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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宁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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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哲学笔记试读：

前言

哲理在大师的灯里，也在我们的顿悟里。所有哲理归根结底，都有一副朴素的容颜。那些看似高深的命题、烦琐的辩证过程，都将归结为一些老掉牙的字眼，像善良宽容，诚实友爱，诸如此类。这些字眼从不花哨，花哨的是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字眼们守在嘈杂的世界里，安静地等待着和我们的心灵接洽，等我们剥开尘世浮华的外衣，剥下一层欲望，剥下一层贪婪，再剥下一层苦恼。等我们剥下种种负累，重重纷扰，那些朴素的老套字眼，就会带着最强大的力量，驻扎进我们心里。然后它们会指挥着我们的心，重新看清这世界里深藏的诸多美好。指挥着我们打起精神，发自肺腑地歌颂着我们的人生、生活、世界。

在这书里，哪怕你只看见了大师模糊的剪影，哪怕你只读到了只言片语，哪怕只有一闪而过的心动，但这剪影、这片语、这心动倘若给你过感悟，也请郑重记下。人生是一本厚重的笔记，让它丰盈起来的，恰好是这或短暂或深刻的感触的点滴叠加。等到了岁月深处，重新翻开你的人生笔记，一定会有某一时刻，你会由衷感恩：这一生里，有无数次，我曾深深地被打动过。

大师用他们智慧的思想来观察、探究、感悟人生，并将真谛与我们分享。冯友兰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破解人生这道谜题时的种种感触；梁漱溟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参透人心时所得的真谛；胡适求证了漫长人生旅程里的种种可能；季羡林看透了人生并无完满；超凡的李叔同规劝世人如何在喧嚣的凡尘里炼就一颗初心；林语堂的哲理从来不沉重，他倡导快乐的人生，并致力于研究在这苦短的人生里，如何过得快乐；金岳霖虽然毕生研究理性至上的逻辑学，但并不妨碍他把自己朴素的人生活出了一道道哲理；和金岳霖的童真不相上下的是梁实秋不像话的浪漫，住在雅舍里，过着雅生活，但他仍然记得，情理相依傍，这雅兴才能更悠远绵长。

总之，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用心地咀嚼大师的人生至理，并从中有所体悟。编著者2014年11月第一卷季羡林：不完满才是人生

抛去外界的浮名不谈，归根结底，季羡林不过是个一生都不怎么完满的平凡人。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一个命运几经坎坷的老者，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练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冥思？名利、学识、地位……哪些是他用一个世纪的光阴锤炼的“真金”？哪些才是最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膜拜的？在厚重的生命沉思面前，语言是最无力的表达。如果非要对这个问题刨根问底，季羡林，这个将要百岁的大师给予我们的人生寄语只有一个字：真。对亲人，要付出真爱；对朋友，要付出真义；对工作，要施以真心；对人生，要甘洒真情。

以真示人，除去虚假的遮掩，才能换来他人的热心肠和真性情。但是，想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季羡林在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他忘却贫困的出身，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完成了在别人看来很难完成的学业。此后，他走上讲台，教书育人，一场大难却在不期间坠落，“牛棚”便成了他生命中难以泯灭的印记。苦难最深处也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这个自语极倔的老人，在经历过多次折磨之后，也动过自杀的念头。但在一次批斗后，他竟然“意外地”挺了下来。“这我都能忍受，还怕什么呢？”于是，季先生便不再寻死，这一“挺”，生命就再也没有倒下。即使，那时候的活比死亡更加艰难。

季先生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得到了几个朋友的帮助，虽然仅仅是几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和细节，但在那样的环境下已实属不易，对此季先生也铭记终生。这也成为他交友的重要准则：危难时刻出手相助的人才是真朋友，真心才能换来真情意。

当阴霾过去，原本失去的东西又重新回归的时候，短暂的喜悦过后是长久的淡然。他把倒霉和转运这两件事看得很淡，他明白，即使一个人再辉煌，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生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看似偶然的灾难令人猝不及防，但这“偶然”对于生命来说，也是某种“必然”，于是承受。承受不是艰难的忍受，而是豁然的接纳，生命因此更加充实和不可战胜。

面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官复原职”的季先生原本“有能力”进行反击，但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身不由己，不报复他们，也是在原谅自己，因为自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一切又都重新好了起来，工作得以顺利进展，学术研究再现第二春。很多事情在发生变化，不变的是季先生严谨的治学和研究态度：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鼓励创新、务实不务虚。事业和名望上的辉煌没有让季先生忘乎所以，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平常人，有着每个人都有的情感：爱妻子，爱母亲，爱他那只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猫。

这不完满的一生给了季羡林无数的智慧启迪。他把这些智慧记录下来，传送世人，不过是想让人明白，既然事事不完满，不如我们淡然处之，凡事看开。第一章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活着是上天给予的一种恩赐

在季羡林看来，从古至今都不存在一个百分百完满的人生。所以他说，不完满才是人生。从古人的诗词、民间的谚语里我们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这条真理在一切人身上都适用。

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就连稳坐龙位的皇帝都有他的难言之隐：虽然表面上看，皇帝能够为所欲为，操控天下，但与此同时，皇帝们也要承受着宫廷内部的残酷争端，他们“最怕一旦魂断，宫车晚出。”就连史上那些英明神武的君王都曾梦想着超越生死，长生不老，妄图永保皇位。

帝王且有不如意之事，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了，命运织就一张疏而不漏的网，让我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平凡的真理，也就能够看开，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恩赐，月虽有阴晴圆缺，但至少活着的我们曾见过它圆满时的美景。人有悲欢离合，虽不能常相见，但至少活着的我们尚且能够彼此想念。所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恩赐。

在季羡林走过的几十年漫漫长路中，酸甜苦辣都曾经经历过。喜事是自己的事业与学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在国际上也是德高望重的权威。苦事是曾经遭受过迫害，人生最苦闷最无望的阶段也是在那个时候。那时的季羡林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无路可走，看不到丁点儿的希望，但他没有放弃，撑过去了，人生便多出一条路。

等到季羡林一路这样走来，纵然有万般无奈，也终于将人生看开。万念俱灰时的那些自杀的念头，再也不会冒出来。彼时的季羡林经历人生重重风雨，已经相信人生总有路可走，相信问题总有解决的希望，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活着就是一种恩赐，后来的他便学会了珍惜这种恩赐。

很多时候，人生并不是因为拥有全部而获得幸福，有时虽然不够完美，却在残缺中获得意外的惊喜，生命也因此迎来无限转机和希望。当我们有了这种觉悟，便会生出感恩的心，便有了勇气和智慧勇敢地正视与面对人生的不完满。有时，过于顺利和完美，反而会令我们感到乏味，以致心生厌倦，不再珍惜。亚历山大大帝因为没有可征服的土地而痛哭；喜欢玩牌者若是只赢不输就会失去打牌的兴趣。西方谚语说：“你要永远快乐，只有向痛苦里去找。”你要想完美，也只有向缺憾中寻找，最辉煌的人生也有阴影陪衬。当你感觉到缺憾，你就体会到了人生五味，而这就是季羡林说的不完满中的完满，这就是真实而完整的百味人生。知己不足，而后晓天下

懂得了人生的不完满，学会了知足，已经能够让我们向幸福人生靠近一大半。但光有这种知足还不够。要想更透彻地体会这个世界，体悟我们的人生，我们还要知自己的不足。

季羡林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反躬自省》的文章，里面提到，知己的不足，要从认识自我开始。他以自己为例，开始剖析。他说，自己并不是天才，也不是蠢材，资质中等，喜爱绘画和音乐。但中学的时候，他的绘画水平已落后其他同学，他也曾深深地为此伤心无奈。季羡林觉得自己是个谨小慎微、性格内向之人，有自己的私心，但也会为别人着想。曾经犯过错误，伤害过一些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会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利害。所以，整体来讲，季羡林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是个讲原则的人。因此后来，当他发表了那些感悟人生，探讨天下的人生哲理时，才能够让世人信服和学习。这就是“知己不足”的力量，这力量不仅让季羡林看透了自己，也看透了世界。倘若我们普通人也能够常常做到“知己不足”，在这过程里会有怎样的收获，自然可想而知。

人们常用“自省”这个词来警示自己、提醒他人，但是对“省”的真正含义或许并未全然知晓。省有两解：一解为省悟，一解为反省。先有省悟，后有反省。省悟是自我认知的过程，反省则为自我检查之意。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季老这样清晰地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历来就是最难解决的命题之一，这需要一定的方法。庄子给出的方法就是“心斋”，季羡林他的著作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孔子弟子颜回对孔子说：“老师，我想出去做事，除暴安良，接济贫苦人民。”孔子却说：“你现在不能出去，你还不成熟，过于浮躁，还没有认清自己，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你还是先去斋戒吧。”颜回就说：“我从小家里就穷，很少吃肉喝酒，这算不算斋戒呢？”孔子说：“你指的是祭祀上的斋戒，我说的是心的斋戒。在生活中，你不仅要通过耳朵去听，还要通过心和气息去感受，将感受到的气息回归内心，形成自我认知，这就是心斋。”

著名学者于丹说：“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有向外发现和向内观看两种能力。向外可以发现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向内可以发现一个无比深邃的内心。”她说的这段话就是心斋的另一种解释，也是认知自己的一种独特方式。认清了自己，便可获得一个更广阔的人生境界，收获也可更加丰盈。

同时，认清自己就可进入自省的第二层意境：反省、自我检查。《论语》里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宋代的朱熹也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意皆在反省。反省可“自知己短”，弥补短处，纠正过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反省自己是十分必要的。有人也会怀疑反省的作用，认为反省并不见得有多大作用。但是，真正懂得反省的人，经过它的荡涤，日臻完善。完满之事古难全，不如淡然

但凡能彻底觉悟“人生是不完满的”这个平凡哲理的人，通常都是经历过人生悲喜，将世事看开的人。人间万象已看过，练就了不惧不喜的心态，凡事都能够淡然处之。

当一个人从最初的少不更事到历经沧桑之后的宠辱不惊，从少年、中年到老年，变化不仅仅是时间，更是一个人历经世事之后的处事态度。从最初的浮躁、火暴与不安，转变为后来的淡定、从容和平和，是心境的转变，也是人生态度的转变。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人。

他曾经在文章中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两句诗形容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对这个座右铭的解释是“随遇而安”，是面对任何事都平和地对待，不大喜不大悲。在他眼中，一切仿佛浮云，再激荡的情绪，也可以用随和平稳的态度表达。季老经历过少小的困苦，学业的突飞猛进，也遭受过巨大的人生打击。曾经的痛苦无以言表，但这一切终究还是过去了。

这一切对季羡林而言就是厚重的人生积淀，是他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的资本。而到了晚年，这积淀或许就是季老的淡然一笑，是面对即使天大的事情也不会情绪奔涌的平常心。以平常的心境对待事物，生命才能达到祥和。

因为了解人生的不完满，才能够有淡然的平常心。拥有平常心并不是始于今人，古代圣人也是如此。孟子一生思想不为当世君主所接受，还受到各种中伤。但他为人豁达，只一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意思是我的思想如果可行，那么自然会被推行。如果行不通，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而行得通或行不通则不是人力可以安排的，这需要靠天意了。这句话体现了孟子的人格魅力，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得机会，救天下，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则自己修身养性，一切处之泰然。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充满苦难，总是在得意与失意之间游走，患得患失就会永无宁日，这样的人生是可悲的。因此，面对人生的荣辱，何不以平常心处之？

平常心不是漠视，而是以尽可能平淡的心情面对已经发生的事，这会让痛苦尽快消退，让欢愉不冲昏头脑，生命也会在一种宁静、自然的状态中存在，这也就是季羡林所推崇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所以，用平常心面对一切，当你能够了解人生的不完满，因为这份不完满，经历了很多人生悲喜之后，持一份淡然心境，在宁静中感受至美，在平常中体会永恒。第二章　不能糊涂，不如糊涂被动得生之为人，清醒得走完一世

季羡林在他的文章《人生》中说：“像我这样一个平凡人，吃饱了饭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人生在季羡林看来，是完全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落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

季羡林说，凡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儿主动也没有。我们稀里糊涂地降生，稀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稀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稀里糊涂地长寿着，就像他自己一样。就连死，在季羡林看来，也是完全被动的，除了自杀的人有一点主动权之外。但这主动权他也不提倡随便用。

所以总结起来，季羡林认为人生就是被动地生，糊涂地过下去。但是在这被动中，糊里糊涂中，我们却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季羡林劝诫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意地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季羡林说，问了这些问题之后，会使你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

今朝有酒今朝醉地恣睢享受，上下求索的忍饥耐寒，都不算完全意义上的有所作为。苏东坡词中有句话说得好：“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当我们的人生接触到了“再少”，或许可以从中寻一丝清醒。“再少”当然不是只肉体上的返老还童，因为时间是不能倒转的，一个人体力再好、身体再棒，也不可能有如此神力。所以季老将“再少”理解为一种突破年龄限制、身体限制甚至环境限制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状态或生活态度。

有人问季羡林算不算是“清醒”，季羡林说：“我自己不敢说。反正我从来不敢懈怠，从来不倚老卖老。我现在既向后看，回忆过去的九十多年；也向前看，看到的不是八宝山，而是活过一百岁。但是，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手段。”

所谓活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说的就是不糊涂着活，要超越着生。季老不敢称自己是“再少”的老人，但他绝对是尘世里少有的清醒之人。

季羡林常说每个人离死亡都是等距的，人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但是，不论人生有多被动，我们都要从中寻求一丝清醒，倘若一味糊里糊涂地混日子，拥有再多的时光也是徒劳。

清醒的人生，应该是以人生为手段，利用有生之年，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争取尽可能多地作为。走运时，就把握运势，争取做事业；不走运时，寻求突围，争取做强者。年轻不依赖年轻肆意挥霍，年老不躺在老字上无所事事，这一生也算是清醒了。姻缘糊涂派：韶光用在刀刃上

缘分和命运，在季羡林看来，也是两个糊涂的词。他觉得，缘分和命运，既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爱人，同自己相遇的过程仔细回想一遍，便会发觉，这里面包含了一场“缘分和命运”纠缠的糊涂账。你们两个人，从最初的相遇开始算起，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稍纵即逝，稍一不小心就会擦肩而过。但你们终究没有错过，到底走到了一起，这就是普通百姓所认作的缘分和命运。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解释不了的。

北大中文系有个毕业生，名为欧阳旭，曾经邀请季羡林等前辈到北京西山的大觉寺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因为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季羡林很是疑惑，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搞这么一个茶院呢，欧阳旭微笑回答：“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可见缘分一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糊里糊涂的。尤其把缘分一事放到婚姻里，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道理可讲，更加没有道理可循。对于爱情这种不可名状的事，季羡林说自己也不能说得十分清楚的话，他必须要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才是“人间正道”。但是千万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去研究这过程中的玄机，以至于终日卿卿我我，闹得神魂颠倒，处心积虑，不时再闹点小别扭，学习不好，工作难成，最终还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到时才真的是犯糊涂了。

既然爱情、婚姻中的缘分和命运都是不能够说清楚的，糊涂的，所以季羡林就主张，把时间都节省下来，用在刀刃上。虽然他也并不提倡两人“一见倾心”，立即办理结婚手续。因为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过长，因为要把余出来的时间用到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季羡林的婚姻观是朴素的，从这份朴素的婚姻观里，我们所能借鉴的是，爱情不必全情投入，因为缘分机遇这些事，都不是人力所能为之，只要努力做好自己，接下来便等着上天分配给你一份怎样的姻缘。比爱情和婚姻更宝贵的，是时间，是美好的世间，我们应该趁着时间充裕，用心地去多品味这个美好的世间，而不是将感情孤注一掷，全部放在爱情上，那必将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凭心论毁誉，不煮糊涂粥

以一时的功过评判一个人，是错误的，也是糊涂的。

无论怎样的人，不管他是一代伟人还是平常之人，都不能以一时的功过得失评价他，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观点，也是季老的观点。季老觉得，人的一生是漫长的，每个年龄都是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犯了错误，不等于下个阶段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此时错非彼时错，此时对也不能代表彼时对。看待一个人要全面、细致，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到全局，不能糊糊涂涂，以一时的荣辱评判一个人。

明朝的冯梦龙也曾警告世人：“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其主旨在于看人不可以偏概全。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大学》里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而孔子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可能：一时的荣辱有时是假象，当事者因为某种原因身不由己。《绎史·卷九十五》中再次记载了关于孔子弟子公冶长的故事，传说公冶长善辨鸟语。他生活贫困，经常没有粮食吃。有一次，一只鸟飞到他的房前，大声对他鸣叫着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个虎驮羊，尔食肉，我食肠，当急取之勿彷徨。”公冶长听了之后，马上跑到南山，果然看见一只被虎咬死的山羊，于是拿了回来。后来，羊的主人在公冶长家里发现了羊角，就认为是他偷了羊，把他告到鲁国国君那里。公冶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但鲁国国君不信他懂得鸟语，将他关进了监狱。而孔子知道他的秉性，为他向国君申辩、求情。鲁国国君没有理会。孔子叹息着说：“公冶长虽然在监狱里，却是无辜的啊。”

过了几天，公冶长在狱中，听到上次那只鸟又叫道：“公冶长！公冶长！齐人出师侵我疆。沂水上，峄山旁，当亟御之勿彷徨。”他听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了国君，国君仍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派人前去查看，结果真的发现了齐国的军队，于是发兵突袭，取得大胜。因此释放了公冶长，并给了他很多赏赐，还想让他做大官，公冶长坚辞不受，因为他觉得凭自己懂得鸟语获得官位是一种耻辱。

孔子谈到公冶长，说他虽被关押，却是无辜的，之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当时，孔子已经赢得了普遍的社会声誉和身份地位，他不以公冶长一时的灾祸武断地评判他的一生，足见其智者和圣人的秉性。将女儿嫁给他，更显出孔子的胆识，他的这个决定，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放在今天，也需要非凡的勇气。

孔子的言行给我们的启示是：生活中，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能因为某个人犯过错误，就觉得他以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时候，污点不是他人身上带的，而是无法摆脱偏见的我们强行给他带上的。“士别三日，定当刮目相看。”记住这句话，用长远的、全面的眼光看人。小不忍则犯大糊涂

说到容忍，季羡林在《感悟人生》里提到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说的是普希金，因为和人打架而丧失性命。季羡林认为因为少了一点点容忍度，而把性命丢了，实在不应该。所以他说，容忍确实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美德。

不管是在家庭还是社会里，总要有一点容忍，人才能活得安生。季羡林讲，唐朝有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口气写了一百个“忍”字。其中的“道”已然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气，以至于在旧社会里，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

但是在季羡林看来，容忍也不容易。1935年的时候，季羡林乘火车经过苏联前往德国，火车经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4小时，由苏联海关检查行李，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入国必须接受检查，这是世界公例。但是，让季羡林不能容忍的是，一位苏联海关人员竟然揪住他在哈尔滨买的一把壶嘴粗糙的铁皮壶，怀疑里面装了炸药，检查起来敲打不止。这让季羡林很生气，有点容忍不了，想发火，却被旁边的一位外国老者悄悄拉住，说了一句：“容忍是很大的美德。”仅仅这一句话，就让季羡林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如果此时他发了火，轻则起争执，严重者，则有可能牵涉两国立场。可见，倘若一件小事忍不了，则大有可能犯大糊涂。普希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季羡林后来到了德国之后，发现那里还流行着旧时欧洲决斗的风气。谁污辱了谁，尤其是谁的情人，被污辱者一定要提出决斗，或用手枪，或用剑。普希金就是在决斗中被枪打死的。于是季羡林几个留学生就相互约好，不管外国人如何污辱我们自身，都一定要容忍，克制自己。季羡林能对自己立下这样的准则，可见对自己的要求是极高的，也正因如此，他看了现在中国人的容忍水平，表示很气愤。不仅连对不起都不会说，动辄还要相吵相骂，打架滋事。所以季羡林在心中暗暗祈愿，希望容忍这个美德，能够早日回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中来。

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季老也曾经受过不公正待遇，被人污蔑、打骂，其中心酸无人诉说。但当浩劫过去，回首那段往事之时，面对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季老没有选择报复，而是容忍以待之。容忍是一种幸福，我们容忍别人，不但给了别人余地，也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容忍更是一种财富，让人生豁达，让人更有涵养。

当时间飞逝，岁月变迁，不管经历什么，我们依然能像故事中人物以及耄耋之年的季老一样容忍以待人，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协和，不因容忍不了而犯大糊涂，这样的话，生命自会丰盈而逍遥。第三章　人心如镜，映照百相人间孝为先，别冷落了人间第一爱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强调“孝”这项美德的国家。虽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存在“孝”的概念和行为，却都不如中国突出。宗法伦理色彩浓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特色。这是任何国家都超越不了的。

中国人常说三纲五常或者三纲六纪，哪种里都缺少不了父子这一纲。季羡林认为，原本，父慈子孝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但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后来就只强调“子孝”了，而淡化了“父慈”，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发肤都是父母给的，父母如果愿意收回去都是可以的，中国的伦理道德将父母摆在一个很高尚的位置，甚至有时候觉得父母们都是没有过错的了。历代有不少皇帝昭告天下说：“以孝治天下。”自己也跟着装模作样，尽量露出一副孝子的形象。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少为了争夺王位导致儿子弑父的记载，但是那是天子的事，老百姓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如果发生儿女杀父母的事，皇帝必赫然震怒，处儿女以极刑中的极刑：万剐凌迟。可见，不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罪大恶极。

在当今社会，孝这个概念显然已经淡化了，对父母不好的人数也渐渐增多，不赡养他们，甚至虐待他们的事情时常发生。季羡林认为，从大的方面讲，这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虽然季羡林也并不提倡愚孝，但是小的时候我们受父母的影响，没有这种抚养，儿女是活不下来的。父母年老，子女来赡养，不说报恩，也是合乎人情的。而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永远无法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这个社会里也是不大可能受欢迎的。

所以季羡林诚恳地希望现代的年轻人在“孝”这件事情上慎重。以为只有懂得了孝的重量，才能够深刻体悟到什么是人间第一爱。父母的爱便是人间第一爱。每个人一生下来，受到的人间第一爱就是父母的爱，父母告诉我们，人间并不是凄清而是充满温暖的，但是人间也不是时时处处都充满了温暖，当你遇到了温暖时，会想着把这份温暖分父母一份，当你遇到悲苦的事，想到父母，便又有了前行的动力。

季羡林从小就是一个失去母爱的人，这成了他心头最大的创伤。季羡林说，就算华佗再世，也无法治愈这个创伤的。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想到他母亲，都会潸然泪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古今同恨的事，所以季羡林诚恳地呼吁世人们，珍视这人间第一爱，不辜负这份真情。绕行，也许成功等在转角处

但凡能在大风大浪后独善其身者，往往懂得适度退让与弯曲的道理。季老就是这样的人，在遭遇人生转弯的时候，他懂得“尽人事安天命”的道理，即便暂时不能收获，暂时绕行，也能让他保持淡然心境。所以，无论季羡林一生遭遇多少波折，他的心态总是平衡的。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与人仿佛水火不容，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打压人们的身心，恐惧、压抑是人的常态。季羡林则是心怀雄志，以暂时的忍让麻痹他人，在养精蓄锐中谋划未来。

在现实生活中，放着直路不走，走弯路，无疑是个十足的傻瓜。然而，在很多时候，漫漫人生中，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并非全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又需要妥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将来的强硬。当前方是万丈悬崖，直走过去，不仅不能到达对面，反而会被摔得粉身碎骨。所谓“以屈求伸”“以曲为直”“以退为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等，都是围绕着“迂”和“直”两个字做文章。“迂”和“直”是一种矛盾，如同退与进是一对矛盾一样，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不能将后退的举动一概视为怯懦和软弱，在无法前进的情况下，适当地后退或者走走弯路，往往是一种必要的、理智的行为。

刘备、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后，曹操发兵数十万，以曹仁为先锋，大举南下，兵锋直指刘备的屯兵之地——新野。根据诸葛亮的提议，刘备退据樊城，同时火烧新野击败曹仁。鉴于刘表已死，荆州新主刘琮投降曹操，刘备集团失去了后盾，诸葛亮建议再行后退。刘备率军兵和百姓弃樊城，过汉江，退往襄阳。刘琮拒不接纳刘备入城，诸葛亮主张向江陵撤退。由于刘备不肯舍弃跟随的百姓，退却的速度很慢，致使江陵被曹操抢占。刘备与诸葛亮等商定后，全军退往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夏口，取得了休养生息、壮大力量的机会。

在休整兵马、加强防备的同时，诸葛亮乘孙权派鲁肃来夏口探听虚实之机，随鲁肃到江东，一番游说，孙刘结成联盟，在赤壁大破曹军，实现了刘备打败曹操的目的。曹军败退后，刘备集团得以长驱大进，夺取了荆州，半生漂泊的刘备终于得到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可见，在前进受阻时，退后一步再图进取，往往能相对容易地达到目的，这就是以退为进。如果刘备不从新野、樊城主动后退，不仅无法打败曹操，而且会使刘备政权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相比之下，南下的曹操却只知进取，不懂后退。当他进到长江边上，兵马虽多，但都已疲惫不堪，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本该停顿下来或稍稍后退，但曹操仍然劳师远征，试图将孙权、刘备一举消灭。结果在赤壁以众败寡，狼狈至极。赤壁一战后，曹操不得不退回中原，终其一生，到底未能消灭孙权和刘备。

由此可见，处理好退与进的关系对成功来说多么重要。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进道若退”，他力主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无论什么场合，无论是胜利后的绕行还是失败后的退却，只要“绕行”仅是手段，而不是最后目的，只要有利于整体目标的实现，“绕行”又何尝不是上策呢？如同季老那样，在严峻的形势下，暂时地绕行，走走退路，是在为以后的成功埋伏笔。因此，学会以退为进，学会迂回战术，成功或许离你就不再遥远。人生无欲品自高

季羡林曾说过，他不喜欢在名利场上你争我夺，他不是那样的人。怎样才算享受生命大自在，是处于高位，拥有财富无数，还是安然自得，无欲无求地享受每一天？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季羡林认为，无欲无求才是真。

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自己并不完全是个没有欲念的人，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也拥有一颗世俗心。但到了晚年，经历了大风大浪的洗礼后，季羡林也渐渐淡然起来。不再关心名利，也不再拥有诸多欲望，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写文、饮茶、养花、戏猫这些事情上，真正地享受着生命的乐趣与逍遥。晚年的他虽然身体虚弱，但也因为没有过多的欲望消磨精力，他在精神上又是强大和饱满的。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词——“无欲则刚”，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欲望的话，他就什么都不怕，会变得很强大了。

所以精神上清净的季羡林战胜了身体的羸弱，也进入了生命的大逍遥和自在。这也劝诫我们，为人处世要少一些欲望，多一些清净，只有这样才能无欲则刚。

当然，许多事情都是说起容易做起难，和尚在寺院里修炼一辈子，没有一个不想成佛的；道士整日闭关打坐，没有一个不想成仙的，可见虽然“无欲则刚”，但要做到“无欲”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欲”，实际就是一种生活目标，一种人生理想。古人常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对山河雄伟的赞美，说明海的大、山的挺拔。也可比喻人的胸怀宽广、大度，即要有宽容的性格，又要为人正直，不要有任何的私欲，要大公无私，方可站得稳、行得正，无私则无畏。

有一则寓言，说的是有位书生准备进京赶考，路过鱼塘时正巧渔夫钓了一条大鱼，这位书生便问渔夫是如何钓到的。渔夫得意地说，这当然需要一些技巧，刚开始因鱼饵太小，大鱼根本不理我，于是我把鱼饵换成一只乳猪，没一会儿大鱼就上钩了。书生听后，感叹说，鱼啊，鱼啊，塘里小鱼小虾这么多，让你一辈子都吃不完，你却挡不住诱惑，偏要去吃渔夫送上门的大饵，你是因贪欲而死啊！

读完这则寓言，想想现在的一些人，对待名利，就像大鱼看到了快到嘴边的乳猪，生怕咬晚了被他人叼走，拼死奋力地抢夺。有的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有的跑官、买官，不择手段；有的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有的追求享乐，腐化堕落……老子说得好，“见谷而止为德”。邪生于无禁，欲生于无度。手中有权者一旦忽略了世界观的改造，而“疾小不加诊，浸淫将遍身”，到头来必然出大事，栽大跟头。

有求与无求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能否正确对待有求与无求，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人格情操的高尚和低下。品德高尚的人，名利上无所求，事业上却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品德低下的人，看重的是名利地位，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一旦满足不了个人私欲，工作上就怨天尤人，不思进取。

清人陈伯崖曾说过：“人到无求品自高。”他所说的无求，并不是前面有些人所说的，在工作、事业上缺少追求，甘居人后，而是告诫人们，在面对名利和低级趣味的生活时，要无所求，对待事业和人生却需要孜孜不倦地追求。有所不求才能有所求。“无欲则刚”“淡泊名利”，这才是无求的最高境界。碌碌无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庸人的哲学。一个人只有抛开名缰利锁和低级趣味的困扰，去追求高尚的事业和完美的人生，才能胸怀磊落、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世间百态，万变不离礼节

富者有礼高贵，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意笃，社会有礼祥和。“礼”自古是中华民族倡导的优良美德，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自然成为我们每个人应该具备的行为规范。但季老在一篇《谈礼貌》的文章中贬斥了当今社会的一些“无礼之举”。季老说，几年前，他腿脚还灵便时，是公共汽车的常客。他经常会在车上看见吵架甚至打架之人，而理由无非是谁不小心碰了谁一下，或踩了谁一脚，季老就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样的事情也值得大动干戈吗？”

季老说还曾经看过一个由外国摄影家拍摄的介绍北京的专题片，在将北京的名胜古迹介绍给世界人民的同时，竟然有“一个光着膀子的胖大汉子骑自行车双手撒把做打太极状，飞驰在天安门前宽广的大马路上，给人的形象是野蛮无礼”。对于这种行为，季老气愤之极。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在季老眼中，没有礼貌是目中无人、自私自利的表现，所以告诫我们年轻人一定要以礼为重、以礼修身、以礼为人。

胡适先生曾提及，孔子非常重视待人的礼貌、礼节。他时刻要求自己和弟子注意自己的行为，务必对别人做到以礼相待。孔子曾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意思是说，走出家门如同会见贵宾那样恭谨，役使百姓如同承办大祭那样敬肃。自己所不想干的事，不要强迫他人去做。这样的话，在官府任职才会无人怨恨，在家闲居也无人指责。

礼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一种修养与修为，更是做人必须懂得的准则，只有以礼待人，才会受到同样的礼遇。德国谚语说：“脱帽在手，世界任你走。”有礼节不一定总能为你带来好运，但没有礼节往往使你与幸运擦肩而过。要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走得更远、更好，就要时刻注意保持礼节。

中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们的先辈创建了丰富的礼仪，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当今倡导个性张扬的社会，个别人缺少礼貌修养，以致产生了许多不和谐之声。因此，要想创建和谐社会，有必要重视礼节修养，充分发挥这一社会“润滑剂”的功效。

而且，历史上的成功人士都深谙礼节之道，并由此助他们走向了成功。一个不懂得礼节的人，尽管个人能力很强，但得不到上司的认可和团队的支持，是很难获得成功的。维系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除了制度外，还需要礼节，离开了礼节，人际关系有可能会变得紧张。决定一个国家机器能否有序运行的因素，除了法制之外，也需要道德礼制，如果缺乏道德礼制，那么国家也就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第二卷冯友兰：人生是道解不完的谜题

无数人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

人生究竟是什么？活着到底为了谁？

这无数人里，包括大师和百姓，因此答案也就百种千样，各不相同。在这所有答案里冯友兰给出的答案未必是最真知，未必是最深奥，却是最朴素的。所谓的人生真相，就在我们平平常常的寻常生活里。是粗茶淡饭，是一盏烛火，是情与理的交融，是善与恶的纠缠。去找吧，总能在这里面找到我们想要的真理。

冯友兰从不执着于真理的追寻。他以为的理想人生，都在他的理想国中，循着一条中庸的道，走得不紧不慢。“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坚定的学术理想和中庸的人生追求，宛如两股细流，尽汇于此座右铭中。

对冯友兰而言，探索人生这道谜题，诠释的语言最好浅显，因为人生是纯粹的。探索者本身亦不可太清淡，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因为人生又何其自然。最好，便是取中庸之道一以贯之。活在人世间，从不停歇地解读人世间。

解读，其实亦是一个自我雕琢的过程。雕琢心的明朗，雕琢欲的淡泊，雕琢对幸福的感知，等等。每一层雕琢有每一层的境界。冯友兰提出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这一涵盖了所有俗世之人的四重境界，便是人生雕琢的不同阶段。年少之时，冯老也曾经历不知有“我”的自然境界和只知有“我”的功利境界，但那只是人生路上一个必经的过程，他最终到达的是贤者与圣人的境界。在最高的境界，人与宇宙融为一体，因放下一切而获得一切，看似一无所有却又无所不有，以尘埃之身最终觉解浩瀚天地。这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境界，但并不妨碍在某个时候做一件这个境界里的人会做的事——正如，人类虽无法在珠峰顶生活却可以登上峰巅看一眼那里的风景。

当人生再无可雕琢，那便是超脱，像冯友兰，以宽阔的胸怀包容一切不同甚至是非议，用素有的涵养面对质疑甚至是责骂。他态度谦和，待人接物从无疾言厉色。面对无数的批判，他坦然夷然，从无愠色，即便是身心备受摧残之时，他仍然表现得“见侮不辱”。他就在这人世纷扰里，静听幸福在呢喃。

冯友兰是否把他的理想人生过得圆满，旁人无法揣测。我们知道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跨越东西方文化差异，著有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人生的所有起落与悲喜，都云淡风轻地记录于《三松堂自序》之中。坐而论道的事他不干，用生命建筑他的理想人生，才是他的追寻。第四章　何为人生，人生为何人生无真相，唯有烟火寻常

很多人都曾煞有介事地问过这个问题，人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好钻牛角尖者，甚至会把它当成大问题，庸人自扰。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着他自己的“真相”，有的人把人生过成艺术，有的人把人生当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也有人把人生当成一个过程去享受……总之无论哪种，都无可厚非。

在冯友兰看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当我们不了解一件事情的真相，是因为我们身为局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内幕。这就好像记者访问政府要员，常常会打听政局的真相，因为非当局者，所以对真相充满好奇。但对于政府执政者而言，真相并不神秘，不过是一些举措设施，他们对此熟悉之极，从来也不会对“政府的真相”感兴趣。

冯友兰用了这个极明显的比喻来解释人生。人生中的当局者，就是我们芸芸众生。当局里的种种举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艺术家们清风明月的嗜好、制造家鬼斧神工的创造、宗教家覆天宰地的仁爱，诸如此类，都是人生。这些具体的、形象的、琐碎的细节，就是我们所追问的人生真相。

从一个人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直到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为止，每时每刻、每一点思想、每一个行为举动，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生，正如冯老所概括的那样：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一个至简的答案，让坚持探寻人生奥妙的人豁然开朗。

冯友兰说，如果人们活在具体的人生里，却还要去寻找人生的真相，那就是掉进抽象的陷阱里，成了“骑驴觅驴”的笑话了。冯友兰曾经和友人谈到“抽象”时，提到过一个笑话，是说柏拉图有一次派仆人到街上买面包，仆人空手回来了，说有方面包、圆面包，就是没有面包。柏拉图说，那你买个长面包吧。但是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那你就买个白的长面包吧，但是仆人照旧空手回来，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此番下来，柏拉图终于饿死了。从这个笑话里，冯友兰总结说，人如果没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就连话都不能说。

对于人生真相的理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总要加一点抽象的理解能力进去，否则因为苦苦地纠缠于“人生的真相”，而忽略了最朴实最美丽的人间烟火，丧失了生之快乐、活着的温馨幸福，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最美人生，莫过相忘于江湖

何为人生？冯友兰已经给出了答案。然而，坚持不懈地探究人生的思考者们，紧接着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人生为何？被“目的论”笼罩的头脑，费尽心思地要为人生寻找一个目的，于是有了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其实，就冯老而言，“人生之目的就是生，所以平常能遂其生的人，都不问为——所为——什么要生。”

纯粹的“生”，便是最合理的答案，无需加入太多复杂的目的与功利，也无需经历刻意的修饰。人本来生下来都很朴素、很自然的，由于后天的教育、环境的影响等种种原因，把圆满的自然的人性改变了，刻上了许多花纹雕饰，反而破坏了原本的朴实。

恢复到朴实的境界，活着就是活着。人生没有什么“观”，人生就以生为目的，本来如此，这个题目本身就是答案。不要雕琢，不要苛求人生应该如何如何，其无欢喜也无悲，顺其自然。有时，人应该成为一块拒绝雕琢的“原木”，保留人性中原本的单纯、善良、朴实的东西，不要让外在的雕饰破坏自然的本质。质朴是这个世界的原始本色，没有一点功利色彩。就像花儿的绽放，树枝的摇曳，风儿的低鸣，蟋蟀的轻唱。它们听从内心的召唤，是本性使然，没有特别的理由，一如人生而为生一样的单纯。

但身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冯友兰先生无可避免地会被问及除了“生”之外，人生更崇高、更伟大的目的。冯老无意为人生强加什么，他认为：若于生之外，另要再找一个人生的目的，那就是庄子所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了，两条鱼为了生存，彼此用嘴里的湿气来喂对方，苟延残喘，显得仁慈义气。但与其在死亡边缘才这样互相扶持，还不如大家安安定定地回到大海，悠游自在，互不照顾来得好。“相濡以沫”，或许令人感动；而“相忘于江湖”则是另一种更为坦荡、淡泊的境界。

对于世俗之人来说，与其患难见真情，还不如根本无情，在安定的生活中，因无此需要而各不相帮，无风无浪才好，至于那些本已得享平淡恬静，却仍不安分的人，不堪一提了。

在庄子看来，混沌无知的状态，是万物最为适宜的状态。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它与其他东西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只要是适合于自己原本真性的，它就能生活得怡然自得，以至于能达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的程度，如同鱼在水里但不知道有水一样，这才是最为适宜的境界。

正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说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最佳的境界，那么执着于为自己找一个人生的目的，便已陷入了自己的心结当中。

只为生而生，以一种自然而然、无感无知的状态生活，于最适合自己的环境之中，方能实现“相忘于江湖”的惬意、实现本真人生。理智为先，妥帖了荒芜人生路

既然有欲，那必须要靠理智从中调和，万事才得以成方圆。

欲望，一个原本平凡无奇的字眼，因人类面对时所产生的极端态度，而变得让人又爱又恨，一如人们对待金钱一样。它一方面是人们不懈追求的动力，成就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箴言；另一方面也诠释了“有了千田想万田，当了皇帝想成仙”“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人性弱点。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欲望存在，初时它是人们前进的动力，随着欲望的不断满足，人们获得的越来越多，欲望也会随之膨胀。欲望的阴暗面开始侵蚀人的心灵，它一点点地占据人们的思想，直至人们会为了私心而不顾一切地舍弃其他的东西。至此，欲望已完全控制了人心，而人也离曾经地追求的幸福越来越远，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人之所以偏离了正确的道，就是因为欲望太多。”

欲望太多，但我们又都不是小说中的神仙，想要什么，立刻就会有什么。不可能所有的欲望都得到满足，而且不与现实里的道德认知发生冲突。冯友兰认为，倘若真有这种美满的人生，也就不需要理智这种东西了。直接凭直觉便可。

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即便是再乐观的人，也不会说自己的人生美满。因为种种欲，总没有全部得到满足的时候。因此人生就会出现种种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依托，便是理智。无论是理智地解决人生问题，还是盲目冲动、仅凭直觉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理智行为。因此冯友兰认为，理智在人生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有欲的地方，就有理智。

理智无力，欲则无限。先生如是说。

人生原本是一场荒芜的旅行，很多行囊不是天生带来，而是俗世的欲念强加上去的。当欲望的行囊变得愈加沉重时，就应该适时地减少一些累赘的东西。靠理智，来清减那些负累的欲。

冯友兰先生一生以哲学为其奋斗的方向，渴望在事业和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他想办一所很好的大学，他想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然而，“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他因声望与地位极高总是会被委以重职，出任行政工作。他的心中也有不灭的事功之心，他也有对权力与地位的欲望，但他始终觉得做教授最舒坦，于是，他一次次地辞去了行政工作，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学术的单纯。这就是他“理智有力，欲则削减”的作为。

有人会问，那些没得以满足的欲望怎么办？克制不住，也无法凭空消失。冯友兰给出的建议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总是很多，能够完满得到满足的欲望又太少，所以一定要学会自己哄自己，使不能满足之欲得以发泄，否则，人生真的要凶多吉少了。世上凡人皆不朽

世人大概都很忌讳“死”这个字，人人都辛苦奔劳地求生，谁都不是为求死，所以人人也都怕死。但死亡不分高低贵贱，到最后都会公平地让每个人遭遇一回。肉体固然不能长生，但在冯友兰看来，假如稍加用心，人人都可以不朽。

不朽和不死大不相同，前者是流芳百世，后者是痴心妄想。东晋桓温曾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一句话道出了世人的心声：人生在世不过几十载，终有退场的一天，因此人们总希望即便将来灰飞烟灭之时，也能在这个世间留下些什么，至少证明自己曾经活过一回。于是有了人们对于“流芳百世”的追求，无法达到此种境界之人，便唯有退而求其次，如桓温说的那般“遗臭万年”亦无妨。

其实，正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一个人的人生多短暂，也不论他的人生多平凡，只要曾经用心地在世上生活，便一定会留下些存在的证明，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朽”。他说：“不朽是指人之一种不可磨灭的地方，这样不可磨灭的地方人人都有，也就是人人都是不朽，而且想朽也是不能的。……不过这种种的不朽，有大不朽与小不朽的分别。大不朽是人人都知道的，如尧、舜、孔子。知道小不朽人少。如夫役洗凳子的声音。……所不同的，就是在乎人知道的多少罢了。”

桓温所言的“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都因其知道的人多而称其为“大不朽”。然而，世间之人更多的是实现人生的“小不朽”，或许有些时候，是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不朽”。

与其去追寻“遗臭万年”的大不朽，还不如去争取平淡诗意中的小不朽。同时，亦需铭记，人的所有举动都会留下印记，不会因为是恶行就被时间抹掉，故而行事之前请三思。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其相对的意义，有些人想要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有些人想要成为闪闪发光的明星，有些人想要成为造福人类的科学家，有些人想要成为除暴安良的执法者，有些人则只想安安稳稳地过一生……无论哪一种人生的期望，都是合理的，而且在这合理之中，我们都能找出于己有益，于人有益的“大不朽”和“小不朽”：你有过哪些功绩，带来过哪些影响，造福过多少人类，为人间送去多少太平，或者你一生安分，用真心爱了很多人。

这些大小不一的“不朽”，组合成了人生的意义。你曾来过这世界上，用你的方式留下印记。你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供后人去缅怀。在这些缅怀者的回忆里，你的灵魂得以延长，肉体虽然腐化，但精神、奉献以及爱，从此不朽。第五章　探索理想国，体悟中庸道人生四境，一境一世界

冯友兰把人生分成了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每个人对人生的觉悟程度都不同，因此，人生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有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不同，就构成了人生的境界。佛说，每个人各有其自己的世界，就像一室中有众灯，各有其所发出的光。光的明亮程度不同，人心里的世界也各不相同。

自然境界是最低层次的，这个境界中的人做事总是依照社会习惯或者是依照本性而为，他们完全跟着天地的运转而运转。冯友兰先生先生说，此时的人类“既无明了的目的，也不明了所做的各种意义”，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会去过多地思考此外的事情。他们不知何为苦、何为乐，就宛如刚出生的婴儿般，虽整日笑嘻嘻，也感觉不到快乐。他们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想要改变什么，只是跟风跟水地生活，完全不去考虑生活的意义，或者很少去考虑。甚至就连“生”与“死”，他们也都不了解。

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人生比自然境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明白自己行为的目的和意义，懂得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其中的人所以会努力奋进。他们的心中有“我”，且只有“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着自己的功与利打算。他们大多贪生怕死，有时也可能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旁边的人也许因他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但是他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也就是功利的。他们的动机是想换取更高的收益，其最终的归宿还是“我”。

这两种境界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获取的，冯友兰先生先生称之为“自然的创造”。之后的道德与天地境界，便非常人轻易所能达到了。

道德境界，即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他们的心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一个全体，他们了解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他们的着眼点是在公而不在私。程伊川所说：“义与利之别，即公与私之别。”也就是求个人之利者为利，求社会之利者为义。古今贤人及英雄便是已达到道德境界的。也许他的行为并没有给现实带来实际的好处，但他自己始终是合乎道德的。

最后一种境界是天地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认为在社会之上尚有一个更高的——宇宙。个人不能离开宇宙而存在，因而人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所以，对他们而言，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一切皆以服务宇宙为目的。

大多数世人都在自然和功利这两种境界中游走挣扎，另有一小众世人达到道德境界，心胸旷达。而达到天地境界，恐怕只有世人眼中的大师具备足够的功利去触及了。至于芸芸众生，你究竟到了哪一种境界，要有一个了悟。不同的境界创造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里，自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你想要摒弃什么样的苦恼，就努力从低层次的境界中抽离。你想要什么样的幸福，就动手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吧。沿循中庸道，走一段不偏不倚的人生“极高明而道中庸”一直是冯友兰推崇的理想人生的生活方式。

所谓理想生活，究竟理想在什么地方？《中庸》有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儒家哲学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极高明之意；而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乃是中庸之道。所以这种理想生活，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不即不离”，用现代的话说，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现实的生活。

显然，在冯友兰先生看来，最理想的生活首先应该是中庸的，即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唯有做到中庸，才能于平凡之中有所超越，实现所谓的“极高明”。因而，在冯友兰先生的座右铭“极高明而道中庸”中，“中庸”是最核心的一点。

中庸，不是流于庸俗，也不是隐忍退让。并非不争，而是不恶形恶状地去争。“恰如圣人的心，如明镜，如止水，廓然大公。因为它的廓然大公，所以亦无所偏倚。因为它无所偏倚，所以遇到事情，当喜即喜、当怒即怒、当哀即哀、当乐即乐。”凡事恰好，顺其自然。

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人们很久没有达到了。李泽厚认为，庸指平常的行为，即有普遍妥当性的所能实现的行为；中庸即实用性，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

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中庸是最高的德行。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理想应属中庸的生活。冯友兰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古今哲学中，中庸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是在动作与静止间找到的完全均衡。所以理想生活，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付不起房租，富也不至于完全不用工作；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也是冯友兰先生心中所期望的理想生活。

真正谙熟中庸之道路的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威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有对大喜大悲的泰然不惊。行动时干练、迅速，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既不会沉醉于逢迎之中，让人才流失；也不拒绝被人拍马，以至无人可用。因为了解，所以明达

真正懂得中庸之智慧的智者，很快也就可以领悟出更多的人生智慧。因为用对了方式，眼前的人生仿佛豁然开朗。再也没有不入眼的人和事，人人都有他的苦衷，事事都有它的缘由，心胸仿佛瞬间更加豁达，看整个世间也和善起来。

豁达是种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智慧，但追求的人常常不得其要领。原因之一，是没有沿用正确的方式去看待人生，视野总是禁锢。看不到太多，听不到太多，因此了解得也就愈少。不了解，也就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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