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和解三部曲”（套装共三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德斯蒙德・图图,奥比·萨克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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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和解三部曲”（套装共三册）试读：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导读修复未来熊培云

每个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书作者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自尊、爱与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即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当然它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在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第3—5页）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是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深刻地认识到潜在的危险，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一座新的废墟，那么宽恕与和解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是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大主教的这种忧虑及其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后德克勒克时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这古老的诅咒，他们弃绝了冤冤相报，而是选择了宽恕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修复未来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第34页）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着想，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与此相比，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努力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在图图看来，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样是重要的。宽恕并非不问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有关他“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切。

萨克斯是犹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经因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国外的时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条件是，作恶者必须说出真相。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

这是一个暗含隐喻的姿势——萨克斯没有用幸存的胳膊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它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同样注重修复的价值。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挤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不会有。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在特定期间内（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并且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出于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

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要将自己和同僚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本套译丛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当是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关内容，我还会在另两本书的序言中加以补充。倘若读者能够静心阅读并体会个中精义，并让它们长存于心，这也算是译介者为这个国家播撒一些面向未来的种子，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宽阔前景。2014年8月6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中文版自序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访问伟大的中国时，就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深深地打动了。譬如为了工作，工人们到晚上还在探照灯下忙碌于建设工地上。更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慷慨大方，这从我和妻子得到惠赠的礼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体会到了这种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却并未心怀怨毒和仇恨。我还耳闻了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骇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却再次让我惊讶万分，他们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怨恨或报复的情绪，尽管他们曾无端遭受过来自同胞的无法言传的伤害。我要向他们的宽容大度表达我的敬意。

但我却不能肯定，在最终的意义上这就是迈向未来的最好途径。我对把过去扫入角落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们有种怪异的力量，能够重现并长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在南非就有这种感受。英国人和布尔人曾试图欺骗自己，在上上个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当时英国人把很多布尔人妇女和儿童都送进了他们发明的集中营。双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处，然而不断发生的事端却表明，这种友好只是一种假象。一位年轻的布尔人小伙子告诉我，无论何时听他祖母讲述那场战争，他都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再打一次布尔战争。他们需要有一天通过恰当的途径最终与这段历史告别。

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就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坏性。这样做，和平与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护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但是，夫妇之间发生争吵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难道他们不会和好吗？难道道歉的一方会有失面子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关系就不妙了。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足轻重的人吗？

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鲁刚 译）

献给南非的妇女和“小人物”们第一章转折点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乔治·桑塔亚纳

1994年4月27日——这是我们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为了这一天，我们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泪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与皮鞭的毒打；为了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离监禁、被处以死刑或被迫流亡。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们终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参加第一次民主选举。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

充满兴奋、期待、焦虑乃至恐惧的气氛令人心惊魄动。是的，人们害怕那些发誓要破坏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恶阴谋可能得逞。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和往常一样，清晨起身，静思和散步，进行晨祷，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礼拜堂领圣餐。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儿女的鲜血，它是如此悲惨的一块国土，我们企盼着在它历史上这非同寻常的一天，局面能够尽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夜，暴力变成了一种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时刻之前，M. 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胁着不参加选举。我们全都下定了决心，准备面对最残忍的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堡垒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和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该省的对抗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杀戮，政治上的极度不宽容令人震惊，已有无数人为此丧生。局势之严重，无以复加。我们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不知道这次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万幸的是，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全国上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终于就要开始采取一项政治和公民行动了，这在那些正常的国家里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选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点的暴力和混乱。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我的内心深处怀着死结一般的忧虑。那天早上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挫败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阴谋。在过去种族隔离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经布道说：“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时当邪恶似乎就要压倒善良时，我只能紧紧抓住这一条教义，好像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边悄悄说：“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让你的主宰更明显一点吗？”

早餐后，我们驱车出了开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此度过了他获释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离开了周围绿树成荫的富人郊外居住区。我已决定要到贫民城镇去投票。这样做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日复一日生活在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时，根据种族分隔居住区的“社团区域法”仍在执行。即使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又担任了南部非洲圣公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进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许证，使我免于社团区域法的管辖。但是，在我当选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请这样的特许证。我说我是大主教，应当住进大主教的官邸，种族隔离政府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并未因违反了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诉。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乐图，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小镇，火柴盒式的房子一排接着一排，单调乏味。那里已经排起了等待的长队，人们兴高采烈，但也得有极大的耐心和相当的幽默，才能忍受得了漫长的等待。我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是新闻热点，很多海外的朋友也亲临现场，作为观察员监督选举是否公正和自由。但他们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们就像接生婆，帮助着一个稚嫩的新生命——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新南非的诞生。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陶醉于这种梦境般的幸福之中，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投票后我走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像是欢度节日。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说明那些生来就备受压迫的人，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变成了无名氏的人——变得无名无姓、无声无息、身在自己的祖国却被忽略不计、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欺侮的普通民众——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种族隔离制的奴才们、被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却不惮享受种族隔离为其带来的巨大特权和好处的人粗暴践踏，原因仅仅是他们偶然的出身，一个毫不相干的生理因素，即他们的肤色。

我决定驱车在周围转转。所见所闻令我惊叹不已。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这些长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但在当时却又是那么脆弱。警察和保安部队可能非常紧张，但他们并不惹人瞩目。只消几个疯狂的极端分子、几支AK-47冲锋枪就足以造成巨大的混乱，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各处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不是选票不够了，就是缺了印台，还有些官员在规定的投票时间几小时后方才到场。人们的耐心令人叹为观止。全局性的灾难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并没有发生。

这是一幅令人惊异的场景。各种族的人们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专业人士、佣工、清洁工及其女主人——所有的人都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慢慢走向投票箱。可能发生的灾难看来却是一个福音。这些队伍在南非创造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身份象征。人们后来夸耀说：“我站了两个小时才投上票”，“我等了足足四个钟头！”

漫长的等待让我们南非人重新找回了彼此。人们传阅着报纸、分享着三明治、遮着同一把阳伞，等级在他们的眼中消失了，南非人找到了南非人同胞，意识到了我们曾费尽心力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即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民族、种族、肤色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有色人、一个黑人、一个印度后裔或是一个白人。不，他们发现的是人类同胞。白人认识到黑人、有色人（常常是混血）、印度后裔原来也是人，也和他们一样，同样有情感，有忧虑，有期待，这是多么重大的科学发现啊！这些人也想有个像样的家、一份好工作，也想家人有个安全的环境、孩子有个好学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把白人赶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

无论在哪里，选举都是世俗意义的政治事件，但我们的却远不止于此。我们的选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一种登临顶峰的精神感受。走进投票站时黑人是一个人，走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走进去时，她满怀仇恨、背负着压迫的重担，她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视为粪土，这种记忆像强酸一样侵蚀着她的心。她重新出现时，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头昂得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脚步是那么轻快。你如何传达那种如同第一次尝到蜜糖滋味一样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来自由的人形容这种感觉呢？不可能，就好像无法跟一个天生的盲人讲清什么是红色一样。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白人走进投票站时，则为自己曾享受过压迫和非正义的果实而满怀负罪感。他走出来时也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放下了负担，获得了自由。白人体会到自由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种族隔离压迫的黑暗岁月，我一直在说，如果黑人没有自由，南非白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图图的另一条口号，和其他口号一样靠不住，而今天这却变成了人们亲历的现实。我常常提起一部由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引人入胜的老电影《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片中两个囚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从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中逃脱出来。他们铐在一起，掉进了一个沿壁很滑的深沟。其中一个费力向上爬，几乎爬到了沟顶，但却无法爬出去，因为他和仍在沟底的同伴拴在一起。要想成功，他们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起向上爬，最终爬上沟壁，逃脱出去。

因此，我要说，我们南非人只有一起生存和成功，被环境和历史绑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向上爬出种族隔离主义的深渊。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上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实践马丁·路德·金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否则我们就会作为傻瓜一起灭亡。”

4月27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竟是在没有我们所害怕或他人所预期的破坏行为的情况下结束的。选举被宣布为公正和自由的。赞美上帝，我们欣喜若狂，我们成功了！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新南非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上当选为总统。然后，我们参加了开普敦市政厅外的大游行。街上人如潮涌，与迎接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极为荣幸地将新总统和他的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F. W. 德克勒克——介绍给了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和整个世界。当我将曼德拉引向主席台，把他交给人民时，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今天，我们正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中体会这一点。选举之后，许多南非人发现民主和自由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帮助他们打开了过去曾经紧闭的大门。曾把我们当成贱民一样对待的国际社会，此刻向我们敞开了胸怀。我们重新回到了英联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和祈祷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帜被举上圣坛，加入了英联邦国家的行列。曾在许多赛事上抵制我们的体育世界向我们展开了迎宾的红地毯。南非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历。他们的国家如今尝到了新生的滋味。南非人以往在国外旅行总是鬼鬼祟祟，总是尽量掩饰自己的国籍，生怕被人拒之门外。而今他们则昂首挺胸，把国旗骄傲地别在衣领上、卡在行李上，向所有人宣示他们来自南非这块土地，告诉大家他们已经打破了末日将临的一切预言，并且不同寻常地实现了从压迫和非正义向民主与自由的和平过渡。

当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时，可能整个世界都为之停止了运转。即使没有停止，本来也是应当停止的，因为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齐聚比勒陀利亚，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在这个历史性的就职日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是南非空军战机释放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烟雾从空中掠过向新总统致敬。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场的南非人，我想特别是南非黑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们似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些长期以来在我们头顶耀武扬威的战争机器，现在是我们的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了。这的的确确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我们的国家了。

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大女儿陪伴下到场时，保安部队、警察、监管机构的首脑正步走到他车前，向他敬礼，然后护卫着他们的国家首脑继续行进。这一时刻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仅仅几年之前，他还是他们的囚犯，而且被当做恐怖分子遭到追捕。这是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啊！他邀请他的白人看守作为嘉宾参加了就职典礼。这是他以自己的惊人方式做出的许多姿态的第一个，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将敦促同胞们为和解而努力，他将成为推动和解的强大力量，而和解将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他已经指定由这个委员会来处理我们国家的过去。这个曾经被污蔑诋毁、被当做危险逃犯遭受追捕的人，转而成了宽容与和解的化身，让那些曾经仇恨他的人心悦诚服。囚犯变成了总统，为全世界景仰、赞美和当做英雄般崇拜，成了国际上最受尊敬的国家元首。南非从未像1994年4月以后那样接受过如此众多的国事访问。几乎每一个国家元首都希望和我们的总统合影留念。

然而，我们还是不由得担心，这一切会不会在我们眼前破灭。我们害怕国内某个地方的某个狂人可能会肆意妄为，颠覆整个谈判进程。但是没有发生。有很多事情出了问题，有些明显是蓄意破坏整个计划，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阻止国家前进步伐的事件。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眼前。他们见证了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多少人担心和预言的恐怖血洗没有发生，这些令人吃惊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共同成就了相对和平的过渡和权力的转移。

我们在对非正义、压迫和邪恶的抗争中大获全胜，我要在此对国际社会说，没有你们的帮助、祈祷和对我们事业的支持，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以极大的荣幸代表千百万同胞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胜利真正就是你们的胜利。谢谢！”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说：“现在对南非产品的抵制已经解除。”讲话后，一位中年妇女凑过来对我说：“大主教，我听了您的讲话，的确心悦诚服。但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抵制南非货，我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抵制南非货。所以即使现在买南非货时，我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的整个人都在说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想恐怕没有哪一种事业能像反种族隔离那样唤起那么巨大的热情、那么无畏的献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得到那么多人、那么长期的祈祷祝福。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奇迹要发生，则非南非莫属。

在我当选为大主教时，我为自己在任期内确定了三个目标。其中两个与圣公会（新教）内部工作相关。其一即接受妇女担任牧师职位，这在1992年得到批准，我们的教会也因此更为充实，更为祥和。另一目标是将大而无当的主教教区分解为较小的传教单位（我未能得到教会的支持）。第三个目标就是解放我们的人民，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我们在1994年做到了。

因此，我的妻子丽雅和我可以欢欢喜喜等着我1996年退休养老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从种族主义的镣铐枷锁中解放出来。

1975年我成为约翰内斯堡教长后，就以公开明确的立场参与了斗争。1976年我曾致信时任首相的沃斯特先生，警告他黑人社区的愤怒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对我的信不屑一顾。几个星期后，索韦托发生了暴动，南非从此再也不是从前的面貌了。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了20年之久，现在政治进程已经实现正常化，我也该退出中心舞台了。

我实在太向往老公民的退休生活了，但却没有料到，我们的主教会议、总统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合力打破了我们尽善尽美的退休计划。第二章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第三条道路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少数白人独霸政治权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种权力和特权。他们用邪恶与卑劣的手段维持着高压统治。这些白人利用所谓“单肤色统治”制度，声称人的价值在于其特定的肤色、种族特性和人种。既然具有这些特质的人为数不多，单肤色统治也就只能属于全体人类中有限的少数人了。

在古希腊，本来聪明睿智的亚里士多德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认为人的特性并非每个人都普遍拥有，因为奴隶就没有这样的特性。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居然没有注意到其观点的无比荒谬。他的主张一定让奴隶主大感宽慰，因为既然奴隶不像他们一样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奴隶也就谈不上残酷，而是心安理得的了。（如此说来，重获自由的奴隶会突然间得到人性！）古人相信如此不合理、不道德的思想尚可原谅，但种族隔离的实施者却不是蒙昧的异教徒，因此不能以无知来开脱。他们声称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更有甚者，他们还是基督教徒。这是他们在反对制裁时竭力强调的一点。他们还成功地说服了轻信的西方，使其相信南非实际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抗苏联共产扩张主义蹂躏的最后堡垒。他们读《圣经》、去教堂——他们居然去教堂！我记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驱车经过一个荷兰新教教堂。她是家庭佣工，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教堂外的停车场上泊着几十辆车，我指着这些车说，布尔人显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诚礼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轻声说：“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我也会经常来做礼拜的。”

我们的人民常常对这不可思议的现实感到大惑不解，那些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的人居然不是未开化的异教徒，而是自称为基督徒、和他们读同一本《圣经》的人！因此，种族隔离的鼓吹者真的无法为其怪异的主张找到借口。他们和我们同读的《圣经》讲得非常明确，赋予人类——每个人都不例外——以无限价值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生理或其他外在特质。不，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整体。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总督、上帝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任何人就是名副其实地亵渎上帝，就是向上帝的脸上吐唾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着满腔热情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在非正义和压迫的情况下，《圣经》成了最具颠覆性的书。

我们常常试图指出种族主义的荒谬，希望我们的白人同胞能够感到羞愧，并放弃这荒唐可笑的东西。例如，我会说我们不妨用大鼻子来代替肤色，因为我自己有个大鼻子。假设某大学不是像种族隔离制度下专为白人而开，而是为大鼻子设立的，首要的要求是鼻子要大，而不是学业。如果你不幸天生有小鼻子的残疾，就必须向小鼻子事务部申请批准进入专为大鼻子开设的大学学习。大部分听了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它的荒唐和愚蠢笑得前仰后合。如果现实也只是个笑料就好了。

我父亲是小学校长。尽管做佣工的母亲几乎没有文化，家庭收入也微薄得不值一提，但在种族隔离被国民党政府制度化、系统化之前，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庇护，免受了南非种族主义最严酷的迫害。我没有什么政治意识，甚至认为种族主义的秩序是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不要多事。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极好地调整了自己，适应了哪怕是极端恶劣的环境。我们住在芬特斯多普。这个约翰内斯堡西边的小镇，后来因成为新纳粹布尔人（AWB，或阿非利卡抵抗运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对种族隔离的有限改革）的总部而臭名昭著。我常常从贫民窟到白人镇上为父亲买报纸。我总是能看到流浪儿在白人学校的垃圾桶里翻腾，并常常能够找到白人孩子丢掉的完全可以食用的苹果和三明治。白人儿童更喜欢妈妈为他们准备的食品，而不是政府为他们（不包括黑人儿童）提供的免费午餐。种族主义的畸形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没有需要、自己可以负担得起食品的学生可以得到免费食品，而那些急需高质量食品但买不起的孩子反而得不到免费午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权无势，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是隐形人，只有让他们干活时，而且常常是做仆人时，才被人想起。我注意到了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但不敢说那给我留下了什么不可磨灭的记忆。只是很久以后维尔沃德博士对黑人实施所谓“班图教育”的劣等教育制，并停止在某些黑人学校发放免费食品后，我儿时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这种相当经济但可有效帮助最贫穷的人们战胜营养不良的做法时，维尔沃德博士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尽管他的话完全符合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无理逻辑。他说，如果不能人人有饭吃，那么就谁也别吃。这真是登峰造极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救治那些患了肺结核的人呢？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能救治所有病人，我们就不该只救治其中一部分病人。之所以有这样肆无忌惮的一派胡言，就是因为受害者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无法把你选下台。

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被捕。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即使解释你只是出来买包烟，通行证忘在办公室的西装口袋里，也无济于事。整个制度就是要剥夺你的自我价值。黑人没有权利进入城区，能进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否则就得加入蔚为壮观的戴上了手铐的违法者的长队，而警察则等着凑满足够的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辆辆军车。这一切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当众侮辱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军车叫做载人面包车或Kwela-Kwela（来自警察用科萨语向他们的俘虏叫喊的“上来，上来”）。堂堂正正的人被关进惯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办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两分钟，一种“载人传送带”式的正义。未及他们叫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这些人就已经被认定有罪，并判处了过重的罚金或监禁。这种违反人权的遭遇是几乎每一个黑人都曾经历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陪伴做老师的父亲进城。当他也被毫不例外地拦住时，我的心里是多么为他难受。不过也有蹊跷的事。由于他受过教育，他有资格享受所谓的“豁免”，普通的通行证法对他不适用，他享受其他黑人没有的特权，即可以购买专供白人的酒而不必担心被捕。但为了让警察知道他享受豁免，就必须携带并出示他的高级文件——豁免证。因此，他也无法免遭被拦住去路、被喝令出示豁免证的当众侮辱。这让我感到恶心。

我们的许多邻居还遭受了更侮辱人的入户通行证检查。家是一个人的堡垒？根本没有这回事。警察专挑最能让人烦的凌晨时分闯进来，大叫大嚷着把人们轰下床，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Kom, Kom―maak oop, julle verdomde kaffers.”（快点儿打开！你们这些可恶的黑鬼！）衣不遮体的母亲惶恐地瑟缩着，孩子们发出尖叫，做父亲的则无力地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男子气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丧尽尊严——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在法律的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三等公民的最低权利。

降临到头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骚扰、琐屑的无礼行为和细碎的侮辱——尊严不总是被踩到脚下，也不总是被长筒皮靴践踏，尽管这样的情况也同时存在。比如陪父亲去商店时就经常碰到。父亲是个有教养、有尊严的人，但柜台后面的小丫头竟张口叫他：“嗨，小子！”她这样做仅仅因为她是白人。我的心为我的父亲死了许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强扮笑脸讨好没有家教的坏孩子。我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到别的商店，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有时也有例外，但罕见得如炼狱中的冰雪。这种待遇贬低了我们的人民，深深地侵蚀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担任教长、后来担任大主教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丽雅和我须经“批示”方可进入城区。我们必须到土著人事务专员办事处，在通行证上加盖适当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职期间允许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许多黑人必须排长队等待，而白人主子们要么在谈天、要么读报、要么饮茶。等他们终于屈尊办案时，也从不会以礼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让本来已经晕头转向的乡下人更加无所适从。黑人官员的态度稍好一些。丽雅被允许作为我的配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遭受的是双重歧视——作为黑人，还作为妇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在政府眼里，关键在于你是黑人，这是最重要的事实，而不是你其实也是人。如此这般，即使我担任约翰内斯堡的大主教并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在紧急状态下，我的夫人和女儿也有被拦截并在路边被当场搜身的可能。由于我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她们得以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进行搜身。如果这是他们给予黑人名人的惯常待遇的话，那么对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我自问，当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总报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后来成为宪法法院副院长的帕埃斯·兰嘉大法官讲述了他作为一个黑人的经历。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统打交道还是……1956年在德班当工人的时候。正是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记法》第30号的某些条款、1945年的《土著合并法（城区）》第25号以及当时其他歧视性法律所带来的痛苦、愤懑和侮辱。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我为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种族这个因素可以决定我应该住在哪里、可以在哪儿工作。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许可证才能到城里和父母一起住。……我正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认为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什么都无法阻挡，但是我错了。我的梦想遇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它在我的周围精心构筑了无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环境，其意图就是要打击像我这样希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证法和进城控制条例是影响我早年生活的整个法规体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排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长队。排到头时，一般遇到的都是蛮横的小干事或官员，或许在你的“dompas”（当地指通行证的土话）上赏你一个什么验证章。进城控制办公室的整个程序令人痛苦而屈辱，有些方面甚至给成千上万受其管辖的人造成了深深的侮辱。我记得作为一个17岁的孩子，我不得不扭过头去，把眼光避开那些赤身裸体的成年人，徒劳地希望以此为他们挽回一点尊严。我们排在队里的人都必须裸体，以方便这种有辱人格的检查。如果在许可证的期限内没有找到工作，就可能被土著事务法庭宣布为“闲杂班图”，面临被发送农场居住地的可能。许多人被送上这个法庭，并因为未能及时出示身份文件而被判刑……

但是，把这些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和压迫性法律写入法典只是一个方面。其丑恶性又因执法的白人和黑人官员的粗暴、残忍和麻木而变得无以复加。这是一种对前来办理手续或求助的人的敌视和威胁的文化。当局的面目是对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们的战争面孔，而人的尊严则是战争的牺牲品。

1948年当政伊始，种族隔离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过程。他们废弃了许多黑人城镇，搬迁了许多安居的社区，把上帝的子孙都扔到了与垃圾场毫无二致的班图斯坦黑人定居区。垃圾可以扔，人是不能扔的。但这恰恰就是他们给予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待遇，而这些人的罪过是生为黑人。他们把我们当物件对待。我们有一首战斗歌曲：“Senzenina？—— Isono sethu bubumnyama”（我们拥有什么？——生为黑人就是我们的罪孽）。国民党把种族隔离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在居住、就学、娱乐和工作上均被隔离。我们被禁止跨种族婚配，跨种族的性事是禁忌，混血婚姻也是禁忌。就业保留制使黑人无法从事某些专为白人保留的职业——而今天他们则在大喊这样的做法“令人恶心”。

3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无情的社会工程试图搅碎南非这块各种族融合而成的蛋糕。这些仅仅是统计数字，但强制迁移计划的受害者却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丽雅和我是在约翰内斯堡以西19公里处的黑人小镇蒙谢韦尔的罗马天主教堂结的婚。那座教堂连同许多居民住宅都被夷为平地，因为蒙谢韦尔注定是要拆毁的。这个行动是个走调的音符，是本应成为一片洁白百合的地区的一个污点。只是由于雷昂·维塞尔斯的干预，蒙谢韦尔才得以幸免。他是国民党议员，后来为种族主义深表歉意，并出任为我们制定了出色宪法的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但是，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么幸运。我生活或学习过的地方至少有五个——例如索菲亚镇——就未能幸免。有一个人在约翰内斯堡当花匠，在一个村里为自己修建了一个不错的小家。一天听说他家的村子宣布要拆除，整个社区要迁移，他请求给他个照顾，并得到批准，他想亲手拆掉自己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小窝。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吊死在树上。他无法承受，他自杀了。

开普敦的桌山脚下，是市里最为热闹和时髦的部分，叫做第六区。过去这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种族聚居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和睦相处，没有什么种族主义事端。后来，国民党掌权，通过名称古怪的“社区发展部”，以种族和睦的名义，宣布第六区必须关闭。于是，有色人和非洲人都被迁移到离他们工作的市中心数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迫从宽敞的宅院搬进一个贫民小镇拥挤不堪令人窒息的火柴盒式的房子里。我担任大主教不久，就访问了邦特赫维尔，一个种族隔离的毒瘤。在其中一个极小的蜗居里，住着我们教区的一个教友。老人1960年从第六区迁到这里，而当时已经是1986年了。那些没有打开的塞满家什的盒子箱子，在简陋的房子里摊得到处都是。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打开时，他回答说他等着回到第六区的家。那350万人就是这样的人。老人怀着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箱子依旧没有开启。

有人制作了一个题为“第六区”的音乐剧，描述开普敦这个区域的繁华以及后来如何屈从于种族隔离的疯狂。我的一个属下儿时曾住在第六区，看完表演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禁不住流下了怀旧的泪水。他母亲晚年时曾对他说她想回家，意思是要回到她第六区的旧宅。史蒂芬·奈都和他经商的父亲及母亲、姐姐从德班搬来。他父亲发了财，在开普敦附近的立特里特盖了幢大宅子。史蒂芬成为开普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我向他讲述了我下属的话，他反过来让我猜猜他看了同一场演出时的感受——他也一样痛哭流涕。社区发展部宣布他们居住的区域为白人区，因此奈都一家必须搬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守寡的母亲请求当局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徒劳一场。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别人合住的一套一室单元房。白天他们不得入内，史蒂芬和姐姐只好坐在附近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直到允许他们回家的时候。听了他的讲述后，我突然意识到许多貌似正常的人，实际上都满怀愤懑和痛苦的重负，而这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不是白人。

我们全家从我留学的英国回国时，假道法国、意大利和圣地[1]。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开普省的艾丽斯，我将在联邦神学院执教。一到南非，我们就到东伦敦市为新居添置家具。午饭时间到了，我们知道没有餐馆让黑人就餐，于是只好买了鱼和薯条坐在停靠路边的车上吃。几个星期前，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上流餐馆里享受法式美食，在我们自己的祖国却办不到。

我们经常到东伦敦的海滩上野餐。留给黑人的那块沙滩景致最差，周围只有很少的岩石。不远处是个带小火车的游乐场，在英国出生的小女儿这时就会说：“爸爸，我想荡秋千。”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心虚地对孩子说：“不，宝贝儿，你不能去。”如果我的宝贝坚持要去，我又该怎样回答她呢？“可是，爸爸，其他的小孩在玩呢！”我怎么能跟她说她不能去是因为她不是能去的那类人呢？我内心死去过许多次，不能直视孩子的眼睛，因为我觉得没有了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贬斥。我现在体验的一定是我父亲在他的儿子面前被羞辱时的心情。

种族隔离系统地剥夺了有色人、印度后裔以及特别是黑人的权利，扼杀了他们的人性。它给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儿戏的教育，住房不足，医疗缺乏，使孩子们罹患原本极易预防的疾病；它通过合同工制和单性别宿舍，破坏了黑人的家庭生活。种族隔离无所不在，给其受害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不是白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这一罪恶制度的迫害。黑人完全有权以满腔仇恨，向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声讨种族隔离的罪行。我们的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说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恰如其分。但我们还要欣喜地宣布我们也是幸存者的国度，其中不乏以其宽宏大量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震惊了整个世界的杰出人物。

现在担任美国凯洛格基金会牧师的马鲁斯·马普尔瓦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一个热情奔放的积极分子，在黑人觉醒运动中是史蒂夫·比科的密友。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贫困交加、颓废绝望的农村社区中进行了至关重要的社区发展和医疗工作。因此，他和妻子被无孔不入的安全警察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骚扰。他们常常未经审讯就被关进监狱，他被处以五年禁行令，行动被限制在东开普城区内。正是在此期间，他设法甩掉了警方的盯梢，来到约翰内斯堡，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当时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他说在他频繁地遭受拘留的那段时间，安全警察告诉他：“我们统治着这个国家。”当他们照例折磨他的时候，他常想：“这些人也是上帝的子孙，但他们却像禽兽一样。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恢复人性。”有这样卓越的人加入其中，我们的斗争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94年4月27日是个转折点，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预示着新的南非将如那些竞选口号所说，成为一个民主的、无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南非。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残酷压迫和极端不公的种族隔离旧制度被废除。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还会承认自己曾是这个邪恶制度的支持者。

受伤的人不会再因为风驰电掣奔向出事地点的救护车是专为救治另一种族的人而被遗弃路边。再不会有人被迫离开家园，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抛进贫困的班图斯坦家园（专为黑人设立）。上帝的子孙再不会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样分类的种族分类局的侮辱。（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经常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肤色稍深的被归入较低级的一类。有些人宁肯自杀，也不接受这种荒唐专横的分类。）孩子们再不用接受号称为教育的那碗“薄粥”，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要让黑人儿童接受永远的奴役，顺从至高无上的白人主子。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种族隔离的高级祭司、后来担任首相的维尔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惭地说过：

学校必须使班图人（南非黑人）适应其经济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实际中不能运用，把数学教给班图孩子又有什么用？……教育必须依据人们生活中具有的机会而施教授业……[2]

我要说“再也不会了”，因为在新南非的确如此。我们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通过立法，将无数人的生活从尘世打入地狱，因为新南非的至高权力不在议会，而在我们的新宪法，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权取向的宪法。立法不能仅仅凭议会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们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的批准。诞生时间还不长的宪法法院已经表明，它能够打击一切有悖于宪法宗旨和条款的行为。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通过其当选代表达成的庄严契约。

新的制度安排带来许多新气象。但是旧制度的某些方面还会苟延残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笼罩着新时代。谁也没有那样的魔杖，可以让新制度的设计者手执着挥舞、嘴里念叨着“嘿，快变”，就会把南非在一夜之间变成到处流淌着鲜奶和蜂蜜的天国。持续半世纪之久并以残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还会在今后的很长岁月中影响着我们。

许多南非人都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记忆。他们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人们对通行证法进行和平抗议示威，警察惊慌失措，向人群开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许多是在逃跑时被击中了背部。人们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起义。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阿非利卡语被视为压迫者和种族隔离执行者的语言，因为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国民党绝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语。）还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年轻的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77年9月，他在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驱车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

人们记得1985年在夸祖鲁―纳塔尔省阿曼泽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购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弹，在忙着圣诞节采购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伤60多人。还有1986年的玛古酒吧爆炸事件。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和两个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车炸弹，死3人，伤69人。据说这是以邻国博茨瓦纳为基地的非国大武装派别“民族之矛”首领下达的命令。

许多南非人看到用所谓“项链”酷刑残忍地将人处死时，无不感到恶心。施刑时将灌满汽油的轮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火。这种可怕的处决方法是城里支持非国大的“同志”们用来惩治“叛徒”即被怀疑和国家合作的那些人的，也被用在交战的各派解放运动的自相残杀上，比如被禁的大部分由非国大的同情者组成的联合民主阵线（UDF）和主张由史蒂夫·比科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各项原则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之间的争斗。令我们无比震惊的是，人，年轻人，居然能围在这样一个痛苦挣扎的人周围起舞。种族隔离既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性。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做得真是太成功了。

人们为1983年5月比勒陀利亚教堂街上的屠杀所震惊。巨型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外爆炸，死21人，伤200多人。非国大宣布对此次爆炸负责。最晚近的则是1993年7月开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杀。在那次袭击中，泛非大会（PAC）——即1959年脱离非国大的解放运动——两名成员冲进星期天的礼拜仪式，用机关枪杀死了11名教徒，伤56人。在这场城市游击战中，似乎已经无所谓神圣可言。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暴行充斥于我们的历史，各方面都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段历史、这段过去。我们不能装作这一切并未发生，许多事情人们还记忆犹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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