多人认为，共和国卫队并没有举手投降，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在坚持抵抗。

战争篇

“八一”南昌起义军为何使用国民党旗

谁是晋阳起兵的领头人

隋末，天下大乱，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摇摇欲坠。正在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然而，关于谁是这次起兵的领头人，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领头人，“世民者，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唐太宗李世民画像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据此看唐高祖李渊画像

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领头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

后来的一些史学专著，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练，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才是晋阳起兵的真正领头人，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炀帝对他的猜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而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记载，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宇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李渊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他绝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领头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渊。

究竟谁才是谁是晋阳起兵的领头人，看来目前还难以给出定论。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何不堪一击“无敌舰队”，顾名思义，就是天下无敌的舰队。然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却上演了一出“以多负少”的悲剧，“天下无敌”的舰队变成了英吉利海峡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从此以后西班牙急剧衰落，“海上霸主”的地位被英国取而代之。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舰队的对阵场景

掠夺金银财宝，致使西班牙很快成为欧洲最富有的海上帝国。据统计，公元1545到1560年间，西班牙海军从海外运回的黄金即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万公斤。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所得。为了保障其海上交通线和其在海外的利益，西班牙建立了一支拥有100多艘战舰、3000余门大炮、数以万计士兵的强大海上舰队，最盛时舰队有千余艘舰船。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骄傲地自称为“无敌舰队”。

那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轻工业的发展，迫使它急于寻找海外商业市场；舰船制造和航海技术的革新，更加膨胀了英国夺取殖民地的勃勃野心。对于西班牙来说，自然不允许其他国家分占它来自殖民地的利益。当时，英国的海上实力并不强大，难以与西班牙海上舰队相匹敌，只能靠海盗头子德雷克、豪金斯和雷利等人组织的海盗集团在海上袭击、拦劫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进行海盗活动。英国政府暗中支持的海上抢劫以及对美洲的掠夺严重地威胁着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引起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仇视。起先腓力二世不想诉诸武力，他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企图把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扶上英国王位。为此，他在英国开始进行颠覆活动。玛丽早在1568年就因苏格兰政变而逃到英国，被伊丽莎白所囚禁。当英国的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怂恿下谋刺伊丽莎白而另立玛丽时，伊丽莎白乘机处死了玛丽。腓力二世谋杀不成，就决心用武力征服英国。

1588年8月，西班牙和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激烈壮观的大海战。这次海战，西班牙实力强大，武器先进，拥有100多艘战舰、3000余门大炮、数以万计士兵，号称为“最幸运的无敌舰队”。而当时英国军队规模不大，整个舰队的作战人员也只有9000人。两军相比，众寡悬殊，西班牙明显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海战的结局以西班牙惨遭毁灭性的失败而告终。到1588年10月，“无敌舰队”仅剩下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近乎全军覆没。

为什么强大的“无敌舰队”竟然在寡弱对手面前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呢？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是基础不牢说。有人认为西班牙的强盛只是外强中干，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的虚假繁荣，政府只是代表一少部分人的利益。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蛮横的专制统治，不断搜刮民财，加上连年征战、专横残忍，又挥霍无度，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恨，国内基础不牢，危机四英国海军司令官德雷克伏。

二是人祸说。首先是海军统帅克鲁兹的死亡。1588年1月30日，西班牙无敌舰队统帅、能力最强的海军宿将克鲁兹，在战争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突然地死掉了。其次是克鲁兹死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用人不当，指挥失误，导致“无敌舰队”惨败。1588年4月25日，腓力二世在里斯本大教堂举行授旗仪式，任命大贵族西顿尼亚公爵为舰队总司令，率领舰队远征。西顿尼亚出身名门望族，在贵族中有较高威望，深得国王信赖，所以被任命为舰队统帅。但是他本来是一名陆将，根本不懂海战，对指挥庞大的舰队在海上作战毫无经验，而且晕船。对这项任命他始料不及，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信心指挥这场战争。他也曾上书国王请求腓力二世另外安排统帅人员，但未获批准，国王只是另派了一位海员堂迭戈来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梅迪纳公爵的舰队到达海峡之后，就任命帕尔玛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师进发。试想，这样的将领指挥海战，岂有不败之理？

三是天灾说。这种说法认为“无敌舰队”遇上了天灾，而不是人祸。它首先遇到的对手，是非常可怕而又无法战胜的大西洋的狂风巨浪。在“无敌舰队”起航不久即遇到大西洋风暴的袭击，许多船只被毁坏，淡水从仓促制成的木桶中漏出，食物大量腐烂变质，水手们疲惫不堪，大多数步兵也因为晕船而失去战斗力。就这样，进军时机选择不当，造成的“无敌舰队”出师未捷身先死，战斗力已大大受到削弱。不得已，西顿尼亚带着这样一支失去战斗力的舰队与英军开战，从而导致厄运的发生。在交战后匆忙回撤的过程中，在苏格兰北部海域，再次遇到大风暴，一些舰船又被海浪吞噬或触礁沉没。至此，“无敌舰队”几乎已全军覆没。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是天灾，更是人祸。从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地位终结了，也开启了英国在海上王国的盛世。虽然我们并不能肯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无敌舰队”覆亡，但对于海洋权益特别是军事上制海权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对于要走出国门的中国海军，隐藏在其中的深刻道理值得所有的军事家深思，加强海洋军事力量建设和创新制海权军事理论更需要提高到国家的高度了。“八一”南昌起义军为何使用国民党旗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1949年，毛泽东在提到制作军旗时，强调旗帜上要有“八一”二字，主要是用以纪念1927年的南昌起义。事实上，关于南昌起义仍有诸多谜团至今还仍无定论，其中之一就是起义时为什么打出国民党的旗帜。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贺龙、朱德、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群雕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部队打响了南昌起义的枪声，而当时起义军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关于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的旗帜一事，各界至今仍有不同的评论。

肯定者认为，打出国民党旗帜是为了争取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所带领的第二方面军团的支持，发动回粤运动，团结起义部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和争取国民党的真正左派。

当时的大背景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南京和武汉分别建立国民政府，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北伐战争告败，中共中央因此决定发动南昌暴动，但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依然是国民政府。中共中央领导的南昌起义当时也是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的。

据《党史文苑》（2006年第02期）记载，南昌起义打响后，起义军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与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后，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些重要任命，任命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因此，北伐部队的称谓及番号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称及序列。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政府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队向南昌进攻，而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也极力组织起义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被迫分散行动。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中，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的部队也被打散了。

而否定者则认为，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的旗帜是一大失误，不仅没有起到南昌起义部队的标语“誓死杀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使民众在认识上敌”引起误会。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旗帜已遭到其右翼的任意践踏，成为反动派残杀革命人民的工具。

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到：“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摘自《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8月18日，湖南省委研究秋收起义行动计划时，毛泽东又坚决主张举共产党的旗帜，他认为，不能再照“八七”会议提出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毛泽东等的坚持下，湖南省委会议制定的暴动纲领上就明确指出：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军阀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这次暴动不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应当“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以上就是旗帜问题的提出过程。

9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从长沙经株洲赶到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重要会议，决定将湘东、赣西一带农民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5000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就设在警卫团的驻地修水县城商会钱出会馆里。会上，毛泽东对起义部队的番号、旗帜作了统一的规定。

1927年底，贺龙在找到中共中央后曾对起义作总结，他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也许在贺龙看来，使用国民党旗不仅没有起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有误导民众之嫌。

对于南昌起义为何要使用国民党旗的疑问，香港《大公报》在2007年8月1日的报道中援引了军史专家陈宇、徐巍的观点：打出国民党旗帜适应了过渡性的历史特点，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未能起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考虑，却能起暂时的缓冲作用，争取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

二战第一枪为何竟由波兰打响

战争伊始，希特勒就聚集重兵以“闪电战”消灭了自己的邻国——波兰，波兰军队甚至没来得及集结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德国闪击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令人称奇的是，负责对波兰挑起此次大战的小人物——年轻的阿波特·海涅中尉，竟然是一位反纳粹者。

1939年4月底，离希特勒的进攻还有4个月，威海姆·卡拉瑞斯上将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威海姆·凯特尔那儿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阿勃韦尔要立即成立16个战斗小分队，为德国进攻波兰做好准备。因为德国对波兰还没有宣战，处于和平时期，最高统帅部特别赋予阿勃韦尔战斗分队一项权力：对波兰宣战前12小时可以对其实施挑衅行动。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卡拉瑞斯上将亲自挑选了一批年轻有为、甘当重任的指挥官担任分队长官，以确保计划执行得万无一失。其中一个小分队由年轻的阿波特·海涅中尉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波兰一条名叫加仑克夫的火车通道。

海涅中尉作战勇敢，头脑冷静，很受上级赏识。但是，实际上他本是一个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一直想铲除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在几周前，他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所有的人都认为，希特勒进攻波兰的行动是毫无顾忌地将祖国推上毁灭的轨道。1939年的波兰军队

8月24日中午刚过，最高统帅部的阿道夫·赫塞哥中校通知卡拉瑞斯，元首已经决定，8月26日凌晨4时15分，德国将进攻波兰。8小时后，赫塞哥再次通知卡拉瑞斯，他的小分队必须在第二天早上8时00分开始行动。

8月25日晚上，卡拉瑞斯又接到了赫塞哥的紧急电话，元首因为政治原因，推迟了进攻波兰的时间，要求卡拉瑞斯“尽一切可能，阻止阿勃韦尔战斗小分队的行动”。

这时候，时间已是晚上8点05分，经过大量的努力，除了一个小分队外，其他所有的小分队都被卡拉瑞斯和他的助手阻止了。而这个小分队，就是阿波特·海涅中尉指挥的小分队。就像掷骰子一样，海涅中尉被选中领导战斗小分队来为他强烈反对的战争铺平道路，尽管他同时还在参与反对希特勒的秘密行动。

因为不知道计划已经发生了变化，海涅中尉领导的这支迷失方向的战斗小分队按原计划开始了行动。8月26日零点刚过1分钟，他们向波兰的火车通道开火，他们很快打跑了波兰的守卫，并且占领了临近的火车站。然后，他们在那里等待德国的装甲师开过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眼看天黑了，但还没有看见应该来的德国装甲师部队。哪儿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海涅的行动小组搞错了地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海涅中尉问一个被俘的波兰少校：“怎么样了，德国和波兰的战争？”德国攻陷波兰“我认为没有发生。”这个波兰人耸了耸肩膀说。

海涅发现车站的电话居然还能用，于是，抓起电话问应当开过来的装甲师基地的人员。立刻，一位发狂的情报官员告诉他，立即扔掉所有的东西，包括俘虏、敌人的武器及战利品，马上回到边界线德国一侧。

可是已经太晚了，海涅，这位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他所领导的战斗小分队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6天4小时44分钟后，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威海姆·卡拉瑞斯上将的阿勃韦尔在这场闪电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包括破坏波兰军队使用的桥梁、公路等。反纳粹主义者莫名其妙地成为纳粹发动战争的工具，这究竟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人为的失误，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了。

犹太人为何在二战中遭到迫害

二战时期，犹太人惨遭纳粹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至少有600万犹太人惨死在纳粹手下。纳粹头目希特勒在他写的《我的奋斗》说到：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希特勒这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那么为何他的杀机会针对犹太民族而非其他民族呢？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根源。

50多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人们普遍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督教教义认为，犹大是个虚伪狡诈的人，作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耶稣；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希特勒架上，基督徒们仇视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逐渐衍化成一种社会心态，也转化成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希特勒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正好利用人们仇视犹太人的心理，疯狂推行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如：奥斯威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文斯布克妇女集中营等，专门用来杀害犹太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每天在毒气室死去的犹太人，包括儿童，就有成千上万。远在纳粹上台前，甚至德国大学的许多前沿性机构和学科就开设了歧视犹太人的种族卫生学和1970年的一天，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谢罪

种族医学这样的课程。除了这种有组织的恐犹症形式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贯穿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大量亵渎犹太人墓地和犹太人会堂的罪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年至1933年期间统治德国的共和政体），就发生过好几起针对反犹太人的暴乱和骚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第二，现实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德国的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贫困和失业导致国内矛盾激化。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只能从对外扩张，从掠夺别国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然而，组建军队、购买武器、发动战争都需要金钱做后盾。而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人数也比较少。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仇恨，又嫉妒。所以要找出种种借口宰割手无寸铁的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是由希特勒亲自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导演和怂恿的。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均被害或折磨致死。仅砸玻璃一项的经济损失就高达600万马克。

第三，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一角

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且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

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唯一宠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希特勒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怒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与嫉恨，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历史渊源、宗教情结、现实需要、希特勒个人的病态心理等等因素都可能是犹太人在二战中遭到迫害的原因，但是真正的根源在哪里，恐怕希特勒本人也说不清楚。我们清楚的是，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借口，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下，一个民族都没有权利对另一个民族实施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正如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历史罪行，时时对我们敲响警钟，让人类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纳粹德国是否拥有原子弹

柏林历史学家莱纳·卡尔施经过多年调查考证，在他的新作《希特勒的炸弹》一书中披露，当年纳粹的科学家至少先后试爆过三颗原子弹。其中一枚是在德国北部的吕根岛，另外两颗则在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其中，奥尔德鲁夫的核试验是在1945年3月3日晚21时20分，它比同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试爆的原子弹还要早好几个月的时间。

1938年，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发现了核裂变。此后，一批德国科学家在纳粹的命令下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核武器，但是直到二战结束前，纳粹始终未能掌握真正的“核力量”。这是迄今已经“板上钉钉”、世人公认的史实。但是莱纳·卡尔施在《希特勒的炸弹》中试图通过一系列证据推翻这桩铁案。战争爆发前，德国的核科学领域人才济济。举其要者：物理学家维尔纳·卡尔·海森伯格，是1932年的诺贝尔奖金得主，量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化学家奥托·哈恩于1938年实现了核裂变，1945年，他在囚禁中海森伯格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1934年4月，化学家保尔·哈尔泰克报告德国有关部门：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同年6月，物理学家西格弗利德·弗鲁格设计出了用铀反应堆生产能的过程。

1938年8月，德国军方由物理学家、纳粹党员库尔特·迪普纳主持制定了研究核的计划。两个月后，迪普纳征用了著名的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专门进行核研究。其计划命名为“铀俱乐部”。这样，到战争开始时，100多名科学家在柏林、海德堡、慕尼黑、基尔、维也纳等地进行着核研究，海森伯格则扮演着理论导师的角色。

二战期间，盟军方面为了阻止德国科学家造出原子弹，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干掉这帮科学家。“曼哈顿计划”的总指挥赖斯里·R·格罗斯要求空军轰炸了位于柏林—达勒姆的威廉大帝研究所。盟军还实施过一项大胆的计划，组织一批干练的特工，踏着滑雪板，潜入位于挪威的罗居坎重水厂，用炸药炸了它。但是，该厂遭到的破坏并不严重，很快又恢复运转。盟军还策划过好几个行动，企图绑架或暗杀“最危险的德国人”海森伯格等科学家，但均未成功。

当时一般人认为，如果德国集中其优秀的科学家去攻原子弹，并且对之投入巨大的财力，而不是把钱用在火箭方面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搞出原子弹的，不过不一定能在战争结束前搞出来。因为美国虽然在工业和技术上居明显优势，而且有英国科学家和一些前德国科学家的帮助，它也没有在欧洲战事结束之前搞出原子弹。德国人没有下工夫去搞原子弹，是因为他们当时不相信；他们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海森伯格说过，在短期内搞出原子弹是不可能的。在某些人看来，跟海森伯格唱反调，几乎等于亵渎神圣。

卡尔施经过研究发现，传统的史书大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1938年发现了核裂变后，除了海森堡领导的“铀俱乐部”，德国还有另外一些研发小组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他们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分散在德国陆、海、空三军的实验室里开展工作。领导这一工程的是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格尔拉赫，还有德军武器局研究部负责人埃利希·舒曼和库特·迪普纳等。从1944年起，纳粹党卫军也介入了核工程，领导人是汉斯·哈姆勒将军。

据卡尔施的考证，德军方的核技术研究设施最初分散在各地，后来由于盟军打到了德国本土，项目负责人便把部分研究人员集中到图林根的施塔蒂尔姆，同时，还把研制核武器所需的一批材料也运到了该地。当时，纳粹的科研人员在一所学校的楼房里进行了反应堆试验，并在那里制造了几件核武器，其中之一就是日后在奥尔德鲁夫引爆的那颗原子弹。一位名叫苏采克的前纳粹军官站出来，表示可以证实卡尔施的论断。据这位84岁的老人回忆，1944年，纳粹部队曾在德国吕根岛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当时，戈培尔的纳粹宣传部还特邀了一批外交官前往观看，苏采克就是从某位外交官处听到这个情况的。记得60年前的一天晚上，几个纳粹军官曾悄悄告诉他：这个地方将要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果然，是日夜晚，沉沉的黑夜突然变成了白昼。“一股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瞬间天光大亮，人们甚至可以在窗口看清报章上的小字。”他回忆说，“烟柱迅速膨胀，很快就变得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20世纪6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曾在图林根的阿恩施塔特地区搞过一次地方史调查，而卡尔施新近发现的纳粹原子弹结构图即是在这次调查的档案中获得的。另外，除了维尔纳太太这样的核试验目击者，当地还有一位叫瓦克斯穆特的工人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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