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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乔纳森·弗兰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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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试读：

友好的邻居

有关沃尔特·伯格伦德的新闻并未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和帕蒂早在两年前就搬去了华盛顿，对圣保罗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过，拉姆齐山地区的这些上流都市人对自己城市的忠诚度还没有高到不读《纽约时报》的地步。据《时报》一篇相当不友好的长文报道称，沃尔特在首都将他的职业生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老邻居不怎么能把报道中的用词(“傲慢”、“专横”、“缺乏道德原则”)和他们记忆中的沃尔特对上号：那个慷慨、害羞、总是微笑着的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员工，踩着他那辆用作交通工具的单车在二月的风雪中穿过萨米特大街；奇怪的是，比绿色和平组织还要绿上三分、原本也来自小地方的沃尔特，怎么可能因为和煤炭公司合谋、亏待乡下人而惹上麻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伯格伦德一家人一直有些不那么对头的地方。

圣保罗的老市中心在三十年前的萧条时期衰败了以后，沃尔特·伯格伦德和妻子帕蒂是第一对在巴瑞耶街买房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拉姆齐山地区最早一批的年轻住户。夫妇俩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他们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之后的十年里，两人为翻修这栋老房累得几乎搭上小命。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个百折不挠的家伙先是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车库，后来又在车库重修前两次闯入他们的汽车。午夜过后，晒得黝黑的摩托车手们从天而降，在小巷对过的空地上一边喝着施利茨啤酒，一边烤大香肠，还不时发动引擎，直到穿着运动衣的帕蒂出来喊道：“嘿，你们几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没有人害怕帕蒂，但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曾是出色的运动员，至今还保持着运动员那股无所畏惧的劲头。打从第一天来到巴瑞耶街，她就无奈地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大高个儿，马尾辫，年轻得令人吃惊，推着辆婴儿车走过被拆空的汽车、破碎的啤酒瓶和布满呕吐物的积雪，仿佛她整日的生活都装在了婴儿车上挂着的那几个网眼袋里。你可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那整整一上午，她都在围着孩子转；下午，她收听公共电台，阅读《银腭菜谱》，清洗孩子的尿布，给墙面刮腻子、上乳胶漆；晚上为孩子读《晚安月亮》，然后喝上一杯仙粉黛葡萄酒。她业已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在街道上的其他居民身上才刚刚开始。

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还可以开着一辆沃尔沃240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时候，拉姆齐山居民的共同功课是重新学习父母那辈逃至郊区以避开的一些日常生活技能，比如说，如何敦促当地警察真正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如何对付目的性极强的摩托车偷车贼；什么时候去叫醒自家草坪长椅或秋千上的酒鬼；怎样诱导野猫去别家孩子的砂盒里拉屎；怎么判断一家公立学校已经烂到了完全不值得费劲去改良的地步。还有一些更具时代气息的问题，诸如：那些尿布怎么样？值得费那个事吗？真的还能订到送上门的瓶装牛奶吗？从政治角度来看童子军真的没问题吗？不吃麦片不行吗？哪里回收旧电池？当有色人种的穷女人指责你正在破坏她的街区时，该如何应对？老牌艾菲斯塔瓷餐具的釉彩含铅量过高，可能引发中毒，这是真的吗？厨房里的滤水器究竟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有时当你按下超速行驶开关，你的沃尔沃240会不会没有反应？乞丐上门乞讨，该给他食物还是什么都不给？全职工作的妈妈有可能培养出无比自信、快乐、聪明的孩子吗？可以在头天晚上磨好第二天才用的咖啡豆吗？还是一定要在早上即磨即饮？圣保罗到底有没有人请到过令人满意的屋顶工？技艺高超的沃尔沃修车师傅呢？你的240有驻车制动拉线方面的毛病吗？仪表盘上那个贴着标签的谜一般的开关令人满意地咔嗒作响，却又似乎和什么都没有联系：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所有这些问题，帕蒂·伯格伦德都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答案，她就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传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花粉。她是拉姆齐山为数不多的几个全职妈妈之一，出了名的不喜欢说自己的好话，也出了名的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她说迟早有一天她会被家里的某扇窗“斩首”，因为那些提拉窗的吊链是她自己更换的。她的孩子们吃了她没煮熟的猪肉“很可能”会死于旋毛虫病。她觉得自己对脱漆剂的气味“上瘾”，很可能跟她“不再”读书有些关系。她坦言自己已被“禁止”为沃尔特的花施肥，因为“上一次”她搞砸了。有些人不喜欢她这种自我贬损的谦逊劲儿——他们从中体会出某种类似屈尊俯就的味道，就好像帕蒂故意夸大自己细小的过失，其实是过于明显地想照顾那些不那么能干的主妇的情绪。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她的谦虚发自内心，或至少也可以说是有趣的；而且，不论如何，你很难拒绝自己的孩子们那么喜欢的帕蒂阿姨，她不单记得孩子们的生日，还记得你的生日，会拿着小礼物来到你家后门：一碟曲奇饼干、一张生日卡片，抑或一束插在从二手商店买来的小花瓶里的铃兰，还告诉你不必麻烦把花瓶还给她。

大家知道帕蒂是在东部长大的，纽约市郊区的某个地方，她是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批获得全额篮球奖学金的女大学生之一。沃尔特家里的办公室墙上有块小匾，见证了帕蒂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帕蒂有这样一个奇怪之处：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她却似乎和自己的娘家人没有任何来往。一年四季都不见她离开圣保罗半步，好像也从没见到东部有什么人，包括她的父母，来这里探访她。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她关于她父母的事，她会告诉你，那两个人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爸爸在怀特普莱恩斯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妈妈是搞政治的，没错，纽约州众议院的一名女议员。接着，她会断然地点点头：“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么个情况。”仿佛相关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

想让帕蒂同意说某个邻居的行为“恶劣”，你简直可以为此设计个游戏出来。当有人告诉帕蒂，塞思和梅里·保尔森两口子准备为他们的双胞胎开个盛大的万圣节派对，邀请了街区所有的孩子参加，唯独没有请康妮·莫纳汉，帕蒂只会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下次她在街上碰到保尔森夫妇，他们解释说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劝说康妮的妈妈卡罗尔，让她不要把烟头从她的卧室窗口弹进双胞胎的小游泳池。“这真是太奇怪了，”帕蒂一边附和着，一边摇头，“可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康妮的错。”然而，保尔森夫妇对“奇怪”这个评价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或者“这简直是消极攻击”，甚或“卡罗尔太不像话了”。他们需要帕蒂在这些恶言恶语里选出一个，和他们一起斥责卡罗尔，但帕蒂怎么都过不了“奇怪”这道坎，而保尔森夫妇也就依然拒绝邀请康妮参加派对。帕蒂对康妮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恼火，她在塞思和梅里举办派对的那个下午，带上自己的孩子、康妮，以及另外一个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去了南瓜农场，陪孩子们坐在装有干草的大车上游玩。但她对保尔森夫妇最差的公开评价也不过是，他们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刻薄劲儿真是太奇怪了。

卡罗尔·莫纳汉是巴瑞耶街唯一一位和帕蒂待的时间差不多的妈妈住户。她原本是亨内平县某位高官的秘书，被那人搞大了肚子之后，他将她从自己的辖区移到拉姆齐山居住，隶属于某种你可以称之为“人事安排互助”的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双子城已经没有多少辖区认为，将你私生子的妈妈安排在你的治下工作是一个好政府的官员应有的举措。于是，卡罗尔成了圣保罗执照管理局那些心不在焉、时常休假的职员之一，与之对应，圣保罗某位和她一样有来头的女士也在河对岸找到了工作。巴瑞耶街上这栋租来的房子位于伯格伦德夫妇家隔壁，想必也是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否则，很难理解卡罗尔为什么会同意住在当时几乎还无异于贫民窟的拉姆齐山。夏天，每周一次，会有一个眼神空洞的年轻人穿着公园管理处的连身衣，在黄昏时分驾着一辆没有标志的四轮驱动车过来，开动割草机为她修剪草坪；冬天，还是这个年轻人，来为她清扫走道上的积雪。

等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卡罗尔家是整个街区唯一没有中产阶级化的人家。她抽百乐门牌香烟，漂染头发，把指甲弄得俗艳吓人，成天给女儿吃现成的方便食品，每逢周四都很晚才回家(“这是该妈妈出门的晚上。”她解释说，就好像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待遇)，用伯格伦德夫妇给她的钥匙悄悄打开他们家的大门，然后从沙发上抱起帕蒂用毯子裹着的正在熟睡的康妮。每当卡罗尔去工作、购物，或者享受她的星期四之夜时，帕蒂一直慷慨主动地为她照顾康妮，而卡罗尔也已经离不开帕蒂这个常常为她免费看护女儿的保姆。帕蒂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卡罗尔是如何回报她这一片好心的：她对帕蒂的女儿杰西卡不理不睬，却又对她的儿子乔伊太过亲热(“和咱们的小师奶杀手再亲上一个怎么样？”)。邻里间的派对上，卡罗尔穿着薄兮兮的上衣，脚踩酒吧女招待风格的高跟鞋，紧贴沃尔特站着，称赞他高超的房屋修缮技艺，无论沃尔特说了什么，卡罗尔都尖声笑个不停。但是，这么多年来，帕蒂对卡罗尔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单亲妈妈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卡罗尔有时候对她态度怪异，那也可能不过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

塞思·保尔森谈论帕蒂的次数稍稍超过了他老婆可以接受的频率，在塞思看来，伯格伦德夫妇是那种负疚感极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原谅所有人，这样才不会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内疚，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坦然享受自己的优越。塞思的理论有这样一个不合理之处：伯格伦德夫妇的处境并没有多么优越，他们唯一为人所知的资产不过是那栋房子，那还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改建出来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正如他的妻子梅里指出的那样，帕蒂并没有多么进步的思想，也绝对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成天待在家里，守着她的生日日历，烘焙那些活见鬼的生日甜点)，而且似乎对政治十分反感：如果向她提起某次选举或者某位候选人，你会看到她努力强撑却终于无法维持那个平日里快快乐乐的自己，看到她变得烦躁不安，频繁点头，“是的，是的”个没完。梅里比帕蒂大十岁，看上去也不折不扣地老上十岁，早些年曾经是麦迪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狂热分子，如今却狂热地迷恋着博若莱新酿葡萄酒。有一次在晚餐派对上，塞思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起帕蒂，梅里的脸红得像新酿葡萄酒，她宣称在帕蒂的种种友好行为背后，不存在什么更高的觉悟，也谈不上什么团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意义，既不具备可替换的结构，也和真正的社群主义毫不沾边，不过是旧时家庭主妇拿手的那一套伎俩，而且，老实说，在梅里看来，如果抓破那温柔和善的表面，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冷酷、自私、好胜的帕蒂，发现她其实是个里根分子；很明显，帕蒂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她的孩子和房子——邻居、穷人、祖国、父母，甚至她的丈夫，都算不了什么。

毫无疑问，帕蒂十分疼爱她的儿子，尽管女儿杰西卡更能给父母长脸。小姑娘酷爱读书，关心野生动物，长笛吹得颇显天赋，足球场上的表现可称英勇，做起小保姆来也是大受欢迎，既没有漂亮到会损害她的道德的程度，却也足以赢得梅里·保尔森的称赞，然而乔伊才是那个帕蒂聊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孩子。她以那种欢快、信任、自我贬低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乔伊是如何不听从她和沃尔特的管教，细节充分，没有丝毫省略。虽然大多数故事都披着抱怨的外衣，但是没有人怀疑她对儿子的宠爱。她就像一个抱怨自己帅气而混账的男友的女人。仿佛可以被他伤害是一件令她骄傲的事，仿佛她希望这个世界对她的主要了解，甚至可以说唯一了解，就是她对这种伤害抱有多么开明的态度。“他可真是个小浑蛋。”她这样告诉其他妈妈，当时正值冬季，长夜漫漫，打发孩子们睡觉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战争，乔伊坚持说他有权利像帕蒂和沃尔特一样晚睡。“他大闹吗？哭吗？”其他妈妈问道。“你开什么玩笑？”帕蒂说，“我倒希望他哭闹，小孩子哭闹再正常不过，而且哭一阵也就不哭了。”“那他做了什么？”妈妈们问道。“他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的权威。我们叫他关灯，他却坚持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关掉我们的灯，他也就用不着非得去睡觉，因为他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我向上帝发誓，准得就像时钟一样，每隔十五分钟——我发誓他肯定躺在那里盯着他的闹钟，每隔十五分钟就大喊：‘还没睡着！我还醒着呢！’带着轻蔑或者嘲讽的口气，感觉真是奇怪。我求沃尔特不要上当，可他不听我的，又是午夜十二点一刻，沃尔特站在乔伊黑漆漆的房间里，两人又开始讨论大人和小孩的区别，争执家庭应该是民主的，还是应该采用仁慈的独裁统治，直到最后还是我受不了了，你们知道的，躺在床上，抱怨着：‘别吵了，别吵了。’”

梅里·保尔森并不觉得帕蒂的故事多么有趣。深夜，她一边将晚餐派对上用过的餐具放入洗碗机，一边向塞思评论说，乔伊不懂大人和小孩的区别，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的妈妈似乎就搞不大清楚自已到底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她问塞思是否注意到了，在帕蒂的故事里，总是由沃尔特来管教孩子，就好像帕蒂只是个不需要负责任的旁观者，作为妈妈的任务不过就是要表现得可爱。“我好奇她是不是真的爱沃尔特，”塞思边打开最后一瓶酒，边乐观而又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是说，性方面。”“潜台词总是‘我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孩子’，”梅里说，“她总是在抱怨乔伊难以集中注意力。”“可是，说句公道话，”塞思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乔伊太顽固，总是不听沃尔特的管教。”“她说的关于乔伊的每句话都是某种间接的自我吹嘘。”“难道你就从不吹嘘吗？”塞思挑逗道。“有时候会吧，”梅里说，“不过至少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自知之明，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那些话。而且我的自我价值感也没有紧紧地和我们的孩子有多么了不起联系在一起。”“你是个完美妈妈。”塞思调侃道。“那倒不是，帕蒂才是完美妈妈，”梅里说着，塞思给她杯里添了点儿酒，“我只能算是‘非常好’罢了。”

帕蒂抱怨说，乔伊太过于得天独厚。这小子满头金发，长得也漂亮，还似乎天生就知道学校每次考试的答案，就好像那些选择题的答案顺序，那些“A”、“B”、“C”、“D”的组合都已经写在了他的DNA里面。他能轻松自在地和比自己年长五倍的邻居们相处。当学校或者童子军组织要求他挨家挨户地售卖糖果或彩票时，他坦言这些不过是“骗钱的把戏”。当其他男孩子拿出帕蒂和沃尔特不肯买给他的玩具或者游戏机在他面前显摆的时候，他脸上会挂出一副“我才瞧不上”的微笑，相当地令人恼火。为了抹掉他脸上的笑意，朋友们一定要和他分享他们的玩意儿，结果就是虽然乔伊的父母不支持他打视频游戏，他却成了顶呱呱的游戏高手；他对都市音乐也有着广博的了解，尽管他的父母费尽心思地让未满十三岁的他远离那种音乐。据帕蒂说，有一次在晚餐桌上，乔伊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管沃尔特叫“小子”。“哦哈哈，沃尔特可真是受不了这个。”她对其他妈妈说。“现在十来岁的孩子间说话就是这样，”妈妈们说道，“可能是说唱歌词的影响。”“乔伊也是这么说的，”帕蒂告诉大家，“他说那不过是个词而已，甚至算不上什么坏词。当然了，沃尔特可不这么认为。我坐在一旁，心里想着：‘沃尔—特，沃尔—特，千万别较真，和乔伊争论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可是，他偏不，他一定要试着去解释，比如说，就算‘小子’不是个坏词，你还是不可以管成年男人叫小子，尤其不可以这样称呼黑人，但是，你们都知道，乔伊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不认为大人和孩子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争执的结果就是沃尔特宣布乔伊没有甜点吃，而乔伊就说他才不想吃什么甜点，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怎么喜欢甜食。我坐在一旁，心里想着：‘沃尔—特，沃尔—特，千万别较真。’可沃尔特就是无法自已——他一定要举出例子来证明乔伊其实很喜欢吃甜食，但是乔伊可不会承认他的那些证据。当然了，他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他声明说他有时候吃两份甜点只不过因为那样做符合习俗，绝不是因为他喜欢吃。唉，可怜的沃尔特，他可受不了别人对他撒谎，‘好啊，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一个月没有甜点怎么样？’我想着：‘哦，沃尔—特，沃尔—特，这可不好收场啦。’因为乔伊的回答是：‘我可以一年不吃甜食，一辈子不吃甜食，除去在别人家里做客不能失礼的时候。’而奇怪的是，这样的威胁居然也十分可信——这孩子太倔强了，很有可能当真这么去做。我只好打圆场：‘好啦，伙计们，暂停。甜食可是很重要的一类食物，咱们可别在这上面闹情绪。’这马上就削弱了沃尔特的威信，要知道，整场争论围绕的就是他的权威，我就这样毁掉了他所作的一切努力。”

另外一个极其喜欢乔伊的人是莫纳汉家的小姑娘康妮。这个严肃而沉默的小人儿有个令人不安的习惯：要是你盯着她看，她会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盯你，就好像你和她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她每天下午都待在帕蒂的厨房里，努力将做饼干的面团揉成完美的球状，小姑娘非常卖力，黄油都化成了液体，面团也黑糊糊地发亮。康妮揉一块面球的时间，帕蒂能揉出十一块来，等到饼干出炉，帕蒂总是不忘先征得小姑娘的同意，再去品尝那块“真正出色的”饼干(更小、更扁、更硬的那块)。杰西卡比康妮大一岁，她似乎并不介意将厨房让给这个邻居家的女孩，自己则埋头读书，或者摆弄她那些用来栽培植物的玻璃容器。康妮对杰西卡这样全面发展的女孩构不成任何威胁。她缺乏全面性——只有深度，没有广度。涂颜色时，她总是忘乎所以地用一支签字笔使劲填涂一或两个区域，却让其他地方都空着，尽管帕蒂在一旁不停地鼓励她试试其他颜色，她也毫不理会。

当地的每位妈妈，似乎单单除了帕蒂，很早就注意到了康妮对乔伊的痴迷，这或许是因为帕蒂的眼里也只有乔伊吧。有时，帕蒂在林伍德公园组织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康妮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将三叶草编成不准备送给任何人的指环，消磨时间，直到轮到乔伊击球或者抱着橄榄球跑过场地时，她才暂时地对比赛大感兴趣。她就好像是乔伊想象中的朋友，只不过凑巧大家都看得见。乔伊是个早熟而自制的男孩，他很少觉得有必要当着朋友们的面让康妮难堪。而对于康妮来说，只要意识到男孩们要去做男孩才能做的事，她就会识趣地退后一步，自动消失，既不指责也不哀求。反正总还有明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妮也总还可以去找帕蒂。帕蒂要么正跪在自家的菜地里，要么站在梯子上，穿着溅满油漆的羊毛衫，为她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做着永无止境的粉刷保养工作。如果康妮不能待在乔伊身边，那她至少可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替他陪伴他的妈妈。“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帕蒂在梯子上问道，“要我帮忙吗？”“我妈妈回家后会帮我的。”“她回来一定很累，而且也会很晚。你可以现在就做完作业，给她个惊喜。你想这么做吗？”“不，我等她回来。”

没有人知道康妮和乔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床的。塞思·保尔森喜欢嚷嚷说是在乔伊十一岁、康妮十二岁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是想让大家感到不安。沃尔特曾帮乔伊在家里空地的一棵老海棠树上搭了间树屋，塞思的猜测围绕的就是这间小屋提供的私隐空间。等到乔伊上完八年级，当邻里间的父母故作随意地向儿子打听同学的性行为时，乔伊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回答中。不久，在那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可能杰西卡也有所察觉——突然之间，她也不说为什么，就公然蔑视起康妮和自己的弟弟来。不过，直到那年冬天乔伊和康妮开始合伙做生意之前，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单独待在一起。

据帕蒂说，在和沃尔特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乔伊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因为父母手里有钱，所以孩子才不得不服从父母。这点成了证明乔伊不同寻常的另一个事例：每当其他妈妈抱怨起孩子索要零花钱时那股子理所当然的派头，帕蒂总会笑着模仿乔伊被迫向沃尔特要钱时的懊丧模样。有些邻居请乔伊做过零活，无论是铲雪还是清扫落叶，乔伊都卖力得令人吃惊，但是帕蒂说，背地里乔伊痛恨自己的低工资，他觉得为某个大人铲车道上的雪会将他置于一种烦人的关系中。童子军手册里提出的所有那些可笑的赚钱点子——挨家挨户征订杂志，学习魔术后卖门票进行表演，掌握动物标本剥制术，然后为邻居炮制可能赢得大奖的鼓眼鱼——不是透露出一股卑微气(“我是统治阶级的标本剥制员”)，不然就更糟糕，简直像在搞慈善。所以，为了摆脱沃尔特的控制，乔伊不可避免地被吸引着走上了创业之路。

康妮就读的圣凯瑟琳学院是一所不大的天主教学校，她的学费由某人代付，也可能是卡罗尔本人在支付。学院要求女孩们统一穿校服，除了一枚戒指(“款式简单，全金属”)、一只手表(“款式简单，不镶珠宝”)、两只耳环(“款式简单，全金属，大小不得超过半英寸”)，禁止佩戴任何其他首饰。乔伊在圣保罗中央高中读书，某次学校里一个广受欢迎的九年级女生和家人去纽约旅行，带回来一只廉价手表，黄色的表带看上去似乎可以咀嚼，运河街的小商贩用热烫法将小小的糖果粉塑料字母嵌在表带上，内容是女孩自己挑选的珍珠果酱乐队的一句歌词：别叫我女儿。这只表在午餐时间大获同学好评。后来乔伊在他的大学入学申请中描述说，他立刻主动去调查这种手表的批发来源，以及一台热烫机的价格。他用自己攒下的四百美元买了设备，给康妮做了一条样品表带(上面写着“准备好了”)，让她戴着在圣凯瑟琳学院四处招摇；随后，乔伊雇康妮做了他的快递员，以每只三十美元的价格将这种个性化的手表卖给了康妮学校里整整四分之一的学生。修女们发现势头不对，立刻修改了着装标准，禁止学生们戴这种嵌字母的表带。当然了，帕蒂告诉其他妈妈，乔伊对此感到愤愤不平。“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沃尔特对他说，“你原本就在利用一条人为的贸易限制来赚钱。当规则有利于你的时候，我看你并没有抱怨它们嘛。”“我投了资，承担了风险。”“你那是在钻空子，而人家发现后堵上了这个空子。难道你就没有思想准备吗？”“那你为什么没有提醒我？”“我提醒过你。”“你只说我有可能赔钱。”“没错，可你压根儿就没有赔钱。只不过挣的没你希望的那么多而已。”“可那些钱本来也该是我的。”“乔伊，挣钱并不是一种权利。你卖的是那些女孩们并不真的需要的垃圾货，她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买不起。这就是为什么康妮的学校要制定着装标准——为了对所有的学生都公平。”“是，对所有人公平，除了我。”

从帕蒂转述这场对话时的口气和她描述乔伊孩子气的愤愤不平时脸上的笑容，梅里判断帕蒂还丝毫未察觉出自己的儿子和康妮在搞什么鬼。为了确认这点，梅里小心地刺探了一番。帕蒂知道康妮因为卷入这个乱子而得到了什么好处吗？她为乔伊工作是按件抽取佣金吗？“哦，当然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把挣到的钱分一半给康妮，”帕蒂说，“不过就算我们不说，他也会这么做的。他一向都很护着康妮，虽然他比康妮年龄小。”“他就像是康妮的弟弟……”“不，事实上，”帕蒂开玩笑说，“他对康妮可比那亲热多了。你可以问问杰西卡，做乔伊的姐姐是个什么感觉。”“哈，没错，哈哈。”梅里说。

那天晚些时候，梅里告诉塞思：“还真怪了，她真的一点都没察觉。”“咱们这样可不对，”塞思说，“不能把其他父母的无知当笑料。小心风水轮流转，知道吗？”“哦，真抱歉，可这实在太好笑，太有趣了。你可得为我们俩保持住谦逊本色，好留住咱们的好运气。”“我为她难过。”“哦，原谅我，可我觉得这事简直太好笑了。”

沃尔特的母亲住在大急流城，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她因肺栓塞晕倒在她工作的那家女装店里。住在巴瑞耶街的邻居们都见过伯格伦德老太太，每逢圣诞节、孩子们的生日、她的生日，她都会来儿子家。在她过生日时，帕蒂总会带她去当地的女按摩师那里，也总会在她身边堆满她喜爱的零食：甘草糖、澳洲坚果、白巧克力。梅里管老太太叫“比安卡小姐”，这个称呼不含什么恶意，出自玛杰利·夏普写的儿童读物，是书中戴眼镜的老鼠女管家的名字。她的脸皱巴巴的，看得出曾经美丽过；下巴和双手不时地抖动着，有一只手因小时候患关节炎而严重萎缩了。老太太早已筋疲力竭，身体早就彻底地垮掉了，沃尔特痛苦地说，这都是为他的酒鬼老爸操劳一生、打理家里开在希宾市附近的路边汽车旅馆的结果；在做寡妇的这些年里，她坚持要独立生活，看上去优雅依旧，所以她一直开着她的旧车，一辆雪佛兰骑士，去女装店上班。得知老太太病倒了，帕蒂和沃尔特赶去北方，留下乔伊在家，由他那傲慢的姐姐来监管。乔伊全然无视杰西卡的存在，在卧室和康妮共享他们的少年性爱狂欢，直到老太太突然去世并举办葬礼的时候才停止。之后不久，帕蒂就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邻居，一个刻薄得多的邻居。“哦，康妮啊，是的，”她现在的口气是这样的，“多么可爱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多嘴，乖乖巧巧，还有个那么优秀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听说卡罗尔最近交了个男子气十足的新男友，好像只有她一半年龄那么大，卡罗尔做了这么多事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要是她们现在搬走是不是太糟糕啦？哇，还有康妮，我肯定会想念她的。哈哈，多安静、多可爱、多知道感恩的小姑娘。”

帕蒂看上去一团糟，脸色阴沉，显然是没睡好，也没什么胃口。过了很久，帕蒂才恢复了她这个年龄的女人该有的模样，不过，梅里·保尔森算是终于等到了她期待的结果。“她肯定是知道了。”梅里对塞思说。“偷走了她的小宝贝——罪不可恕呀。”塞思说。“偷走，一点儿不错，”梅里说，“可怜的乔伊，天真无邪、无可指责的乔伊，被邻居家那个聪明的小能人偷走了。”“得了，康妮可是比乔伊大一岁半的。”“单从日历上看是这样。”“你怎么说都可以，”塞思说，“不过帕蒂对老太太真是不错，她肯定很难过。”“哦，我知道，我知道，塞思，我知道。现在我可以真正地为她感到伤心了。”

有几位和伯格伦德家关系更亲密些的邻居传言，比安卡小姐把她靠近大急流城的一处小湖边的小鼠屋留给了沃尔特，完全没有他两个兄弟的份。据说帕蒂和沃尔特对于如何处理这所房子意见不一：沃尔特想把它卖掉，和两个兄弟分享所得房款，而帕蒂则认为他应该尊重母亲的遗愿，把它当作对他这个好儿子的奖励。沃尔特的弟弟是名职业军人，住在莫哈韦那边的空军基地；哥哥则在成年后发扬光大了他们老爸酗酒的毛病，在经济上盘剥自己的母亲，除了要钱之外完全不理会老太太。沃尔特和帕蒂总是在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去奶奶那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常常会邀请邻居家中杰西卡的一两位朋友一起去，据这些孩子们说，那所房子坐落在一片树林里，朴实简单，虫子也不多。帕蒂当时似乎也有些酗酒，她早上出来从步行道上捡起蓝色包装的《纽约时报》和绿色包装的《明星论坛报》时，那脸色看上去完全是霞多丽葡萄酒喝多了的模样。或许是为了讨帕蒂欢心，沃尔特最终同意把房子留下来作为一处度假屋。六月，学校刚一放暑假，帕蒂就带着乔伊去那里帮她清空抽屉、打扫卫生、重新粉刷。杰西卡则和爸爸留在家里，在一个诗歌强化班上课。

那年夏天，好几位邻居带着他们的儿子去拜访了那所湖边小屋，不过保尔森夫妇不在此列。那些人发现帕蒂的精神好了很多。其中一个爸爸私下里要塞思想象一下皮肤晒成了红褐色、光着脚、穿着黑色连体泳衣和没系腰带的牛仔裤的帕蒂，这样子很对塞思的胃口。而在公开场合，大家都谈论乔伊是个多么体贴周到的阳光男孩，母子俩看上去过得多么快乐。他们俩让所有访客都加入玩一种叫作“联盟”的复杂的室内游戏。帕蒂睡得很晚，她守在婆婆留下的电视机前，用她对正在热播的六七十年代的情景喜剧的丰富了解逗乔伊开心。乔伊发现他们的小湖在当地地图上没有标识——确实，它只是个比较大的池塘，附近仅有两所房子——就将其命名为无名湖。帕蒂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温柔，含情脉脉：“我们的小无名湖。”当从无名湖回来的爸爸中有人告诉塞思，乔伊清理排水沟，修剪灌木丛，刮掉房子上的旧油漆，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时，塞思想知道，帕蒂是不是给儿子开出了高工资，是不是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但没人能说得上。

至于康妮，保尔森夫妇无论从哪一扇朝向康妮家的窗户望出去，几乎都会看到她在等待。她真是个非常耐心的小姑娘，新陈代谢的速度堪比冬天里的一条鱼。她晚上去W.A.弗罗斯特餐厅打零工，但工作日的所有下午，她都坐在自家门廊上看着冰激凌卡车从门前开过去，邻居家的孩子们在一旁玩耍；周末，她坐在屋后的草坪椅上，卡罗尔的新男友布莱克正和他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做建筑的哥儿们一起闹哄哄地大肆砍伐树木，为扩建房屋做准备，她偶尔会瞥上两眼，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等待。“我说，康妮，最近你生活中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塞思在路边问道。“你是说除了布莱克之外？”“对，除了布莱克之外。”

康妮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没什么有趣的。”“你觉得闷吗？”“不怎么觉得。”“去看电影？读书？”

康妮直勾勾地盯着塞思，依旧是那副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神气。“我看了《蝙蝠侠》。”“那乔伊呢？你们俩不是一直挺亲密的嘛，我敢说你在想念他。”“他会回来的。”她说。

一旦烟头纠纷得到解决——塞思和梅里承认他们或许夸大了整个夏天扔进浅水池里的烟头数目，可能是有点反应过度——他们就发现卡罗尔·莫纳汉知道不少关于当地民主政务的内情，而梅里正越来越多地参涉其中。卡罗尔用一种事实如此的语气讲述着各种令人毛发倒竖的故事：肮脏的政治机器，隐蔽的行贿渠道，非法操纵的投标，可渗透的防火墙，有趣的数学题；梅里听到这一切后的恐惧让卡罗尔颇感愉快。梅里打算向市政腐败开战，而卡罗尔则成了梅里眼中的一个活标本。卡罗尔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她似乎从不改变——年复一年，也不知道是为了谁，每逢周四晚上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此维持着父权传统在市政中的活力。

然而有一天，她真的变了。而在那之前，周遭情形已然有那么一[1]点儿不同了。市长诺姆·科尔曼摇身一变成了共和党人，而一位前职[2]业摔跤手正在向地方长官的宅邸进发。卡罗尔得以蜕变的催化剂是她的新男友布莱克，一个蓄着山羊胡的年轻的挖土机操作工。她是在执照管理局与他邂逅的。为了他，她来了个惊天大变形：花哨复杂的发型和三陪女郎风格的裙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舒适合身的裤子和简单利落的短鬈发，妆容也清爽了许多。这是一个谁都未曾见过的卡罗尔，是个真正开心的卡罗尔，她轻松快活地从布莱克的F-250小卡车上跳下来，放任流行摇滚乐在街道上轰鸣，然后用力关上乘客座边上的车门。很快，布莱克就开始在卡罗尔家过夜，身穿维京人队运动衫，脚蹬不系带的工装靴，手里攥着啤酒易拉罐，拖着脚走来走去。又没过多久，布莱克就将电锯伸向了卡罗尔家后院的每一棵树，开着租来的挖土机大动土木。他那辆卡车的保险杠上写着这样的字眼：我是白人，我参加选举。

保尔森夫妇最近才结束了他们一再拖延的房屋整修工程，因此不好去抱怨卡罗尔家的嘈杂和混乱，而住在另一边的沃尔特不是因为太过友好就是太过忙碌，也没有出声。然而，等到帕蒂和乔伊在乡下待了两个多月，最终在八月末回到家的时候，她却丝毫没有掩饰对邻居改建房屋的强烈不满。她大睁着眼睛在街上走来走去，挨家挨户地说起了卡罗尔的坏话：“打搅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有人没跟我招呼一声就向树木宣战了吗？那个开卡车的保[3]罗·班扬是什么人？究竟怎么回事？她难道不想续租了吗？如果你只是个租户的话，你有权砍伐那些树木吗？你怎么能把并不属于你的房子的后墙拆掉呢？她是不是在我们大家伙儿不知道的情况下买下了那栋房子？她怎么能这样做？她就连换个灯泡都要打电话找我们家沃尔特！‘沃尔特，不好意思，在晚餐时间打搅你了，我刚才摁下电灯开关，可灯不亮。你能不能立刻过来一下？来了之后，亲爱的，能不能顺便帮我报一下税？明天就到期了，可我的指甲还没干。’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申请得到分期付款？她不是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内衣账单要付吗？她这样也能交到男朋友？她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肥佬情人吗？难道不该有人给这肥佬透露点消息吗？”

保尔森家在帕蒂的可拜访邻居名单中居于末位，但直到来到他们家，帕蒂才真正得到了一些答案。梅里告诉她，卡罗尔事实上已不再是租户了。本市的房屋主管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接手了数百栋房子，卡罗尔家就在其列，现在这批房子正在被以大甩卖的价格出售。“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帕蒂说。“你从来没问过我们，”梅里说，忍不住又加了一句，“你似乎从来就对政府不怎么感兴趣。”“你说她买得很便宜？”“非常便宜。认识正确的人可是很管用的。”“你对这个怎么看？”“无论从财政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糟透了，”梅里[4]说，“这就是我和吉姆·席贝尔一起工作的原因之一。”“你知道，我向来很喜欢这个社区，”帕蒂说，“我喜欢住在这里，甚至刚搬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可现在，突然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肮脏，那么丑陋。”“别泄气，要多点儿参与精神。”梅里文绉绉地来了这么一句。“我可不想成为此时此刻的沃尔特。”帕蒂刚一离开，塞思就如此说道。“老实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句明白话。”“是我多心了，还是你也听出了帕蒂言下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我是说，帮卡罗尔报税？你听说过这回事吗？我觉得这有趣极了。我可从没听说过。现在可好，他连窗外的绿树美景都没能保护好。”“整件事完全就是倒退了的里根主义，”梅里说，“她以为她可以活在自己的小泡泡里，自成一体，活在她那小小的玩具屋里。”

接下来的九个月中，随着一个又一个周末过去，加建的房子在卡罗尔家后院的泥坑里拔地而起。房子像一间巨大的追求实用的舢板棚，大片的乙烯基墙上嵌着三扇朴素简陋的窗户。卡罗尔和布莱克将其称[5]为“大房间”，这在拉姆齐山地区可还是个新鲜概念。烟头风波之后，保尔森夫妇修起了高高的栅栏，还种了一排装饰性云杉，如今树已长大，足够将卡罗尔家的新景观挡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只有从伯格伦德家看过去，才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那间帕蒂称之为“飞机库”的房子。没多久，邻居们就开始避免和抱怨起“飞机库”就没完没了的帕蒂聊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在街上挥挥手，喊一句好啊，但注意着不要慢下脚步，以免被帕蒂缠住。有工作的妈妈一致认为帕蒂变成这样是因为闲得没事干。过去，她很会和孩子们相处，教他们作运动、做家务，可现在整个街区都是十来岁的大孩子。不管怎么努力填充日常生活，她总是看得到或听得到邻居家的改建工程。每过几小时，她就会从家里冒出来，在后院来来回回地踱步，像一只巢穴被搅扰的动物一样盯着那个大房间看；有时，她会在傍晚过去敲响大房间的临时夹板门。“嘿，布莱克，进展怎么样？”“一切顺利。”“听上去确实是！我说，斯基尔电锯在晚上八点半听起来实在是太吵了，你觉得今天就干到这里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好吧，那么，如果我要求你停工呢？”“不好说。不如你让我干完我的活吧？”“那我会觉得很糟糕，你这边的噪音烦死我们了。”“是吗？那可真是不妙。”

帕蒂的笑声突兀、响亮，有些像马的嘶鸣：“哈—哈—哈，不妙？”“没错，很抱歉吵到你们了。不过卡罗尔说你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吵了她整整五年。”“哈—哈—哈，我可不记得她抱怨过。”“那时你在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而现在我在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可你这活干得一点儿都不漂亮，真遗憾，简直可以说是丑陋。可怕加丑陋。这都是大实话，毫不隐讳的大实话。当然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的电锯太吵了。”“你现在脚踩的可是私家土地，请你马上离开。”“好的，那我猜我要给警察局打电话了。”“没问题，尽管打。”

你会看到帕蒂在小径上踱来踱去，气愤却又无计可施，浑身发抖。她的确再三打电话向警察局投诉过邻居家的噪音，有那么几次警察也确实来了，并和布莱克进行了交涉，但他们很快就厌烦了她的投诉，变得不理不睬，直到第二年的二月，有人将布莱克那辆F-250四个簇新的雪地防滑轮胎一个不落地全部划破，布莱克和卡罗尔建议警官们去问问他们那个不断打电话投诉的邻居。这下子帕蒂又开始从街头走到街尾，敲响邻居们的门，大吐苦水：“最大的嫌疑犯，是吧？隔壁那个有两个十来岁孩子的妈妈。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犯罪分子，对吧？我就是个疯子！他开着这条街上最大最难看的车，保险杠上的那句话让几乎每个非白人至上主义者都看不顺眼，但是，哦，上帝，真让人猜不透，除了我还会有谁想要划破他的轮胎呢？”

梅里·保尔森确信帕蒂事实上就是那个划破轮胎的人。“我看不出，”塞思说，“我的意思是，她确实在受罪，可她不是个会撒谎的人。”“她可能确实不会撒谎，可我也没听到她说不是她干的。她最好正在某个地方接受像样的心理治疗。她显然需要那个。当然，心理治疗再加上一份全职工作。”“我的问题是，沃尔特在干吗呢？”“沃尔特在累死累活地挣钱养家，这样帕蒂就可以成天待在家里，[6]做她的疯狂主妇。他是杰西卡的好爸爸，是乔伊的某种现实原则。我看他手头要做的事已经够多了。”

除了爱老婆，沃尔特还有一点最为显著的性格特质：是个大好人。他善于倾听，似乎觉得其他所有人都比他本人更有趣，更值得关注。他的肤色白得离谱，下巴窄小，留着天使般可爱的小鬈发，永远戴着同一副圆形的金属框眼镜。他起初在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理事会做律师，但没能玩转，被挪到公司的推广和慈善部门；为人友善是这种部门需要的品质，但他在公司内的升迁道路也就此走到了尽头。在巴瑞耶街，他总会送出很不错的免费演出票，比如民谣歌手格思里或室内管弦乐队的演出。他告诉邻居们他和当地名人见面的经历，有广播大使盖瑞森·凯勒、棒球明星柯比·帕克特，还有一次，他见到了摇滚明星普林斯。最近，他干脆离开了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去自然保护协会做了业务发展专员，这让大家吃了一惊。除了保尔森夫妇，没人料想得到沃尔特对以前那家公司怀有如此强烈的不满，但他对自然保护的热情向来不亚于对文化的热情，表面上看，他生活中唯一的变化就是周末不怎么待在家里了。

这或许就是他没有像大家所指望的那样去调停帕蒂和卡罗尔·莫纳汉之间的战争的原因之一。如果你直接问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他会紧张地咯咯笑着，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我算是个中立的旁观者。”乔伊高二那年的春天和夏天，他就一直这样中立地旁观着；到了秋天，杰西卡去东部上大学，乔伊竟也从家里搬走，和卡罗尔、布莱克及康妮住在了一起。

乔伊这次的叛逆行为着实令人震惊，这无异于在帕蒂心口捅了一刀，她在拉姆齐山的生活由此开始走向终点。整个七月和八月，乔伊在蒙大拿高原地带的一处牧场打工，牧场主是沃尔特所在的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位大捐赠人。等乔伊回来的时候，他的肩膀变得又宽又结实，还长高了两英寸。平日里沃尔特并不怎么喜欢吹嘘，但在八月的一次野餐上，他却向保尔森夫妇夸耀，说那位捐赠人打电话告诉他，乔伊在把牛摔倒和给羊洗药浴时表现出的勇敢和不知疲倦如何地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就在这次野餐上，帕蒂已然眼神空洞，痛苦不堪。六月，就在乔伊去蒙大拿之前，帕蒂又带儿子去了无名湖帮她收拾房子。唯一一位曾在那里见过他们的邻居描述了那个可怕的下午：帕蒂和乔伊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对方，丝毫不加掩饰，乔伊嘲弄地模仿帕蒂的言谈举止，最后更是当面骂她“愚蠢”，听到这话，帕蒂痛苦地大声说：“哈—哈—哈，愚蠢！老天，乔伊！你成熟的方式还真是一如既往地让我吃惊！当着外人的面说自己的妈妈愚蠢！这做法还真是招人喜欢！多么高大、剽悍、独立的男人呀！”

夏天结束的时候，布莱克的那个大房间已经基本上完工了，他正在按布莱克式风格往里面添加配置：PlayStation、桌上足球、冷藏啤酒桶、大屏幕电视、桌上冰球台、维京风格的彩色玻璃大吊灯和自动躺椅。邻居们猜想着帕蒂在晚餐桌上会如何对这些便利设施进行嘲讽，而乔伊会说她愚蠢、不公平，沃尔特则会愤怒地要求乔伊向妈妈道歉。不过乔伊叛逃去隔壁家那晚的情形可不需要邻居们动用他们的想象力，因为卡罗尔·莫纳汉很乐意向大家描述，她说的时候声音很大，不无心满意足的味道，任何一位不忠于伯格伦德夫妇、愿意听她说的邻居都可以听个清楚明白。“乔伊冷静极了，真是冷静，”卡罗尔说，“我向上帝起誓，你把黄油放进他嘴里都不会融化。我和康妮一起去他家支持他，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赞成这个安排，因为，你们知道啦，沃尔特向来体贴人，我怕他担心乔伊搬来我家会成为我的累赘。乔伊向来都有担当，他只是希望能和家人达成一致，把所有问题都挑开来说。他解释了他和康妮是怎么和我讨论这个安排的，因为知道沃尔特会担心日常开销，我就告诉他，日用品什么的完全不成问题。我和布莱克现在是一家人了，我们愿意多负担一个人。而且乔伊很勤快，洗碗、倒垃圾什么的，他都做得很好，是个整洁的孩子。我跟沃尔特说，过去他和帕蒂那么照顾康妮，留她在家里吃饭什么的，我想为此表达我的谢意，因为在我生活一团糟的时候，他们待我真的很慷慨，除了感激之外，我别无他想。乔伊是那么的负责任，那么的冷静。他解释说，因为帕蒂甚至不肯让康妮进她家的门，如果他要想和康妮相处的话，真是别无选择。我插话说，我完全支持他们两人交往，要是世界上所有年轻人都像他们这样有责任感，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我还告诉他们，让两个孩子待在我家益处良多，又安全又可靠，而不会到处去偷偷摸摸，惹上麻烦。我那么感激乔伊，他在我家永远都会受到欢迎。我就这样告诉他们。我知道帕蒂不喜欢我，她总是瞧不起我，也从来不把康妮放在眼里。我都知道的。我知道帕蒂那两把刷子，我晓得她会发上一阵子疯，小脸扭曲着：‘你以为他爱你女儿？你以为他爱上她了？’声音又细又尖。就好像乔伊这样的男孩子不可能爱上康妮，就因为我不是个大学生什么的，或者因为我的房子没有他们家的大，要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从纽约来的，再不然，就是因为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干着每周四十个小时的全职工作，不像她那样待在家里。帕蒂对我丝毫不尊重，你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沃尔特不一样，我想我可以和他谈。他可真是个甜心，脸涨得通红，我想是他觉得尴尬的缘故，他说：‘卡罗尔，你和康妮先回去，让我们单独和乔伊谈谈。’回去就回去，没问题，我又不是去闹事的。我可不是个喜欢惹麻烦的人。可是乔伊不干了。他说他并不是在请求他们的同意，只是告诉他们一声他的打算，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沃尔特失控了。完全地失控了。泪珠从他脸上滚落下来，那么的伤心，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毕竟，乔伊是他最小的孩子。是帕蒂对康妮如此不讲理，如此无情，才逼得乔伊再也无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不是沃尔特的错。但他却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叫：‘你才十六岁，在读完高中前哪儿也别想去！’乔伊只是微微地对着他笑，你根本无法在他嘴里融化黄油。他说他离家又不违法，而且他只不过是搬去隔壁。有理有据。我真希望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有乔伊百分之一那么聪明，那么酷。我是说，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可我又有些替沃尔特感到难过，因为他开始嚷嚷，什么他不会替乔伊出大学学费啦，明年夏天别想再去蒙大拿啦，他说他唯一要求的不过是乔伊能回来吃晚饭，睡在自己家的床上，做家庭的一分子。而乔伊是这样说的：‘我仍然是这个家的一员。’顺便说一下，乔伊从未否认这点。可沃尔特在厨房里跺着脚走来走去，有那么一阵儿，我真以为他会动手揍乔伊。但他只是完全失控了，他嚷嚷着：‘滚出去，滚，我受够了，滚。’然后就离开了，你能听到他在楼上乔伊的房间里拉开抽屉之类的声音，帕蒂跑上楼，两人开始朝对方大吼，我和康妮拥住乔伊，因为他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们为他感到难过。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完全确信让乔伊搬来我家绝对没错。沃尔特咚咚咚地下了楼，我们听到帕蒂像个疯子一样尖叫着——她也完全失控了，沃尔特又开始朝乔伊吼叫：‘看看你对自己的妈妈做了些什么？’又是为了帕蒂，看到了吧，她总是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乔伊只是站在那里，摇着头，因为一切都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怎么会愿意住在一个这样的家里呢？”

儿子的不同寻常最终让帕蒂自食恶果，这无疑合了有些邻居的意，但是，巴瑞耶街上也从来没人真正喜欢过卡罗尔·莫纳汉，大伙儿也普遍对布莱克缺乏好感，觉得康妮神经兮兮的，而且也没有人真正信任过乔伊。随着他的叛逆行为在拉姆齐山地区传播开来，多数人都十分同情沃尔特，并担忧帕蒂的心理健康，也为自己的孩子是如此正常而宽慰感恩——他们高高兴兴地接受父母的慷慨援助，理直气壮地请求父母帮忙做功课或申请大学，放学后老老实实地打电话报告行踪，有时也和父母聊聊自己每天的磕磕碰碰，就连因性、大麻和酒精而发生的口角也完全不出父母的预料。从伯格伦德家释放出来的痛苦是与众不同的。但愿沃尔特还不知道卡罗尔早已喋喋不休地描述了他那晚“失控”的情形，可怜的他别别扭扭地告诉邻居，作为父母他和帕蒂已被“炒了鱿鱼”，他们正尽最大努力做到释然。“他有时过来做功课，”沃尔特说，“但目前他似乎更喜欢在卡罗尔家过夜。我们倒要看看这能持续多久。”“帕蒂受得了乔伊搬走吗？”塞思问道。“不怎么受得了。”“最近哪天和帕蒂来我家吃晚饭吧。”“好主意，”沃尔特说，“不过我想帕蒂要去我妈妈的老房子住一阵儿。你知道，她一直在整修那所房子。”“我很担心她。”塞思声音哽塞。“我也是，我也有点儿担心她。不过我曾见过她带伤打球。大三那年，她整个膝盖都破了，可她还是坚持着又打了两局。”“可那之后她不是就接受了外科手术，嗯，从此结束了职业球员的生涯吗？”“我想说的是帕蒂的坚强，塞思。她忍着疼痛继续打球。”“没错。”

沃尔特和帕蒂始终也没能去保尔森夫妇家吃晚饭。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次年春天，帕蒂都躲在无名湖，没怎么在巴瑞耶街露面。就算她的车停在了车道上，比如圣诞节期间，她也会避开邻里间的聚会。一度，她的烘烤食品和殷勤参与是这些聚会上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当时杰西卡从大学放假回来，据她的朋友们说，杰西卡和弟弟“大吵一架”，结果就是乔伊在自己以前的卧室住了一个多星期，让他那位难对付的姐姐过了个她想要的真正假期。有时，邻居会看到几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前来拜访帕蒂，从她们的发型和斯巴鲁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来看，应该是她过去的篮球队队友。有关帕蒂酗酒的传言又出现了，不过这多半只是猜测，因为，尽管她向来友好，可在拉姆齐山，她连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也没交到。

到了新年，乔伊又回了卡罗尔和布莱克的家。大家推测，那栋房子里最能吸引他的地方莫过于他和康妮共享的那张床。乔伊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抗拒手淫的程度堪称奇怪，且极其坚决，哪怕只是提起这个字眼，他脸上都会立刻浮现出傲气十足的微笑；他声称他要度过一个从不需要手淫的人生，这是他的理想。一些更具洞察力的邻居，包括保尔森夫妇，怀疑乔伊同时也十分享受作为那栋房子里最聪明的人的感觉。他成了大房间里的王子，任何他接纳为朋友的人都可以享用里面的种种娱乐设施(这使得大房间里那个不受监管的啤酒桶成了整个社区家庭晚餐桌上争执的焦点)。他和卡罗尔相处的方式令人不安地接近于调情。他喜欢布莱克喜欢的所有事物，尤其是他的电动工具和卡车，哄得布莱克开开心心。而他就是用那辆卡车学会了驾驶。同学[7]们热情支持阿尔·戈尔和参议员韦尔斯通的时候，他令人气恼地微笑着，仿佛自由主义和自慰一样是一种弱点。这似乎说明他甚至接受了布莱克的部分政治主张。这年夏天，他在建筑工地打工，而没有再去蒙大拿。

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罢，大家都感觉沃尔特——他的友善——或多或少该为这个局面负责。他没有揪着乔伊的头发把他拖回自己家，让他学得规矩点儿，也没有捡块石头在帕蒂脑门上敲上一记，让她清醒清醒，而是成天在自然保护协会忙活，不见踪影。他以相当快的速度升任协会州分部执行官，任由家里一晚又一晚地空无一人：花坛荒芜，树篱无人修剪，窗户无人清洗，城市里脏污的积雪覆盖了仍竖在[8]前院的那个歪斜的、写着戈尔-利伯曼的标牌。就连保尔森夫妇都对伯格伦德一家人失去了兴趣，因为梅里正在参加市议员竞选。帕蒂在无名湖度过了整个夏天，乔伊入读弗吉尼亚大学，而关于其经济来源，拉姆齐山无人知晓。在儿子离家去上大学一个月后，也就是那出国家大悲剧发生后两个星期，帕蒂从无名湖回来了，之后没多久，伯格伦德家门前便竖起了“出售”的标牌，想当初，帕蒂和沃尔特可是将他们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倾注在了这座维多利亚式大宅上。沃尔特在华盛顿有了新工作，已经开始在那里上班。虽然房价很快就将反弹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此刻的当地房市却依旧在后九一一的低谷中徘徊。房子是帕蒂经手卖出的，价格令人失望。买主是一对严肃的黑人夫妇，都是专家，有一对三岁大的双胞胎。二月，伯格伦德夫妇最后一次挨家挨户礼貌地向大家正式告别：沃尔特问候了每户人家的孩子，给每个孩子送上了他最美好的祝福；帕蒂没怎么说话，但再一次看上去年轻得令人吃惊，就像那个在这个社区还不能称之为社区的时候推着婴儿车走过街道的大姑娘。“真是奇迹，”塞思·保尔森后来对梅里说，“这两口子居然还在一起。”

梅里摇摇头：“我觉得他们还没弄明白要怎么活着。”[1]诺姆·科尔曼(1949- )，美国律师、政治家，1994年至2002年任圣保罗市市长，曾经是民主党人，1996年成为共和党人。

　　[2]此处指杰西·文图拉(1951- )，美国政治家、演员、作家，1999年至2003年任明尼苏达州州长。

　　[3]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

　　[4]吉姆·席贝尔(1947- )，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1990年至1994年任圣保罗市市长。

　　[5]指一种在单一空间内集合了起居室、游戏室、书房等多项功能的房间。

　　[6]弗洛伊德认为，在潜意识里，某些受享乐原则刺激而产生的欲念常遭到另一个相反的力量的监察，后者即被他称为“现实原则”。

　　[7]即艾伯特·戈尔(1948- )，1993年至2001年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0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8]即乔·利伯曼(1942- )，美国政治家，200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错误已经铸成

帕蒂·伯格伦德自传

作者：帕蒂·伯格伦德(依心理医生建议所写)

第一章 温顺

要不是帕蒂是个无神论者，她应该会感谢仁慈的主，感谢他赐予她校际体育联赛，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挽救了她的生命，给了她实现自我的机会。她尤其要感谢北查帕阔初中的桑德拉·莫舍、霍勒斯·格里利高中的伊莱恩·卡佛和简·内格尔、葛底斯堡女子篮球营的厄尼和罗斯·塞尔瓦托，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艾琳·特雷德韦尔。正是这些了不起的教练教会了帕蒂什么是纪律、耐心、专注，什么是团队协作和体育精神的理想境界，这些品质弥补了她那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和可怜的自卑感。

帕蒂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长大，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而另外三个孩子更符合其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每位家人相比，帕蒂都要高大许多，也普通许多，反应更是明显地迟钝一些。当然，她并不真的是个笨蛋，只是相对迟钝一些。她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几乎和弟弟一般高，比两个妹妹则高出了一大截。有时她希望自己索性再长高些，到六英尺，反正她已经和这个家格格不入了；而且，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篮筐，在运球时低位背打，在防守时更加灵活地转动，那么她拼抢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恶狠狠了，这样大学毕业后也会过得开心一些——也许不会，但想象一下也挺有意思的。等打到大学校际比赛的时候，她通常都是场上较矮的球员之一，好笑的是，这让她联想起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她肾上腺素的分泌保持在巅峰状态。

帕蒂记得她妈妈来看过她打球，就那一次。当时她正在参加普通学生运动夏令营，妹妹们则在杰出学生艺术夏令营，两支夏令营属同一综合组。一天，就在一场垒球比赛进行到后几局时，妈妈和两个妹妹出现了。当时帕蒂正沮丧地站在左外野，而内野的几个女孩球技不佳，连连失误，她等着有谁能把球远击到她所在的区域。她慢慢地一点点向内野迫近，最终抓住了制胜的机会。一垒和二垒上都有跑垒员。击球手打出一记反弹球，球朝着那个笨手笨脚的游击手飞过去。帕蒂跑到她前面，抢先接到球，跑上去触杀了前位跑垒员，然后又去追剩下那个。那是个可爱的女孩，大概是靠一次防守失误上了一垒。帕蒂径直朝她逼去，女孩尖叫一声，撒腿便朝外野跑，离开跑垒道，自动出局。可帕蒂还是一路追下去，直到触杀了她为止。那女孩瘫倒在地，扯着嗓子尖叫，好像帕蒂用手套那轻轻的一触，给她带去了剧烈的疼痛。

帕蒂心里明白，作为运动员这算不得什么光辉时刻。因为家人的观看，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控制了她。坐在家用旅行车中，妈妈用比平时更加颤抖的声音问她，是不是一定要如此……好斗。就算需要——好吧，需要这么好斗，那么多少给自己的队友留些机会难道会让帕蒂不开心吗？帕蒂回答说在左外野，她压根儿连球的边都摸不着。妈妈说：“你要打球我没意见，但你得从中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团体互动才行。”帕蒂说：“那就送我去真正的运动营，这样我就不会是场上唯一一个知道怎么打球的球员。我无法跟接不住球的人合作！”妈妈说：“我不确定该不该鼓励你这么好胜，这么爱竞争。我猜我算不得一个体育爱好者，但我看不出，单纯为打败对手而打败对手能有什么乐趣？互相配合、一起努力不是更有意思些吗？”

帕蒂的妈妈是个职业民主党人。现在，也就是自述人撰写本文时，她甚至做了州议会女众议员，成了尊敬的乔伊斯·爱默生阁下，并以喜爱自然美景、关心穷人孩子、推广艺术活动而为人所知。对乔伊斯而言，天堂就是在一片开阔的户外，穷孩子们在政府的资助下聚在一起，从事艺术活动。结婚前，她是乔伊斯·马科维茨，一九三四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但显然打从懂事以来，她就不怎么喜欢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自述人有时怀疑，她妈妈总是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话，原因之一就是她一辈子都在挣扎着想改掉自己的布鲁克林口音。)乔伊斯拿到奖学金去缅因州读了人文学科，在那里碰到了帕蒂的爸爸，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犹太人，后来则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万灵一神论普救说教堂嫁给了他。在自述人看来，乔伊斯在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心理准备之前，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自述人本人或许不应该在这[1]点上责怪她。一九六○年杰克·肯尼迪获得民主党提名，乔伊斯总算找到一个高尚而振奋人心的借口，从家里脱身出来，不再无休止地生[2]养孩子。随后又来了民权运动、越战和鲍比·肯尼迪，她于是有了更多不在家的好理由：那个家里挤着四个小孩外加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巴巴多斯保姆，算得上是拥挤不堪。一九六八年，作为过世的鲍比忠实追随者的代表之一，乔伊斯第一次参加了国民大会。她先是成为县民主党的财务主管，后升任主席，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年两次为泰迪[3]组织竞选活动。每年夏天，家里的每扇门都从早到晚地敞开着，成群的志愿者们扛着一箱箱竞选用品出出入入。帕蒂可以连续六小时练习运球和上篮，其间无人注意，更无人打扰。

帕蒂的爸爸雷·爱默生是名律师兼业余滑稽演员，保留剧目包括以放屁为主题的各种笑话，以及对孩子老师、邻居和朋友们的刻薄模仿。他尤其喜欢跟帕蒂玩这样一个恶作剧：保姆尤拉莉娅刚一离开，他就模仿她的巴巴多斯口音说：“甭玩游戏了，甭闹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帕蒂红着脸从餐桌边跑开，弟弟妹妹们则兴奋得尖叫起来。帕蒂的教练兼导师桑德拉·莫舍也是他常用来取乐的对象，他喜欢叫她桑——卓。他经常问帕蒂，最近有男人来找桑——卓教练吗？嘻嘻，嘿嘿，或者有女人来找她吗？而弟弟妹妹们则在一旁齐声附和：“桑——卓，桑——卓！”另一个折磨帕蒂的有趣法子是，把家里的宠物狗埃尔莫藏起来，然后骗帕蒂说她去练习篮球的时候，埃尔莫被安乐死了。再不然，就是拿帕蒂很多年前犯过的几个常识性小错误来逗她，比如问帕蒂奥地利的袋鼠们怎么样了？最近有没有看[4]过当代著名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新作啊？或者问她是不是仍然认为真菌是动物王国的一分子？“那天我看到帕蒂的真菌追着一辆卡车跑来着，”她爸爸总会这样说，“看呀，看看我，帕蒂的真菌就是这样子追卡车的。”

大多数晚上，帕蒂的爸爸吃完饭后还会再次离开家，去和他那些贫穷的当事人会面，为他们打官司他通常只能收取很少费用或者干脆免费。他在怀特普莱恩斯法院对面的那条街上有个事务所，免费服务的客户包括波多黎各人、海地人、异装癖者以及智力或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惹的麻烦是如此之大，以至帕蒂的爸爸都不在背后拿他们取乐了，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从这些人的麻烦中发现乐趣。上十年级时，为了完成一份学校作业，帕蒂旁听过两次有她爸爸出庭的审判。其中一件案子是这样的：一个失业的扬克斯人在波多黎各国庆日喝得大醉，跑去找他的小舅子，想捅他一刀，结果小舅子没找着，反而在酒吧里捅了一个陌生人。不光是帕蒂的爸爸，就连法官大人，甚至公诉人似乎都对被告的不幸和愚蠢感到乐不可支。他们时不时地暗暗交换着眼色，仿佛苦难、缺陷、牢狱之灾都不过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杂耍表演，为的是活跃他们原本无聊沉闷的日子。

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帕蒂问她爸爸站在哪一边。“哈，问得好，”他说，“你得明白，我的当事人在说谎，受害者也在说谎，而那个酒吧的老板还是在说谎。他们都谎话连篇。当然，我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充分的辩护，但你也不能置公正于不顾吧。有时，公诉人、法官和我得通力合作，这与公诉人和受害者合作、我和被告合作其实是一回事。你听说过咱们庭审中的抗辩制吧？”“听说过。”“那好。有时候公诉人、法官，还有我，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尽力找出事实真相，避免误判。不过，这个你可不能写进你的作业里去。”“我还以为找出事实真相是大陪审团和陪审团的职责。”“没错，这个你可以写进你的作业。由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人组成陪审团来决定审判的命运，这点很重要。”“但你的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无辜的，对吗？”“这么说吧，有人想狠狠地惩罚他们，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该受那么重的刑罚。”“但也有很多人是完全无辜的，对吗？妈妈说他们言语不通，有时警察抓人太过草率，人们又对他们持有偏见，而他们在生活中也缺少机会。”“这些都完全没错，可是，帕蒂宝贝，你妈妈有时太天真了。”

如果被嘲笑的对象是她妈妈，帕蒂就不怎么介意了。“我的意思是，你也看到那些人了，”他对她说，“我的老天爷。[5]朗姆酒让人疯狂。”

关于雷的家族，需要了解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它有很多钱。祖传的大庄园坐落在新泽西州西北方的群山之间，雷的父母住在[6]一幢漂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石宅里，据说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里面挂满了法国印象派大师们不那么出名的作品。每年夏天，整个爱默生家族都要聚在庄园的湖边举办假日野餐，多数时候帕蒂都不怎么喜欢这些活动。她的爷爷奥古斯特喜欢把他这个长孙女拦腰抱起，让她坐在自己结实的大腿上，天知道他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小小乐趣；但显然，他并不怎么尊重帕蒂的身体。同时，从七年级开始，帕蒂还不得不和雷在祖传庄园里的网球场上配合打双打，对手是雷事务所里的次级合伙人和他老婆。身穿暴露网球服的帕蒂常常被这个合伙人盯得不好意思，他的这种目光骚扰让她很困惑。

和儿子雷一样，奥古斯特也做过公益性的法律善事，他曾为三次战争中备受瞩目的有良知的反对派及逃服兵役者辩护，这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也因此拥有了在私下里尽情做个怪人的权利。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这期间他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葡萄，然后放在一间外屋发酵。他的“酿酒厂”被叫作母鹿后臀，是家里的一大笑话。假日野餐时，奥古斯特趿着人字拖，穿一条松松垮垮的泳裤，手中紧握着他那只草草贴上标签的酒瓶，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给客人的空杯里添满酒，而他们其实才刚把酒悄悄倒在草地上或灌木丛中。“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是好酒吗？你喜欢吗？”有点像个沉迷于酿酒的心情迫切的男孩，又有点像个施虐者，正准备平等地去惩罚每一个受害人。奥古斯特引欧洲的习俗为证，认为可以给孩子们酒喝。每逢年轻的妈妈们因剥玉米或者比赛装饰沙拉而分心，奥古斯特就给他的“母鹿后臀”兑上水，逼着小孩们(最小的才三岁)喝下去。必要时，他会轻轻握住他们的下巴，将兑了水的酒灌进他们嘴里，并确保酒被吞咽下肚。“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这是酒。”如果一个孩子的举止开始变得古怪，他会说：“你现在的感受就叫作醉酒。你喝多啦。你醉喽。”那是种带着一丝厌恶却不乏真诚——迫于要显得友善——的语气。帕蒂往往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她满怀恐惧，静静地观察这一幕幕，等着弟妹或堂弟妹们拉响警报：“爷爷把小孩子灌醉了！”妈妈们跑过来，边责怪奥古斯特，边把孩子抱走。爸爸们则在一旁龌龊地窃笑着，嘲笑奥古斯特对母鹿臀部的痴迷。帕蒂悄悄跳入湖中，漂浮在湖水最温暖的表层，这样就听不到家人们的声音了。

事情是这样的：每次野餐，石宅的厨房中总会有一两瓶从奥古斯特的地下多层酒窖中拿出来的极好的、有年头的波尔多葡萄酒。这全靠帕蒂她爸爸坚持，不知花了多少工夫甜言蜜语地哄劝奥古斯特，才让他同意拿出这点儿好酒来。每次总是雷先给出信号，含蓄地对他的兄弟以及他带来的男性宾客们点点头，之后他们就跟着他，一起从野餐上消失了。几分钟后，男人们回来了，杯中的酒色泽诱人，满得快要溢出来。雷也会拿出一只法国酒瓶，将里面还剩的那么一英寸左右的红酒分给他们的妻子和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客人。之后，无论再怎么恳求，奥古斯特都不会再从酒窖里拿出一瓶好酒，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的“母鹿后臀”。

而每年的圣诞节也是一样：祖父母开着他们的新款梅赛德斯(每隔一两年，奥古斯特就会以旧换新)，从新泽西来到雷和乔伊斯那幢拥挤的平房前，到达时间要比乔伊斯央求他们不要早于的时间点提前一小时，并向大家分发不成体统的圣诞礼物。出了名的一例是有一年，乔伊斯收到了两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洗碗抹布。而雷收到的通常是些从邦诺书店减价书架上买来的厚重的艺术书，有时上面$3.99的价签都还没撕掉。孩子们收到的则是亚洲制造的塑料小破烂：旅行用小闹钟，不过是坏的；装零钱的小钱包，上面印有新泽西某保险公司的名字；工艺粗糙得吓人的中国人物小玩偶；各式各样的鸡尾酒调酒棒。而与此同时，在奥古斯特的母校，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正在拔地而起。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对祖父如此吝啬气愤不已，转而向父母狮子大开口。他们开出长长的、非常详细的礼物清单，每年圣诞前夜，乔伊斯都不得不熬夜到凌晨三点，包装从中选择性采购的礼品。而帕蒂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决定除了体育，什么都不去在意。

帕蒂的爷爷曾经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是大学里的田径明星和橄榄球边锋，帕蒂的大个子和迅捷的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来源于他。雷也玩过橄榄球，不过是在缅因州一所几乎连一个球队都派不上场的学校。他的强项是网球，而那是唯一一项帕蒂憎恶的运动，尽管她打得很好。帕蒂认为网球明星比约·博格其实是个软坯子。除了很少数的几个例外(比如乔·纳马斯)，她整体上对男运动员们都没什么好感。容易让她一见钟情的是学校里那些受欢迎的男孩，他们或者年龄比她大太多，又或者过于英俊，完全是些不现实的约会对象。不过，帕蒂是个非常温顺的女孩，几乎不管谁来约她，她都愿意去。她觉得那些害羞或不受欢迎的男孩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只要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她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不知为什么，这些男孩当中很多都是摔跤手。照帕蒂的经验来看，摔跤手们是些勇敢、沉默、古怪但有礼貌的男孩，他们总是皱着眉，也不害怕女运动员。其中一个男孩后来偷偷告诉帕蒂，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上中学的时候管她叫作母猴。

而说到真实的性体验，帕蒂的第一次是在一个派对上被强奸。当时她十七岁，对方是一所寄宿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名叫伊桑·波斯特。除了高尔夫之外，伊桑什么运动都不做，但他身高六英尺，体重比帕蒂重五十磅，并且以身体向她证明了，当与男性抗衡时，女性的肌肉力量令人沮丧。在帕蒂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应该被定义为灰色区域的强奸。开始，她反抗得很激烈，即使不够激烈，或持续的时间不够长，那也是因为她喝醉了——那是她平生第一次醉酒。她原本觉得那么的自由！那个美丽而温暖的五月的夜晚，在金·麦克拉斯基家巨大的游泳池里，帕蒂很可能给了伊桑·波斯特错误的印象。其实即便在清醒的时候，她也太过温顺。而那时游泳池里的她一定是因为温顺而显得轻浮了。总之，要责怪自己的地方有很多。当时，帕蒂[7]对罗曼史的概念就好比盖里甘的岛：“要多原始有多原始”，大概还[8]处于白雪公主和南茜·朱尔之间。毫无疑问，伊桑那种傲慢的神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吸引了她。他很像女孩们当时喜欢看的一本封面上有帆船的小说中的爱人形象。强奸完帕蒂后，他说他很抱歉“做得”那么粗暴，他并不想那样，他说为此他感到抱歉。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菠萝椰汁鸡尾酒的酒劲过去了，在和小妹妹同住的那间卧室里——这样她的大妹妹就可以独占一间房，好在里面尽情发挥她的创造力，想怎么凌乱就怎么凌乱，因为帕蒂就是这么温顺的一个人——直到那时她才感觉到愤怒：伊桑完全没把她当回事，他可以就那么强奸她，然后还送她回家。但她并不是如此微不足道。撇开其他事不提，她，一名高二学生，已然是霍勒斯·格里利高中单赛季助攻手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纪录她明年肯定还能打破！她还是全州——包括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在内——甲级篮球球员。然而，一个她几乎不认识、只会打高尔夫的男孩竟认为可以随意强奸她。

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她起身去淋浴间，哭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小时。即便到了今天，每当她想起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想起种种不公之事的受害者，想起他们必定会有的感受时，她都会记起那个小时。以前自己没在意过的不公平待遇一一浮上心头：比如说，她这个家里的老大居然要和妹妹分享房间，而不能住进保姆尤拉莉娅之前在地下室住过的房间，因为里面堆满了那些没用的竞选小册子；还有，她妈妈对大妹妹的戏剧演出是那么着迷，却从不去看她打比赛。她是如此的气愤，几乎想找个人聊一聊。但她不敢告诉自己的教练或队友，怕他们知道她喝酒。

尽管帕蒂竭尽全力想把这件事埋藏于心，但它终究还是浮出了水面。内格尔教练起了疑心，第二天比赛结束后，她偷偷在更衣室观察帕蒂，随后把她叫去办公室坐下，追问她身上的淤伤是怎么回事，以及她为什么闷闷不乐。帕蒂当即很不争气地和盘托出，一边抽泣不止。内格尔教练建议带她去医院看看并且报警，这让她无比震惊。帕蒂刚刚还四次上场，三次上垒，跑垒得了两分，还有好几次出色的防守表现。很明显，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大不了的伤害。而且，她父母和伊桑的父母是政治伙伴，所以报警是不可能的。她大着胆希望，只要为自己打断训练低声下气地道个歉，再加上教练的同情和仁慈，就可以了结此事。但是，哦，她错得太离谱了。

内格尔教练往帕蒂家打了个电话，联系到帕蒂的妈妈。一如既往，她妈妈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赶去开会；她既没有时间和女儿的教练好好聊聊，却又不好意思承认这点。教练对着体育部米黄色的电话话筒说出了这几句不可能被忽视的话：“你女儿刚刚告诉我，她昨晚被一个叫伊桑·波斯特的男孩强奸了。”然后教练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不，她刚刚告诉我……对……就是昨晚……是，她被强奸了。”随后把话筒递给帕蒂。“帕蒂？”她妈妈说，“你还——好吗？”“我没事。”“内格尔女士说你昨晚出了点儿事？”“这点儿事就是我被强奸了。”“哦，天哪，天哪，我的老天，昨晚？”“对。”“今早我在家，你怎么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和我聊聊呢？”“也许那时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可你一转头就告诉了内格尔女士。”“我没告诉她，”帕蒂说，“她只不过比你更善于观察罢了。”“今早我根本就没怎么看到你。”“我不是在指责你，只是说说而已。”“你是说，你可能已经被……可能已经被……”“强奸了。”“我无法相信，”她妈妈说，“我马上过去接你。”“内格尔教练想让我去医院。”“你哪儿不舒服吗？”“我已经说过了，我没事。”“那就待着别动，你们俩什么都别做，等我去了再说。”

帕蒂挂断电话，告诉教练她妈妈要过来。“我们要把那个男孩关进监狱，关很长，很长时间。”“不，不，不，”帕蒂说，“不，我们不能。”“帕蒂。”“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要你想，就有可能发生。”“不，是真的，那不可能。我爸妈和波斯特夫妇是政治伙伴。”“听我说，”教练道，“这个和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关系。你明白吗？”

帕蒂相当确定，教练这次没搞清状况。波斯特博士是位心脏病专[9]家，他老婆娘家非常非常有钱。像泰迪·肯尼迪、埃德·马斯基和沃[10]尔特·蒙代尔这样的政界名流缺少资金时，波斯特博士家就是他们要去拜访的地方之一。这些年来，帕蒂常常听父母大谈波斯特博士家的“后院”。显然，那个“后院”的大小和中央公园差不多，但更漂亮。如果说帕蒂哪个学艺术、接连跳级的全A生妹妹给波斯特家带去麻烦，那还说得过去，但很难想象家里这个粗粗笨笨、成绩拿B的运动员能在波斯特家的盔甲上戳出个小洞来。“我以后绝不会再碰酒了，”她说，“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对你来说也许是解决了，”教练说，“但对其他人却不然。看看你的胳膊，看看他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如果你不制止他，他会对别的女孩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不过是些淤伤和抓痕。”

教练就此大作演说：你得为了你的队友们站出来，就这次的情形而言，是为了伊桑可能碰到的所有年轻女性。她的结论就是帕蒂应该为了团队凶狠一次，提出控诉，并让教练通知伊桑所在的新罕布什尔预科学校。这样他就会被开除，且无法拿到毕业证书。而如果帕蒂不这么做，她就会令全队感到失望。

帕蒂又一次哭了：她几乎宁愿死也不想让全队对她感到失望。前一阵儿还是冬天的时候，帕蒂忍着感冒坚持打了大半个半场篮球赛，直到昏倒在球场的边线上，不得已去打吊针。可现在的问题是昨晚她并没有和自己的队友在一起。和她一起去参加派对的是她的曲棍球伙伴阿曼达，麦克拉斯基家的派对上准备了好几大桶菠萝椰汁鸡尾酒，阿曼达一个劲儿地劝诱帕蒂尝一尝，否则她就不肯罢休。朗姆酒让人[11]疯狂。麦克拉斯基家的大泳池中的其他女孩都不是运动员。其实单单是在那个地方露面，帕蒂就已经背叛了她真正的团队。现在她为此受到了惩罚。伊桑没有去侵犯那些放纵的女孩，他选择了帕蒂，因为她不属于那个地方，她连喝酒都不会。

她向教练允诺会好好想想她的建议。

在体育馆看到她妈妈是件令人震惊的事，显然她妈妈对自己置身此地也有同感。她穿着平日常穿的那双中跟鞋，像民间故事里身处可怕丛林的金发姑娘一样，茫然地左右打量着裸露在外的金属体育器械、脏兮兮的地板和网眼袋里一堆堆的垒球。帕蒂迎上前，投入妈妈的怀抱。乔伊斯的个头要比女儿小很多，帕蒂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座落地大摆钟，妈妈正费力地抬起并搬动它。她挣脱出来，带着乔伊斯来到教练那间用玻璃围起来的小办公室里，这样她们就可以交谈了。“你好，我是简·内格尔。”教练说。“对，我们——见过面。”乔伊斯说。“哦，你说得没错，我们确实见过一次面。”教练说。

乔伊斯不仅在谈吐上下过功夫，她还有着极其得体的姿势和面具般讨人喜欢的微笑，那微笑几乎适用于从公到私的所有场合。她从不提高嗓门说话，即使在盛怒之下也不会(生气时，她的声音不过是比平时显得更加紧巴巴、颤巍巍了)，因此，就算处于折磨人的争论当中，她也可以展示她的招牌微笑。“不对，我们见过不止一面，”她说，“见过好几次的。”“是吗？”“我相当确定。”“我只记得见过您一次。”教练说。“我去外面等你。”帕蒂说着，关上了身后的门。

家长和教练的这次会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乔伊斯很快踩着噔噔作响的皮鞋走了出来，“我们走。”

走廊上，内格尔教练站在乔伊斯身后，意味深长地看了帕蒂一眼。这一眼是在提醒她：不要忘记我说过的团队精神。

乔伊斯的车停在停车场的访客区，是那个四分之一圆中的最后一辆。她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没有转。帕蒂问现在要做什么。“你爸爸在他的办公室，”乔伊斯说，“我们直接过去。”

她依旧没有转动车钥匙。“我对这事感到抱歉。”帕蒂说。“我就不明白，”她妈妈发作了，“像你这样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伊桑怎么能……我的意思是，无论哪个男孩，怎么就能……”“伊桑，强奸我的人是伊桑。”“无论哪个男孩——或者伊桑，”她接着说，“你说绝对是伊桑，就算是，他怎么能……？”她用手掩住嘴巴，“哦，真希望是其他什么人，谁都行，波斯特博士和他太太是多好的朋友啊，他们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不怎么了解伊桑，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那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干脆回家吧。”“不行，你必须告诉我。我是你妈妈。”

听到自己这样说，乔伊斯有些尴尬。似乎她也意识到这情形有多怪异：她得提醒帕蒂她的妈妈是谁。而帕蒂却感到高兴，她终于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如果乔伊斯是她妈妈，那她怎么没来看纽约州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帕蒂可是以三十二分的成绩打破了霍勒斯·格里利高中女生参加联赛以来的得分纪录，不知为什么其他选手的妈妈都腾出时间来看了比赛。

她把自己的手腕伸出来给乔伊斯看。“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她说，“我的意思是，部分真相。”

乔伊斯看了一眼那些淤伤，战栗了，随后她扭过头去，像是要尊重帕蒂的隐私。“这太可怕了，”她说，“你说得对，这太过分了。”“内格尔教练说我应该去急诊室，然后报警，并通知伊桑的班主任。”“是，我知道你的教练想怎么做。她似乎认为把伊桑阉掉或许才是个合适的惩罚。但我想知道你想怎么做？”“我不知道我想怎么做。”“如果你现在想报警，”乔伊斯说，“那我们就去警察局。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猜我们应该先告诉爸爸。”

于是她们沿着索米尔公园大道向前驶去。乔伊斯经常开车送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去学画画、学吉他、练芭蕾、学日语、上辩论班、学戏剧表演、练钢琴、练击剑，以及参加模拟法庭，但帕蒂却很少坐乔伊斯的车。大多数工作日她都搭运动员巴士，很晚才回家。而如果有比赛，就会有队友的妈妈或者爸爸捎她一程。如果她和朋友们被困在哪里了，她也知道不要去打搅父母，而是直接拨打韦斯特切斯特出租车呼叫台的号码，拿出她妈妈总是让她随身带的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除了坐出租车之外，她从来没想过用那二十块钱去做其他什么事，也从没想过在比赛结束后去哪里逛逛，而不是直接回家。十点或十一点钟到家之后，她把晚餐上的锡箔纸剥掉，然后去地下室边吃边洗球衣，同时看看日间比赛的回放。她常常就在那里睡着了。“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乔伊斯边开车边说，“如果伊桑正式向你道歉，你觉得足够吗？”“他已经道过歉了。”“为——”“为他的粗暴。”“那你怎么说的？”“我什么也没说。我说我想回家。”“可他确实为自己的粗暴道歉了。”“那不是真正的道歉。”“好的，就听你的。”“我只想让他知道，我是真实存在的。”“都听你的——宝贝。”

乔伊斯说“宝贝”时，就像是用某种她正在学的外语说出的第一个词。

试探也好，惩罚也罢，帕蒂说：“也许，我想，如果他真的有诚意地道了歉，那也许就可以了。”她仔细观察着妈妈，(在帕蒂看来)后者正努力克制自己的兴奋。“我认为这几乎是个完美的解决办法，”乔伊斯说，“但除非你是真的觉得这么做就可以了。”“不可以。”帕蒂说。“你说什么？”“我说这么做是不够的。”“我以为你刚刚说的是这样就可以了。”

帕蒂再次非常悲伤地哭了起来。“对不起，”乔伊斯说，“难道我理解错了？”“他强奸了我，就好像那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我很可能还不是他强奸的第一个。”“帕蒂，这点你并不清楚。”“我想去医院。”“看，我们马上就到爸爸的办公室了。除非你真的受了伤，否则我们还是先……”“可我已经知道爸爸会说什么。我也知道他希望我怎么做。”“他只想做对你最有利的事。有时他可能很难表达自己，但他爱你胜过一切。”

乔伊斯几乎再没有哪一句话能让帕蒂如此热切地渴望去相信。她全心全意地希望，希望这句话是真的。如果她爸爸不是私底下深爱着她，那么他逗她，拿她开玩笑的方式岂不是只能用残忍来解释？但帕蒂如今十七岁了，而且她实际上并不笨。她知道一个人可以爱某人胜过一切，但当他忙着干别的事情时，他就不怎么爱那个人了。

她爸爸办公室的内室是从已去世的高级合伙人手上接过来的，里面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他并没有更换地毯，也没有重新做窗帘。究竟樟脑球的味道从何而来还真是个谜。“这个烂透了的小浑蛋！”听女儿和太太讲完伊桑的罪行，雷的反应是这样。“不幸的是，他其实没那么小。”乔伊斯干巴巴地笑着说。“他就是个坏透了的小流氓，”雷说，“他是颗坏种子！”“那我们现在要去医院吗？”帕蒂问道，“或者去警察局？”

她爸爸让乔伊斯打电话给斯伯斯坦医生，问问他有没有时间看个急诊。他是帕蒂以前的儿科医生，从罗斯福时代就加入了民主党阵营。乔伊斯打电话的时候，雷问帕蒂她明不明白什么是强奸。

她瞪着他。“我只是确认一下，”他说，“你知道强奸的法律定义吧。”“他违反我的意愿和我发生了性关系。”“你确实说过不要吗？”“‘不’，‘不要’，‘住手’。我说得明明白白。我使劲抓他，想把他从我身上推开。”“那么他真是个卑鄙的浑蛋。”

帕蒂从没听过她爸爸这么说话，她喜欢他这样，但只是模模糊糊地，因为这听上去太不像雷了。“斯伯斯坦医生说他五点钟可以在办公室见我们，”乔伊斯报告说，“他多喜欢帕蒂啊，我想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取消他的晚餐约会。”“没错，”帕蒂说，“我在他那一万两千名病人中肯定排第一。”随后她给爸爸讲了后来的事，而她爸爸向她解释了为什么内格尔教练是错误的，帕蒂又为什么不能去报警。“切斯特·波斯特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雷说道，“不过他在县里倒是做了不少好事。因为，呃，因为他的地位，像这样的控诉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所有人都会知道原告是谁。所有人。现在，波斯特一家会因此遭受什么不利影响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但确定无疑的是，如果案件曝光，预审、审判以及公众的关注会让你比现在更感到被侵犯。就算伊桑认了罪，就算暂缓量刑，就算发布言论禁止令，都始终会有一份法院记录。”

乔伊斯说：“但这些都该由帕蒂来决定，而不是——”“乔伊斯，”雷抬起一只手打断了她，“波斯特家请得起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律师。一旦控诉曝光，对被告所能造成的最大损害也就到头了。他可不会积极推动审判进展。事实上，在答辩或审判之前，你的名誉被糟蹋得越厉害，事态就越是对他有利。”

帕蒂低下了头，她问爸爸，他认为她该怎么做。“我现在就给切斯特打电话，”他说，“你去斯伯斯坦医生那里检查身体，确认你没事。”“还要请他做证人。”帕蒂说。“是的，如果需要，他可以作证。不过，不会有什么审判的，帕蒂。”“那么伊桑就这样逃脱处罚？然后下个周末再对其他女生做同样的事？”

雷举起了两只手，“我，哎呀，我来和波斯特先生聊聊。他可能会接受延迟起诉，类似于以观后效的察看，也相当于悬在伊桑头顶的一把剑。”“那根本不算什么。”“事实上，帕蒂宝贝，那已经相当不错啦。至少那可以向你保证，伊桑不会再去侵犯其他女生。这还得要他认罪才行。”

确实，想象伊桑穿着橘黄色连衣裤坐在监牢里，而他对她造成的伤害大多不过存在于她自己的头脑中，帕蒂也认为这未免荒唐。她做过训练呼吸冲刺，那种难受劲儿和被强奸相差无几。也许在打完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后她要比现在更感到筋疲力尽。此外，作为一名运动员，你其实早已习惯别人将手放在你身上——按摩抽搐成一团的肌肉，打贴身防守，拼抢待争球，给脚踝缠上护带，纠正姿势，伸展腿后腱，等等等等。

但尽管如此，不公的感觉还是如此的实实在在，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她那疼痛的、臭烘烘、汗淋淋的身体还要真实。她的委屈有形状，有重量，有温度，有质地，还有着恶俗的品位。

在斯伯斯坦医生的办公室，帕蒂像个优秀运动员那样接受了检查。穿好衣服后，医生问她以前是否有过性经历。“没有。”“我也这么认为。那避孕是怎么回事？是对方做的吗？”

她点点头。“那时我试图逃开，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避孕套。”“对。”

斯伯斯坦医生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都记在了她的病例上。随即他摘掉眼镜说：“你会拥有美好的人生，帕蒂。性是美妙的，你一辈子都会享受它。不过今天可不怎么美好，是吗？”

回到家，弟弟在后院，像是正在用一些大小不一的螺丝刀玩杂耍。一个妹妹在读未删节版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另一个靠优诺酸奶和小胡萝卜维持生命的妹妹则在浴室里，又在改换头发的颜色。身处这群聪明的怪人当中，帕蒂真正的家是地下室摆放电视的那个角落里一把有泡沫软垫、发了霉的嵌入式长椅。保姆尤拉莉娅已经离开很多年了，长椅上还是隐隐有一股她擦的头油的味道。帕蒂拿了一盒黄油山核桃冰激凌，回到那把长椅上，当妈妈打电话问她要不要上来吃晚饭时，她回答说不吃了。

当爸爸喝完他的马提尼、吃过晚餐后来到地下室时，《玛丽·泰勒·摩尔秀》刚刚开始，他提议和帕蒂开车出去兜兜风。那个时候，帕蒂对明尼苏达州的全部了解就是玛丽·泰勒·摩尔。“我可以看完电视剧再去吗？”“帕蒂。”

看心爱的电视剧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帕蒂觉得自己很可怜，她关掉了电视机。爸爸把车开到那所高中，在停车场一盏明亮的路灯下停下来。他们摇下窗玻璃，春天草地好闻的气味飘了进来，不久前，她就是在这样一片草地上被强奸的。“那么……”她说。“伊桑否认了，”她爸爸说，“他说那不过是闹着玩，是你情我愿的。”

自述人会这样描述车里那个女孩的眼泪：就像一场无声无息开始下起的小雨，却令人吃惊地很快就淋湿了一切。她问爸爸有没有直接和伊桑通话。“没有，只是和他爸爸，两次，”他说，“如果我说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那就是在骗人了。”“显然波斯特先生不相信我。”“这个嘛，帕蒂，伊桑是他的儿子。他可不像我们一样了解你。”“你相信我吗？”“我相信。”“妈妈呢？”“她当然相信。”“那我该怎么办？”

她爸爸转向她，像律师转向自己的当事人，像一个成年人对着另一个成年人。“忘了它，”他说，“忘记它，向前走。”“什么？”“抛开它，向前走。学会更加小心地保护自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帕蒂，派对上的人都是波斯特家的朋友。他们会说他们看到你喝多了，是你挑逗的伊桑。他们会说你们当时在一间小屋背后，那里距游泳池不到三十英尺，而他们却没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当时真的很吵，舞曲声，还有大家吵吵嚷嚷的说话声。”“他们还会说稍后他们看到你们离开，上了他的车。世人眼中的他是一个即将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埃克赛特男孩。他使用了避孕套，说明他很负责任；事后他离开派对开车送你回家，说明他够绅士。”

无声无息的小雨此刻正在打湿帕蒂那件T恤衫的衣领。“你并没有真的站在我这边，对吗？”“我当然是向着你的。”“你不断地说‘当然’、‘当然’。”“听我说，检察官会问你当时为什么不喊叫。”“我觉得不好意思！那些人又不是我的朋友！”“可你明不明白，法官或陪审团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你当时需要做的就是大声求救，然后你就安全了。”

帕蒂记不起自己为什么没有喊叫。事后看来，她不得不承认，她温顺得令人吃惊。“但是我反抗了。”“没错，可你是名顶尖的学生运动员。游击手被抓伤或打青是很常见的事，不是吗？胳膊上？大腿上？”“你有没有告诉波斯特先生我是个处女？我是说，本来是？”“我认为那不关他的事。”“或许你应该再打个电话，把这点告诉他。”“你看，”她爸爸说，“宝贝，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极不公平，我也为你感到难过。但有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接受教训，确保自己不会再次陷入同样的境地。告诉自己，‘我犯错了，算我倒霉’，然后就随它去。随它，嗯，随它去。”

他把点火器转了半圈，仪表盘上的灯亮了。他的手还抓着车钥匙。“但他犯罪了。”帕蒂说。“没错，但最好还是，呃。生活不总是公平的，帕蒂宝贝。波斯特先生说他认为伊桑可能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不够绅士而道歉，但是，你想要那样吗？”“不。”“我也这么认为。”“内格尔教练说我应该去报警。”“内格尔教练管好她的盘球练习就可以了。”“垒球，”帕蒂说，“现在是垒球赛季。”“除非你想在被人公开地羞辱中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篮球赛季在冬天，而垒球在春天，天气暖和些的时候。”“我在问你：你真想那样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吗？”“卡佛教练是篮球，”帕蒂说，“内格尔教练是垒球。你明白了吗？”

她爸爸发动了引擎。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帕蒂没有被公开羞辱，相反，她不再仅仅是个有体育天赋的学生，而是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她几乎以体育馆为家了。新罗谢尔的前锋用胳膊肘挤开队友斯蒂芬妮时，帕蒂用肩膀顶了她的后背，为此受到停赛三场的处罚。她依旧打破了自己上一年创下的每一项学校纪录，同时还几乎打破了进球纪录。她不仅能从外围准确投篮，也越来越喜欢带球突破到篮下。她不再理睬肉体的痛苦了。

那年春天，当地的国会议员在任职多年后退了下来，领导层选择让帕蒂的妈妈去竞选他的位置。波斯特夫妇主动提出在他们家奢华的绿色后院里和乔伊斯共同举办一个筹款会。在接受这个提议之前，乔伊斯来问过帕蒂的意思。她说她不会做任何令帕蒂感到不舒服的事。不过那时，帕蒂已经不在乎乔伊斯做什么事了，她也是这么跟她说的。当候选者一家人站在一起拍摄那张必不可少的家庭照时，没有人为主动缺席的帕蒂感伤。她那一脸苦相可帮不到乔伊斯的事业。

第二章 最要好的朋友

由于无法回忆起自己在大学头三年里的意识状态，自述人怀疑当时的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意识状态。她自我感觉是清醒的，但事实上她一定是在梦游，否则，举例来说，很难理解她怎么会跟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女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这女孩根本就是她的一名跟踪者。

尽管自述人不愿承认，但是，部分责任或许就得算在十大体育竞技联盟及其为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特别是男生，不过，即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女生也不例外——创造的那个虚假的世界头上。七月，帕蒂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参加运动员夏令营，接着则是专为运动员优先安排的新生适应校园活动。之后，她住进运动员宿舍，交往的全都是运动员朋友。她只坐在全是运动员的桌子旁吃饭，派对上也只和队友们围在一起跳舞，选修课程时，她小心避开那些没有足够多的其他运动员选修的课程，以免无法和运动员坐在一起上课，或是(时间容许的话)自习。运动员不一定非得这么生活，但明尼苏达大学的大多数运动员都是这么过的，而帕蒂又比他们大部分人都更加拥护这样一个纯运动员的世界，因为她能够这样做！因为她终于逃离了韦斯特切斯特！“你应该去你想去的任何一所学校。”乔伊斯对帕蒂说。她的意思其实是：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和西北大学(女儿入读这样的学校于我更有面子)都录取了你的情形下，选择明尼苏达这样一个平庸的州立大学实在是怪异之举，令人反感。“这完全是你的个人选择，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乔伊斯说。她的意思其实是：要是你作出愚蠢的决定，毁掉了你自己的人生，以后可不要来责怪我和你爸爸。乔伊斯对明尼苏达大学毫不掩饰的厌恶以及明尼苏达远离纽约这个事实是帕蒂选择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回首当年，自述人看到年轻的自己是那些可怜的青少年中的一员，她满怀着对父母的不满和愤怒，一心想要加入某个异教组织，在那里，她可以成为更善良、更友好、更大度、更顺从的人，而这些是她在家中再也无法做到的。篮球便是她选择的这样一个组织。

第一个将她从篮球阵营中引诱出来的非运动员朋友就是那个有心理疾病的女孩伊丽莎，后来，她成为对帕蒂而言相当重要的人。当然，起初帕蒂并不知道她有心理疾病。伊丽莎不多不少恰是半个美人：她脑袋的上半部分长得极其漂亮，但随着你的视线下移，她变得越来越丑。她有着浓密的褐色鬈发，美丽的大眼睛，然后是堪称可爱的小塌鼻子，但是等到了嘴巴周围，她的脸就像早产儿一样变小了一号，看起来令人不安，再往下，她几乎没有下巴。她总是穿着宽松的灯芯绒裤子，裤腰滑到臀部，上身是她从二手店男装部买来的紧身短袖衬衫，只扣中间一颗纽扣，脚上是红色的凯兹帆布鞋，再披上一件宽大的鳄梨绿羊皮外套。她整个人闻上去像个烟灰缸，但除非在室外，否则她尽量不在帕蒂身旁抽烟。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伊丽莎和帕蒂那两个爱好艺术的妹妹有很多共同之处，当时的帕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今天的自述人则看得清清楚楚。她有一把黑色的电吉他，一个价格不菲的小扩音器，但是有那么几次，当帕蒂试图说服她弹奏一曲的时候，伊丽莎大发脾气——她几乎从未这样过(至少不会这样立刻发作)。她说帕蒂让她感到有压力，难为情，所以她总是在仅仅弹了几个音符之后，就无法继续。她命令帕蒂不要摆出一副专心倾听的样子，但就算帕蒂转过身去，假装在翻阅杂志，情形也依然无法好转。伊丽莎发誓说只要帕蒂一离开房间，她就能完美地演绎她的歌曲。“但是现在？算了吧。”“对不起，”帕蒂说，“真抱歉给你这么大压力。”“你没在听的时候，这首歌我弹得好极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你能弹好。”“我弹得好是事实，你信不信都没关系。”“可是我确实相信你！”“我是说，”伊丽莎说，“你信不信都不重要，因为你不在的时候，这首歌我弹得漂亮极了，我有这个能力，这是客观事实。”“要不试试其他歌？”帕蒂请求道。

但是伊丽莎已经将电吉他的插头拔了下来。“别说了，好吗？我不需要你的安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帕蒂说。

她和伊丽莎初次见面是在地球科学导论课上。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非常多，它或许是一名运动员和一位诗人有可能碰面的唯一课程。帕蒂和另外十名一年级女运动员一起选修了这门课，这群女孩子的个头多数比帕蒂还要高，都穿着金地鼠队的红褐色队服，或是简单的灰色运动衫，每个人的头发都不同程度地湿乎乎的。这群女运动员里不乏聪明的女孩，其中就包括自述人的终生好友凯茜·施密特，她后来成了一名公设辩护律师，曾连续两晚出现在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危险！》当中。然而，温度过高的教室、千篇一律的运动服和湿头发、身边同样疲惫的其他运动员的身体总是给帕蒂一种枯燥的感觉。一种低落的感觉。

伊丽莎喜欢坐在这群运动员后面的那排，正好是帕蒂背后的那个座位。不过她也喜欢向下出溜着、低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只露出满头浓密的褐色鬈发。一次开始上课前，她从后面凑近帕蒂的耳朵，说出了她们之间的第一句话：“你是最棒的。”

帕蒂转过身想看看谁在说话，却只看见很多头发：“抱歉？”“我昨晚看你打球了，”那堆头发说，“你打得真好，还这么漂亮。”“哇，非常感谢。”“他们应该多让你上场。”“有趣，哈哈，我也这么认为。”“你得要求他们让你多上场，好吗？”“当然好，可是队里有很多出色的球员，这个我可说了不算。”“也对，但你是最棒的。”那堆头发说。“多谢夸奖！”帕蒂欢快地回应道，结束了对话。当时，她相信这种直截了当的赞誉之言之所以会让她那么的不自在，是因为自己是个无私的、讲求团队精神的人。而今天，自述人意识到，赞美就好比某种饮料，她下意识里明智地禁止自己哪怕是尝上一小口，因为她明白她对它们的渴求是无穷无尽的。

那堂课结束后，她夹在运动员同伴当中，特意没回头去看那头鬈发的主人。一个真实的球迷在地球科学导论课上恰好坐在自己背后，她将之归为古怪的巧合。这所大学里有五万名学生，但当中或许只有不足五百人(不包括前队员及现役队员的朋友和家人)认为，观看女子体育比赛是一种可行的消遣法。如果你是伊丽莎，并且想要坐在金地鼠队场边那条长凳的背后(这样一来，帕蒂从场上下来时，就一定会看到埋头阅读笔记的你和你的一头鬈发)，你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在比赛开始前十五分钟到场。然后，当终场哨声响过，队员们照例俯身相互击掌之后，在更衣室门口截住帕蒂，将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递给她，并对她说：“你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样要求多上场了吗？”要做到这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

帕蒂还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但显然，对方知道她的，因为那张纸上写满了帕蒂二字，几乎有一百遍，用的是四散裂开的卡通体字母，并以铅笔勾勒轮廓，看上去就好像体育馆里回荡的呼喊声，仿佛一群疯狂的球迷正在齐声呼喊她的名字。这和现实情况完全不搭边，因为通常，体育馆百分之九十的座位都是空的，更何况帕蒂不过是名一年级新生，每场比赛平均上场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换句话说，帕蒂可不是个什么家喻户晓的名字。整张纸上除去这些用铅笔描出的呼喊，就是一幅小小的速写，画的是一名正在带球的女运动员。帕蒂看得出这名运动员就是自己，因为她身上佩戴着她的号码，而且在一张写满帕蒂这个名字的纸上，还能是其他什么人的画像吗？正如伊丽莎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那样(帕蒂很快就了解到这点)，这幅速写的一半技巧精湛，另一半则笨拙而不像样。运动员急转身时身体俯向地面、猛烈倾斜的样子画得生动出色，但脸和头却像急救手册里毫无特色的女人头像。

看着这张纸，帕蒂预先体验到了一种下坠感，就是几个月后，和伊丽莎一起吃了含有大麻的巧克力蛋糕后体验到的那种感觉。一种大错特错、令人恐惧的东西，但她却难以抗拒。“谢谢你的画。”她说。“他们为什么不多给你些上场时间呢？”伊丽莎说，“下半场你几乎一直坐在那里。”“一旦我们队大大领先了……”“你表现这么好，他们居然让你坐冷板凳？我真搞不懂。”伊丽莎显得非常焦虑，鬈发像狂风中的柳枝一样翻飞着。“道恩、凯茜和肖娜上场的时间比较长，”帕蒂说，“她们很好地保住了我们的领先地位。”“可你比她们强多了！”“我得去冲澡了。再次谢谢你的画。”“今年或许还不行，不过，最晚到明年，每个人都会想要认识你，”伊丽莎说，“你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你应该开始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她这番话实在太过离谱，帕蒂不得不停下脚步，纠正她：“过多的关注可从来不是困扰女子篮球的问题。”“那么男人呢？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他们伤害吗？”“什么意思？”“我是说，面对男人的时候，你脑筋清醒吗？”“现在除了体育运动之外，我没时间理会其他事。”“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你多有魅力，以及这一点有多危险。”“我只知道我是个出色的运动员。”“你还没有被人占了便宜，这可以说是个奇迹。”“这个嘛，我不喝酒，这点很有用。”“你为什么不喝酒？”伊丽莎立刻追问道。“因为训练期间不能喝酒。一口都不能喝。”“一年到头你每一天都在训练吗？”“哦，还因为我在高中时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醉酒经历。”“什么经历？有人强奸了你？”

帕蒂的脸发烫，同一时间呈现出五种不同的表情。“哇。”她说。“是吗？是这么回事吗？”“我得去冲澡了。”“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情形！”伊丽莎兴奋地叫道，“你还完全不认识我呢，我们总共不过交谈了两分钟，你就已经告诉我你被强奸过。你完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帕蒂太过吃惊，也太过羞愧，没能一眼看穿伊丽莎这套逻辑的荒谬之处。“我能够保护自己，”她说，“我做得好着呢。”“好吧，无所谓，”伊丽莎耸耸肩，“那是你的安全，又不是我的。”

灯一排接一排地熄掉了，体育馆里回荡着开关沉闷而空洞的声响。“你打球吗？”帕蒂问，试图弥补之前的不友好。

伊丽莎低头看了看自己。她的盆骨处又宽又扁，脚很小，还有些内八字。“我看上去像个能打球的人吗？”“我不知道，羽毛球？”“我讨厌体育课，”伊丽莎笑着说，“我讨厌所有的体育项目。”

帕蒂也笑了，成功地转移了话题让她松了口气，尽管这会儿她有些迷惑。“我连‘像个女孩那样把球抛出去’，或者‘像个女孩那样跑’都做不到，”伊丽莎说，“我拒绝跑或者抛球，就这么回事。如果球落在我手里，我就抱着球等着，直到某个人过来把球拿走。大家指望我跑，比如说，要上一垒的时候，我会先在原地站上个一秒钟，然后或许走着过去吧。”“老天。”帕蒂说。“是啊，因为这个我差点没拿到高中毕业证，”伊丽莎说，“我能毕业全靠我父母认识学校的心理医生。最后我是因为每天踩单车才拿到了体育学分。”

帕蒂疑惑地点着头：“可是你喜欢篮球，对吗？”“对，我喜欢篮球，”伊丽莎说，“篮球相当吸引人。”“那么，你痛恨的并不是体育运动本身，听上去你真正痛恨的应该是学校的体育课。”“你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好吧，管它呢。”“是啊，管它呢，咱们俩要交个朋友吗？”

帕蒂笑了。“如果我说可以，不就正好验证了你刚才说我对还不怎么认识的陌生人不加防范的话吗？”“听上去像是在拒绝我了。”“咱们走着看好吗？”“好。这主意听上去够小心，我喜欢。”“看，你看，”帕蒂已经再次笑了起来，“我可没你想的那么不小心！”

自述人毫不怀疑，如果当日帕蒂的神智能更清醒些，且能稍稍用心关注一下周遭的世界，那么她就不会在大学篮球场上表现得那么出色。体育运动上的成功意味着参与者几乎总是脑袋空空。想要处于有利地位，由此看出伊丽莎的真实面目(即她的心理不怎么正常)，那样只会搞砸她的比赛。你可不会因为对身边的每件小事都仔细思量一番而成为进球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罚球手。

结果证明，伊丽莎不喜欢帕蒂的其他那些朋友，她甚至就没试过要和她们交朋友。她笼统地把她们称为“你的同性恋朋友”或者“那伙女同性恋”，尽管她们当中有一半是异性恋者。帕蒂很快就发觉自己生活在两个毫无交集的世界当中：一边是纯运动员世界，在这里，她度过了绝大部分时光，在这里，她宁愿错过心理学期中考试，也要赶去商店为扭了脚踝或因流感而卧床不起的队友配备一个爱心包裹；而另一边则是黑暗狭小的伊丽莎世界，一个她不必费力去做个好人的世界。两个世界唯一的接触点是威廉姆斯竞技场，当帕蒂在场上成功地转守为攻，随后轻松上篮或不看人传球时，如果此时伊丽莎正在场边观看，帕蒂会额外收获一份小小的骄傲和快乐。不过就连这个接触点也未能持久，因为随着与帕蒂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伊丽莎也就越来越不记得她曾经多么为篮球着迷。

帕蒂向来有很多朋友，却从未有过格外亲密的。练球结束后看到伊丽莎等在体育馆外，这让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她知道那将是一个增长见识的夜晚。伊丽莎会带她去看有字幕的电影，让她仔细聆听帕蒂·史密斯的唱片(“真高兴，你和我最喜欢的歌手同名。”她说，完全[12]忽略了两个名字的拼写并不一致，而且帕蒂证件上的名字其实是帕特里夏。乔伊斯为女儿取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帕蒂却觉得难为情说不出口)，还将自己收藏的丹妮斯·莱维托芙和弗兰克·奥哈拉的诗集借给她。当篮球队以八胜十一负的成绩在第一轮比赛中被淘汰出局之后(尽管帕蒂得了十四分，还有无数次的助攻)，伊丽莎也教她真真正正地喜欢上了保罗马森夏布利酒。

伊丽莎如何度过她剩余的空闲时间，这或多或少是个谜。她的生活中似乎有那么几个“男人”(也就是男学生)，有时她会提起她听过的音乐会，但当帕蒂对这些音乐会表示好奇的时候，伊丽莎却说帕蒂必须先听完自己为她制作的所有混录磁带；而帕蒂不怎么能消化那些磁带。她确实喜欢帕蒂·史密斯，这位歌手似乎理解她在被强奸后那个早上在浴室中的感受，但是，比如说，地下丝绒乐队的歌则让她感到孤独。有一次，她向伊丽莎坦承她最喜欢的乐队是老鹰乐队，伊丽莎说：“这没什么不对的，老鹰乐队很棒。”但是你在伊丽莎的宿舍里绝对看不到一张老鹰乐队的唱片。

伊丽莎的父母是双子城鼎鼎有名的心理咨询师，住在富人成堆的威札塔，她还有个哥哥，是巴德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被她说成是个怪人。当帕蒂问“哪方面怪？”时，伊丽莎回答说：“哪方面都怪。”伊丽莎在当地换了三所学校才拼拼凑凑地完成了她的高中教育，之后入读明尼苏达大学，因为如果她不再上学，父母就拒绝给她钱花。她和帕蒂都是B等生，不过这两个B的来历并不一样：帕蒂是每门功课都拿B，而伊丽莎的英语成绩是A+，其他科目则一律是D。除了篮球，伊丽莎为人所知的兴趣就只有诗歌和寻欢作乐。

伊丽莎决心要让帕蒂试试大麻，但帕蒂极其注意保护她的肺，这也是大麻巧克力蛋糕那件事发生的缘由。她们开着伊丽莎的大众甲壳虫，来到她在威札塔的家，房子里摆满了非洲雕像，而她父母都出去参加一个周末会议去了。她们原本打算照着茱莉亚·查尔德的菜谱准备一顿像样的晚餐，但两人都喝多了酒，没能做成，最终用饼干和乳酪对付了一顿，还做了巧克力蛋糕，吞下了数量必然相当可观的大麻。在之后昏昏沉沉的十六个小时里，帕蒂的部分自我在想着：“我绝不会再碰大麻。”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破坏了训练，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的训练状态，那真是一种非常孤独绝望的感觉。同时她有些害怕伊丽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伊丽莎有种古怪的迷恋，因此，一动不动地坐着、克制自己就变得无比重要起来，免得发现自己是个双性恋者。伊丽莎不断问她感觉如何，她则不断地回答：“我没事，谢谢你。”这样的对话每次都让她们自己觉得很好笑。听着“地下丝绒”的歌，帕蒂对这个乐队的理解深刻了许多，这是一个非常色情的乐队组合，他们的靡靡之音正好表达出她此刻身处威札塔、在一堆非洲面具包围下的感受，这种契合让她觉得舒服。清醒些时，她欣慰地意识到即使在最恍惚的时候，她也设法控制住了自己，而伊丽莎也没有触摸她：和同性恋沾边的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帕蒂对伊丽莎的父母感到好奇，想留下来见见他们，但伊丽莎坚持认为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她说，“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在一起。他们在同一间套房中设有情侣办公室，共同撰写所有的论著，还一起在会议上发言。由于必须为病人保密，他们从不在家里谈论工作。他们甚至有一辆双座自行车。”“所以？”“所以他们是一对怪物，你不会喜欢他们的，然后你也不会再喜欢我。”“我父母也不怎么样。”帕蒂说。“相信我，这和你家的情形不一样。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开着甲壳虫回城的路上，当明尼苏达并不温暖的春日阳光被抛在身后，她们有了第一次类似于吵架的经历。“夏天你必须留在这里，”伊丽莎说，“你不能离开。”“这可不怎么现实，”帕蒂说，“我爸爸等着我去他的事务所打工，而且七月份我还要去葛底斯堡。”“为什么不能留在这里，然后直接去葛底斯堡集训呢？我们可以自己找工作，你还能每天去体育馆。”“我必须回家。”“但是为什么？你讨厌那个家。”“如果留在这里，我会每晚都喝酒的。”“不，你不会。我们可以定下严格的规矩。你想要什么规矩我们就定什么规矩。”“秋天我就回来了。”“那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住吗？”“不行，我已经答应住进凯茜的宿舍了。”“你可以告诉她计划变了。”“我不能那么做。”“这太疯狂了！我几乎没机会和你见面！”“我见你的时间比见任何人的时间都要多。我喜欢和你见面。”“那么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肯留在这里呢？你不相信我吗？”“我为什么会不相信你？”“我不知道。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你宁愿为你爸打工。他没有照顾好你，没能好好地保护你，而我会。他没有最大限度地为你着想，可我会这样做。”

的确，一想到回家，帕蒂就觉得情绪低落，但是，为了大麻巧克力蛋糕而惩罚自己似乎也是必须的。她爸爸也一直在试图调和与她的关系：他寄来手写的书信(“我们想念网球场上的你”)，让帕蒂开奶奶的旧车，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已经不该再开车了。离家一年后，帕蒂开始感到后悔，后悔自己对父亲太过冷淡。或许她做错了？所以，那个夏天她回了家，结果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她每晚看电视到午夜，早上七点起床，出去跑上五英里，然后一整天都泡在法律资料当中，将里面的人名用彩色笔标出来，同时也盼着当天的邮件——通常都会包含一封伊丽莎用打字机打出的长长的来信，告诉帕蒂她有多想念她，还讲了很多有关那位“好色的”剧院老板的故事(她在他那家专门放映经典老电影的剧院卖票)。她要求帕蒂马上回信，帕蒂也尽力这么做：在她爸爸那间一股子樟脑球味道的办公室里，用电动打字机和老式的印有抬头的信纸回信。

伊丽莎在一封来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对方立些规矩，以便更好地保护对方、提升自己。帕蒂对此心存疑虑，但仍然在回信中为她的朋友立了三条规定：晚餐前不许抽烟；每天锻炼身体，发展体育能力；上所有的课，做所有的作业(而不仅仅是英语课和英语作业)。伊丽莎为她立的三条规定则迥然不同：只在周六晚上喝酒，且一定要在伊丽莎在场的情况下；只有在伊丽莎的陪伴下才可以参加有男有女的派对；告诉伊丽莎所有事情。毫无疑问，她本该为三条这样的规定感到困扰，但当时她的判断力出了点问题，非但没有觉得不安，反而为拥有这样一位亲密的朋友而激动。抛开其他不说，拥有伊丽莎这个朋友为帕蒂提供了对付她大妹妹的盔甲和弹药。“我说，在明—尼—叟—达过得怎么样啊？”一场典型的姐妹对[13]话开始了，“你吃了不少玉米吧？你看到那头名叫宝贝的蓝牛了吗？你去过布雷纳德吗？”

你或许认为，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又比妹妹大三岁半(尽管在学校只比她高两级)，帕蒂应该一早就有法子应对妹妹这些不合身份的愚蠢挑衅。然而，帕蒂心底天生就有一些毫不设防的柔软部位——妹妹不念姐妹之情的言谈举止每一次都让她感到震惊。而做妹妹的也确实有创意，总能想出出人意料的新点子，搞得帕蒂哑口无言。“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古里古怪的口气和我说话？”这就是帕蒂目前最拿手的一招防守。“我不过是问问你在老好明—尼—叟—达过得怎么样。”“你咯咯笑，你故意的。就像母鸡在咯咯叫。”[14]

妹妹眼睛一闪一闪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那可是万湖之州哦！”“请你走开。”“你在那儿交上男朋友了吗？”“没有。”“女朋友？”“没有。不过我确实交了个了不起的好朋友。”“你是说不断给你写信的这位吗？她是个运动员？”“不。她是个诗人。”“哇，”妹妹似乎有点感兴趣了，“她叫什么名字？”“伊丽莎。”“伊丽莎·杜利特尔。她可真是给你写了不少信。你确定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她喜欢写作，明白吗？她是个十分有趣的作者。”“有人听到从更衣室传来的低语，就是这样。不敢把爱说出口的真菌。”“你真恶心，”帕蒂说，“她有三个男朋友，酷着呢。”“布雷纳德，明—尼—叟—达，”这就是妹妹的回答，“你一定要从布雷纳德给我寄张蓝牛宝贝的明信片。”她用夸张的颤声唱着“我要在早上结婚”，离开了。

接下来的秋天，回到学校后，帕蒂遇到了那个名叫卡特的男孩，他算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说法了，她的第一任男朋友。现在看来，当她遵守伊丽莎的第三条规定，告诉她在体育馆认识的一个拳击队二年级男生邀她吃晚饭，这之后她立刻就和卡特相遇了，自述人确信这一切绝非巧合。伊丽莎要求在他们约会前先见拳击手一面，但是就连帕蒂的温顺也有个限度。“他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她说。“对不起，可是说到看男人，你还在实习期，”伊丽莎说，“你还认为强奸你的那个家伙也是个好人呢。”“事实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个好人，只不过他对我感兴趣，这让我有些激动。”“是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对你感兴趣的人。”“没错，可这次我没喝醉。”

最终两人达成和解：帕蒂吃完晚饭后立刻去伊丽莎校外的住所(她父母为她打暑期工而奖励她的)，如果到了十点钟她还不来报到，伊丽莎就出来找她。在一顿平淡无奇的晚餐后，帕蒂于九点半左右来到伊丽莎校外的住所，发现她正和那个名叫卡特的男孩待在顶楼的房间里。他们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两人穿着袜子的脚在沙发中间的垫子上脚底对脚底地互抵着，以一种也许是也许不是兄妹间的亲昵方式互相推搡。伊丽莎的立体音响中正放着退化乐队的新专辑。

帕蒂在门口犹豫：“或许我该让你们俩单独待着？”“哦，老天，不用，不用，不用，我们欢迎你加入，”伊丽莎嚷道，“我和卡特之间的故事早过去了，是不是？”“过去很长时间了。”卡特正经八百地说，帕蒂后来回想起，他的语气间还带有轻微的恼怒。他把脚放回地板上。“已经是死火山了。”伊丽莎边说边跳起来，为两人作介绍。帕蒂之前从未见过她这个朋友和男孩在一起，她好像变了一个人：脸红扑扑的，说起话来磕磕巴巴，还不时不无做作地咯咯笑着，这让帕蒂吃惊不小。伊丽莎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帕蒂是来就自己的晚餐约会接受询问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卡特转，他是伊丽莎就读过的一所高中里的朋友，现在暂时从大学休学，在一家书店上班，同时参加一些演出。卡特有着极其笔直、引人注目的深色头发(事实是，染发剂染出来的)，睫毛长长的漂亮眼睛(事实是，睫毛膏画出来的)，除去牙齿长得乱七八糟、又小又尖之外(事实是，父母因离婚闹得不可开交，使他错过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基本都享有的牙科矫正术)，他的外表没什么明显的缺陷。不过，他似乎并没有为他的牙齿感到难为情，帕蒂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一点。当伊丽莎将一大杯酒递到她面前时，她正准备尽力给卡特留个好印象，来证明她配做伊丽莎的朋友。“我不喝，谢谢。”帕蒂说。“可今天是周六晚上。”伊丽莎说。

帕蒂本想指出，规定里并没有要求她周六晚上一定要喝酒，但是，因为卡特的在场，她得以客观地看出伊丽莎的那些规定是多么古怪——她必须向伊丽莎汇报她和摔跤手的约会是多么古怪。所以她改变主意，喝下了那杯酒，然后又来了大大的一杯，全身热乎起来，感觉好极了。自述人明白，阅读别人如何喝酒的段落是件无趣的事，但有时，这和整个故事息息相关。午夜前后，卡特起身告辞时提出送帕蒂回宿舍。在宿舍楼门口，他问帕蒂可不可以来个晚安吻(“这没问题，”她特意想了一下，“他是伊丽莎的朋友”)，亲热了一会儿之后，站在十月冰冷的空气中，他问第二天能不能再与帕蒂见面，她想着：“哇，这家伙动作真快。”

公平来说，那年冬天是她一生中体育表现最为出色的一季。她没有健康问题，而特雷德韦尔教练在不要在场上太过谦让，而是要更像个挑头的这一点上给她上了严厉的一课之后，每场比赛都安排她打后卫。一场接着一场，帕蒂惊讶地发现，块头比她大的对手动作突然变慢了，她只要伸手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球从她们手上抢过来，她跳投的进球率也大涨。她越来越多地遭到对方的双人夹击，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依旧感到她和篮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她总是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它的位置，也总是确信自己是它在场上最喜欢的球员，最善于将球喂入它那圆圆的口中。即使在赛场之外，她也处于这种状态，就好像她的眉毛后面感到某种专注的压力，一种警觉的昏沉感或者说全神贯注的麻木感，贯穿于她的一切活动。整个冬天，她睡得好极了，似乎从未真正地醒来过。就算她的头被别人的胳膊肘打到，或是在终场哨响后被高兴的队友团团围住时，她也几乎没有任何清醒的感觉。

她和卡特的交往也处于这种状态。卡特对体育运动丝毫不感兴趣，在赛事最为紧张的时期，帕蒂每周总共只有几个小时可以陪他，有时只够两人在他的住处做爱，然后就得跑回学校，而他对此表现得毫不在意。就某些方面来讲，即使是现在，自述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关系。但是，如果她容许自己现实地猜测一下，在她将卡特视为男友的六个月里，他同时还在和其他多少个女孩上床，自述人就会承认，这段关系其实没那么完美。那六个月是帕蒂一生中两段毫无争议的快乐时光中的第一段，所有的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喜欢卡特没有戴过牙箍的牙齿、不掺水分的谦逊、熟练的爱抚和对她的耐心。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卡特确实有！无论是温柔而令人尴尬地指点她性爱技巧，还是坦承他自己毫无职业规划(“或许我最有资格做的工作就是当个沉默的勒索者”)，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柔和，那么含混不清，那么不把自己当回事——可怜的卡特，一团糟的卡特，自认为不配成为人类的一员。

帕蒂一直认为卡特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直到四月那个周六的夜晚。她原本和特雷德韦尔教练一起乘飞机去了芝加哥，参加全美篮球赛午宴及颁奖典礼(帕蒂被选为第二阵容后卫)，但她提前赶回，想出现在卡特的生日派对上给他个惊喜。站在街上，帕蒂就能看到他公寓里的灯亮着，但她摁了四次门铃，才最终在对讲机里听到回应，还是伊丽莎的声音。“帕蒂？你不是在芝加哥吗？”“我提前回来了。开门让我进去。”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噼啪声，之后是长长的寂静，以至于帕蒂又摁了两次门铃。最终，穿着凯兹帆布鞋、披着羊皮外套的伊丽莎跑下楼来，走到门外：“嗨，嗨，真无法相信你在这里！”“为什么不开门让我上去？”帕蒂说。“我不知道，我想我该下来见你，上面乱着呢，我想我该下来，这样咱们可以聊聊。”伊丽莎的眼睛亮闪闪的，双手剧烈地晃动着，“上面一堆毒品，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去其他地方呢？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是说，嗨，你怎么样？芝加哥好玩吗？午宴顺利吗？”

帕蒂皱着眉：“你是说我不能上去见见我的男朋友？”“哦，不是，但是，不是，但是——男朋友？这可是个严肃的说法，你不觉得吗？我以为他只不过是卡特罢了。我是说，我知道你喜欢他，但……”“上面还有谁？”“哦，你知道的，其他人。”“谁？”“你不认识。嘿，咱们去别处吧，好吗？”“但是，比如说有谁？”“他以为你明天才回来，你们俩明天要一起吃晚餐，对吧？”“我提前飞回来见他。”“哦，我的老天爷，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我们真是需要好好谈谈，谈谈你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我以为你们俩不过是玩玩而已，我是说，你从来没用‘男朋友’这样的字眼称呼过他，你要当他是男朋友的话，我应该一早就知道，对吧？要是你不告诉我每一件事，我无法保护你。你好像没有遵守我的规定，不是吗？”“你也没有遵守我的规定。”帕蒂说。“因为，我向上帝发誓，这和你想的不是一回事。我是你的朋友。但是那里还有其他人，那可绝对不是你的朋友。”“是个女孩？”“听着，我立刻让她走人。我们甩掉她，然后咱们三个可以好好玩玩。”伊丽莎咯咯笑着，“他为庆祝生日搞到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够劲的可卡因。”“等等，你是说只有你们三个人？这就是他说的生日派对？”“这次的可卡因真是够劲，太棒了，你一定得试试。你的赛季已经结束了，对吧？我们让她走人，然后你可以上来，咱们三个一起玩。或者，我们也可以去我那里，只有你和我，你只要等我一分钟，我上去拿点可卡因，然后我们去我那里。你一定得试试，如果不试，你就没法明白。”“让卡特和别的女孩待着，然后我和你去试试烈性毒品。这计划听上去真不错。”“哦，老天，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他要搞个派对，可之后他搞到了那些可卡因，所以就稍稍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那女孩就不愿意过来，因此他才找我来。”“你可以离开的。”帕蒂说。“我们已经在玩了，如果你试一试，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没有离开。我向你发誓，可卡因是我待在这里的唯一原因。”

那个夜晚原本应该以帕蒂和伊丽莎友谊的冷却或终止而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帕蒂发誓不再和卡特见面，并为没有更多地告诉伊丽莎自己对卡特的感觉而道歉；伊丽莎则为没有更细心地关注帕蒂而道歉，并保证会更好地遵守她立的那些规定，同时不再吸食烈性毒品。现在自述人才清醒地意识到，三人性爱加上床头柜上堆得小山一般的白花花的可卡因就是卡特心中犒劳自己的最佳生日礼物。然而当时，由于懊悔和担心，伊丽莎信誓旦旦地撒了谎。第二天一大早，在帕蒂能有个一小时的清醒时间来仔细想一遍事情之前，在她察觉出自己想象中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想象中的男朋友搞了点儿不明不白的勾当之前，气喘吁吁的伊丽莎就出现在帕蒂的宿舍门口，穿着她心目中的慢跑运动服(林·罗文奇T恤衫，及膝的拳击短裤，黑色短袜，凯兹帆布鞋)，向帕蒂汇报说她刚刚绕着四分之一英里的跑道跑了三圈，并坚持要帕蒂教她做些健美操。她异常激动地计划着两人每天晚上都一起上自习，热烈地表达着她对帕蒂的喜爱和对可能失去她的恐惧；帕蒂在痛苦地睁大眼睛看清了卡特的真实面目之后重新上路，而对伊丽莎的真实面目却闭上了双眼。

直到帕蒂答应夏天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她住在一起，伊丽莎的全场紧逼盯人才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伊丽莎又变得越来越少露面，对锻炼也失去了兴趣。那个炎热的夏天，帕蒂独自一人在迪基城一间满是蟑螂的转租公寓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自怨自艾，信心低落。她无法理解，如果伊丽莎常常要到凌晨两点才回来，甚至有时压根儿就不回来，她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地坚持和自己一起住呢？没错，伊丽莎确实一直建议帕蒂试试新的毒品，或者去看看演出，或者再找个新床伴，但帕蒂暂时对性爱倒了胃口，也永远不想再沾毒品和香烟。此外，她在体育系打零工挣到的钱勉强够付房租，她又不想效法伊丽莎开口向父母讨要零花钱，所以她越来越感到沮丧，越来越感到孤独。“我们为什么是朋友？”终于，一天晚上，当伊丽莎又在为外出盛装打扮时，帕蒂忍不住问道。“因为你又聪明又漂亮，”伊丽莎说，“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我是个运动员。乏味得透顶。”“不！你是帕蒂·爱默生，我们住在一起，这妙极了。”

这些都是伊丽莎的原话，自述人记得清清楚楚。“可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帕蒂说。“你想做什么？”“我打算回父母家住一段时间。”“什么？你开什么玩笑？你不喜欢他们！你得留在这里陪我。”“但是你几乎每晚都不在家。”“好吧，那咱们开始多花点时间一起活动。”“可是你知道我不想参加你那些活动。”“那咱们去看场电影吧。现在就去。你想看哪部？《天堂之日》怎么样？”

就这样，伊丽莎新一轮的全场紧逼盯人又开始了，不过只持续到帕蒂度过那个夏天的沮丧期，到她确信帕蒂不会逃走为止。正是在这第三次的友谊蜜月期，在她们一起看联映电影、喝汽酒、反复听金发女郎乐队唱片的时光里，帕蒂开始听她提起音乐人理查德·卡茨。“哦，我的老天，”伊丽莎说，“我觉得我恋爱了，我想我或许得开始做个好女孩了。他的家伙太大了，那感觉就像被一个中子星碾过。或者说像被一只巨大的橡皮擦擦得干干净净。”

这只巨大的橡皮擦刚从麦卡莱斯特学院毕业，正从事房屋拆除工作，还组了一支名叫创伤的朋克乐队，伊丽莎相信这个乐队一定会大红大紫。唯一让她对理查德的完美有所怀疑的是他的交友之道。“他和一个叫沃尔特的书呆子住在一起，一个跟屁虫，”她说，“就是那种刻板的狂热追随者，真怪，我搞不懂。起初我以为他是卡茨的经纪人什么的，可他实在没有酷到可以搞那个的地步。每当早上我从卡茨的房间里出来，就会看到沃尔特坐在餐桌旁，正对着他自己做的一大份水果沙拉读《纽约时报》。他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最近有没有看过什么好演出，你知道，他指的是戏剧之类的。这两人真是个古怪的组合。你一定得见见卡茨，这样你才会明白那究竟有多怪异。”

自述人最终发觉，很少有别的什么事比沃尔特和理查德之间那份珍贵的友谊更让她觉得痛苦。表面上看，他们两个甚至比帕蒂和伊丽莎这对组合还要古怪。麦卡莱斯特学院宿舍管理处不知哪位天才将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两个人安排在了同一间宿舍：一个是来自明尼苏达的乡下小子，有责任心到了令人心碎的地步；另一个则是来自纽约扬克斯的富有街头智慧的吉他手，只关心自己，容易上瘾，谈不上可靠。他们俩都是靠助学金上的大学，这应该就是宿舍管理处人员所能确认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沃尔特肤色白皙，身材细长，个头比帕蒂高，但比起理查德就矮了一大截；理查德身高六英尺四英寸，肩膀厚实，肤色方面，沃尔特有多亮白，他就有多暗沉。理查德看起来特别像利比亚的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这些年来，不光帕蒂，许多人都曾注意到并提起过这点。)他有着和卡扎菲一样的黑色头发，一样晒得黝黑、长满麻子的面颊，脸上也一样挂着一副志满意得的铁腕人物视[15]察部队和火箭发射器时的那种笑容，此外，他看上去要比他的朋友年长十五岁左右。而沃尔特则像个好管闲事的“学生干部”，就是有时会出现在高中球队里的那种没什么体育才能、给教练打下手的学生，比赛时穿着夹克衫，打着领结，拿着写字夹板站在球场边上。运动员一般都能忍受这种学生干部，因为他们始终对比赛全神贯注，而这似乎也是沃尔特和理查德成为好友的原因之一。因为虽然理查德在很多方面都不招人喜欢、不可信赖，但他极其看重自己的音乐创作，而沃尔特恰好具备所必需的鉴赏才能，可以胜任理查德的歌迷。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帕蒂发现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或许并没有那么的截然不同——两人都在努力做个好人，尽管采用的方式完全不同。

八月一个闷热的周日早晨，跑步归来的帕蒂见到了橡皮擦。他穿着黑色T恤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高大的身躯衬得那沙发格外窄小——正在读一本封面上有个大大的V字的平装本小说，伊丽莎则正在她们那间糟得没法说的浴室里淋浴。帕蒂倒了一杯冰茶，浑身汗湿地站在那里喝着，直到这时理查德才开口对帕蒂说第一句话：“你算怎么回事？”“你说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住这里。”她说。“没错，我知道。”理查德仔细打量着她，目光一寸一寸地移动着。帕蒂感到，随着他视线飞落，自己被他看过的那部分就好像给钉进了背后的那堵墙，所以，等他从头到脚看完了一遍之后，她完全变成了二维平面的存在，贴在背后的墙上。“你看过那本剪贴簿吗？”他问。“呃，剪贴簿？”“我拿给你看，”他说，“你会感兴趣的。”

他进了伊丽莎的房间，出来后递给帕蒂一个三孔活页夹，然后坐下继续读小说，仿佛就此忘记了她的存在。活页夹是老式的那种，有浅蓝色的布封皮，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帕蒂二字。就帕蒂数得出的，里面包括《明尼苏达日报》体育版刊发过的她的每一张照片，她寄给伊丽莎的每一张明信片，她们挤进照相亭连拍的每一条嵌拼照片，以及两人吃过大麻巧克力蛋糕处于迷幻状态时拍摄的所有快照。这本剪贴簿看上去有些怪异，有点让帕蒂透不过气来，但它更多的是让她为伊丽莎感到悲哀——为自己曾经质疑过伊丽莎究竟有多么在乎她而感到悲哀和抱歉。“她是个古怪的小姑娘。”理查德在沙发那边说道。“你在哪里找到这个的？”帕蒂问，“你在别人家过夜的时候，总是乱翻人家的东西吗？”[16]

他笑了：“我控诉！”“你到底乱翻了吗？”“冷静点，它就放在床后面。像警察说的，就在眼前。”

伊丽莎淋浴的声音停止了。“把这个放回去，”帕蒂说道，“请你放回去。”“我以为你会感兴趣。”理查德说着，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请你把它放回去，哪里拿的就放回哪里。”“我有个感觉，你可没有一本这样的剪贴簿。”“现在就放回去，求你了。”“相当古怪的小姑娘，”理查德说着，从帕蒂手上接过剪贴簿，“所以我才会问你是怎么回事。”

伊丽莎在异性面前的做作表现很快就使她的朋友反感：她时不时地傻笑，甩动她的长发，说起话来也没完没了。她取悦理查德的那股迫切劲与那本怪异的剪贴簿及其显露出的那种情感上的极度贫乏，在帕蒂的脑海中混杂在一起，使她第一次为有伊丽莎这样的朋友而感到多少有些难堪。这可真是件怪事，既然理查德似乎并没有因为和伊丽莎上床而感到难为情，帕蒂又有什么必要去在意他怎么看待她们的友谊呢？

再次见到理查德差不多就是帕蒂在那个蟑螂窝住的最后一天。他又坐在沙发上，双臂抱在胸前，穿着靴子的右脚重重地在地上打着拍子，一脸苦相地听伊丽莎弹奏吉他。站在一旁的伊丽莎弹奏的方式和之前帕蒂听过的没什么两样：断断续续，毫无把握。“流畅起来，”他说，“用脚打拍子。”然而，因专注而额头冒汗的伊丽莎刚一察觉到帕蒂在房间里，立刻就停止了弹奏。“有她在场我没法弹。”“你当然可以。”理查德说。“她确实不行，”帕蒂说，“我让她紧张。”“有意思，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帕蒂说。“她太支持我了，”伊丽莎说，“我能感觉到她一心希望我弹好。”“你真是个坏姑娘，”理查德对帕蒂说，“你得想着她弹不好才对。”“好的，”帕蒂说，“我希望你弹不好。这个你能做到吗？你在这方面似乎很擅长。”

伊丽莎吃惊地看着她，帕蒂自己也感到意外。“抱歉，我要回我的房间了。”她说。“别急着走，咱们先听听看她能弹多糟。”理查德说。

但是伊丽莎已经开始解吉他带，拔插头。“你需要跟着节拍器练习，”理查德告诉她，“你有节拍器吗？”“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伊丽莎说。“你怎么不弹点什么？”帕蒂对理查德说。“以后吧。”他说。

但是帕蒂想起了上回他拿出剪贴簿时自己的尴尬。“一首歌，”她说，“一组和弦。就弹一组和弦，伊丽莎说你弹得棒极了。”

他摇摇头。“有空来看我们的演出吧。”“帕蒂不看演出，”伊丽莎说，“她不喜欢那里的烟味。”“我是个运动员。”帕蒂说。“没错，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查德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帕蒂一眼，“篮球明星。你打什么位置？前锋？后卫？我不知道对女孩来说，什么样才算得上是高个子？”“我不算高。”“可你已经相当高了。”“那倒是。”“我们正准备出去。”伊丽莎边说边站起身来。“你看上去是个打篮球的好材料。”帕蒂对理查德说。“要想弄断手指，打篮球倒是个好法子。”“你错了，”她说，“几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话说得既无趣又无益于话题进展。帕蒂立刻就意识到，其实对于她打篮球这点，理查德压根儿就不在乎。“或许我会去看看你的演出，”她说，“下一场是什么时候？”“你不能去，那里对你来说太呛了。”伊丽莎不高兴地说。“这个不成问题。”帕蒂说。“真的吗？这可真是新闻。”“记得带耳塞。”理查德说。

听到他们离开，帕蒂在她的房间里哭了起来，莫名的悲伤压倒了她，以至她根本无力探寻自己哭泣的缘由。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再次见到伊丽莎，她为自己之前的放肆道歉，但此时的伊丽莎情绪好极了，她告诉帕蒂不必介意，她正想卖掉她的吉他，还说很乐意带帕蒂去看理查德的演出。

他的下场演出是在九月一个非周末的夜晚，在一家叫“长角牛”的通风不良的俱乐部，“创伤”为朋克乐队“嗡嗡鸡”作开场表演。和伊丽莎一起来到俱乐部时，帕蒂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卡特。他正和一名穿着镶满亮片的超短裙的金发美女站在一起。“哦，该死。”伊丽莎说。帕蒂勇敢地向卡特挥了挥手，他露出一嘴烂牙笑了笑，拖着亮片女郎从容地朝她们这边走过来，一副殷勤友好的模样。伊丽莎低下头，拉着帕蒂穿过一堆喷云吐雾的朋克男，来到舞台边上。在这里，她们看到一个金发男孩，没等伊丽莎打招呼，帕蒂就猜出他是理查德的那个舍友。“嗨，沃尔特，你好。”伊丽莎的声音很大，语调平淡。

沃尔特并没有对这声招呼报以中西部人典型的友好微笑，而是冷淡地点了点头。帕蒂还不认识他，所以不知道这样的冷淡回应对他而言是多么的不寻常。“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伊丽莎告诉他，“我要去后台转转，能不能让她在这里和你站一会儿？”“我想他们就快要出来表演了。”沃尔特说。“我就过去一会儿，”伊丽莎说，“替我看着点她，好吗？”“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后台呢？”沃尔特说。“不行，你得在这里为我占住这位置，”伊丽莎告诉帕蒂，“我马上回来。”

沃尔特一脸不快地看着伊丽莎从人群中钻过去，不见了踪影。他看上去远没有伊丽莎让帕蒂想象的那么书呆子气——一件V领套头衫，一头过分卷曲、乱糟糟、略带红色的金发，看上去就是他该是的样子，换言之，就像一名一年级的法律系学生——不过，在那群奇装异服、发型花样百出的朋克们的衬托下，沃尔特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帕蒂也突然对自己的着装敏感起来，而直到一分钟之前，她还很喜欢自己的打扮，沃尔特的普通装束让她松了口气。“谢谢你陪我在这里站着。”她说。“我看咱们得在这里站上好一阵儿了。”沃尔特说。“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你就是那位篮球明星。”“没错。”“理查德跟我提起过你。”他转向她，“你也常吸毒吗？”“不，老天！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的朋友常常吸毒。”

帕蒂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她不在我身边吸。”“她去后台就是为了干这个。”“哦。”“抱歉，我知道她是你的朋友。”“没关系，让我知道这点也不错。”“她的资金来源似乎非常充沛。”“对，她父母给她的。”“没错，那些父母。”

沃尔特似乎因伊丽莎的离去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于是帕蒂也不再说话。她又一次感觉到自己那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尽管她甚至还没怎么意识到自己对理查德感兴趣，可一想到伊丽莎不仅运用她自身，用她那半张漂亮的面孔，她可能还在用父母给的零花钱来帮她吸引和接近理查德，光是想到这些，帕蒂就觉得太不公平。关于人生，帕蒂是多么迟钝！比其他人落后了多少步！舞台上的一切看上去是多么丑陋！光秃秃的绳子、冷冰冰的铬合金鼓面、实用主义的麦克风、绑架者常用的宽幅胶带，以及大炮一般的聚光灯：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赤裸裸。“你常看演出吗？”沃尔特问道。“不，从没看过，这是第一次。”“你带耳塞了吗？”“没有，用得着吗？”“理查德的音乐非常吵，你可以用我的。它们几乎是新的。”

他从衬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对发白的海绵橡胶耳塞。帕蒂低头看了看，尽力友好地笑着。“不用了，谢谢你。”她说。“我很注重个人卫生的，”他急切地说，“不存在任何健康隐患。”“可这样你自己就没耳塞用了。”“那我把它们撕成两半。你需要有点东西来护住耳朵。”

帕蒂看着他仔细地将耳塞撕成两半。“要不我拿在手里吧，看一会儿用不用得到。”她说。

他们在原地站了十五分钟。伊丽莎终于摇摇晃晃地回来了，看上去容光焕发，就在这时，俱乐部的大灯暗了下去，人群向舞台挤过来。帕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手中的耳塞。大家在台下挤成一团，其实根本没那个必要。一个穿皮衣的胖子撞向帕蒂的后背，逼得帕蒂朝舞台方向倒了过去。伊丽莎已经满怀期待地开始晃动头发、蹦蹦跳跳，结果还是沃尔特推开了那个胖子，帕蒂才直起身来。

跑上台的创伤乐队成员包括理查德、终生与他合作的贝司手赫雷拉，以及两个骨瘦如柴、看上去才刚高中毕业的男孩。此时的理查德比后来更像个艺人，后来，当他明白自己似乎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巨星之后，反巨星就成了他更好的出路。他在台上又蹦又跳，还不时地握住吉他琴颈，东倒西歪地来上半圈脚尖立地旋转，诸如此类。他告诉观众，他的乐队将演奏他们所知道的每一首歌，这将用时二十五分钟。然后他和乐队就彻底疯狂了，炮制出大量令人不安的噪音，帕蒂完全听不出当中有任何节拍。这种音乐就像烫口的食物，根本尝不出味道。但缺乏节奏和旋律的事实并没能阻止台下成堆的朋克男像跳弹簧床一样蹦跳着，互相撞击着肩膀，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的脚踝。帕蒂努力往外挤，结果和沃尔特、伊丽莎分散了。那噪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理查德和另外两名“创伤”成员对着麦克风吼叫着：我痛恨阳光！我痛恨阳光！而喜欢阳光的帕蒂则使出她篮球健将的本领，想迅速逃离。她高高地举起胳膊肘，冲进人群，钻出来时却发现面对面站着的是卡特和他那个亮晶晶的女伴，于是她继续往外走，直到出了俱乐部，站在了人行道上。九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头顶的明尼苏达天空居然还残存着一些暮光。

她在长角牛俱乐部门口转悠着，嗡嗡鸡乐队的歌迷这会儿才陆续到场。她等着看伊丽莎会不会出来找她，但是，来找她的人是沃尔特，不是伊丽莎。“我没事，”她对他说，“看来这种音乐不是我的那杯茶。”“我送你回去好吗？”“不用，你该回去继续看演出。你可以告诉伊丽莎我自己回去了，这样她就不会担心我。”“她看上去可不像担心你的样子。让我送你回去吧。”

帕蒂说不用了，而沃尔特坚持要送，她坚持说不用，他坚持说一定要。接着，她意识到他没有车，是打算陪她坐公交车回去。再一次，她坚持说不必了，而他坚持说一定要。很久之后，他告诉她，当他们一起站在公交车站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她了，然而当时，帕蒂的脑海中却没有唱起同样的歌。她只是为丢下伊丽莎感到内疚，后悔扔掉了耳塞，结果没能留下来多看看理查德的演出。“我感觉自己就像没能通过什么考验似的。”她说。“你究竟喜不喜欢这种音乐？”“我喜欢‘金发女郎’，也喜欢帕蒂·史密斯。但我猜，我基本上不喜欢这种音乐。”“那可以问问你为什么要来吗？”“哦，是理查德邀请我来的。”

沃尔特点点头，似乎这对他有着某种私人的意义。“理查德是个好人吗？”帕蒂问道。“是个大好人！”沃尔特说，“我是说，得看情况。你知道，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下他走了，后来成了个宗教狂。他爸爸是个邮政工人，也是个酒鬼，理查德读高中的时候，他得了肺癌，直到去世，理查德都一直照顾着他。理查德是个非常忠诚的人，不过对女人可能不是那样。事实上，他对女人可不怎么好，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

帕蒂凭直觉早已看出了这点，听到沃尔特这么说，不知为什么，她并未感到失望。“你呢？”沃尔特问道。“我什么？”“你是个好人吗？你看上去像个好人，可是……”“可是什么？”“我讨厌你那个朋友！”他突然大声说，“我觉得她不是什么好人。事实上，我认为她是个相当糟糕的人。爱撒谎，而且很刻薄。”“可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生气地说，“她待我可一点儿也不糟糕。或许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怎么好吧。”“她总是带你出来，然后撇下你站在那里，自己跑去跟别人吸食可卡因吗？”“不，事实上，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沃尔特没说话，只是沉浸在他的不满当中。公交车连个影儿都看不到。“有时候她是那么喜欢我，这让我感觉非常，非常好，”过了一会儿，帕蒂说，“其实很多时候她又不是那么喜欢我，可当她……”“我无法想象你难以找到喜欢你的人。”沃尔特说。

帕蒂摇摇头。“我这人有些不对头。我喜欢我的其他所有朋友，可我觉得我和她们之间总是隔着一堵墙。就好像她们全部是同一种人，而我是另一种：更好胜、更自私，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够好的那种。和她们在一起，我总会觉得我在假装，可和伊丽莎在一起时，我就完全不必伪饰，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也仍然是个比她好的人。我是说，我不傻。我看得出她是个一团糟的人。可部分的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你和理查德在一起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没有，”沃尔特说，“多数时候，他其实是个很不好相处的人。只不过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那会儿我们还都是大一新生。他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音乐上，但同时他的求知欲也很强。我欣赏这点。”“那是因为你或许是个真正的好人，”帕蒂说，“你因为他是他而喜欢他，而不是因为他使你有怎样的感觉。这或许就是你我的不同。”“可你看上去也是个真正的好人！”沃尔特说。

帕蒂心里明白，他对她的这一印象是不准确的。接下来她犯下的错误，那个终生大错，就是变成了沃尔特眼中的这个她，尽管她知道那样做不对。他看起来是那么确信她是个好人，以至最终她自己也相信了。

相识的第一晚，等他们终于回到学校，帕蒂这才发觉，整整一个小时她都在谈论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沃尔特只是问问题，却没有回答什么问题。可这会儿再想着对他报以同样的友好和兴趣，只会让人觉得疲惫，因为她并没有被他吸引。“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他在宿舍楼门口问道。

她解释说，接下来的几个月，因为训练的缘故，她没什么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不过你今天送我回来，真是太体贴了，”她说，“非常感谢。”“你喜欢戏剧吗？我有几个每次都一起看戏剧的朋友。所以你不必把这当成约会什么的。”“我只是太忙了。”“这城市是个看戏剧的好地方，”他坚持说，“我打赌你会喜欢的。”

哦，沃尔特：他是否知道，在之后帕蒂渐渐了解他的那几个月里，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是理查德·卡茨的朋友？他是否注意到，每次见到他，帕蒂都想方设法，不知不觉地将话题引向理查德？他又是否怀疑过，相识的第一晚，当帕蒂答应他可以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心里想的其实是理查德？

上了楼，帕蒂在房门上看到一条伊丽莎的电话留言。她坐在宿舍里，眼睛被头发和衣服上的烟味熏得泪汪汪的，直到伊丽莎在俱乐部的嘈杂声中再次打通走廊上的电话，指责她悄悄溜走，差点没把自己吓死。“溜走的那个人是你。”帕蒂说。“我不过是去和理查德打个招呼。”“你去了快半个小时。”“沃尔特怎么回事？”伊丽莎说，“他和你一起走的吗？”“他送我回来的。”“呃，真恶心。他告诉你他有多讨厌我了吗？我想他其实是忌妒。我觉得他对理查德有意思，没准是同性恋的那种意思。”

帕蒂看看走廊两边，确保没有人会听到：“卡特生日那天的毒品是你给他的吧？”“什么？我听不到。”“卡特生日那天你和他吸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你带过去的，对吗？”“我听不到你说什么。”“卡特生日那天的可卡因。是你带给他的吗？”“当然不是！老天！你就是为了这个走掉的吗？为了这个生我的气？是沃尔特告诉你的吗？”

帕蒂的下巴颤抖着，挂上了电话，然后去冲了一个小时的澡。

伊丽莎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紧逼盯人，不过这次并没有全心全意，因为她同时也在缠着理查德。当沃尔特像他说过的那样打来电话，帕蒂发觉自己很愿意见他，既因为他是理查德的好友，也因为背叛伊丽莎让她觉得刺激。沃尔特很明智地不再提起伊丽莎，但帕蒂一向清楚他对她朋友的看法；她正直的那部分自我享受这些外出，享受去做些有文化气息的事，而不是喝着汽酒翻来覆去地听那些同样的唱片。那年秋天，她和沃尔特看了两出戏剧和一场电影。赛季刚一开始，她又看见沃尔特独自坐在看台上，脸红扑扑地观赏着球赛，每逢她看过来，他都会挥挥手。他喜欢在比赛后第二天打来电话，极力夸奖她在场上的表现，还会细致入微地分析那场比赛的战术，而伊丽莎对此从不感兴趣，甚至懒得去装。如果帕蒂没接到他的电话而他留下口信，回电话时，帕蒂会感到一种额外的刺激，盼着或许可以和理查德说上两句，然而，遗憾的是，沃尔特不在宿舍的时候，理查德似乎也从来不在。

她用去大段大段的时间来回答沃尔特的问题，在当中的小小间隙里，她也设法了解到他来自明尼苏达的希宾市，为了解决掉部分法学院的学费，他兼职做初级木工，与做辅助工的理查德给同一个包工头干活。他每天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学习，晚上九点左右便开始打哈欠，而时间同样不够用的帕蒂在与他外出时，对这点很是欣赏。如沃尔特之前所说，和他们一起活动的还有他高中和大学时的三个女同学，三个聪明、想象力丰富的女孩；如果伊丽莎见到她们，一定会对她们的体重问题和宽背带裙奉上刻薄的评语。这三个女孩对沃尔特满怀敬意，帕蒂就是从她们那里开始了解到沃尔特有多么的正直善良。

据她们说，沃尔特是在一家名叫松语的汽车旅馆接待处后面的狭小天地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哥哥经常揍他，弟弟也对大哥嘲弄沃尔特的法子有样学样，身有残疾的母亲精力不济，兼任旅馆女领班和夜间值班经理的她总是应付不过来，所以，夏天旺季的时候，沃尔特常常一整个下午都在打扫旅馆房间；晚上，父亲和他那些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伙计们喝酒，母亲睡觉，他则为很晚到来的客人办理入住登记。而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常规工作之外的附加部分。他在家中的正职是帮助父亲维护旅馆的硬件设施，从照管停车场到疏通排水沟再到修理锅炉，什么都干。父亲离不开他的帮助，而沃尔特年复一年地付出，为的就是能赢得父亲的赞许。不过，他的朋友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沃尔特过于敏感和知性，而且对打猎、卡车、啤酒什么的又不够热衷(他的两个兄弟则沉迷于此)。而尽管终年在家里干着一份相当于全职义工的工作，沃尔特仍设法在学校的戏剧和音乐剧中成功地担任主演，赢得无数童年好友的终生敬慕，并从母亲那里学习做饭和基本的缝纫技能，发展自己对大自然的兴趣(热带鱼；蚁穴；如何急救失去大鸟照顾的雏鸟；如何制作干花标本)，还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学生发表告别演说。他拿到了某所常春藤名校的奖学金，最终却选择了希宾附近的麦卡莱斯特学院，这样周末就可以搭巴士回家，帮母亲维持那个每况愈下的汽车旅馆(父亲如今身患肺气肿，已经指望不上了)。沃尔特梦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或者哪怕是演员，但他还是选择在大学修读法律，正如他自己所说：“家里总得有人有份真正的收入吧。”

帕蒂并没有被沃尔特吸引，然而，在他们原本可以算是约会的见面中看到其他女孩子出现，她竟会有竞争的压力和隐隐的被冒犯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有些反常。而当她注意到是她自己而非她们使沃尔特眼睛放亮，并止不住地脸红，她又颇感满足。她的确喜欢成为焦点，帕蒂的确如此。而且几乎是在所有的情形下。十二月他们在格思里剧院看最后一场戏剧演出时，沃尔特刚好在开演前一刻赶到，浑身是雪的他给其他女孩准备了平装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帕蒂的却是一大株一品红。他抱着这盆花搭公车、走过泥泞的街道，剧院衣帽间还差点拒绝为他暂时存放。所有人，甚至帕蒂自己都明白，送有趣的书籍给其他女孩却送她一株植物，这可绝对不含任何不敬之意。沃尔特没有将满腔热情倾注在那些善良且爱慕他的朋友当中某个苗条的女孩身上，却选中了煞费苦心寻找新借口以便在不经意间提起理查德·卡茨的帕蒂，这实在令人费解和担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着实令帕蒂感到受用。演出结束后，沃尔特又一路搭公车、走过泥泞的街道，为她将一品红送到宿舍。她在房间里打开系在花上的卡片，上面写着：给帕蒂，爱意无限。崇拜她的球迷。

理查德恰好就在这前后甩了伊丽莎。显然，他甩起女伴来毫不留情。伊丽莎带着这个消息打来电话时情绪失控，哭诉说正是那个“基佬”让理查德对她反目，指责理查德一点机会都不给她，叫帕蒂一定要想办法帮她和理查德见上一面：他拒绝和她说话，连公寓门都不肯开……“我要准备期末考试。”帕蒂冷淡地说。“你可以去他们那里，我和你一起去，”伊丽莎说，“我只需要见他一面，说几句话。”“说什么？”“他一定得给我个机会！他应该听我解释。”“沃尔特不是同性恋，”帕蒂说，“那只是你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哦，我的上帝，他也让你不喜欢我了！”“不，”帕蒂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就过去，我们可以一起制定计划。”“我明早有历史期末考试。我得去自习。”

帕蒂这时才知道，因为对理查德如此着迷，伊丽莎早在六周前就开始不去上课了。他这样对她，她却为他放弃了一切，现在他把她晾在一边，她却还要瞒着父母，不让他们发现她每科都不及格。她要马上来帕蒂宿舍，叫帕蒂一定要留在宿舍等她，这样她们可以一起想个办法。“我真的累了，”帕蒂说，“我要去自习，然后睡觉。”“难以置信！他让你们两个人都开始讨厌我！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两个人！”

帕蒂设法挂断电话后立刻去了图书馆，并一直待到闭馆。她料定伊丽莎会等在宿舍门口，抽着烟，然后缠得她半个晚上没法睡觉。她害怕为友谊支付这样的代价，但又做好了接受这一切的心理准备。因此，当回到宿舍却不见伊丽莎踪影时，她有种奇怪的失落感。她几乎想给她打个电话，但如释重负的感觉和疲惫的身体战胜了她的负疚感。

三天过去了，伊丽莎音信全无。回家去过圣诞假的前一晚，帕蒂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想确认她一切正常，可电话响了又响，却无人接听。她乘飞机回了韦斯特切斯特，内疚和担忧笼罩在她的心头；她试着用家里厨房的电话联系她，每次都未果，于是愈加感到不安。圣诞节前夜，她居然给明尼苏达希宾市的松语汽车旅馆打去了电话。“接到你的电话，”沃尔特说，“这可真是一件最棒的圣诞礼物！”“哦，谢谢你。我其实是想问问伊丽莎的消息。她好像消失了一样。”“当你行大运吧，”沃尔特说，“我和理查德后来不得不拔掉我们的电话插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两天前。”“哦，这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帕蒂继续和沃尔特聊着，回答他的一连串问题，描述家里的情形：弟弟妹妹索要圣诞礼物时的贪婪胃口；每年家人惯例的嘲笑，笑话她直到多大才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她爸爸和大妹妹关于性和排泄物的怪异而机敏的对话；大妹妹“抱怨”耶鲁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一点儿都没有挑战性；她妈妈二十年前就放弃了庆祝光明节和其他犹太节日，现在却开始怀疑那个决定是否正确。“你怎么样？”半小时后帕蒂问沃尔特。“挺好，”他说，“我在和妈妈一起烤点心，理查德在和我爸爸下跳棋。”“听上去很不错。我希望我也在那里。”“我也希望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穿着雪鞋出去玩。”“是啊，那多棒。”

那确实不错，帕蒂已经无法分辨沃尔特是因为沾了理查德的光才变得有吸引力，还是或许他本身就是个有魅力的人——因为他总是能给自己待的地方带去温暖的家的感觉。

圣诞夜，帕蒂在地下室的分机上接到了伊丽莎那通可怕的电话，当时她正在独自观看NBA比赛。她还没来得及说对不起，伊丽莎就抢先为自己的杳无音信道了歉，说她一直在忙着看病。“医生说我得了白血病。”她说。“不！”“元旦过后我就要开始接受治疗。除了你，就只有我父母知道这件事，你不许告诉其他人。尤其不能告诉理查德。你能发誓吗？”

帕蒂心头那内疚和担忧的云层此刻冷却凝结，变成了一阵情感的暴风雨。她哭个不停，反复问伊丽莎确定吗，医生确诊了吗。伊丽莎解释说随着秋天一点点过去，她觉得越来越无精打采，但她担心如果证实自己确实得了腺热，理查德就会甩了她，所以她一直不想告诉任何人。可后来她实在觉得难受，就去了医院，两天前医生作出诊断：白血病。“是恶性的吗？”“白血病都是恶性的。”“但你得的是可以好转的那种？”“治疗取得好效果的可能性很大，”伊丽莎说，“一周后我会知道更多情况。”“我会提前回去。我可以和你一起住。”

然而，奇怪的是，伊丽莎不再想和帕蒂一起住了。

关于圣诞老人那件事：自述人并不赞同父母对孩子撒谎，当然，到底有多不赞同也要视情况而定。有为了瞒住惊喜派对的主角而说的谎话，有为了闹着玩而说的谎话，还有就是为了让相信的人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说的谎话。有一年圣诞，家人又拿她相信圣诞老人的时间长得多么离谱(甚至等到两个妹妹都不相信了，她还没有醒悟)来取笑她，已经十多岁的帕蒂十分难过，躲在房间里不肯下楼吃圣诞晚餐。爸爸进来哄她，这一次他没有笑，而是严肃地告诉她，家人之所以护着她的幻想，是因为她的天真无邪是美丽的，他们为此而格外爱她。这话听上去既让她觉得舒服，却也是明显的一派胡言，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以取笑她为乐。帕蒂认为父母有责任教会孩子，在看到事实真相时，如何认出事实真相。

那个冬天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帕蒂可以说成了伊丽莎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顶风冒雪为她送汤；打扫她的厨房和浴室；比赛前一晚本该早点睡觉休息的，却陪着她熬夜看电视，有时还会用手臂环抱着这位消瘦的朋友入梦；嘴巴变得像抹了蜜一样甜(“你是我亲爱的天使”“看到你的脸庞就像在天堂里一样”等等，等等)，同时，她始终不回沃尔特的电话，也不解释她为什么不再有时间和他见面——总之，帕蒂丝毫没有注意到任何警示信号。不会的，伊丽莎说，这种特殊的化疗不会使病人掉头发。不，治疗不可能安排在帕蒂有时间去诊所接她回来的时候。不，她不想放弃她的公寓，搬去和父母同住；没错，他们常常来看她，只不过凑巧帕蒂从没碰到而已。以及，癌症病人给自己注射止吐剂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所以帕蒂才会在她床头柜底下的地板上看到皮下注射器的针头。

最大的警示信号或许就是她，帕蒂，避开沃尔特的方式。一月份她在两场比赛中见到他，简单说了几句话，但那之后他错过了好几场比赛。后来，沃尔特多次通过电话留言，她却一次都没有回复，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向他承认自己多么经常地和伊丽莎在一起。但是，照顾身患癌症的好友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同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如果她对了解真相有着哪怕一点点的兴趣，那么听听同学们关于圣诞老人的冷嘲热讽又能有多难呢？她扔掉了那一大株一品红，尽管它还没有枯萎。

二月底的一个雪天，黄昏时分，沃尔特终于逮到了帕蒂。那天与金地鼠队对阵的是本赛季排名最靠前的强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当时帕蒂正对全世界都冷眼相向，这得归功于早上她和当天过生日的妈妈打的那通电话。帕蒂本已决心不去多说自己的事，以免再次发现乔伊斯根本不听她说话，对她们篮球队劲敌的排名也压根儿不感兴趣，但她甚至没有机会来运用这种自制，因为外百老汇正在重排《婚礼的成员》，帕蒂的大妹妹在耶鲁教授的大加鼓励下，参加了主角的竞逐，最终被选为候补演员，这显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妹妹或许将因此从耶鲁大学休学，住回家中，开始全力在戏剧方面发展，乔伊斯对此欣喜万分，喋喋不休，哪还顾得上帕蒂。

在威尔逊图书馆那个冷清清的砖墙拐角处瞥到沃尔特时，帕蒂立刻转身走开，但他追了过来。他那顶大大的皮帽子上已经积了一层雪，脸红得就像导航灯。尽管他试着微笑，努力表现得友好，但当问起帕蒂有没有收到他的电话留言时，声音还是有些颤抖。“我只是太忙了，”帕蒂说，“很抱歉，我没有给你回电话。”“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还是我怎么冒犯了你？”

他感到受伤和愤怒，而她讨厌这一切。“不，不，完全没有。”“要不是担心会不断打搅你，我原本会打更多的电话。”“我只是真的，真的太忙了。”她小声说着，雪纷纷落下。“替你接电话的那人听上去已经非常讨厌我了，因为我不断留下同样的口信。”“哦，她的房间正好在电话旁边，所以。你会理解的。她有很多口信要转告。”“我不明白，”沃尔特说，几乎要哭了，“你希望我不要再打搅你吗？是这样吗？”

她讨厌这样的情形，讨厌这样。“我确实只是太忙了，”她说，“事实上，今晚就有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不对，”沃尔特说，“你心里有事，怎么了？你看上去很不开心！”

她不想提起和妈妈的对话，因为她正试图将大脑调整到比赛状态，此时最好不要去多想那些烦心事。但是沃尔特如此迫切地坚持要得到她的解释——似乎都不只是为了他的感情，几乎是在为了公平而坚持——她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是这样，”她说，“你得发誓绝不告诉理查德，”就在这样说的同时，帕蒂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理解这条禁令，“伊丽莎得了白血病。非常严重。”

令她吃惊的是，沃尔特笑了。“这不太可能。”“可这是真的，”她说，“无论你觉得可不可能。”“好吧。那她还在吸食海洛因吗？”

他比她大两岁，这个她之前没怎么注意过的事实突然凸显出来。“她得了白血病，”帕蒂说，“海洛因的事我不知道。”“就连理查德都知道不能碰那东西。相信我，这很能说明问题。”“我完全不知道。”

沃尔特点点头，笑了。“那你可真是个可爱的人。”“我的确不知道，”帕蒂说，“现在我要去吃饭了，并为晚上的比赛做好准备。”“今晚我不能去看你打球了，”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他说，“我想去，可今晚有哈里·布莱克门的演讲。我必须去听。”

她恼火地转过身。“没问题。”“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伊诉韦德案就是他写的判决书。”“我知道，”她说，“我妈妈差点没为他立个神龛，天天烧香。你不用告诉我哈里·布莱克门是什么人。”“哦，不好意思。”

雪花在两人之间打着旋。“好吧，我不会再打搅你了，”沃尔特说，“我为伊丽莎感到难过，希望她没事。”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自述人谁都不怪，不怪伊丽莎，不怪乔伊斯，也不怪沃尔特，只怪她自己。像所有运动员一样，帕蒂也多次遭遇过投篮屡屡不中的阶段，也一样有过大失水准的比赛表现，但即使在最不如意的晚上，她也总能从更广一些的视野中找到安慰，比如球队、体育精神，或体育的重要性；队友们鼓励的喊叫声，半场休息时她们那驱走霉运的善意嘲弄，球触筐后反弹和黄油手的主题变奏曲，还有那些她自己曾无数次喊过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去真正的安慰。她一向需要篮球，因为篮球总能够拯救她，在她的人生中，她唯一确信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是篮球，这个忠实的伙伴，陪着少女时代的她度过了无数夏日。每次投篮得分后俯身击掌，每次罚球全中后和队友搂成一团，每位队友下场时举手击掌，不停喊叫着“肖娜好样的！”“就该这么打，凯茜！”“空心球入篮，呜—呼！呜—呼！”，这一切就像人们在教堂中不断重复的那些活动，在非教徒眼里显得平淡乏味，甚或有些假惺惺，但却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意义重大，是她得以不假思索就打出好球的得力助手。她从来不会为这些行为感到难为情，就像她明白在场上跑来跑去必然会大汗淋漓一样。当然，女子体育并不总是一团和气，一派轻松。拥抱背后是有增无减的竞争压力、相互间的道德评判和极度的不耐烦：肖娜指责帕蒂第一传总是传给凯茜，而不怎么传给她；而当反应迟钝的替补中锋阿比·史密斯又一次运出跳球，然后丢了球时，帕蒂也会大为光火；玛丽·简·罗拉贝克始终对凯茜心怀不满，因为尽管她们是一同从圣保罗中央中学出来的两个球星，但凯茜在二年级时却没有邀请她和自己、帕蒂、肖娜同住；当有前途的新晋队员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压力下表现失常，每个先发球员都会不无罪恶感地暗暗松上一口气，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竞技运动依赖的就是参与者的全身心投入和相互信任，在初中，或者最迟在高中，一旦你全盘接受了这种精神，那么当你来到体育馆换好衣服，你就什么都不必多想，因为你知道问题的答案，这答案就是球队，任何琐碎的个人烦恼都会被抛在一边。

和沃尔特碰面之后，心情烦乱的帕蒂很可能没有好好吃晚饭。从踏入威廉姆斯竞技场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肯定自己有些不对劲。熊队成员都是些大块头，球风粗野，先发队员中有三名身高均在六英尺或以上，而特雷德韦尔教练的战术是这样：在攻防转换中消耗对方，然后在熊队防守成型之前，让队里个头较小的球员，尤其是帕蒂，迅速突破得分；防守上，她们要打得比平时更有攻击性，尽早使熊队的两个主要得分手犯规。金地鼠队赢球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赢了，就可以在全国非官方排名中跻身前二十，这个成绩将会是帕蒂役内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所以，在这样一个晚上失去她的信念，这实在是糟糕之极。

帕蒂的内心深处有种奇怪的无力感。她像平时一样做了伸展运动，但她的肌肉有些不听使唤。队友们大声的鼓励让她心烦意乱，胸口紧绷，她觉得不好意思也那样大声喊回去。她虽然成功地把所有与伊丽莎有关的事情都屏蔽在了思绪之外，却无法不去想自己的运动生涯再过上一个半赛季就将永远地画上句号，而大妹妹却可以继续向前，做一辈子名演员，由此看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篮球运动上是多么的不靠谱，而多年以来她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地始终忽视妈妈对这个后果的一再暗示。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绝不是她在大赛中该有的念头。“做你自己就好，好好打，”特雷德韦尔教练对她说，“谁是我们的领帅？”“我是我们的领帅。”“大声说。”“我是我们的领帅。”“大声说！”“我是我们的领帅！”

如果你有过参与团体性运动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在这样喊过话后，帕蒂立刻会感到自己更加强大，注意力更加集中，也更想去带头打好这场比赛。这套小把戏起作用的方式还真是有趣——通过简单的几个字传递信心。做热身运动时，她感觉很好，和熊队队员握手，感觉对方在打量她，知道她们已经听说她是金地鼠队的主力得分手和进攻组织者时，她依旧感觉很好；为了取胜，她将自己往日的威名像盔甲一样披戴上身。然而，一旦进入正式比赛，信心就开始迅速流失，而再想从场外获得新的信心补给则是不可能的。帕蒂确实有一次顺利的快攻上篮得分，但那之后，对她而言，那晚就结束了。从第二分钟开始，喉头的硬块就告诉她，她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惨败。熊队的对手比她高两英寸、重三十磅，弹跳高度更是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但她的问题并不仅仅出在硬件条件上，这些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她失去了求胜的决心。面对熊队队员的体格优势，她心中并没有燃起竞争的烈火，也没有像教练指示的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拼抢，相反，她被这样的不公击败了：她开始可怜她自己。熊队采用了全场紧逼盯人战术，结果发现效果好极了。肖娜抢到篮板后将球传给了帕蒂，但因为被堵在角落，她放弃了投篮。她再次拿到球，球却出界了。她再次拿到球，佯攻时直接将球传给了对方球员，仿佛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教练要求暂停，告诉她站位时站得再靠前些；但熊队队员就在那里等着她。她长传失误，球飞进了观众席。为了逼走喉头的硬块，同时试着调动起疯狂的劲头，她因冲撞而犯了规。她跳投时缺乏弹力，两次在三秒区内丢球，教练把她叫出来，说了几句。“我的女孩哪去了？我的主攻手怎么不见了？”“今晚我没状态。”“你当然有，但你需要启动它，它就在你体内，把它找出来。”“好的。”“大声说。把它释放出来。”

帕蒂摇摇头。“我不想把它释放出来。”

教练俯下身，凝视着她的脸，而帕蒂下了好大决心才逼迫自己迎向教练的眼睛。“谁是我们的领帅？”“我是。”“大声说。”“我做不到。”“你希望我把你换下来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不！”“那就给我出去好好打。我们需要你。无论你心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比赛后再聊，好吗？”“好的。”

这新一轮的输血在帕蒂体内甚至还未循环一周就直接流失了。为了队友，她继续留在场上，但她又成了过去那个谦让的帕蒂，她跟着比赛走，而不是去主导比赛，更愿意传球而非投篮。之后，她连年头更久的毛病都复发了：在球场外围进行远距离跳投，换作别晚，当中或许会进上几球，但那晚不行。想在篮球场上有所隐藏是多么困难！帕蒂在防守上屡屡失利，而每一次的失败似乎都使下一次的失败变得更加有可能。虽然在后来的人生中，当她和严重的抑郁症交上了朋友，那晚的感觉于她已是家常便饭，但在那个二月的夜晚，这还是个可怕的全新体验：感觉球赛在身边旋转，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内；直觉告诉她，每一次的得球和失球，双脚在地面上的每一声重响，试图对抗专注而投入的熊队队员的每一个瞬间，半场休息时每一位队友在她肩头的友好拍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说明她的失败、她未来的虚无和抗争的无效。

下半场过半时，金地鼠队落后二十五分，教练最终还是把帕蒂撤了下来。被换下场之后，她立刻活过来一点点。她又能叫出声了，她鼓舞着队友，像个迫切的新手那样和她们击掌，沉醉于这种身份的降低(从比赛主角沦为拉拉队队员)，对于心怀怜悯的队友过于小心的安慰所带来的耻辱，她全心拥抱。她觉得在自己一败涂地之后，就应该像这样被轻视、被羞辱。沉浸在如此的失败当中，是她全天里感觉最好的时候。

后来，在更衣室，她关闭耳朵忍受了教练冗长的说教，然后坐在长椅上哭泣了半个小时。队友们体贴地没有来安慰她，由得她这般发泄一场。

穿上风雪大衣，戴好金地鼠队的针织帽，帕蒂去了诺斯罗普纪念礼堂，希望布莱克门的演讲或许还没有结束。但礼堂的灯已经灭了，门锁着。她想先回宿舍，给沃尔特打个电话，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真正想做的就是中断训练，大醉一场。她沿着积雪的街道来到伊丽莎的公寓，在这里，她又意识到她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冲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嚷嚷，骂她一顿。

伊丽莎不想让她上去，她在对讲机里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累了。“不行，你一定得让我上去，”帕蒂说，“没什么好商量的。”

伊丽莎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她穿着睡衣，听着某种节奏感强劲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怠和陈旧的烟味。帕蒂靠近沙发站着，没有脱大衣，融化的雪水沿着她的运动鞋往下流。她看着伊丽莎是怎样慢慢地呼吸着，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想要开口说话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脸上的肌肉先是不由自主地抽动，随后渐渐得到控制，最终喃喃问出一句：“比赛怎么样？”

帕蒂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很显然伊丽莎已经忘记她的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对着伊丽莎嚷嚷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帕蒂将她的公寓彻底搜查了一遍。与毒品相关的东西立刻现身了，就在靠近沙发一头的地板上——伊丽莎只在上面盖了一个抱枕。在她的桌子上，一堆诗歌期刊和音乐杂志的底下，是那个蓝色的三孔活页夹。就帕蒂判断，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活页夹里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她翻查着伊丽莎的文件和账单，想看看有没有和医院有关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爵士乐循环播放着。帕蒂关掉唱片机，在茶几上坐了下来，剪贴簿和毒品就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醒醒。”她说。

伊丽莎将眼睛闭得更紧了。

帕蒂推推她的腿。“醒醒。”“我需要抽支烟。化疗搞得我昏沉沉的。”

帕蒂抱着她的肩膀将她拉了起来。“嗨，”伊丽莎说，脸上带着一丝朦胧的微笑，“见到你真高兴。”“我再也不想做你的朋友了，”帕蒂说，“再也不想和你见面了。”“为什么？”“就是不想。”

伊丽莎闭上眼，摇摇头。“你得帮帮我，”她说，“为了止痛，我一直在吸毒。都是因为癌症。我本想告诉你，可实在不好意思说。”她朝一边歪过去，又躺倒了。“你没得癌症，”帕蒂说，“那只是你编造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对我有些疯狂的想法。”“不，我有白血病，我的确有白血病。”“我过来亲口告诉你这些，算是礼貌吧，但现在我要走了。”“不，你得留下，我有毒瘾，你得帮帮我。”“我帮不了你。你必须回你父母身边去。”

长长的沉默。“给我支烟。”伊丽莎说。“我讨厌你的香烟。”“我还以为你了解父母这档子事，”伊丽莎说，“了解我们都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孩子。”“关于你我什么都不了解。”

又一阵沉默。然后伊丽莎说：“你知道如果你离开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会自杀。”“哦，这可真是个留下来和你做朋友的好理由，”帕蒂说，“对我们两个而言，听上去都好玩极了。”“我只是说，我有可能这么做，你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真实而美好的东西。”“我不是一件东西。”帕蒂郑重地说。“你见过人注射毒品吗？我已经相当熟练了。”

帕蒂捡起注射器和毒品，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你父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不要打给他们。”“我一定要打，没的商量。”“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你会来看我吗？”“会，”帕蒂说谎了，“告诉我他们的号码。”“他们常常问起你，他们认为你对我的生活有正面的影响。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会，”帕蒂再次说谎，“他们的号码是多少？”

伊丽莎的父母赶到时午夜已过，他们看上去严肃而阴郁，就是那种很久没被这种事烦扰、正在大口喘气的人突然被打断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帕蒂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们，但显然对方并无同感。那位父亲留着络腮胡，有一双深陷的黑眼睛，母亲则身材瘦小，穿着高跟皮靴，两人在一起时散发出浓烈的性的味道，让帕蒂联想起法国电影和伊丽莎关于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的评价。他们将自己心理不怎么正常的女儿抛给她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第三方，她并不介意为此听到几句道歉的话；又或者几句感激的话，为她过去两年接手照顾了他们的女儿；再不然，几句客套话也行，了解一下最近这次危机花的都是谁的钱。然而，这个小小家庭刚在客厅里碰了面，一出心理诊断的古怪好戏就很快开演了，当中似乎完全没有帕蒂的戏份。“都用了哪些毒品？”父亲问道。“嗯，海洛因。”伊丽莎说。“海洛因，香烟，酒。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吗？”“偶尔一点可卡因。现在不怎么用了。”“还有其他的吗？”“没了，就这些。”“你的朋友呢？她也吸毒吗？”“不，她是个篮球明星，”伊丽莎说，“我告诉过你的。她根本就不碰毒品，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棒极了。”“她知道你在吸毒吗？”“不知道，我告诉她我得了癌症。她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自己得了癌症，这有多长时间了？”“从圣诞节开始的。”“而她相信了你。你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而她相信了。”

伊丽莎咯咯地笑着。“是的，我相信了她。”帕蒂说。

这位父亲甚至没往帕蒂这边看上一眼。“这是什么？”他说，拿着那个蓝色的活页夹。“那是我的‘帕蒂笔记’。”伊丽莎说。“看上去像是某种带有强迫性的剪贴簿。”父亲对母亲说。“那么，她说她要离开你，”母亲说，“然后你说你要自杀？”“差不多吧。”伊丽莎承认道。“相当明显的强迫症。”父亲翻看着活页夹，评论道。“你真的有自杀倾向吗？”母亲问，“还是为了威胁你的朋友，让她不要离开你？”“多半是威胁。”伊丽莎说。“多半？”“好吧，我并没有真的想自杀。”“而你知道，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当真了，”母亲说，“我们没有选择。”“那个，我想我要回去了，”帕蒂说，“我早上还有课。”“你假装自己得了什么癌症？”父亲问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我说我得了白血病。”“那么是在血液中。一种虚构的血癌。”

帕蒂将毒品和相关的那些东西放在了一把扶手椅的垫子上。“这些就放这里了，”她说，“我真的得走了。”

父母二人看看她，又看看对方，然后点点头。

伊丽莎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明天可以吗？”“不行，”帕蒂说，“我看不行。”“等等！”伊丽莎跑过来，抓住帕蒂的手，“我把所有事都搞砸了，但我会好起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好吗？”“好，可以。”帕蒂继续说着谎，伊丽莎的父母走过来，将女儿从她身边拉走。

外面，天空已经放晴，气温几乎降至零度。帕蒂大口大口地将新鲜空气深深地吸入肺里。她自由了！她自由了！哦，她多么希望可以现在回去再次和熊队较量。就算现在是凌晨一点，就算腹中空空，她也感到自己志在必得。她沿着伊丽莎公寓外的街道全力奔跑，为她的自由欣喜不已，第一次，她耳中听到了教练三小时前说过的话，听到她说这仅仅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有发挥失常的时候，到了明天她就又会是她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准备好比以往更用心地投入到体能和技巧训练当中，准备好与沃尔特一同去看更多的戏剧演出，准备好告诉妈妈：“妹妹被选中的消息真是太棒了！”准备好从所有方面去做个更好的人。她在满心欢喜中如此盲目地奔跑，没有留神人行道上黑色的冰块，直到她的左腿滑出人行道，绊在右腿后面，直到她的膝盖被扯开了一个大口子，人躺倒在地上。

关于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没有太多可说的。她接受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是为了处理第一次造成的感染，之后她就成了一名熟练的拐杖使用者。她妈妈在她第一次手术时搭飞机赶来，由于她对待医护人员的态度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智力可疑的中西部乡巴佬，帕蒂不得不一再替她道歉，此外，只要乔伊斯不在病房，她还得表现得格外友好。而当事实证明，乔伊斯对医生的不信任或许是正确的，帕蒂大为失望，但直到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她才把要再动手术的消息告诉她。她让乔伊斯安心留在纽约，不用再飞过来，她身边有一大堆的朋友可以照顾她。

沃尔特·伯格伦德从他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悉心照顾生病的女人，他利用帕蒂长时间的行动不便，重新插入了她的生活。帕蒂做完第一次手术的那天，沃尔特抱着一盆四英尺高的小叶南洋杉出现在病房，说她可能更喜欢盆栽植物而不是活不了几天的鲜花。之后，除去周末回希宾帮父母干活，他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来看望帕蒂，并很快以他的友善赢得了她的运动员朋友们的喜欢。当中那些相貌平庸的姑娘对沃尔特听她们说话时的专注度大为欣赏，说还没有哪个男孩像他这样不计较她们的长相。凯茜·施密特，帕蒂最聪明的朋友，声称沃尔特的才智足够让他进最高法院。女运动员世界里来了这样一个人人都觉得可以自然放松地与之相处的男孩，这实在是件新鲜事，在学习间隙，大家一起在休息室里鬼混，仿佛他也是女孩中的一员。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疯狂地爱着帕蒂，所有人，除了凯茜，都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

凯茜，如之前提到的，比其他人更为敏锐。“你并没有真正爱上他，是吧？”她说。“可以说是，”帕蒂说，“但也可以说不是。”“那，你们俩还没有……”“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做过。我可能不该告诉他我被强奸过。我说了之后，他变得怪兮兮的。变得格外……温柔……体贴，还有难过。现在他好像在等着我的一份书面许可，或者说等着我采取主动。可我现在拄着拐，有心无力呀。感觉就像我身边跟着一条非常友好、训练有素的小狗。”“这可不怎么好。”凯茜说。“是啊，确实不好。但我也没法赶他走，因为他对我好得不得了，我也的确喜欢和他聊天。”“你有点儿喜欢他。”“没错。或许比有点儿还要更多些。但……”“但是你没有为他疯狂。”“完全正确。”

沃尔特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仔细阅读报纸和《时代》周刊上的每一个字，等到四月，帕蒂可以半自由活动了，他又开始邀请她一起去听演讲，看艺术电影和纪录片，这些原本是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做的事。不论是因为他的爱，还是因为受伤为她创造出了大把的空闲时间，总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透过她的运动员外壳看到了她的内在光芒。尽管她觉得除了体育，自己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了解都比不上沃尔特，但她还是感激他让她知道，她其实是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而且她的想法可以和他的不一致。(这点和伊丽莎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你问伊丽莎美国的现任总统是谁，她会笑一笑，说这个她可不知道，然后就将另一张唱片放入她的立体音响。)沃尔特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严肃而独特的见解——他痛恨教皇和天主教会，却赞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希望这可以促使美国更好地节约能源；他推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美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与三里岛核事故相比，他更关心汽油的低价格和开发高速轨道交通系统的必要性，说后者将会使客车绝迹，等等等等——而帕蒂则喜欢大力赞同他反对的事情。她尤其喜欢就女性的屈从地位和他争论。学期快要结束时的一个下午，两人在学生活动大楼一边喝咖啡，一边就帕蒂的原始艺术课教授进行了一番难忘的对话。帕蒂用赞许的口气向沃尔特描述了该教授的讲课内容，对她认为他个性中欠缺的部分给予了巧妙的暗示。“呸，”沃尔特说，“听上去又是一个满口谈性的中年教授。”“哦，他讲的都是些和生育有关的雕塑，”帕蒂说，“如果我们能找到的五万年前的雕刻品都是和性有关的，这可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长着一把白胡须，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可怜他了。我是说，你想想看，他站在讲台上，试图大谈特谈‘今天的年轻女性’和性的话题，你知道啦，我们‘瘦巴巴的大腿’什么的，他知道他让我们不舒服，也知道自己长着白胡须，上了年纪，而我们都还，你知道的，很年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说那些话。我觉得那真是不容易。自己忍不住让自己出丑。”“可那些话多冒犯人！”“而且，”帕蒂说，“我想他可能确实喜欢粗壮的大腿。我看多半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石器时代的审美。你知道啦，就是肥胖。他如此醉心远古艺术，真让人感动，还有些令人心碎呢。”“但你难道不觉得被冒犯吗，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可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难以置信！”沃尔特说，脸都涨红了，“你不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吗？”“这个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你之所以能来明尼苏达大学，就是因为你拿了运动员奖学金，换作五年前，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能来这里就是因为有女权主义的联邦法律。你能在这里就是因为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但第九条说的不过是基本的公平而已，”帕蒂说，“如果有一半学生是女性，那么她们就应该得到一半的体育拨款。”“这就是女权主义！”“不，这是基本的公平。因为，比如说，安·梅耶斯，你听说过她吗？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的明星球员，刚刚和NBA签了约。这太荒唐了。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还是个女孩。她永远没机会上场的。与女人相比，男人天生就是更出色的运动员，且将永远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看男子篮球的观众要比看女子篮球的多上一百倍——在体育上男人能做的事远远超过女人。想否认这点是愚蠢的。”“可是如果你想当医生，而他们不让你进医学院，因为他们更愿意录取男学生呢？”“那当然也不公平，不过我没想当医生。”“那你想做什么呢？”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懈地鼓励女儿们要有了不起的事业，也因为在帕蒂看来，她妈妈不是个合格的家长，或许正是这种欠缺，使帕蒂想做个家庭主妇，做个出色的妈妈。“我想住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里，生两个孩子，”帕蒂说，“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你也想同时有自己的事业吗？”“抚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

他皱皱眉，又点点头。“你看到了，”她说，“我不是个有趣的人。我不像你其他朋友那么有趣。”“你大大地错了，”他说，“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哦，你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可我觉得这不怎么讲得通。”“我认为是你太小看自己了。”“恐怕你对我的看法不够客观，”帕蒂说，“我打赌你连一件能证明我有趣的事都举不出来。”“好吧，首先，你有体育才能。”沃尔特说。“运球、运球，的确有趣。”“还有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说，“你觉得那个讨厌的教授让你感动，让你心碎。”“但你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你谈论你家人的方式，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方式。还有你远离他们，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

帕蒂之前从未和如此明显地爱着她的男人相处过。当然，他们当时真正谈论的其实是沃尔特将手放在帕蒂身上的欲望。随着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她不够好——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够好，因为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并且容易被不健康的事物吸引——她确实是个相当有趣的人。而沃尔特在热切地坚持着这点的同时，也无疑使他自己在帕蒂眼中变得有趣了起来。“如果你这么认同女权主义，”她说，“那为什么你最要好的朋友是理查德呢？他对女性不是不怎么尊重吗？”

沃尔特脸色一沉。“的确如此，如果我有姐妹，我一定不会让她和理查德碰面。”“为什么？”帕蒂问道，“因为他不会善待她？他对女人不好吗？”“他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喜欢女人。只不过他很快就会厌烦。”“因为我们女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物品而已？”“他没有这么政治化，”沃尔特说，“他赞同男女平等。但对他来讲，那更像是一种瘾，或者说是他的种种瘾之一。你知道，他父亲是个大酒鬼，而理查德不喝酒。但其实这和在狂欢之后将酒柜中的酒全部倒入下水道是一回事。这就是他对待他觉得厌倦了的女孩的方式。”“听上去很可怕。”“是的，我尤其不喜欢他这一点。”“可你依然和他做朋友，尽管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你不能仅仅因为朋友不够完美，就不忠于他们。”“那当然，可你得努力帮他们改善。你得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你就是这么对待伊丽莎的吗？”“好吧，你说得有理。”

两人再次说上话时，沃尔特终于用电影加晚餐的约会模式邀请了她。结果电影还是免费的(这就是沃尔特的典型作风)，是一部名叫《雅典恶魔》的希腊语黑白片。他们坐在艺术系的电影院里，周围都是空座位，等着影片开始时，帕蒂聊起了她的暑假计划。她打算和凯茜一起住在凯茜父母在郊区的房子里，继续她的物理治疗，并为下赛季复出作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在空荡荡的电影院，沃尔特突然问她愿不愿意住理查德的房间，因为他正要搬去纽约。“理查德要搬走了？”“是的，”沃尔特说，“纽约是一切有意思的音乐的诞生地，他和赫雷拉想重组他们的乐队，试着在纽约发展。而我的房子还有三个月的租期。”“哇，”帕蒂小心地调整着她的表情，“我可以住他的房间。”“如果你住进去，那就不再是他的房间了，”沃尔特说，“那将是你的房间。那里离体育馆很近，我想这总比你从伊迪纳搭车要方便得多。”“那么你是在邀请我和你同住喽？”

沃尔特脸红了，避开了她的眼睛。“显然你会有你自己的房间。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一起吃晚饭或者一起玩，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想你可以信任我，我会尊重你的私人空间，但当你想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

帕蒂盯着他的脸，努力想理解他的意图。她感到：(一)被冒犯；(二)听到理查德要搬走了，很难过。她几乎要建议沃尔特最好先吻她，如果他想要邀请她和他同住的话。但是，被冒犯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那一刻她不怎么想被亲吻。就在这时，电影院的灯暗了下去。

自述人记得，《雅典恶魔》讲的是一名戴着牛角框眼镜的温和的雅典会计，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文章标题为“雅典恶魔在逃”。街上的雅典人立刻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追赶他，就在他快要被逮捕的节骨眼上，一伙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罪犯，救了他，他们误以为他就是他们的恶魔头领。这伙人有个大胆的计划，像是去炸掉帕特农神庙之类的，主人公一再解释说他只是个温和的会计，不是什么恶魔，可这伙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而城中的其他人又如此狂热地想要把他杀死，最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摘掉眼镜，摇身变成他们无所畏惧的领袖——雅典恶魔！他说：“好吧，伙计们，咱们要这么干。”

看着电影，帕蒂在那个会计身上看到沃尔特的影子，想象着他也像剧中人那样摘掉眼镜。后来，当他们在韦肖餐厅吃晚饭时，沃尔特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则寓言，认为它暗喻了战后希腊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向帕蒂解释说，美国需要在东南欧找到北约伙伴，所以长期支持那里的政治压迫。那个会计，他说，其实只是个普通人，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最终接受自己的使命、加入到反对右翼压迫的激烈斗争中的人。

帕蒂在喝酒。“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她说，“在我看来，电影讲的是主人公之前从未真正活过，因为他过于负责任，过于怯懦，对自身的潜能一无所知。直到他被误解成雅典恶魔。虽然在那之后，他只活了几天，但死亡于他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终于发现了他的潜能，用他的人生真正做了一些事。”

这番话似乎令沃尔特吃惊不小。“可是，像他那样死去没有任何意义，”他说，“他一无所成。”“那他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因为他觉得，他和救了他的那伙人是一个集体。他意识到他对他们负有责任。他们是一群不得势的人，他们需要他，而他选择忠于他们。他是为他的忠诚而死的。”“老天，”帕蒂惊叹道，“你可真是个正直得出奇的人。”“我可没这么觉得，”沃尔特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这地球上最傻愣的人。我倒希望我可以骗人，可以像理查德那样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个艺术家什么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正直才做不到。我不过是不具备那样的素质。”“那个会计也认为他没有那个素质。可他让自己大吃一惊！”“你说得没错，可那不是一部写实影片。报纸上的照片并不仅仅是看上去像他，那就是他。如果他向当局投案自首，最终他可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他错就错在一开始选择逃跑。这就是我认为它是个寓言的缘故。这样的故事不真实。”

和沃尔特一起喝酒，帕蒂感觉怪怪的，因为他滴酒不沾，而她还沉浸在不顾一切的恶魔情绪里，很快就喝了不少。“摘掉你的眼镜。”她说。“不行，”他说，“那样我就看不到你了。”“没关系。我而已，帕蒂而已。摘掉它。”“可我喜欢见到你！我喜欢看着你！”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所以你才想让我和你住一起？”帕蒂说。

他脸红了。“是的。”“哦，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先去看看你的公寓，这样我才好作出决定。”“今晚？”“没错。”“你不累吗？”“不，我不累。”“你的膝盖感觉怎样？”“我的膝盖感觉很好，谢谢。”

唯一这一次，帕蒂心中只想着沃尔特。如果你问她，那个温柔宜人的五月夜晚，当她拄着拐杖走过第四大街，是否曾隐隐期望着在那栋公寓里撞到理查德，她会说没有。她只想马上做爱，如果沃尔特有哪怕一丝丝的觉悟，他会在听到公寓另一头传出电视的嘈杂声的那一瞬立刻转身就走，把她带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她的宿舍，哪里都行。但沃尔特相信真爱，在他的爱还没有得到正式响应之前，他显然连碰一碰帕蒂都不敢。他径直领着她走了进去，只见理查德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光脚丫搭在茶几上，怀里抱着一把吉他，身旁放着一本活页笔记夹。他正在看一部战争片，同时喝着一大罐百事可乐，还不时朝一只二十八盎司的番茄罐里吐烟草渣。除此之外，整个房间看上去清爽整洁。“我以为你去看演出了。”沃尔特说。“演出糟透了。”理查德说。“你记得帕蒂，对吧？”

帕蒂拄着拐杖，腼腆地往前挪了挪。“你好，理查德。”“个头不算高的帕蒂。”理查德说。“没错。”“不过你已经相当高了，很高兴看到沃尔特终于把你给骗来了。我都开始担心这永远都不会发生了呢。”“帕蒂在考虑今年夏天住在这里。”沃尔特说。“是吗？”理查德抬了抬眉毛。

他比她记忆中的更瘦一些，也更年轻，更性感。帕蒂突然就想否认自己正考虑和沃尔特一起住在这里，否认那天晚上她想要和沃尔特上床。多么可怕的变化！然而，她就站在那里，这点她无法否认。“我想找个离体育馆近的地方住。”她说。“当然。我明白。”“她想看看你的房间。”沃尔特说。“房间里现在有点乱。”“看你说的，就好像你的房间还整洁过似的。”沃尔特开心地笑着说。“有相对来说不那么乱的时候。”理查德说着，用一只脚趾关掉了电视，“你的小朋友伊丽莎怎么样了？”“她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我告诉过你的。”沃尔特说。“我想听她亲口说。伊丽莎是个一塌糊涂的小妞，不是吗？一开始还没那么明显，可是，老天，后来就越来越明显了。”“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帕蒂说。“只有沃尔特一开始就看到了真相。关于伊丽莎的真相。这倒是个不错的歌名。”“她第一眼就讨厌我，这是我的优势，”沃尔特说，“我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她。”

理查德合上笔记夹，往罐子里吐了一口褐色的唾液。“我进去了，你们俩好单独待着。”“你在写什么歌？”帕蒂问。“老一套，都是些没法听的垃圾。我想为那个小妞，玛格丽特·撒切尔，写点什么，她是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还是什么？”“小妞可不是个适合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称呼，”沃尔特说，“叫她贵妇还差不多。”“你对‘小妞’这个词怎么看？”理查德问帕蒂。“哦，我不是个挑剔的人。”“沃尔特说我不应该用它，说那是个贬低女性的词，不过，依我的经验，小妞们自己似乎并不介意。”“用那个词让你听起来像个六十年代的人。”帕蒂说。“我看是让他像个尼安德特人。”沃尔特说。“据说尼安德特人都长着非常大的头盖骨。”理查德说。“牛的头盖骨也很大，”沃尔特说，“其他反刍动物也是。”

理查德笑了。“我以为现在只有打棒球的还会咀嚼烟草，”帕蒂说，“什么感觉？”“你要愿意，可以试试，如果你这会儿想呕吐的话，”理查德说着站起身来，“我走了，你们俩单独待着吧。”“等等，我想试试。”帕蒂说。“这真的不是个好主意。”理查德说。“不，我真的想试一试。”

之前和沃尔特在一起时的那种心情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现在她很好奇自己有没有法子让理查德留下来。从她和沃尔特相识的那晚起，她就一直试图告诉他，她并不是一个足够好的人，现在她终于找到机会向他展示这一点了。当然，对于沃尔特，这同时也是一次摘掉眼镜、像恶魔一样赶走对手的机会。但是，沃尔特，一如往常，一心只想满足帕蒂的心愿。“让她试试。”他说。

她感激地对他笑笑。“谢谢你，沃尔特。”

烟草是薄荷味的，烧得她牙龈火辣辣的。沃尔特给她拿来一只咖啡杯吐烟渣，她像个实验对象一样坐在沙发上，等着尼古丁在体内起作用，并享受着被关注的感觉。但沃尔特同时也在关注理查德。随着她的心跳开始加速，伊丽莎关于沃尔特可能对他朋友有意思的观点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她记起了伊丽莎的忌妒。“理查德对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感兴趣，”沃尔特说，“他认为撒切尔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无节制，而这种无度将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我猜他正在写一首情歌。”“你真了解我，”理查德说，“为留着那种发型的女士奉上情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爆发的可能性的看法不一致。”沃尔特向帕蒂解释道。“嗯。”她说，吐了一口唾沫。“沃尔特认为自由主义国家能够进行自我修正，”理查德说，“他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加诸他们的个人自由之上的越来越多的限制。”“我有很多关于写歌的好点子，可不知道为什么，理查德一直不肯听我的。”“燃油效率之歌。公共交通之歌。全民医疗保健之歌。婴儿税之歌。”“就摇滚歌曲而言，这可以说是一块处女地。”沃尔特说。“两个孩子刚好，四个孩子糟糕。”“两个孩子刚好——没有孩子更妙。”“我都可以看到人群走上大街了。”“只不过，你得先成为超级巨星，”沃尔特说，“然后大家就会听你的了。”“我会记着按你说的去做，”理查德转向帕蒂，“你怎么样？”“呃！”帕蒂把烟草渣吐进咖啡杯，“现在我明白你说呕吐是什么意思了。”“可别吐在沙发上。”“你还好吗？”沃尔特说。

房间在漂移晃动。“我无法相信你喜欢这个。”帕蒂对理查德说。“可我确实喜欢。”“你还好吗？”沃尔特再次问道。“我没事，就是得一动不动地坐着。”

其实她恶心得要死。但也没什么其他办法，只能坐在沙发上，听沃尔特和理查德比赛似的侃着政治和音乐。沃尔特热情洋溢地把创伤乐队的七英寸单曲唱片拿给她看，还迫使理查德把唱片的两面都播放了一遍。第一首歌是《我痛恨阳光》，去年秋天帕蒂在俱乐部听过的。现在在她听来，那就像是吸入过多尼古丁的声音版。即便音量很低(不用说，沃尔特极其体贴他的邻居们)，那歌声仍然让她觉得病态而可怕。听着理查德严肃的男中音，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她于是知道她并没有误会之前几次碰面时，他看自己的眼神。

十一点左右，沃尔特开始控制不住地打哈欠。“很抱歉，”他说，“我现在得送你回去了。”“我可以自己走回去，我的拐杖可以用来自卫。”“不行，”他说，“我开理查德的车送你回去。”“不用了，你需要去睡觉，可怜的人。或许理查德可以开车送我回去，你能送我回去吗？”她问道。

沃尔特闭上眼，难受地叹着气，仿佛已被推过了极限。“没问题，”理查德说，“我送你回去。”“她得先看看你的房间。”沃尔特说，眼睛依旧闭着。“自己随便看，”理查德说，“眼见为实。”“不，我想有人领着。”帕蒂边说边直率地看了他一眼。

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被涂成了黑色，受沃尔特的影响，朋克式的凌乱在起居室有所收敛，而在这里就报复似的全部释放了出来。到处都是密纹唱片和唱片封套，好几个装着烟草渣的罐子，又一把吉他，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随处乱放的袜子和内衣，乱作一团的黑色床单。想到伊丽莎就是在这张床上被橡皮擦有力地擦过，她觉得蛮有趣，不知为何她并没有感到不高兴。“别致而令人愉快的颜色！”帕蒂说。

沃尔特又打了个哈欠。“显然，我会重新粉刷的。”“除非帕蒂喜欢黑色。”理查德站在门口说。“我从没想过用黑色，”帕蒂说 ，“黑色有点意思。”“非常适合休息的颜色，我觉得。”理查德说。“那么你真要搬去纽约了？”她说。“是的。”“很兴奋吧。什么时候走？”“两周后。”“哦，两周后我也要去纽约。我爸妈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像是安排了一些可怕的纪念活动。”“你是从纽约来的？”“韦斯特切斯特县。”“我也是。不过，可能是韦斯特切斯特的不同区域。”“哦，我家在郊区。”“显然和扬克斯不是一回事。”“我在火车上见到过很多次扬克斯人。”“我说什么来着。”“那你是准备自己开车去纽约吗？”帕蒂说。“怎么，”理查德说，“你想搭便车？”“嗯，或许吧！你愿意捎我一程吗？”

他摇摇头。“我得想想。”

可怜的沃尔特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确确实实没有看到两人商量的情形。罪恶感和对罪恶感的困惑让帕蒂喘不过气来，她拄着拐杖，迅速朝门口走去，然后隔着一段距离，为晚上的约会向沃尔特大声道了句谢谢。“很抱歉，我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沃尔特说，“你确定我没法开车送你回去吗？”“我去送她，”理查德说，“你去睡吧。”

沃尔特看上去无疑很痛苦，不过或许只是因为疲倦。来到街上，空气宜人，帕蒂和理查德一路默默地走着，直到来到那辆生锈的英帕拉前。帕蒂自己上车坐下，当她把拐杖递给理查德时，他似乎很小心地避免触碰到她的身体。“我还以为你会有一辆小货车，”他在她身边坐下后，她说，“我以为所有乐队都有一辆小货车。”“赫雷拉开着小货车。这个是我的私人交通工具。”“意思是说，我要坐这辆车去纽约？”“是，听着，”他将车钥匙插进点火器，“你要么继续钓鱼，要么立刻剪断鱼线，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对沃尔特不公平。”

她透过挡风玻璃直视着前方。“哪里不公平？”“给他希望。引诱他往前走。”“这就是你认为我在做的事？”“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非常，非常认真。你得小心对待他。”“这个我知道，”她说，“不用你来告诉我。”“那么，你来他的公寓做什么？在我看来……”“什么？在你看来做什么？”“照我看，我似乎破坏了什么事。可是后来，当我试图走开……”“老天，你可真是个浑蛋。”

理查德点点头，好像完全不在意她怎么看他，再不然，就是他已经厌倦了听愚蠢的女人对他说些愚蠢的话。“当我试图走开时，”他说，“你似乎不愿意让我走，这都没问题，这是你的选择。我只是想确定，你知道自己或多或少是在折磨沃尔特吧？”“我真的不想和你谈这个。”“好吧。我们不说这个。但你和他经常见面，对吧？基本上每天都见，对吧？持续很多个星期了。”“我们是朋友，当然会经常一起玩。”“没问题。那么你了解希宾那里的情形吗？”“当然，他要帮他妈妈照管汽车旅馆。”

理查德令人不快地笑了。“你就知道这个？”“还有，他爸爸身体不好，哥哥和弟弟也不怎么帮家里的忙。”“他就告诉了你这些。就只说了这么多。”“他爸有肺气肿，他妈有残疾。”“他每周在工地干二十五个小时的活儿，还是法学院的全A生。然后，他还每天都有时间去陪你。他有这么多空闲时间，对于你这可真是不错。不过，你是个漂亮妞儿，那是你应得的，对吗？而且，你还受了重伤。这个，再加上长得不错，这样你就有权利连问都不问他的情况了。”

这样不公的指责让帕蒂怒火中烧。“你知道，”她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沃尔特说，对女人而言你是个浑蛋！他说过这个。”

理查德对此似乎毫不关心。“我正试着参考你和小伊丽莎如此亲密的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他说，“现在，我觉得明白点了。第一次见到你，我还很纳闷。那时你看上去像个不错的郊区女孩。”“就是说我也是个浑蛋。你是这个意思吗？我是个浑蛋，你也是个浑蛋。”“没问题，随便你怎么说。我不怎么样，你也不怎么样，无所谓。我只要求你不要在沃尔特跟前耍浑蛋。”“我没有！”“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看到的事实。”“那么，你看错了。我确实喜欢沃尔特。我真的在意他。”“可是，你显然不知道他爸爸就快死于肝病了，他哥哥因驾车伤人进了监狱，弟弟把他在部队领的薪水全花在了他那辆古董车克尔维特上。还有，在你们俩做朋友、一起消遣的这段时间里，沃尔特平均每天只能睡大约四个小时的觉，而这样你就可以和他一起回公寓，然后和我调情。”

帕蒂沉默了。“我确实不了解这一切，”过了一会儿，她说，“不知道所有这些信息。但是，如果你觉得女人和你调情是个问题，那你就不应该和他做朋友。”“哈，原来是我的错。明白了。”“不好意思，但或多或少是这么回事。”“我的话说完了，”理查德说，“你需要自己想想清楚。”“我知道，我需要好好想想，”帕蒂说，“可你仍然是个浑蛋。”“我可以捎你去纽约，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两个浑蛋一起上路，会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得帮我个忙，不要再欺骗沃尔特了。”“好的。现在请送我回宿舍吧。”

或许是尼古丁的作用，帕蒂一整夜都没合眼，脑海里反复重播着晚上发生的一切。她试着像理查德要求的那样，把思路理理清楚。但[17]她脑中好像上演着一出奇怪的心理歌舞伎，因为即便在她翻来覆去地想着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人生最终会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内心也始终有着这样一个强烈的念头：她想和理查德一起开车去纽约，而且，她打算就这么去做。悲哀的是，事实上他们先前在车内的谈话既令她感到无比兴奋，也让她松了一口气——兴奋是因为理查德本身就让人兴奋，松了一口气则是因为，过去几个月里，她一直试图装成另一个人，另一个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她，而今晚她终于感觉到她又是那个毫不伪饰的自己了，她说的都是她真正想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她知道她会想出办法和他一起上路。此刻她只需要克服对沃尔特的愧疚，并忘掉她自己的悲哀——她终究不是自己和沃尔特都期望她是的那种人。他没有急着和她上床，这多么正确！他又是多么聪明，对她内心的不确定心知肚明！想到他对她的理解是如此正确而明智，而她却将令他失望，帕蒂就更加觉得悲哀和内疚，于是她又跳回到无法抉择的状态。

之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她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她怀疑是他听从了理查德的建议，在和她保持距离。理查德很可能给他上了一课，告诫他女人水性杨花，他需要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灵。在她的想象中，理查德这样做算得上是良友之为，但对沃尔特来说，却意味着幻想的破灭。她禁不住总是想起公交车上那抱着一大株一品红的沃尔特，想起他那红得就像一品红的脸颊。她想起那些晚上，他在她宿舍的休息室里被苏珊妮·斯托尔斯缠住，耐心听她那些关于她的节食计划、通货膨胀后生活的艰难、宿舍暖气烧得过热的乏味唠叨以及她对学校行政人员和教授的种种不满。全宿舍的人都讨厌苏珊妮，她把所有头发都向着贴近一侧耳朵的地方梳过去。在沃尔特应付她的同时，帕蒂、凯茜和其他朋友正在一起看《梦幻岛》，不时大笑着。表面上，帕蒂是因为膝盖受伤，不便站起来过去解救沃尔特，但其实是因为她担心苏珊妮会加入到她们这边来，让其他所有人都因她的无聊唠叨而头痛。尽管沃尔特私下里也很会和帕蒂打趣苏珊妮的种种缺点，也尽管他无疑清楚地知道自己有多少功课要赶，早上要起得多早，他还是让自己一晚又一晚地被苏珊妮缠住，因为苏珊妮喜欢他，而他同情她。

总而言之，帕蒂无法让自己剪断鱼线。他们一直没有联系，直到沃尔特从希宾打来电话，为他的消失道歉，告诉她他爸爸陷入了昏迷。“哦，沃尔特，我想你！”她大声说，尽管这很可能恰好就是理查德要求她不要说的话。“我也想你！”

她想起应该仔细问问他爸爸的病情，尽管只有在她想继续和他发展的情形下，这么做才有意义。沃尔特说到肝衰竭、肺水肿和悲观的预后。“真替你难过，”她说，“不过，关于那间房……”“哦，你不必现在就作决定。”“没错，可你需要答案。要是你可以租给其他人……”“我更愿意租给你！”“哦，当然，我或许会想租，可下周我得回家，我打算搭理查德的便车回去，因为他正好也是那个时间去纽约。”

如果她在担心沃尔特或许没弄明白内中的含义，那么他突然的沉默告诉她，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你不是已经买好机票了吗？”他终于开口了。“我的票是可以退款的那种。”她撒谎了。“这样，那好啊，”他说，“不过，你知道的，理查德不怎么可靠。”“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你说得没错。但我只是想着可以省点钱用来租房。(又一个谎言。机票是她父母出钱买的。)不管怎么样，六月的房租我来出。”“如果你不打算住，那么做可说不过去。”“可是，我很可能会住，我说的是这个。只不过我还不确定而已。”“好吧。”“我真的想住，只是还不确定。所以如果有其他人想租，你或许应该租给他们。不过，我一定负责六月的房租。”

又一阵沉默后，沃尔特沮丧地说他得挂电话了。

打完这通艰难的电话，她大受鼓舞，于是又打给理查德，告诉他她已经做了必要的剪断鱼线的工作，让他放心。而理查德告诉她，他的出发日期还不太确定，并且路过芝加哥时，他想稍作停留，去看几场演出。“只要保证下周六我能到纽约就行。”帕蒂说。“对了，周年纪念派对。在哪里举行？”“莫鸿客山庄，不过我只需要到达韦斯特切斯特就可以了。”“我会看着办的。”

和一个认为你，甚或全体女性，都不过是一群讨厌鬼的人一起驾车在公路上旅行，可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帕蒂要在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明白这点。第一桩头疼事就是出发日期，为了她，他们不得不提前动身。然后，小货车出了点机械状况，赫雷拉被迫落后一步。但理查德计划在芝加哥投奔的人恰恰是赫雷拉的朋友，而帕蒂原本又压根儿不在安排之内，因此这部分注定会出问题。帕蒂也不善于计算英里数，所以，当理查德晚了三小时去接她，下午过去一大半后他们才从明尼阿波利斯出发时，她完全不了解他们要多晚才能到达芝加哥，也没有意识到在I-94州际高速公路上争分夺秒是多么重要。动身晚了又不是她的错，她可不认为这些要求有什么过分：在奥克莱尔附近，她要停车去洗手间，接着一小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她又提出吃点东西。这是她的公路旅行，她准备好好享受它！可是车后座上堆满了理查德不敢任其离开视线的各种设备，而他本人靠嚼烟草(脚下放着个大罐子供他吐烟渣)就解决了自己的基本需要。帕蒂无论做什么，都因为腿脚不便而慢吞吞的，他虽然没有出声指责她，但也没有告诉她不必着急，慢慢来。经过威斯康辛州的整个过程中，尽管在面对她完全合理的生理需求时，他态度简慢，只勉强按压着心头的怒火，但随着每一分钟过去，她几乎都能感觉到来自他的“性”趣的压力，而这也不怎么有助于改善车内的气氛。倒不是说她没有强烈地被他吸引，而是因为，她需要一点点时间和呼吸的空间。但即便将她当时的年轻和缺乏经验纳入考虑，现在告诉别人说，为了得到这点时间和空间，她的办法居然是反常地将话题引向沃尔特，自述人也还是深觉难堪。

起初，理查德并不想谈论沃尔特，但一旦将他的话匣打开，她便听到了沃尔特大学时期的很多故事。他组织过的那些几乎没什么人去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关于人口过剩，关于总统选举团改革。他在校广播电台开创并主持了四年的“新浪潮”音乐节目。他发起的要求麦卡莱斯特学院给宿舍换上通风更好的窗户的请愿运动。他为校报写的那些关于，比如说，他在餐具传输带上经手清洁的食物托盘的评论文章：他怎样计算出单单一个晚上浪费的食物就可以喂饱多少个圣保罗的家庭；他怎样提醒他的同学们，得有人专门去清理他们涂得到处都是的一团团花生酱；而同学们总是在冷麦片上浇过多的牛奶，然后将一碗碗满当当、脏兮兮的牛奶剩在托盘上，他又是怎样上升到哲学高度来和这样的坏习惯作斗争——难道他们以为牛奶和水一样是免费且不限量的东西吗？难道我们的环境不需要为生产牛奶付出代价吗？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理查德的语气里满是对沃尔特的保护，就像两个星期前与帕蒂对话时一样，那是一种奇怪而温柔的语气，仿佛在替沃尔特惋惜，仿佛在为沃尔特对抗残酷现实时加诸自身的痛苦而不值。“他有过女朋友吗？”帕蒂问道。“他总是选错人，”理查德说，“他喜欢那些不可能和他发展的女孩。那些已经有男朋友的，或那些附庸风雅、和他不在同一个活动圈子里的女孩。大四整一年，他为一个三年级女生神魂颠倒。他把周五晚上的广播时间让给她，自己换在周二下午。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来不及阻止他。他替她重写论文，带她去看演出。眼瞅着她怎么利用他真是可怕。她总是挑不合适的时间来我们宿舍。”“多好笑，”帕蒂说，“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丝毫不理会我的警告，顽固得要死。你或许猜不到，可他总是追漂亮女孩，脸蛋要好，身材要辣。他在这方面野心勃勃。这可没能为他在大学带来愉快时光。”“那个不断出现在你们宿舍的女孩，你喜欢她吗？”“我不喜欢她对沃尔特的所作所为。”“那算是你生活的主题之一，不是吗？”“她的品位糟透了，却占去了周五晚的广播时间。到了一定程度，只有一个方法能让沃尔特明白过来。明白他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妞儿。”“哦，所以你其实是在帮他的忙喽，我明白了。”“人人都是道德家。”“不，我说真的，我能明白你为什么不尊重我们。如果年复一年你看到的都是些想让你背叛自己好友的女孩。可以想象那是种奇怪的处境。”“我尊重你。”理查德说。“哈—哈—哈！”“你有头脑。如果今年夏天你想待在纽约，我不介意和你交往。”“听上去不怎么行得通。”“我只是说，如果那样的话也不错。”

她有大约三小时可以沉浸在这种幻想里——凝视着接连不断向芝加哥方向急速流动的汽车的尾灯，想着做理查德的马子会是什么感觉，想着一个他尊重的女人有没有可能成功地改变他，想象着她自己再也没有回明尼苏达大学，并在脑海里勾画着他们或许会找来一起住的公寓的样子，品味着在她那瞧不起人的大妹妹面前亮出理查德时的情景，幻想着家人看到她变得多么酷时大吃一惊的表情，憧憬着夜晚她的橡皮擦之旅——直到他们抵达芝加哥南部，回到了现实当中。此刻已是凌晨两点，而且理查德找不到赫雷拉的朋友们的住所。铁路站场和一条黑糊糊、阴魂不散的河流不断挡住他们的去路。街上空空荡荡，只有开出租车的吉卜赛人和在书上才会读到的那种可怕的年轻黑人在游荡。“有张地图就好了。”帕蒂说。“那条街有编号，不应该这么难找的。”

赫雷拉那几个朋友是搞艺术的。理查德在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他们那栋看上去似乎没人住的房子。门铃晃悠悠地挂在两根电线上，居然还能响。有人将遮挡一扇前窗的画布挪开，然后气呼呼地走下楼来。“不好意思，老兄，”理查德说，“没办法，路上耽搁了，我们只需要凑合个几晚。”

这位艺术家穿着松垮垮的廉价内裤。“我们才刚开始装修那间屋子，”他说，“里面现在还潮得很。赫雷拉不是说你们周末才过来吗？”“他昨天没给你打电话？”“打了。我告诉他那间客房还乱得一塌糊涂。”“没关系。我们很感激。我有些设备需要拿进去。”

帕蒂没法帮忙拿东西，只能守在车旁，看着理查德慢慢把车里清空。给他们住的那间房里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石膏板泥浆的味儿，但当时帕蒂还太年轻，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味道，也觉不出这股味道能带给人舒服的家的感觉。沾满泥浆的梯子上夹着一个亮晃晃的铝盘，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老天，”理查德说，“他们是怎么干的活？一群猩猩干的吗？”

一堆布满灰尘和泥浆的塑料遮布底下有张光秃秃、锈迹斑斑的双人床垫。“我估计这可赶不上你通常享受的喜来登酒店规格。”理查德说。“有床单吗？”帕蒂怯怯地问道。

他去主房里一顿乱抄，拿过来一床阿富汗毛毯、一张印度床罩和一个平绒枕头。“你睡这儿，”他说，“外面有张长沙发，我可以睡那里。”

她疑惑地看看他。“很晚了，”他说，“你需要休息。”“你确定吗？这里有足够的空间。长沙发对你来说恐怕不够长吧。”

她筋疲力尽，但是她想要他，而且也带着必要的用具。她有种冲动，想立刻去做那件事，让它在她还来不及想太多和改变主意之前就无可挽回地发生。很多年之后，差不多在她的人生过了一半的时候，她才明白那晚的理查德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绅士，并为之大感惊讶。而当时，在那间潮乎乎的正在装修的屋子里，她只能想到或许是她之前误解了他的意思，再不然，就是她这个没法帮忙搬东西的无用鬼兼讨厌鬼让他倒了胃口。“外面有个算得上是洗手间的地方，”他说，“也许你的运气比我好，找得到电灯开关。”

她渴望地看着他，他却立刻故意移开了目光。由于由此而生的意外和恼火，以及旅途的劳累、时间的紧迫，再加上房间条件的恶劣——帕蒂关掉灯，和衣躺在床垫上哭了很长时间，她小心留意着不被听见，直到失望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才六点，强烈的阳光就把她照醒了，接下来是一小时又一小时的等待，等着公寓里有人开始活动，而这让她变得更加情绪暴躁，于是她那天真就成了一个讨厌鬼。那是帕蒂一生当中最不温顺的一天。赫雷拉的朋友们言行粗鲁，而因为跟不上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旁征博引，帕蒂觉得自己只有一英寸那么高。他们给了她三次短暂的机会来证明自己，之后就完全当她透明，再往后，他们和理查德一起离开了公寓，她这才松了口气。不久，理查德独自带着一盒甜甜圈回来了，作为给她的早餐。“我打算今天把那间房收拾好，”理查德说，“他们干的活差劲得让我恶心。你想不想搭把手，比如用砂纸把墙壁抛光？”“我想我们可以去湖边走走什么的。我是说，这里太热了。或者去家博物馆？”

他严肃地打量着她。“你想去博物馆？”“我只是想出去转转，在芝加哥好好玩玩。”“晚上我们可以出去玩。你知道杂志乐队吗？他们今晚有演出。”“我什么都不知道，难道这点现在还不够明显吗？”“你心情不好。你想离开这里。”“我什么都不想做。”“如果我们把房间收拾齐整，今晚你可以睡得舒服些。”“我不在乎。我就是不想用砂纸把墙壁抛光。”

厨房那边脏得让人恶心，怕是从来没有人打扫过，闻上去一股精神病的味道。帕蒂坐在理查德昨晚睡觉的那张长沙发上，试着读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她随身带了几本书，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可是，热气、臭味、疲倦、喉头的硬块以及理查德正在播放的杂志乐队的唱片，所有这些让她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当热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她走进理查德正在给墙抹灰泥的那个房间，告诉他她要出去走走。

他没穿上衣，汗水顺着胸膛往下流，胸毛平平地贴在身上。“这个街区可不怎么适合散步。”他说。“那么，或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再给我一小时。”“算了，不必了，”她说，“我自己去就行。我们有这里的钥匙吗？”“你真想一个人拄着拐杖出去？”“是的，除非你愿意和我一道。”“我刚说了，过一小时，我就陪你去。”“可我不想等一小时。”“这样的话，”理查德说，“钥匙在厨房桌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刻薄？”

他闭上眼，似乎在从一默数到十。他有多么不喜欢女人、不喜欢她们说的话，这一点昭然若揭。“你干吗不去冲个凉，”他说，“等我干完手头的活。”“你知道，昨天，有那么一阵儿，你似乎是喜欢我的。”“我确实喜欢你。只是我有活要干。”“好吧，”她说，“干活。”

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街上甚至比公寓里还要热。她撑着拐杖相当快地往前晃去，竭力控制着眼中的泪水，竭力表现得好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晃到河边时，她发现这条河比夜晚看上去温和了许多，不过就是长满了水草且受了污染而已，并没有多么邪恶，也不会吞噬一切。河对面是墨西哥人聚居的街道，街道上饰花结彩，想必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或者刚刚过去的墨西哥节日，但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永久不变的装饰。她找到一家有空调的墨西哥快餐店，坐下来喝了一瓶可乐，沉浸在她少女气的悲伤情绪里；店里虽有人盯着她看，但没人过来骚扰她。她的身体热切地渴望着理查德，而她的其余部分却早已看出，和理查德一起上路是个错误的选择：她想从他那儿、从芝加哥这个城市得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以来都不过是存在于她脑海里的狂妄的幻想。在周遭的嘈杂声中，高中西班牙语课上那几个熟悉的句子不断在[18]她耳边浮现：“对不起”、“天气很热”和“夫人想要点什么？”。她鼓足勇气，点了三个墨西哥玉米卷吞下肚，看着窗外数不清的公交车来来去去，每辆车后都拖带着一股被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的灰尘。时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流逝着，今天，在空耗了无数个下午之后，自述人已经有了丰富的相关经验，可以清楚地辨识出这种感觉：抑郁(时间似乎没有尽头，却又令人伤感地飞逝；每一秒都满满当当，每个小时却又空无一物)，直到最后，下班时间到了，一伙年轻工人走进快[19]餐店，对她大为关注，同时谈论着她的拐杖，她才不得不离开。

等她顺着原路返回，太阳已像个橘黄色的圆球挂在东西向街道的尽头。此刻，当她允许自己明白过来，她才发觉她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在外面待很长时间，好让理查德为她担心，不过看来她这个小算盘完全没能打响。公寓里空无一人。她那间房的墙壁已经基本搞定，地板仔细地扫过了，床也已经为她铺好，干净整洁，有真正的床单和枕头。印度风情的床罩上放着一张理查德留给她的便条，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写着一个俱乐部的地址和怎么乘坐高架铁路去那里的路线说明。最后一句是：警告：我必须带着我们的房东一起去。

在决定去还是不去之前，帕蒂想躺下来稍微睡一会儿，结果一直到很多个小时之后，她才被赫雷拉夜归的朋友们吵醒，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随后，她单腿跳着来到主房里，从他们当中最不友好的那位——前一晚穿着内裤下来开门的那位——那儿得知，理查德和一些别的人走了，让他们转告她今晚不必等他——他会及时赶回，送她去纽约。“现在几点了？”“一点吧。”“凌晨？”

赫雷拉的这位朋友不怀好意地瞥了她一眼。“不是凌晨，是发生了日全食。”“理查德呢？”“他和碰到的两个女孩一起走了。没说去哪里。”

正如之前说过的，帕蒂不善于估算车程。本来，要想及时赶到韦斯特切斯特，和家人一起动身去莫鸿客山庄，她和理查德必须在那天早上五点就从芝加哥出发。可她大大地睡过头了，醒来后发现天空阴沉，风雨将至：一个不同的城市，一个不同的季节。理查德还是不见踪影。她吃了几口昨天剩下的甜甜圈，翻了几页海明威，到十一点，就连她也看出来他们怎么都不可能按时赶到目的地了。

帕蒂硬着头皮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对方付费。“芝加哥！”乔伊斯说，“我无法相信。你附近有机场吗？你能尽快赶上航班吗？我们还以为这会儿你已经到了。你爸爸想早点出发，周末的交通状况可不太好。”“我搞砸了，”帕蒂说，“很抱歉。”“那么，你能明天一早赶到那里吗？宴会明晚才开始。”“我会尽全力的。”帕蒂说。

此时，乔伊斯已在州议会任职三年。如果接下来她没有向帕蒂一一列举所有即将聚集在莫鸿客向一桩婚姻致以崇高敬意的亲朋好友的名单，没有大加渲染她的三个弟弟妹妹是多么热切地期盼着这个周末，而当祝福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又让她(乔伊斯)感到多么的荣幸，那么或许帕蒂会拼尽全力赶到莫鸿客。然而，事实是，听着妈妈的滔滔不绝，一种奇怪的平静和确定降临在帕蒂身上。芝加哥飘起了小雨；充作窗帘的画布被风吹起，密歇根湖的味道和混凝土被雨水打湿后好闻的味道飘了进来。当一贯的怨恨消失，帕蒂用一种全新的冷静眼光审视自己，她意识到即使她缺席父母的周年纪念，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事已至此。她看到自己几乎就要自由了，迈出这最后一步让她感觉糟透了，不过并不是不好的糟糕，如果这个说法不会让人觉得自相矛盾的话。

理查德打来电话时，她正靠窗坐着，闻着雨水的味道，看着一间废弃已久的工厂屋顶上的杂草和灌木被风吹得弯了下去。“真是抱歉，”他说，“我一小时内赶回去。”“你不必着急，”她说，“反正已经太迟了。”“可派对明晚才开始。”“不，理查德，明晚是晚宴。我应该今天就到那里的。今天下午五点。”“糟糕。你在开玩笑吗？”“你真的不记得了吗？”“我脑子这会儿有点乱，我没怎么睡够。”“好了，无所谓。你完全不必着急。我想我现在要回家了。”

她的确回家了。她将她的行李箱从楼梯上推下去，接着是她的拐杖，然后在霍尔斯特德街拦了一辆吉卜赛人开的出租车，之后先坐一辆灰狗巴士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转另外一辆到希宾。吉恩·伯格伦德此刻正躺在一家信义会医院里奄奄一息。午夜已过，希宾市中心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气温华氏四十度左右，大雨倾盆。沃尔特的面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红。巴士站外，在他父亲那辆一股臭烟味的油老虎汽车里，帕蒂双臂环住他的脖子，大着胆试了试他的接吻技术，满意地发现他是个接吻好手。

第三章 自由市场促进竞争

在提到帕蒂的父母的时候，自述人希望，抱怨甚至公然指责的口气流露于字里行间，但在此，她要为至少一件事衷心地感谢乔伊斯和雷，感谢他们从未像鼓励妹妹们那样，鼓励她发展艺术方面的创造力。乔伊斯和雷对帕蒂的忽视，不论在她稍年轻时曾让她多么受伤，到了今天，每当想起四十出头的妹妹们独自住在纽约，由于过于古怪且(或)过于自以为是，始终无法维持一段长久的恋情，在努力成就她们那被灌输是自己命中注定的艺术事业的同时，仍在靠父母的津贴度日，那忽视就越来越像是一种祝福。事实证明，到最后，被父母认为是迟钝和无趣的孩子，要好过被认为独具天分和不同凡响。因此，当帕蒂居然也能表现出那么一丝丝创造力的时候，她感到的是愉快的惊喜，而不是因为不能更加有创造力而难堪。

年轻的沃尔特有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特点，那就是他极其希望帕蒂赢。伊丽莎也曾一度为她召集起一小股逆反力量，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而沃尔特则全力支持她敌视任何让她难过的人(她的父母、弟弟妹妹)。因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总是表现出理智的诚实态度，所以，当他也批评她的家人，加入她那些原本令人质疑的与家人竞争的计划时，他代表了极高的可信度。他或许无法满足她对男人的全部期望，但作为疯狂的支持者，他却是无人可以企及的；而在那个时候，帕蒂对这份支持的需要甚至超过了对浪漫爱情的需要。

到了今天，很容易就能看出，当年本应有人好好地劝告帕蒂，让她先用几年的时间去经营一份事业，为后运动员时期的自己确立一个坚实的身份，同时和其他类型的男人多多交往，等她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之后，再去考虑成为妈妈。但是，尽管无法继续参加校际篮球比赛，她的脑子里却仍然有一个计时器，仍然处于为比赛而活的状态，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续获胜。而获胜的方式——打败妹妹们和妈妈的最佳机会——就是嫁给明尼苏达最好的男人，住在一栋比家里任何人所拥有的都更大、更好、更趣味盎然的房子里，生一堆孩子，做所有乔伊斯这个妈妈没能做好的事情。虽然沃尔特是个众所周知的女权主义者，还是人口零增长组织每年更新个人资料的学生级别的成员，他却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帕蒂生儿育女的家庭大计，因为她确实满足了他对女人的全部期望。

帕蒂大学毕业三星期后，也差不多正好是她搭长途汽车去希宾满一年的时间，她和沃尔特结婚了。当时她决定就在亨内平县法院把自己嫁出去，而不是回韦斯特切斯特，由她父母来主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对此皱起眉头的是沃尔特的妈妈多萝西。她用她那温和的、试探性的，但同时也是相当固执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担忧。她轻声说，将爱默生家包括在婚礼之内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她知道帕蒂和家人的关系不怎么亲密，但是，就算这样，她以后难道就不会后悔在一个如此重大的时刻将她的家人排除在外？帕蒂试着向多萝西描述韦斯特切斯特的婚礼将会是个什么样：两百多位来宾，全是乔伊斯和雷的挚交好友以及为乔伊斯的竞选掏过大把钱的赞助人；乔伊斯会迫使帕蒂选她的大妹妹做伴娘，然后让另外一个妹妹在婚礼上表演现代舞；雷在畅饮香槟之后会拿女同性恋开涮，完全不顾忌帕蒂篮球队里的朋友们可能会听到。多萝西的眼睛有一点点湿润，或许是同情帕蒂，或许是为帕蒂谈起家人时的冷淡和尖刻感到悲哀。可不可以，她柔声坚持道，举办一个小小的只有家人参加的婚礼仪式，一切都完全顺着帕蒂的心意去办的仪式？

帕蒂拒绝婚礼的最大理由莫过于，如果举办婚礼，理查德肯定会是沃尔特的伴郎。在此，她的想法有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部分则和担心理查德见到她的大妹妹后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事有关。(自述人现在终于有勇气说出这个妹妹的名字了：阿比盖尔。)伊丽莎曾经拥有过理查德，这已经够糟糕了；要是再看到他和阿比盖尔勾搭上，哪怕只是一个晚上，都可能会要了帕蒂的小命。当然，她不会向多萝西提起这些。她只是说，她可能不是个非常讲究仪式的人。

作为一种让步，她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春天带着沃尔特去见了她的家人。承认以下事实让自述人感到非常痛苦：她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让家人见到他，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或许是她不想举办婚礼的另外一个原因。她爱他(的确，的确爱他)，但他身上的那些在私下里、二人世界中对她而言意义丰富的品质，在别人挑剔的眼光下很有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她确定她的妹妹们，尤其是阿比盖尔，一定会用这样的眼光瞄准他。他紧张的咯咯笑声，他太容易泛红的脸，他的极度友好：在全面地了解了这个男人之后，这些在帕蒂眼中都是弥足珍贵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令她骄傲的。但是，她不那么好的那部分自我，每次和家人打交道就会带出来的那部分自我，总要忍不住因他不是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酷哥而感到遗憾。

值得称赞的是，乔伊斯和雷表现得非常得体，或许这和他们终于知道了帕蒂不是同性恋而在暗地里大松了一口气不无关系(说暗地里，是因为乔伊斯，举例来讲，已经吃力地做好了接受同性恋女儿的准备)。听说沃尔特之前从未来过纽约，他们立刻成了这座城市的推广大使，催促帕蒂带他去看博物馆的各种展览，而这些展览是身在奥尔巴尼的乔伊斯抽不出时间去看的，等到了晚上，他们又请他在《纽约时报》推荐的一些餐厅里吃饭，当中包括开在苏荷区的一家，那时的苏荷区还是个神秘而令人兴奋的地方。帕蒂原本担心她的父母会取笑沃尔特，现在却开始担心沃尔特可能会看不出她为什么无法容忍他们，转而站在她父母那一边：他或许会开始怀疑，真正的问题出在帕蒂身上，因而不会再盲目地相信她是个好人——在两人好了不到一年之后，帕蒂已经变得极为依赖他的这种信任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这个执意将好几次晚餐变成了尴尬的五人组活动的高级餐厅迷，正处于她最讨人厌的时期。她无法想象大家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听她说话，于是她不知疲倦地聊着纽约的戏剧界(她将之定义为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因为自从得到那个候补演员的名额之后，她再也没能取得其他任何进展)；聊着那个她称之为“卑鄙的滑头”的耶鲁教授以及她和教授就艺术的创造性所持有的难以调和的不同见解；聊着她那个名叫塔米的朋友，说她自筹资金排演了《海达·高布乐》，并在其中风光地担任了主角；聊着宿醉、租金管理以及令人不安的性丑闻，而为自己倒了一杯又一杯酒的雷则不愿放过当中的任何淫乱细节。最后一顿晚饭也定在苏荷区，吃到一半的时候，帕蒂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阿比盖尔抢走原本属于沃尔特的关注(他一直礼貌地听着阿比盖尔的每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叫妹妹闭嘴，好让其他人有机会说话。大家静悄悄地摆弄着餐具，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儿。然后，帕蒂夸张地做出从井里打水的动作，要沃尔特说说他自己。事后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引导，因为沃尔特尽管对公共政策非常热心，但对真正的政客是个什么样子却一无所知，他居然相信一名女州议员会有兴趣听听他的看法。

他问乔伊斯是否了解罗马俱乐部。乔伊斯承认说她不了解。沃尔特解释说，罗马俱乐部(两年前，他曾邀请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在麦卡莱斯特学院作过演讲)致力于研究如何对增长加以限制。主流经济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市场论，沃尔特说，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增长始终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一或二的GDP增速只被认为是马马虎虎，而人口增速则恨不能也达到百分之一，但是，他说，如果你将这些增速放在一百年的时间段里，得出的数字会是极为可怕的：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一百八十亿，能源消耗将十倍于今天。如果再往后推一百年，而增长率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得出的数字简直不堪入眼。所以，罗马俱乐部正在探索一些更为理性和人道的方式来限制增长，而不是放任地球被毁，所有人不是饿死，就是互相残杀。“罗马俱乐部，”阿比盖尔说，“是不是和意大利花花公子俱乐部差不多？”“不，”沃尔特平静地说，“那是一个由一群想要挑战人们对增长的过分关注的人构成的组织。我是说，人人都痴迷于增长，可是你想想看，对一个成熟的机体来说，增长其实就是一种癌症，对吧？要是你的嘴巴里有某种增长，或者你的结肠里有某种增长，那都是坏消息，不是吗？所以，在欧洲和西半球，有一小股知识分子和慈善家正在努力打破大众的狭隘看法，努力在最高层次上影响政府决策。”“罗马的小兔子。”阿比盖尔说。[20]“干他的弗吉尼亚！”雷用古怪的意大利口音接了一句。[21]

乔伊斯大声地清了清嗓子。在家里，如果雷因为喝多了酒而开始胡言乱语，满嘴脏话，她只需退回到她那个私密的乔伊斯幻想世界里，但在未来女婿面前，除了感到尴尬之外，她别无选择。“沃尔特正在谈论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观点，和这个……俱乐部。但是，这无疑是看待世界局势的一个非常大胆的角度。”

沃尔特没有看到帕蒂做出的割脖子的小手势，继续说了下去：“我们需要像罗马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就是因为必须有人在常规的政治进程之外，理性地探讨和看待增长。显然你很清楚这一点，乔伊斯。如果你想在选举中胜出，你甚至连放慢增长都不敢提，更不必说去否定增长了。这种看法完全是政治毒药。”“确实如此。”乔伊斯干笑着说。“但总得有人来关注这个问题，来影响决策层，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将毁掉这个星球。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无限繁殖活活呛死。”“说起呛，爸爸，”阿比盖尔说，“那是你的私人酒瓶吗？还是我们也可以分上一点儿？”“咱们再叫一瓶。”雷说。“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叫了。”乔伊斯说。

雷抬起手制止乔伊斯。“乔伊斯，冷静……冷静些。我们没问题。”

帕蒂坐在那里僵笑，在餐厅恰到好处的柔和光线下打量着其他餐桌旁那些迷人而富有的就餐者。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待在哪里也没有待在纽约好，这就是她的家人挟以自满的根基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去嘲笑其他一切事物的平台。纽约就好比一位成熟老练的成年人，像某种担保一样，赋予他们像孩子那样待人接物的权利。坐在苏荷区那家餐厅里的帕蒂面对的是一股她根本不可能与之匹敌的力量。她的家人已经占据了纽约，而且永远都不会让步。对帕蒂来说，再也不来这里—干脆忘记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就餐场面的存在—是她唯一的选择。“你不喝酒？”雷对沃尔特说。“我相信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喝。”沃尔特说。“这是一瓶上等的阿玛罗内，也许你愿意来点。”“不，谢谢。”“你确定？”雷拿着酒瓶向沃尔特晃了晃。“没错，他确定！”帕蒂喊道，“他已经连续四个晚上说过他不喝酒了！没听到吗？雷？不是所有人都想喝得大醉，然后变得讨厌和粗鲁。有些人确实喜欢聊些成年人该关心的话题，而不是用两个小时去讲黄色笑话。”

雷咧着嘴笑了笑，仿佛她是在逗他笑。乔伊斯打开她只有上半装玻璃的眼镜，开始研究甜点餐牌。沃尔特脸红了，而阿比盖尔，脖子像抽筋似的一拧，皱起眉头，说：“‘雷’？‘雷’？我们现在管他叫‘雷’吗？”

第二天早上，乔伊斯颤声对帕蒂说：“沃尔特相当的——我不知道保守或其他什么词是不是恰当的说法，我猜确切地说不是保守，尽管，从民主进程，从权力来自于人民，繁荣为全民所有这些角度来看，他还不是那么独断，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几乎比我料想的还要保守。”

雷，两个月后，在帕蒂的毕业典礼上，带着一脸抑制不住的窃笑，告诉帕蒂：“沃尔特说起那些增长什么的玩意儿时，脸那真叫一个红，我的老天，我以为他要中风了。”

而阿比盖尔，六个月之后，在帕蒂和沃尔特唯一一次愚蠢到回韦斯特切斯特过感恩节时对帕蒂说：“罗马俱乐部怎么样啦？你们俩入会了吗？拿到密码没？坐上皮椅了吗？”

在拉瓜迪亚机场，帕蒂哭着告诉沃尔特：“我恨我的家人！”

沃尔特勇敢地回应道：“我们会建立我们自己的家！”

可怜的沃尔特。他先是认为自己有义务让父母有经济保障，于是将他的演员和导演梦搁置一旁；之后，他爸爸刚刚用自己的死解放了他，他又和帕蒂结成一队，将自己拯救地球的雄心大志搁置一旁，跑去为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工作——这样一来，帕蒂就可以拥有她那栋漂亮的老房子，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了。这一切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发生了。他为所有让帕蒂感到激动的计划而激动，全力翻修老房子，全力帮助帕蒂对抗家人。直到多年以后，直到帕蒂开始令他失望，他才变得更为谅解爱默生家的其他人，坚持认为她是他们当中最幸运的那个，是唯一一个从遇难的爱默生号船上逃脱的人，是活下来讲述故事的那个人。他说阿比盖尔被困在一个极度荒凉的岛上(曼哈顿！)到处寻觅感情的食粮，她垄断对话的行为不过是为了努力喂饱自己的空虚，应该得到原谅。他说帕蒂应该怜悯她的弟弟妹妹——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饥渴——而不是为他们没有逃脱的力量和运气而指责他们。不过，这些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在婚后的头几年里，他对帕蒂是如此着迷，所以她不可能出任何错。那些日子多美好呀。

沃尔特本人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他的家人。到她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赢了那场比赛。在伯格伦德家的牌桌上，或许除了英俊的外表和对女人游刃有余(这张牌在他哥哥手上，他目前和年轻的第三任妻子生活在一起，后者正在努力工作养着他)之外，他拿到了几乎所有的王牌。沃尔特不仅知道罗马俱乐部，阅读艰深的严肃小说，欣赏伊戈[22]尔·斯特拉文斯基，还会熔焊铜管接头，做细木工，从叫声猜出鸟儿的名字，并照顾生病的女人。作为家庭竞赛中的大赢家，他有余力时常回头去帮助其他人。“我猜你现在不得不去看看我长大的地方了。”当帕蒂中断与理查德的公路之旅后，沃尔特在希宾的巴士站外对她说。他们坐在他父亲那辆维多利亚皇冠车中，两人灼热而激动的呼吸给车窗玻璃蒙上了一层雾。“我想看看你的房间，”帕蒂说，“我想看看和你有关的一切。我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听到这番话，他不得不再次长时间地亲吻她，随后才又回到焦虑的状态。“话虽如此，”他说，“我还是不好意思带你回家。”“别不好意思。你该去看看我家，简直就是怪胎展览。”“也许吧，不过，我家可没那么有趣。这只会是你肮脏的铁矿带之旅。”“那咱们走吧。我想去看看。我想和你睡在一起。”“听上去棒极了，”沃尔特说，“不过，我估计我妈妈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那我想睡在靠近你的地方。然后，我想和你一起吃早餐。”“这个倒是不难安排。”

事实上，松语汽车旅馆的景象让帕蒂冷静下来了，她开始怀疑起这趟希宾之行；投奔沃尔特时抱有的那种自足的心态被动摇了，毕竟，她在他的好朋友那里感受到的性吸引力要更强烈些。从外面看，汽车旅馆并没有那么糟糕，停车场上的车辆数目也不至让人沮丧，但是接待处后面的住宿区则确实和韦斯特切斯特相差甚远。它们让她看出了她之前不曾注意到的那个世界的优越性，她这个郊区富家女的优越性；一阵出乎意料的思乡之情向她袭来。地板上铺着海绵地垫，明显地向屋后的那条小河倾斜着。在起居兼就餐区，有个毂盖大小的锯齿状陶瓷烟灰缸，近旁放着一张长沙发，吉恩·伯格伦德平日就坐在上面，阅读钓鱼和打猎杂志，收看旅馆天线(第二天早上她才发现，天线草草地架在化粪池后面一株被斩首的松树上)能够从双子城和德卢斯的各个电视台接收到的随便什么电视节目。沃尔特和弟弟共享的那间狭小卧室位于向下倾斜的走道尽头，因靠近小河而终年潮湿。地板中央，沃尔特小时候为划出他的私人空间而贴的那道宽幅胶带留下了黏黏的印迹。他童年时代用过的东西还摆在墙边：童子军手册和奖状，全套的简写版总统传记，几册零落不全的《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小动物的骨架，一个空鱼缸，邮票、硬币收藏，以及一个接线伸出窗外的精密温度计或气压计。卧室那扇变形的门上挂着一个自制的黄色标[23]牌：禁止吸烟，字是用红蜡笔写的，其中的N和S写得颤颤巍巍，个头却很高，显示出作者的愤怒。“我的第一次反叛行为。”沃尔特说。“那时你多大？”帕蒂问。“不记得了。十岁吧。我弟弟曾患有严重的哮喘。”

外面暴雨如注。多萝西在她的房间睡觉，沃尔特和帕蒂都还处于欲望的兴奋之中。他带她去看了他爸爸之前经营的那间“休息室”，以及挂在墙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鼓眼鱼标本，还有那张他帮爸爸做的桦木吧台。直到最近，到他不得不住院前为止，吉恩每天下午还都站在这个吧台后面抽烟、喝酒，等着他的朋友们下班，来光顾他的生意。“这就是我，”沃尔特说，“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喜欢你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不确定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接受了。”“我喜欢，因为我是如此地仰慕你。”“这是件好事。我猜。”他走到前台，看着一堆钥匙说，“你觉得二十一号房听起来怎么样？”“是一间条件特别好的房吗？”“和其他所有的房间都差不多。”“我二十一岁。所以，完美极了。”

二十一号房里处处可见褪色磨损的物品表面，原本一早就该重新油漆或更换的，却被经年累月地用力擦洗。河流的潮气依旧明显，不过还可以忍受。床很低，标准尺寸，不是皇后床。“如果不喜欢，你不必非得留下来，”沃尔特说着，将帕蒂的背包放在了地上，“明早我可以送你回汽车站。”“不！这里很好。我又不是来度假的。我是来看你，帮你忙的。”“好吧。我只是担心我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哦，那么，不要再担心了。”“可我还是很担心。”

她让他在一张床上躺下，试着用自己的身体来让他安心。然而，很快，他的担忧就又爆发了。他坐起身，问她为什么要和理查德一起回纽约。这是一个她允许自己希望他不会问起的问题。“我不知道，”她说，“我猜我想看看公路旅行是怎么回事。”“嗯。”“有些事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只能这样解释。有些事我一定要去弄弄清楚。而现在我弄清楚了，所以我来了这里。”“你弄清楚了什么？”“我弄清楚了我想待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哦，速度还真快。”“那是个愚蠢的错误，”她说，“他总是用那样一种方式看人，我相信这你是知道的。一个人需要花点时间去弄清楚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请你不要因为这个责怪我。”“我只是对你弄清楚的速度感到惊讶。”

她有种想哭的冲动，也终于哭了起来，而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沃尔特展现出他最擅长安慰人的那部分自我。“他对我不好，”她含着眼泪说，“你刚好是他的反面。而我现在是如此，如此，如此地需要这个反面。你能对我好一些吗？”“当然可以。”他边说边摸着她的头。“我发誓，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这一字不差是她的原话，自述人满怀歉意地回忆着。

而下面的这一幕也同样让自述人记忆犹新：沃尔特猛地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倒在床上，然后向她逼过来，重重地压在了她的两腿之间，脸上是一副令帕蒂感到全然陌生的表情。那是一种愤怒的表情，愤怒控制了他。就好像幕布突然分开，露出某种美好而男子气的东西。“这不关你的事，”他说，“你明白吗？我爱你的一切。你的每一寸。每一寸。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你明白吗？”“明白，”她说，“我是说，谢谢你。我多少感觉到了，不过还是很高兴听到你说出来。”

然而，他还没有说完。“你知道我有个……有个……”他搜寻着词语，“有个问题。和理查德。我和他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不信任他。我爱他，但我不信任他。”“哦，老天，”帕蒂说，“你绝对应该信任他。他显然也非常关心你。他令人不可思议地保护着你。”“并不总是这样。”“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你知道他有多佩服你吗？”

沃尔特头向下，生气地盯着她：“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去纽约？他又为什么和你一起待在芝加哥？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我无法理解！”

听到沃尔特说粗话，看到他似乎因他自己的愤怒而感到震惊，帕蒂又一次哭了起来。“老天，不要这样，老天，不要这样，老天，不要这样，”她说，“我在这里，不是吗？我为了你才来了这里！我们在芝加哥没发生任何事。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她将他拉近，用力抓着他的屁股。但沃尔特并没有去碰她的乳房或是把她的牛仔裤脱掉，就像理查德肯定会做的那样，相反，他站起身来，开始在二十一号房里走来走去。“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他说，“因为，你知道的，我不傻。我有眼睛，有耳朵，我不傻。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听到他说关于理查德他并不傻，帕蒂松了一口气；但她觉得她已经想不出办法来安慰他了。她只好就那么躺在床上，听着雨水打在屋顶的声音，意识到如果她没有上理查德的车，眼前的这一幕就不会发生；意识到她活该受此惩罚。不过，她还是忍不住去想象，事情或许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发展。这一切是如此准确地预示了他们后来度过的很多个深夜的场景——沃尔特美好的愤怒被白白浪费了，而她在一旁哭泣，他惩罚她，然后又为他的惩罚道歉，说他们俩都累了，时间也很晚了，确实如此：太晚了，天都快要亮了。“我要去洗个澡。”最终她开口道。

他坐在另一张床上，双手捂着脸。“很抱歉，”他说，“这一切真的不关你的事。”“呃，其实，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听你不停地这样说。”“对不起。信不信由你，但我是为了表示好意。”“此刻，我也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他问她洗澡时需不需要帮忙，脸依旧埋在手心里。“不用了。”她说，尽管要在保持她上了夹板、缠着绷带的膝盖露出水面的情况下洗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半小时之后，当她穿着睡衣从浴室出来时，发现沃尔特似乎一动未动。她站在他面前，俯视着他金色的鬈发和窄窄的肩膀。“听我说，沃尔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离开，我可以明早就走。可现在我要睡一会儿。你也该去睡了。”

他点点头。“很抱歉我和理查德一起去了芝加哥。这是我的主意，不是他的。你该怪的人是我，不是他。可现在呢？你让我觉得自己很差劲。”

他又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晚安吻？”她说。

他吻了她，这个可比吵架感觉好多了，如此之好，他们很快就钻进被子里，熄了灯。晨光从窗帘周围透了进来——北方的五月，天亮得很早。“我对性基本上一无所知。”沃尔特坦白说。“哦，这个嘛，”她说，“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尤其对沃尔特，那真是一段让他头晕目眩的时光。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女孩，原本可以跟理查德走、最终却选择了他的女孩，接着，三天后，在那家信义会医院，他和父亲之间的长期对抗也终因父亲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死亡是一位父亲所能遭受的最大失败。)那天早上，帕蒂跟着沃尔特和多萝西一起去了医院，被他们的眼泪感染，她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然后，在他们近乎沉默地开车返回汽车旅馆的路上，她觉得她已经是伯格伦德家的一员了。

多萝西回房间躺下后，在旅馆的停车场上，帕蒂看着沃尔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从停车场的一头疾冲到另一头，边跑边跳，转弯前弹跳起来，接着又跑。那是个晴朗明媚的早晨，大风从北方持续地刮过来，河岸边的松树真的在飒飒低语。疾冲了几个来回之后，沃尔特又单脚上下跳了几次，然后转身背对帕蒂，开始沿着七十三号公路向前跑，一直跑到转弯的地方，接着就不见了人影，一小时后才回来。

第二天下午，在二十一号房，光天化日，窗户开着，褪色的窗帘随风飘动，他们笑着，哭着，做着爱，那是一种沉甸甸、天真无邪的快乐，每每回首，自述人不由黯然心碎。他们哭一会儿，做一会儿爱，然后心满意足地贴着对方汗湿的身体躺在那里，聆听松树的叹息。帕蒂感觉她好像服用了某种药效永远不会消退的厉害毒品，或者好像在做一个生动无比的梦，一个不会醒来的梦，然而，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毒品，也不是梦，而是她真实的人生，一种没有过去、只有当下的人生，一种不同于她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爱情的爱情。全都是因为二十一号房！她怎么能想象到这样一间二十一号房呢？这是一个如此干净、老式的可爱房间，沃尔特又是一个如此干净、老式的可爱男人。而她正值二十一岁，在从加拿大吹来的清新的、生机勃勃的北风中，她能感受到她的二十一岁。她小小地体会到永恒的滋味。

超过四百人参加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虽然不怎么认识吉恩，这个数字也还是让帕蒂为他感到骄傲。(如果你想有个盛大的葬礼，死得早不无小补。)吉恩生前是个殷勤好客的家伙，喜欢钓鱼、打猎，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他们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但不幸的是，他是个酒鬼，没受过什么教育，娶了一个将全部的希望和梦想以及最好的爱都寄托在自己的二儿子而非他身上的老婆。沃尔特永远都不会原谅吉恩让多萝西在汽车旅馆那么辛苦地工作，不过，在自述人看来，尽管多萝西令人难以置信地和善，但她也毫无疑问属于那种殉道者的类型。葬礼之后的招待会上，在一间信义会宴会厅，帕蒂像上速成班一样认识了沃尔特的所有家人和亲戚，那就如同一个大伙儿吃着环状面包、决心去发现任何事物光明面的节日。多萝西尚在人世的五个兄弟姐妹都来了，还有沃尔特刚被放出监狱的哥哥、他风骚标致的(第一任)老婆和两个孩子，以及他们穿着军装、沉默寡言的弟弟。唯一缺席的一位重要人士，其实，是理查德。

沃尔特当然给理查德打了电话，尽管颇费周折，因为要先打去明尼阿波利斯，找到理查德那个从来都行踪不定的贝司手赫雷拉。理查德刚刚到达新泽西的霍博肯。在电话上表达了哀悼之后，他说自己把钱花光了，很抱歉没法去参加葬礼。沃尔特向他保证说这完全没有关系，然而，接连好几年，他都一直为此抱怨理查德，说他没有努力想想办法——这么说并不完全公平，因为沃尔特早就在暗中恼火他的老友，甚至不想在葬礼上看见他。不过，帕蒂可不会糊涂到去做那个挑明这点的人。

一年后，他们去纽约旅行时，帕蒂建议沃尔特去找找理查德，和他待上一个下午，但沃尔特说，最近几个月他给理查德打过两次电话，而理查德却从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帕蒂说：“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则说：“不，你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帕蒂又说：“好吧，那么他是你最好的男性朋友，你应该去找找他。”但沃尔特坚持说从来都是这样——他觉得总是他在追着理查德跑；他们之间有一种类似边缘战术的东西，一种比谁会先眨眼，先表现出需要的比赛——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套。他说理查德不是第一次玩消失这个把戏。如果他还想继续做朋友，沃尔特说，那么这一次或许该轮到他主动打个电话了。帕蒂怀疑，理查德可能还在因芝加哥小插曲而感到不安，努力不来打搅沃尔特的幸福家庭，因此，或许应该由沃尔特去找理查德，让他知道他仍然是受欢迎的，不过，她再次明智地没有去催促沃尔特。

当初伊丽莎认为沃尔特和理查德之间有某种类似同性恋的感情，而今天自述人看到的则是兄弟之情。等沃尔特过了被哥哥骑在头上打、自己又骑在弟弟头上打的年龄，他在家里就找不到像样的竞争对手了。他需要另外找一个兄弟去爱、去恨、去与之竞争。在自述人看来，始终困扰着沃尔特的问题是，理查德是弟弟还是哥哥，是失意者还是大英雄，是应该被爱护的潦倒朋友还是危险的竞争对手。

沃尔特声称他对理查德和对帕蒂一样，也是一见钟情。那发生在他来到麦卡莱斯特学院的第一晚，他父亲开车送他到那里后就匆匆赶回了希宾，因为加拿大俱乐部的伙伴们从休息室打来了电话。开学前，沃尔特曾用宿舍管理处提供的地址，给理查德写过一封友好的信，但理查德没有回复。宿舍里的其中一张床上放着一个吉他箱、一个纸板盒和一个行李袋。直到晚饭后，在宿舍楼的新生集会上，沃尔特才见到了这堆少得不能再少的行李的主人。后来他多次向帕蒂描述过那个瞬间：一个男孩独自站在角落里，而他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那是个个头很高、脸上有粉刺、爆炸头、穿着伊基·波普T恤衫的家伙，看上去和其他所有新生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舍监正在长篇大论地发表讲话，不时开开玩笑，可理查德却板着脸，甚至连礼貌地微笑一下都不肯。虽然，当别人努力想要表现得风趣的时候，沃尔特都会非常愿意捧场，会大声笑着以回报他们的努力，但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想和那个个头高高的、不笑的家伙交朋友。他希望他就是他的室友，而他确实是。

神奇的是，理查德也喜欢他。起初是因为沃尔特凑巧来自鲍勃·迪伦成长的地方。散会后，他们回到宿舍，理查德不断问他关于希宾[24]的问题：那里的景色怎样，沃尔特认不认识齐默曼家的什么人。沃尔特解释说他家的汽车旅馆开在市外，离市区有好几英里，但就是汽车旅馆本身也让理查德感兴趣，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事实还有，沃尔特是名拿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却有个酒鬼老爸。理查德说他爸爸五星期前因肺癌去世了，所以他才没有给沃尔特回信。他说鲍勃·迪伦是个浑蛋，那种纯粹得美好的浑蛋，那种能够让年轻的音乐人也想去做个浑蛋的浑蛋，所以他一直想象着希宾是个满是浑蛋的地方。然而，脸上的绒毛还未褪去、坐在那间宿舍里如饥似渴地听着新室友说话并尽力想给他留个好印象的沃尔特，其实就是这个理论的一个鲜活反例。

他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理查德就对学校的女孩评头论足了一番，这让沃尔特终生难忘。他说很扫兴，麦卡莱斯特学院的超重妞儿还真是不少。他说他一下午都在附近的街上转悠，想弄清那些城里的妞儿都在些什么地方鬼混。他说向他微笑和打招呼的人多得令他吃惊。甚至那些漂亮妞儿也向他微笑、打招呼。在希宾也是这样吗？他说在他爸爸的葬礼上，他认识了一个非常火辣的堂妹，可惜她只有十三岁，目前正在写信告诉他她在自慰方面的探险经历。虽说沃尔特在体贴关心女人方面从不需要什么外界刺激，自述人还是忍不住会想，在兄弟之间，伴随竞争而来的往往是两极分化，她怀疑，理查德对勾搭女人的痴迷或许给了沃尔特一个额外的不在这上面和他竞争的动机。

重要事实：理查德和他的妈妈没有任何联系。她甚至没去参加他爸爸的葬礼。理查德曾亲口告诉帕蒂(很多年之后)，那个妈妈是个心神不定的人，最终成了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不过那是在她把那个让十九岁的她怀孕的男人的生活变得像是在地狱里一般之后的事了。理查德的爸爸原本是个萨克斯乐手，是住在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族。妈妈则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家庭出身的高个儿叛逆女孩，缺乏自我控制力。两人吵吵闹闹共同生活的四年中，她酗酒并多次出轨，之后，她将儿子丢给卡茨先生独自抚养(先是在格林威治村，后来在扬克斯)，自己跑去加利福尼亚，找到了主耶稣，并且又生了四个孩子。卡茨先生放弃了音乐，但是，哎，没有放弃喝酒。死之前他在为邮局工作，没有再婚，可以肯定地说，在酒精彻底毁掉他的健康之前的那几年里，他交往的各种各样的年轻女友基本没有为理查德提供他所需要的稳定的母爱。其中一位在消失之前打劫了他们的公寓；另外一位在照顾理查德的时候，让他失去了童贞。那件事发生后不久，卡茨先生送理查德去了他妈妈那里，想让他和她住上一个夏天，但他只待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到达加利福尼亚的第一天，那家人就全都围在他身边，手牵着手为他的安全抵达感谢上帝，而后来发生的事显然是越来越古怪。

只是礼节性地去去教堂的沃尔特的父母，为这个高个儿孤儿敞开了自家的大门。多萝西尤其喜欢理查德——或许，其实是对他抱有一点点多萝西式的腼腆好感——她劝说他在希宾度过他的各种节假日。其实理查德并不怎么需要劝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表现出对猎枪的兴趣，并且总体而论，他不是吉恩担心沃尔特会结交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轻狂人，因而他讨得了吉恩的欢心；他帮手做家务，给多萝西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正如之前所说，理查德有着强烈的(尽管时有时无)做个好人的愿望，对待他心目中的好人，比如多萝西，他非常有礼貌。当他就她做的普普通通的砂锅炖菜发问——她在哪里找到的菜谱，从何处学会的均衡饮食——的时候，沃尔特认为他不过是在假装，而且颇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因为理查德亲自去杂货店，亲自下厨炖菜的几率为零，还因为只要多萝西一走出房间，理查德就会恢复到平日的冷酷模样。不过，沃尔特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尽管和城里的小妞们搭讪不是沃尔特的强项，但认真专注地倾听女人讲话则毫无疑问是他的专长，他全力守卫着自己的领地。因此，自述人认为，在理查德是否真的尊敬好人这点上，与沃尔特相比，她的看法要更可靠一些。

理查德身上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点是他对完善自我的孜孜追求，他不断努力去填补缺乏父母教育带来的不足。他靠着玩乐器和读按自己独特口味挑选的书熬过了童年，而沃尔特吸引他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前者在求知和工作上所展示出的态度和准则。理查德在某些领域的阅读相当深入(法国存在主义、拉美文学)，但他缺乏方法和体系，因此对沃尔特在知识方面的广泛关注抱有真诚的敬畏之心。虽然出于尊重，他从来不像他对待好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对待沃尔特，但他喜欢听他聊他的观点，也喜欢催促他解释他那些独特的政治见解。

自述人怀疑，对理查德而言，和来自北部小镇的朴实小子交朋友，这也给他提供了某种反常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将他和那些家庭背景比他优越的时髦学生区分开来的方法。理查德鄙视学校里的那些时髦人物(包括女生，当然如果有机会和她们上床的话，他不会拒绝)，鄙视程度和这些时髦学生瞧不上沃尔特这类人的程度相当。那部关于鲍勃·迪伦的纪录片《莫回首》，不论对沃尔特还是理查德都可谓是一块试金石，为了看当中出名的那幕——迪伦在伦敦一个专为潮人举办的派对上抢了歌手多诺文的风头，让他蒙羞，为的仅仅是体验一下做个浑蛋的快感——帕蒂最终租来影碟，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某个夜晚，和沃尔特一起观看。尽管沃尔特为多诺文感到难受——而且，进一步地，他还为自己没有自我期待更像迪伦，而不那么像多诺文感到难受——帕蒂却觉得这一幕非常刺激。迪伦那令人屏息的赤裸裸的好胜心！她的感受是：面对现实吧，胜利如此芬芳。这一幕也帮助她理解了为什么理查德喜欢和不玩音乐的沃尔特泡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些时髦学生。

知识方面，沃尔特无疑是大哥哥，而理查德则是他的追随者。不过，对理查德而言，无论是做个聪明人，还是做个好人，都不过是竞争之外的余兴节目。当沃尔特说他不信任他的朋友时，心里想的正是这点。他始终怀疑理查德对他有所隐藏；怀疑他有着阴暗的一面——总是在夜里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出门；怀疑他愿意跟自己做朋友的前提是彼此都明白理查德才是优胜者。每次有女孩插进来，理查德就显得格外靠不住，而沃尔特憎恨这些女孩，哪怕她们只是暂时地比他更具吸引力。理查德本人却从不这样认为，因为他厌倦女孩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最终的结果总是把她们踢到一边去；而他总是会回到沃尔特身边，他从不使他厌倦。但是，在沃尔特看来，他的朋友花费这么多精力去追求他连喜欢都谈不上的人，也算得上是一种不忠。而每次当理查德回头的时候，他总是等在那里，这让沃尔特觉得自己懦弱而渺小。他怀疑他爱理查德超过理查德爱他，他为维系友谊付出的努力也多过理查德，这样的想法不时折磨着他。

他们友谊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在大四时爆发的，当时，沃尔特正在为那个名叫若美的恶毒的三年级女生神魂颠倒，而要到两年之后，帕蒂才会认识他们。据理查德描述(如他对帕蒂说的那样)，故事情节[25]简单明了：他那个在性方面幼稚无知的好友被一个并不喜欢他的卑鄙女生利用，而理查德最终揽事上身，向他揭露了她的卑鄙。在理查德看来，那个女孩根本不值得他们俩去争，她不过是一只应该被一巴掌拍死的蚊子。但是沃尔特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对理查德大为恼火，连续几个星期拒绝和他说话。他们当时住在那种大四学生专享的有两个房间的双人宿舍里，每天晚上，理查德在经过沃尔特的房间回自己房间时，都会停住脚步，开始自说自话，这样的情景在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眼中很可能会相当有趣。

理查德：“还是不和我说话。真了不起。你准备坚持多久？”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如果你不希望我坐下来看着你读书，那就开开口。”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书很有趣？不过你好像没在翻页哦。”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你知道你像什么吗？像个女孩！女孩才来这套。沃尔特，这太荒唐了。我可是有些生气了。”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如果你在等我道歉，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道歉的。你心里不好受，我也觉得难过，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你是我至今还留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你明白这点，不是吗？如果四年前你问我，我从大学毕业的几率有多高，我会告诉你很小，小到基本上就不可能。”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说真的，我有些失望了。”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好吧，去你的。做你的女孩吧。我不在乎。”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我说，如果我吸毒，而你把我的毒品扔掉，我会生你的气，但我也会理解你那是在帮我。”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我承认这个类比不是很恰当，因为，这么说吧，事实上我用了你的毒品，而不仅仅是把它们扔掉。可是，如果说你倾向于直接扼杀毒瘾，那我不过是找了点儿乐子，你知道，浪费优质毒品是可耻的……”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好吧，这是个愚蠢的类比。”

沃尔特：不出声。

理查德：“那是个有趣的类比，你应该笑的。”

沃尔特：不出声。

无论如何，上述情形是自述人根据双方后来的证词想象出来的。沃尔特一直沉默着，直到复活节假期，他独自一人回到希宾，多萝西想法子套出了他没有带理查德回来的原因。“你必须按人本来的样子去接受他们，”多萝西说，“理查德是个不错的朋友，你应该忠于他。”(多萝西非常重视忠诚——这赋予她那不怎么愉快的生活某种意义——帕蒂经常听沃尔特引用她的这句告诫；他似乎将之看得几近圣经般重要。)他指出，理查德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忠，而多萝西，或许也中了卡茨的咒语，说她不相信理查德这么做是成心要伤害他。“生活中能有几个朋友是件好事，”她说，“如果你想要有朋友，就必须记住，没有谁是完美的。”

在女孩问题上令人烦恼的事情还有：喜欢理查德的女孩几乎无一[26]例外都是他的狂热歌迷，而作为理查德资格最老也最痴迷的歌迷，沃尔特总是和她们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原本女孩们或许会友好地对待男友的好朋友，或至少也会容忍他，但她们却发现有必要对沃尔特冷若冰霜，因为认真的歌迷总是需要感到自己和偶像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联系；她们满怀妒意地守卫着这些为她们的独特感提供依据的联系，不论它们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或者完全出自她们的想象。可以理解的是，女孩们认为，与理查德之间，不可能存在比发生性关系、交换实实在在的体液更为紧密的联系方式。尽管，让理查德发现安东·[27][28]冯·韦伯恩和本杰明·布里顿的人是沃尔特，帮助理查德搭建政治观框架、写出最为愤怒的一批早期歌曲的人是沃尔特，理查德真正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爱着的人也是沃尔特，但在她们眼里，沃尔特不过是个烦人的、不相干的小人物。总是被性感女孩冷落已经够糟的了，而更糟的是，沃尔特怀疑——在他和帕蒂互不保留任何秘密的那些年里，他坦白告诉过她——他和那些女孩从本质上讲没什么两样：他，也不过是理查德身上的某种寄生虫，试图通过与理查德的独特联系而变得更酷，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最糟的是，他怀疑理查德知道这点，正是这让他变得格外孤僻，格外心存戒备。

说到伊丽莎，情形则尤为不快，她不仅仅满足于无视沃尔特，还想尽办法让他难受。沃尔特想不通，理查德怎么能不停地和一个如此恶毒地对待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人上床。此时的沃尔特已经足够成熟，他没有再次采取沉默战术，可他不再为理查德做饭了，而还一如既往地去观看理查德的演出，也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伊丽莎的不满，后来，也为了试着让理查德感到惭愧，从而不再使用伊丽莎不断为他提供的可卡因。当然了，理查德是不会为任何事感到惭愧的。那时不会，永远都不会。

可惜的是，无从得知他们关于帕蒂都聊过些什么，不过，自述人得意地认为，内容和他们关于若美和伊丽莎的谈话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理查德可能催促沃尔特要更加主动，而沃尔特则会用一些诸如帕蒂曾经被强奸过，或者她现在还在用拐杖之类的废话回应他，不过，很少有比猜测他人关于你的谈话内容更困难的事了。理查德私下里对帕蒂是什么感觉，她最终渐渐明了，自述人将会讲到那里，不过会很慢。就目前而言，知道以下信息就足够了：理查德移居纽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沃尔特忙于构建自己和帕蒂的生活，看上去甚至不怎么想念他。

事实是，理查德变得更像理查德，而沃尔特则变得更像沃尔特。理查德定居泽西城，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全地体验一番社交饮酒了，接着，在经过一段他后来描述为“相当肆无忌惮的”时期后，他又认为，不，终究还不是那么安全。和沃尔特住在一起的时候，他避开了毁掉他爸爸的酒精，只有在别人请客时才使用可卡因，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前进。而当他开始独自生活，有那么一阵子，他的状态一塌糊涂。他和赫雷拉用了三年时间才重组起创伤乐队，还得和堕落的金发美女莫利·特里曼分享主唱的地位，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唱片公司为他们制作发行了第一张密纹唱片《来自矿井下的问候》。乐队巡演路过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沃尔特去第七大道俱乐部看了他们的演出，但在晚上十点半就抱着六张密纹唱片回了家，回到帕蒂和当时还是婴儿的杰西卡的身边。白天，理查德有一份挺适合他的工作：曼哈顿下城有些上层人士喜欢和艺人、音乐人来往，觉得这样很酷，因此，他们并不介意理查德这位屋顶平台师傅下午两点才开工，然后干不了几个小时就收工，导致原本五天就可以干完的活要拖上三个星期。乐队的第二张唱片《如果你还未曾注意》引起的关注不比第一张更多，但第三张《反动的辉煌》是由一家不那么小的唱片公司发行的，在年底的好几个十佳排行榜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一次，巡演路过明尼阿波利斯时，理查德提前打了电话，还在帕蒂和沃尔特夫妇家待了一个下午，同行的还有那个也许是也许不是他女朋友的莫利，她很有礼貌，但因为觉得无聊，基本上没怎么说话。

对沃尔特而言，那个下午——就自述人所能记起的少得令她吃惊的片段来看——格外美好。帕蒂一边要忙着照顾孩子们，一边还要努力不让莫利只说单音节词，而沃尔特则得以向理查德炫耀他那栋老房子的所有装修细节，以及他和帕蒂生育的美丽而有活力的后代，得以看着理查德和莫利享用他们这一路上最棒的一顿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得以从理查德那里获取大量关于另类音乐的信息。沃尔特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充分利用这些信息，买来理查德提到的每位艺人的唱片，在整修大宅的时候播放它们，让那些自以为音乐品位时髦的男邻居和同事们对他刮目相看，并自我感觉拥有了两个世界的精华。那天的沃尔特对他们之间的竞争状况感到十分满意。理查德穷困潦倒，锐气大减，而且也过于消瘦；他的女人古怪而且不开心。现在沃尔特成了毫无疑问的大哥，和他取得的成就相比，理查德的成功只能算是增添口味的辛辣料和提升时髦度的小装饰，他可以放松心情去享受这种感觉了。

在那个时候，要想将沃尔特打回原形，让他再次体验到大学里每当他觉得自己输给那个他因为太爱而不忍心去痛揍一顿的兄弟时那种备受折磨的感觉，恐怕只能是发生一些荒诞而病态的事情。家里的情况必须急转直下。沃尔特必须与乔伊发生激烈冲突，无法理解儿子，也无法赢得他的尊重，发现他们的父子关系复制了自己与吉恩的关系，而理查德的事业必须在后来突然大有起色，而帕蒂必须疯狂地爱上理查德。这一切发生的几率有多高呢？

唉，不是完全不可能。

人们总是认为没必要对性作出太多说明，但是如果不为之献上下面一段令人不舒服的描述，自述人会有不够尽职的嫌疑。令人遗憾的是，帕蒂很快就觉得性爱有些乏味和无聊——总是老一套——多数情况下，她是为了满足沃尔特才做的。而且，是的，毫无疑问，也不可能做得很好。似乎总有另外一些事是她在那种时候更愿意做的。通常，她可能更愿意睡觉。或者，从孩子们的房间里传来一阵使人分神或稍稍令人担心的动静也好。再不然，她会在心中默算，等到她终于可以再次打开电视机的时候，那场精彩的西海岸大学篮球联赛还剩多少分钟。不过，甚至连园艺、打扫、购物这样的日常琐事都似乎要比做爱更有意思、更迫切，而且，一旦你有了类似的念头，比如你需要尽快放松，尽快做完，这样你就可以下楼，将小塑料盒里那些等得不耐烦的、正在枯萎的凤仙花移进花坛，那么你们的这次性爱就算彻底完蛋了。她试过走捷径，试过抢先用嘴巴满足沃尔特，试过告诉他她困了，他继续享受就好不必管她。但是可怜的沃尔特就是要更关心她的满足，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将自己的满足置于她的满足的前提下，这让她左右为难，似乎永远也想不出一个得体的说法来解释她的这一窘境，因为如果你想解释清楚，就必须告诉他她不像他渴求她那样渴求他：激情性爱是她为了交换他们共同生活中其他所有美好的事所放弃的东西之一(好吧，主要的一样)。事实证明，向一个你爱的男人坦白这一切是相当困难的。沃尔特用尽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来取悦她，唯一没有想到的却恰恰可能就是有效的那个，即别再去想怎样取悦她，只要在某个晚上，让她弯腰趴在厨房料理台上，从身后进入她。但是，会这么做的那个沃尔特就不是沃尔特了。他就是他，他希望原本的他就是帕蒂想要的那个他。他希望快感是对等的！所以，吸吮他的坏处就是他总是要转头为她口交，搞得她非常痒痒。最终，在经过几年的抗拒之后，她终于成功地让他彻底停止了尝试。帕蒂觉得很内疚，但同时也为他使她觉得自己这么不中用而感到愤怒和恼火。理查德和莫利来拜访的那个下午，他们的疲惫在帕蒂看来，似乎是两个整夜做爱的人的疲惫，而这很能证明帕蒂那时的心理状态：她的性生活已经一潭死水，她全身心都沉浸在做杰西卡和乔伊的妈妈的角色当中，甚至没有去忌妒他们。对她而言，性似乎成了没什么其他事可做的年轻人的一种消遣。无疑，无论是理查德还是莫利也都没有因性爱而显得情绪高涨。

之后，创伤乐队起程前往他们的下一站麦迪逊，接着便继续发行那些名称颇具讽刺意味的唱片，这些唱片得到了某个类型的乐评人和世界上大约五千名歌迷的喜爱，此外，他们还举办小型的现场演出，观众通常是些邋邋遢遢、受过良好教育、不再像以前那么年轻的白人——与此同时，帕蒂和沃尔特继续过着他们那大多时候都极为有趣的平常日子，当中，每周三十分钟的性爱压力不过是一种慢性但无关痛痒的不适，就像佛罗里达州的潮湿一样。自述人承认，这种小小的不适与帕蒂那些年里在做母亲方面犯下的大错或许不无关联。当初伊丽莎的父母因为太过痴迷于对方而忽视了伊丽莎，今天，人们很有可能会说帕蒂在乔伊身上犯了反方向的错误。但是，这份讲述涉及到那么多其他的、非父母方面的过失，如果同时还老想着她在乔伊身上所犯的错误，这样的痛苦实在让人无法承受；自述人害怕这会使她躺倒在地板上，永远站不起来。

最先发生的事情是沃尔特和理查德又成了好朋友。沃尔特认识很多人，但他回家后最希望在电话答录机中听到的是理查德的声音，听他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嗨，这里是泽西城。不知你能否让我不那么担心科威特的局势。回电话给我。”理查德打来电话的频率，以及他现在和沃尔特说话时坦诚得多的方式——说他再没能结识其他像沃尔特和帕蒂这样的人，说他们夫妇是他和一个充满理性和希望的世界之间的救生索——令沃尔特终于相信，理查德是真的喜欢他，需要他，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屈尊做了他的朋友。(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沃尔特才总是满怀感激地引用他妈妈关于忠诚的教诲。)每逢创伤乐队巡演路过明尼阿波利斯，理查德总会抽出时间来家里坐坐，通常是独自一人。他尤其喜欢杰西卡，认为她是照着她奶奶的模子打造出来的真正的好人。他不停地问她关于她喜欢的作者的问题，问她在当地施舍站做义工的情形。尽管帕蒂可能想有个和她更为相像的女儿，这样，她丰富的犯错经历就能成为可供安慰的资源，但大多时候，她还是为有这样一个如此明了世界运作之道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她喜欢透过理查德欣赏的目光来看女儿，之后，当他和沃尔特一起外出时，帕蒂觉得他们一起上车的一幕带给她一种安全感：一个是她嫁的了不起的那位，另一个是她没嫁的性感的那位。理查德对沃尔特的爱意使她对沃尔特的感觉也变得更好了；他会将魅力传给任何被这种魅力碰触过的东西。

一个明显的阴影是，沃尔特不太赞同理查德和莫利·特里曼的关系。莫利虽有一把好嗓音，却是个性情消沉的人，甚或有躁郁症倾向。她常常独自待在下东区的公寓里，晚上做自由文字编辑的工作，白天则大睡特睡。每次理查德想过去，莫利总是伸手欢迎，而理查德声称她并不觉得做他的兼职情人有什么不妥，但是沃尔特始终怀疑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种种误解上的。这些年来，帕蒂从沃尔特口中套出了理查德私下里对他说的各种各样令人不安的话，包括“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是要尽我所能把我的阴茎放入尽可能多的阴道里”和“余生都和同一个女人做爱，对我来说，简直像死掉一样可怕”。沃尔特怀疑，莫利暗地里相信理查德总有一天会超越这个阶段，变得成熟起来，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莫利比理查德大两岁，当她突然决定要赶在来不及之前生个孩子的时候，理查德不得不向她说明了为什么这件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理查德索性甩了她，而她则退出了乐队。

莫利的母亲恰巧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资深美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创伤乐队在专辑销量刚刚过了四位数、观看现场演出的人数没能突破三位数的情况下，却几次得到《时报》的大力推荐(“始终坚持原创，久违的声音”“不惧冷遇，创伤乐队倔强坚持”)，此外，乐队自《如果你还未曾注意》之后的所有专辑都得到了简短乐评。无论是不是巧合，《快乐得发狂》——莫利退出乐队后的第一张，事实证明也是最后一张唱片——不仅未能引起《时报》的任何关注，就连那些免费的城市周报也对其不屑一顾，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创伤乐队的有力支持者。乐队再次经过双子城的时候，理查德和帕蒂、沃尔特一起吃了一顿提早的晚餐，餐桌上他这样总结道：他一直在赊账购买媒体的关注，却始终未能兑现承诺，而媒体终于认识到，和创伤乐队攀交情对它们的文化品质和街头信誉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帮助，于是便没理由继续赊账给他了。

那天晚上，帕蒂带着耳塞和沃尔特一起去看了演出。“生病的切尔西”，四个姓名谐音、年龄与杰西卡相仿的当地女孩的组合，为“创伤”作了开场表演，帕蒂发觉自己在试着猜测，理查德会在后台和她们当中的哪一个打情骂俏。她并没有忌妒这些女孩，只是为理查德感到悲哀。无论她还是沃尔特，都终于开始相信，尽管理查德是个出色的音乐人和作词者，他却从未能真正享受生活：他的那种自我贬损，坦白承认的对帕蒂和沃尔特的羡慕和忌妒，都并不真是在开玩笑。“生病的切尔西”表演结束后，她们那些十八九岁的朋友们逐渐离开了酒吧，只剩下大约三十个创伤乐队的骨灰级粉丝——清一色的白人，男性，邋遢，甚至没有过去那么年轻了——听着理查德面无表情的自嘲(“我们要感谢大家来到这间“400酒吧”，而没有去另外那间更热闹一些的“400酒吧”……“我们自己似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之后，乐队用一种欢闹的方式演绎了新专辑的主打歌曲：高大威猛的SUV里伸出小小的脑袋！我的朋友，手握方向盘的你们看上去快乐得发狂！[29][30]“电路城”里有一百个凯茜·李在微笑！满墙都是里吉斯·菲尔宾！我要告诉你我开始感到快乐得发狂！快乐得发狂！

接下来是一首没完没了、更加令人反感的歌曲，《天使冰王[31]》，主要由让人联想到剃刀刀片和碎玻璃的吉他噪音构成，在它们的伴奏下，理查德朗诵着诗歌：他们可以收买你他们可以屠杀你名字平庸而可爱的酸奶那只猫昨天吐了高科技舞曲奶油，米黄色应声虫创作的美食他们可以欺侮你他们可以埋葬你被践踏被灌输之愚昧的年轻人向低等的野蛮人学习消费主义这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这不可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

最后是一首慢速的乡村歌曲，《酒吧黑暗的那一面》，这首歌让帕蒂的眼睛湿润了，她为理查德感到伤心：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哪里也到不了在酒吧黑暗的那一面我所曾希冀过的不过是和你一起迷失在宇宙报道我们死亡的声音在真空里追赶我们我们在公用电话间转错了弯就再也没有出现

乐队的演出水准很高——理查德和赫雷拉已经合作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但是不难想象，再好的乐队也无法战胜听众寥寥所带来的荒凉感。一首安可曲《我痛恨阳光》之后，理查德没有从舞台一侧下场，而是将吉他放在吉他架上，点了支烟，直接跳下舞台。“你们一直待到演出结束，真是太好了。”他对伯格伦德夫妇说，“我知道你们早上起得很早。”“演出太棒了！你们真了不起！”帕蒂说。“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唱片，”沃尔特说，“这批歌相当出色。你又往前跨了一大步。”“是吧。”理查德漫不经心地扫视着酒吧后方，想看看少女四人组当中还有没有哪个留在酒吧晃悠。当然了，肯定有一个。不是那个帕蒂愿意押上她的钱的漂亮贝司手，而是那个个头高挑、脾气不好、满脸不满之色的鼓手，不过，帕蒂想了想之后，立刻就明白这当然更合情理。“有人在等着和我说话，”理查德说，“你们可能想直接回家了，不过如果想找个地方再坐坐，我们可以一起去。”“不用了，你去吧。”沃尔特说。“理查德，听你演奏真是太棒了。”帕蒂说。她友好地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然后看着他朝那个脾气不好的鼓手走去。

开着家里的沃尔沃回拉姆齐山的路上，沃尔特对《快乐得发狂》赞不绝口，批评美国大众的品位不像话，成百万人出动去看大卫·马修斯乐队的表演，却连理查德·卡茨的存在都不知道。“对不起，”帕蒂说，“再和我说说戴夫·马休斯乐队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就没有可取之处，除了技巧还算娴熟吧。”沃尔特说。“好吧。”“尤其是他们那些平庸乏味的歌词，‘一定要自由，如此自由，哦，哦，哦。没有自由我活不下去，哦，哦’。几乎所有歌都是这些话。”

帕蒂笑了。“你觉得理查德会想法和那个女孩上床吗？”“我确信他会试试的，”沃尔特说，“而且，很有可能，会得手。”“我可觉得她们不怎么样。那些女孩。”“是，确实不怎么样。如果理查德要和她们上床，那并不代表他要为她们的才华投上一票。”

回到家，帕蒂去看了看孩子们，然后换上一件无袖上衣加小小的棉短裤，在床上采取了主动。虽然很不寻常，可谢天谢地，这也没有多么闻所未闻，不至于引发评论，招来审视；要沃尔特配合她也无需找什么理由。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过是深夜里一个小小的惊喜，然而回首往事，自述人发现那几乎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最高点。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终点：记忆中，那是她最后一次感到婚姻让她踏实而安心。她和沃尔特在“400酒吧”里的亲密无间，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和理查德相处时的轻松自在，和沃尔特之间朋友般的温暖感觉，拥有理查德这样一位亲密老友的单纯快乐，最后，还有这对他们两人而言都很难得的享受——她突然热切地渴望感受沃尔特在她体内：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因素会阻止这种幸福继续，甚至，或许还会越来越幸福。

几个星期之后，多萝西倒在了大急流城的那家女装店里。而帕蒂，就像乔伊斯会做的那样，向沃尔特表达了她对多萝西即将接受的医院治疗的担忧，当多萝西进入多种器官衰竭状态，并最终去世的时候，她的担忧也就得到了惨痛的证实。沃尔特一方面感到无比悲痛，不仅仅是因为失去母亲，还因为她一生的坎坷不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松了一口气，多萝西的去世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和释放：结束了他对母亲的责任，割断了他和明尼苏达的主要联系。帕蒂对自己悲痛之深感到惊讶。和沃尔特一样，多萝西一直相信帕蒂最好的一面，想到像多萝西这样大度宽厚的人，都未能逃脱孤独死去这个人人最终都要面对的命运，帕蒂感到非常难过。始终相信人间之美好的多萝西也不得不一个人穿过死亡这扇痛苦的大门：这刺痛了帕蒂的心。

当然了，她也在可怜她自己，正如人们在目睹他人独自逝去时，总难免要哀伤自怜一样。安排葬礼事宜时，她的精神状态很差，而与此同时，她发现邻居家那个年龄比乔伊大的女孩，康妮·莫纳汉，一直在引诱乔伊和她上床，自述人希望，她当时的那种脆弱无助可以部分解释她对这件事的差劲处理。她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如若细说，这篇本来就已经很长的自传会更加冗长。自述人还在为她对乔伊犯下的错误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无法开始理性地讲述相关故事。当你发现自己半夜三点出现在邻居家的后巷，手握美工刀划破了邻居皮卡车的轮胎，你可以用精神失常来为自己作法律辩护。但是这样的辩护合乎道德吗？

辩方：帕蒂从一开始就试着警告过沃尔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告诉过他她有些不对劲。

控方：沃尔特行事谨慎。是帕蒂追去希宾，扑进了他的怀抱。

辩方：可她那是在试着做个好人，试着好好生活！而且之后她放弃了其他一切，努力去做一个好妈妈和好主妇。

控方：她的动机是错误的。她在和自己的妈妈、妹妹们竞争。她的孩子们是她指责她们的一种方式。

辩方：她爱她的孩子们！

控方：她对杰西卡的爱是适度得体的，对乔伊的爱却过了头。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不肯停止，因为她在生沃尔特的气，为他不是她真正想要的男人而生气，还因为她性格不好，本是个明星和斗士的她，却被困在家庭主妇的生活中，她认为她应该为此得到补偿。

辩方：可是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乔伊的一切都带给她那么多快乐，这可不是她的错。

控方：这就是她的错。你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曲奇饼干和冰激凌，然后说你体重高达三百磅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辩方：可她不知道这点！她以为她在做对的事：给她的孩子们足够的关注和爱，这些是她自己的父母没能够给她的。

控方：她肯定知道。因为沃尔特告诉过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过她。

辩方：可是沃尔特是不可信任的。她认为她必须给乔伊撑腰，扮演好警察的角色，因为沃尔特是坏警察。

控方：问题不在沃尔特和乔伊之间，而在帕蒂和沃尔特之间，她知道的。

辩方：她爱沃尔特！

控方：证据显示她不爱沃尔特。

辩方：好吧，这样说的话，沃尔特也不爱她。他爱的不是真实的她。他爱的是他误解了的她。

控方：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倒是好办了。遗憾的是，他娶帕蒂不是因为尽管她是她，而是因为她就是她。好人并不一定总是爱上好人。

辩方：说她不爱他是不公平的！

控方：如果她不能清醒地做人，那么她爱不爱他都没有什么关系。

沃尔特知道帕蒂划破了他们那个讨厌邻居的那辆讨厌卡车的轮胎。他们从未谈论过这件事，但他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他们从不提这事，所以她知道他知道。那个邻居布莱克，正在他那个讨厌的女友，康妮·莫纳汉那个讨厌的妈妈的房子后面，进行讨厌的扩建。那个冬天，帕蒂每晚都要喝上一瓶酒，甚或更多，然后半夜时分从大汗淋漓中醒来，满心焦虑和愤怒，下楼在一层踱来踱去，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布莱克脸上有种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神气，在当时睡眠不足的帕蒂眼中，那和让克林顿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上撒谎的那个特别检察官脸上的那种愚蠢的自以为是，和最近因此事而弹劾克林顿的那些议员们脸上的那种愚蠢的自以为是，如出一辙。比尔·克林顿是极少数不让帕蒂觉得假道学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没有假装成清白先生——她是愿意立刻和克林顿上床的几百万美国女人中的一个。在她想为亲爱的总统所做的一切反击行为中，划破讨厌的布莱克的轮胎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桩。说这些并非为她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她当时的心理状况。

更为直接地刺激她的是，那年冬天，乔伊竟假装自己崇拜布莱克。以乔伊的聪明程度，他不可能真心去崇拜布莱克，但他正处在青春反叛期，就是要去喜欢帕蒂最最憎恶的人和事，目的是要摆脱她。她由于过分溺爱乔伊而犯下了无数错误，或许活该如此，不过，她当时可不这样认为。当时，她觉得自己像是被赶牛鞭在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道。有那么几次，乔伊故意激怒她，失去控制的她反唇相讥，意识到自己竟可以对乔伊说出那样可怕的刻薄话，她便开始尽最大努力将痛苦和愤怒发泄在较为安全的第三方身上，比如布莱克和沃尔特。

她认为她不算是酒鬼。她不是酒鬼。她只不过是开始变得像她那个有时候用酩酊大醉来逃避他的家庭的老爸。以前，她喜欢在孩子们上床后喝上一两杯红酒，沃尔特曾经非常支持她这个习惯。他说他是在恶心的酒味里熏大的，已经学会了不去在意，而且他也学会了喜欢她带着酒气的呼吸，因为他喜欢她的呼吸，因为她的呼吸来自她体内的深处，而他爱她体内的深处。这些是他过去常会对她说的话——是她无法作出同样回应、却深深陶醉其中的话。但是，一旦一两杯变成了六杯甚至八杯，一切就不一样了。沃尔特需要她在晚上保持清醒，这样她就可以听他细数他认为乔伊道德品质上存在的所有不足之处，而帕蒂则需要保持不清醒，这样她就不必聆听。这不是酗酒，这是自我防卫。

以下——以下是沃尔特一个严重的个人障碍：他无法接受乔伊不像他。如果乔伊在女孩面前腼腆羞怯，如果乔伊喜欢扮演孩子的角色，如果乔伊无法克制地老实，如果乔伊喜欢站在失意者的一边，如果乔伊爱护自然，如果乔伊对金钱无动于衷，那么他会和沃尔特相处得极为融洽。可是，乔伊从婴儿时期起，就更像是按理查德·卡茨的模子造出来的——无需努力就很酷，极其自信，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搞到手，对道德教化无动于衷，在女孩面前从容不迫——沃尔特把他因儿子而生的沮丧和失望通通搬给帕蒂，摆在她脚边，就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十五年里他一直在乞求她，要她支持他管教乔伊，帮他在家中实行视频游戏和那些过分贬低女性的电视节目及歌曲的禁令，但是帕蒂忍不住地喜欢乔伊原本的样子。她欣赏他躲避禁令的种种鬼点子，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在她眼中，他是个相当棒的男孩。学校里的全A生，在同学中受欢迎，做事勤力，还有着出众的创业精神。或许，如果她是个单亲妈妈，她会多关心一点儿管教儿子的问题。但既然有沃尔特去肩负管教之责，她便允许自己认为她和儿子之间有着一种美妙亲密的友谊。她纵容他对他不喜欢的老师恶语相加，不加过滤地告诉他邻里间的色情八卦，她坐在他的床上，双臂搂着膝盖，为了逗他高兴什么都不放过，甚至连沃尔特都不在违禁话题之列。当她让乔伊为沃尔特的种种古怪之处发笑——他的滴酒不沾，他坚持在大雪天骑自行车上班，他无法从无聊的人那里脱身，他对猫的憎恶，他反对使用纸巾，他对艰深戏剧的热衷——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背叛他，因为她学会了爱他身上的一切古怪之处，或至少觉得这些相当有趣，她希望乔伊也用她看待沃尔特的眼光来看待沃尔特。或许她在此处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了，因为，如果实话实说的话，她真正希望的其实是自己能够使乔伊高兴。

她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忠于并深爱着那个邻居女孩。她觉得康妮·莫纳汉这个鬼祟的小竞争对手，成功地用某种龌龊的小手段暂时控制了乔伊。她过于迟钝，未能看出康妮这个威胁的严重性。她低估了乔伊对康妮的感情，认为她可以索性把康妮晾在一边，轻松地开着她那个蹩脚妈妈和她妈妈那个傻蛋男友的玩笑，认为乔伊也会很快和她一起取笑他们，就在她这样想并这样做的那几个月里，她一手毁掉了自己十五年来为做个好妈妈而付出的全部努力。她彻底搞砸了，确实是，之后，她就又变得相当失控。她和沃尔特大吵特吵，他责怪她让乔伊变得不服管教，而她无法为自己作出恰当的辩护，因为她不能说出心中那个病态的指责，那就是沃尔特毁掉了她和儿子的友谊。就因为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是她的丈夫，因为占有着作为成年人的她，沃尔特便得以使乔伊相信帕蒂是敌对阵营的一员。她因这一切而痛恨沃尔特，痛恨她的婚姻，而乔伊则搬去和莫纳汉一家人同住，让所有人都在痛苦的泪水中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尽管这些只微微触及了表层，却也已经超出了自述人本打算就那些年所作的陈述。现在，她要勇敢地继续写下去了。

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时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好处：她可以听她想听的任何音乐，尤其是乔伊一听到就会痛苦而厌恶地大叫起来的乡村音乐，而有着学院电台品位的沃尔特只能容忍不多的几个经典歌手：佩茜·克莱恩，汉克·威廉姆斯，洛伊·欧宾森，约翰尼·卡什。帕蒂喜欢所有这几位歌手，但她也同样酷爱加斯·布鲁克斯和“南方小鸡”。早上沃尔特刚出门去上班，帕蒂就放大音响音量，大到让她无法思考，然后把自己浸泡在那些和她的心情相似到可以安慰她又不同到多少可以娱乐她的悲伤和心碎里。帕蒂是那种相当重视歌词和故事的人[32][33]——很久以前，沃尔特就不再试着让她对利盖蒂和优拉糖果乐队的音乐感兴趣了——永远也听不厌负心的男人、坚强的女人和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主题。

就在同一时期，理查德正在组建他的新乐队“胡桃的惊喜”，一支另类乡村风格的乐队，其他三个年轻成员的年龄加在一起也不比理查德大出很多。他原本或许会继续搞他的创伤乐队，继续向虚空中发出更多的唱片，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古怪的事故，一场只可能发生在赫雷拉身上的事故，降临在他这位老朋友兼贝司手身上的话。赫雷拉是个不修边幅、毫无条理的人，如果和他作比较，理查德都可以被看作是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因为觉得泽西城过于中产(！)且不够压抑，赫雷拉搬去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在那里的一个贫民窟住了[34]下来。一天，他去哈特福德参加一个支持拉尔夫·纳德和其他绿党候选人的集会，还搞了一场他称为“多普勒脓液”的演出。他们租来一辆章鱼造型的嘉年华礼车，他和七个朋友分别站在章鱼的八条触须上，打开便携式扩音器，弹奏着挽歌，礼车晃来晃去，他们的声音也随之扭曲变形，听上去非常有趣。赫雷拉的女友后来告诉理查德，那次演出相当“出色”，而且在参加集会的“一百多人”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是后来，赫雷拉收拾东西的时候，他的小货车开始顺着一个小山坡向下滑，赫雷拉追过去，从车窗伸进手去抓住方向盘，结果将车朝一堵砖墙转了过去，把他夹在当中。无论如何，他还是咳着血收拾好东西，开车回到了布里奇波特，在女友把他送进医院之前，他差点因为脾破裂、五根肋骨断裂、锁骨骨折、肺穿孔而没了小命。这场事故以及《快乐得发狂》带来的失望，就好像是宇宙向理查德发出的一个信号，而又由于不搞音乐就活不了，他便和一个擅长演奏夏威夷吉他的年轻歌迷组建了一个新乐队，“胡桃的惊喜”就这样诞生了。

理查德的个人生活也没有比伯格伦德夫妇好多少。他在创伤乐队的最后一次巡演上赔掉了好几千美金，之后又“借出”几千美金给没有保险的赫雷拉作医疗费。他的后方阵地，正如他在电话上向沃尔特描述的，正全线崩溃。过去差不多二十年里，理查德能够按照他的方式工作和生活，全靠他在泽西城的那套位于一楼的公寓。公寓很大，租金却非常便宜，简直可以说是象征性的。理查德是个不耐烦丢弃杂物的人，而他的公寓也大到允许他这样做。沃尔特出差去纽约时，参观过理查德的公寓，回来后告诉帕蒂，他门外的大厅里堆满了废弃的音响器材、旧床垫和他那辆皮卡车的零配件，后院里则满是他修建屋顶平台所用的工具和剩下的材料。最妙的是，他公寓下面有一间地下室，创伤乐队正好可以在里面排练(并录音)，而不会过分干扰其他租户。理查德一直注意保持友好的邻里关系，但和莫利分手后，他犯下大错，过了界，和邻居中的一个女人好上了。

当时，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错误，只除了沃尔特，他向来觉得只有他才能一眼看出他老友在处理女人问题上所出的岔子。当理查德在电话上说，是时候将过去那些幼稚的看法抛在脑后，和一位成熟的女人发展一段真正的感情了，沃尔特的脑中响起了警报声。这个女人是厄瓜多尔人，名叫埃莉·波萨达，三十八九岁，有两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是个豪华轿车司机，有一次车在普拉斯基高架桥上抛锚，他被捅了一刀，遇害了。(帕蒂注意到，虽然理查德和很多非常年轻的女孩上过床，但他真正交往时间比较长的都是和他同龄的女人，或者还要比他大一些。)埃莉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住在理查德对面，中间隔着个大厅。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他向沃尔特报告的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她的孩子们多么出乎意料地喜欢他，而他又多么喜欢他们，回家后见到埃莉是件多么愉快的事，他对她之外的女人如何地没有了兴趣，自从和沃尔特不在一起住后，他还从未能吃得这么好、感觉这么健康过，而且(这条真的让沃尔特脑中警铃大作)保险公司的工作原来相当有趣。沃尔特告诉帕蒂，在这表面快乐的一年当中，他在理查德的语调里听出某种明显的心不在焉的东西，要么是大道理，要么虚无缥缈，所以，当理查德的本性终于追了上来的时候，他并未觉得意外。他和“胡桃的惊喜”开始创作的音乐原来要比保险业务有趣得多，年轻拍档交际圈里的那些骨感小妞毕竟不是那么的让他不感兴趣，而和他约定好不再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埃莉原来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没过多久，他晚上就不敢回家了，因为埃莉在等着伏击他。再往后，埃莉联合其他租户，投诉他过分占用大家的公共空间，他那个迄今为止没有露过面的房东发来口气严厉的挂号信，于是，仲冬时节，理查德发现自己无家可归，四十四岁，有一堆刷爆了的信用卡，和一张为存放他那些破烂开出的每月三百美金的储物费账单。

沃尔特当大哥的最好时机到来了。他给理查德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不用付房租，独自居住，全身心投入歌曲创作，在理清思路的同时好好挣点钱。沃尔特从多萝西那里继承了一所可爱的小房子，位于大急流城附近的一个小湖边。他一直计划着把房子里里外外好好整修一番。而他从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辞职之后，加入了自然保护协会，已不再指望自己可以抽出时间来亲自做这些事了。他提议让理查德住进那所房子，先开始装修厨房，然后等到积雪融化，在屋后修建一个面向小湖的大平台。理查德将可以拿到三十美金的时薪，外加免费用电和取暖，还可以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干活。理查德(正如他后来极其坦诚地告诉帕蒂的那样)早已逐渐把伯格伦德夫妇看作他生活中最类似于家人的存在，身处困境的他只用了一天时间考虑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对于沃尔特，他的接受进一步甜蜜地证实了他确实爱他。对于帕蒂，哦，这个时机有些危险。

理查德开着他那辆超载的老丰田皮卡车北上途中，在圣保罗停留了一夜。他到达时是下午三点，帕蒂的一瓶酒已经喝掉了不少，且没有尽到女主人之礼。沃尔特做饭，帕蒂则替他们三人喝酒。就好像他和她一直都在等着见到他们的老友，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关于乔伊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吃晚餐，而是在邻居家和那个右翼蠢货玩桌上曲棍球的互相矛盾的版本都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了。不知所措的理查德时不时要出去抽支烟，缓口气，准备好迎接下一轮伯格伦德式焦虑的轰炸。“会没事的，”他说，又一次从外面回来，“你们俩是好父母。只不过，你们知道的，当一个孩子个性比较强的时候，他总会为表达他的个性闹出不少事来。把一切导入正轨需要花点儿时间。”“老天，”帕蒂说，“你在哪里变得这么睿智的？”“理查德是少有的那些还在真正读书、真正思考问题的怪人之一。”沃尔特说。“没错，不像我，我知道。”她转向理查德，“过上那么一阵子就要说一次，我没把他推荐的每本书都看上一遍。有时候我决定干脆——不去理会。我相信这就是他的言下之意。我那不够格的知识水准。”

理查德严厉地看了她一眼。“你应该少喝几杯。”他说。

他也可以干脆当胸给她来上一拳。沃尔特的反对会进一步促使她多喝几杯，而理查德则让她意识到她的不成熟，把自己的不招人喜欢暴露在日光之下。“帕蒂很痛苦。”沃尔特轻声说，似乎在警告理查德，无论多么无法解释，他依旧保持着对帕蒂的忠诚。“要叫我说，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理查德说，“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希望孩子回家，家里井然有序或许会有所帮助。”“我甚至都不确定，这会儿我还想不想要他回来，”沃尔特说，“不用再去理会他对我的不尊敬，我还有些享受这个状况呢。”“那么，咱们看看，”帕蒂说，“乔伊得到了个性，沃尔特得到了解脱，可是，帕蒂呢？她得到了什么？酒，我猜，对吧？帕蒂得到的就是可以喝上几杯。”“哇，”理查德说，“有些自怜的意思？”“看在上帝的分上。”沃尔特说。

透过理查德的眼睛看帕蒂正在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可怕的。中间隔着一千二百英里的时候，微笑地聊着理查德的爱情风波，他永远不会结束的青春期，他要将孩子气的那套抛在脑后的决心和这份决心的付诸东流，同时感觉到，在这里，在拉姆齐山的他们正过着一种更为成熟的生活，这一切都再简单不过。可是，现在她和他一起坐在厨房里——他的个头向来让她觉得透不过气来，他那张酷似卡扎菲的面孔经过岁月的磨砺变得更加深邃，他的满头黑发正在变成漂亮的灰白色——他立刻衬托出她不过是个沉浸在自我里的小孩，她将自己关在这栋漂亮的大宅里，因此得以拒绝成长。当初她从家人的幼稚世界里逃出来，现在她自己却也成了和他们一样孩子气的人。她没有工作，两个孩子反倒比她更像成年人，她甚至没有什么性生活。让理查德看到这样一个帕蒂，她羞愧不已。这些年来，她始终珍藏着关于他们短暂的公路之旅的记忆，把它牢牢地锁在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让它随着岁月像酒一样发酵，这样一来，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就可以和他们两人一起存活下去，慢慢变老。在密封的瓶子里，这份可能性的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着，但并没有变坏，仍然具备可饮用的潜力，它就好像是某种安慰：潇洒不羁的理查德·卡茨曾邀请她一起搬去纽约，而她拒绝了。可是现在她才意识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发展的。她四十二岁了，正喝得鼻头发红。

她小心地站起身，努力不要东摇西晃，然后将剩下的半瓶酒倒进水槽，把空杯子放进洗碗池。她说她要上楼去躺一会儿，他们两个自己吃饭就好。“帕蒂。”沃尔特说。“我没事，真的没事。我只是喝多了。过一会儿我可能就下来了，抱歉，理查德。见到你很高兴。我只是状态不太好。”

她喜欢他们的湖边小屋，也曾连着几个星期独自住在那里，但是理查德住在那里装修的那个春天，她一次都没去过。沃尔特抽出时间，利用几次长周末过去帮他一起干活，可帕蒂实在不好意思去。她留在家中，休养生息：接受理查德让她少喝酒的建议，开始跑步和好好吃饭，将体重增加到刚好可以填平她脸上正在出现的最显憔悴的皱纹，开始全面关注她在自己的梦幻王国里一度忽略的外表。以前，她抗拒任何形式的外观改变，原因之一是那个可恶的邻居卡罗尔在她那个可恶的小男友上场后就曾演过这么一出。任何卡罗尔做过的事在帕蒂看来都令人憎恶，但她终究还是将自己降到了她的高度，像她一样来了个大变身。她剪掉马尾辫，换了个和她年龄相配的发型，染了颜色。同时她也花时间更多地和篮球队的老朋友们见面，而她们的回报则是告诉她，她看上去精神不少。

理查德原本计划在五月底返回东岸，可是，理查德就是理查德，都已经到了六月中旬，当帕蒂过去准备在乡下住上几周时，他还在修建那个大平台。起初沃尔特也在，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个大捐助人在他位于萨斯喀彻温的一处豪华“营地”举办了一场钓鱼之旅，参加者个个都是VIP、摇钱树，沃尔特在赶去那里的途中在小屋待了四天。为了弥补冬天见面时的恶劣表现，湖边小屋里的帕蒂堪称殷勤女主人的典范，理查德和沃尔特在后院钉钉子、锯木头，她为他们做好吃的饭菜。她骄傲地时刻保持着清醒的状态。晚上，乔伊不在身边，她对电视节目也没了兴趣。她坐在多萝西那把心爱的扶手椅上，读沃尔特推荐了很长时间的《战争与和平》，两个男人则在一边下象棋。万幸的是，沃尔特棋艺比理查德高，通常都会获胜，但理查德非常顽强，不断要求再来一局，帕蒂知道这样高度紧张的脑力活动对沃尔特来说并不轻松，他耗尽心神以求胜利，搞得自己像上了发条一样，过后要用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入睡。“又是中局阻断这一手，”理查德说，“你总是用这招，我讨厌这个。”“我擅长中局狙击。”沃尔特承认道，呼吸急促，语气里是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悦。“这让我抓狂。”“这个嘛，因为我这手总是很有效。”沃尔特说。“那是因为我的棋艺缺乏足够的训练，不能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和你下棋很好玩，我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步会怎么走。”“是啊，可输棋的人总是我。”

白天明亮而漫长，夜晚凉意沁人。帕蒂喜欢北方的初夏，它让她想起和沃尔特最初在希宾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清爽的空气，湿润的地面，以及松树好闻的味道，那是她人生的清晨。她觉得她从来没有比二十一岁更年轻过。不知为何，她在韦斯特切斯特度过的童年，尽管在时间上更加靠前，却好像发生在她人生中更晚、走下坡路的时候。这屋里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霉味，让人想起多萝西。屋外是乔伊和帕蒂决定命名为无名湖的小湖，刚刚雪融冰消，水中落了一层树皮和松针，黑黝黝的，天气好的时候，湖面上映出明亮的云彩的倒影。夏天时，附近唯一的另一所房子被树木遮挡了起来，那是姓伦德纳的一家人周末和八月份的度假屋。伯格伦德家的房子和小湖之间隔着一片小草坡，坡上长着几棵高大的桦树。当阳光或微风驱走了草坡上的蚊子，帕蒂会拿本书在草地上躺好几个小时，彻底远离尘嚣，除去头顶偶尔有飞机飞过，或者更少见的，有汽车从没有铺柏油的县公路上驶过。

沃尔特起程去萨斯喀彻温的前一天，帕蒂的心开始狂跳不已。她的心唯一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狂跳。第二天早上，她先开车送沃尔特去大急流城的小型机场，然后回到小屋，心依旧跳个不停，以至在做薄饼面糊的时候，一个鸡蛋从她手里滑了出去。她将双手撑在厨台上，深深呼吸了好几下，然后才跪下清理地面。厨房装修的收尾工作是留给沃尔特以后弄的，不过把新铺的地板间的缝隙用泥浆填平则是理查德可以胜任但还没有着手去做的工作。从好的一面看，他告诉他们，他自学会了弹奏班卓琴。

虽然距日出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当理查德穿着牛仔裤和那件表[35]明他支持副司令马科斯和解放恰帕斯的宣传衫出现时，时间仍然很早。“荞麦薄饼？”帕蒂轻快地说。“听上去不错。”“如果不够，我可以再给你煎几个鸡蛋。”“我喜欢好吃的薄饼。”“煎几片培根也一点都不费事。”“我不会拒绝培根。”“好的！那就是荞麦薄饼加培根。”

如果理查德的心也在狂跳，那么他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来。她站在一边，看着他一连吃下两叠薄饼，他拿叉子的手势优雅得体，而她凑巧知道，这还是沃尔特在大一时教会他的。“你今天准备干什么？”他带着低到中等的兴趣问她。“老天，我还没想过这个。什么都不干吧！我在度假。我想上午都没什么事，然后给你做点午餐。”

他点点头，继续吃早餐，帕蒂突然发觉自己是个习惯沉湎于和现实毫无瓜葛的幻想中的人。她进了洗手间，坐在马桶盖上，心还是狂跳不已，直到她听见理查德开门出去，开始摆弄木材。听着别人早晨工作的第一轮声响，让人有种危险的悲伤感受；就像静止经受着被打破的痛苦。工作开始的第一分钟会让你想到接下来的分分钟钟，一天当中包含的每一分钟，而像这样把每分钟都看成独立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有等到后来的分分钟钟都加入进来，和这赤裸、孤独的第一分钟混合在一起，这一天作为一天才算是安然地开始流动了。帕蒂一直坐在洗手间里，等着她的一天开始。

她拿着《战争与和平》来到门外的小草坡上，隐约还抱有那个古老的念头：用她对书的兴趣来吸引理查德，可是她的阅读受阻于一段军事描写，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同一页。一只叫声悦耳的小鸟习惯了她的存在，开始在她头顶的树上鸣唱起来，不知道是美洲画眉还是绿鹃，虽然沃尔特告诉过她很多遍这种鸟的名字。它的歌声就像一个不变的念头，一个在它那个小脑袋瓜里回旋往复、不肯离去的念头。

她的感受：仿佛在她意识的黑暗面的掩护下，一支冷酷无情、组织良好的反动军已经集结起来，她绝对不能让她的良知在这支队伍附近露面，哪怕一秒钟都不行。她对沃尔特的爱和忠诚，她想做个好人的愿望，她对两个男人之间从未间断的竞争关系的明了，她对理查德人品的冷静评估，以及和配偶最要好的朋友上床这件事本身的卑劣：所有这些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因素正等着去消灭那支反动军。所以她不得不把她的理性部队调派到其他地方去。她甚至无法允许自己考虑着装——在上午过去了一半，她为理查德送去咖啡和曲奇饼干之前，她迅速转移了换上一件格外诱人的无袖上装的念头——她不得不立刻将这样的想法抛在一边，因为哪怕是最细微平常的示好都可能引来探照灯，而那强光照射下的一幕会过于可耻、可悲、令人作呕。就算理查德不觉得恶心，她自己也会觉得。而如果他注意到并向她挑明她的不是，就像他指出她不该过量饮酒一样，那就将是灾难，耻辱，最糟糕的事情。

然而，她的脉搏知道——正在用它的加速跳动告诉她——她或许不会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在她的身体走上下坡路之前。她的脉搏记录着她心底那激动的思量：位于萨斯喀彻温的钓鱼营地只有双翼飞机、无线电和卫星电话才能与之取得联系，在接下来的五天里，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沃尔特不会打电话给她。

她将理查德的午餐留在餐桌上，开车去了附近的小镇芬城。她看得出，她是多么地有可能出车祸。她失神地想着她被撞死了，沃尔特对着她残缺的遗体哭个不停，而理查德则在一边坚强地劝慰他，说她几乎冲过了芬城唯一的一处停车标志；然而她隐约听到了她的刹车声。

一切不过是她的幻想，一切不过是她的幻想！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如此不露痕迹地隐藏了她内心的波澜。在刚刚过去的四天里，她或许有那么一点点走神和紧张，但和二月那次相比，她的举止无疑得体了很多。如果她正在设法隐藏她的黑暗部队，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理查德心中或许也有类似的黑暗部队，而他也同样成功地隐藏了它们。但，这只是她的一丝丝希望而已；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女人、一个沉浸在幻想中的女人推断事情的方式。

站在芬城消费合作社选择不多的国内啤酒货架前——米勒、库尔斯、百威——她试图作出决定。将一组六罐装拿在手里，她仿佛可以透过那些铝罐提前猜出，如果她把它们灌下去会是什么感觉。理查德告诉过她，她应该少喝一点儿；醉醺醺的她在他眼里是丑陋的。她将六罐装放回货架，强迫自己去店里不那么诱人的地方逛逛，可是，当你觉得想吐的时候，你很难去计划晚餐吃什么。她像一只唱着重复小调的鸟儿，又回到了啤酒货架前。不同的啤酒罐有着不同的装饰，里面却都是同样寡淡无味的低档货。她突然想到她可以开车去大急流城，买点真正的酒。突然想到她可以开车回去，干脆什么都不买。可是那样的话，她去了哪里呢？她站在货架前犹豫着，感到一阵疲倦：她预感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足以让她解脱或高兴起来，不足以证明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怦怦跳的难受劲儿是值得的。换句话说，她明白了成为一个内心深处不快乐的人意味着什么。然而，今天的自述人还是忌妒、同情当日站在芬城消费合作社里天真地相信自己已经跌至谷底的那个较为年轻的帕蒂：相信无论以何种方式，这场危机都将会在未来五天内得到解决。

收银台旁一个胖乎乎的十来岁的女孩开始注意到一动不动的她。帕蒂疯疯傻傻地对她笑了笑，然后去拿了一只塑料袋包装的鸡、五个丑陋的土豆和一把蔫搭搭的韭葱。她认定，唯一比清醒着感受她的焦虑还要糟糕的，就是喝个大醉，然后仍然要继续感受这种焦虑。“我准备给咱们烤只鸡。”回来后，她对理查德说。

他的头发、眉毛和汗湿了的宽阔额头上满是星星点点的锯末渣。“你真好。”他说。“平台现在看上去真不错，”她说，“有了了不起的改进。你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两天吧，或许。”“你知道，如果你急着回纽约，我和沃尔特可以自己干完剩下的活。我知道按原计划，你现在已经回到那里了。”“看到一件活完工让人开心，”他说，“用不了几天了。除非你是想单独待在这里？”“我想单独待在这里？”“我是说，干活很吵。”“哦，没关系，我喜欢干建筑活的声响，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除非那是来自邻居家的。”“这个嘛，我讨厌那家人，所以不一样。”“好吧。”“那我要去准备烤鸡了。”

她的语气肯定泄露了什么，因为理查德微微皱起眉头，“你没事吧？”“没有，没有，没事，”她说，“我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虽然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喜欢早晨在这里起床。喜欢闻这里的空气。”“我是说，你对我留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哦，当然没有。老天，完全没有。没有！我是说，你知道沃尔特多么爱你。我觉得我们和你已经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可我几乎没有和你好好聊过天。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可你也不用觉得你一定得留下来，如果你想回纽约。我习惯了独自待在这里。没问题。”

她似乎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说完这番话。接下来，两人都稍稍沉默了一会儿。“我只是想听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理查德说，“你究竟想不想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老天，”她说，“我一直在告诉你，不是吗？难道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了吗？”

她看得出他对她的耐心，对一个女人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他转了转眼睛，捡起一截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头。“我准备收工了，然后去游一会儿泳。”“现在下水会很冷的。”“每一天，水都在变得不那么冷。”

帕蒂回到屋子里，心头突然涌起一股对沃尔特的忌妒：他可以告诉理查德他爱他，而且除了也得到对方的爱之外，他不会从中期待任何糟糕的、会使他的生活失去平衡的东西。男人们可以多么轻松地做到这点！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干坐着的大肚子蜘蛛，年复一年编织着她那张干枯的蛛网，等待着。她突然明白了多年前大学里那些女孩的感受，她们憎恨沃尔特可以在理查德的世界里自由出入，对他始终在场的烦人劲儿感到恼火。她，有那么一小会儿，像伊丽莎那样看待着沃尔特。

我可能一定要那么做，我也许一定得那么做，我或许非那么做不可，她一边清洗那只鸡，一边对自己说着，然后又安慰自己她不过是说说而已。她听到湖水那边扑通一声，看着理查德从树荫下游出来，下午的阳光依旧照得水面金灿灿的。如果他真的痛恨阳光，像他在那首老歌里宣称的那样，六月的明尼苏达北部会是个难挨的地方。白天是如此漫长，而等到一天终于结束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太阳的燃料供给并没有减少，而是继续燃烧着，燃烧。她没有去游泳，却忍不住伸手探向两腿之间，试了试那里的水，并为之感到震惊。我是活着的吗？我拥有一具身体吗？

她切出来的土豆奇形怪状，像是一道道几何智力难题。

理查德淋浴之后，穿着一件没有图案、在很多年前肯定是大红色的T恤衫走进厨房。他的头发暂时变得服帖了，且像年轻时那样又黑又亮。“今年冬天你变样了。”他对帕蒂说。“没有。”“什么叫‘没有’？你的发型变了，看上去好极了。”“其实没什么大的不同，只变了一点点。”“而且——你可能稍微重了几磅？”“没有。好吧，一点点。”“这样更适合你，和瘦的时候比，这会儿你更好看。”“你是不是在委婉地告诉我，我发胖了？”

他闭上眼，面部歪扭，似乎在努力维持他的耐心。然后他睁开眼说：“你这么怪声怪气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你希望我走吗？是为这个吗？今天你一直怪怪的，还有些假，我觉得我留在这儿让你感到不舒服。”

烤鸡闻上去和她过去吃过的那些一样。她洗了洗手，擦干，在一个还未完工的橱柜后部搜寻着，找出一瓶做菜用的雪利酒，酒瓶上满是因装修落上的灰尘。“好吧，想听真话？在你身边我有点紧张。”“不用紧张。”“我控制不了。”“你没理由紧张。”

这是她不想听到的。“我要喝一杯。”她说。“你误会我了，我不在意你喝多少。”

她点点头。“好的，知道这点是件好事。”“这几天你一直想喝酒来着？老天爷，喝吧。”“正在喝。”“你知道吗？你是个奇怪的人。我这是在夸你。”“那我就当夸奖来听了。”“沃尔特非常，非常幸运。”“呵，这个嘛，这就是不幸之所在了，不是吗？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是这样认为的。”“哦，他是。相信我，他是这样认为的。”

她摇摇头。“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奇怪的那些部分。他是可以喜欢奇怪但好的那部分没错，但对奇怪却不好的那部分就不怎么中意了，而这些日子，他感受到的大多都是后一种。而你似乎并不介意我奇怪但不好的那部分，可你却不是我嫁的那个人，我想说这有点儿讽刺。”“你不会想嫁给我的。”“是啊，我确信那会很糟糕。我听说你的那些故事了。”“很遗憾听你这么说，不过倒是没觉得意外。”“沃尔特把什么都告诉我。”“那当然。”

外头，湖面上一只鸭子不知为什么东西嘎嘎叫着。湖另一头的芦苇丛中，绿头鸭筑起了它们的巢。“沃尔特告诉过你我划破了布莱克的轮胎吗？”帕蒂问。

理查德抬了抬眉毛，然后她向他讲了那个故事。“那可真是糟糕。”等她讲完，他敬佩地说。“我知道，确实糟糕，不是吗？”“沃尔特知道吗？”“嗯，问得好。”“照我看，你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他。”“哦，老天，理查德，我什么都不告诉他。”“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告诉他。你或许会发现，他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她深吸一口气，问沃尔特都知道她哪些秘密。“他知道你不快乐。”理查德说。“我觉得这不需要多敏锐的眼光就可以看出来。还有什么？”“他知道你因为乔伊搬走而责怪他。”“哦，这个，”帕蒂说，“这个或多或少是我告诉他的。这条不算。”“好吧，不如你来告诉我，除了划破邻居的车轮胎，你还有什么事是沃尔特不知道的？”

帕蒂思考着这个问题，看到的却只有她那空虚的生活、空荡的家，以及孩子们长大后她那失去了意义的存在。雪利酒让她伤心。“我把饭菜摆上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为我唱首歌呢？可以吗？”“我不知道，”理查德说，“感觉有点怪。”“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有点怪。”“你是个歌手。平常就是做这个的。你唱歌。”“我似乎从来都不觉得你格外喜欢我的歌。”“唱《酒吧黑暗的那一面》。我喜欢那首歌。”

他叹口气，低下头，双手抱在胸前，仿佛睡着了。“怎么了？”她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明天我还是走吧。”“好的。”“剩下不到两天的活。平台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好的。”她起身把酒杯放进洗碗池，“不过，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是说，有你在这里挺好的。”“如果我离开会更好。”“好吧。随你便。我看再有十分钟鸡就烤好了，你摆餐具吧。”

他坐着没动。“那首歌是莫利写的，”过了一会儿，他说，“其实我没权利录制那首歌。我这样做相当卑鄙。是故意的、算计好的卑鄙行为。”“可那首歌悲伤动人，你该怎么做呢？不用它吗？”“从根本上说，是的。原本就该那么做。”“我为你们俩可惜。你们在一起很长时间。”“是这样，但也不是。”“没错，我明白，可仍然有些可惜。”

帕蒂摆好餐具，拌好沙拉，把鸡切开，理查德坐在一旁想着什么。她本以为自己不会有什么胃口，可尝了一口之后，她立刻记起从昨晚开始她还什么都没有吃过，而今天早晨她五点钟就起身了。理查德也默默地吃着。在某个时刻，他们的沉默开始变得意味深长、令人激动，但再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变得死气沉沉、令人沮丧。她清理餐桌，放好剩菜，洗净碗碟，看到理查德去了那个装着纱门的小门廊抽烟。太阳终于落山了，可天色依旧明亮。是的，她想着，如果他离开会更好。更好，更好，更好。

她来到门廊。“我想现在上床去了，看会儿书。”她说。

理查德点点头。“听上去不错。明早见。”“黄昏很漫长，”她说，“天就是不想暗下去。”“这里是个好地方。你们俩真是非常大方。”“哦，那全是沃尔特的主意。我其实并没想到你可以来这里住。”“他信任你，”理查德说，“如果你也信任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哦，这个，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不想和他一起生活了吗？”

这问题问得好。“我不想失去他，”她说，“如果这是你想问的。我没有花时间去考虑离开他。我多少是在数着日子等乔伊回来，等他终于厌倦了莫纳汉那家人。他还有整整一年才能从高中毕业。”“不明白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依旧全心全意守护着我的家庭。”“好。这是个幸福的家。”“没错，那明早见。”“帕蒂，”他在暂时被用作烟灰缸的多萝西的一只丹麦圣诞纪念碗里熄掉香烟，“我不会去做那个毁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的婚姻的人。”“不！上帝！当然不会！”她失望得几乎哭出来，“我是说，真的，理查德，对不起，可是我说什么了？我说我要回房间了，我说明早见，我就说了这些！我说我在意我的家庭。这就是我说的。”

他非常不耐烦地看了看她，一脸怀疑。“我是说真的！”“好的，当然，”他说，“我没想要假定什么事。我只想弄明白这里为什么这么紧张。你或许记得我们以前有过一次类似的谈话。”“我当然记得，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出来更好。”“没问题。我很感激。你真是个好朋友。明天你不必因为我而觉得不得不离开，这里没什么可担心的。没必要逃走。”“谢谢。可我还是走吧。”“没问题。”

她进了屋，躺在多萝西的床上，理查德本来一直睡在这里，她和沃尔特来了之后，才把他赶走。清爽的空气不再像在漫长白昼时那样躲藏着，而是从各个角落涌了出来，但蓝色的暮光还是固执地透入每一扇窗户。那是梦之光，非理性之光，它不肯退去。为了弱化它们，她打开台灯。她的反动军暴露了！一切都完了！她穿着法兰绒睡衣躺在床上，回想着过去几个小时里她说过的每一句话，而几乎每一句都使她震惊。洗手间传来理查德往马桶里小便的响亮声响，然后是冲水的声音，水在水管里流动时好听的声音，水泵上水时短暂而略显低沉的声音。完全是为了逃避她自己，她拿起《战争与和平》，读了很长时间。

娜塔莎·罗斯托夫显然注定和那个傻乎乎的好人彼埃尔是一对，却爱上了他那个酷酷的好友安德烈王子。帕蒂没料到会这样。自述人想知道，如果那晚她没有读到这几页，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发展。她一点点读着，感到彼埃尔失去娜塔莎的过程就像慢镜头下的一场灾难。事情或许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发展，但这几页文字之应景贴切，对她的影响几乎像下了迷幻药一般。她一直读过了午夜，甚至连军事描写也让她着迷，等到她关掉台灯，发现暮光终于消失了，她松了口气。

在睡梦中，在那之后某个依旧黑暗的时刻，她下了床，走进大厅，然后去了理查德的卧室，爬上了他的床。房间里很冷，她紧紧地贴着他。“帕蒂。”他说。

可她是睡着的，她摇了摇头，拒绝醒来，此时的她不容躲避，睡梦中的她无比坚定。她伸展身体贴在理查德身上，尽力扩大他们的接触范围，大到感觉足以完全盖住他，同时，她把脸深深埋在他的头边。“帕蒂。”“嗯。”“如果你是睡着的，你得醒过来了。”“不，我睡着了……我在睡觉。不要叫醒我。”

他的阴茎正挣扎着要从内裤里探出头来。她用小腹摩擦着它。“不好意思，”他说着，在她身下不安地蠕动，“你必须醒过来。”“不，不要叫醒我。上我。”“哦，老天，”他试着摆脱她，可她像阿米巴虫一样缠着他。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从自己身上拉开一点，“没有意识的人，信不信由你，可我有我的界线。”“嗯，”她说，解开睡衣的纽扣，“我们俩都睡着了。我们都在做一场美梦。”“是啊，可是到了早晨，人们会醒过来，会记起他们做过的梦。”“可是如果梦只是梦……我在做梦。我要继续睡了，你也继续睡。你睡着了，我们俩都睡着了……然后我就走了。”

她可以说出这些话，且不光是说出，过后还能清楚地记得，这确实给她睡眠状态的真实性打了一个问号。然而自述人坚持认为，在她背叛沃尔特的那一刻，在感到他的朋友滑入她体内的那一刻，她不是醒着的。或许是因为她效仿那只传说中的鸵鸟，死死地闭着双眼，或许是因为过后她没有任何关于快感的记忆，只有对他们已经做了那件事的抽象感知。不过，如果她进行一个思维实验，想象在那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有电话响起，那么她在想象中被震惊的那个状态就是清醒状态，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在没有电话铃响的情况下，她所处的就是睡眠状态。

等事情发生之后，她才有些警觉地醒了过来，开始让自己思考，并立刻让自己退回到自己的床上去。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窗户里透入了晨光。她听到理查德起床，在洗手间小便。她努力分辨着他之后的动静——是在往他的卡车里装东西还是继续干活。听上去他继续干活了！当她终于鼓足勇气从她的避身所出来时，她看到他正跪在屋后，把一堆剩下的木料分类放好。有太阳，不过，只是藏在薄薄的云层后面的一个模糊圆盘。湖面涌动着一层层的水波，要变天了。没有了耀眼的阳光和斑驳的阴影，树林看上去稀疏了一些，空旷了一些。“嗨，早上好。”帕蒂说。“早上好。”理查德说，没有抬头看她。“吃过早饭了吗？吃点早饭怎么样？我给你做几个鸡蛋？”“我喝过咖啡了，谢谢。”“我去给你做几个鸡蛋。”

他站起身，将手放在屁股上，打量着那些木材，仍旧不看她。“我把这些整理一下，这样沃尔特就知道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好的。”“我需要两个小时来收拾东西，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好的，需要我帮忙吗？”

他摇摇头。“你确定不吃早饭？”

对此他没有任何回应。

她眼前浮现出某种类似于PPT姓名列表的东西，按姓名主人的美德以降序排列，打头的当然是沃尔特，紧跟着的是杰西卡，再往下是乔伊和理查德，然后，一直到最低处，孤独的最后一名，是她自己那个丑陋的名字，这张列表生动清晰到让人觉得奇怪。

她端着咖啡回了她的房间，坐在那里听理查德收拾东西：钉子收入盒里的叮当声，拖动工具箱的隆隆声。接近中午的时候，她大着胆子走上前去，问他可不可以至少留下来吃点午饭再走。他同意了，尽管同意的方式并不友好。她吓得连想哭的感觉都不敢有，径直去煮了几只鸡蛋，做了鸡蛋沙拉。她最多容许自己有意识地抱有的计划，或者说希望，或者说幻想，就是理查德会忘掉那天要离开的打算，这样晚上她便可以再次梦游，第二天一切又都会很愉快，大家什么都不说破，然后，她继续梦游，然后又是一个愉快的白天，再然后，理查德会把他的东西装上卡车，返回纽约，而她则会在她人生暮年的时候，回忆起她在无名湖畔做过的那几个美妙而真实的梦，并且肯定地疑惑着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什么。现在，这个旧计划(或者说希望，或者说幻想)成了碎片。所以，她的新计划要求她尽全力忘记昨夜，假装什么也不曾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新计划中并不包括这样一项：吃了一半的午饭还留在桌上，然后她发现自己的牛仔裤被扔在了多萝西往日住的那间卧室的地板上，她泳衣的裆部被粗暴地扯向一旁，向着卧室那面贴着墙纸的天真墙壁，他的撞击带着她去到极乐之地，而此刻，光天化日，一个人能有多清醒，就有多清醒。墙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后来那个位置却始终清晰可见。那是一处小小的坐标，它所标注的那个世界已经被历史永久地记录和改变。在她和沃尔特后来单独来这儿度过的那些周末，它，那个位置，成了房间里与他们共存的安静的第三者。对她而言，无论如何，这似乎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真正地做爱。大开眼界，可以这么说。而她也从此就完蛋了，尽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领悟到这点。“好的，所以，”她坐在地板上，将头靠在她的屁股刚才所在的位置，说，“所以，这很有趣。”

理查德已经穿好裤子，正盲目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如果你不介意，我要直接在你的房间里抽烟了。”“我想，在目前这个情形下，可以允许有一次例外。”

天彻底阴了下来，冷风从纱窗和纱门吹入。所有的鸟叫声都停止了，小湖似乎与世隔绝。大自然正等待着这股寒气过去。“你里面干吗要穿件泳衣？”理查德说，点上了烟。

帕蒂笑了。“我本来想等你走了之后去游一会儿。”“水很冷。”“哦，不会游很长时间的，显然。”“只是对肉体的小小惩罚。”“完全正确。”

冷风中混杂着理查德的骆驼牌香烟的味道，就像喜悦中掺杂着懊悔。帕蒂没来由地再次笑了起来，随后找到句有趣的话说。“你或许棋下得很糟，”她说，“但在另一个游戏上，你无疑是个赢家。”“闭上你的嘴。”理查德说。

她无法分辨他的语气，但她害怕那是愤怒，所以她强忍住不再发笑。

理查德坐在茶几上，非常专注地抽着烟。“我们绝对不可以再这么做。”他说。

帕蒂又偷偷地笑了；她忍不住。“或者，我们可以再做几次，然后永远不再做。”“好啊，可那样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呢？”“可以想象，痒痒的地方被好好地挠过了，之后也就是那么回事了。”“照我的经验，事情可不是这样发展的。”“那么，我猜我只能听从你的经验了，不是吗？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有这样一个选择，”理查德说，“要么我们现在就停止，要么你离开沃尔特。而因为你不会接受后者，所以我们现在就停止吧。”“也可以有第三种可能，我们不必停止，只要我不告诉他就行。”“我不想那样生活，你想吗？”“没错，这个世界上他最爱三个人，当中就包括我和你。”“还有一个是杰西卡。”“在我今后的人生中，她会一直恨我，会完全站在她爸爸那边。他会永远得到女儿的支持，”帕蒂说，“这倒是一种安慰。”“那不是沃尔特想要的，我也不打算这样对他。”

想到杰西卡，帕蒂又笑了。杰西卡是个非常正直、极其认真、奋力表现得成熟的年轻人，她对帕蒂和乔伊——她糊里糊涂的妈妈和冷酷无情的弟弟——的不满，往往会因为过于极端而显得很是滑稽。帕蒂非常喜欢她的女儿，事实上，如果为此失去女儿对她的好评，她真的会垮掉。不过，她还是忍不住被杰西卡的咒骂和谴责逗乐。这就是她们两个相处的部分模式；而杰西卡太过沉浸于她的严肃，所以并不为之困扰。“嘿，”她对理查德说，“你觉得你会不会是个同性恋？”“你现在才来问我这个？”“我不知道。某些男人有时候不得不干上一百万个女人，为的就是要证明什么或否定什么。而在我听来，你似乎更关心沃尔特的幸福，而不是我的。”“这点你相信我，我可没兴趣和沃尔特接吻。”“是，我知道。我知道。可我说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厌倦我。到我四十五岁的时候，你看到我的裸体，你会想，嗯……我还想要这个女人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但你永远不会厌倦沃尔特，因为你并没有想要亲吻他。你可以永远都和他很亲密。”“这是D.H.劳伦斯。”理查德不耐烦地说。“又一个我需要去阅读的作者。”“或者你不需要。”

她用手擦擦疲倦的眼睛和磨破了的嘴唇。总体来说，她对事情这样发展感到很高兴。“你真的很会使用工具。”她说着，又是一阵窃笑。

理查德又开始踱来踱去。“试着严肃点，好吗？好好试试。”“现在是我们俩的时间，理查德。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有这么几天，要么利用，要么不用。无论选择哪个，时间都会很快过去。”“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我没有考虑清楚。昨天一早我就应该离开。”“如果你真走了，部分的我也会感到高兴。老实说，那部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喜欢见到你，”他说，“喜欢在你左右。想到沃尔特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开心——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以为多待几天没关系，可这是个错误。”“欢迎来到帕蒂的世界。错误的世界。”“我没想到你会梦游。”

她笑了。“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一笔，不是吗？”“老天，别开玩笑了，好吗？我要生气了。”“是啊，可有意思的是，这甚至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生我的气，然后离开。”

他看着她，随后他也笑了，房间里充满了阳光(比喻手法)。在她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人。“我确实喜欢你，”他说，“相当喜欢。向来都喜欢。”“我也一样。”“我希望你过得幸福。你明白吗？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能配得上沃尔特的人。”“所以这就是你在芝加哥那晚一走了之的原因。”“我们俩一起在纽约是行不通的。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是这样说的。”

帕蒂点点头。“所以，那晚你确实想和我睡来着。”“是啊，相当地想。但不光是想和你上床。还想跟你聊天，听你说话。这就是区别。”“哦，那知道这个或许是件好事。二十年后，我终于可以把那份疑惑从我的单子上划掉了。”

理查德又点了一支烟，他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中间隔着多萝西的一张廉价发旧的东方小地毯。风拂过树林，那是秋天的声音，在明尼苏达北部，秋天从来不曾走远。“所以，这个局面可能有些难办，不是吗？”最后，帕蒂说。“是的。”“或许比我意识到的还要难办。”“是的。”“如果我没有梦游，很可能会好办得多。”“是的。”

她开始为沃尔特哭泣。这些年来，他们几乎没怎么分开过，她从未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想念和感激他。帕蒂内心开始遭受一种可怕的混乱，直到今天，自述人仍然受到这种混乱的折磨。在无名湖畔，在呆滞的阴天光线下，她已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她面前的难题。她爱上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和她一样在意和爱护沃尔特的男人；其他任何人或许都有可能让她离开他。更糟糕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理查德也负有一定责任，她知道沃尔特在他的生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她明白在他的心中，对沃尔特的忠诚是除去音乐之外不多的几样可以救赎他灵魂的东西之一，而她，在睡梦中，却自私地践踏和毁坏了这一切。她利用了理查德，在他混乱和软弱的时候，在尽管如此，他却依然非常努力地维持着他生活中的某种道德秩序的时候。所以，她也是在为理查德哭泣，但更多的是为沃尔特，也为她那不幸的、做错事的自我。“能哭出来是好事，”理查德说，“虽然我自己从来没试过。”“一旦你养成习惯，这会是个无底洞。”帕蒂吸着鼻子说。穿着泳衣的她突然觉得很冷，很不舒服。她移上前，用双臂环住理查德那温暖、宽阔的肩膀，和他一起躺倒在那块东方小地毯上，那个漫长而快乐的阴天下午就这样流逝着。

三次，总共。一次，两次，三次。一次在睡梦中，一次极为狂野，然后是完整的一次。三次：可怜的小数目。今天，自述人四十五岁了，她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加来加去总是超不过三次。

除此之外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其余发生的大多数事，都不过是构成了进一步的错误。第一个是她和理查德还一起躺在地毯上的时候共同犯下的。他们一起决定——同意——他应该离开。在他们感到疼痛、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决定，他应该马上离开，在他们陷得更深之前离开，然后，他们两个都要仔细想想这个局面，并作出清醒的抉择，而如果他们最终决定不在一起，那么现在他停留的时间越长，他们只会越痛苦。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帕蒂坐起身，惊讶地看到树木和平台都已经湿透了。这场雨如此细密，以至她没有听到雨滴落在屋顶的声音；这场雨又是如此轻柔，以至也没有在檐槽里汇成水流。她穿上理查德那件褪色的红T恤衫，问她可不可以留下它。“你为什么要我的T恤衫？”“有你的味道。”“多数情形下，这可算不得什么值得加分的事。”“我只是想拥有一件属于你的东西。”“好吧，希望这是唯一的一件。”“我四十二岁了，”她说，“要想怀孕的话，得花上两万美金。这可不是在打击你。”“我对我的零进球纪录非常骄傲。别想破了它，好吗？”“那我呢？”她说，“我需要担心我把什么病带进了这个家吗？”“我打过所有的预防针，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通常来说我都非常小心。”“我打赌你对所有姑娘都是这么说的。”

诸如此类。所有的对话都非常友好和亲切，就是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她对他说，现在他可没有借口不为她唱首歌了，在离开之前。他打开行李，取出班卓琴，开始弹奏，她在一旁做三明治，并用锡纸把它们包起来。“或许你应该在这里过夜，明天一大早出发。”她大声对他说。

他笑了笑，仿佛这不值得他作出回答。“真的，”她说，“下雨，而且天快黑了。”“不可能，”他说，“对不起。你再也不会得到我的信任。这可是你往后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状况。”“哈—哈—哈，”她说，“你为什么不唱点什么？我想听到你的歌声。”

为了对她好一些，他唱起了《阴凉的小树林》。这些年来，他违背当初对自己的期许，成了一个技巧娴熟、音调细腻的流行歌手。他的胸膛如此宽阔，真的可以吹倒你家的房子。“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唱完后，帕蒂说，“这确实不会让我觉得好过些。”

可一旦你让搞音乐的动起来了，他们就不愿意再停下。理查德给吉他调好音，又唱了三首乡村歌曲，后来“胡桃的惊喜”把它们收录在了《无名湖》这张专辑中。虽然当时，有些地方还仅仅是些没有含义的音节，后来才被替换成出色很多倍的歌词，可帕蒂还是被他的演唱深深打动，在一种她熟悉并深爱的乡村音乐的情绪中激动不已，第三首歌唱到一半，她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不要唱了！好了！够了！不要唱了！够了！好了！”但他不肯停止。他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让帕蒂感到如此孤独和落寞，她哭了起来，起先断断续续，最后变得歇斯底里，他终于不得不停了下来——虽然他还是毫无疑问地为自己被打断而大为恼火！——并试着去安抚她，可惜没有成功。“这是给你的三明治，”她说，把它们扔进他的怀里，“门就在那边。我们说好了你要离开，所以你得走了。好吗？现在！我是说真的！现在。很抱歉我让你唱歌，又是我的错，可咱们要试着从错误中学到东西，好吗？”

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像是要宣布什么，可他的肩膀塌了下去，任凭那句没能说出口的郑重宣言化作一声叹息。“你说得对，”他烦躁地说，“我不需要这么做。”“我们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你不这样认为吗？”“或许是吧，是的。”“那你走吧。”

于是他走了。

于是她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读者。起初是一种绝望的逃避，后来则是为了寻求帮助。等到沃尔特从萨斯喀彻温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在三天马拉松式的阅读中匆匆吞下了《战争与和平》的剩余部分。娜塔莎和安德烈订了婚，后来却被邪恶的阿纳托尔引诱，安德烈绝望地离开了，后又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娜塔莎悉心地看护安德烈，安德烈在伤亡之前原谅了她，而成为战俘的好人老彼埃尔在做了战俘后经历了一些成长，并深入思考了不少问题，此刻，他走上前来，将自己作为安慰奖送给了娜塔莎；然后便是很多孩子的出生。帕蒂觉得她在这三天里度过了高度浓缩的一生，当她自己的彼埃尔从荒野归来——虽然他不断地涂上一层层高强度的防晒霜，却仍然被晒伤了——她已经准备好试着再次去爱他。她去德卢斯机场接他，询问他和爱护大自然的百万富翁们度过的这几天的种种情况，显然富翁们向他敞开了他们的钱包。“做得真漂亮。”回家后，沃尔特看到那个几乎完工的大平台说，“他在这里待了四个月，却连最后八小时的活都不肯干完。”“我想他厌烦了那片树林，”帕蒂说，“我告诉他，他应该回纽约去。他在这里写了一些很棒的歌。他准备好回去了。”

沃尔特皱起了眉头。“他给你唱歌了？”“三首。”她说，转过身去。“很好听？”“非常好听。”她朝湖边走去，沃尔特跟在她的身后。要想和他保持距离并不困难。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才是那种每次小别重逢后都会拥抱在一起吻个不停的夫妻。“你们俩相处得还好吗？”沃尔特问道。“有点不自在。他走了我很高兴。他在这里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喝下一大杯雪利酒。”“不算糟，只喝了一杯。”

她和自己达成的协议中包括这样一条：不对沃尔特说谎，就是很小的谎话也不说；不说任何不能被理解为事实的话。“我读了不少书，”她说，“我觉得《战争与和平》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小说。”“我忌妒你。”沃尔特说。“啊？”“可以第一次读这本小说。可以整天整天地读。”“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觉得它有些改变了我。”“事实上，你看上去确实有些小变化。”“我希望不是不好的变化。”“不是。只是不一样了。”

那晚在床上，脱掉睡衣后，她放心地发现她并没有因为她做过的那件事而想要排斥他，相反，她更想要他了。和沃尔特做爱，这没问题。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们应该多做这个。”她说。“随时奉陪。真的是随时。”

在帕蒂的内疚和主动示爱的推动下，那年夏天他们度过了有些像是第二次蜜月的一段时间。她努力做个好妻子，努力取悦她那个非常好的丈夫，但是总观她的努力取得的成功，一定还得算上那些理查德离开几天后他们开始互通的电子邮件，以及她不知怎么就给了他的这个许可：几个星期后，他将坐上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飞机，然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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