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鹏,周尚原,程培长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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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水上游报刊史话试读：
前言
报刊是对历史最真实的记录，对文化传播、经济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汉水流域内产生的报纸也对汉水文化的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水上游报刊史话》记录了1924年至今汉水流域上游相关报刊的发展历程，对汉水文化的研究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围绕汉水流域展开的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地域文化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汉水上游报纸的发展历史进行论述的专著，从报刊史学角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角度进行研究汉水文化也尚未有学者涉及。我们从报刊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汉水文化的特性，具有文化的独瞻性和原始性。
在充分调研与史料查询的基础上，分析了汉水上游沿线城市报刊发展的基本历史，概括出各个时期、阶段报刊发展动态，较客观、全面地对汉水上游沿线城市的报刊进行了梳理、归纳。为从事汉水文化研究的专家及从事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进而为汉水文化研究领域的科研立项及学科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和信息参考。
这部书主要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同时将以曾经从事《鄂陕周报》《鄂陕报》《陕南日报》《郧阳报》及汉水中上游十堰各区县开办的报纸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为基础。通过整理发掘，选择出真实具体的谈话内容，通过对这些回忆史料进行梳理，描述出各个时期报刊创办、发行的情况，尽可能比较客观、科学地反映出当地报刊发展的历史印迹。
本作品从文化史、地方史等视角勾勒出汉水流域报刊业的发展线索，内容涵盖史料、回忆录、新闻人物、大事记等。它既可供人们了解十堰地区报刊事业的发展过程，又可为总结全区报刊事业的经验教训、未来新闻改革、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的传统教育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编 者2016年6月 第一章 《鄂陕周报》和《鄂陕报》一、创办背景
1947年11月5日，我人民解放军四纵队十二旅，采取“兵分三路，长驱直入，打开局面”的大反攻方针，由豫西向陕南、鄂西北地区挺进。到1947年12月底，仅一个半月，已建立了镇安、山阳、山商、上关、郧西、郧阳等县政权及各县所属区政权。1948年1月1日，十二旅奉纵队命令兼鄂豫陕四地委、专署、军分区（亦称鄂陕地委、专署、军分区），辖镇安、上关、山阳、旬阳、白河、郧西、郧县、均县、山商9个县。在这种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不仅解放战争的军事进展需要大宣传，而且有关党开辟新区的方针、政策，也需要大宣传，以鼓舞党、政、军、民的斗志，并指导新区的工作。当时，鄂陕根据地远离各个老解放区，根本看不到任何报纸，旅政治部原来办的油印小报，又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于是，十二旅党委决定新创办一种报刊。《鄂陕周报》就是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创办起来的。二、筹备简况
鄂陕周报社成立于1948年2月。负责筹备工作的是十二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刘紫池同志。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郧西县城一户姓徐的家里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刘紫池（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李全福（通信员）、陈哲文、王大纲、杨果行、王克全等。这次会议开得很简短，会上首先由刘紫池同志向大家讲了部队党委办报的意图和报刊的名称及报社的社址（郧西土门镇），接着进行了座谈。过了几天，同志们就来到土门。开始，大家住在一家中药铺里，不久就搬到土门镇东头一栋靠路边的两层楼房里办公（原先是个中心小学）。报社社址之所以设在土门，主要是因为十二旅领导机关和鄂豫陕四地委机关都在这里，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鄂陕周报》于1948年3月1日正式诞生了。三、性质及内容《鄂陕周报》属部队办的报纸，由十二旅党委领导（鄂陕军分区党委领导）。当时，部队和地方党政领导，对办好《鄂陕周报》是十分重视的。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李耀都亲自抓报纸工作，他们从前线回来后，利用空余时间，常到报社了解情况，看望报社工作人员，或去收听广播。如发现重要消息，就指示及时刊登；如发现报社有困难，便研究解决。在出版创刊号的那天，分区首长们怀着高兴的心情到报社祝贺。刘金轩司令员指着摊在桌子上的创刊号高兴地说：“这个报纸有前途哟！”并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办好报纸。一次，新华社要广播任弼时同志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指任弼时同志在1947年12月党中央于米脂杨家村举行的会议上做的重要发言，这次会议重要议题之一是纠正“左”的倾向，使土改运动健康发展——编者）。李耀同志再三交代要好好记录，尽快见报。刘司令员要求报社全体同志参加抄收。他说：“记录不全不要紧，参照着整理就少遗漏，起码不会发生重大问题的遗漏。”当李耀同志知道报社的同志吃霉苞谷糁时，他便对同志们说：“你们是脑力劳动者，办报任务繁重，应该照顾一下，尽可能给你们解决点困难！”不久，报社就吃上了好苞谷糁，有时还能吃到白米、白面。地方领导对报纸也很重视，四地委副书记祁果，在短短的四个月里，向报社人员做过形势报告和有关编辑、记者任务的讲话，特别是对报纸的宣传报道工作，做过不少指示。《鄂陕周报》虽属部队办的报纸，但它又不同于一般部队办的内部报纸，它既要面向连队，又要兼顾地方。因此，《鄂陕周报》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传播我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捷报，反映十二旅开辟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与动态，以及军政、军民和部队内部的官兵关系；地方新闻，主要是报道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反霸、剿匪、变工互助、生产自救、支援前线等情况。它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四、稿件来源《鄂陕周报》在宣传中，当时以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为主，其稿件来源，靠每天抄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口语记录新闻，它是报道国内外新闻的唯一来源；地方稿件的来源，一是靠部队和地方送来的工作报告、总结。报社根据其内容，按版面的需要，改成消息、通讯、特写或评论等体裁，予以刊登。对这样的来稿，能用而需要补充的，就及时写信向通讯员提出需要补充的意见；不能用的，做到及时退稿，并说明不用的原因。还有一个来源靠报社记者到实际工作中去采访（初创刊时记者下去采访很少），当时山商、镇安和上关等县，虽说是解放了，但各县的人民政府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所在地，只有几匹骡马十几条枪（实际是个游击小分队）家当，既担负着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的任务，又担负着战斗和扩充队伍的任务。因此，记者被派到哪里去采访，就毫无例外地参加到当地的实际斗争中去，先把工作做好了，再写新闻报道。五、印刷与发行
当时，报社没有铅印厂，只有一部石印机，由三个文印员用工整的楷书体，将编排好的稿件写在一种药纸上，然后过到石板上，再印成报纸。每期报纸只有两个版面：一版是国内外和本地要闻；二版是综合新闻（军队和地方工作），用四开纸单面印刷。那时印刷用纸很困难，印报用的多是白皮纸，遇到有重要消息时，才用带颜色的油光纸，红、绿、黄、粉红色的均有，这些纸多是从政治部宣传科的标语用纸中节省下来的，纸的质量虽说不好，但石印的字迹却颇清楚。《周报》出多少期不详，它从1948年3月1日创刊，至1948年6月底停刊，共出报四个月。《周报》主要是供干部阅读，而且是赠送的。每期印有500份到1000份，没超过1000份。当时交通不便，鄂陕根据地尚未建立起邮政系统，报纸的发行范围很窄，部队发至连队，地方发到区人民政府，县城附近的村政权（相当于乡），也发一份，区公所门外贴一份。因此，一般群众很少能够看到它。报纸的发行方法，主要靠十二旅司令部的通信科，通过步兵或骑兵通信人员向外投送，有时托付来去人员捎送。六、编制设置《周报》初创时，人手很少，没有什么明确的编制，基本上是有什么事，叫谁做谁就去做。刘紫池同志虽然没有什么明确职务，但是他实际上承担着报社社长、总编和编辑的工作，除负责报社的全盘工作外，还要具体负责报纸的日常出版工作，抄收记录新闻、看稿、改稿、审稿，样样工作他都做。起初，搞编辑工作的只有宫璋、陈哲文两同志，宫璋同志到4月下旬还兼管报社的一般思想政治工作，陈哲文同志负责核改稿件和校对工作。《周报》正式出版后不久，又增加了一个编辑叫张定一，他是青海土族人。另外，还有三个刚吸收参加报社工作的青年学生，一个叫王大纲，一个叫杨果行，还有一个叫王克全。这三个青年学生有的做记者工作，有的做其他工作。如杨果行同志到报社后，就被派到郧西县五顶、观音、马鞍和陕西的山阳等地搞采访工作。除上述人员以外，还有三个文印员，他们是陈敬斋、杨凤鸣、张玉田，他们除写石印药纸外，还负责来稿登记。石印工人有胡少玉、张芳武，邓宪福、柯善鹏、叶凤章、苗青义、陈安等人。事务员叫盛永恺，负责后勤供给及生活。炊事员叫牛锁根，事务长叫王振方。通信员李全福，负责照顾刘紫池同志的生活并兼管收发工作。后来又增加一个通信员，叫秦文俊。上述22个同志，就是《鄂陕周报》初创时的全部工作人员。七、更名与发展
1948年6月，奉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命令，由十二旅，三十八军十七师和商洛地区地方部队组建陕南军区，并成立陕南区党委和陕南行署。与此同时，鄂豫陕四地委改为两郧地委，属陕南区党委领导。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鄂陕周报》的体制自然也要跟着改变，要从部队领导的报纸改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报纸，并把《鄂陕周报》更名为《鄂陕报》，归两郧地委领导，更名《鄂陕报》后，即由石印改为铅印。报社社址仍然设在郧西土门镇。《鄂陕报》是从1948年6月开始筹备的，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于1948年7月1日正式出刊，到1948年9月底即停刊。《鄂陕报》之所以停刊，是因我部队主力一直在外（解放樊城、竹山、竹溪和房县、平利等地），地方部队剿匪任务又很繁重，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地方反动武装，趁机向郧西一带骚扰，有可能波及土门。所以，两郧地委决定将《鄂陕报》暂时停刊。这时，报社的同志为了及时把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的重大胜利消息告诉陕南全区人民，便改出油印新闻，由社长李衡和编辑主任施旸两人选稿，由宫璋、羊村和张定一同志刻写蜡纸，其他同志帮助油印，然后发到全区各地。莫要小看这份油印小报，它在当时对稳定新区人民情绪，巩固和扩大陕南解放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鄂陕周报》更名《鄂陕报》后，报社和报纸具体在以下方面得到健全和发展：
1. 报社人员增加。正当筹备出版《鄂陕报》时，恰好由陕北派往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队”（也叫“长江支队、支队长江震）来到了鄂陕地区。因形势需要，”川干队“暂时留鄂陕地区工作。于是，有一部分同志分配到报社工作。分配到报社的同志，有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办过《新华日报》的老报人和熟练的印刷工人。如李衡同志曾在成都《华西日报》当过总编辑，施旸同志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办过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并在《新华日报》《晋绥日报》工作过，有办《新华日报》和办解放区报纸的经验。另外，还有羊村、耿俊如、陈昌涛、李位明、陈如德、曾宪栋、吴绍华、吴丰德、陈善海等同志，很多都是熟练的印刷工人。这时，报社的职工由《鄂陕周报》时的20多人，发展到五六十人，为办好《鄂陕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机构设置明确。鄂陕报社明确地设置了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属社长负责制。李衡同志被任命为社长；原《鄂陕周报》负责人刘紫池，这时也正式任命为副社长。施旸同志被任命编辑室主任，羊村同志为采通科科长，耿俊如同志被任命为经理部经理，并兼任印刷厂厂长。这时报社内部也建立了各项制度，人员也有了较明确的分工。如建立给两郧地委送清样的制度，和发稿费的制度。报社的内部分工情况是：采通科负责开辟稿源，负责派记者随军采访或深入地方采访，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还兼发稿费；出版组负责计划好每期报纸的报道中心，落实稿件及版面安排；校对组负责同各版编辑校对排出的初样和清样。经理部也有总务、采购和报纸发行等工作的分工。印刷厂分排字、浇铸、机印和石印四个组。
3. 刊期增加，版面扩大。在筹备出版《鄂陕报》时，发现在郧西土门的一间房子里，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机器零件，有的生了锈，有的本身埋在土里，简直是一堆废铜烂铁，铅字箱子东倒西歪，铅字散乱得到处堆着，这是解放白河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胜利品。“川干队”的同志来到报社后，经过他们日夜的埋头整理，用手擦，用水洗那些锈烂不堪、残缺不全的机件，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机器轮子飞动了，从它的口中吐出一张张的印刷品——《鄂陕报》（见1949年5月1日《陕南日报》三版登的《战胜困难的本报铅印厂》）。《周报》更名《鄂陕报》后，便由石印改为铅印，刊期由原来每周一期报，改为周双刊，并逐步改为周三刊、周四刊，直到周六刊。报纸版面也由原来的两版扩大为四版（一版要闻，二版地方消息，三版城市工作和通讯、特写或经验介绍，四版国际国内新闻），并相应地扩大了报道面。如对地方工作的报道，除继续报道开辟新区、建立政权和减租反霸、剿匪工作外，还加强了对恢复城市工商业的报道。
4. 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发行范围。由于报纸期刊、版面和报道范围的增加和扩大，报纸发行量和发行范围也相应地增加和扩大。《周报》改为《鄂陕报》后，每期报纸的发行量已由原来的几百、千把份增加到3000多份。报纸的发行范围除重点在两郧地区发行外，随着部队的进展和地方政权的建立、巩固，报纸逐步发行到安康和商洛地区。
5. 就地取材建纸厂。由于《鄂陕报》期刊逐步增多和报纸版面及发行量的扩大，纸张问题就显得特别困难，为了解决纸张供不应求的问题，报社经理部一方面派采购员到外地去采购纸张，另一方面在地委、专署的支持下，在附近山区就地取材，开设纸厂。当时，虽然纸厂的设备、技术和生产条件都不好，但是在工人同志的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还是生产出了各种加重纸张，并能两面印刷，纸张的困难基本上得到了缓解。八、工作与生活
不论是在早期的《鄂陕周报》，还是在后期的《鄂陕报》，同志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不仅工作紧张，而且有时还处于战斗的环境。但是，大家毫无怨言，干劲都很大。从作息时间上说，当时推行的是延安的作息制度，从没有什么节假日，大家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同志每天工作十几小时，谁也不讲价钱，不计报酬。有的同志家住在土门街上，没经领导同意，谁也不回家去住。从生活待遇上说，那时同志们没有什么津贴，穿的是上级发的土布，每人只发一丈多一尺二寸宽口面的蓝布做衣服（参加工作早的同志才有这个待遇），新参加工作的同志，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便衣，用的是从家里带来的铺盖，衣服鞋袜啥都没有。用的更简单，同志们没有牙膏牙刷，都没有刷过牙，洗脸是自己备块旧布做毛巾；理发是用剃头刀剃；留发的同志相互用大剪子剪，剪的头发样式，人们风趣地称之为“马桶（便桶）盖子”。当时每天喝的是苞谷粥，吃的是苞谷面窝窝头，还多是发霉的苞谷，有时吃顿白面馒头、面条或吃顿米饭，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吃菜是靠自己动手种点瓜菜，但大多是靠煮黄豆个当菜。那时候没钱买柴，烧柴很困难，在全社人少、事多的情况下，从报社领导到下属所有人员，每个礼拜要到10多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背柴。每次去砍柴，多是一清早空着肚子出去，到下午一两点钟，才扛百十多斤柴回来吃饭。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同志们都甘之如蜜，大家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不仅谁也没有怨言，而且在工作中团结友爱，干劲很大。同志们现在回忆当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景时都说：“是依稀记忆，很有意义。”（此文根据刘紫池、杨果行、陈哲文、王克全、王大纲、张定一等同志的回忆和陈敬斋同志的遗作整理，并按刘紫池、程文津同志对初稿提出的意见修改的）郧阳报社新闻志编辑室周尚原整理1986年8月18日 第二章 《陕南新闻》《陕南日报》一、《陕南新闻》创刊背景
1948年6月，中原军区命令，开辟鄂陕豫根据地的四纵队十二旅和三十八军十七师以及商洛地区的地方部队组成陕南军区。与此同时，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需要，为加强鄂陕豫根据地领导，以及巩固和扩大已开辟的根据地，准备解放全陕南，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组建中共陕南区党委和陕南行政主任公署。陕南区党委成立后，为及时宣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和团结军民共同斗争，巩固和扩大现有阵地，准备解放全陕南，决定办报纸，推动各项工作的进展。
在当时，陕南区党委办报纸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如有办《鄂陕周报》《鄂陕报》的经验，有李衡、施旸、羊村、耿俊如等一些老报人和熟练的印刷工人（他们有办《新华日报》重庆版和解放区报纸的经验），还有一些简单的印刷设备。可是，要办成区党委的机关报，条件还不够成熟。如领导力量需要充实和加强，采编和印刷人员也需要充实和提高，设备还需要添置。在此情况下，区党委决定先出版临时性的报纸——《陕南新闻》。不久，又设立了陕南新华分社，为筹备出版陕南区党委的机关报——《陕南日报》创造条件，陕南区党委又安排赵希愚同志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社长；程文津、李衡、周书三同志分别担任陕南新闻社和新华社陕南分社副社长。陕南新闻社和新华社陕南分社为一个机构、一个党支部，对外是两个牌子，内部分工有所侧重。社址设在原郧阳老城“八高”旧址。二、创办临时性的《陕南新闻》《陕南新闻》创刊于1948年11月。当时的郧阳，由于国民党的破坏，百业凋敝，物资奇缺。办报要有印刷机、新闻纸。然而最初，这些东西都没有。《陕南新闻》初创刊时，只靠一台石印机印报。后来，从郧西土门把《鄂陕报》停刊时埋藏的印刷设备搬到郧阳后，才改出铅印报，为八开二版三日刊。没有新闻纸，就土法上马，用手工生产的土纸来印报。编辑部设在一间大平房里，没有办公桌，便用一块匾支起来当办公桌子，四周放上长凳子，编辑主任坐案子的一端，几个编辑、抄稿员和校对员分坐案子两旁，开会一样，大家各司其职，进行工作。遇有重大新闻，主管编辑工作的副社长亲临指挥，和同志们一起商议斟酌版面的安排和标题的提炼。这种工作作风，直到后来出版《陕南日报》时还是如此。
为了配合形势的发展，《陕南新闻》既重视国内外大事的报道，也重视本地大事的宣传，注意多发地方稿。从收藏的38期报纸、74个版（因复印时漏印两个版）发的稿子看，地方稿占发稿总数的52.56%，电稿及转载的稿件占发稿总数的47.44%。《陕南新闻》一版为要闻版，刊登本地及国内外大事。为宣传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每当电波传来某地被解放的捷报时，编辑部的同志们便用一面纸做的小红旗插在办公室挂的地图上的已解放区域。这些小红旗，把报社编辑部与解放前线各路大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新闻战士的心与解放军战士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遇到特大喜讯，从领导到一般同志，从编辑部到电台、工厂，大家不分昼夜，不顾劳累，争分夺秒地抢收、抢排、抢印号外或报纸，迅速及时地使胜利捷报与读者见面。对本地发生的重大新闻，像对待国内外大事一样，用突出的版面、醒目的标题进行宣传。如剿匪取得的重大胜利，郧县六区召开农代会等消息，都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对郧县六区召开的农代会，还派出记者做了连续、系列的报道。二版以地方新闻为主，大量报道了剿匪、反霸、反不公的民主运动，对支前工作以及恢复发展陕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也做了较为突出的报道。从收藏的报纸看，报道有关剿匪、反霸、反不公的民主建政稿件，占地方稿总数的22.7%；支前工作的报道，占地方稿总数的7.19%；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稿件，占地方稿总数的10.43%。《陕南新闻》为直排文，新闻品种比较单调，刊登的多是消息，很少刊登言论或短评。在收藏的38期报纸中，只登了一篇短评。通讯稿件登得很少，文艺作品根本没有登。但是，《陕南新闻》已注意开辟小专栏，如《简讯》《批评建议》等，文章比较短小，每期两个版，平均每版发稿八篇以上（包括电稿和地方稿）。《陕南新闻》出版时间的长短标志着筹办《陕南日报》的成熟程度。《陕南新闻》，从1948年11月创刊到1949年4月28日停刊，出报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为公开出版《陕南日报》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报社领导和采编人员得到加强和充实。如从河南新洛阳报社调来程文津同志担任报社第一副社长；从华东、华北来陕南的干部中调一批同志到报社工作，充实了采编人员。其次，设置了报社经理部，并调整充实了经理部人员。如任命安天白、耿俊如两同志为正副经理，配置了总务、采购、发行人员（报纸发行由陕南新华书店发行科兼管）；又为印刷厂新招收了一批学徒工，充实了排字、机印、浇铸车间。经理部为解决新闻纸不足的问题，在郧阳东菜园办了一个造纸厂。其三，报社建立了资料室，与全国许多兄弟报社建立了报纸交换关系，为编辑部报道全国形势提供了随时可以参考资料的机会。当时，资料室还编印了一份《参考资料》，便于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军区主要领导同志了解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进展情况，以加强指导当地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南新闻》出版不久，区党委又决定成立新华社陕南分社和陕南新闻社合署办公，并设立采通科和电台。采通科由羊村同志负责，主管采访和通讯联络工作。当时，新华社陕南分社除派记者到前线和地方直接采写稿件外，还在一些县（如郧西、均县、房县等地）派有常驻记者。如遇到大的军事行动，即我主力部队解放襄樊和解放全陕南时，还成立了新华社陕南前线支社（曾岛、姚宜民两同志，先后担任过前线支社负责人），同时，还在各地党、政、军机关中发展了一批通讯员。当时，记者采写的稿件，首先满足报纸的需要，还提供给新华总社和中原、西北两个总分社采用。因而，当时新华社陕南分社和陕南新闻社在全国还是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的。新华社陕南分社的电台，主要是负责收、发报工作。
上述这些工作，都为公开出版《陕南日报》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陕南新闻》虽然出版只有半年时间，出版报纸只有84期，但是它在贯彻党的新区方针、政策，在团结全区党政军民继续向前推进，巩固现有阵地，准备解放全陕南的工作中，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为筹备出版《陕南日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三、出版机关报《陕南日报》《陕南日报》是1949年5月1日在湖北省郧阳县创刊的。
中共陕南区党委在全国胜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为了满足解放全陕南宣传任务的需要，决定出版《陕南日报》。在创刊号上刊登的《巩固现有阵地，准备解放全陕南——代发刊词》中说：“《陕南日报》是陕南区党委的耳目与喉舌，是区党委贯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动员与团结党政军民继续向前推进，巩固现有阵地，解放全陕南，建设新陕南的有力领导武器。同时，《陕南日报》也是陕南人民的耳目喉舌。它要充分反映陕南人民的生活和意志，反映陕南人民斗争的动态和经验，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它的方针是贯彻党的领导意志，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陕南日报》的性质与任务。其刊头题字“陕南日报”四字中，只有“南”字是由陕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张邦英同志仿毛主席体写的，其他三个字是拓印毛主席为其他报纸题写的亲笔字。《陕南日报》名曰“日报”，实际上，在郧阳出版的125期报纸，都是四开四版三日刊。它西迁南郑复刊后，仅出了三个月的日报。到1950年4月17日，“为了紧缩开支，并使报纸更加地方化，本报奉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命令，决定从4月17日起改出四开四版三日刊”（《陕南日报》1950年4月16日在报眼上登的《本报重要启事》——编者），直到报纸终刊。
随着全陕南的解放，《陕南日报》于1949年12月18日在郧阳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后休刊。1950年1月17日，在陕西省南郑市（现在的汉中市）宣告复刊。在报社迁移之前和迁移期间，曾在初解放的南郑出版过临时性的《陕南日报》南郑版。1951年3月，由于陕南区党委和陕南行署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奉命撤销，陕南日报社和新华社陕南分社也同时撤销。《陕南日报》，1951年3月27日出版到325期停刊。它在郧阳时，每期报纸发行3000多份。《陕南日报》一版为要闻版，主要刊登国内外大事和本地区的大事；二版是地方版；三版、四版除刊登新华社电稿或转载外地报纸的消息和文章外，有时也刊登地方稿件。如在四版就开辟有《部队通讯》和《广告》专栏。《陕南日报》的宣传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进行宣传的。1949年6月10日《陕南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本报最近时期的宣传方针》中说：“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向江南及西北进军以来，接连解放南京、杭州、武汉、西安、九江、南昌、上海等枢纽城市及汉南、陕中广大地区。中国人民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正继续前进，扫荡残敌；全国的胜利，日益迫近。陕南人民解放军西进配合第一野战军作战，连克数城，陕南全部解放即将到来。在此形势下，陕南全党、全军的中心任务是，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为此，我们要奋勇前进，歼灭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解放胡宗南统治下的陕南人民，迅速建立新区革命秩序，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我们要动员全区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同时，要大力发动群众，切实剿灭土匪，展开反霸、反不公的民主运动，以巩固进军的后方。”从收藏的报纸看，西迁汉中前，《陕南日报》主要宣传了全国的胜利及陕南我军西进的军事胜利，激励全区人民情绪，加强为战争服务的作用。报纸为了配合解放全陕南的军事行动，对我军每解放一个城市或我军西进作战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做了及时的报道。如当我军西进占领白河县城时，随以消息、通讯等形式报道解放白河的胜利外，还发了区党委给前线指战员的贺电；对攻打关垭子、牛蹄岭的战斗，报纸不惜版面，做了突出、连续的报道。报纸在宣传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并重视较好地报道了支前工作，如群众做军鞋、送军鞋、慰问部队、抬担架、闹生产、送军粮及拥军、爱民等大量的典型事例。为了建立巩固后方，报纸结合当时陕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着重宣传了以剿匪、反霸、反不公的民主运动，宣传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改造村政权等方面的情况与经验。在宣传报道发动群众剿灭土匪时，报纸发了不少社论或短评。如《再接再厉剿灭土匪》《学习郧县东北地区驻剿的经验》《贯彻剿灭土匪》《作恶者彻底悔过自新，才是出路》等，以大量的典型事例宣传了剿灭土匪的策略，这时的《陕南日报》，已重视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宣传，重点是农业生产，如抗灾救灾、互惜互助、发展土特产等。宣传工业生产，一般与商业并列，如宣传保护工商业、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等。此时，还重视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宣传。《陕南日报》在郧阳出版期间，欣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社职工以极大热情和积极工作对这一盛会的召开和开国典礼的举行做了充分的、及时的报道，以表示祝贺和欢庆。为了做好这一报道，同志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从收电、译电到编、排、校、印，每个环节都紧凑起来，用实际行动保证报纸及时送到读者面前。从1949年9月21日起全国政协开幕消息传来，便把隔日四版改为日刊四版或六版，截至10月2日，共出报12期、58版报纸。
这时的《陕南日报》，不仅报道内容多、面广，而且还增加了新闻品种，开辟了专栏，以发挥报纸的指导作用。如对区党委重要工作的部署，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报纸既发消息，还发社论或短评。这时，报纸的专栏有《简讯》《部队通讯》《国际一周》《批评建议》和《社会服务》专栏，对报纸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改进党和干部的作风等方面，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并受到群众的好评。从《陕南日报》的版面看，还不够活，一无插图、制题；二无图片（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如此）；有的消息或文章转栏过多，不利于读者阅读。另外，报纸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加强城镇工作方面的宣传，还做得不够。然而，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陕南日报》在为解放全陕南、建设新陕南的伟大事业上，已经起到它的作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时，报社的物资生活条件仍然很差，除过年过节吃两顿大米饭外，顿顿吃苞谷糁。但是，大家都不觉苦，每个人都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直到现在，不少老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生活虽然苦点，可同志们之间，同志和领导之间，感情都是十分真诚的。有的同志说，在报社工作的时间不长，可这段时间是非常可贵的，对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坚定革命的人生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少同志至今还特别留恋当时团的生活，说那时团组织开展的活动，成了对团员和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校，提高了大家思想和业务素质，积极完成了区党委交给的办报任务。《陕南日报》的出版发行，标志着陕南新闻事业的发展，为后来十堰地区新闻事业的创办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陕南新闻事业的发展，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机构设置比较健全。报社由社长负责，设有编辑部和经理部。编辑部主管报纸出版工作；经理部下设印刷厂、总务科和造纸厂。新华社陕南分社仍与陕南日报社在一起办公，分管采通工作和电台工作。
2. 人员得到了充实和提高。当时，陕南日报社和新华社陕南分社的职工已增加到100多人。其中，编辑部15人，经理部15人，印刷厂35人，发行科（包括陕南新华书店）10人，新华社陕南分社55人（采通科15人，电台40人）。人员增加后，社领导十分重视对职工的教育培养工作。例如利用“报纸检查会”、党员生活会和行政生活会，对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业务知识教育，并大胆使用干部，把一些同志放到实际工作上锻炼。当时，不少同志已成为编辑部和其他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的已提到领导岗位上。后来留在十堰地区的同志，为十堰地区新闻、印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 加强了党的通讯工作。为了办好《陕南日报》，陕南日报社十分重视依靠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培养与群众有联系的通讯员。在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中，全区各级党的组织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陕南日报》一创刊，陕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即发出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本着全党、全军办报的精神，踊跃为党报写稿”。并对各军分区和师、团、营、连，提出了写稿和组织通讯队伍的具体要求。两郧地委自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后，各县对党报通讯工作都做了检查和动员。郧西县在扩干会中，用一天时间专门研究通讯工作，会后，县直属机关及各地都组织了通讯小组。各级党委重视通讯工作的优良传统，对十堰地区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至今仍然起着深刻地影响，并使之得到发扬。
4. 增添了印刷设备。到《陕南日报》时，报社印刷厂已有对开印刷机一部，四开印刷机一部，二号圆盘一部，铸字、浇版机各一部，另外还有半付五号字模，这便是印刷厂的全部家当。这些家当，当时都来之不易，它们多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胜利品，是解放军战士用血换来的。正因为如此，起初虽然它们尽都缺胳膊断腿，可是，工人们不顾艰难辛苦，成日夜地整理、擦洗散乱的机器零件。他们发现缺零件，就请当地的铁匠师傅打成毛坯，然后用锉刀锉成需要的零件；油墨不够，工人师傅们就用当地松烟和桐油熬制油墨。在几位“川干队”师傅的带领下，发扬延安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从零开始，建成了一个有排字、浇铸和印刷的铅印厂。这时的印刷厂，不仅印报、印书、印文件，而且还为陕南地区印制流通钞票，它为陕南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陕南日报社西迁汉中时，印刷厂还给两郧地区留下一部四开平台印刷机，迁到汉中后，又支援两郧一部分铅字，为创刊《郧阳报》奠定了基础。
资料来源：
1. 陕南区党委有关文件；
2. 《陕南日报》的有关社论、消息和启事；
3. 老报人的口碑和回忆录；
4. 程文津、周书同志对初稿修改意见已做补充；郧阳报社新闻志编辑室 周尚原1989年7月19日第二次修改稿 第三章 《郧阳报》一、创刊背景
解放初，郧阳为解放陕南的根据地，建立两郧地委、两郧专署，属陕南区党委和陕南行署领导。自1949年5月下旬陕南人民解放军西进解放全陕南之战打响后，到1949年底，已取得了“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的胜利。在此大好形势下，陕南区党委和陕南行署机关1949年末西迁汉中，陕南日报社和新华社陕南分社亦随之西迁。1950年2月1日，奉政务院指示，两郧专署划归湖北，成立郧阳专员公署，属湖北省人民政府领导。当时，郧阳远离武汉，“地委给省里联系工作最大的困难，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电话、电报联系也不方便。要指导全区工作，也是这两个难题”，“郧阳地区辽阔，人烟稀少，党的方针政策主要靠各级党组织宣传，这是远远不够的；《湖北日报》的发行量也很有限。结合当地实际也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地委开始酝酿、讨论自己办个小报，以便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决定创办《郧阳报》，社址设在原郧阳老城西大街，郧阳报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据当时地委书记杨锐，宣传部长张超的回忆）。《郧阳报》创刊于1950年7月1日，到1952年11月15日终刊。郧阳报社社长由郧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张超兼任，任期为1950年7月至1952年5月。董文南同志任副社长兼编辑主任，任期为1950年7月至1952年11月。姚时进同志从《郧阳报》创刊到1952年6月调离报社，一直负责报纸的出版工作。1952年6月以后，狄希亮同志被任命为总编辑，直到报纸终刊，在1950年底或1951年初，报社成立了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黄绍鲁。二、历届领导
1965年底，襄阳、郧阳又分为两个地区，1966年1月31日，中共郧阳地委便发出了《关于复刊〈郧阳报〉的决定》，于1966年3月1日正式复刊了《郧阳报》。复刊《郧阳报》前，试办了一期试刊号。报社社址开始设在原郧县老城西大街，到1967年底，社址迁到十堰市三堰郑家沟至今。其党政机构演变情况如下：1966年3月至1968年期间，报社为编委会负责制，副社长为朱志彩。彭作师同志、刘正安同志、吴德胜、王兴华均为编委会成员。当时，报社与地委机关为一个党支部。
1968年至1978年7月，报社成立革命委员会，起初由副社长朱志彩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后由军代表孙远忠任主任。1972年10月，由张先迪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鸿寅、刘正安（1970年2月19日地革委30号文件通知）分别任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经地委12号文件批准，报社建立党总支委员会，书记为孙远忠（军代表），副书记是周鸿寅。后来由张先迪同志任书记。张先迪调走后，由周鸿寅同志任书记，刘正安（1975年5月7日地组61号文件通知）、苗学久（1976年5月21日地组89号文件通知）分别任党总支副书记。
1978年7月3日，地组41号文件通知，撤销报社革委会，恢复社长制，周鸿寅同志任社长、总编辑，刘正安同志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姜庆义、吴德胜分别任副总编辑。这时党总支书记为周鸿寅，副书记为苗学久、刘正安。1979年10月15日，地组169号文件通知，免去周鸿寅社长职务，任命苗学久同志为社长，并任命孔翔翎为副总编辑。与此同时，经地宣［1979］53号文件批准，报社建立党委，刘正安同志任党委书记，苗学久同志任党委副书记。
从1980年到1985年期间，吴德胜同志被任命为副社长（1980年2月15日地组114号文件通知），郭崇久被任命为副总编辑（1981年12月12日地组225号文件通知）、总编辑、副社长（1984年1月26日地组10号文件），郑世杰同志被任命为社长（1985年4月19日地组86号文件通知），并任命袁绍北同志为副总编辑。1983年底，刘正安同志调离报社后，地委［1984］10号文件即任命苗学久同志为党委书记。
1989年5月，中共郧阳地委发出郧地干［1989］31号文件，调整报社领导班子，并经地委研究，报社实行党委负责制。党委书记郭崇久，副书记吴德胜、孔翔翎；社长吴德胜，副社长袁绍北、李腊生。总编辑郭崇久、副总编辑孔翔翎、袁绍北，顾问刘正安、苗学久。三、创办基础《郧阳报》的前身是《两郧新闻》。《陕南日报》是1949年12月18日在郧阳休刊的。两郧地委于1949年12月14日就发出通知说：“因陕南日报社及陕南新华分社即将西迁，地委为了今后便于新闻报道、交流经验、宣传教育等工作，经区党委（指陕南区党委）批准，成立两郧新华支社，创刊临时性的两郧新闻报纸。”1949年12月25日新华通讯社两郧支社和两郧新闻社给通讯员的信中也说：“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陕南新华分社、陕南日报社西迁汉中，两郧支社已奉命成立，并决定于1950年元旦创刊《两郧新闻》。”
据在两郧新闻社工作的董文南、姚时进、黄绍鲁等同志回忆，新华社两郧支社和两郧新闻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成立时间为1949年12月4日。在《两郧新闻》还未正式出刊时，曾印过一个“快报”，“快报”两个字是黄绍鲁写的，登的全是新华社消息，“快报”没出多久，《两郧新闻》在1950年1月1日正式出刊了。《两郧新闻》的刊头是两郧地委宣传部长张超题写的，社址设在原郧阳老城福音堂隔壁东边院子的二层楼里。负责人是董文南（两郧地委宣传部的宣传科副科长），姚时进、狄希亮、黄绍鲁任编辑。当时在两郧新闻社工作的同志还有：钟立三、周瀛、傅秉祥、张文华、宋玉英（女）、余秀英（女）、彭斌（女）、李向廷、何小方、张全文等。《两郧新闻》系石印小报，八开两版三日刊，稿件来源主要靠两郧支社抄收的电讯稿，也登有少量的地方新闻。每期印1200份，由地委通信班送往各县，再由各县分送到各区、乡，不收费用。报社设备很简单，仅有两台石印机，一部手摇收发报机和一部收音机。写石印的和石印工人都是临时在郧阳城请的。写石印的有史子王、彭柏青，印刷工人有冷松林。同志们的办公室也是寝室，在地委食堂就餐。
1950年3月10日，《两郧新闻》终刊后，于1950年5月先办了一个新闻通讯油印小报，由郭汉先同志收音，陈志鹏同志刻印，转载新华社消息。开始，每星期出两期，之后两天出一期，每期200多份，发到各县县直机关。1950年7月1日创刊《郧阳报》并公开发行。四、办报性质及方针《郧阳报》是中共郧阳地委的机关报，从1951年10月起，在每期报纸刊头上面又印着“郧阳专区农民自己的报纸”这样一句话。《郧阳报》百期纪念时，郧阳军分区司令员梁厉生为报纸写了“郧阳人民喉舌”的题词。这就是郧阳报的性质。《郧阳报》既是办给全区农民看的报纸，所以就需要“老老实实，把报纸办到大众化、地方化、通俗化”（地委宣传部部长张超为郧阳报创刊时的题词）。《郧阳报》“以农村为主的编辑方针是正确的，但不顾城市或对城市工作忽冷忽热也是错误的”（《过去的回顾和今后的希望》，百期纪念时编辑部文章）。由此可以看出《郧阳报》的办报方针是“以农村为主，兼顾其他”，并要“老老实实，把报纸办到大众化、地方化、通俗化”。《郧阳报》是“当着全区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正在展开激烈尖锐的反匪反霸、查减退（查地主破坏和减租退押金—编者）、贯彻生产工作”的时候诞生的，所以，“它的使命就是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党的主张、政府政策，集中群众中斗争的智慧、经验加以正确批判、总结，再贯彻到群众斗争中去，无情地打击、揭露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和破坏花样，提高斗争中人民的警惕，大力颂扬、推广向敌人斗争的胜利和经验，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正气，打击邪气”（《过去的回顾和今后希望》）。在创刊号上，专员刘露洗为报纸的题词是：“反映和指导群众的社会改革与生产运动”。这就是当时党、政府和人民交给郧阳报的任务。五、编制和机构设置（1）报社由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部门组成，为社长负责制。（2）领导成员：地委宣传部部长张超兼报社社长；董文南同志任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负责全社工作）；姚时进同志担负报纸出版工作，直到1952年6月调离报社；1952年6月以后，狄希亮同志任总编辑，负责报纸出版工作；黄绍鲁同志任经理部经理兼报社党支部书记，负责全社行政事务工作（当时党的书记只管党内工作，不负责全社工作——编者）。（3）编辑部和经理部的职责范围：
经理部：主要负责工厂的生产管理和报纸印刷、报纸发行工作。有正、副经理二人，正经理黄绍鲁负责全社行政事务工作及工厂干部、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副经理卢广生负责工厂业务及生产安排。1952年6月以后，由李曙东同志任经理，负责工厂工作；秘书曹绍庆负责全社行政事务工作。在经理部里，有会计、出纳、业务、保管、采购、报纸发行、事务等分工。工厂分排字房、机器房、装订房。
编辑部：主要负责报纸出版工作。
创刊初期，“根据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实行编辑、采访、通讯联络合一的组织形式，统称编辑部”（《本报重要启事》，见1950年7月1日创刊号报眼）。当时没有编委会，也没分什么组，凡有关报纸出版工作，都由董文南、姚时进、狄希亮三人商量决定。在编辑人员中，有大体的分工，各个类别的报道皆有一个同志牵头。
1952年6月以后，编辑部有了明确的分工，设有总编室，分了三个组，即农村组、宣传组和通讯读报组。总编室由总编辑狄希亮负责传达上级精神，介绍下边情况，提出各个时期的报道要求，制订报道计划，审阅各组改写的稿子，撰写社论，组织版面，同时抓编辑人员的学习、思想工作。主持召开编辑组长会议，每十天开一次，传达讨论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检查前三期的报纸，确定下三期的报道内容，交流各组情况解决具体问题，负责督促检查编辑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种制度的贯彻执行和落实情况。六、宣传经验和问题（1）地委加强对报纸的领导。地委除决定宣传部长张超主管报纸工作外，对报社具体工作遇到的问题，总是热情关怀，积极解决。创刊时铅字不够，就请求陕南区党委帮助解决；对报纸如何开展宣传，每个时期都提出具体意见和要求。初创刊时，“地委对报纸的宣传内容还做过讨论，认为只要不属于保密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报纸进行宣传”（据杨锐同志的回忆）。在《郧阳报》还未公开出版前，地委宣传部于1950年5月25日以文件形式发出《地委宣传部关于迅速开展通讯报道及报纸发行工作的通知》。1950年8月1日，地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区普遍建立读报组的通知》；1952年1月5日的报纸上，地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1952年2月8日，中共郧阳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报纸上登出《认真执行地委关于执行中央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给全区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封信》。1952年8月22日，地委在报纸上发出《中共郧阳地委关于郧阳报设立〈党的生活〉栏的指示》（见郧阳报300期第三版）。郧阳报于1952年7月在报纸上开展《大家来参加〈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讨论》时，中共郧阳地委宣传部又通知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认真组织领导干部、群众参加讨论会（通知原文见郧阳报1952年7月19日第289期一版）。
由于地委重视、关心报纸，不论是报社的干部思想觉悟、业务水平，还是报纸的宣传、印刷等方面，都不断得到了提高，曾受到全区各级党委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农友们都说，郧阳报是真正给人民办事的报纸。（2）贯彻中心指导运动，报道重点指导全面。这是《郧阳报》在宣传上的一个特点。它创刊于全区开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革命之时，当时报纸从内容到版面，突出地贯彻了地委这两个中心工作。如在镇压反革命时，报纸从1950年9月到1951年5月这段时间里，发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言论有两篇，消息有25件。特别是对镇压国民党乡长以上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都做了公开报道，这对当时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为土地革命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宣传土地革命时，地委的工作重点，也是报纸的宣传重点，并经常地、系统地宣传点上的经验，以推动面上的工作。当时，地委以郧县茶店区长岭村和均县草店区大土湾等地为土改工作重点，报纸经常报道点上的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如从1950年12月24日起，到1951年3月26日止，报道长岭村的消息和经验就有11篇，其中有：《郧县长岭村农友诉苦划阶级理直气壮，地主理屈词穷被迫承认》《长岭村划阶级中的说理斗争》《长岭村的没收征收和分配》《长岭村的妇女在土改运动中的作用》《长岭村召开各种会议、检查土改讨论布置生产》《长岭村土改后的民主运动》以及《长岭村土改以后农友们热烈互助生产，两个月生产成绩很大》等，这对当时指导面上的土改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3）报纸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许多老同志在回忆时说，创刊时期报纸在宣传中，对维护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是十分重视的。当时，所有记者全部深入农村，参加党的中心工作，在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情况和问题，采写稿件，强调记者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许道听途说。对在家的编辑，一是强调在编稿的过程中，自己不懂的或不清楚的事情，要弄懂、弄清楚以后再编，对弄不清楚的情况，采取打电话、写信的办法，把情况弄清楚。二是编辑部从制度上做出规定，强调编辑每星期下乡一次，以便了解下面情况，呼吸新鲜空气，听取群众对报纸的意见，要求防止改稿时出现片面性，严把新闻必须真实这个关。在培养教育通讯员时，要求通讯员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写稿要实事求是，不能道听途说，不能胡编乱写。（4）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此，报纸宣传得较为突出。因为地委和地委领导同志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非常重视的，并对这一工作给了坚决的支持。1952年1月5日《郧阳报》发表了地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还发了《被批评者应赶快作答复》的文章。1951年10月31日郧阳报第二版上登了专员刘露洗给房县董县长写的信，该信原文是：“房县董县长，《郧阳报》186期，发表了你县青峰区仓库主任昝新忠，工作员任传贤对农民野蛮无理、私扣群众等一连串的错误。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们必须高度重视。昝新忠、任传贤身为人民政府的干部，不关心爱护群众，竟如此野蛮无理的对待群众，因而引起了当地群众大大不满，才联名投稿。为了密切党、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教育全体干部，希你立即检查处理。对犯错误者给予应得处分，并督促犯错误者做出检讨，处分和检讨结果，都应在报上发表”。这充分证明地委和地委领导同志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视程度。
为了贯彻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郧阳报当时开辟过许多小栏目，如《批评与建议》《建议》《读者呼声》《读者意见》《信箱》《读报人来信》《农友问答》《表扬》等栏目。当时《郧阳报》曾受到全区农友的好评。他们说：“报上表扬好的模范人物，或批评某些不好的行为，群众都很愿意听，大家说：‘听了报上登的好的，都想照人家样子学，谁还不愿意进步呢？’听了坏的都说：‘登的对，看他以后还这样不’。”（1951年6月7日《郧阳报》二版，《郧阳县宣传员代表对本报的反映和希望》）”。大家看到郧阳县白桑区副区长张文斌吊打老乡县委发出通报一稿后都说：“区长打人还要受处分，我可不敢再违反政策了。”（1950年8月10日《郧阳报》二版，《农民热爱〈郧阳报〉》）。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也是报纸战斗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能够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能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进一步密切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5）贯彻“大众化、地方化、通俗化”的办报方针。这是《郧阳报》在宣传上的又一特点。其表现是：文字浅显易懂，选用农民健康的语言写文章，力戒用庸俗化和不大众化的语言，使初识字的人能够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得懂，适合当时农民的文化水平。再一点是，不论消息也好，言论也好，都开门见山写事实，不写空话，套话，文章标题也注意通俗朴实。如《捏紧刀把坐稳江山，发动群众打退地主反攻》《竹山、郧西、郧县下冷子打坏了庄稼》《肖公村村长张讲道得了孙女，叫群众送礼大吃大喝请客五十多席，区长卜善科不加禁止反而送礼喝酒——郧县政府对此事应加重视和处理》《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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