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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查·本科勒 著,简学 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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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财富试读：

1．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宣扬的人性观是什么？（　　）

A．人性本善

B．人生来就是一块白板

C．人性本恶

D．人本自私

2．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传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

A．所有生物的进化规律可以照搬来应用在人类进化上

B．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任何物种都是自私的

C．人类生来就是善于合作的，这是由基因决定的

D．基因是决定人类自私本性的根本因素

3．在达尔文看来，人与其他生物的最重要区别是什么？（　　）

A．拥有智力

B．会制造工具

C．道德感或良心

D．拥有文化

4．当前众多社会体系或组织是建立在哪种人性观基础上的？（　　）

A．人的天性是自私、自利的

B．人类天生是善于合作的

C．需要严格的规范性程序对人类进行监督和管理

D．乌合之众

5．在尤查·本科勒看来可以促进合作的因素有哪些？（　　）

A．基因与文化的协同进化

B．共情与群体认同

C．积极沟通

D．道德与行为规范想要获取促进人类合作的密码吗？扫码获取“湛庐阅读”APP，搜索“合作的财富”查看测试题答案！推荐序一合作创造价值汤道生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当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赞颂Meetup.com上的妈妈社群和维基百科时，不少人已经感觉到，一场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新革命，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悄然而至。这些新的组织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没有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运行，还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尽管克莱·舍基仅仅用“爱”概括“人人时代”形成的动因，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波奔向未来的趋势。

现在，尤查·本科勒在《合作的财富》中将克莱·舍基的观察推进到更深的层面，为我们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在作者看来，Linux操作系统的标识“企鹅”是互联网精神的最佳诠释，寓意开放、分享，甚至可爱；而人造怪兽“利维坦”（Leviathan），则是极权、恐怖以及令人憎恶的。既然“企鹅”和“利维坦”都由人类创造，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本科勒解释说，工业思维和互联网精神本质的区别，来自我们对“人性”的理解。

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那么你一定会推论出，为了把“人性恶”控制在最小范围，人们愿意创造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来“管理”人群。这就是霍布斯设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即便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背后，也依然假设“人本自私”，正如“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工业革命发生数百年来，人类社会总是在极权和放任自流两端之间摆动，前者扼杀创新，后者助长贪婪。在人性恶的世界里，一定只有“零和博弈”。

尤查·本科勒并没有否认人性中“恶”的存在，却将话题引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他清晰地指出，人类的本能中已经蕴藏着“合作”的基因。人们可以集合到一起为自己创造巨大的价值。我们只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设计制度和工具，“合作”的本能就能够驱动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

尤查·本科勒看到，互联网就是一个抛弃监控、薪酬、奖惩等工业时代的旧体系，驱动人类以“合作”创造巨大价值的新文化、新制度、新平台。互联网像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一样，释放了在“利维坦”式封闭体系下没有的社会资源和人才时间的冗余，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创新格局。在互联网开放体系下，技术促成了超越传统组织和地域的协作平台。只要有适当的系统设计，就能把这些产能释放出来，结果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更高，自我改善速度更快。

近年来，从Linux到Facebook，从苹果App Store生态系统到Android联盟……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时，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当“利维坦”开始瓦解时，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们面临的共同任务则是“如何获取合作的财富”。尽管“合作”是人的本能，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

尤查·本科勒在书中提出了实现合作的7大要素，他大量引用了生物学的语言，比如群体、基因、适应等，让人、机器、社会良好地纳入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合作是天性，共情是基础，沟通是桥梁，道德、公平与遵从是尺度，信誉社会是愿景。人彼此顾及他人的存在，并非什么新的发现，也是中国古老智慧的核心内涵。

放弃控制资源，转而培育社会资本，构建开放平台，推行消费者参与等一系列“社会化运营”，将是企业决胜于未来的不二法门。实际上，腾讯公司同样参与到了这股全球新浪潮当中。在过去的几年里，腾讯开放平台给合作伙伴的分账收入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这还只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新市场。腾讯还将进一步开放云的能力，把多年积累的资源虚拟化，将网络与安全技术开放给更多的创业者，让他们能够低门槛启航。2011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先生在腾讯开放大会上对外表示，希望通过开放平台再造一个腾讯——通过分成带给合作伙伴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这就是“企鹅”战胜“利维坦”的证明。

未来，开放、分享、合作、共赢，将成为全社会的价值主张，也将重新构建新的商业伦理、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全新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将缔造一个“有情感、有共识、有欢乐、有秩序”的新时代。推荐序二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先行者

钟摆终于摆到这一边了吗？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按照对人性的一种不敢恭维的认识而运行，这种认识就是：人是一种内在的自私动物，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经济学把这桩事情看得最透，所以才有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即把人看作关注自我、物欲膨胀的生物，不断试图通过理性计算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其实我们也都清楚，这是一种漫画化的说法，然而，在市场和政治的“真实世界”中，“经济人”假设的实际运行好得让我们足以接受它。毕竟，谁没见识过那些令人厌恶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贪婪的家伙！

结果就是，现存最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即从上至下的商业模式、惩罚性的法律制度、对所有事务采取的市场化取向（从教育改革到环境监管）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之上。在此种社会结构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金科玉律；“只问成败，不问是非”是社会认知；人们只被两样东西操控：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或是高压政府的铁拳。

然而，在过去20余年里，“经济人”模型终于显现出了疲态，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新的解释人类社会的范式。在数以百计的不同文化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的合作能力要比先前假定的高得多。“理性人”的神话被戳出了很多漏洞，虽然新的范式也还没有赢得主流承认，无论是在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当中都是如此。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的《合作的财富》试图为此振臂一呼，他想告诉人们：合作是怎样战胜自我利益的。

在这本书中，本科勒列举了来自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进化生物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一系列新发现，并且提供了大量真实生活的案例，试图证伪“人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志向绝不在小，其目的是要论证：一旦人类懂得驾驭合作之力量，就可以以之改进商业流程、设计更为智能的科技手段、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将对科学的志愿贡献最大化、减少犯罪、提升公民运动的效力等，不一而足。

本科勒的全部要旨在于，众多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无数的基于互联网的案例揭示了，人类并非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自私自利的人，也不是社会逆行者，而是拥有与生俱来的合作本性，可以在各自认可的社会结构中携手行动，而不是陷入永无休止的竞争。

本科勒乐观地写道：“Linux的吉祥物企鹅Tux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宣扬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当然就是：从根本意义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府并由它对人进行控制，这样，人们就不会在盲目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悲惨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同时，合作精神也在反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应对人之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看不见的手”。毫无疑问，合作是人类内在的本性，我们要做的，是设计合适的制度和政策以发扬光大这种本性。

本科勒在他的上一本书《网络财富》中着重论述了源自国家、市场两大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之外的第三种合作努力，他称之为“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在他看来，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和博客圈都是例子。《网络财富》虽然火花四射，却是以学术方式撰写的大部头著作，读来令人头疼。而《合作的财富》一反常态，充满了各种逸事，脚注极少，且一本参考文献都没有，与其说它是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及其认知前提的学理式的解构，不如说是一本有关人类合作的新科学发现的普及版。书中的例子，从丰田的管理文化、西班牙的村民自治，到唱片的自主定价和GNU/Linux数字化礼品经济，都表明合作的可行性在大范围内不断显现。那么，合作赖以运行的底层基础是什么呢？遗传？文化？法律和公共政策？商业组织？社会规范？

真正的答案可能是：所有这一切。本科勒一开始就以进化生物学挑战了理查德·道金斯的名作《自私的基因》，以及自然选择只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体层面的说法。他引用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的话：“也许进化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当中生成合作。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在突变和自然选择这两个进化的基本原则之外，加上第三个：自然合作。”

本科勒接着讨论了合作的心理与社会影响，沟通的加强如何导致了共情和团结性，以及在成功的公地管理中公平和信任的重要性。如何框定公平同样很重要，例如，我们能接受幸运者的中奖、企业高管的高薪，却无法容忍排队中的插队行为。在《合作的财富》全书中，没有一个单一的、总体性的论述，作者更像一位导游，通过不同的学术研究和许多原型系统，带领我们穿行于斑驳陆离的人类合作风景。“合作”讲得很多，但我失望的是，“利维坦”着墨甚少。那只“利维坦”，即以国家为基础的从上至下的命令、控制和强迫系统，在书中只是一个陪衬物。在《网络财富》中，本科勒对公地的政治含义有很多论述，本来我期望，在《合作的财富》中通过带进“利维坦”这个隐喻，他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在数字网络与合作的时代，国家权力会有何变化，但可惜我未能读到。

不过瑕不掩瑜。过去20多年，想了解学者在人类合作上有何发现，这本书是最好的导读；想了解合作会在21世纪的生活中占据何等地位，这本书有最好的预测。让我们期待，有关人类有能力合作的论证，能够成为更多人头脑中的常识，特别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企业家也是一样：他们是否能够重新思考人的本性，而改变那些通过激励结构——既包括奖励，也包括惩罚，来管理人的古老做法？推荐序三人性的较量叶航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30多年前，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以一本惊世骇俗的《自私的基因》让世界为之震惊。道金斯在这本书中用一个科学家的口吻告诉大众：“如果你认真地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我们可以这样预期：当观察狒狒、人类或者其他所有生物的行为时，这些行为应该都是自私的。”因此，“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等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你就不要指望生物学特性能帮上什么忙”。

其中的逻辑，道金斯在书中这样告诉我们：一个自私的个体可以比一个无私的个体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而可能养活更多的后代。假定两者的差距为0.001，即一个自私者每一代养活的后代仅比无私者多1‰，即使一年只繁殖一次，只要经过23 400年（要知道，就地质年代而言，这是非常短暂的，人类进化的历史起码超过700万年），自私者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增加至99.99%。从统计意义上讲，无私的个体事实上已经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了。

30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第一次读到了《自私的基因》一书，它带给我心灵上的冲击、痛楚与绝望，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难以释怀。它使得柏拉图、休谟、康德等先哲为我们塑造的有关人类德性的美好形象，顷刻之间陷于灭顶之灾。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极端自私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里，让人不寒而栗。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安·柯尔特（Ann Coulter）在其畅销书《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中写道：“逃脱道德的约束，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吧！压榨你的秘书，杀死你的奶奶，因你的孩子有缺陷而堕胎——达尔文说这对人类有益！”

当然，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为我们描绘的生物进化很难说不是这样一幅图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他所揭示的生物进化规律，可以完全照搬用来说明人类的进化问题。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这样描述两者的区别：“人在部分获得那些把他和低等动物区别开来的理智和道德能力之后，在体格方面通过自然选择或任何其他方法而发生变化的倾向就几乎停止了。因为，通过这些心理能力，人从此能够用他不再变化的身体与不断变化的宇宙和谐共处。”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洛耶（David Loye）的研究，在《人类的由来》中，“适者生存”这个词汇只出现了两次，而其中有一次还是达尔文提到他在《物种起源》中夸大了它的重要性，“竞争”在整本书中也只出现了9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人类的由来》中，“合作”出现了24次，“同情”出现了61次，“道德”出现了90次，而“爱”则出现了95次。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让达尔文用来描述人类进化的词汇与他描述一般生物进化时所用的词汇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达尔文认为，“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重要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差别的是道德感或良心”；人作为一种“道德的动物”与一般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具有一种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道德反省力和道德判断力，“所谓有德性的动物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既能就他的过去与未来的行为与动机做些比较，又能分别地加以赞许或不赞许。我们没有理由来设想任何低于人的动物具备这种能力”。

为了解释人类道德感的起源，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他在《物种起源》中所阐述过的另一种含义的“自然选择”。他写道：“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而且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的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选择。在整个世界上，在所有时代里，一些部落总是在取代另一些部落。道德既然是前者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道德的标准就会到处都倾向于提高，而品质良好的人的数量也会到处倾向于增加了。”

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群体选择”的进化模式，它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模式，在演化动力学上存在着重大区别。达尔文认为：“种种社会性的本能——人的道德组成的最初原则，在一些活跃的理智能力和习惯的影响的协助之下，自然而然地会引向‘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这一条金科玉律，而这也就是道德的基础了”；“在人的一切属性中，它是最为高贵的，它使人们毫不踌躇地为他的同伴去冒生命危险，或者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正义或道义的单纯而深刻的感受的驱策之下，为某一项伟大的事业献出生命”。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被称为“个体选择”的理论却逐步成为生物学家的主流观念，其肇始者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1963年，威廉斯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说：“在自然选择理论的使用中似乎普遍存在着一种混乱状态，很多生物学家所理解的适应，经常与群体有关，而且还经常需要个体成员为了群体的福利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认为，“自然选择是生物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适应通常都是个体的性质，而不是群体的性质”，“在正常情况下，个体与自己后代之间起作用的行为和生理学机制是仁慈、友爱和互相合作；但是，在不相干的个体之间，它们彼此采取公开对抗的形式，或者最多表现为一种相互容忍的中立形式。一般来说，这就是对于一个物种之内个体关系的精确描述”。《适应与自然选择》在1963年一经问世就在生物学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到20世纪70年代初，主流生物学家已经完全接受了威廉斯的观点。在表明个体层次以上的有效选择可以被排除时，引用威廉斯的论述甚至成了一种时尚。正如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前言中所说：“我认为，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研究生物进化论，以从生物的最低层次的选择入手最为合适。在这一点上，我深受威廉斯的名著《适应与自然选择》的影响。”事实上，生物个体的自私性正是个体选择理论在逻辑上展开的必然结果。

不过，在个体选择理论大行其道之时，一些非主流的生物学家，比如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自从20世纪70年代创立社会生物学至今，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坚强地，甚至是孤独地捍卫着达尔文的群体选择理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威尔逊在生物学领域之外得到了一批支持者，包括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演化动力学家，等等。本书作者尤查·本科勒，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2010年8月，威尔逊和诺瓦克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个体选择理论提出了全面批评。2011年4月，以道金斯为代表，来自全球近百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37位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遗传学家，接连在《自然》杂志发表了5封措辞强硬的信件。他们认为，“威尔逊和诺瓦克完全误解了生物进化理论”，并指责“威尔逊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威尔逊在接受《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就此事的采访时说：“如叔本华所言，所有新思想都将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遭到嘲笑或者漠视，然后会激起愤怒，最后则被认为事情原本就是如此。”威尔逊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处于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事实也许真如威尔逊所言，20世纪70年代，威尔逊创立的社会生物学在主流生物学界遭受了长期的冷漠和忽视，直至今日。

这场学术争论究竟将以哪一方获胜而终结，现在做出判断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愿意相信，历史将青睐权威的挑战者，而不是相反。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而且是科学史上一再发生并被证明的事情。不过，这一过程也许是曲折而漫长的。就像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科学自传》中所说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了胜利，与其说是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使他们认识和相信这一真理，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后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

这本《合作的财富》就是与《自私的基因》进行抗争和较量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之间所进行的不仅是学术思想的较量，更是人性的较量。正如本科勒在书中所说的：“事实证明，‘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社会，那你就不要指望生物学特性能帮上什么忙’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类要比过去所认为的复杂得多，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为了解释自然合作现象，进化生物学已提出很多不断改进的模型：简单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与隶属关系、群体选择或多级选择，等等。事实证明，当我们与他人合作时，我们大脑的激活模式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合作会让我们感到愉快。事实证明，我们可以相信他人并付诸实施信任他人的行动，我们可表现出值得他人信赖的行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任何时候人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解决大规模、复杂的人类合作问题上，人类在相互信任方面的表现尤其如此。”

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无私的行为，这就是人性中“善”的来源。人类不可能只是霍布斯丛林中只知道撕咬的野兽，他们也可以成为善待他人的天使。这就是本科勒试图通过《合作的财富》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善，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善于合作的物种，从而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并成为宇宙中的奇葩。南航空的运营管理，丰田公司的车间管理，芝加哥的社区警务计划，维基百科或者Linux，它们有哪些共同之处呢？这个西问题的答案是：它们都依赖于人与人相互合作的体系，而这种体系不是完全依靠薪酬激励、惩罚或者层级控制运转的。丰田公司以便于彼此协作为原则进行车间布置，在信赖与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供应商管理体系，而不是通过工艺工程师和竞争性招标来严格地确定供应商。20多年来，丰田模式一直被视为最伟大的创新，很多人认为这是丰田汽车公司成长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的主要原因（只是偶尔会遇到一点麻烦）。类似地，西南航空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它的竞争对手，它以相对自治、高度信任、公平对待为基础，在员工中培养团队协作精神。20多年来，芝加哥警方不是更努力地打击犯罪，而是致力于建立社区警务模式，住在附近的居民和警察齐心合力，更有效地预防了犯罪行为的发生。维基百科完全依靠志愿者维护内容，任何人都可以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知识，没有报酬，在内容编辑方面不受控制。开源软件Linux则依靠志愿者和有偿贡献者的广泛合作，成果由大家共享而不是仅仅归属于某个人。

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完全违背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关于人类动机的最基本假设：从本质上看，人是自私的动物。几十年来，经济学家、政治家、立法者、企业高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表明，所有的体系和组织都必须围绕激励、奖励和惩罚来构建，似乎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达成公众、公司或者社区设立的目标。● 如果你想要减少犯罪，就要加大惩罚力度，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s）一样：如果某个人有三项重罪指控成立，就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如果你想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就要将报酬与绩效挂钩，并密切监督他们的工作效果。● 如果你想让高管为股东的利益考虑，就要分给他们一些股份。● 如果你想让医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就要警告他们不好好履行职责会吃官司，这样，他们就会因为害怕打官司而善待患者。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被自身利益所左右，因此，监督、奖励和惩罚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真实情况却是人们在以协作的方式开展合作，他们做事稳妥、行为公正、为人慷慨，关心他们的群体或团队，总是努力做一个以善报善的好人。在互联网上，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比如，维基百科和开源软件就运转得非常成功。Linux的吉祥物企鹅Tux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宣扬的人性观。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8年10月23日向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所做的证词如下。

艾伦·格林斯潘：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都曾希望能够借助贷款机构的自私来保护股东的权益，但我们现在非常怀疑这一点。

参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这是因为你的世界观和你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它不再适用了。

艾伦·格林斯潘：确实如此。这也是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因为过去的40多年间，我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特别行之有效。

曾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对利己主义力量的坚定信仰，建立在社会上被广泛认可、长期存在，却是错误的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第一个假设就是为哲学家霍布斯带来灵感的“利维坦”：从根本意义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府并由它对人进行控制，这样，人们就不会在盲目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

第二个假设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应对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因为人天生就是自私的，人的决策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所以我们在自由市场上的行为最终将给大家带来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我们最终将满足彼此的需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会为对方的利益着想，而是因为这样做能实现互惠互利。

尽管他们的表述相去甚远，但是“利维坦”和“看不见的手”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前者试图通过监督和惩罚限制人的自私行为，而后者则认为，在市场上自私将导致人们的行为有利于共同利益。

西方的另一种主要政治观点来源于众多思想家的著作：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著作，亚当·斯密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以及无政府主义哲学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和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著作。大体上说，这种让人感到很舒服的观点认为，人从本质上看是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行为上表现得更有道德、更愿意合作或者更加慷慨，而不是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而是说我们是有道德的，不必沦为政府“利维坦”的忠实奴隶，或是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摆布的机器人，抑或是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像蜂群一样的完美集体主义群体的一员。为了向Linux的企鹅标志Tux表示敬意，我们将这一选择称为“企鹅”，指代“合作”。“利维坦”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轮回

从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一直在交替发展，要么走向“利维坦”，要么以“看不见的手”为基础。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君主独裁统治都可以视为不太成功的“利维坦”，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仅仅是将“政府”换成了“君主统治”）。正是“利维坦”在履行控制职能方面缺乏效率，才使得“看不见的手”和重视社会行为的“合作”得以出现与发展，但是，后者的发展或多或少有些不太正规。到了19世纪，随着君主统治的日趋没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的自由贸易兴起，“看不见的手”威力尽显。“看不见的手”在欧洲和北美发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19世纪不断出现的恐慌与崩溃，导致它的威力逐渐被削弱。1929年，随着市场的崩溃和大萧条的来临，“看不见的手”失效了。

随后，钟摆开始猛烈地向另一个方向摆去。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沉重打击，而俄罗斯则完全否定了过去，直接从沙皇的昏庸统治转向斯大林模式。“利维坦”化身为法西斯主义，昂起它丑陋的头，表现出空前绝后的残忍。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利维坦”则以和善的面目出现：迅速发展起来的福利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府机构——美国出现了“罗斯福新政”，西欧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不良的官僚作风、畏手畏脚和效率低下，钟摆又开始回摆。到了80年代，我们再次完全倒向自由资本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效率和自由贸易为目标的欧洲共同体；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看不见的手”似乎取得完胜。甚至连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领导的美国和英国的中左翼政府，都在忙于废除福利制度：以私营的、基于市场的组织代替政府机构，撤销对曾在纽约和伦敦昌盛一时的金融市场的管制。弱化国家作用并让位于市场的利己主义趋势在小布什时代达到巅峰。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面临一场新的危机，由于盲目相信利己主义的力量和通过激励与回报有效驾驭它的能力，我们的经济体制几近崩溃。

我们该走向何方？既然“利维坦”把持的命令控制体系和自由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都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合作为基础的体系，除了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操作系统或全球在线百科全书，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合作”能否为我们带来稳定、有效的社会和经济体系，让我们冲出这一残酷的怪圈呢？

我相信它能。

整个20世纪，工商管理、人类学、心理学、人类进化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是针对如下困惑的：我们该如何构建人类居于其中的体系呢？毕竟我们的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体系的束缚。例如，车间与大卖场这样的商业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或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体系，互联网或道路与桥梁等技术体系，行政管理体系（有些是国有的，如老年保健医疗；另外一些则是非国有的，如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学前教育和大学科研实验室的教育体系，朋友关系网络这样的社会体系，等等。

不管它们的目标是提高效益、完善法律和统治、促进科学进步，还是仅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快乐，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思想家都一直在寻找改进这些体系的方法。在20世纪的前60年，大多数体系都是大型的、层级的和控制型的。在美国，这种趋势始于公司。20世纪初，著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这本著作提出的管理方法，是对每个人的每个动作进行描述、定时、测量和监督，确保动作的效率最大化，将每个工人简化为一个设计完美的体系中的一个可以被控制的零件——由上层权力控制。

亨利·福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生产线上。最后，这一思想方法渗透到很多领域与行业，从工厂车间到办公场所，到处都是它的身影。这种思想认为，工人从本质上说就如同机器人一般，只有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他们才能完成好给定的任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方法后来又应用到公共领域。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建立的“罗斯福新政”管理机构，就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相对于不负责任的市场来说，专家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制订计划。这个新政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欧洲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命令控制体系首先从政府机构兴起——普鲁士的俾斯麦是先行者，后来才进入商业领域。但是，尽管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个事实是极为清晰的：在美国等国家，层级组织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先后做出预言：未来将会由更加庞大、控制更严格的政府机构主宰，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维坦”。

在其后的40年间，随着政治对抗、理论争端的加剧以及实践的增加，集中式体系明显开始向市场和模仿市场的方向发展。简言之，“看不见的手”又重回世间，它不只出现在象牙塔和华盛顿的议政厅，也现身于商业和社会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源于“冷战”，即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较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引发这种转变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经济与社会时，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越来越无能为力。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不计其数的新行业、新公司和新产品进入市场，层级体系在其中越来越难以胜任。

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体系似乎并不需要如此严格的监控。相信市场有效性的那些人，通过建立激励体系也可以让我们把事情或多或少做得更妥当一些，这是我们能感受得到的。这时，人们认识到这是做生意的好方法，非常经济又特别有效。于是很快，“看不见的手”迅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流方式。20世纪末，随着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我们开始面对一个复杂、广阔、变化万千的世界。经济学家和企业开始应用比亚当·斯密当初提出的模型更加纯粹的人类自私模型，寻求更多的放松管制，在更大程度上把职责交给完全竞争的市场，让利己主义为公众利益服务。我们甚至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人类天生的自私本性，不仅适用于商业世界，或者说市场，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生活、家庭与爱。此时，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于是，我们开始将人的行为仅仅看成是对奖惩的理所当然的机械反应。

但在最后10年，一系列变化促使纯粹的自私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首先，企业开始学习丰田公司的经验，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较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在生产率提高和质量改善方面远远走在了前面。高新技术产业不太主张正式化，反而更加关注自治、创造性以及社会性活动，谷歌就是讲究人性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商学院课程和企业本身，都开始重视和尝试采用新的组织模型，它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模型，也不是过去认为必不可少的层级模型。这些模型是基于以下假设建立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合作和协作，以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愿望。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上“对等生产”（peer production）的兴起，如自由与开源软件、维基百科、“每日科斯”（Daily Kos）或者Newsvine这样的“协作公民新闻”（collaborative citizen journalism）网站，以及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会网络引发了一种合作文化，这在5年或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不会发生在社会边缘，只会发生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因为那里代表着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最前沿。最后，企业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并观察其发展动向。依靠志愿者的贡献运作的网站都非常成功：维基百科的访问量在互联网上位列第7或第8，每个月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立访问页面量达到3亿。像IBM这样的传统企业，以及像谷歌、Facebook、红帽（Red Hat）或者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这样的新兴企业，都有实力试用这些新模型，找到通过“吸引人”获利，而不是控制人的新方法。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甚至连一些市场自由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激励至上模型”（market-incentives-above-all）是有缺陷的。

社会上的彼此吸引和建立协作关系，能够激励我们达成富有成效的结果，这种更加乐观、充满人情味和人文气息的观点所影响的范围远不止商业领域或是网络环境。像维基百科和Linux这样通过协作努力而获得的成功，与芝加哥全市范围的社区警务模式是类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在线协作平台——情报百科（Intellipedia），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

如此众多的领域都采用合作体系，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界的研究人员重新燃起了探索合作机制的热情。他们开始设想，也许自私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天性。经过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在心理学、组织社会学、政治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实际上，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善于合作的，是无私的，或者说至少不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之前认为的那么自私。这不仅仅是理论，很多实地研究已经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体系，与以激励为基础的体系相比，它们往往更稳定，也更有效。即便是在人类生物学的研究进程中，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正不断发现“人类善于合作”在神经及遗传方面的证据。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违背我们的直觉，但确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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