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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亚瑟·C．布鲁克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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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幸福试读：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识真正贫困时的情景。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我七八岁。一次，我在翻阅一本《国家地理》杂志的时候，看到一幅让人心碎的照片，上面是一个营养不良的非洲男孩：他和我年纪相仿，苍蝇在他脸边环绕，肚子鼓鼓的。

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情景。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我童年生活的街区也相当简朴。据我所知，我的父母在我们这个工人阶层居多的街区里是唯一上过大学的。我的一些邻居依靠食品补助维持生活，大部分家庭里都只有爸爸或妈妈。但是，与《国家地理》杂志里那张照片中的境况相比，我所生长的地方就是贝弗利山庄（全世界最高档富有的住宅区）。

照片上的悲惨画面让我萌生了两种感觉：一种是无助，因为我除了为那个孩子祈祷或者把我的零花钱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即使是一个孩子，我也知道我个人能做的远远不够；另一种是愤怒。愤怒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我在西雅图的家里吃得饱穿得暖，被家人爱着，而那个男孩却只能在非洲等着被饿死。

当然，贫困并不仅仅摧残着非洲的孩子。我出生于1964年5月21日，就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发表他那著名演说《伟大社会》的前一天。正如我之后所学的那样，那时候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压倒性的贫困存在于阿巴拉契、密西西比地区及美国的诸多城市。我们也发现中部地区的贫困对我们的平等意识以及“人人平等”的理念来说是一种“侮辱”。难道，美国境内的贫困比非洲或者印度的贫困更轻吗？但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度里，任何形式的贫困都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我长大了，上了学，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并组建了家庭。但是《国家地理》杂志上那个男孩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我常常回想过去，思考一个问题，那个男孩怎么样了？当然我无从知道那个孩子最终的命运。但是我想知道，由此类推，那些像他一样极度贫困的人现在生活得怎样呢，是更好还是更差呢？

我们知道答案，贫困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但是整体而言，从我的童年至今，贫困现象已经缓和了很多，想一想世界上最贫困人群（按照传统的最贫困标准，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一美元甚者更少）的生活情形吧。从1970年至今，这个比例下降了80%，这一数字由于通货膨胀被调整。我的童年时期，全世界超过1/4的人口属于最贫困人群。如今，只有1/20的人口属于此类。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反贫困成就。

那么这个伟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因为联合国反贫困工作的伟大胜利，美国对外援助的慷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英明政策，还是因为刺激性消费和政府再分配？

都不是。主要原因不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全世界数百万人因为五项惊人的变革而摆脱贫困：全球化、自由贸易、财产权、法治精神、企业家精神。

回到我童年时代，那时，美国人看到了世界的贫困人群，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我们看到他们的贫困，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自由与繁荣。他们通过模仿我们的模式摆脱了贫困的枷锁。自由企业制度，不仅吸引了世界上数百万穷人来到美国，给予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而且为世界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使得更多的人摆脱贫困。

在人类摆脱贫困的漫长旅途中，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自由企业和全球领导力的理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这一显著的进步是美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但是，美国境内的贫困如何解决？说起来有些矛盾，我们庆祝脱贫的理由更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美国的穷人便像其他人一样获得了物质上的进步。毫无疑问，美国穷人比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生活得更舒适。但相对而言，我们在摆脱贫困方面取得的进步完全不够标准。当我们的价值观击退了全球贫困的时候，美国的贫困率却与林登·约翰逊时期相同，没有丝毫的下降。当美国式自由企业从根本上缓和了世界各地贫困的时候，我们在应对国内贫困方面却没有丝毫的进展。

更矛盾的是，被公众认为为国内脱贫出力最少的，恰恰是那些自由企业制度最忠实的捍卫者——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脱贫英雄们。保守主义者天生就有创造人类繁荣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我们的想法鼓舞了全世界的人。但美国人民却不相信我们会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往正确方向的曲折之路

一开始我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音乐家，放荡不羁的音乐家。我的家乡西雅图是美国最进步的城市之一。早期的生活让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懒鬼，就是右翼分子爱开玩笑的那种。19岁从大学退学，追求我的古典音乐梦想。在那些“代沟年”（我父母都是这么叫的）里，我走遍世界各地举办演唱会，每个月挣的钱也就刚够付房租，而我就这样穷开心着。

那时候我在追求什么？当然是幸福。快30岁的时候，我在巴塞罗那交响乐团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吹法国号。我去西班牙是为了向一位名叫埃斯特的女孩求婚——她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每天晚上在巴塞罗那，我演奏着最伟大的音乐作品。理论上说，我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标。我曾经把幸福定义为尽情追逐创作音乐和环游世界的梦想，那时我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事业。展望未来一二十年，我看不到丝毫来自事业的快乐。我想，我需要在年纪太大之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不幸的是，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工作的机会并不多。有一天，我完成彩排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放弃音乐，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些音乐家对音乐之外的其他工作的称呼）会怎么样呢？我开始盘算一个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而且没有实际技能的人可以赚多少钱。盘算的结果太可怕了，于是我开始考虑重新上大学。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大学费用急速上调的时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20岁左右辍学的人来说，学校根本不提供奖学金。这使得我在回到美国之后，一边在一个小音乐学校里教法国号，一边在新泽西特伦顿的托马斯爱迪生州立学院报名参加“廉价”的本科函授课程。

我报名参加了数学、人类学和文学课程。让我非常震惊的是，我爱上了经济学。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记得高中时曾被迫参加一个愚蠢的能力测验，测试结果表明我最不适合的领域就是经济学。

但从我28岁学习经济学开始，它处处影响我的想法。我了解到市场力量最终将获得胜利，即使在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而且好的意图也不能保证有好的结果。我还了解到即使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为。我明白了人是复杂的、会因为不同的激励出现不同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社会问题不能通过政府项目而得到解决。但最主要的是，我了解到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帮助数十亿的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我震惊的另一件事是，当我与我的音乐家朋友分享这个新发现的时候，我还了解到——这一发现让我成为一个“保守派”。

这个标签和我并不相配，尤其是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想化的时候。我读得越多学得越多，就越相信每个人——穷人、富人、少数民族、移民——都能够获得成功。我意识到只要美国在道德上有信心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与世界分享，那么自由企业就可以在极大范围内建立一个更美好、更人性化的世界。

如果因为这些我被称为“保守派”，我想，我接受。

渐渐地，我把职业生涯的探索转向这些不断前进的“保守主义”理想。我一边教音乐一边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继而获得公共政策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的10年时间里，我教授经济学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两门课程，大部分时间在雪城大学。（在学术界，与一些读者的想象相反，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保守主义的观点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我的同事对我都非常友善和尊重。）

在雪城大学我一个学期教一个或两个班，其余时间用来做研究。我的研究很有趣，但有些还是挺深奥的。我有一篇名为“遗传算法与公共经济学”的文章刊登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上，还有一本没有进入畅销书榜单的书，书名是《附加价值评估和网络艺术品拍卖赢家的诅咒》。

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点：慈善和幸福，这两点几乎每个人都关心。从两者的事例中，我发现这两点与政治思想有着惊人的联系。首先，我发现，保守派在纠正收入差异之后甚至比自由派更关注慈善事业。这种收入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守派中有宗教信仰的比自由派更多，但它仍然让我吃惊。其次，我发现我报告中的调查数据表明：平均而言，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幸福。

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保守派比自由派有幸福优势的说法被证明是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公众心目中保守派的形象就是一群铁石心肠的﹑藐视任何事情的﹑矫情的严格执行纪律者。这不是我想得到的结果，但数据违背了我的期望。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不只是一个幸福的学生，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走我自己的路。每年我生日的那天我都会回顾检视我的生活，畅想我追求幸福的下一个10年。40岁的时候，我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事情都趋于完美：我有幸福的婚姻，三个孩子，还有我所推崇的学术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遗憾的，那就是幸福的我并没能更好地影响别人。我仍然记得《国家地理》杂志上的那个小男孩，我也见到过美国国内那些生活中缺少自由企业制度的穷人。我想知道我该怎样用我所学的知识和热情来帮助他们。我意识到我自己对幸福的追求要求我必须加入到这场为更多的人追求幸福的斗争中来。

所以我为自己定下目标：到50岁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那里是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的最高殿堂。美国企业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智囊团成立于1938年，网罗了一批美国最专业的学者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出谋划策。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智囊实验室都是些疯狂的公共政策专家，这个画面会多么令人抓狂。如果我真想做一些帮助别人的工作，我想那绝对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

事实表明，我不得不等到44岁才完成我的目标，在证明了自由企业制度几乎可以使一切都成为可能之后，我这个大学辍学生、自由音乐家在2009年1月就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第十一任所长，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早了三个星期。

就在几个月前，经济的几近崩溃让美国陷入经济紊乱，并使贫困、社会流动性、经济不平等的增长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广泛谴责。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崛起，运动要求更大的经济调控，更高的税收，更多的再分配支出——而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我们保守派所反对的。

作为资本主义的长期捍卫者，保守派一直处于守势。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运动一直被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光芒所遮盖。但现在看来，似乎存在于我们经济现状中的弱点终于显现出来。

保守派会如何应对美国自由企业危机呢？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工作决定。保守主义悖论

在研究所掌舵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募捐。研究所有个政策，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所有的支持都来自于私人捐赠。但我也被推到了华盛顿最热烈的政治辩论之中。除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并在媒体上露面外，研究所还定期直接与高层决策者接触，比如我们会定期为国会议员举办辩论训练和信息传送论坛，我便直接参与此类活动。我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是怎样决策的，以及他们是怎样为他们的政策辩护的。起初，我回到家都会兴奋地告诉埃斯特我今天碰到了谁。我像小孩子一样汇报说：“实际上，我和参议院谁谁一起共进了午餐。”“太棒了！”她会用典型的西班牙式的讽刺口吻回答，“他跟别人不一样吗？”

有时候有人问我，当我与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政治家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对他们的信任是否摇摆不定。实际上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断增加的，而且还增加了很多，读者们看到这里一定会很吃惊。对于政治家们，人们是很容易持怀疑态度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摧毁“高大上”已经成为一种扭曲的公众运动类型。但是成为议会的一员（或者竞选总统）是一项毁灭性的工作，认知需求是强烈的，旅行是惩罚性的，个人攻击是无情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然而他们做了，而且薪水还不高。我想有些人只是喜欢特权和权力，但是与他们中很多人熟识之后，我敢说大多数人做这项工作是因为他们真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慢慢地，与这些政治家们一起工作的新奇劲儿消退了，这时候我开始关注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保守派的问题。我称这些问题为“保守主义悖论”。

如果你知道保守主义理想为提高穷人的地位做了那么多努力的话，那么你就会认为保守主义运动一定每天都会获得支持，不仅是获得富人或者持有传统道德观的美国人的支持，还有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移民、少数民族，以及穷人的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将倡导一场新的保守主义运动，帮助那些美国最脆弱的人释放自己的力量。

除非你闭门不出，你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努力吸引新的支持者，而且有些人相信它必将走上社会民主欧洲保守主义的老路。

发展中国家自由企业的辉煌成果、美国国内穷困阶层的持续停滞不前以及保守派在美国众多地区政治上的不受欢迎，这三者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答案很简单：自由企业的拥护者们做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那就是告诉人们这个制度为世界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84%的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世界范围的贫困在过去的30年间急速缓和。实际上，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全球饥饿范围在扩大，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资本主义已经拯救了数以亿计的穷人，而我们却把这样的奇迹当作是一个国家秘密。

还有比忽略更糟糕的事情吗？数百万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梦是无法企及的，并相信保守派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们看不到民主资本主义带给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那些穷人的好处，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子女会过上比他们更宽裕的生活，他们看到的只是保守派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

这是一场对美国特殊论的信任危机，也是对美国保守主义的信任危机。

我的外曾祖父母1890年第一次从丹麦漂洋过海来到纽约港，那时候，他们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了这个每一个人——甚至是他们那样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都能获得成功的国家。他们也确实成功了，几年后他们在南达科他州拥有了自己的农场。虽然没有赚大钱，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养育了12个孩子，信仰上帝，颐养天年。

很多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事实上，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来自资产阶层，从根本上说我们只是一群被遗弃的人。甚至是五月花号船上那些人和参加美国革命那些人的后代也都来自无以为生的欧洲下等阶层。

这就是为什么能动性成为美国梦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其他国家有等级制度，有农民阶层，有永久富裕的人，也有一无所有的人。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拥有财富的机会。据我所知，我的曾曾祖父来到这里看看四周，感叹一句：“嗯，我猜我以后还会是一个下等人。”但是他没有感慨“住在美国就是好，在这里有一个更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他只是为了自由和机会来到这里，在这里他的优点以及努力地工作是用来衡量他的价值的标准。

现在人们仍然这样，但是悲观主义阴影弥漫开来。很多普通的美国人相信我们充满机会和能动性的独特文化正在消失——我们国家独有的一个优点正在消亡。

每年盖洛普公司都会选一大批美国人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他会问他们：“一般情况下，你对美国现在的发展形势是否满意呢？”2000年12月，46%的人说他们不满意——不满意率很高。到2014年12月，奥巴马建立的更公平、更富同情心的国家执政计划实施的第六年，这个比率已经飙升到了76%。

你看到的没错，4个美国人中就有3个人对美国不满意。

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犯罪案件没有增加；人们的寿命没有减少，事实上，人们的寿命更长了，而且生活更健康了。问题在于美国人开始认为局面被人操纵，美国梦并不适用于每个人了。

美国的基本规则应该是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就能成功。可能你不会变得富有，但是像建国者设想的那样，你能“追逐你的幸福”，拥有独立、有尊严的生活。

但是当美国人环顾四周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什么？美国穷人可能比非洲穷人生活得要宽裕一些，但是他们仍然贫困。大萧条之后，不对称复苏在美国划分出了赢家和输家，这在以前未曾发生。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工作消失了、对政府的依赖增强了、能动性减弱了。与此同时，富人更富了，过去7年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美国最富有的人。

甚至中产阶级都感觉自己出局了。人们看到政府的亲信企业因为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而变得越来越富，看到大银行得到救助而小企业趋向倒闭，看到政府向那些处于高位的大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但是他们从当地银行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贷款可以提供给你”。

以下发布于2013年12月的描述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家悲观主义的完美总结：

美国人民的无奈植根于他们每天与入不敷出的抗争中，无论怎么努力制度都不利于他们的抱怨中，担心孩子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好的恐惧中，以及奋发向上能动性的缺乏中。而能动性的缺乏已经妨害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行为准则，这个准则是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出人头地。

你认为是谁发表了这段描述？本届政府的一个右翼批评者？一个靠抨击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经济表现平平为自己竞选总统加分的政治野心家？

不，都不是。它来自奥巴马总统本人。

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虽然标榜自己是小人物的保护者——“99%的”小人物——政府却并没有帮助到最脆弱的人。随着穷人越来越穷，美国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在下文中我会用大量的事例来支持我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只想说，政府表面上有利于穷人，对富人强硬的议程实际上已经使事情变得更糟。现在对于那些社会顶层的人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繁荣，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工作、升迁、取得成功的机会却正在消失。

但是如果在当今政府的领导下，数百万人的美国梦正在消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转向保守主义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原因很简单：人们认为保守派根本不关心这些。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说他们认为“富有同情心”这个词是说共和党“一点也不好”，而5%认为这个词是说它“非常好”。如果把当选的共和党人、受薪员工、亲属从最终的数字中排除出去，那么它包含的人数可能约等于零。

美国人哪里来的这种想法？从他们的耳朵里，从他们听到的信息里，就是这样。

当美国人听“右翼人士”讨论问题，他们听到的是我们无休止地谈论债务、赤字、税收、支出和财政责任——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所关心的是钱；他们听到保守派政治家声明：在美国如果想获得成功，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愿意努力工作——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靠谱；他们听到一些共和党领袖把社会底层的人描述为“寄生虫”——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关心他们苦苦挣扎的困境；他们听到我们抱怨“大政府”——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只是希望为亿万富翁降低税率。政治“左派”在脱贫的斗争中失败了，而且不只是在这届政府任期内如此，这个失败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事实上，政治“右派”已经没有什么替代方法了，他们甚至经常否认存在贫困和机会不均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总统说出指责自己的政策的话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响应。

美国革新派一直坚持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困境上，我很佩服他们讲了出来，然而，正如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所阐明的那样，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失败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了苦苦挣扎中的美国人所面对的问题。他们经常把工作当作惩罚，把奋斗中的人们看作是管理的对象，关注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却不关注不平等、不充足的机会。这样一来，革新派政治家便试图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方案来帮助穷人，而这一方案往往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这些干预减少了机会，降低了我们创造实际私营工作的能力，使更多的人依赖于国家，并有效地，甚至更迅速地加剧美国的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保守派像我们自己认为的那样聪明，我们的运动就应该把这当成一个巨大的道德和政治机会。“看，”我们可以说，“其他人让穷人的境遇更糟了，这是不道德的。”然而，让人震惊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做。

相反，大部分美国“右翼”的声明中都没有承认目前存在着贫穷和机会不足的危机——我们，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处于两极分化中了。即使在保守派承认这一点后，许多人仍然通过暗示那些困境中的人们只是不想努力工作的离间方式来讨论问题。

当人们发现我在AEI主持工作时，他们开始经常发泄自己对华盛顿的不满。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谈话都归结到同一个基本结论上了。许多人在评估政治局面的时候会看到两种选择：一个是狠心却务实的“右翼”党派，一个是轻率而富有同情心的“左翼”党派。美国人民是善良的，所以即使知道是一个烂选择，同情也总是会取得上风。这一点在艰难时期尤其适用。因此，政治“右翼”党输掉了竞选——而且，更重要的是，脆弱的美国人面临这样一个形势：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既能同情他们的困境，又能提出消除困境根源的政策。

保守派持有解决贫困和经济能动性问题的最佳方案，然而，因为我们没有采用能够反映我们内心的方式表达，许多美国人根本不信任我们，也不愿意给我们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机会。他们本能地知道过时的再分配主义参数会产生糟糕的结果，但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替代办法。所以穷人虽然不会饿死，但他们仍然很穷。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贫困和机会是道德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我的一些保守派同胞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我们应该着眼于经济，而不是道德这样的言论，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经济问题就是道德问题，美国人不是实利主义者，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公共政策不仅是在经济上有效，而且于道义上也有效。提升弱势群体并给每个人提供成功的机会首先是同情和公平的问题，并且几乎100%的美国人都关心这些事情，正如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展示的那样，实际上每个人——左翼的和右翼的，年轻的和年老的，有信仰的和无信仰的——都有渴望同情和公平这种普世价值的“道德味蕾”。

因此，当我们保守派在力图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无法借助同情和公平的时候，我们就抢先放弃公众几乎完全支持的论点，这简直就是疯了。如果保守派想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想通过提升每个人来凝聚国家，那么我们需要在多数主义价值观中拥有一席之地。同情和公平就是多数主义价值观。

我们需要向自我认同的自由派学习，他们虽然只涵盖了1/4的人口，却大胆地宣称要为“99%”的穷人奋斗。革新派明白少数人为利益而战，而多数人是为人民而战。即使他们是政治上的少数派，他们仍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多数主义社会运动。他们是成功的，因为保守派已经让出道德制高点、靠抱怨“左翼”在美国的糟糕表现来满足自己。

这种情形需要改变。美国“右翼”应该收复道德制高点，并把自己从一场抗议运动转变成社会运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停止关注我们反对什么，大胆宣扬我们的主张。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充满希望、乐观的执政议程，一个通过真正的保守策略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执政议程。如果我们想要赢得选举，我们必须记得如何去表达我们事业的基本道德原则。

我们必须发起一场社会运动来保障每一个公民，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机会追求幸福，并获得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一个美国人当作可以代表被甩在后面的人的英雄。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联盟成为美国政治中无可争议的同情和公平的道德至尊。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左倾”或软化我们的信念。相反，我们必须在美国人民面前展示出我们对同情和公平的不同诠释，这种诠释是保守派心里的真实写照。《美国式幸福》写了些什么？

令人难过的是，如今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认为保守派忘却了他们每天生活的困境。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运动方兴未艾，就必须改变这一现实。但在探讨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之前，先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在帮助他人这方面大多数保守派相信什么。忘记我们是如何在媒体上描绘的；忘记我们是如何笨拙地投入到公开辩论中去的。在《美国式幸福》这本书里我写了，我作为社会科学家的经验、我执掌AEI这些年的经历以及我与形形色色美国人的日常交往。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保守派是实利主义者。我们不是，这种误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政治讽刺。革新派真想帮助穷人，却试图靠政府的钱解决贫困问题，把对文化的讨论当成过去式，并越来越关注收入不平等。为了自身利益而纠缠于再分配，同时用同情和公平的道德语言把这种纠缠巧妙地包装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装扮成道德主义的功利主义。另外，尽管保守派经常会用关于税率和GDP增长这些暗淡的语言来阐述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的理念却承载了有关人类尊严的独特的整体视角以及赢得成功和人类繁荣的条件。保守的心反对现代世界教导我们爱物质、利用人的论调。我们知道人的尊严比被人控制的财力有更深的根基。我们是穿着功利主义者的衣，怀着道德主义的心。

保守派为创业精神和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感到高兴的原因是道德希望，而不是对财富的贪求。当然2008年，奥巴马总统对“希望”谈论了很多，但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空头支票式的承诺，比政府要帮助那些挣扎度日的人的承诺大那么一点点。

能代表真正希望的是保守派，他们希望把权力和权力机构归还到普通人手中。不管人们挣多少钱，我们都歌颂自由企业、自力更生和伦理生活——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那么政府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要起到什么作用呢？与我们经常听到的相反，绝大多数的保守派都赞成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和里根总统的观点——为真正贫困的人建立社会安全网是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之所以如此经常地要求限制政府，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财政挥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社会安全网。保守派知道，只有恢复财政稳健性才能保证安全网的偿付能力，并确保全面的紧缩政策不会对那些无法承受的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安全网，所以一定要用财政纪律保护好它。除此，便别无他法。

此外，传统保守主义是使安全网对大多数人毫无必要的唯一途径。只有机遇文化，再辅以教育改革、私营就业机会和创业政策议程，才能真正推动人的蓬勃发展。

那么，为什么保守派们经常抱怨安全网呢？因为按照目前的运作模式，它并没有指导公民如何创造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保守派对穷人的要求远不是生存和依赖，因此保守派对成功的定义是如何让需要政府项目帮助的人数降到最低，而不是有多少人可以报名申请政府资助。我们已经看到了申请美国联邦营养援助（“粮票”）的美国人数量在近几年是如何急剧增长的。有些人看到这些数字，就感觉看到了成功，他们会说，“嘿，你看！我们在帮助这些人！是不是很厉害呢？”但是知道真相的保守派对此持怀疑态度，“大萧条结束5年了，依靠‘粮票’生活的美国人比大萧条结束时增加了60%还多。这不是成功，是失败。”

保守派明白，真正的同情没有柔和的表达方式，真正的同情是外表如钢铁，内心如硬核的。真正的同情是告诉一个朋友，“如果你不停止使用药物，我不能帮你”，或者，“如果你不支付子女抚养费，我不能帮你”。这就意味着我们只帮助那些随时准备帮助自己的人。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就意味着提供能真正有效地帮助这个人的活动开始了。虽然我们有时不能很好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是它不同于认为必须管理贫困人口的普遍观点。保守派在根本上把穷人当作需要被唤醒的正在蛰伏的力量。穷人不是需要慈善的社会负担，他们是未开发的实力和发展来源，只需要我们在他们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持有乐观的态度和信心去帮助他们。慈善很重要，但是穷人真正需要的是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坚持以工作为中心去解决贫困问题，为什么这本书的主旨是工作。正如我将深入讲解的那样，现在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觉得工作是一种惩罚的人，一种是觉得工作是一种福气的人。

保守派显然属于第二阵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佩服辛勤工作、劝诫懈怠的人，支持诸如有工作要求的福利政策。据我们了解，当社会允许人们为社会救助而工作时，我们可以双倍帮助他们。首先，通过福利，我们帮助他们满足眼前的物质需求；其次，通过工作，我们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这是拥有充实而有尊严生活的关键。

顺便说一下，我们也相信获得成功是人们想要的。人们通常不满足于只给他们免费的东西。让每一个美国人赢得他或她自己的成功是保守运动的使命——这是我们存在的必然原因。

但工作的福祉远远不止缓解贫困这一点。保守派明白——而且必须坚持不懈地主张——有意义的工作并不仅限于要付出很多努力并要求大学本科学历的工作。每一个创造价值的人，不管是风险投资家，庭院设计师还是全职妈妈，都在从事能够创造卓越价值的有意义的工作，保守派知道这点。与漫画描绘的相反，大部分人知道大多数落在后面的人都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有太多的人“拿走”公众的支持，而是太多的人缺少一个谋生的真正机会。美国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经济大萧条，以及近年来的政策共同导致他们一蹶不振。作为保守派，我们的工作就是捍卫他们的权益。

在去往美国各地的旅途中，我也遇到过数以千计的保守派活动家。一次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是如何把原则和行动深深植根于对美国的热爱以及让这个国家回归本质的愿望中去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决心获得成功的杰出的国家，一个无论我们来自哪里都可以称之为目的地的国家，一个为全世界提供希望和机会的灯塔。美国曾经是这样的国家，也可以再次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重建这样的美国——这个愿望鼓舞着保守的心。

我知道有些读者可能会有疑问。这种对保守的心的描述不就是几个总统任期之前就有的老概念——“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吗？

不是。撇开许多政策问题不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本身就有问题。它只是印证了那些声称保守派本质上是冷酷无情的错误说法。它把“同情”嫁接到保守主义上，使之像一个不自然的附属物。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虽然我们没有成功地把我们的理念传达给公众，但是来自乐观的信念——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能够获得成功的信条——在本质上却是彻彻底底“富有同情心”的。

一个真正冷酷无情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它会向人们和整个社会认输。它会不加任何印证地假定有一部分人根本无法成功，他们源源不断地寻求政府的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却总是不满意。建立在自由企业、真正的希望、获得的成功基础上的运动看透了这个懒惰的虚无主义——并拒绝了它。

不，我们不应该赞同把“同情”说成是保守派新思路的论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本书命名为《美国式幸福》。对于美国式幸福来说，没有任何辅助条件，没有预先的筛选，不会间断，我们的目标不是磨平保守主义的棱角或抛弃自己的原则；不是鼓吹“大政府保守主义”，也不是为稍稍换了一套管理顾问其余都依然如故的老旧经济秩序当托儿。

我们的目标是向世界解释什么是真正保守的心，是重申我们在这场我们发起的运动中所必须承担的同情和公平的责任，是让对幸福的追求成为每一个美国人的现实，是重新思考公共政策以使每一个被甩在后面的人都能得到工作和机会。前方的路

1953年，罗素·柯克出版《保守主义的心灵》一书的时候，保守派被广泛斥责为反智识主义的反动分子。正如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保守派只知道那些“寻求类似想法的急躁心理手势”。柯克揭露了这个谎言。他指出，现代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丰富的哲学传统之上的，这一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至少两个世纪之前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伯克的著作。

如今，由于柯克和其他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贡献，美国人不再怀疑保守思想的严谨性，他们怀疑的是保守派的同情心。现在是时候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了，我们要凝聚起所有推动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保守派，重塑美国对每一个公民的承诺。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将解释我们如何组织这个新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我们将揭示人类幸福的真相，我们将研究这些真相是如何通过拙劣的政府政策和误导的文化而被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忽略的，我们将学习通过打开思想、把人们团结在我们事业周围的方式与人们分享人文保守主义。（如果你赶时间，可以翻到最后一章，它会告诉你理解这本书所有想法的7个秘密。）

这本书里将有大量的数据，以及许多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例。我们会看到神经学家、无家可归的人、参议员、亿万富翁以及一个身无分文的印度斯瓦米（哲人）。他们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相信什么以及如何与他人分享。

在开始我们的旅程之后，我们会发现美国最需要的不是一系列新型法律。这不是说要废除腐朽政策或是更换已当选的领导人——虽然这两种做法也可能会让世界变好。美国需要的是一种统一的、积极的、有抱负的力量席卷我们的国家。美国保守派将有一代人成为这种力量。我们会做一种尝试，如果我们付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每一个美国人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并让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

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送给那些迫切希望推动我们运动的忠诚的保守派的。但它又不仅仅是某一派的政治路线图。这本书不只是为“真正的信徒”而写，也为那些从激励他们的任何一方都看不到希望的思想上不结盟、不满的人们所写。这本书也真诚地送给那些开明的自由派，他们知道在与贫困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将受益于新的激情和新的思路。

总之，对于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者来说，《美国式幸福》是一本关于人类繁荣的书。这本书也献给那些在道义上感觉有义务给每个美国人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们过上幸福而有意义生活的人。第一章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为什么它会成为保守的心的根本体现

我们对保守的心的探索从哪里开始呢？

当被问及如何给予人民帮助，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在华盛顿特区的人——都会把话题转向政策附属品：税收、支出或保障网。但是，这不是正确的出发点，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无关紧要，而是因为它们只是工具而已。即使是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些我们误以为是基本目标的东西，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必须深入探寻对我们而言本质上真正重要的东西，一种所有人都想要，同时可以把所有人团结起来的东西。

幸运的是，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建国者们在阐述国家使命时清楚地解释了美国的道德目的。《独立宣言》定义了美国发展的中心，也是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核心，那就是：追求幸福。

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坚持认为，通往有意义生活的征程同生命与自由一样重要。他宣称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认为这一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起草宣言几十年后，杰斐逊仍然认为宣言中的内容是“美国思想的体现”。更准确地说，我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美国心的体现。它必然会成为保守的心的根本体现。为什么？

首先，因为误导政策和不友善的文化，太多的美国人被剥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比如，保守派抱怨“大政府”时，他们是真的对被国家对人们生活的侵犯以及由此造成的摧毁心灵的依赖性感到愤怒，而这两者都是与追求幸福不相容的。当保守派抱怨文化与努力工作、组成家庭等价值观越来越敌对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愤怒于这些价值观带给那些最需要的人——穷人和年轻人——的幸福被剥夺了。

其次，要迎接这些挑战，为了那些需要我们的人，我们不仅要成为勇士，而且我们一定要成为幸福的勇士。如今，美国有很多事使我们抓狂，但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的事业是令人欣喜的。保守派应该是相信人民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崇尚希望和机会，为人民而战，帮助那些需要我们的人，拯救国家——这是一项幸福的工作。

总之，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幸福是美国发展的中心；如今太多的美国人被剥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保守的心应该是争取幸福的心。

所以幸福就是我们旅程的起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将为人们创建更美好的生活。幸福投资组合

如果满分是10分，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用这种方法来测量，听起来好像很疯狂，但是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使用这种方法很多年了。最为丰富的数据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综合社会调查，这是一项从1972年以来一直针对美国人进行的调查。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结果准确可信，幸福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奇地一致。在这项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持续了40年的调查中：大约有1/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非常幸福”，近一半的人表示“比较幸福”，只有10%~15%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幸福”。

现在，这些平均数掩盖了一些有趣的差异。多年来，研究人员发现，通常，女性比男性更快乐，尽管现在差距在逐渐缩小。通常情况下，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更幸福；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更幸福；丧偶女性比丧偶男性更幸福。（我的妻子对最后一点感到非常意外。）

事实证明，保守派女性特别幸福：约40%的人说她们很幸福。这表明她们比保守派男性更幸福一点，而比起自由派女性，她们就幸福得多了。最不幸福的是自由派男性，只有约1/5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

但是，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的那样，再相似的两个人也不太可能具有相同的幸福感。我们无法从填写人口财产普查表的方式上预测我们的生活满意度。而这却是我们了解三个关键幸福来源的渠道。

幸福的第一个关键来源是我们的基因。在一项特别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跟踪研究了一对双胞胎的生活，这对双胞胎在婴儿时期就分开了——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这些研究人员通过观察这对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基因复合体帮助我们厘清了天性与成长环境的关系。

当这些研究着眼于双胞胎的幸福指数时，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那就是不幸福指数一半归咎于父母。坦率地说，如果你像我一样沉迷于独自生活的想法，你可能会觉得稍有不安，因为在我们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的幸福感中，一个惊人的比例——约48%——似乎是由我们的基因构成所驱动的。

幸福的第二个主要驱动力是那些改变我们生活的事件——大的一次性事件，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打开一所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或者成为牺牲品，遇到一个糟糕的意外。研究表明，这类事件确实影响了我们部分的幸福感——在任何时候都能占到约40%。

如果这40%的幸福是永久的，那么幸福的秘诀就清楚了。这就是——就像许多自我完善大师传授的那样——制定和完成伟大的目标。“想想那些让你感动，并为之努力的事情吧！”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仅仅知道是不够的，因为每个特定事件的影响被证明是非常短暂的。把这40%想象成一扇可以延伸到未来6个月的移动窗口。如果你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工作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或者看着你心爱的球队赢得了世界大赛，这确实是一次与幸福的碰撞。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它消失了——而且是很快地消失，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搬到加州，你会因为有几个月的好天气感到更幸福。在这之后，你可能会面临高税收及沉重的抵押贷款，这时你会质问自己是否要离开克利夫兰。

然而，事实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这个移动窗口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应变能力，帮助我们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在一个卓越而著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了看似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彩票中奖者和截瘫患者，研究人员发现，彩票中奖半年后，出于实用的目的，这些中奖者目前的幸福感与对照组没有区别，而且根据研究，比起对照组和那些截瘫患者，中奖者从日常琐事中得到的幸福感要少一些。最后，在他们憧憬未来的幸福时，幸福感最强的居然是截瘫患者。

你可能会觉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甚至会想自己宁死也不愿失去活动能力。但如果这样的事情真发生在你身上，最终你还会是你，而不是外界环境的总和。这是一个美丽的、鼓舞人心的事情。

所以这个消息并不全是坏事，但它确实强加给我们一个重要的限制。这意味着依靠一些事情让我们幸福是非常糟糕的策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就其本身而言，朝着巨大的目标努力奋斗是值得的，但是就成就而言呢？几乎没有任何一次性的成就可以永久地提升幸福感。幸福的秘诀绝不是抓住你所能找到的最大的铜戒指。实际上，很快我就会告诉你这个策略甚至会提高你的不幸福感指数。

48%的幸福感来自基因，40%来自生活琐事，这样只剩下了12%，听起来好像没有多少，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把这12%的幸福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我朋友处理坏消息的方式更能说明这一点了。在我们30多岁，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灾难性的诊断，他患有当时还无法治愈的先天性心脏病，只剩大约15年的寿命。

我的朋友确实于两年前去世了，享年50岁。他是如何度过他最后15年的？他没有坐在家里闷闷不乐或变得沮丧，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决定在这15年中把他原以为会拥有的45年所做的事做完，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让人惊奇的事情。他说：“我要成为一个更体贴的丈夫，更慈祥的父亲，更称职的教授和更好的公民。”他觉得有责任把他关心的事情做得更好，而且是快速地做好。一天下班回到家，他把想法告诉了他的妻子：“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伊斯坦布尔！我们去吧！”之后他们便去了那儿。

多少人心中都有一个想与心爱的人去参观的地方？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成行？他做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决定要生很多孩子——他做到了。15年里他尽心尽力地过好每一天，所完成的事情是大多数人花4倍的时间也完不成的。他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幸福。

我朋友的情况实际上跟我们所有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最好不要浪费这12%的幸福。事实上掌握我们12%的幸福的，不是政府，不是富人——是我们自己。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知道该怎么掌握与幸福最大化最相关的四个值——信仰、家庭、友谊和有意义的工作。可以称为“幸福投资组合”，追求这些就是追求幸福。

关于信仰、家庭、友谊能增加幸福感和生活意义的学术证据有很多，使得这个结论没有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没有人会在临终前遗憾地叹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与我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情愿在厨房里做饭”或者“在臆想中成长”。也没有人会说，“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看电视，在手机上玩‘愤怒的小鸟’。”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信仰和家人的爱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了。

然而，工作看起来没有那么直观。许多人认为，即使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市场工作、志愿者工作，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其他人可能不喜欢。按照大众的说法，我们的工作都是纯粹的苦差事。可是看《呆伯特》（美国漫画）和《办公室》（英国喜剧）时，我们都爱笑，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会同情1999年的伟大喜剧《上班一条虫》中的人物，他们用一根棒球棒循规蹈矩地破坏他们的大敌——工作场所的打印机。然而奇怪的是，当研究人员问美国人到底有多喜欢自己的工作时，超过50%的人认为，综合考虑，他们对工作“完全满意”或“非常满意”，如果包括“比较满意”，则会超过80%。这不是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造成的，他们是否上过大学并不重要，他们的工资是多少也不重要，对冲基金经理和割草员同样有可能说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

对工作的热爱会上升到对生活的热爱，我的统计分析表明，那些认为工作成功的美国人说自己非常快乐的可能性是那些认为工作不成功的人的两倍。

这不是金钱的问题。的确，当人们正在挨饿或挣扎的时候，有更多的金钱可以减轻日常生活的压力。它会消除痛苦的选择，比如不得不在支付租金与获得足够的食物之间做出选择。但这仍存在一个隐患：事实证明，在压力减轻之后，更多金钱所买到的幸福所得就趋于稳定了。研究表明，一旦人们的收入水平超过了一般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即使大的财政收益也不会——如果有的话——增加幸福感。事实上，专注于资金本身反而会带来痛苦。

工作中的幸福回报不是来自金钱，而是来自我们和他人生活中创造的价值——那种被认可和奖励的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赢得了成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定义：“幸福不在于拥有金钱，而在于获得成就时的喜悦以及产生创造力的激情。”幸福的秘诀就是通过脚踏实地地工作取得成功。

当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极力倡导“全身心投入到耐心、持久、诚信、坚持不懈和不知疲倦的工作”时，他说的就是获得成功。这是美国理想的核心——一个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概念。

人们抓住这个本质。近3/4的美国人说即使是获得一笔意外之财可以让他们奢侈地度过后半生，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在这个令人吃惊的扭转中，实际上只有那些未接受教育、收入低、工作不起眼的人，才最有可能说即使他们不需要工作了，他们也会继续。而精英们更有可能说，他们会拿着这笔意外之财进行运作。

工作与幸福之间的逆向关系也是如此，笔者认为缺乏工作就意味着缺乏幸福。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失业率给人类尊严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但先给出一个预示：人们失去工作后，即使政府的援助可以缓解无薪水的压力，而失业对于幸福也有着灾难性的打击，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例如，研究表明失业增加了离婚率和自杀率，甚至会使疾病更严重。

这就是说，是否能获得成功往往与拥有财富的多少无关。你可以选择用任何币种来测量获得的成功，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用美元来计算，你也可以用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被保护的天然栖息地，被拯救的灵魂来计算。在我做研究生导师的时候，那些进行非营利性事业的社会企业家是最快乐的学生。与商学院的很多同学相比，他们挣的钱少，但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获得成功。他们用非货币的词语诠释这种成功，并自得其乐。

综上所述，要追求触手可及的幸福，我们应尽最大努力把自己投入到信仰、家庭、友谊以及通过工作而获得的成功中去。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投资组合。

你知道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保守宣言。要记住的公式

也许你会认为我匆忙地跳过了金钱和与之相关的世俗回报——名誉、权力、性等。毕竟，如果它们对幸福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话，人们也不会为了得到它们而拼死拼活的，不是吗？

让我们去西班牙见识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人吧！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Abd-ar-Rahman III）出生于公元891年。在他20岁出头时就成为科尔多瓦的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接下来的50年他成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他建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和富丽堂皇的清真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打败了叛乱者，巩固了在西班牙持续了数世纪的穆斯林力量。他强大到可以自称哈里发——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领导者。

这个绝对的统治者过着富裕和奢侈的生活，据说，他的后宫有6000名女子。金钱、权力、名声、享乐，他应有尽有。他一定是在幸福之中，不是吗？下面是他自己的说法：

在胜利或和平中我已经统治超过50年了，臣民爱戴我，敌人害怕我，盟友尊敬我，财富、荣誉、权力和享乐随时等待我的召唤，但似乎没有任何世俗的祝福降临到我的幸福中。

听起来不错，对吧？但继续看下去。阿卜杜勒·拉赫曼继续描述他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努力地计算着至纯至真的幸福来到我身边的日子：已经升至14天了。

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人只有14天快乐的日子？其实，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幸福（尽管他坚持认为是），而是不幸福。

这个区分听起来没什么差别吗？如果是这样，你可能和这个伟大的埃米尔有同样的问题，目前，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都能够利用常识避免降临到身上的痛苦，并帮助他人也这样做。

那么到底什么是不幸福？凭直觉，你可能会认为不幸福就是幸福的反义词，如黑暗就是没有光一样，其实这是不对的。快乐与不快乐确实是相关的，却不是完全对立的。

大脑图像显示，当我们处在幸福之中时，左侧的大脑皮层部分会比右侧更活跃，而我们不幸福时，右侧会更活跃。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现象。所以，就像它看起来那样奇怪，比平均水平更快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能比平均水平更不快乐。一个常见的快乐和不快乐测试被称为PANAS（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我自己测了一下，你也可以试试。我发现，对于幸福而言，我在我的同龄、同性别、同职业、同学历的人中是佼佼者，但是在不幸福方面分数也很高，这证明，我是一个开朗的忧郁者。

所以，当人们对他们的生活表达不满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只是在做加减法。他们基本上都在说：“我的幸福感是X，我的不幸福感是Y，Y大于X。”这使得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如果避免不幸福不能等同于追求幸福，我们怎么能避免呢？如果你问一个不快乐的人，他为什么不开心，在一般情况下，他通常会怪罪周围的环境。有些人受到压迫、贫穷或有身体疾病，致使他们的生活一团糟。毫无疑问，研究发现种族主义会造成孩子的不幸福，许多学术研究都表明不幸福和贫困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造成不幸福的还有一些小的间接来源。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特定的某一天引起不幸福的头号事件是花大把时间与自己的老板待在一起（作为一个老板，这对我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环境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阿卜杜勒·拉赫曼本来可以提出自己生活中这样一些因素。但矛盾的是，他不幸福的一个更好的解释可能是他自己对满意度的追求，这与如今世界提供给我们的错误追求极其相似。

你了解酗酒者吗？他们一般通过饮酒来减轻渴求或焦虑——换句话说，减弱不幸福的根源。然而，最终延长他们痛苦的正是饮酒。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他对名声、财富和享乐的追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先说名声。2009年，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跟踪观察147名毕业生在实现自己目标过程中的发展。此前他们中一部分人曾描述过“内在”目标，如发展进一步的、持久的关系；另一部分人有“外在”目标，如建立良好的信誉或声誉。

研究结果是研究对象都实现了其既定目标，他们基本上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幸福，那些拥有内在目标的校友生活更幸福，而那些目标里包含财富和形象的校友却并不幸福。那些完成自己外在目标的人经历了更多的负面情绪，比如羞耻和愤怒，甚至遭受更多的身体病痛，如头痛、胃痛以及精力缺失。

这是生命中最残酷的讽刺之一。我所见过的最不幸的人是那些不遗余力地进行自我扩张的人——权威人士、电视中的高谈阔论者、媒体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他们时刻建立和推广自己的形象，但大部分时间却感觉很糟糕。

下面谈一谈名声的悖论。名声就像毒品和酒精一样，一旦上瘾，你的生活就不能没有它了，但你也无法忍受它。根据心理学家唐娜·罗克韦尔的研究，一些名人认为成名带来了“隐私的严重丧失”和“信任的失落”，但他们仍不能放弃。

然而处于危险中的不仅仅是名人，大众对名声的冲动也产生了一些惊人的创新。一个是电视真人秀，在节目中普通百姓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变成展示给别人看的表演。为什么？“被注意，被需要，被人爱，走进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关心你在做什么，甚至关心你中午吃的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想要的。”这些话出自之前红遍全球的真人秀节目《老大哥》中一个26岁的参与者。

然后就是社会化媒体。如今因为有了脸书、YouTube、推特之类的社会媒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个人的粉丝基地。我们可以通过惊人、有效的方式向朋友和陌生人传递我们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这对于保持与朋友的联系是有利的，但是也让每个人找到了追求人气的最佳方式。有证据证实了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幸的根源”。

这说得通。你最后一次看到有人在脸书上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是什么时候？“我的老板刚刚骂我懒！”“我的妻子觉得我对她已经失去吸引力了，因为我开始秃顶了！”“我的孩子数学考试不及格！”事实是，每个人都把自己与朋友徒步旅行的微笑自拍照发上去，他们构建了一种虚假的生活，至少是一种不完整的生活，然后与他人共享。

这样一来，其他人只能分享媒体“朋友”不完整的生活——然后把他们的幻想与我们的现实做比较。你想想看，这是一个有趣的体验：我们花了一部分时间假装比现实中的我们更快乐，而另一部分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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