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疑难深度解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疑难深度解析试读：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一直以来的独立发展进程，迫使其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由此，使古老的国家蹒跚步入近代第一页的1840年，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一块界碑。从时间尺度上讲，1840年是一道界线，此前属于辉煌古典岁月，此后属于屈辱沉沦年代；从空间尺度上讲，1840年是一道分水岭，之前是“孤家寡人”的地区史，之后是汇流成潮的世界史；就价值尺度而言，1840年是文明评价标准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宗藩华夷、帝王将相的朝代底色逐渐褪去，古今中外、概念工具、思想资源等西方文明谱系色彩日趋浓重；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1840年是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两种文明、两种制度、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在同一历史事件中激烈碰撞，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等等。但是，184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界碑，与其说诸般变化与变化倾向骤然发生于一场战争前后、旦夕之间，不如说是中西两种制度、两大文明对抗与角力的结果。鸦片战争及其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各种变化之“果”，必须也只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世界中去寻找原因。2.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

提及中国，油然而生于人们心中的，往往是古典中国的辉煌与灿烂，传统中国的兴盛与绵延，文明中国的礼仪与富足：雄奇秀美的自然地理风光与浓淡相宜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源远流长的文明之光与异彩纷呈的儒道佛等各家文化内在有机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超稳定”的社会系统、“大一统”的存在状态与人才辈出的制度化培养机制相辅相成……对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人们既津津乐道于她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亦营营纠缠于她的循环往复的兴衰治乱、改朝换代、王朝专制、凝固停滞。清朝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始终保持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架构；至清朝，各项制度都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而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种种未可预料和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1]

与之前绝大多数朝代不同，清朝是一个“用夷变夏”的王朝；但清朝的“用夷变夏”与元朝强硬的铁蹄式统治又有所不同：“用夷变夏”是其表，是外在形式，表现为清军入关、入主中原；“用夏变夷”则为其里，是内在选择，表现为清朝统治者主动自觉地以汉家传统制度文化——前明的各项制度、典章礼仪等——整合朝纲、治理社会。是故，清朝乍看上去与历史上“用夷变夏”的王朝非常相似，实则大不相同。

政治上，清朝依然采用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其专制范围与程度已极大地强化；虽明朝时的中央集权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清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为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同为官僚政治，清朝与以往的朝代相比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是“内重外轻”，即各项权力层层递进并向上集中，收归朝堂、内阁（军机处），最后统一集中于皇帝个人手中。皇帝已不再是权力符号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载体，一应大小事务只能由皇帝一个人决断，帝国的运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位者个人。二是实行“满汉畛域”，其实就是对满汉官员有所区分，保证满族官员的优势地位和重要位置，这是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重要举措。变动虽小，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以往弊端虽多但仍富有效率与灵活性的行政机构的辅政之用，是晚清时期国家统治冥顽刻板、应对变局左右支绌的根源，也是制度设计最根本的缺陷。

经济上，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仍然通行，且清末的农业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但它仅仅是一种闭关自守式的发展：清朝不仅厉行海禁，片帆不许下海，且不允许制造大船，遂使明朝时期的航海优势与大船制造技术几乎丧失殆尽，更兼之锁国令，仅留广州“十三行”一处对外通商。长期下来，终导致举国上下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国民对外界变化更是无知与漠然。

思想文化上，虽都是独尊儒家治国理政之学，但其凌厉的文字狱、刻板的八股取士制度、严禁读书人干政议政等举措，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书生士子出仕后的思想活力，同时也在思想文化系统内部禁锢了儒家学说自身的生机与更新途径。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由此形成。因为统治者把儒家学说（主要是程朱理学）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使得本来开始走下坡路的儒学更加走向僵化和腐朽，又因为对“夷夏大辨”的敏感，晚清时期对于外来冲击和变化一概斥之以“用夷变夏”，而自身却以正统自居。在今人看来其食古不化、陈陈相因之处，却正是其苦心孤诣维护道统大义之所在！儒学本是最积极入世有为的学说，由此也只能高居教坛而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社会生活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提倡“满汉一体”“满汉一家”，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以满俗同化汉礼，清初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见其由来与抉择。而各种称谓也在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下逐渐发生变化，譬如各级官吏的称谓逐渐从“大人”统改为“主子”，皇帝是最大的“主子”，而传统的“子民”乃至于官阶相对较低的官员则一律被称为“奴才”，所有人都是皇家的奴才，并由此导致社会习俗与社会心理的一系列变化。清朝乾隆中期以后，尤其强调满族旧俗，将满族礼俗逐渐编入礼制大典，上升为“昭垂万世”的祖宗成法，成为国家意志的组成部分。而由此体现的墨守成规、妄自尊大之意，可见一斑。

必须承认的是，满族入关后，的确是奋发作为、励精图治，尽其所能地打造了一个居于传统社会秩序之巅的恢宏壮丽的帝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正因其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拥有臻于成熟和平衡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文化同化、融合的历史，使得清朝对于外界变化毫不在意、漠不关心，对外来入侵麻木不仁、反应迟钝，最终带来了19世纪痛苦与屈辱的一段历史。3.鸦片战争之前的世界

按照西方世界的历史分期，近代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时代。在世界史上，文艺复兴时期、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是欧洲各国陆续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跨入近代的界碑。如果说前后持续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欧洲的思想和灵魂，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打破了自然地理空间的阻隔，开始将地区史推向世界史，资产阶级革命以政治制度变革为基础，释放了社会与人内在的活力与创造力，将人类社会推向新的文明与社会发展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插上了翅膀，为之提供了看起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保证资本主义最终取代了封建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样寄生、孕育于封建皇权的母体内。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产生于公元10世纪左右，其标志性特征是作为农村自然经济对立物的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出现与兴起；资本主义政治萌芽最早产生于11世纪的英国，表现为时人所生动称谓的“灰脚法庭”，即市民社会中的商法法庭，以及由贵族、教士、市民等组成的新组织——议会（国会），至13世纪末，议会已成为英国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权组织形式，14世纪初法国也有了在原有政治制度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三级会议；最为世人周知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展现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曙光，它常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文明初曙，14世纪开始出现在意大利，16世纪达到高潮，这便是赫赫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各国的成长、壮大与成熟，资本主义因素的相互结合、调节与加强，雇佣劳动与市场逐渐发展起来；曾经托庇于封建皇权（王权）或与之结盟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开始以政治革命的形式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以1640年国会反对君主专制的事件为起点与标志，英国上百年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拉开了序幕；法国、德国和俄国也在稍晚一些时候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之同步进行的，是这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美洲、非洲、亚洲疯狂的海外殖民扩张与海盗式掠夺，并为此不惜发动殖民战争。财富的积累大大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更多的物资与财富来支撑；自诩为给全世界带来光明与文明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一轮又一轮血与火的暴力之中完成其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的。

18世纪下半叶，英国首先开始著名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一[2]个世纪内即将工人的日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而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机器生产即风靡资本主义诸国，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之同时激增的是对产品市场和原料需求的日益增多。这不仅极大地加快了资本主义列强征战全世界的步伐，也引发了列强之间愈演愈烈的殖民地争夺战。越来越多的民族与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到19世纪30年代，非洲的北部和南部、美洲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的西南和东南部，都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其中，英国扩张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最大，这些殖民地人口约1亿，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鸦片战争之前，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中，中国是为数极少的尚未受到战争波及的、仍以独立国家形态存在的文明古国与大国之一，但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潮头所指、锋芒所向，终究难逃列强的坚船利炮。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3]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展开的。即便没有鸦片这个争端，也会寻找其他的理由来发动战争。惜乎清帝国对此浑然不觉。彼时的中国，闭目塞听，只想守成，不思进取，仍希冀在一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继续自己天朝上国的统治，殊不知在世界大势、历史车轮碾压之下，独善其身已再无可能。4.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开放和强盛的象征，著名的陆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其往昔繁华的见证。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富庶、神秘、遥不可及的东方天堂式的存在。16世纪以前，阿拉伯商人在经营中国货物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令欧洲商人艳羡不已，决心要找到通往中国的商路。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的开辟为之提供了条件；欧洲商人纷纷前来亚洲，寻找财富和机会。

1573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出版了《论海[4]上霸权》一书，书中列出了5条通往中国的航线；12年后，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撰写了一部《中华大帝国史》，理想化地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该书在欧洲世界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尽管书中对中国的描述有许多错讹，但再度激发了西方世界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热望和追逐。英国学者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指出：“近代使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需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5]方的财富。”

较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到达中国较晚，但后来者居上。较之各国为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大门所进行的努力，英国也更为强韧和持久。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1583年，英国就曾寻求与中国发展自由贸易，伊丽莎白致函明朝万历皇帝，未料信使一行人在印度受阻于葡萄牙人。17世纪初，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信函被信使带到中国，事竟败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信件[6]。迄今有文献可考的中英贸易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崇祯十年）的英国商船船长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船队强行武力闯关进行[7]货物买卖事件。此后，英国以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代表，先后在澳门、台湾、广州、厦门、定海等地逐年展开贸易活动。因为英国人拿不出多少东西与中国交换，也没有足以打破中国自然经济体系的商品，相[8]反中国人不需要从别的地方买一文钱的东西，且在传统朝贡体制之下，中国的互市口岸并没有做长期海外贸易的打算，故而尽管英商经营中国货物利润可观，但其商业投资活动进展磕磕绊绊，并不顺利。

进入18世纪，整个欧洲刮起经久不衰的“中国风”，英国概莫能外。与之相应，中英贸易迅速发展，而茶叶贸易尤为发达：英国对茶叶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磅，到[9]1800年又增长了57倍，达到2300万磅；茶叶贸易额一度占到英国[10]对华进口货物贸易总额的80%；“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10[11]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茶叶贸易的发达，带动了英国航海业的发达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制糖产业的发展。而在此期间，清朝仍处于种种顾虑之中，“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12]。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断然下令仅准许广州“一口通商”。吊诡之处在于，较之自康熙年间延续下来的“四口通商”，“一口通商”的贸易限制和紧缩政策显然是一种倒退，却因其规范性、变通性和垄断性，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化发展。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开始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到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输入值占欧美国家输入值的90%左[13]右，中国输出值占欧美国家输出值的70%以上。

18世纪70年代，英国失去了北美十三个州的殖民地，更加看重对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商品市场的开发。为了限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夺取对华贸易统治权，英国政府“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国家政策的头等[14]目标”，决心派遣使团来华，意欲与清政府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考察与搜集相关的情报信息。经过各方讨论和周密准备，1787年12月21日，以英国陆军中校查尔斯·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正使的使团前往中国。肆虐的海上风暴和痢疾等流行的时疫，使得船队在路途中受损严重。1788年6月10日，卡斯卡特在路途中病逝，使团无功而返。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就此放弃对中国的“探索”。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授意以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组成庞大使团出使中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成功抵达中国，被清朝官员超出外交惯例高规格接待，但在清朝官员逼迫其下跪叩头时马戛尔尼深感屈辱，并就礼仪问题发生冲突。在随后正式接见使团的过程中，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提出增开天津等商埠，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作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获得免税或减税等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使华，但由于英使拒绝行中国清政府当时的礼节，直接导致访华失败，英国人所期待的贸易谈判更无从谈起。差不多同一历史时期，美、法等国也做过类似的争取与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唯一例外的只有俄国，因为其与中国接壤而得以从陆地贸易中获利。盲目排外、无视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清政府一再错失与资本主义接轨的良机。上述种种挫折非但没能消除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窥视与觊觎，反而催生其以武力、战争逼迫中国就范的欲望。

事实上，1767年前，英中贸易主要还是一般商品的“合法贸易”。英国主要对华输出纺织品等机器制品，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生丝、瓷器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因为中国自然经济强大的抵抗力，英国的工业产品在中国几乎找不到销路，连年滞销，以至于在印度和中国，商品堆积如山，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又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市场需求，英国开始从国内运载白银到中国来平衡差额。东印度公司来华[15]商船装载的白银经常占90%以上，商货则不足10%。1800年前，[16]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进口生意没有一年是不亏本的。在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下，英国人处心积虑，要寻找一种商品，使其既能产生足够丰厚的利润来平衡贸易逆差，又能方便长途运输和销售，因此他们找到了鸦片。1767年前，鸦片作为药品，经由葡萄牙人输入中国，其总量非常有限，每年不会超过200箱。而英印对华走私输入鸦片始自1773年，是将其作为非正常商品进行贸易的，而且刻意将鸦片口味进行提炼，调制成中国人喜欢的味道。当时，对鸦片的输入数量有不同统计，但公认的大致数量为，从1775—1790年，英国长期将对华鸦片贸易保持在每年1000箱的一个较低水平；1798年以后，对华鸦片走私贸易量呈现激增趋势，迅速达到平均每年4000箱。“嘉庆五年至十六年（1800—1811年），每年平均4016箱，嘉庆十六年至道光[17]元年（1811—1821年），每年平均4494箱。”从19世纪20年代起，鸦片逐步取代棉花，成为英商对华贸易的最大宗货物；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输入数量突飞猛进，已占其输华商品总值的2/3。据统计，1821—1827年年均输入6752箱，1828—1835年年均输入17264.5[18]箱，1836—1839年年均输入23401.7箱。如果按照合法商品的贸易数额来统计，1839年前，英国对中国每年都会产生数额巨大的贸易逆差；然而鸦片让这一形势立刻逆转，白银流向进而发生改变，“从[19]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3800万元”；“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英国贩商“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20]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其间获益最大的当属英国无疑，既在中国市场上赚得了大量白银，又发展了印度市场。

清朝名义上对鸦片进口始终持反对态度。早在1729年，雍正帝就曾颁发过清朝第一号禁烟令：“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21]律，拟绞监候。”此后禁令屡屡重申，愈禁愈严，却因有官员支持背景的鸦片贩子公然大量地贿赂清朝各级官吏，有恃无恐破坏禁烟，最终使禁烟实际收效甚微。“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22]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23]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甚至出现了“鸦片之禁愈严，食者[24]愈多，几遍天下”的现象。英国政府表面上遵守清政府的禁烟令，实则通过竞价走私等手段成为鸦片贸易的幕后推手。以1834年为转折点，此前英、印鸦片贸易的重心在于获得纯粹的商业利润，此后则转向税收和运输，且由英国政府直接指挥和关注在中国的殖民掠夺活动。鸦片烟毒泛滥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国库空虚，银贵钱贱，物价飞涨，几乎要摧毁清朝的货币财政体系；而且，尽管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可能吸食鸦片者最高可达中国当时总人口的1%（林则徐1838年语），但可怕的是全国上下都出现了吸食鸦片的现象，“官员弁兵，[25]幸不登觉；负贩佣工，亦多癖嗜”；更为严重的是，鸦片不仅戕害了中国人的身体，也败坏了他们的精神，消磨了他们的意志。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引用了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看法，“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26]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马克思说道：“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27]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震惊于鸦片所造成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决定厉行禁烟。在禁烟举措上，道光帝采纳黄爵滋用死刑来惩戒吸烟者的奏议，晓谕全国，开展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并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海口，领导禁烟。为此，英国政府频繁展开交涉，多方“劝说”清政府开禁鸦片，无果。因为林则徐坚定而卓有成效的禁烟举措，尤其是虎门销烟，直接带来英商的巨额耗费，损及英国的财政利益与国内经济，招致了沸腾的战争叫嚣。鸦片商贩马地臣（James Matheson）向英国外交部上书称，“在华英商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中国的禁烟运动“使英国工业陷于瘫痪，英国税收每年损[28]失500万镑”。由此，英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在东南沿海维持鸦片走私活动，另一方面积极策划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就对华战争[29]展开争辩，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战争法案，随后，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侵华远征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注释

[1]“夷夏大辨”历来被称为“春秋大义”，原意是说，可以“用夏变夷”，但不能“变于夷”，即不能“用夷变夏”，这是基于传统的夷夏文明观而言的。因在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中原文明及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各民族，提出“夷夏之辨”的目的在于防止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毁灭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有防止开历史倒车的意思。

[2]陈紫华.英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历史意义.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6.

[4]刘鉴唐.中英关系系年要录.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50.这五条航线是取道好望角、取道麦哲伦海峡、西北航路通过北美、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

[6]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48-60.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56-57.

[8]同③162.

[9]伊佩霞.剑桥插图中国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76.

[1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9.

[11]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4.

[13]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24.

[14]Harlow Vincent T.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侯毅.英国首次遣华使团的夭折：卡斯卡特使团来华始末.兰州学刊，2009（7）.

[15]汪熙.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3.

[16]同①212-214.

[17]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国史学史概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6.

[18]相关数据根据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表7所列数据计算得来。该文认为马士、刘鉴唐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

[19]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84.此处的“元”当指美元。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06.

[21]李圭.鸦片事略//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140.

[22]同②805.

[23]同②779.

[24]肖一山.清代通史：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912.

[25]郭廷以.四国新档·英国档（上）.台北：精装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6：28.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02.

[27]同①779.

[28]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

[29]肖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914.二、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变动及其社会性质“近代”在中国本是极富时间延展性的时间名词，指距言者之当下不远的某个时代，有时与“近世”通用，最早使用于《战国策》《荀子》之中。清末民初，随着西学的涌入，“新史学”“史学革命”的倡导与呼唤，“近代”“近世”渐渐与欧洲历史分期名词“modern”“modern time”“modern age”产生对应关系；至20世纪20年代，“近代”已明确成为“modern”“modern time”“modern age”的对译，成为新的历史分期法的重要一环，在时间、空间和价值区分上都具有了相对确定的分界，使旧词获得了新义。迄今为止最无异议的就是：1840年以后，中国步入近代；鸦片战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近代中国的变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性质的变化，与鸦片战争直接相关。这场马克思称之为“极端不义的战争”“海盗式的侵略”，改变了古老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秩序，它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都是多重的。1.开关（开放）问题

鸦片战争以清军的失败告终。战后，中国与英国先后签订了《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等；条约的共同内容是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协定关税，开放领事裁判权、领海航行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的自由传教权。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迫使中国直面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和文明，不由自主地踏上了完全不可预知的道路和未来，同时，初步形成陷中国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条约网罗，奠定了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基石，打断了中国的独立发展进程。战前，中国与西方互斥对方为野蛮而以自身为文明象征，因为中国的战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天然走向，由野蛮侵略战争带来的先进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了此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评价尺度。这是资本主义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曾精辟地预言了中国社会的双重发展趋向，即封建主义的破碎解体和资本主义的破晓新生，并认为旧制度的覆灭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到来是值得期待的。但对中国而言，由于一切变化的主动权操控在外，变化的结果与成果并不出于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当然无法收获新的社会因素所结出的果实，也无从于其中获益。近代中国的开关（开放）历程，其实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断加深侵略的过程。随着每次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密集的条约体系逐步形成系统的条约制度，日益紧密地限制、束缚乃至于控制了中国的发展和抉择，迫使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转化。没有自主权或主动权的开关（开放），注定只能是一场灾难。同印度一样，中国“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为此其“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因为“同它的一切[1]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那些认为不应抗拒资本主义的侵略、早点“开关”会更好些的林林总总的观点，都是比较片面和机械的。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2]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具体考察近代中国的开关（开放）历程，可见其基本是被各种不平等条约所强行规定和把持的。一方面，侵略者以炮舰政策的狂风暴雨与商品市场化的和风化雨两面夹击，构成利益—战争—协议（条约）—利益的循环，保证了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逻辑来改变世界，确保其更顺利地攫取更多的利润和权益。另一方面，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再到数口通商和“一体开放”，中国一步步被迫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也开始一步步艰难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对条约文本规定的认识从视之为“权宜之计”到条约意识（契约精神）的努力建构，反映了国人对西方认识的转变，从而构成认识西方的新起点，并由此带动了国家外交选择从传统朝贡体制向近代新型国家外交关系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华夷”“天下”等观念的近代化转变及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评价、认知与追求，对自身陈腐事物的批判、摒弃与超越……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所带来的进步性所在，恰恰应验了马克思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预言与期待。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例，明确提出：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中西关系的密切，可以为祸，可以为福，关键在于自己振作与否；他看到了不平等条约的积极意义所在，其实也是在说中国由自己把握前途命运主动权的重要性。其间所蕴含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道出了获得新世界的真谛所在，值得我们反省与深思。2.涉外体制的变动

传统中国与外界发生关系基本包含在学者黄枝连所概括的天朝礼治体系范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宗藩朝贡体制，由礼部承担相关宾礼所司职责，不需要独立的外交机构。清代延续这一做法，在中央设立事务管理机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专司管理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藩部”的少数民族事务，同时兼理对俄外交事[3]务。理藩院原辖属礼部，以其责任重大，入议政之列，衔名列于工部之后，官制体统与六部同，其下属六司机构最后完备于乾隆朝（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礼部则负责与东方、南方国家的事务。库伦办事大臣和伊犁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等也常被授权办理对俄外交事务。地方督抚则负责入境贡使的文书翻译、护送、管理、接待等。有清一代宗藩外交体制规定，大致如此。

鸦片战争期间，因为形势所迫，禁烟和议和钦差大臣一度成为清政府的外交代表，负责对外交涉一应事宜，即“战时钦差”体制。主持“夷务”的“战时钦差”人员并不固定，主要职能在于“抚夷”，作为清军战败时的替代和补充。林则徐、琦善等都曾担纲履职。《南京条约》签订后，主持对外事务的建制大体经历了两江总督和广州将军同时负责的“两头体制”时期（1842年10月—1843年3月）、两江总督兼理通商大臣的“一头体制”时期（1843年6月—1844年3月）[4]和“钦差大臣空位”时期（1844年3月—1844年11月）。意识到无法将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纳入传统宗藩体制，亦不能绳之以“藩属[5]之礼”，1844年11月，道光帝下令正式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一职，钦办与西方各国通商之事务，最后形成了由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新式体制（1844—1860年）。这一体制具有临时和“非常设”性质，既无专门衙门，也无专设职官；其所握有的“驭夷”之权，是“相机妥办”“羁縻笼络”，化解各种交涉事端，处于中[6]外交涉主导的地位；它是在既定传统外交机构礼部和理藩院体制之外的变通和创设，其设立和成型的决策又基本是被事态推着走，反映了清朝在传统朝贡思维定式下对于西方冲击的最初制度反应，带有明显的半新半旧的过渡性特征。

鉴于五口通商大臣体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以及近代条约关系原则的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国通过《天津条约》取得了公使进驻北京的特权，明确表示拒绝沿海钦差大臣制度，要求清政府设立京师外务部，他们不仅“指定了主持人，甚至还大致拟定了名

[7]称”。为此，1861年1月，奕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8]分设南北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形成以总理衙门为中心的“洋务外交体制”，即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的中央与地方双重交涉体制。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常设中央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本意是清政府外示羁縻的临时合议机构，是直接“嫁接到古老[9]的官僚体制上”的，后来出乎意料地“成为经办一切洋务的衙门以[10]至成为实际上的‘洋务内阁'”，“开辟了一条通往近代外交方式的[11]道路”，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转折。同样，迫于西方压力，清政府还开始派驻使节，且逐渐成定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于总理衙门不是独立的外交机构，在其设立之初清政府就有意识地在制度权限上予以贬抑，使其低于礼部，故而它虽居中指挥一切对外事务，但其政策制定必须“请旨定夺”，其具体交涉活动由南北洋通商大臣和地方督抚办理，所以其中央外交职能发挥反而受限，转而给南北洋通商大臣和地方督抚的交涉职能发挥提供了更大的弹性和空间，以至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以“东南互保”为典型的督抚外交局面。这显然并非列强所愿。在列强的压力下，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同年9月7日，西方列强将该上谕内容正[12]式列入《辛丑条约》第十二款，这就解决了赋予专职中央外交机关法定地位的问题，为外交机构的正规化、一体化开辟了道路，标志着清政府在外交体制方面的近代转型，也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外交体制的并轨与接纳。外务部设立后，中央政权将一度分散到地方的对外交涉置于自身执掌之下，改革、整顿地方外交体制，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在统一各省交涉机构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开始将外交事业推向专业化。它上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启民国时期的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变革的重要一环。及至民国时期，其外交体制与事业已完全步入近世文明的大道，且开启国民外交之先河，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番境界与天地了。在此不赘述。

必须说明的是，在“洋务外交体制”持续期间，按照传统朝贡关系原则与惯例来处理朝贡关系事务的礼部依然存在，与近代条约关系格格不入的传统朝贡关系也仍在继续；而且，传统朝贡关系体制实际瓦解后，清政府并没有立即裁撤礼部具体主管朝贡国家事务的主客清吏司与会同四译馆，直至1903年清末新政时期才最终废弃；至少在1840年至1895年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传统的朝贡关系与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近代条约关系由相互冲突到相互调适、兼容乃至一度共存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过渡性局面，是19世纪后半叶晚清对外关系的[13]真实全景。晚清对外交涉体制发展进程的曲折缓慢，折射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迂回与艰难。3.政治制度的变动

鸦片战争以后，以君主专制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这既是晚清政体演变与蜕变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启动与序章。这一进程的史境，即历史规定性，表现为缘于外部刺激与挑战而生发的“外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或“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被动性与紧张的防御性。变化首先发生在传统政治体制的边缘，随着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而步步向中央逼近。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运动前后，大致经历了增设机构—渐进式改良—激进式革命三个递进发展阶段。

增设机构是清政府迫于西方压力的无奈之举，多为应付“变局”的“权宜通变之法”。甲午战争之前，清廷增设的机构除前文已提及的五口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海关总税务司署、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等，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与完整性，是政治制度变革的前奏与先兆。最先增设的机构就是保证列强在新开五口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五口通商大臣，这是一个兼职性的地方官职，以“防夷”为要务；后因其不能胜任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涉事宜，半是迎合、半为形势所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中央外交机构设立，“外敦信睦”“自图振兴”是其主旨，以“驭夷”“抚夷”为根本。清政府本想将中外事务尽可能限制在通商范围内，孰料随着中外往来日益增多，举凡订约、通商、关税、外国人在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火、设置机器、电线、铁路、矿务以至练兵等项目无不为其总揽，总理衙门逐渐成为六部之上的“六部”、朝廷之中的“小朝廷”，实质上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统治结构，并引起其他部门职权与制度层次的变化，后来则进一步成为西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事务的窗口。

海关总税务司署，类似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前身为“公行制度”，是负责管理外贸兼具海关监督性质的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源于西方列强的谋夺和强取：鸦片战争后，协定关税中关于值百抽五的税率以及日后变更税率须征得外人同意等规定，已攫取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天津条约》关于外商输入商品或从内地输出土货，只纳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之间各项税收的规定，又豪夺了中国内地税收自主权；为最终夺取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和关税征收支配权，英法美三国趁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期间，窃取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并要求清政府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固定下来并推向全国；1859年9月，命名为“总税务司署”的税收管理机构成立，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为总税务司，一手把持海关用人权；1860年1月，奕等同意授予李泰国统办各口税务的全权；1863年李泰国去职，总税务司由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继任；1864年，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统管全国30多个海关，近代中国海关制度正式形成。不可否认，在海关制度的确立、办事章程的完善，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废除陈规陋习、促进税款增收等方面，海关总税务司署起过重要作用；在引进先进海务设施和技术方面，譬如在沿海、内河通商口岸设置灯塔、灯船等助航设备，提供气象预报、测绘、疏浚水道等，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样起先导作用，加强了海关的力量，促进了海关制度的近代化。但是，总税务司署名义上向清政府负责，归总理衙门管辖，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直接控制中国海关事务的机构，在其内部组织和官制上都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行政机构，带有准资本主义海关行政制度的性质，自成一系，成为西方侵略中国的得力工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达45年之久，常向清政府提出各种关于内政、外交的“建议”和“劝告”，维护了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在华利益。一言以蔽之，海关总税务司署对加速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半殖民地化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是清政府迫于极其严重的“海防”大患而主动建立起来的、统率全国海军的中央部门，也是唯一一个由清政府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用以维护自身统治而增设的近代化机构。清代以前，除却元明时期的“倭寇之祸”，基本没有外来海上威胁。清朝水师建制有八旗水师1万人、绿营水师20万人左右，大多装备木制战船，配备中世纪的火箭、喷筒之类的武器，分散驻防，主要职责为“防守海口，缉私捕盗”。可想而知，这样的水师部队怎么能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遑论海防。两次鸦片战争后均出现了海防思潮，但真正催生近代海军和海防建设的，是19世纪70年代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日本侵台事件。危机促使各省督抚与朝廷在筹建新式海军和海防的认识上达成一致。1875年5月，总理衙门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原则上同意建立三支海军，慈禧太后也发布上谕，授予沈葆桢、李鸿章办理海军全权，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到1885年，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初具规模。然中法马尾海战一役，马尾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遭受重创，暴露出海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调遣的弊病。为此，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领导全国海军。海军衙门建立后，于1888年领导编练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海军舰队，并参照西方国家海军规章制度，制订和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章程》，对于推动中国军制和军事的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所增设之机构沿外交—内政—军事途径步步推进，显现了清政府在内忧外患冲击之下的退却与回应，传统政治制度已然处于量化演变的进程之中。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笼罩之下，清朝统治的权威性危机与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同时袭来，中华民族群体性的觉醒由此而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如何变？以何变？变为何？何以变？“变”成为时代的主题。显然，自发缓慢、被动应付式的浅层次、边缘性调整已不足以解决迫在眉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维新风潮应运而生，应时而兴，应急而发。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极力倡言变法自强，要求变革官制，希冀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构想。自下而上的士人运动与光绪帝自上而下的改良共同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改变用人制度，破格启用维新党人，改革官僚体制，裁撤冗员与闲散衙门，等等，实实在在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核心，也因此很快遭到保守势力扼杀。双方对立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是寻求传统体制内的变革，意在御侮与救亡，是所谓“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另一方是要建立现代化政体，意欲通过“争民权”而推进民主化进程。最终，变法改良昙花一现，维新运动百日而逝。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固守专制君权的保守势力在短短两三年之后，迫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又一手拿起维新派当年的改革方案，施行新政以图“自救”：从“救弊补偏”“筹备立宪”到“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将官制改革落到实处，初步完成议院体制；新的政治因素表现为略具资本主义代议政治性质的资政院、谘议局、若干地方自治机构的设立，是为清末新政。批评者常常以“假维新”批判清末浅尝辄止的新政，认为其没有根本改变封建专制的实质，殊不知其中所蕴含的“真改革”的内容已带有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性，成为国家体制现代化的开端。

渐进式政治改良的本质是清政府摇摆于西方强权与中国传统之间，力图在旧的政治体制基础上适应西方要求的产物；它不仅堵塞了中国自我改良的通路，也使得激进式革命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乐观地预言了中国革命性的变革和命运：“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14]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15]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低估了中国封建势力的历史惯性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双重压制和干扰，低估了中国停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过渡状态的时间。向着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大势，正是因为新旧交替之间充满反复与动荡，中国社会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得更为长久地彷徨、徘徊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夹缝之中，中国的革命风暴也比马恩所预言的来得更晚一些。1900年，黄河流域的义和团运动、长江流域的自立军“勤王”起义、珠江流域的惠州起义，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约而同地拿起武器开始武装反抗，已经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生活下去，而清末新政，则说明统治者再也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维持统治，表明中国发生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分析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16]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其实梁启超是在呼唤造势之英雄，呼唤一个时代的革命风暴。清末新政虽延缓了清政府的灭亡，却也革掉了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回天无力、开天无功，反而激发民变蜂起、哀鸿遍野。改良与革命，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于当时之中国而言，其实别无选择，革命是改良走不通之后的必然之路。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并取得了局部胜利。

辛亥革命一击即成，源于历史条件的成熟；国民政府的建立一度使国人欢欣鼓舞，以为中国可以从此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康庄大道；三民主义的政治设计使得孙中山对中华民国前途自信满满，认为中国从此便可“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之下，民权主义的制度架构使得中华民国即便经历了两次复辟帝制，也依然在形式上保有民主共和制度；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未来一直为中国人所热烈追求和向往。而辛亥革命最后归于失败，则根源于一直以来不曾间断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除了流血与污秽、苦难与屈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大恶果就是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使中国不可能成为欧美那种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每一个小小的历史进步无不需要付出惨重代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17]浆。”由此不难理解，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社会拥有追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目标选择时，更大的革命风暴已经起于青之末，酝酿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了。4.经济模式的变动

经济利益是鸦片战争的直接诱因，战争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破坏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18]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19]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这一时期，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方式。商品“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20]里去”。据统计，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1833年为60万英镑，1836年增至1326388英镑，1845年达2394827英镑，1852年更高达[21]30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22]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潮水般涌来的商品，最初还遭到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天然抵制，很快就在低价倾销的策略下，首先占据了通商口岸的市场，并逐渐向内陆地区蔓延和渗透；家庭手工纺织业者失业，原有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开始为外国机器制品所破坏，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缓慢但不可逆转地被瓦解，半封建化进程由此开始。

五口通商事实上迈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第一步。在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浪潮中，中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成为其原料生产地（产品起点）与产品倾销地（销售终端）。其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不是依据国内的实际需求，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的需求。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中国推销最多的，是鸦片，而中国人痴迷于购买和食用的，也是鸦片；以1854—1855年度为例，上海进口货物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911万两，[23]竟然占总货值的72%；至19世纪90年代，鸦片进口值始终占进口[24]货物总值的第一位。一方面，进口鸦片带来国内种植罂粟的增多并导致鸦片消费人群的增加，而由鸦片带来的大量财富消耗，造成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所征收的关税和厘金，又是晚清政府财政收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19世纪后半期越来越成为海关税收中最主要的部分。据各海关历年统计，1862年后鸦片关税税收一直维持在100万两以上，1874—1892年则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88年最高达250多万两；1887年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后，[25]每年都在300万两以上。鸦片祸害了中国，而清政府却依赖鸦片税苟延残喘，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绝妙讽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原料掠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畸形发展，这一点在农副产品的出口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茶叶为例，当英国进入消费型社会后形成的茶叶消费习惯带动了西方世界对茶叶的喜爱之后，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26]57584561磅，1853年已超过6000万磅；以中国出口数额计，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达50万担，60年代增至100余万担，80年代则增至[27]200余万担。后来在日本、印度、锡兰、爪哇茶的竞争下，中国茶叶出口呈现下降趋势，但一直是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大宗。在19世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茶叶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52.7%来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28]51%是靠茶叶出口额去支付的；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其他大宗出口的农副产品还有生丝、蔗糖、棉花、烟草、大豆等。围绕着这些出口产品，与之密切相关的外贸加工工业同步获得发展，如缫丝、制茶、制糖、轧棉、榨油、制烟等。其间萌生不少新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对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贡献极其有限，概因其只能被动适应而非主动成长。在这样一种由种植（传统农业）、加工（新型民族工业）、收购（外来殖民经济）三个经济环节串联起来的新型产销网中，传统农业与新型民族加工业均指向农产品的商业化，都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同外来殖民经济混合在一起，相互结合和依存，从属于统一的世界市场，失去了沟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来意义。管中窥豹，可见中国经济结构之变形与扭曲。

资本输出不仅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更是其殖民掠夺的侵略逻辑使然。比人们料想得更早，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和资本投资早在14、15世纪就随着欧洲大规模跨国商业和早期银行家的出现萌生和发展起来。先后建立和成长起来的从里昂、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巴黎到伦敦的金融市场及其业务拓展，生动诠释了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起落。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中，资本输出很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