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罗斯系列作品：被缚的祖克曼(套装共4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菲利普·罗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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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系列作品：被缚的祖克曼(套装共4册)试读：

目 录

鬼作家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献给米兰·昆德拉第一章　大师

那是二十多年以前——我当时才二十三岁，刚刚写作了我的第(1)一批短篇小说，并且得到了出版，像许多在我之前的Bildungsroman中的主人公一样，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大部头Bildungsroman了——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天快要黑的时候，我到了这个伟人的隐居处去见他。那所木板农舍是在伯克希尔山上一千二百英尺高的一条土路的尽头，然而从书房里出来向我隆重表示欢迎的人物却穿着一套斜纹呢的衣服，一条丝织的蓝领带用一只没有装饰的银别针夹在一件白衬衫上，脚上是一双牧师穿的擦得锃亮的黑皮鞋，使我觉得他是刚从擦鞋摊上走下来，而不像是从艺术的祭坛上走下来。我定下神来以后，才注意到他抬着下巴颏儿的那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贵族气派，或者他坐下身去之前整一整衣服的那种细心的，甚至有点过分讲究的帝王风度——老实说，我当时只想到自己怎么会像碰到奇迹一样，凭我没有文学气息的出身，居然能到这里，来到他面前，因此根本没有工夫注意到什么——但是在这以前，我对E.I.洛诺夫的印象是他看上去应该(2)像个地方上的督学，而不是像这一带自梅尔维尔和霍桑以来最有独创性的小说家。

这并不是说，纽约流传的关于他的闲话使我预计会遇到更加宏伟的场面。当我最近在出版商初次为我在曼哈顿举行的酒会上——我是搀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编辑的胳膊去赴会的，我兴奋得像个初上银幕的新星一样——在批评家们面前提到洛诺夫的名字时，在场的才子们几乎马上就把他一语带过了，就好像这是一个笑话一样：他那一代的一个犹太人，而且还是个移民之子，居然娶了新英格兰一家名门望族的闺秀，这些年来还一直住“乡下”——这就是说，住在鸟鸣(3)兽语、树林密布的goyish的荒野里，美国当初就是在那里发源的，也早已在那里告终了。但是，由于我在那次酒会上提起的别的名人，在那些熟知内情的人看来也都是有点可笑的；因此，我对他们在提起这位有名的乡间隐士时所说的嘲讽的话，也就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根据我在那次酒会上的所见所闻，我开始明白，躲在一千二百英尺的高山上，只与鸟兽和树林做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带我进去的那间起居室整洁、舒服、简单：一块用钩针编织的圆形大地毯，几把套着椅套的安乐椅，一张旧沙发，靠墙长长的一排书架，一架钢琴，一部电唱机，一张橡木的大阅览桌，上面整齐地堆满了报纸和杂志。在白色的护壁镶板上面，淡黄色的墙上几乎是空空如也，只有五六幅水彩画习作，画的是不同季节里的这幢旧农舍。在放了靠垫的窗座和整齐地束起来的本色棉质窗帘的外面，我可以看到发黑的高大枫树上光秃秃的树枝和白雪皑皑的田野。纯洁。肃穆。简朴。遁世。你的全部精力、才华、创造性都留下来用在这绞尽脑汁的崇高超然的事业上了。我看了一下四周，心里想，这才是我要过的生活。

洛诺夫把我带到壁炉前面的一对安乐椅前，让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后，便把炉前的挡板挪开，往里张望了一下，看一看风门是不是打开着。他用火柴点燃了引火物，那引火物显然早已放在那里，准备我们见面时用的。然后他把挡板又放回原地，分毫不差，仿佛是嵌到炉前一条槽里似的。在看清楚了木块已经燃着——确信他已成功地生起火而没有危及这所有二百年历史的房屋或其中的住户，他感到心满意足——以后，他终于准备就绪，可以同我谈话了。他用他那双动作敏捷纤巧得近乎女人的手，把两条裤腿的折痕一提，在他的椅子上就了座。对于像他那样肥胖壮实的人来说，他的动作显得特别轻快利落。“你喜欢怎么称呼你才好？”艾曼尼埃·伊萨多尔·洛诺夫问道，“叫内森，内德，还是内特？还是你喜欢有另外完全不同的叫法？”他还告诉我，他的朋友和熟人都叫他曼尼，我也应该这么叫他，“这样谈话就容易些。”

我想未必能那样，但我还是用微笑表示：尽管这必然会使我感到多么轻飘飘，我还是遵命照办。做主人的接着为了进一步让我不感到拘束，要我谈谈我的经历。不用说，在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我的经历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特别是对这么一个见多识广、思想深刻的人，我认为当然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我在纽瓦克一个既不算富有也不算穷苦的居民区里，由溺爱的双亲扶养大的；我有个弟弟，别人都说他很崇拜我；不论在本地一所很好的中学里，还是后来在一所名牌大学里，我的学习成绩都没有辜负历代祖先对我的期望；毕业后我在离(4)家一个小时车程的军队工作，为狄克期炮台的一位少校写宣传稿，尽管那时征召我的躯体去供屠杀的那场战争在朝鲜正在血淋淋地结束之中。自从退伍以后，我一直住在百老汇南端一所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上从事写作。我的女朋友来与我同居，收拾这屋子时，称它是一个不守清规的和尚的家。

为了维持生活，我一星期有三天过河到新泽西州去做工，那工作是我进大学的头一年暑假以来时断时续在做的。当时报上登了一个招聘广告，承诺积极推销可以获得高额佣金，我就前去应聘。每天早上八点钟，我们这一帮人就给送到新泽西州的某一个纺织小镇，挨家挨户去兜揽杂志的订户，下午六点等在一个指定的酒馆外面，由监工的麦克埃洛开车把我们送回纽瓦克市内。他是个长得漂亮的酒鬼，留着两撇细细的小胡子，总是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们——两个把赚来的钱攒起来上大学的、一心求上进的小伙子和另外三个没精打采的老油条，他们的脸色苍白浮肿，什么倒霉的事情都经历过了，如今已颓唐不堪——不要同孤身在家、用夹子卷着头发的家庭主妇胡来：否则你就很可能不是被生气的丈夫揍死，就是遭到漫天要价的敲诈，或者染上五十多种不治的淋病中不知哪一种淋病，尤其是，一天只有这么几个小时。“或者陪人睡觉，”他不动声色地劝告我们，“或者就推销《银幕》。你们自己选吧。”我们两个大学生叫他“财神爷的祖先”。由于没有一个主妇曾有请我进门歇一歇脚的表示——而且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女人，只要她在纱窗门后哪怕是稍微愿意听我一句推销的话，我就特别提高警惕，生怕她会有勾引我的打算——我迫于生计，选择了工作上的完美无缺，而不是生活上的心情享受。一天奔波下来，可以赚到十元、二十元佣金，而前途仍空白一片。我后来放弃了放浪的生活——和我已不再爱的五层楼上的女朋友——在那位著名的纽约编辑的帮助下，作为一个通讯员，给请到夸赛休养地去过冬，这还只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夸赛是艺术家们在乡间的一个隐居之地，同洛诺夫的山庄只隔一道州界。

我从夸赛给洛诺夫寄去了刊登我的小说——至今一共四篇——的文学季刊，并附一信，告诉他“几年前”我在大学里读到他的作品时对他的敬仰之情。我还同时提到我读过他的“国人”契诃夫和果戈理的作品，接着用别的明确无误的方式，表露我是一个多么严肃的文人——而且又是多么年轻。但是，我发现我写什么东西都没有像我写那封信那样吃力。不可否认，这些话都是真话，但是我一写下来就觉得显然是假的，越是要显得真诚，效果就越糟。我最后寄出的信已是第十稿了，发出了以后又想伸手到邮箱里把它掏回来。

我在那间陈设简单却很舒服的起居室里讲我的经历也并不成功。因为在洛诺夫的早期美国式的壁炉前面，哪怕是最不刺耳的脏话，我也无法说出口来，麦克埃洛是我的朋友中最叫我喜欢的一个，我模仿他的腔调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而且我也不能很自然地谈到麦克埃洛告诫我们要提防的全部危险，或者提到如果真的有机会我可能会多么经不起诱惑。听了我对原来已够平淡无奇的小传作了偷工减料的介绍以后，你大概会觉得，我这次前来，不是因为我接到了这位名作家的热情、有礼的信，邀我到他家中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而是在最严格的审查者的面前，陈述一件对我个人极其要紧的事，我要是走错了一步，对我有无限价值的东西就会永远失掉了。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即使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我是多么迫切需要博得他的青睐，和为什么需要博得他的青睐。我羞羞答答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了我的经历——虽然在那充满自信的年代里这是不合我的性格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感到发窘，倒反而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拜倒在他脚下的钩针编织的地毯上而感到奇怪。因为你瞧，我就是为了要想充当E.I.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子而来的，就是为了要祈求得到他道义上的赞助，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得到他支持和钟爱的神奇庇佑。当然，我有自己慈爱的父亲，不论什么时候去找他，他总是有求必应，但是我父亲是个治脚病的医生，不是个艺术家，而且最近因为我的一篇新小说我们家有了严重的分歧。他对我写的东西感到迷惑不解，就跑去找他精神上的导师，一个叫奥波德·瓦普特的法官，要这位法官帮他的儿子醒悟过来。结果是，二十年来我们无话不谈，几乎从未间断，如今却快有五个星期没有说话了，我也就到别的地方去找父辈的支持了。

这种支持不仅要来自一个不是脚病医生而是艺术家的父亲，而且要来自美国最有名的那位文学苦行者，那位坚忍不拔和无私无我的巨人，他在第一本书和第六本书（为此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但他悄悄地婉谢了）之间的二十五年中，几乎没有读者，得不到赏识，即使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总是被当做旧世界犹太人聚居区里的一个遗老而不屑一顾，被当做一个不合时代步伐的民间传说作家，对当前文学和社会上的主流不问不闻，令人叹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几乎谁都对此不放在心上。甚至在他的读者之中，也有些人认为，E.I.洛诺夫关于美国人的幻想作品，是他在沙皇俄国反犹迫害中受伤致死以前（像他父亲几乎因此丧生一样），在那里某个地方用意第绪文写的。使我极其钦佩的，不仅是他始终只写他自己那种小说的坚忍不拔精神，而且是他在“被发现”和流行起来了以后，婉辞一切奖金和学位，不参加任何名誉团体，不接受任何记者访问，不给照相，好像把他的脸同他的小说联系起来是件滑稽可笑的不相干的事一样。

读者大众所见到过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这是你的葬礼》书皮里页上的那张水墨肖像：一个英俊的年轻艺术家，有着一双含情脉脉的杏眼，像个情夫似的往后梳的高耸的黑发，富有表情的招人亲吻的下唇。现在他已大为改观了，不仅是，因为下腭有赘肉，肚子鼓起，头顶光秃，只有四周一圈短短的白发，而且整个体态都变了，我想（一等到我定下神来又能够思考以后）这一定是由于比时间更无情的东西，才造成了这种蜕变：这一定是洛诺夫本人所造成的。除了那浓密的眉毛和那稍微朝天抬起的果断的下巴以外，真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显出五十六岁的他，同那张照片中的令人爱怜(5)的热情羞涩的瓦伦蒂诺有什么相似之处了。这位瓦伦蒂诺在年轻的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统治美国文坛时期，创作了一系列犹太人流亡的小说，那种小说是此前所有美籍犹太人都不曾写过的。

说真的，我自己第一次通读洛诺夫的著作——在大学里作为一个正统的无神论者和在培养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使我认识到，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我家的犹太后裔。这比我去芝加哥大学之前，家庭给我的任何影响都更重要，不论是儿童时代所上的希伯来文课，还是母亲的厨房，或者我在父母亲和亲戚那里常常听到的关于异教通婚的危险、圣诞老人的问题、医学院名额限制的不合理（我很早就了解，就是这种名额限制使我父亲成了个脚病医生，使他毕生都热烈支持犹(6)太人反诽谤联盟）的谈论。我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同任何人辩论这些复杂的问题（而且在必要时的确与人辩论过）；但是等到我去芝加哥的时候，我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我已经像任何一个少(7)年人一样很容易折倒于罗伯特·赫钦斯的人文科学基础课程。但是接着我又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起，发现了E.I.洛诺夫，我觉得对于仍压在把我教养大的人们身上的那个与外人隔离、不相往来的包袱，他的小说就是答复，这个包袱使我们家家户户无时无刻不铭记着我们犹太人的地位。一九四八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国家，把欧洲没有被害的剩余的犹太人收聚起来，这在我父母身上引起了自豪的感觉，说真的，这种自豪的感觉，同我第一次读到洛诺夫笔下失意的、躲藏的、囚禁的灵魂时心中涌起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我觉得，我自己的刻苦奋斗的父亲曾经努力要把我们都搭救出来的这种令人屈辱的环境，居然能够毫无愧色地孕育出这样挖苦和深刻的文学作品来。在我看来，这好像是果戈理身上容易产生幻觉的气质，透过契诃夫对人性的怀疑，培养出了美国的第一个“俄罗斯式”作家。这就是我在大学论文里提出来的论点，我“分析”了洛诺夫的文体，只是没有进一步说明，他的小说在我心底里复燃起我对基本上已美国化的本家家族的血缘感情，他们原先是没有钱的、移民出身的小店主，就在离纽瓦克市内巍峨的大银行和大保险公司一箭之遥的地方，继续过着他们的隔离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小说复燃起我对我们虔诚的、无名的祖先的血缘感情，他们在加里西亚所遭到的磨难，对于在新泽西安安逸逸地长大的我来说，比起亚伯拉罕在迦南所遭到的磨难，其陌生程度只是稍逊一些而已。他对传说和风景运用自如，就像一个杂耍演员一般（我在四年级的论文中曾经把洛诺夫比作卓别林，他抓住一个适当的道具，就能把整个社会和它的世界观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他的“经过翻译的”英文，使得最平常的一句话也有了一种略带讽刺的味道；他的隐晦的、无声的、梦境般的含意，还有这种小故事所给你的回味无穷的感觉——你们说吧（我这样声称），美国文坛上有谁可以与他相抗衡？

洛诺夫小说中的典型主人公，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终于使书呆子气的美国人感到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主人公，他在希特勒完蛋十年以后，对非犹太人似乎又讲了一些关于犹太人的使人心痛的新情况，对犹太人又讲了他们自己，对那休养生息的十年中的读者和作家，则泛泛地讲些模棱两可的要谨慎小心的话和混乱得令人担心的话，讲些用最赤裸裸形式所表现的求生的渴望，为求生而作的交易和活下去的恐怖，等等。洛诺夫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个没有来历的小人物，离开了家而没有家人惦记，但是又必须毫不迟延地赶回去。把他的怜悯与无情相交织的著名笔法（《时代》杂志把他冷落了一二十年之后，又称颂这种笔法是“洛诺夫式的”）表现得最突出的，莫过于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了，其中那个迷茫的畸形人做好了纵情的准备，结果却发现由于顾虑过多，等得有点太久，反而对谁都无益，或者是发现，在一时兴起，大胆莽撞（这与他的性格不合）之下，完全错误估计了把他从他尚能对付的生活中勾引出来的东西，结果是把什么都弄得更糟糕了。

在最惨淡、最滑稽、最使人不安的一些小说里，那个无情的作家使我觉得他几近是在自我作践，这些小说是在他短暂地蜚声文坛的那个时期写的（因为小说里那个作家在一九六一年死于一种骨髓病；当奥斯瓦德枪杀肯尼迪，而那个道貌岸然的堡垒屈服于高康大式香蕉共

(8)和国的时候，他的小说，以及他的小说给予生活中一切犯禁的东西的权威性在一代新读者面前开始很快地失去了“社会意义”）。洛诺夫的声誉不但没有使他感到高兴，反而似乎更加强了他的阴郁心理，为他证实了他对终极约束的看法，要是他此生至死得不到应有的酬报，凭他个人经验似乎还不足以支持这种看法。只有当那人人垂涎的酬报，只要他愿意，有一点终于是属于他的时候——一切都很清楚，除了他的艺术以外，他不论要得到和保有什么东西，都是多么不适合他的气质，只有当这时候——他才受到启发，写了另一套精彩的滑稽寓言（《复仇》、《虱子》、《印第安纳》、《埃普斯·埃森》和《广告商》等小说），其中那个受到引诱的主人公根本没有采取行动——哪怕是极小的膨胀和放纵的行动，更谈不上阴谋或冒险了，都被理性、责任、自尊这三巨头统治断然歼灭了，并且还得到他们忠心耿耿的奴仆的及时协助：那就是时间表、暴风雨、头痛、忙碌信号、交通堵塞，其中最忠心的是最后一分钟的怀疑。

我除了兜售《电影》和《银幕》以外还兜售过别的杂志吗？我在每家门口嚼舌的都是同样的辞令，还是视对象而异？我做推销员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人们订阅这种无聊的杂志的目的是什么？这工作腻味不腻味？我在人地陌生的地方来来去去遇到过什么不平常的事没有？像麦克埃洛先生手下那样的人在新泽西州一共有多少？我推销一份订户就可得三元钱，公司怎么付得起？我到过哈肯沙克没有？那地方怎么样？

很难相信，我只是为了要暂时维持生活以便最后也能像他那样生活才做的事情，竟然会使E.I.洛诺夫感到有兴趣。显然，他是个懂礼貌的人，他这是要尽量使我不要感到拘束，但是就是在我毫无保留地回答他的盘问的时候，我也在想，不会很久，他就会找出一个办法，在晚饭以前把我打发掉。“我真希望我也能知道那么多关于推销杂志的事，”他说。

为了表示我是不在乎他对我倚老卖老的，要是马上就叫我告辞，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红了脸。“我真希望，”他说，“有什么事情我也能知道那么多。我写了三十年的幻想故事。我却什么也没有遇到。”

就在这当儿，那个引人注目的小姑娘似的女人在我面前出现了——就在他用稍带自憎自嫌的口气，说出那句令人难以相信的哀叹，而我在努力想弄清它的意思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遇到？这话怎么说？他不是得到了天赋，他不是得到了艺术吗？这个人真是个梦幻家！

洛诺夫的妻子，那个让我进了屋子以后就马上退去的白发女人，推开了与起居室门廊相连的书房门，她就出现在那里，乌黑浓密的头发，淡色的眼睛——不是淡灰，就是淡绿——高高隆起的椭圆形额角看上去像是莎士比亚的额角一样。她坐在地毯上一堆稿纸和文件夹中间，身上穿的是一条“新式样”——在曼哈顿现在已是一种非常陈旧过时的样了——粗呢裙子和一件宽松肥大的白色套头毛衣；她的双腿娴雅地缩在宽裙子下面，她的眼光显然是在出神地望着什么别的地方。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严肃的黑发美人？是不是在维拉斯

(9)克斯画的一幅肖像里？我想起了洛诺夫的那张一九二七年照片——也有它的“西班牙味道”——因此我马上推测，她是他的女儿。我马上推测的还不止这些。洛诺夫太太还没有把茶盘放在她身旁的地毯(10)上，我就看到自己同这个infanta结了婚，住在我们自己的一所就在不远的小农舍里。只是她在爹爹的地板上做功课的时候，要她妈妈喂她饼干吃，那么她才多大？凭她那张脸，脸上坚强的骨骼使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像大自然那么纯朴的雕塑师雕塑成型的，凭她那张脸，她一定不止十二岁了。不过十二岁也不怕，我可以等待。这个想法甚至比来春在这间起居室里结婚这一前景，还使我感到有吸引力。坚强个性的展现，我这么想。但是那位出名的父亲会怎么想呢？当然不需要提醒他《旧约》里有确凿的先例，可以等待七年再让洛诺夫小姐当我的新娘；另一方面，如果他看到我开着汽车在她的中学外面徘徊，会怎么想？

就在我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把句子颠过来倒过去。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写了一个句子，把它颠过来，看了一下，又把它倒过去。接着吃午饭。吃过午饭又回来写另一个句子。接着喝茶，把新句子颠过来。接着把这两个句子再看一遍，又把它们都倒过去。接着我躺在沙发上思索。然后我又起来，把这两个句子都扔掉，另起炉灶，从头开始。这已成了例行公事，要是我不这么做，不到一天，我就感到闷得慌，有一种白白浪费的感觉。星期天我早饭吃得迟，同

(11)霍普一起看报。然后我们到山上去散步，我总是因为失去了那么多的大好光阴而感到可惜。我在星期天早上醒来时，一想到要白白浪费掉那么多的时间，几乎要发疯。我坐立不安，脾气不好，但是你瞧，她也是一个人呀，因此我就只好去散步。为了免得麻烦，她总让我把表留在家里。结果是，我看的是我的手腕。我们一边走，她一边说话，我就看我的手腕——一般来说，这就够了，如果我的恶劣情绪还未消退的话。她最终认输，我们就回了家，一回到家，还有什么东西可(12)以区别星期天和星期四呢？我回到我的小奥立维蒂前面坐下，开始看我的句子，把它们颠过来倒过去。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打发我的时间呢？”

这时霍普·洛诺夫已经关上了书房门，回去干她的家务了。洛诺夫和我两个都听着她的搅拌器在厨房里旋转。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所介绍的生活，在我听来像是天堂；他除了把句子颠过来倒过去以外，想不出还有更好的办法打发他的时间，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坛的一件幸事。我心里想，听了他一本正经地叙述了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也许应该表示好笑，尽管他并没打算把它当做一个辛辣的洛诺夫式的喜剧。但是，如果他果真是如此，而且像他说的那样心情沮丧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他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他对有文化的人类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他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

搅拌器在不停地搅拌着，炉火毕剥，狂风怒号，树木哀鸣，而我这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却在揣摩着如何打消他的沮丧情绪。他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胸怀坦率，同他整齐的衣着穿戴和他的学究风度这么地不相称，也使我感到不敢造次；这完全不是我从年龄比我大一倍以上的人那里听惯了的东西，即使他谈到关于自己的话里有点自嘲的味道。尤其是他的话里有点自嘲的味道。“如果我知道在下午茶后的时间里怎么排遣，我在喝了茶以后就不再想写作了。”他向我解释，到了三点钟后，他就不再有精力，不再有决心，甚至不再有欲望继续写作了。但是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干呢？如果他拉小提琴或者弹钢琴，那么他在不写东西的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总算还有一件正经的事情在做。如果仅仅是听音乐，那就麻烦了，因为如果他下午独自放一张唱片听，就会发现自己的脑袋里又在把句子颠过来倒过去，最后还是回到写字台上去，抱着怀疑的心态翻看一天的工作。当然，他感到极大幸运的是，还有阿西纳学院。他爱怜地谈到他教的两班学生。设在斯托克布里奇的那所小规模的大学，早在学术界忽然对他发生兴趣之前二十年，就为他安排了教职，对此他是一辈子都感激的。但是说实话，对这些聪明活泼的年轻姑娘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后，他忽然发现，不论他自己或者他的学生，都开始有点翻来覆去的重复感了。“为什么不休一年假呢？”有了头十五分钟的经历，我听到自己在告诉E.I.洛诺夫应该如何生活，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休过一次。这样更糟。我们在伦敦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一年。这样我反而每天都可以写作了。再加上霍普不高兴，因为我不肯停笔陪她到处去看建筑物。不——不再休假了。按现在这样，至少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必须停笔，没有讨价还价。何况，到学校里去是我一星期中生活的高潮。我提了一只公文皮包，戴上一顶帽子，在楼梯上遇人就打个招呼，用公共厕所。你去问霍普好了，我回家时简直有些晕头转向。”“你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吗？”

厨房里的电话铃开始响了。他不去理它，告诉我说他们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几年前已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了；他和他妻子单独在一起生活已有六年多了。

原来那个姑娘不是他的女儿。那么她是谁呢，能够在他书房的地板上由他妻子端点心给她吃？他的小老婆？胡说八道，这个称呼，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胡说八道，但是它出现在我脑际，盖过了一切其他合理的高尚的想法。做个伟大的艺术家，你能得到的酬报之一，就是有维拉斯克斯画中的公主做你的小老婆，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又感到惶恐，因为在我的文学良心面前竟有这样不光彩的歪念——但是在洛诺夫的许多短篇小说中，使得那些苦行修身的大师们心神不定的，不正是这种不光彩的歪念吗？说真的，谁能比E.I.洛诺夫更清楚，我们之所以成为自由行走的生物，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有高尚的目标，而且也因为我们有卑贱的需要和欲望。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我自己的卑贱的需要和欲望保守秘密，不让人知道。

厨房门开了几寸缝儿，他的妻子轻声说：“找你。”“是谁打来的？别又是那个天才。”“如果是他，我会说你在家吗？”“你得学会拒绝人家。像那样的人一天打五十个电话。灵感一动，他们就去打电话。”“不是他。”“他对什么事情都要分个对错。脑子里各种各样的想法，每个想法都愚蠢至极。他说话为什么要投我所好？为什么他非得什么都知道？别再让我同知识分子打交道了。我的思想不够快。”“我已经说过了，我很抱歉。而且这电话不是他。”“那么是谁？”“维利斯。”“霍普，我在这里同内森谈话。”“对不起，我去告诉他你在工作。”“别拿工作当借口。我不喜欢吃这一套。”“我可以告诉他你有客人。”“请别麻烦。”我说，意思是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连客人也算不上。“老是那么好奇，”洛诺夫对他的妻子说。“老是那么激动。老是眼泪快要掉出来了。他为什么老是那么感情激动呀？”“为了你，”她说。“老是那么神经过敏。为什么有人要那么神经过敏？”“他钦佩你，”她说。

洛诺夫站起来去接不愿接的电话，一边系上衣服的扣子。“这种人不是生来的老实人，”他向我解释道，“就是深刻的思想家。”

我耸一耸肩膀表示同情，心里当然想，我的信大概也可归于这两类。接着我又想书房门后那个姑娘是谁。她住在学校里，还是从西班牙来这里探望洛诺夫夫妇？她到底从书房里出来不出来？如果不出来，我怎么进去？如果不出来，我怎么才能单独再见到她？

我一定要再见你。

我打开一本杂志，最好是打消我见不得人的白日梦，像个有思想的文学家那样等在那里。我在翻阅那本杂志时，看到一篇关于阿尔及利亚政局的文章，还有一篇关于电视业的文章，两篇都从头到尾有地方划了线。把划线部分串起来读，是各篇文章的一个完整的摘要，给一个学龄儿童向班上做时事报告做准备，没有比这更好了。

当洛诺夫从厨房里——不到一分钟——出来时，他立刻向我解释我手中的那本《哈泼斯》杂志。“我的思想走神，”他告诉我说，好像我是个医生，路过这里进来问一问他的一些令人不放心的奇怪新症候。“我读完一页，想总结一下读过的内容，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这等于是干坐在椅子上什么也没有做。当然，我读书一直是手里拿着笔的，但是如今我发现，如果不拿着笔，即使读杂志，我的注意力也不是放在我面前的东西上的。”

这时她又出现了。从远处看像是个美人，纯洁、严肃、简朴，到了近处看却更像是个谜。当她走过门厅到起居室里来的时候——正好在洛诺夫一丝不苟地解释完了他在读杂志时要犯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毛病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引人注目的头部是按着比躯干要大得多、宏伟得多的比例孕育成的。当然，套头毛衣的肥大和粗呢裙子的宽松，都大大地遮掩了她娇小的身躯，但主要是那张脸庞的富于表情，再加上她淡淡的大眼睛里温柔聪颖的目光，使得所有其他形体上的特点（浓密卷曲的头发除外）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说老实话，这一对眼睛的深邃沉静，本来就足以使我感到自惭形秽。不过，我在她的凝视之下，不敢正眼看她，也同她的身躯与脑袋的这种不成比例有关，我想这大概是由于早年遭遇不幸，是由于体内某一腺素的丧失或者受到压抑，而在别的部分过于发展作为补偿。我想到一只困在蛋壳里的雏鸡，只啄开一个小孔钻出脑袋，身子仍在壳中。我想到复活节岛上的那些巨石琢成的畸形头像。我想到在瑞士高山疗养院的阳台上呼吸着山上像灵丹妙方一样的空气的肺病病人。但是我且慢夸大我的印象的感人性和独创性，特别是因为这些印象很快就淹没在我没有独创的和压制不住的妄想之中：我主要想的是，要是我能吻一下那张脸，那有多么快活，要是她能回吻我一下，那有多么高兴。“完了，”她对洛诺夫说，“暂时完了。”

他关怀备至的神色，使我心里在想，她会不会是他的孙女。他一下子成了最平易近人的人，无忧无虑，一无牵挂。也许，我想——仍在努力解释我在她身上注意到的但是又说不清是什么的奇怪地方——她是他自己一个死去的女儿的孩子。“这位是祖克曼先生，短篇小说家，”他说，善意地开玩笑说，现在像是我自己的祖父了。“我曾经把他的作品集给你读过。”

我站起来同她握手。“这位是贝莱特小姐。她原来是这里的学生。她在我们家住几天，自告奋勇帮我整理原稿。现在有不少人要说服我，要我把颠来倒去的句子纸片交给哈佛大学保管。艾米是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阿西纳学院图书馆刚刚向她提供一个非常优厚的机会，但是她对我们说，(13)她同剑桥的生活分不开。反过来，她却巧妙地利用这次到这里来的机会，要想说服我——”“不，不，不，”她强调地说，“要是你那样看问题，我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了。”好像她的魅力还不够似的，贝莱特小姐稍带一点儿外国口音，使她的话语更加悦耳动听了。“大师，”她向我转过身来解释道，“他属于那种抗拒外界影响的反建议气质。”“而且也反那个，”他叹口气说，对那个心理学上的术语表示了温和的抗议。“我刚刚找到了一篇短篇小说的二十七次草稿，”她对我说。“哪一篇小说呢？”我热心地问。“《生活是令人难堪的》。”“这么多次，”洛诺夫说，“还是写得不对。”“他们应该为你的耐心竖立纪念碑，”她对他说。

他朝着自己扣在上衣下面的肥胖的弧形打个含糊的手势。“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在班上，”她说，“他曾经对学写作的学生说，‘没有耐心就没有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已经明白了。你不得不明白。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我是从在旁观察你而知道的。”“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耐心等待，”她说。“但是你在等待。”“一边憋得快要爆炸了。”“如果不是快要爆炸了，”她的老师告诉她，“你就不需要耐心。”

她在门厅的壁柜旁脱掉了她穿着进起居室的便鞋，套上白色的羊毛袜和红色的雪靴。接着她从衣钩上取下一件带帽子的格子大衣，袖子里塞着一顶白色的羊毛帽子，长长的流苏拖着一只毛茸茸的白球。在几秒钟以前还看到她和这位名作家这么随便地开玩笑——她同他交谈时的那种从容自信使我在旁不觉得有一点儿见外——那顶孩子气的帽子使我感到很惊讶。那副衣着穿戴，到了她身上以后，看上去像是个小女孩的。她的行为举止这么成熟而衣着打扮又这么年轻，使我感到神秘莫测。

我同洛诺夫一起站在门口向她挥手告别。在这所房子里现在有两个人使我感到敬畏。

外面依然风大雪小，在洛诺夫的果园里，天几乎已经全黑了，狂风呼啸的声音令人可怖。在黑魆魆的土路和农舍之间，二十几棵多年生的野苹果树是第一道屏障。其次是密密的一丛刚发了绿芽的杜鹃，接着是一道宽宽的石墙，中间矮了一截，像颗磨损的白齿，再过来是五十英尺左右的覆着积雪的草地，最后挨近房子，庇护着屋檐的，是三棵枫树，从它们的高度来看，大概像新英格兰的历史一样悠久。屋子背后是没有遮拦的田野，自从十二月间第一次下雪以后就积起了雪。从那儿开始，树林密布的山头就开始拔地而起，像波浪起伏，不断地伸展到邻州去。我觉得即使最凶狠的匈奴人打来了，也得花大部分冬天，才能越过这一片山野上的冰川和森林，到达洛诺夫家草地的边缘，冲过他屋子后面的防风门，闯进他的书房，在小奥立维蒂上空挥舞矛头，向在打第二十七稿的作家大声怒喝，“你必须改变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喝鸡尾酒的时刻已经来临，从极北地区又要刮来一场大风雪，即使是这个匈奴人，在走进马萨诸塞州的黑漆漆的山头时，也可能丧了胆，掉转身子，要回到他野蛮的家窝里去。至少在这个时刻，洛诺夫对于外面的世界，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要担心的。

我们在门阶上站着，一直到洛诺夫看着她已擦清了汽车的前窗和后窗；原来雪花已经开始冻结在冰凉的玻璃上了。“慢慢开，”他叫道。要钻进绿色的小雷诺车，她得提起一把长裙子来。我在雪靴上面看到了一寸露出的肉，马上把视线转向别处，免得他们发觉。“对，得小心些，”我用短篇小说家祖克曼先生的身份向她叫道。“路很滑，看不清。”“她的散文文体很杰出，”回到屋子里以后洛诺夫对我说，“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学生作品。十分清澈，十分幽默，极有见识。她写大学生活的小说，一句就抓住了气氛。她看到的东西，她都能抓住。钢琴弹得很好。她能够把肖邦的曲子弹得很动人。她当初到阿西纳学院来的时候，曾经用我们女儿的钢琴练琴。我一天工作完毕以后就盼着那个。”“这姑娘看上去很不错，”我沉思地说。“她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她是从英国到我们这里来的。”“但是口音……？”“那是，”他承认，“从迷人的国度来的。”“我同意，”我大胆地说，心里想到此为止，已羞怯够了。像孩子那样犹豫不决，敬畏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这都已经够了。这一位毕竟是《生活是令人难堪的》的作者——要是他看不透，谁能看透？

我们两人站在炉火前面取暖，我转身向洛诺夫说：“要是我在学校里教这样漂亮、聪明、迷人的姑娘，我想我是要心猿意马的。”

对此，他干脆地回答：“那么你就别教。”

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时，一件——是的，又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洛诺夫把桌上等着我们的一瓶意大利酒打开，提议要敬我一杯酒。他叫他的妻子同他一起举起酒杯，他说：“向一位出色的新作家敬一杯！”

这可使我的话多了起来。我兴奋地开始谈到了我在夸赛的一个月，我多么爱那地方的宁静与美丽，我多么喜欢每天傍晚在小径中散步，晚上在房间里读书——最近是重读洛诺夫的书，但这一点我没有说。从他敬酒来看，显然我是多虑了，我并没有因为表示受到聪明漂亮的大学女学生的诱惑而丧失洛诺夫的多少欢心，我不想显得过于讨好巴结而再次冒犯他。我记得对那个善于讨好巴结的、神经过敏的维利斯，洛诺夫在电话中只给了他不到六十秒钟的时间。

我告诉洛诺夫夫妇，每天早上醒来，知道这一天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等我用工作去填补，是多么地高兴。不论是做学生的时候，还是当兵的时候，或者是做挨门挨户的推销员的时候，我都没有一定的整段时间可以从事写作，我也没有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安静环境中生活过，我极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也没有像在夸赛得到生活管理人员的细心关怀那样被满足过。我觉得好像是得到了一件极为美好和神秘的礼物。就在几天以前的一个晚上，在一整天的风雪以后，我跟着夸赛的那个管理工人，饭后开着雪犁去清扫夸赛树林中的曲曲折折的小径。我向洛诺夫夫妇描述了坐在雪犁上，借着雪犁的头灯，看着前面的雪被铲了起来落在两边的树林里，心中是多么高兴。刺骨的寒冷和车胎铁链的叮当，似乎是我在我的奥立维蒂前过了一天以后唯一想要感受到和听到的东西。我想，我这么告诉他们免不得有些天真，但是我不能停下来，继续把我在工作一天以后坐在雪犁上的感受告诉他们：这倒不是因为我想要洛诺夫相信我的纯洁无瑕的精神——我的问题是，我想要自己相信。我的问题是，我要完全无愧于他那令人兴奋的敬酒。“我可以永远那样生活下去，”我宣布说。“别那样，”他说。“要是你的生活只是读书、写作、看雪，你最后就会像我一样。三十年的幻想。”

洛诺夫说“幻想”的声音就像早饭的稀粥一样。

这时他的妻子第一次开腔了——尽管从她说话那畏畏缩缩的口吻来看，用“闭腔”更为确切。她是个瘦小的女人，灰色的眼睛很温柔，一头柔软的白发，苍白的皮肤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细密的皱纹。虽然像好奇的文学界人士所传言的那样，她很可能是洛诺夫的“出身高贵的北国名媛”——是这一类人在闺阁时期的最好典范——但是她现在的样子却像久经边疆生活的沧桑，像个很早以前就从这里山间骑马出去，到西部去开创新生活的新英格兰农人的妻子。在我的心目中，她的皱纹密布的脸和羞怯畏缩的样子说明了她所经历的各种磨难：生儿育女的痛苦，印第安人的追逐，饥饿、疾病、马车跋涉的折磨——我就是无法想象，在E.I.诺洛夫写他三十年短篇小说的时候，她生活在他的身边竟会变得这么憔悴。我后来才知道，霍普除了在波士顿的一所艺术学校里上过两学期，在纽约住过几个月——还在伦敦想拉洛诺夫去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那一年——以外，从来没有比她的祖先，当地的著名律师和牧师走得更远过，这些人的遗产如今除了他们拥有伯克希尔山间“名门望族的”姓氏和连同姓氏的那所房子以外，就没有更加具体的东西了。

她与洛诺夫相识是在他十七岁上到莱诺克斯为一个鸡农做工的时候。他在五岁以前虽然生活在俄罗斯，但算是在波士顿城外长大的。他的做珠宝商的父亲在日托米尔反犹屠杀中受了伤，差一点死去，因此他父母就移居到原始的巴勒斯坦去。到了那里，伤寒要了他们两人的命，他们的儿子就在一个犹太农垦区由他们家的朋友扶养。七岁的时候，他在雅法被孤身送上了船，到布鲁克林找他父亲的阔亲戚；十七岁上，他选择了流浪生活，放弃了他亲戚出钱给他上大学的机会；到了二十岁上，他选择了霍普——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来历不明的瓦伦蒂诺竟娶了地方上的一个大家闺秀为妻，她的出身和气质，使她过惯了上等的生活，却被古老的花岗石墓碑、教堂会所的牌子和一条叫惠特尔西的长长的山路困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她毕竟是个有来历的人，不管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尽管霍普·洛诺夫胆大时候的一言一语或者一举一动都给人以一个年老色衰的艺妓的态度恭顺的印象，我仍怀疑，她是不是想要提醒他，他的生活不仅是读书、写作、看雪而已：他的生活中还有她和子女。但是在她说话的时候，她平和的声音里一点也没有责备的意思：“你对自己的成就不该估计得这么低。这样不合适。”她甚至更加婉转地说，“而且事实也不是这样。”

洛诺夫抬起了下巴。“我不是在衡量我的成就。我对我的工作，估计不高也不低。我相信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和独创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做到什么程度，而不至于把我们大家都珍爱的东西拿来开玩笑。我只不过是建议——说推测更确切——像内森那样一个作家，打破常规的个人生活也许比在树林里散步、惊走麋鹿更有好处。他的作品里有动荡的成分——这应该加以培养，但不是在树林里。我想说明的只不过是，他不应该扼杀那显然是他的才华的气质。”“对不起，”他的妻子答道。“我没有搞清楚。我以为你在表示对自己工作的不满。”她是用她这一带的口音说“工作（work）”这个词的，其中没有“r”这个音。“我是在表示不满，”洛诺夫说。所用的学究腔调就是他同艾米讨论她的耐心时用的腔调，也是向我解释他读书时心不在焉问题时用的腔调，“但不是对工作的不满。我是表示对我想象力广度的不满。”

霍普怯生生地微笑了一下，目的是为了要当场为自己的大胆赔不是，她说：“你的想象力，还是你的经历？”“我早就对我自己和我的经历不抱幻想了。”

她假装只是在面包板周围打扫面包屑，就此而已——同时却用一种没有预见到的，但是有些无法解释的坚持的口气，轻声地承认：“我从来没有明白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话的意思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作家。我有我自己的那种勇气，行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吧。”

她决定到此为止。我记起了我的晚饭，又开始吃起来。“你有女朋友吗？”洛诺夫问我。

我说明了情况——在我愿意的限度之内。

贝齐发现了我和她在芭蕾舞学校认识的一个姑娘的事。我们俩在厨房里喝一杯加洛酒时亲了吻，那姑娘开玩笑地给我看她沾了酒后的舌尖，我马上胆大起来，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按倒在水池子旁边。这是一天晚上贝齐到市中心去跳舞的时候发生的，她的朋友到我住处来取一张唱片，也看看我们在几个月以前贝齐随团外出演出时开始的调情有没有继续的可能。我跪在地上，想剥她的衣服；她也跪着半推半就地骂我不该这样对待贝齐。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对她说她自己也许也对不起朋友。在性欲冲动的时候对骂，不是我服惯的那种催情剂，我担心要是这样尝试，万一骂得兴起，可能破坏好事。因此我就独自承担了两个人的对不起朋友的责任，把她的下身压在厨房漆布地板上，而她一边用湿润的微笑的嘴唇，继续向我提出我性格上的缺点。我当时的情欲发展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没有比在地板上交媾更能刺激我了。

贝齐是个罗曼蒂克的、容易激动的、受不得刺激的姑娘，汽车回火，也会叫她瑟瑟发抖——因此当这位朋友几天以后在电话里向她暗示对我不能信任时，这几乎毁了她。不管怎样，她正好碰到倒霉的时候。她的另一个竞争者分配到了《天鹅湖》里扮饰小天鹅的角色。(14)因此，在巴兰钦把她当做十七岁的未来红星聘用四年后，她仍没有从跑龙套的队伍中脱颖而出，现在看起来也永远不会有那样出头的日子了。可是她为了要出人头地做了多大的努力！她的艺术就是一切，我觉得这种观点很好玩，不下于她涂得像吉卜赛女郎似的大眼睛和没有涂脂抹粉的母猴子一般的小脸庞，还有她能够摆出的优雅、动人的姿态，甚至是在做一件从美学上来说一点也不雅的事情的时候，比如半夜里半睡半醒地独自到我的洗澡间里去撒尿。我们在纽约第一次经人介绍相识时，我对芭蕾舞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在舞台上看到过一个活生生的舞蹈演员，更不用说在台下了。一个军队里的朋友是在里弗代尔同贝齐隔邻长大的，他弄到了柴可夫斯基舞曲集锦演出的票子，又约了一个参加演出的姑娘那天下午与我们一起在市中心拐角处喝咖啡。贝齐刚刚排练出来，十分动人地一个劲儿地说着自己，给我们讲她这一需要做出自我牺牲的职业的种种磨难——据她自己的形容，这种生活可以说介乎拳击家和尼姑之间。至于要担心的事，那就甭提了！她八岁就开始练舞，从此以后就一直为身高、体重、听力、竞争、扭伤、机会而担心——现在她就为今晚的演出而处于绝对的恐惧之中。我自己是一点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事情担心（尤其是那一对耳朵），因为这时我已被她的事业心和时髦的风度而弄得心迷神醉了。在戏院里，不幸的是我已记不起——音乐一开始，几十个舞蹈演员拥上舞台——她原先对我们说的，究竟她在身穿紫色衣服、头戴粉红色花的姑娘中间，还是在身穿粉红色衣服、头戴紫色花的姑娘中间，于是我为了想找到她就花了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每次我以为我在看着贝齐的大腿和胳膊时，我就兴奋得要喝起彩来——但是这时又有十个姑娘在舞台跳过去，我又想，不对，在这里，这才是她。“你跳得棒极了，”后来我告诉她。“是吗？你喜欢我的短短的独舞吗？实际上这谈不上独舞——一共只有十五秒钟。但是我觉得跳得很不错。”“哦，我觉得棒极了，”我说，“我觉得好像不止十五秒钟。”

一年以后，我们在艺术上和恋爱上的来往终于宣告结束，因为我承认，在贝齐到外面去演出，一心扑在舞蹈上，而我晚上闲着无事，也没有人管着我的时候，那个共同的朋友并不是我按在地板上的第一个女人。我这样做已有一些时候了，我承认我不该这么对不起她。当然，鲁莽的诚实所产生的结果，比我只承认只不过是诱奸狡猾的荡妇要坏得多；事实上并没有人问起我还有没有别人。但是我一心想着，既然自己是个喜新厌旧的混蛋，那就至少要做一个说话老实的混蛋，这样一来，我狠狠地伤了她的心，这既无必要，也并非我本意。悔恨之余，我从纽约逃到夸赛，终于在那里洗清了我的情欲和薄幸的罪孽，那就是坐在雪犁的后面，看着它清扫林间的小径，供我在那里独自愉快地散步——在散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拥抱树木，跪在地上狂吻亮晶晶的积雪，因为我心中充满了感激、自由、复活的感觉。

关于这一切，我只告诉了洛诺夫夫妇我们怎样认识的动人的一节，还有，遗憾的是，我的女朋友和我现在暂时分了手，想试一试这是否行得通。除此以外，我用这样眷恋的口气来描绘她，结果是，我一边不安地担心，我在这一对老夫妻面前也许演绎得有些过分了，一边却不得不奇怪，我怎么会这么傻，放弃了她的爱情。说真的，我在介绍她的一切高贵品质的时候，几乎到了悲痛欲绝的程度，仿佛这个不幸的舞蹈演员并不是伤心地哭泣着，叫我走开，不要再来见她，而是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死在我的怀抱里。

霍普·洛诺夫说：“我从《星期六评论》里看到她是个舞蹈演员。”《星期六评论》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青年无名作家，还有照片和“拭目以待的十二人”的简介，这是几份主要文学季刊的编(15)辑们选出来的。我给拍了一张同我们的小猫尼金斯基逗着玩的照片。我向来访问的记者承认，我的“朋友”在纽约市芭蕾舞团工作，他要我举出三位最崇拜的在世作家，我举的第一位是E.I.洛诺夫。

我现在有些惴惴不安，这大概是洛诺夫第一次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尽管，我也承认，我在回答来访的记者那些讨厌的问题时，我心中未尝不希望，我的回答可能引起他注意我的作品。那本杂志在报摊上出现的那一天上午，我把关于“N.祖克曼”的那一段大概读了五十遍。我想在打字机前照自己规定的那样干上六小时，但是结果一事无成，因为每隔五分钟我就要捡起那篇文章来，看一眼自己的照片，我不知道我想从那里看到什么——也许是前途，我买的头十部书的标题——但是我仍记得，我当时确曾想过，这样一张正温和地逗着小猫玩的热情且严肃的青年作家的照片可能会刺激一些兴奋的女人，(16)让她们想取代那个据说跟他一起住在格林尼治村五层楼上的那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要是我早知道结果会是这个样子，”我说，“我是绝不会允许它发表的。他们访问了我一个小时，结果我说的话中他们用的都是些胡说八道。”“不用道歉。”洛诺夫说。“真的用不着，”他的妻子对我微笑说。“你的照片登在报上有什么不好？”“我不是说照片——不过，这也包括在内。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要用我在玩猫的一张。我以为他们会用坐在打字机旁的一张。我早该明白，他们不可能都用谁在打字机旁的照片。来拍照的那个姑娘”——我曾经想把她按在地板上而没有成功——“说她只是为了贝齐和我才拍那张猫的照片的。”“不用道歉，”洛诺夫又说，“除非你确切无疑地知道，下一次你绝不会再那样做了。否则，做了也就算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霍普说：“他的意思只是说，他是了解的，内森。他对你的成就极其尊重。我们一般是不请客人的，除非是曼尼尊重的人。他对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够了，”洛诺夫说。“我只不过是不要内森由于你所没有的优越感而讨厌你。”“要是有一个不那么苛求的老伴，我的妻子可能会快活些。”“但是你的确是不那么苛求，”她说，“除了对你自己以外，对别人都不那么苛求。内森，你不用为自己辩护。你为什么不应该享受一下初次成名的快乐呢？除了像你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以外，还有谁更配呢？想一想那些每天出现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敬重的没有价值的人：电影明星、政客、运动员。你正好是一个作家，但这并不是说你就非得剥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享受赞扬和崇拜的乐趣。”“普通人的乐趣跟这没有关系，去他妈的普通人的乐趣。这位年轻人要做一个艺术家。”“亲爱的，”她答道，“你的话叫内森听起来一定是这么——这么不肯马虎。其实你一点也不是这样的。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宽容、最体谅、最谦虚的人。太谦虚了。”“让我们忘掉我的话听起来是怎样的吧，且拿甜点心来。”“但是你是最和善的人。他是那样，内森。你见到了艾米吧？”“贝莱特小姐？”“你知道他为她做了些什么吗？她十六岁的时候写给他一封信。由出版社转交。一封极其动人、充满生气的信——这么大胆，这么鲁莽。她把她的经历告诉他，他没有忘记，回了她的信。他总是给人家写回信的——甚至对傻瓜也要回复一张客气的便条。”“她有怎么样的经历？”我问道。“背井离乡的，”洛诺夫说。“难民。”在他看来，这似乎已经够了，不过在他的西部拓荒的妻子看来，这似乎仍不够，她紧逼着的那股劲儿，现在使我感到了惊异。她是不是有点儿喝醉了？还是心中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她说，她是个极其聪明的有创造性的、可爱的十六岁姑娘，如今同一个不十分聪明、没有创造性、不可爱的家庭生活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她甚至在信中附了她的智商，”霍普说。“不对，不对，那是在第二封信里。总而言之，她说她希望生活有个新的开端，她认为她在学校选本中读到的那个精彩的故事的作者——”“不是选本，不过你继续说吧。”

霍普想用怯生生的一笑来试试她的运气，但是气场弱得可怜。“我想我可以不需要帮助说下去。我只是说一些事实，而且我想是够心平气和的。故事发表在一本杂志上，不是在一本选本上，这并不能说明我已经失去了自制的能力。而且，艾米并不是我要说的对象，一点也不是。我要说的是你的异常和善慈祥的脾气。你对谁遭到患难都很关怀——对谁都那样，除了你自己，和你的需要。”“只是我的‘自己’，照你喜欢说的，恰巧并不存在于这个词的日常意义之中。因此，你可以停止大肆赞扬了。还是为它的‘需要’操操心吧。”“但是你的自己确实存在。它完全有权存在——而且是在日常的意义中！”“够了，”他又说。

听了这话，她就站起身来，开始收拾盘碟，准备吃甜点心，突然间，一只玻璃酒杯扔到了墙上。那是霍普扔的。“赶我走吧！”她叫道，“我要你把我赶出去。别对我说你不能那样做，因为你一定要那样做！我要你那样做！我去洗完碗，你就赶我出去，就在今天晚上！我求求你。我宁可独自生活，独自死去，我宁可这样也不愿意再忍受一分钟你的勇敢！在生活中的这许多失望面前，我再也经受不起品德的考验了！不论是你的，还是我的！我一秒钟也不能再忍受有一个对自己不抱任何幻想的忠诚的体面的丈夫了。”

我的心，当然在怦怦地跳，虽然不完全是因为玻璃撞碎的声音和一个失望的女人在可怜地哭的形象对我来说是件新奇的事。这已经约莫有一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早上，贝齐把我们共同所(17)有的一套布鲁明代尔漂亮的小餐具的盘碟，全都敲得粉碎，一个不留，接着，我还在犹豫是不是不告而别，离开我的公寓房间，她就开始砸玻璃器皿了。由于说出全部真相而令她对我这么憎恨，这使我感到特别糊涂。我想，当初我应该说谎，要是我当初说，那个暗示我靠不住的朋友本人是个惹是生非的娘们，她因为贝齐交上好运而吃她的醋，所以发了疯，那么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当初向她说了谎，那我就真的向她说谎了。只不过，我要说的关于那个朋友的话基本上是真实的！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竭力想要贝齐安静下来，并且向她解释，我对什么都这么坦白，这说明其实我是个好人，但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摔细脚的玻璃酒杯，这六只一套的酒杯是瑞典货，是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像一对正式夫妻一样高兴地外出时，在伯尼尔买的，代替原来用做酒杯的果酱瓶（同时还买了那条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漂亮地毯，后来我就曾经想把《星期六评论》杂志来的摄影记者按到上面去）。

霍普·洛诺夫如今又颓然倒在她的椅子上，隔着桌子可以更好地同她丈夫讲话。她的脸上一块块地发白，那是她在自怨自艾时用手指在柔软多皱的皮肤上抠出来的。她的手指动作痉挛，比她悲苦的声音更叫我惊恐，我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去，在桌上抢过叉子来，免得她刺到胸口中去，以便让诺洛夫的“自己”可以自由地追求她认为他所需要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只不过是个客人——由于不管是什么身份我“只不过”是沾个边儿——我没有动那些刀叉，等着最不堪设想的结局。“你要了她吧，曼尼。你既然想要她，就要了她，”她叫道，“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一切就不会这么凄惨了。她已不再是个学生了——她是个女人！你完全有权要她——你把她从默默无闻中救了出来，你不仅仅有权：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事情！叫她接受这个工作，叫她留下来！她应该留下来！我让开！因为我连一分钟也不能再当你的看守了！你的高尚情操正在蛀蚀最后剩下的幸福！你是个名人，可以享受它，享受它吧，我现在已经成了废物，亲爱的，我已不能享受了。把我赶出去吧！请你马上就这么办，免得你的好心和明智把我们俩都拖死！”

晚饭后，洛诺夫和我坐在起居室里谈话，两个人都以令人钦佩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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