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伊恩·莫蒂默 （Ian Mortimer）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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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试读：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2017年8月1日献给我的孩子们，以及子孙后代。这是一本注定由我写下的书。但这并不是你注定要读的—不过，看看也许有帮助。

图表目录

图3.1　1200—1500年间欧洲中部新建的城镇和英格兰新获准成立的市场，以20年为一阶段

图6.1　谋杀率（每10万人）

图7.1　动产在100—200镑的东肯特郡家庭，临终病人付费求医和雇请护士的情况

图9.1　每个世纪欧洲千年人口（人数/天数）比例

图9.2　英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00的城市中的人口比例

图10.1　1820—1940年间英国和爱尔兰火车轨道长度（英里）

图10.2　1975—2000年间途经英国机场的旅客人数（百万）

图10.3　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岁）

图10.4　英国每年购买的无线电和电视执照数量（千）

图11.1　与本书需求层次相对应的变化

图12.1　能源消费总量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比照，1965—2013（相当于数百万吨石油当量）

表9.1　1840—1900年欧洲使用中的铁路轨道（英里）

表11.1　皮蒂里姆·索罗金对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奥匈帝国战争伤亡人数的估计

表11.2　五个欧洲国家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

表11.3　英格兰南部建筑工匠的实际工资指数（1451—1475=100）

表11.4　国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

表11.5　国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

表11.6　变化汇总

表12.1　2009年盖洛普国际调查表明财富对宗教重要程度的影响

译序

笔者认为搞清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必须先厘清历史学领域内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历史”本身。如果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即阳明先生所谓“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那些花树，人不去看她，她就与人无干，她在山中寂寞地存在，那她就是我们强调要尊重的那个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客观的。第二个概念是文字历史，或历史的编撰，也包括口头历史。历史一旦经过某个主体的记录，转化为文字状态的叙事和描述就产生了主观性。历史经过书写产生主观性的途径非常多。首先，历史编撰者看历史的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历史也不同。这应了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那句名言：“我们所听到的不过只是观点，而非事实。我们所看到的不过只是看法，而非真相。”其次，历史书写人本身都具有一个“立场”。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立场不同，历史书写就会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何况中国的史学家们一向有刻意运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传统。其三，过去的中国，屡禁私人修史。史官仰给于朝廷，既食周粟，就要为周办事，岂有再做夷、齐的道理。其四，尽管一些史家标榜秉笔直书，但书写人使用的那个语言不是价值中立的。一般而论，不管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在文字的深层都根植有某种意识形态。谓予不信，请看汉语文字系统内是否有重男轻女的倾向。汉字中嫖、妖、妒、奸、妓、妬、姽、婪、媚、奴、妄这些事都归到女性身上。汉字字典中带女字偏旁的字多达数百，好像对女性的行为和道德特别关注。男字偏旁的字只了了不到十个，似乎男子干什么都可以。此外，汉语文本中充斥着仁、义、理、智、礼、信、忠、恕、节、孝等字眼，它散射着强烈的儒家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文字形态的历史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历史学领域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历史是人类特有的一个认知领域，必须由人来认识，来理解，来解释，来传递，否则历史将毫无意义。但是，过去发生过的客观历史事实一经人类主体触碰，变成文字历史或口头历史，就走了样，失去了纯客观性。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历史文本化之后，在阅读的消费中客观向主观的转化还在继续。读者—阅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文本的含义都是不确定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个文本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都听说过“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貌”的呼吁。其实，这是做不到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必须让她脱离主体的关联。于是，历史又成了山中的花树。如果不认可现在的文字历史，推倒了重写，结果必将是一种主观代替另一种主观。一种历史大叙事代替另一种大叙事这就是历史学领域内的悖论。过去，儒家曾斥释家为异端，其实释家对真理如何由两个途径受到曲解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其中的智慧，颇值得玩味。禅宗说“开口便错，动念即乖”，指的是主体的参与；又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指的就是文字的非中立性和无奈的解决方案。

不过，文字历史尽管具有主观性一面，但是其主观性不宜放大，我们还要看到文字历史的另一个特质，即文字历史不是空穴来风。它如一架风筝，虽然飘来飘去，却总是有一端拴在花树上。过分渲染文字历史的主观性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过分解构约定俗成的历史叙事也会使我们有声有色的历史变得支离破碎，但是我们分析一下文字历史的主观性，并无坏处。它启发我们，读史要带着质疑的心态来读，带着批评的心态来读。正所谓：尽信史，不如无史。

其实，文字历史主观性的分析只是一个方面，历史著作在翻译过程中还存在着“信”的问题。翻译过程，译者有意无意会对原文的含义产生曲解和误解，文字转换过程中价值系统会被重新编码，这些都是译界共识。《欧罗巴一千年》一书的汉译，由李荣庆及同事刘富丽、缪羽龙、赵学峰、陈逢丹等老师分章完成。译者考校史实，穷究词义，矻矻笔耕数月，方竣其役。然而，用语措辞文俚相杂；以鲁代鱼，亥豕混淆之处，不时或现。此等失当，虽反复校雠，仍如过江之鲫，不克尽获。尚祈读者诸君哂而谅之。荣庆2016年5月识于浙江临海，2019年3月修订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尤戈·亨斯根（Jörg Hensgen）先生。感谢他的专业编辑、耐心和在神学方面的建议。我也要感谢我的代理人吉姆·吉尔（Jim Gill）和责任编辑斯图亚特·威廉姆斯（Stuart Williams）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特别对约翰·卡森和安妮·卡森（John and Anne Carson）伉俪，我要说：谢谢了。2009年是你们安排我做了那场纪念埃克塞特（Exeter）教区建立1100年的演讲。我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本书的结论。为了这本书，你们将老房子都卖给了我们。这幢老房子在第三章的结尾处和书中别的地方有所描述。这所房子不仅是有用的参照点，而且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思想会得到启发。如书中描述的那样，在这里一些实物和文件证据曾经存放了八到十个世纪之久。

还有几位先生在我进行写作和最终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给过很好的建议。特别要感谢乔纳森·巴里（Jonathan Barry）教授，他对这本书曾做过综合的评论。感谢保罗·德赖保（Paul Dryburgh）博士在有关中世纪的几个章节中给予的建议。感谢安德鲁·欣德（Andrew Hinde）博士在人口统计方法上给我的建议。也要感谢乔纳森·坎普（Jonathan Camp），他曾经就我对一些哲学家的看法给予过评论。我感谢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他建议我在论述16世纪民间暴力减少时讨论一下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的观点。

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朱迪·莫蒂默（Judy Mortimer）。她向我述说了20世纪各种家用电器的使用对我们家庭生活水准的影响。感谢我的表兄表妹查尔斯·里德和萨拉·里德（Charles and Sarah Read），我们借住过他们在萨福克（Suffolk）郡的农舍，那期间经历了几次断电，每次断电都使我加深了对电力依赖这个话题的了解。

对我帮助过的人还有很多，名字太多了，难以一一道谢。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耐心地讨论“变化”这个课题，我从中受益良多。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难以付梓。我在莫顿汉普斯特德（Moretonhampstead）有位近邻叫玛雅·霍姆斯（Maya Holmes），是她向我第一次提到“地球升起”那幅图片的意义，特此致谢。

詹姆斯·凯德纳（James Kidner）曾经向我介绍过对世界宗教非常重要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一事；卡农·比尔·吉拉德（Canon Bill Girard）向我介绍过几件教皇本尼迪克特（Pope Benedict）的手迹；马克·莫里斯（Marc Morris）博士在诺曼人入侵和英国文明进程等问题上曾给我以启迪；尼克·哈塞尔（Nick Hasell）曾向我讲过一个故事：退休老农选择威灵顿长筒靴作为一生中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对以上几位，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那位BBC的主持人，她在1999年12月底说过一些话，它们激励了我对本书的写作。

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你，索菲（Sophie）。

引言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弗朗西斯·培根　《新工具论》（1620年）

1999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在家看电视新闻。女主持人播报完当天的主要新闻后，本应开始扼要回顾12个月以来的重大事件，以往每到岁末，电视上都这么做。不过，这一年，主持人却对整个20世纪做了回顾。她说道：“我们即将走完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的变化……”我细心聆听着电视的播报，不断回味着，并开始思考那些变化。我们对变化究竟有何认识？为何主持人那么自信地说20世纪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其实很多其他世纪变化也很大，比如19世纪，铁路的修建曾改变了世界；而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马丁·路德则引起了基督教会的分裂。后来，黑白电影、蘑菇云、宇宙飞船、汽车和电脑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20世纪多变之说其依据很明显是将“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同义词了，而20世纪的技术发展确实是其他世纪无法比拟的。

那天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和很多人聊过“变化”的事。当我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多”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那位主持人的说法：那当然是20世纪。一些人甚至嘲笑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当我要他们进一步解释时，他们通常会举出20世纪的几个发明作为例子：飞机的出现、原子弹试爆成功、登月成功、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他们似乎相信这些现代社会的成就使得以前任何发明都黯然失色，而且，比较之下此前任何一个世纪的变化都微不足道。但是，我认为，现代科技成就引起的变化最大而过去则缺乏变化之说，是一种错觉。20世纪一些领域的发展达到巅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这个世纪的发展速度最快。另外，我们也本能地认为我们目睹的变化—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视中—比我们没能看到的变化更重要，这种本能加深了我们的错觉。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提出，20世纪以外也有一些存在着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些人一般学有专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早先技术发展的影响，比如马镫的使用、畜力拉犁、印刷术的传播和电报的发明。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以下的估算大体不会离谱。当我提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95%的人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回答说“20世纪”，其余提出不同答案的人中大多数也是出于技术发展的理由，只有个别人提到1900年以前与技术进步无关的事件，比如文艺复兴或女权运动。我不记得有人提及过公元1000年以前的任何世纪，尽管人们可以轻易指认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5世纪是个多变的世纪。

还有一些人在回答问题时反问：“你所说的变化指的是什么？”表面上，这是个自然的反应，却也是个恰当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何谓变化：状况的改变。但当问及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很多人却不能把握这个词的含义。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集体经验所涉范围极其广阔，人们对其中各种变化难以全面审视，而变化中的诸多因素，性质不一，殊难相互参较。我们可以对若干世纪的某些具体变化进行考量，比如，出生预期寿命、出生率、实际寿命、身高、人均热能摄取、劳动力平均报酬等；而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资料：教堂出席情况、暴力发生频率、相对财富多少和识字率高低等。当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精确研究时，我们往往将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隔离开来。但是，我们不能对生活方式的差异进行测量，就如同我们不能对爱情进行测量一样。

事实上，对生活方式进行测量甚至难于对爱情的测量。至少爱情行为有个衡量标准和范围，从考虑寄出一张情人节卡片，到派出千艘战船赢回美人心，程度由低到高。而生活方式却没有衡量的标准。历史上任何一个可量化的明显变化都可以找到另一个变化个案与之相匹。比如，人类的出生寿命预期肯定在20世纪有很大提高：欧洲大多数国家提升了60%。但是，与此相对应，也有依据表明20世纪以前就有个别男女长寿的例子。在中世纪，一些人的寿命就已经达到90岁，甚至更高。1189年，当塞普林罕（Sempringhan）的圣吉尔伯特（St Gilbert）去世时，他已106岁；约翰·德苏利爵士（Sir John de Sully）1387年辞世，享年105岁，即便是现在也很少有人活到这么大的年龄。的确，中世纪耄耋老人相对较少，50%左右的婴儿都活不到成年。但是就个体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而言，近十个世纪却无多大变化。当人们试图寻找可衡量的事件来回答“最大变化”的问题时，总有一些类似的可衡量个体事件成为障碍。为什么选择这个事件而非其他事件呢？正如出生寿命预期和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这对例子所示，那纯粹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不过是一个猜谜游戏：一种类似“谁是英国最伟大的国王”好奇而逗乐的辩论。但实际上，这是个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正如我在《时间旅行指南》（Time Traveller’s Guides）中所示，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理解，能够使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基于我们对今天日常生活方式相对肤浅的印象。作为一个物种，历史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全部的能力和不足，这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浪漫回顾。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得到对现在的正确认识。例如，回顾14世纪，我们才知道当面临黑死病这样的大灾难时人类具有怎样的韧性；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事件的回顾，我们才能够知道当面临巨大危机时人类有何等的创新、生产和组织能力；同样，过去几个世纪的西方政府发展史使我们认识到身处当今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我们是多么短视，我们的政治家们在迎合社会的狂热，对社会问题也只满足于暂时的解决，独裁者却有谋求长治久安的千年计划。正是历史使我们懂得这个社会曾经充斥着的暴力、性别歧视和残忍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从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到研究我们如何自我娱乐，历史研究有多种目的。然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目的在于揭示所有人类极端行为的本质和内涵。

这本书是我对1999年12月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间接提问的一份迟到回答。但是，我可以说，在哪个世纪变化最多这个问题上，我制定了某些参数。首先，我有意保留了“变化”一词含混不清的定义，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每个世纪中可能有过的进步包括进来。仅仅在“结论”部分，我才试图分解这些变化，并对它们进行等级评估。其次，我的研究只包括十个世纪，即2000年之前的1000年。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否认更早时期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保持本书对西方文化的专注，我无意将这本书写成另外一本“世界史大事记”。第三，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体上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产物。我的研究有时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拉丁语使用者的后裔们将疆土扩张至海外的时代。因此，本书中的“西方”一词不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化网，而这张网最初的中心是中世纪欧洲那些基督教王国。显然，我并无意小看欧洲以外的中世纪文化。这本书研究的是变化，而不是讨论谁最杰出。如果我的话题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开始的话，那么，非洲就显出了重要作用；如果我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作为本书的开篇，中东地区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对那些人类文明起源中所有重要事件都进行描绘，那么工具的使用、对火的控制、车轮和船的发明，以及语言和宗教发展都将有所涉及。但这些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这本书既不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不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全面历史。许多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我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时只是顺便一提。虽然有些侵略战争明显地标志着对于一个民族的重大变化—比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或美国人培里（Perry）将军1853年率船队进驻东京湾—但相对而言这些都是地方性事件。从地理上来看，具体事件也可以构成主要故事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但大部分这样的事件在本书都不占据中心位置。德国的统一对葡萄牙人并不重要，而西西里人对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自身也受到过诺曼人的侵犯，其程度完全不逊于英格兰。同样，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奴隶制问题只在关于17世纪的那个章节里有所涉及，这是因为奴隶制的再度兴起仅发生在当时西方的边缘。17世纪的欧洲人更多地受到白人奴隶贸易的影响，而白人奴隶贸易相较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规模较小。当时，成百上千的西欧人被巴巴里海盗劫掠，卖到北非，沦为奴隶。但是，在这一章里，即便是白人奴隶贸易也没有其他五个主要变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像许多民族战争一样，应该在世界史著作中得到详尽描述，但这本书并不是这样一本著作。本书是对西方发展所做的综合性思考，是为了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本书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关注，意味着某些历史人物和话题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地位突出，但在本书中却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朋友和同事曾问“你怎么能忽略莱奥纳多·达·芬奇？”或“你怎么可以省略音乐？”。莱奥纳多虽然天赋过人，但是他的专业思考几乎没有对同时代任何人产生影响，很少有人读过他的笔记，也没有人实践过他的发明。他唯一的重要遗产就是他的画。但是，坦率地说，就算文艺复兴时期少出生几个画家，我也不会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没有人画肖像画会有什么后果，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与路德或哥白尼相比，某个艺术家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至于音乐，每个国家都有，而且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乐器、音调与和声可能在形式上都已经历诸多变化，而录制音乐的能力也可以视为变化的一个重要例子。但音乐创作是人类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一部分，音乐生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随处可见，而不在于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

不言自明的是，最重要的变化应是那些超越国界、娱乐和精神价值的变化，最有意义的变化是那些影响力远远超出本专业的变化。一个仅在专业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在本书中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同样，对于那些仅仅改变我们对过往理解的历史学家，或是那些仅仅影响了业内思想家的伟大哲人，本书也做如是处理。我有一位哲学功底深厚的朋友，他在阅读本书时感到很意外，他觉得书中对伏尔泰和卢梭关注过多，但对休谟和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却几乎不怎么提及。但他欣然承认，这不是一本哲学史。本书关注伏尔泰和卢梭，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传播对18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康德几乎没有被提到与莫扎特没有出现在本书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精神遗产并没有直接触及近三个世纪中任何一个重要变化。1789年巴黎的革命者们攻占巴士底狱时并没有要求贵族们服从康德的“绝对命令”，他们的领袖是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启发的。

在写这本书时，我屡次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西方文化的发展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我们应如何考虑这种变化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抑或是其影响最大之时？我们是将一项发明定位于其创始之时，还是普及之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一方面，很显然一项发明只有被广泛使用时才会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将内燃机与20世纪相联系，而不是19世纪。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等某项发明有了广泛的影响才开始论述它，就又会忽视它早期的影响。19世纪前很多西方人不会阅读，但忽视早期的教育发展却是个严重的错误，尤其是13和16世纪的教育发展。而且，如果对一些发明在其普遍展开之后才给予讨论，与它们相关的很多内容就会成堆出现，造成前一个世纪悄然无声而后一个世纪改变突然到来的假象。例如，把工业革命完全描述为19世纪的现象，就会减少人们对18世纪产业变革的印象，同时，这也会忽略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相关的其他技术进步的认知状态，他们对技术进步的认识肯定比他们自己开始穿上机制衣服要更早，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为了回应1999年那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断言，我认为，重要的是使读者看到过去许多世纪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非随意订立写作规则，导致历史受到曲解。

2009年，我受邀做了一次演讲，庆祝英国西南部埃克塞特教区建立1100周年。我把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变化”作为当时演讲的主题：过去11个世纪中，哪个世纪的变化最大？那时我就觉得，我不仅需要说明从909年开始发生的各种变化，还需要得出一些结论。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我的研究逐渐显现出一种规律。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阶段跨过了一些门槛，进入了新的高度，而这些飞跃将会持续性地影响整个人类和人性。这本书的结论是以上见解的展开与延伸。我相信，若人类再能存在1000年，我在本书中选取的那些最深刻的变化会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契机，它与造就了我们文化的古代发明—语言、书写文字、火的使用、轮船、车轮和宗教一样重要。

2009年以来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写作，我穿行在书架间，驻足于图书馆的大厅内。我被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所折服，尤其是最近60年的成就。在某个图书馆里，我一度陷入惊愕之中，感觉自己知识匮乏，难以合格地完成这样一本书的写作。有好几个世纪的内容像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似乎在威胁我，要将我压垮。我曾面对着一排排关于十字军东征的高大书架，感觉自己像1099年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那些被砍杀的人们一样，无足轻重。我也曾进入一个充满关于18世纪法国的书籍的房间，我对阅读完那么多的材料感到希望渺茫。面对浩如烟海的证据，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若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那肯定是在自欺欺人；任何人若回避自身历史知识的欠缺，认为可以随意在这样一本书的写作上发挥权威性，那他或她肯定是骗子。当然，我非常想弄懂每件事情，这样就有可能为我提出的问题提供最周全和博洽的答案，但人类大脑只能容纳这么一点点信息。至于我，我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研究英国历史，起初只是业余爱好，然后成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历史档案保管员，最后成了专业历史学家和作家，因此在此领域稍有优势。因为30年来我的研究重点是英国历史，所以这本书难免有些不平衡，我引用的很多统计数据都与英国相关，但是我选择的变化事件却并不仅围绕英国，而是那些部分或全面地影响过西方国家的话题。我采用英国的事件和数据来阐释社会发展在现实中的意义，或体现历史变迁中地域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么做似乎比忽略我的英国史专业，而一味追求面面俱到地讨论各个国家的情形为好。

你可能不认可我心目中变化最大的那个世纪，你也可能坚定地确信过去所有的战争、饥馑、瘟疫和社会革命都没有用上手机或每周网上购物那样重要。不过这都不要紧。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我们的讨论：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都做了什么，我们人类有什么潜能，以及我们能力的极限在哪里。其目的还包括估量过去十个世纪中那些非凡的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更多人来讨论这些问题，因而认识了漫长历史中人类的本质，并将思考所得应用到未来，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伊恩·莫蒂默莫顿汉普斯特德，德文郡2014年6月第一章　1001—1100　11世纪

我现在置身于一座三层小楼的顶层。我所在的小镇叫作莫顿汉普斯特德，这里的人都叫它莫顿。这个小镇位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的达特穆尔（Dartmoor）高地的东部边缘。莫顿的含义是沼泽地，这个名字从11世纪沿用至今。不过，从那时起的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大约就只有小镇的名字和它脚下的花岗岩基岩了。1000年以前，这里没有两层的楼房，更不用说三层的了。那时，这里有十几户人家住在石头和泥土搭的矩形小房里。这样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仅靠其中一个炉子供热取暖，炉子里的浓烟缕缕而上，缭绕在早已被熏黑的梁架之间。为了躲避来自沼泽的湿冷空气，这些房子依山而建，半截埋在土下，屋顶覆以杂草或稻草。那时人们的日子很艰难，主要食物是蔬菜、奶酪和粗粮，在那些酸性的土壤里，人们只能种点黑麦、燕麦和野豌豆。那时没有人能识字，没有神父，也没有堂区教堂。在代表国王的地区执政官的家中或许能见到粗劣雕刻的花岗岩洗礼盆具，或许还能在巡回教士前来宣讲《新约》故事时看到一个十字架，仅此而已。虽然那时德文郡已知有大约20个教会社区，但离这个小镇最近的主教教堂位于向北13英里的克雷迪顿（Crediton），向东13英里的埃克塞特也有一处小修道院，这些地方的规模不会大过零星几个神父主持的小礼拜堂。极少有神职人员来到莫顿，节庆更是少见。

当开始留意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时，你才会发现当时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差别有多明显。例如，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过去某个时候购买的，要么是我自己买的，要么是朋友或家人替我买的。而1001年，我住在莫顿镇的祖先却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货币。货币那时是存在的—以银质便士的形式。英格兰国王“邋遢王”艾塞雷德（King Ethelred the Unready）曾铸造大量银币赔付入侵的丹麦人。但是对于1001年的莫顿镇的家庭来说，他们基本不买什么东西，需要什么都要自己生产。如果想要一只碗，他必须用木头自己雕出一个。如果想要一件斗篷，他必须剪来羊毛，手捻成线，编织成布，最后裁剪成衣。如果想给新斗篷染色，他得从自然植物中提取颜色，比如从靛蓝中提取蓝色，或者从茜草根中提取红色。就算他要买什么东西，那也是以物易物：他可能会用动物、毛皮、肉类或蛋类来交换，也可以用那只他精心雕刻的碗来交换。那时的家家户户基本不需要现金，大多数人只是在给地主交付租金时，或者购买本地不能生产的大锅、刀子或斧头时才用得着货币。当时银币稀少，所以在英国西南地区从没发现这段时期的银币窖藏。欧洲的硬币生产整体来说就很少，而在德文郡就几乎没有。

唯一一处你一定会需要使用银币的地方是集市小镇，但在11世纪早期，整个德文郡就只有四个集市小镇：13英里之外的埃克塞特、22英里以外的托特尼斯（Totnes）、荒凉沼泽地另一边的利德福德（Lydford），和38英里外的巴恩斯特普尔（Barnstaple）。即使到最近的埃克塞特也不容易去—独自在林间小路上行走是很危险的，你很有可能遭到强盗甚至当时仍在英国各处肆虐的野狼的袭击。通往埃克塞特的道路崎岖艰难，你必须涉水通过泰恩河（River Teign），冬天湍急的水流甚至能把人冲走。离家出门也很危险，没人看管的家产有可能被歹徒光顾。因此，1001年的普通人一般不出远门，他们的晚辈后来经常长途跋涉去参加其活动的法院、议会、集市和宗教设施等社会机构当时几乎很少存在。人们住在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偏远一隅，只有住在自己熟悉的人群中，他们才能感到安全：他们必须依赖邻居和亲戚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以及交易的公平，并在饥馑来临时相互救助。

就这样，我们开始触及我和莫顿汉普斯特德先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不同。1001年的先民们不仅不识字、迷信，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且缺少精神信仰，他们还面临着长期的困难和危险，饥饿和贫困四处蔓延，社会混乱，人们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以暴制暴。最近10、11世纪以来，除了本地盗贼和杀人犯，北欧海盗也不断地劫掠英格兰。997年，北欧海盗一把火烧了达特穆尔高地西北部的利德福德集市小镇，又捣毁了高地西南部的塔维斯道克（Tavistock）修道院。1001年，他们再次来到德文郡，袭击并放火烧了埃克塞特市镇，之后，海盗向东进发，毁掉了布罗德克利斯特（Broadclyst）和平霍（Pinhoe）附近的村庄，而莫顿镇则侥幸躲过一劫。但是谁能保证明年海盗不会再来？他们可以乘船通过埃克斯河（River Exe）来到埃克塞特，然后再向西掳掠。即使艾塞雷德国王想要派兵保护村民，也必定徒劳无功—军队不可能沿着罗马帝国时代残留下来的古道到达遥远的德文郡，也不可能快速穿过林间小路赶到莫顿营救村民。假如北欧海盗再来，村民们只能携家带口躲进荒瘠的沼泽或树林里。

以上对莫顿镇的描述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地区呢？正如你期待的那样，即便在英格兰版图范围内，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从莫顿出发走13英里山路来到克雷迪顿，你会看到人口较为密集的庄园，庄园主正是德文郡的主教。在他的房子里，你甚至会找到几部手抄本图书，其中一部是关于基督教殉道者的，另一部则是由9世纪法国学者赫拉班·毛鲁斯（Hrabanus Maurus）编写的百科全书。如果你离开克雷迪顿来到埃克塞特，你会发现这里的商人和神父都住在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墙内。虽然城镇中心有一个集市，但你仍会对这个不到一千人口的地方呈现出的农业景象感到惊讶。温切斯特（Winchester）那时是英格兰的首都，拥有约6000人口。伦敦是王国最大的城市，拥有1万多的人口，大多数城市居民住在伦敦威克（Lundenwic）和伦敦西边的港口奥德维奇（Aldwych）。比起德文郡，东南诸郡县人口、教堂和神父都更多。在那里，使用货币的情况更普遍，集市也更常见。举例说，肯特郡（Kent）有十个市镇或带有集市的聚居地（相当于每500平方英里有3.5个市镇，相比之下德文郡只有0.8个），相应地，人们在本郡内的外出活动也比德文郡更加频繁。甚至还有人做长途旅行：当时伦敦有关通行费的规定中提及了来自诺曼底的商人。虽然北欧海盗的袭击没有完全阻断国际贸易，但是海盗的威胁和民众对暴力的恐惧依然存在。

眼光再放远一点，你会发现更多的不同。欧洲各地的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多有不同。至于宗教，1001年基督教国家几乎遍布欧洲各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是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但是他们内部分裂的问题比英格兰更严重。斯堪的纳维亚尚未完全信奉基督教，挪威部分地区仍在反对皈依。在东欧地区，波兰王国在966年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而立陶宛人则还是异教徒，斯拉夫人也是，受北欧罗斯人（俄罗斯的国名正是取自这个民族）管辖的基辅人于988年开始转信基督教。马札尔人（Magyars）居住的地方现在是匈牙利领土。一百年前，他们闯入西欧，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一直攻打到勃艮第（Burgundy）和法国，他们四处劫掠，1001年，打败了他异教徒叔叔的国王斯蒂芬一世（King Stephen Ⅰ）刚登基不久，在他的统治下，马札尔人也逐渐成为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北部，基督教王国莱昂（León，包括卡斯提尔［Castile］）、纳瓦拉（Navarre，包括阿拉贡［Aragon］）和独立的巴塞罗那郡（Barcelona）已经开始了收复失地运动。这是一场收复现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战，这些领土当时为科尔多瓦（Córdoba）穆斯林王朝控制，征战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基督教国家从此迅速扩张，从中心地带快速延伸至欧洲北部、东部及南部。只不过，在此扩张过程中，征服者没有一天不违反基督教“不得杀戮”的戒律。

基督教国家的核心地区是由神圣罗马帝国所控制的。它从德国北岸开始一直向南延伸到罗马，疆土覆盖了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洛塔林（Lotharingia，包括低地国家、法国东部和莱茵兰［Rhineland］）。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皇帝，他往往也是帝国辖域内某个公国、侯国、郡县或王国的统治者。他贵为皇帝，实则是由一群大主教和世俗长老推选出来的精神领袖。帝国的西边是邻国法国基督教王国，国王休·卡佩（Hugh Capet）刚在此建立王朝，其领土面积只有现代法国的一半左右。帝国的东南边是独立的勃艮第基督教王国，其疆域从奥塞尔（Auxerre）延伸至瑞士，南至普罗旺斯的地中海沿岸。

地中海诸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与英格兰居民截然不同。科尔多瓦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发展最成熟的城市之一，贸易和知识水平远远超过周边基督教国家，大约有50万的人口居住在此。这里建筑壮丽恢宏，从至今仍然屹立在此的大清真寺就可看出当初的景象。据说统治者哈里发的图书馆里藏有40多万册图书。在意大利，人们过着城居生活，一如罗马帝国时代那样。意大利是西部基督教国家中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其中帕维亚（Pavia）、米兰和阿玛尔菲（Amalfi）均拥有1.2—1.5万的居民，海滨城邦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的规模紧随其后。

11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国家中，能与繁荣富裕的哈里发国科尔多瓦媲美的只有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它正处于鼎盛时期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虽然各种统计数据差别较大，但它的人口应是在40万左右。君士坦丁堡具有相当成熟的司法体系，其经济往来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财力之雄厚令人咂舌。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里，1001年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Ⅱ）统治着整个地中海东北海岸，包括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希腊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范围延伸至巴勒斯坦边界地带。此外，他还统治着希腊群岛、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及黑海北岸的部分地区。大皇宫旁边是穹顶高达182英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基督教国家迄今为止最大的建筑。4世纪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把从各地收集到的古代艺术珍品存放在此，用以装饰他自己确立的首都城市，古希腊青铜雕塑与古埃及方尖塔交相辉映。至1001年，就连帝国最初的首都罗马在这个城市面前也相形见绌。罗马城墙围绕的面积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半大小，它的艺术品要么遭损坏要么被盗，著名山丘的遗址上现在放牧着牛羊。至于其他基督教国家，发达的拜占庭帝国只把他们看作蛮夷。

从莫顿湿冷山丘上勉强维持温饱的零星几户自耕农，到金碧辉煌的科尔多瓦城中的穆斯林居民，再到君士坦丁堡坐拥万贯财富的基督教徒，那时人们的境况天差地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难以确定是哪些东西改变了正逐渐成形的西方世界。虽然各地差异巨大，但实际上我们现代人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1043年，当巴塞罗那主教想要从一个犹太人那里买两册珍本书籍时，他并不用银币付账，而是用一座房子和一块土地。这表明即使在地中海地区，受过教育且十分富裕的人们也会进行物物交易；如果欧洲发生饥荒，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就连拜占庭人也能够感受到物价飞涨，贸易缩减；如果瘟疫在基督教国家蔓延，所有人都会遭殃，不论贫富。不仅如此，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1066年，英格兰被诺曼底威廉公爵攻克；1060到1068年间，另一个诺曼底人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占领了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南部地区。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戴奥吉尼斯（Romanos Diogenes）在曼齐克特（Manzikert）战役中被俘。正应了那句老话：“拥有的越多，失去的越多。”这场战役后，安纳托利亚随即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罗曼努斯被俘期间，君士坦丁堡发生政变，他的政权被推翻。后来他双目失明，重伤不愈，死在一所修道院中。坦率地说，要论安全，他还不如待在莫顿。西方教会的发展

毫无疑问，大多数学者会把罗马天主教会的兴盛作为11世纪最大的变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这是基督教世界周边国家转向罗马教会的结果。这种地理上的扩张支撑了罗马教皇在整个欧洲的权力和地位，加强了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性。这也导致了教会权力的普遍加强，从而产生一系列影响整个社会的变化。没有这种教会的发展，中世纪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模样。

955到1100年之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范围扩大了一倍。这不是一瞬间的转变：许多地方抵制基督教长达数十年，但最终整个西欧都跪倒在了十字架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传教士的热忱无疑是一个因素，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统治者的欲望：他们要么想稳固自己的疆域，免遭邻国的攻击；要么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征服新的土地。他们做这些事需要盟友，而天主教会提供了一种道德框架，从而建立起信任机制。当越来越多的国王选择了信仰天主教时，教会的力量就变得更强大，教会就能够更加吸引人，这种滚雪球效应极大地削弱了各地的异教信仰。不仅如此，统治者还看到了利用独裁式宗教制度的好处。天主教教会强化了君王们的权力，并且通过其等级理论，帮助君王们稳固其对国家的控制。

与之相应，快速积累的教会财富，自然会增强教皇的政治权力，尽管这种政治权力使他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间的对抗更加尖锐。名义上，罗马宗主教作为天主教会第一任教皇伯多禄的继承人，身份更加正统，应被立为教皇，但由于罗马宗主教高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优先性几乎从未被公开承认过，罗马宗主教的教皇地位也受到质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1054年派了一支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要求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斯（Cerularius）承认罗马宗主教的教皇地位。过去微妙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色路拉里乌斯也被激怒，他断然否认罗马教会有控制拜占庭帝国的权力。罗马代表于是趁机宣布将他处以绝罚，而色路拉里乌斯也以绝罚代表团作为回应。从此，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正教会各自为政，分道扬镳，因此1054年在基督教历史上被视为重要年份。事实上，这一年仅仅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东西基督教会分裂的正式承认。这对罗马教皇尤其有意义。1060年，意大利的拜占庭权力体系败落，1071年，安纳托利亚也继之沦陷，不久拜占庭主教就不再风光了。

权力的增长使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矛盾加剧。1001年，新教皇的任命尚未形成正式的机制，有时罗马贵族会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有时他们会接受皇帝的任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留这一任命合适人选的权力，无论是直接的任命还是内定的选举。结果，冲突经常发生，教皇不时地被皇帝免除职务，而取代教皇的则是皇帝的近臣。1046年，亨利三世继承了德国的王位，当来到罗马参加登基仪式时，他发现有三人同时宣称拥有教皇的头衔：头一位是本尼迪克特九世，他已经将教皇的头衔出卖但又拒绝放弃权力；另一位格列高利六世（Gregory Ⅵ），他从前者那里购买了教皇头衔；第三位是获得当地人支持的西尔威斯特三世（SylvesterⅢ）。亨利三世不希望他皇帝的头衔受到玷污，于是召开了苏特里会议（Council of Sutri），将三个教皇都废黜了，并任命他自己的神父克莱门特二世（Clement Ⅱ）为下一任教皇。但教皇任命的问题很快再次出现，1058年，两名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世和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重启战端。次年，尼古拉斯二世获胜，并且发表名为“以上帝的名义”的敕令，规定今后所有新的教皇均由红衣主教团秘密选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得干预。

此份敕令只是红衣主教公布的系列改革中的第一个。当时最杰出的红衣主教是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这些改革力图把神父和一般人区分开，从堂区神父到主教，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都不允许结婚。他们必须看起来像拉丁神父，剃头、剃须，而且讲话也要像拉丁礼神父，宗教活动中只使用拉丁语。在教会中不允许买官鬻爵，否则就以买卖圣职罪论处。涉及神职人员的案子不受世俗法院审理，另有教会法庭受理其事。神职人员不能被处以死刑。最重要的是，改革规定禁止世俗官员任命神职人员。换句话说，在理论上不允许神职人员接受世俗官员的任免，基督教国家所有高级神职，包括主教和总执事都由教皇任命。格列高利七世的权力甚至盖过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他两次将亨利四世驱逐出教会，有一次他逼迫亨利四世仅穿粗毛衬衣，赤足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卡诺萨（Canossa）向他请罪。改革过程中，很多圣职人员无视禁婚规定，也有些世俗政要拒绝放弃对神职人员任免的权力，虽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但改革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1100年，教会已经发展成独立的政教合一的团体，权力范围覆盖从挪威到西西里、从冰岛到波兰的所有王国，其影响在人们开始称为“拉丁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教皇权力增长的同时，教会底层人员的权力也在增长。各居民社区都永久设置了神父一职，由信徒集资建起的真正意义上的教堂渐渐代替了1001年我们在莫顿所见的十字架和洗礼盆，成为社区与村落中基督教势力的集中象征。我们知道在11世纪初，德文郡的主教在名义上控制着2590平方英里的区域，但实际上，他只能在十几个成熟的教区有效掌管权力。同样，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的帕德伯恩（Paderborn）主教在他1158平方英里的主教区也仅仅掌管着29个教堂。不过，到了1100年，继承他们的主教每人都能实际掌控数以百计的堂区。在英格兰的一些地区，教区化的过程在这个世纪结束时几乎已经完成。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言及肯特郡时至少提到不下147个教堂，但是，同一时期的文献集《教堂末日》（Domesday Monachorum）记载的教堂数字却多出一倍。这表明堂区制度的确立那时已经完成。萨塞克斯郡的情形也差不多，总共250个中世纪教堂中有183个在1100年前建成。人口稠密并更富裕的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olk）地区教堂则更多。

除了指派主持教堂事务的神父外，教皇还确立了一套高级神职人员的圣统制。每个地区设有总执事辅佐主教对辖区进行精神管理，另设有总铎，被选派去监督神父自发设立的圣堂。欧洲北部地区的主教不再蜗居于乡村的某个偏僻角落，而是像南欧的主教们那样搬到城镇里。在英国，克雷迪顿的主教于1050年搬到了埃克塞特城；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主教于1072年迁移至林肯；塞尔西（Selsey）的主教于1075年搬到奇切斯特（Chichester）；舍伯恩（Sherborne）的主教于1078年搬到古塞勒姆（Old Sarum），即后来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埃尔门（Elmham）主教先是于1072年搬迁到塞特福德（Thetford），旋即于大约1095年移驻诺威奇（Norwich）。到了1100年，所有的英国主教都已经实现了城居，可以享有较好的公共设施和便利的交通。你可以这样说，在1001年人们很少看到神父，但到了1100年，人们却已经很难躲开他们了。

除了堂区神父、总执事、主教和总主教之外，教皇还掌管人数迅猛膨胀的僧侣大众。10世纪早期，阿基坦（Aquitaine）公爵顺应改革风潮在克吕尼（Cluny）建了一座修道院。与同期其他修道院一样，僧侣遵守圣本尼迪克特确定的规则。不同的是，这所修道院主张更加严格执行规则。克吕尼不允许僧侣们发生性行为，一切买卖圣职、任人唯亲等堕落的事也一概禁止。他们直接受教皇管辖。不过，克吕尼僧侣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修道院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他们重新让祷告成为僧侣的首要职责。僧侣们雇佣人手在修道院的农田里工作，自己就可腾出时间做礼拜了。这种新的隐修生活模式吸引了不少贵族出身的人们前来修道院修行，因为他们认为体力劳动和他们的身份不符。于是克吕尼修道院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的追随者和财富，一些有才干的人也前来担任院长或住持。不久，克吕尼的主修道院旁又有新修道院加盟，到了11世纪，克吕尼修道院建立了基督教王国第一个像样的修道会，在其鼎盛时期，克吕尼修道会在全欧洲有近千所修道院。这场宏大的运动向我们展示了单一权力领导下的教派势力有多么巨大。不久后，又有人创建了规则更加严格的修道会，比如说1084年建立的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s）和1098年建立的西多会（Cistercians）。

将罗马天主教会的壮大过程比作教皇率领着一众神父与僧侣攻城拔寨毫不为过。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法国克莱蒙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了拉丁教会势力崛起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Alexis Comnenus）忌惮安纳托利亚地区塞尔柱人的威胁，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向西方贵族施加压力，请他们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施以军事援助。真是风水轮流转！11世纪伊始，君士坦丁堡认为罗马是蛮荒之地；到了1054年，拜占庭牧首趁机将罗马教皇的使者驱逐出教会；但是到了1095年，拜占庭却把教皇视为他们潜在的救星。乌尔班二世此时正热衷于化解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希望能借机把罗马教廷权力延伸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欣然相助。11月27日，乌尔班二世在众人面前宣教，敦促基督教徒停止内斗，去耶路撒冷把属于基督的圣座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Fatimid caliph）的统治下夺回来。教皇的提议得到了狂热的反响，直接引发了数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这便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由法兰克和诺曼贵族领导的远征席卷了从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的整个地区。1099年7月15日，军队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攻克了历史名城安条克（Antioch）。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想象一下吧，今天从法国出发徒步向耶路撒冷进发；再想象一下，途中没有旅行指南，没有语言手册，也没有钱，还要面对难以忍受的高温和无数重兵的阻挡；最后再想象一下，此前你连离自己村子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发起这戏剧性的远征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但从教皇鼓励人们征服世界一事可以看出当时教会力量崛起之势。

对天主教会而言11世纪是个突飞猛进的世纪。一开始，教皇必须听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任命和罢免，他很少能够依赖各地基督教国家身陷战争中的国王或公侯们，他不能完全行使他的权力，这也是因为必要的行政机构和交通设施都不完善，或根本不存在。神父们无视自己的宗教职责，他们使用方言主持礼拜，拘泥于地方习俗，甚至买卖神职、结婚生子，过着和世俗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到了该世纪末，天主教会已经团结起来，权力集中，组织严密，在强势中不断扩张。教会可以逼迫皇帝赤足翻越阿尔卑斯山，还可以唆使人们去征服圣城耶路撒冷。教会倡导提高识字率、出版书籍，在整个欧洲大陆促进思想活动的发展。但他们最大的成就在于建立基层社区的权力，到11世纪，天主教已经从一种简单的信仰，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组织体系，让普通民众接受洗礼，成为虔诚信徒，左右着民众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和平

刚描述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转而又称11世纪最伟大的改变之一是和平的发展，这似乎有点讽刺的意味。而当你想到1095年曾强烈要求信徒们参与战争的教会竟是促进和平、消除冲突的主要推手之一，那讽刺的意味就更强烈了。尽管如此，如果你将1001年的欧洲与1100年的相比，你就会发现1100年动乱是如此之少，因此称和平是11世纪最伟大的变化之一并不为过。

为了理解这种明显的矛盾，就有必要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暴力。的确，11世纪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是这里至关重要的就是这个词汇—战争。997和1001年，北欧海盗攻击了德文郡，但那并不是战争，相反，这只是一个视暴力为生活方式的社会日常的侵犯行为。同样，马札尔人入侵神圣罗马帝国，穆斯林将军阿曼苏尔（Almanzor）进攻莱昂王国，都只是文化间持续冲突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死敌。当基督教世界周边的异教王国皈依基督教时，曾经的深仇大恨都被兄弟般的文化情谊和谨慎的共存取代。他们或许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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