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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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评传试读：
总序
张岱年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序石峻
熊十力先生，湖北黄冈人，早年投笔从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以后脱离政界受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校长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专心培育人才，研究理论学术。他刻苦自励，著作等身，是名扬海内外的哲人。
他早年曾经跟欧阳竟（渐）无大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过佛学，而且深有体会。但他并不一贯地相信佛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后来他对佛学，特别是大乘有宗法相唯识一派作了系统的批判。自然，他所批判的是否完全符合原意，那是可以商量的。过去也有人说熊先生是正统儒家。细想起来，这话似乎也不全对，因为他不是在一切理论问题上都遵奉过去儒家的学说。总之，他无论是对于佛家还是对于儒家，都可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既有所肯定，又有所否定。
如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是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而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失败的方面则是没有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人民大众依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此中更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不少原来的革命党人多热衷于争权夺利，生活也转而腐化堕落了，道德败坏得简直不成样子。
这个社会历史教训，对一向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的熊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慨然脱离政界，想专门从研究学术思想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改变当时那种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时期，他之所以要研究佛学，虽然有偶然的人事原因，但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改造人心来达到提高道德水平的目的。这本是过去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运动中激进派思想家谭嗣同乃至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学者章太炎等人所曾探索和走过的道路，熊先生也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下去，尽管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熊十力后来研究佛学久了，认识不断加深，终于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他开始下定决心，要从佛学中走出来，在思想上酝酿着如何有所转变的问题。后来便大胆地创立“新唯识论”学说。这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道路，断然与近现代的“中体西用说”、“国粹论”与“全盘西化论”都不相同。我们真可以说他是“独辟蹊径”。他博采各家之长，重新全面地加以改造，构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思想体系。即使对于儒家正统思想，该否定的东西，他也主张必须加以否定，决不盲目地跟古人一鼻孔出气。所以，把熊先生简单地称为“醇儒”或所谓“儒家正宗”，看来也不妥当。
总之，熊先生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不喜好依傍门户的哲学家、思想家，并非株守任何一部古典著作的专门家或某一学派的“经师”，更不是那种只会咬文嚼字的所谓“学究”。他很有抱负，很有气魄，非常自信，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骄傲”，做学问的态度又非常严肃认真。
熊先生学无常师，涉猎甚广。他一贯认为，有关宇宙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决不是单靠书本可以从字面上寻得的。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语言文字上表面的了解和那种对思想精神实质的体会。照他看来，一部书是真是伪，是中国人作的还是印度人作的，都不能成为衡量是非与有无价值的标准。他曾一再讲过，目前像某些外国学者，虽然懂得梵文、巴利文，但并不等于说他们真的懂得佛学。简言之，字面上的了解，决不等于哲理上的深通。他这种特别强调“得意”的读书方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熊先生虽一向主张青年们要博览群书，但他又再三强调精读有恒，并且提倡用现代的、活的语言来讲明中国古代的哲学。看来这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具体应用。
熊先生虽极力提倡作学问应当放眼世界，但特别注意着眼于古代中国哲学独到之处和优良传统，始终不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真不愧是一个爱国学者。
熊先生的学术思想同中国古代哲学有继承关系，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不能详说。仅以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之争而论，熊先生则比较接近陆象山“先立乎其大者”的思想，乃至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并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王船山的道器论、体用论、动静论等等，对熊先生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的。至于熊先生借用《易经》（包括《易传》）上一个“生”字来代替一个“灭”字，引证“生生之谓易”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入世思想来改造印度佛教宣扬的涅槃寂静的出世思想，则应当看作熊先生思想的核心。称实而论，他的所谓本体论证明，目的在于提高道德修养境界。
最后，可以肯定地说，熊先生是一位不断要求进步的爱国学者。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即注意改造主观思想意识居多，而注意改造客观世界偏少。他经常有“知我者希”之叹，这大概就是他思想局限性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苛求于前人，而应当认真地总结近现代中国理论战线上的思维教训。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宋志明同志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对于熊先生的学术思想，早有一系列专题论文发表。现在，他在总结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就《熊十力评传》一书，不仅资料充实，论点亦属公允。其中有贡献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者，当无疑义。是为序。1993年元月于北京PRÉCIS（英文提要）
This is a specialized book which falls into ten chapters. It fully describes and evaluates Xiong Shili，a Chinese Culture Expert and a famous modern philosopher，about his life，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s thinking，his scholastic system and its in fluence.
Chapter One“Rich Life”introduces Hsiung's life and process of thinking development. Xiong Shili（1885—1968），who styled himself Zi Zhen，was born in Huang gang，Hubei. Because his family was poor，he had been to school for only half a year. He learned mainly on his own. He took part in Xinhai Revolution when he was young. But out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orruption in the revolutionaries，he quit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urned to learning，he studied at the Nanjing China Buddhism Institute in 1920 and taught at Peking University as a lecturer in 1922. Thereafter he founded his thinking system“New Consciousness——Only Doctrine”.
Chapter Two“Into and Out of Buddhism”evaluates and describes Xiong's study on Buddhist ideas. He studied Buddhist books on Consciousness Only Doctrine for many years and was greatly infl uenced by them. However he could not accept idea the Buddhist of becoming a monk or nun and therefore began to doubt it. He foun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his new thinking by clearing Buddhism. His New Consciousness Only Doctrine receives wide criticism from most of the Buddhist scholars.
Chapter Three“Study on the Western Theories”describes Xiong's study on the Western philosophies. Hsiung was a thinker after the“May Four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He tried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at movement. He objected to overall westernization，Scientism and National Nihilism. From the viewpoint of oriental philosophy，he criticized Western ontology，objected to treating noumenon from objective way of thinking，emphasized the metaphysical meaning of noumenon to man. He also absorbed some think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rom Western philosophers like Russell，Bergson and Hegel in an attempt to unite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Chapter Four“Study on Chinese Learning”presents the ideas put forward by Xiong when he cleared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theories. He held that the Confucian School was the main for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the other schools all derived from it. The“Da Dao Xue”（大道学）founded by Confucius failed to pass on，while“Xiao Kang Xue”（小康学）was changed by the thinkers after Han Dynasty into a tool to serve the feudal dictatorship. The philosophers of Song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did something to reform ontology，but they failed to shake off the yoke of the feudal code. He stated that the true meaning of Confucism is to determine one's ethnic being and to impel humanbeing to develop towards a fair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Chapter Five“the Unity of Noumenon and Phenomenon”introduces Xiong's theory of ontology. In Xiong's opinion，there is no self-stipulation when material phenomenon and spiritual phenomenon are viewed separately. But when they are in one，they represent noumenon. Noumenon is the unity of continuity and intermittence which he named“Heng Zuan”（恒转） or“Life”. The lif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life of every one are all the same. He thought that non-organic material is another form of life. However only man can feel the existence of life. This kind of conscious life is what he called“Ben Xin”（本心） which is the kernel of his ontology.“Ben Xin”（本心），with the help of“Xi”（翕） splits the material world from the rest，and with the help of“Pi”（辟）makes the material world return to itself，it is a kind of idealist theory.
Chapter Six“‘Xi’（翕）and ‘Pi’（辟）Make Up Movement”presents Hsiung's conceptual materialist thoughts. Hsiung held that contradiction is to oppose each other；and yet also complement each other；and“Xi”（翕） and“Pi”（辟）are the very forms that refl ect this contradiction. He set righ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dialectics which had overstressed the conflicting relationship and he emphasized the internal unity of“Xi”（翕）and“Pi”（辟）. In addition，he studied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oumenon and function，time and space，existence and nihilism，quality and quantity，generality and individuality，cause and result，etc，and he touched some sides of the objective dialectics. He did not，however，imagine that contradiction is the cause of movement and thus turned to relativism from dialectics.
Chapter Seven“Man's two kinds of Cognitive Abilites”gives an account of Xiong's epistemology. In Hsiung's view，man has two kinds of cognition. One comes from one's“Ben Xin”（本心），which he termed as“Xing Zhi”（性智）. It is recognition of oneself from“Ben Xin”（本心） itself.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Ben Xin”（本心）can be proved. Another kind comes from“Xi Xin”（习心），which he named“Liang Zhi”（量智）. It is the knowledge drawn out of daily experiences by man，and it is also the sourc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apter Eight“Man's value”presents Xiong's view of Value and h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He thought that“Ben Xin”（本心）is the source of moral value and set self-improvement as his moral value goal. He added such contents as independence，self-determination，equality，etc into the Confucian thoughts and did his best to realize the change of value view. Meanwhile he still kept the Confucian theoretical feature of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self-cultivation.
Chapter Nine“Hsiung's later Years”tells of Xiong's experienc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his later years，he continued his revision of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wrote out such works as Noumenon and Function，Study on Confucism，The Concept of Heart and so on. He received good car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as elected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2nd，3rd，and the Fourth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Unfortunately he was Persecuted to death on the“Cultural Revolution”.
Chapter Ten“the Dissemination of his Thoughts”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infl uen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of his academic thoughts，and the evaluation and study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chapter also introduces briefly the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academic thoughts by his students Tang Junyi，Xu Fuguan and Mou Zongsan，and their own major academic opinions.
Appended to this book is the paper“Xiong Shili's Quest for Authentic Existence”by American Sinologist Du Weiming Also appended is Xiong's resume.第1章无悔的人生1.1 初涉人世
1885年春季，熊十力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一个贫苦的乡村私塾先生的家里。这个小生命来到世间，并没有给他的双亲带来多少欢愉，反倒添了几分忧愁，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也许是这个缘故吧，父亲和母亲竟没有记住他出生的日子。熊十力成了有名的学者后，朋友和弟子为他祝寿，他只好选定正月初四（即春节后的第三天）作为自己的生日，取其“一春占先”之意，讨个吉祥。
熊十力原名继智，又名升恒、定中。中年学佛以后，改成“十力”这个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十力”本是梵文Dasabala的意译，指佛或菩萨具有十种非凡的智力。熊十力字子真（亦作子贞），晚年自号漆园老人、逸翁。
熊家曾经是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熊十力的几代先祖都是读书人。他在绍述自己的家世时说：“我家几世学守礼”，“余先世士族，中衰”。熊家自何时中衰不得而知，但到他祖父这一代确实已一贫如洗了。祖父熊敏容已失去“四民之首”的荣耀，成了一位木匠。他靠着自己的手艺，在乡间走门串户，挣几个血汗钱勉强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熊十力在《先世述要》中这样形容祖辈的窘境：“余家世贫困……三世单丁，都无立锥地。”熊敏容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尽管囊中羞涩，生活艰难，他仍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供儿子读书。熊十力的父亲熊其相读书倒是很努力，却未能实现光复门第的梦想。他好学上进，用功甚勤，却厌恶科举。他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仅成了一位乡塾先生。“讲程朱学于举世陷溺八股之代，以作绅士、行敲诈为子弟及生徒戒。”他为人正直，同情贫苦乡亲，憎恨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丑恶现象，赢得了村民们的敬重。他对子女和学生要求很严，这对他们的成长无疑是具有良好的影响。他是一位好教师，一位好父亲。熊其相未能使家摆脱贫困，他唯一做到的是改变了“三世单丁”的境况。他有六个男孩，四个女孩。熊十力排行老三。这么多的嘴都要他供养，真够他受的，沉重的负担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纺织娘，没衣裳，泥瓦匠，住破房。”熊其相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这位教书先生的子女竟上不起学堂！大儿子熊仲甫勉强读了几年书，到十五岁便辍学务农，分担父亲肩上的负担。他只能在耕作之余读一点书。三子熊十力到了读书的年龄再也进不起学堂，八九岁便操起小鞭子，为邻居放牛，赚几斗米贴补家用。熊其相常年在外地设馆授徒，偶尔回家一次，教这个放牛娃识几个字，有时讲个历史小故事，算是对他的启蒙教育。
熊十力天资聪慧，记忆力、理解力特别强，接受这么一点点“启蒙教育”竟能很快地粗通文字。父亲发现他是个读书的材料，便在他十岁那年把他带到自己执教的乡塾中，让他旁听五经章句以及各种史籍的讲解。熊十力很喜欢听课，虽然他不是正式的学生，可是比正式学生还认真，全神贯注地听父亲讲课。
幼年时代的熊十力在读书听讲时特别喜欢动脑筋，提问题，不满足于字面上的了解。有一次，父亲给他讲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他听后突然问道：“是不是儒生们要造反？”父亲笑而不答，不过那神情已告诉熊十力，造反未必是坏事。也许就是这次谈话在熊十力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反叛意识的种子。
熊十力读书时感情十分投入，常常进入与书中人物共命运的境界。有一次，他在家夜读《岳飞传》，当读到岳飞被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惨死在风波亭时，他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竟号啕大哭起来，并愤怒地连声高喊：“杀死秦桧，还我岳飞！”全家人都在睡梦中被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跑到熊十力的房间里一看，才明白了。他费了许多口舌，劝了好大一阵子，才把熊十力从书中“拉”出来。熊十力对文史怀有特殊的感情，很喜欢读历史上的那些悲壮故事，读后常常感动不已，声泪俱下。他从这些历史故事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培养拳拳爱国之心，立下坚贞救国之志。岳飞等一大批民族英雄、仁人志士成为他心中效仿的楷模。
在父亲身边读书的一年是熊十力童年最快乐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父亲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不能躺下来养病，也无钱买药治病，只得硬撑着继续给学生上课。开始还挺得住，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咯血，虚弱的身体迫使他不得不辞去从事多年的教职。1896年夏季，他拖着病躯离开塾馆回家养病，企盼着病情好转。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躺下之后再也无力爬起来了。病情日益恶化，他终于在秋冬之交撇开妻儿老小，撒手人寰。
在弥留之际，父亲把年仅十二岁的熊十力唤到病榻旁边，望着儿子那瘦小的身躯和那双深邃的大眼睛，蓦然从心里升起一股不可言状的遗憾。他喃喃地说：“看来你书是读不成了，这么瘦弱的体格也干不动农活、重活，还是学个裁缝手艺，混碗饭吃吧！”熊十力好像一下子大了许多，听后激动不已。他当即向敬爱的父亲立下誓言：我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不放弃读书，“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父亲临终留下的遗言是：“穷于财，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与意志。”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深深刻在熊十力的心田，成为他终身不忘的座右铭。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陈氏也离开了人间。父母双亡，大哥熊仲甫担负起一家之长的责任，照顾熊十力的生活起居。熊十力离开心爱的学堂，又一次拿起鞭子为人家放牛。他没有忘记在父亲临终时自己立下的誓言，虽失学但不“废学”，学着哥哥的样子，一边放牛，一所读书，常常学习到深夜。熊仲甫夫妇为弟弟的好学精神所感动，想方设法让弟弟复学。熊仲甫带着弟弟找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的家，恳请何先生收留熊十力在他的塾馆读书。何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很快喜欢上这个天资聪慧的学生，还破例免收他的学费。可是熊十力在田野中自由自在惯了，不耐塾馆规矩的约束，他读了半年就离开了塾馆，仍过着一边劳动一边自学的生活，有不懂的地方便到塾馆中向先生请教。这半年塾馆学生是熊十力在少年时代唯一的正式学历，而何先生则是他拜的唯一的老师。熊仲甫在农闲的时候，常常同一些读书人来往。有时他也带着熊十力到朋友家聚会。通过哥哥的关系，熊十力结识了邻县具有改良思想的孝廉何焜阁先生，还结识了何自新、熊岳如、张海涛、王汉等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这些人后来在辛亥革命期间都成了熊十力的战友。
熊十力十几岁就丧失双亲，哥哥对他管约亦不严格。这样的环境使他养成敢作敢为、狂放不羁的性格。他曾闹庙打破菩萨的泥像，还曾脱光衣服赤条条地躺在庙中香案上睡觉，来人也不回避，坦然自若，颇有晋人刘伶“以天地为屋，以屋舍为衣裤”的狂士风度。他是乡间有名的“熊大胆”。有一次，谣传熊家堰回龙庙夜间闹鬼，同乡熊岳如和李圣贞想试一下熊十力的胆量，便对他说：“我们白天在庙中五圣菩萨神龛前放五串铜钱，你敢不敢在半夜里取回来？”“那有什么不敢！”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的熊十力慨然应允。半夜里，他一个人摸黑闯入“鬼”庙，取回五串铜钱，顺手还扭断泥菩萨的一只手带了回来。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熊十力的学问大有长进。对于经史诸子百家均有所通晓，诗词歌赋也背了不少，文章写得也颇像样。他是自学成才的，没有受旧私塾陈规陋习的束缚，思想放得开，善于独立思考，颇有“六经皆我注脚”的气度，不是那种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到十六七岁时，他开始形成最初的哲学信仰。他特别喜欢读明代学者陈白沙的书。熊十力晚年在回顾自己当时读书的心情时说：“忽起无限兴奋，恍如身跃虚空，神游八极。其惊喜若狂，无可言拟。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1)这大概就是理学家常说的“自识本心”的境界吧！陈白沙是中国明代著名哲学家，名献章，字公甫，号百斋。早年学宗朱熹，后来服膺陆学，以心为其哲学出发点，突破朱学的藩篱，建立明代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心学体系。他认为心“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2)。陈白沙哲学前承陆九渊，后启王阳明，是陆王学派的中间环节。熊十力对陈白沙的欣赏态度对于他后来成为“新陆王”型儒家学者无疑具有导向作用。
熊十力在少年时代虽未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但由于他多年来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自学，基础打得也不错。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家的入世精神。他曾把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在自己的书桌旁，时时以为警策。通过多年的自学实践，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勤于思索的治学作风。这是他日后成为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总之，少年时代的自学生涯为熊十力一生的为人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下，他发爱国爱民的仁心，为挽救民族危亡敢于投身辛亥革命；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他融通中国、印度与西方之学，创立了独具一格的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1.2 戎马青春
熊十力在少年时代所接触的学问大抵没有超出儒家正统思想的范围。步入青年时代之后，他开始接触新学，眼界大开，诚心服膺，一度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叛逆。他不满足于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开始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他要在社会大课堂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邻县孝廉何焜阁是帮助熊十力打开眼界的人。何焜阁去过北京，他听到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事，非常高兴，以为找到了一条救国之路。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何焜阁开始接受西学。每逢到省城办事或会考，他都要买回一些“格致启蒙”一类的新书。他不但自己读，还向朋友们推荐，他的寓所成了当时传播新学的小图书馆。熊十力经常到何家去借书、读书，贪婪地吞噬他所能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他的思想平生第一次受到强烈震动，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儒家正统思想并且萌发反叛意识。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变化：“得一格致启蒙，读之狂喜，后更启革命思潮。六经诸子，视之皆土苴也；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詈。”(3)中西两种文化在他的心中发生激烈的撞击与冲突。同当时的激进青年一样，他断然采取以新学否定旧学的立场。
不过，他并没有同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他在批评儒学正统思想的同时，也注意从前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他特别喜欢读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毁家纾难，曾在苏州、昆山等地组织武装力量抗清。事败后他奔走于大江南北，旅居齐、燕，游历西北，联络有志之士，著书立说，始终不向清廷屈服，他写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开清代朴学实学之风。王夫之也是明清之际的抗清志士，明亡后隐伏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奋笔疾书，写出《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通》等大量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熊十力服膺顾炎武、王夫之的学问，更敬佩他们的为人。他决心以他们为榜样，投身革命，推翻清廷，重振中华雄风。如果说新学是推动熊十力走上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思想动力的话，那么顾、王等人的学说则是另一个思想动力。
当然，促使熊十力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国势日益衰微，中华民族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4)在帝国主义淫威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卑颜奴膝，抱定“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宗旨，甘心做列强的“守土官长”，早已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戊戌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维新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除非革命，别无选择！这股革命思潮强烈地撞击着青年熊十力的心扉。
1900年，年仅16岁的熊十力便与同县的何自新、圻水的王汉等热血青年结伴同行，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来到省城武汉闯荡。他们联络四面八方的志士同仁，共图革命大业。为了生存，熊十力不得不去做苦工。有一次大哥熊仲甫到武汉看望他，看到弟弟那瘦小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禁不住流下心痛的泪水。熊十力倒是满不在乎，反倒劝哥哥说：“吃点苦算什么，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反清革命应当从何处下手？何自新认为宣传主义、建立团体、鼓动群众最重要，于是，他进入文华书院，拿起笔杆子，以教学为掩护，物色四方豪俊，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熊十力则认为，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1901年，他毅然决定从军，入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又称凯字营）当兵，打算从新军内部拉起一支革命队伍。熊十力拿起枪杆子，也没有放下笔杆子。他白天参加操练，夜间读书学习。他经常向士兵们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内外形势动态，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堕落，鼓动大家调过枪口投身于革命事业。有一次，熊十力写了一篇短文，痛斥清鄂军统制张彪，并大胆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张贴在军营的揭示板上供大家观看。张彪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派人抄录下来呈报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严惩。文人出身的张之洞读后觉得文笔通顺，文章组织得不错，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能达到这样程度也不简单。他居然没有生气，对张彪说：“这不过是小孩子胡闹罢了，何必计较！”并不予追究，张彪讨了个没趣。1903年，熊十力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仁字斋，成为一名既学文又习武的学生兵。这为熊十力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他经常来往于学堂与军营之间，秘密串联，暗中积蓄革命力量。
熊十力的好友何自新在“宣传主义、建立团体、鼓动群众”方面也很有成绩。1904年，何自新联络在武汉的革命志士，经过秘密协调酝酿，在武昌多宝寺建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何自新任文牍，胡瑛任招待兼庶务。1906年3月，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成立日知会，并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建立联系，负责领导全省各地的革命运动。熊十力经何自新介绍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日知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之一。为了扩大日知会的影响，熊十力与熊飞宇、邱介甫、童愚等人商议，决定在黄冈籍的士兵和学生中建立一个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叫作“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讲习社采取传统的兰谱作为组织形式，互相交换帖子，上面写着自己家族的谱系，结拜为盟兄弟。每十人为一谱。平时以谱为单位开展活动，每逢周日全社人员集中起来，开展大型的宣传讲演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交流活动信息，商议行动对策。熊十力是讲习社的主要领导者。为了搞好讲习社的工作，他全力以赴，发通知，策划行动方案，主持社务甚为得力，赢得了全体社员的拥戴。在他的领导下，讲习社发展很快，参加者已超出黄冈籍的范围，其他县的同道者也纷纷加入。讲习人数最多时达到百余人，成为日知会一个很强的外围组织。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有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革命形势有如星火燎原，发展很快。革命党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要想夺取胜利，非采用暴力不可。1906年春，日知会的同志得知清廷户部侍郎铁良南下催逼田赋将至湖北的消息，决定采取行动，暗杀铁良，以打击清廷的反动气焰。熊十力的好友王汉奋勇当先，争取到这项任务。他身藏手枪，跟踪铁良，待机行事。铁良乘坐的火车停在河南彰德站，他走下车来。王汉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拔枪连发三弹。虽命中铁良，可惜未击中要害。大批军警立刻向王汉围了过来。王汉无法冲出重围，也不愿落入敌人之手，便愤然投井自杀。战友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熊十力悲痛万分。他为战友的果敢行为感到骄傲，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他奔走革命，呼号更疾。
鉴于革命形势日趋高涨，1906年夏季熊十力打算策动兵变，举行武装起义。他的设想是：第一步，秘密联络荆襄、巴、粤、豫等地的革命会党以及洪门哥老会，首先发难；第二步，乘清廷派兵围剿之机在武昌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占领中心城市并且尽快扩大战果，争取割据一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第三步，会合各路义军，共同北伐，直捣北京，一举推翻清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宏大的计划，他在军队中积极活动，联络同仁，传递消息。不料走漏了风声，被清军军监刘邦骥侦知。刘急报鄂军统制张彪。张彪立即下令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马上逮捕熊十力。幸亏在黎部任督队官的日知会成员季雨霖事先知道消息并通知熊十力，才使熊十力得以逃脱。熊十力在何自新一家的掩护下，藏在何家的天棚中十余日。避开风头之后，他化装成一位来省城看病的乡下妇女，由战友们抬到武胜门江边，租一条小船，顺长江而下，秘密返回故乡黄冈。为了躲避军警的追捕，他化名周定中，住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以教书为掩护，仍旧从事革命活动。张彪没有捉到熊十力，十分恼怒，他竟悬赏五百金求购熊十力的项上人头，还下令查封熊十力创办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以泄心中之恨。
1911年，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熊十力得到消息急欲奔赴武昌，无奈交通已中断。他随着家乡起义军的队伍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战役，随军回师阔别已久的武汉，并立即参与湖北革命都督府的组建工作。都督府成立以后，他担任参议。辛亥首义告捷，熊十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十二月的一天，他与好友吴崑、刘子通、李四光等黄冈同乡在武昌雄楚楼聚会，共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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