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红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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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报告(2018)试读：
服务外包蓝皮书顾问及编委会
总顾问：江小涓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名）：王一鸣 王洛林 朱晓明 李京文 李德水 沈丹阳 张祥 张
燕生 陈文玲 郑新立 魏建国主编：王晓红 王军平副主编：李蕊 袁静编委会主任：王晓红 亢振峰编委会副主任：齐海涛 张素龙 金世和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名）：
刘建昌 朱福林 杜振华 李自满 沈家文 沈轶群 杨丹辉
郑忠良 柯建飞 盛宝富 敬艳辉 谢兰兰Ⅰ 总报告“十二五”以来中国服务外包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1)王晓红“十一五”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形成期和高速增长期。“十二五”则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实现量质齐升并形成国际竞争力的时期。2012年12月中国发布了第一个《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
(2)要》，标志着服务外包产业作为科技含量高、人才素质高、国际化程度高、资源消耗低的新兴服务业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这一时期，服务外包产业加快提高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和新动能成长，提升服务业国际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推动价值链迈向中高端以及促进区域开放型经济平衡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并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机遇期。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断加快、创新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数字经济引领的全球新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和扩大应用，为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宏观环境和技术支撑。但也必须看到，世界各国争相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将导致全球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有所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迫于促进就业的压力可能继续限制本国服务业离岸，国际汇率波动、金融动荡有所加剧以及国内综合成本上升等因素都对服务外包产业带来压力和挑战。为此，必须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服务外包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服务外包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发展，构建在岸与离岸互动发展、东中西部融合发展、内外资企业共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新格局。一、“十二五”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一）服务外包规模集聚壮大，成为推动新兴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1．服务外包产业保持高位增长“十二五”以来，受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影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呈现波动性增长，但总体上保持了强劲、稳健的高位增长态势。2011—2015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从323.9亿美元增长到966.9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4.9倍，年均增长达31%。2011—2015年期间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从238.3亿美元增长到646.4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4.5倍，年均增长达28%。其中2011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同比增长分别高达63.59%和64.91%，是增速最高的年份。“十三五”以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仍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16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06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11%，相当于2009年的7.7倍。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704.1亿美元，同比增长8.94%，相当于2009年的6.9倍。2017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26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48%。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796.7亿美元，同比增长13.15%（见表1-1、图1-1、图1-2）。表1-1 2011—2017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图1-1 2011—2017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图1-2 2011—2017年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服务外包对服务贸易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提升
国际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目前，新兴服务贸易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出口占70%。从占比来看，2011—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的全球占比由23.2%提高到33%，上升了10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离岸外包占服务出口总额比重达到25%，较2010年提高7.3个百分点；2017年离岸外包占服务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35%左右，较上年增长10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2011—2017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速为7.6%，低于同期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增速约23.7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7个百分点，低于当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增长率44.11个百分点。201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15%，低于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增长率8个百分点。详见图1-3。图1-3 2011—2017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及增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及增速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二）服务外包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价值链呈现向高端跃升态势1．三大业务领域发展更加均衡，知识流程外包成为主要增长引擎
从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3)包（KPO）三大业务领域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十二五”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进入结构调整时期并取得明显成效。“十二五”时期，ITO始终在服务外包中占主体地位，但占比逐年下降，KPO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2001—2005年中国离岸软件外包服务市场年复合增长率高达52.1%，2006—2011年下降到38%左右。2011—2015年期间ITO、BPO、KPO的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占比由58.2%、16%、25.8%调整为49%、14.2%、36.8%，其中ITO占比较2008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KPO占比较2010年的14.0%上升了22.8个百分点。2011—2015年期间KPO执行金额平均增长率达40.71%，其中2011年KPO离岸外包执行金额61.5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215.1%。2015年中国承接ITO、BPO、KPO的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分别为316.8亿美元、91.7亿美元和237.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8%、16%和27.4%。“十三五”以来，知识流程外包继续成为推动服务外包增长的动力。2016年ITO、BPO、KPO三大业务领域执行额分别为531．5亿美元、195.1亿美元、338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7.8%、19.3%、8.9%，占比分别为50∶18∶32；离岸外包执行额分别为330.5亿美元、116.6亿美元、257.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3%、27.2%和8.1%，占比分别为47∶17∶36。2017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业务拓展中迈出坚实步伐，成为新常态下外贸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服务外包交付模式变革、数字化转型升级、平台应用快速发展，促进服务外包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知识流程外包快速上升。2017年ITO、BPO、KPO三大领域执行额分别为618.5亿美元、235.7亿美元、407.2亿美元，占比分别为49∶19∶32；离岸执行额分别为364.2亿美元、129.3亿美元、30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0.2%、10.9%、18%，占比分别为46∶16∶38。KPO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数据分析、工业设计、医药研发等领域的服务外包发展较快。2017年中国企业承接国际IT解决方案业务同比增长367.1%，全年承接国际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营销推广、数据分析外包服务执行额分别同比增长226.4%、73.8%、51.9%。详见图1-4。图1-4 2011—2017年中国离岸ITO、BPO、KPO的发展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从三大业务领域的结构调整可以清晰地反映出，KPO的快速增长是拉动整个服务外包产业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一时期的服务外包增长主要来自研发设计、文化创意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驱动。其次，知识流程外包带动整个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和拓展。同时，反映出中国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2．高附加值业务增长较快，结构升级效应明显
随着中国外包企业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服务外包不断向核心业务拓展，承接高端增值服务的外包业务日益扩大，推动了三大业务领域不断向研发设计、数据分析和挖掘、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服务等高端价值链拓展。
从ITO的内部结构来看，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占主导地位，其次是软件技术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电子商务平台等领域，反映ITO领域的研发设计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了外包价值链向知识密集度和高附加值领域的拓展。同时，随着服务型制造、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发展，也推动了ITO价值链的拓展。2014年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软件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离岸执行金额占比分别为41.0%、27.3%、11.5%，其中集成电路设计增速高达100.8%。2015年软件研发外包离岸执行金额占比68.8%，其次是软件技术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离岸执行金额同比增长59.6%。2016年软件研发外包占比67.1%，并出现了一批覆盖咨询、方案设计、开发、运营、维护等全服务流程等业务合同。2017年离岸ITO业务执行金额364.2亿美元，其中软件研发外包执行金额243.4亿美元，占ITO总量的66.8%。
从BPO的内部结构来看，涵盖的服务领域日益宽广，尤其是在推动传统企业向数字化、网络化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重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等外包领域都表现出较好发展势头，反映出服务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带来的业务外包领域增多，也体现出中国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的丰富多样性特征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竞争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从近几年主要领域的增长变化中可以看出，企业为了适应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全球产业变革加快了流程再造和管理，不断释放数字化转型后的专业服务需求。2017年BPO离岸业务执行金额129.3亿美元，其中内部管理、业务运营、供应链管理三大项外包服务分别达7亿美元、66.6亿美元、54.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5.4%、51.5%、42.3%。
从KPO的内部结构来看，研发设计外包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工程技术、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研究、数据分析等高技术服务发展较快。知识流程外包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推力：一是研发创新全球化趋势从客观上扩大了知识流程外包的市场需求；二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医学等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推动了全球KPO业务成长；三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加快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的技术不断适应产业变革的需要，提高了高端业务承接能力。2017年KPO执行金额303.3亿美元，其中商务服务、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三大领域外包执行金额分别为19.5亿美元、190.3亿美元、91.1亿美元，占比依次为6.4%、62.7%、30%。详见表1-2。表1-2 2017年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按出口方式分类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三）服务外包企业实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1．服务外包企业总体数量较快增长，尤其是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由于“十二五”以来各地竞相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扶优扶强的政策导向加速服务外包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促进了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快速扩张规模和实力提升。2011—2015年期间中国累计新增服务外包企业数1.7万家，其中2011年新增企业增长高达33.2%。大中型企业明显增长，2010年、2011年、2015年承接离岸外包执行金额超1亿美元的企业分别为15家、22家、86家。2014年100人及以下的企业比重从过去的近70%下降为43.8%。有9家企业入选全球服务外包100强。截至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39277家，相当于2010年的3倍左右，其中2016年新增服务外包企业5506家。见图1-5。图1-5 2011—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数量增长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内资企业成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中国服务外包最早发源于外资企业，2010年之后已经形成了内资主导的格局。2010年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数量在服务外包产业中的占比分别为54.3%、6.3%、24.4%和15%，其中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占比分别为68.3%和30.7%。说明在服务外包领域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活力与发展潜力。2017年全国内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协议金额分别为684.8亿美元、130.8亿美元、305.2亿美元，占比分别达61.1%、11.7%、27.2%；执行金额分别为463.1亿美元、91.1亿美元、248.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57.7%、11.4%、30.9%。3．服务外包标准化、国际化水平及技术创新能力、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近年来，服务外包企业不断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加快数字化转型力度，通过国际并购和国内重组不断获取核心技术，逐步由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提供单一技术服务向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变，由承接单一项目向与发包方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转变。一方面，企业获得国际资质认证、技术先进型企业认定数量较快增长。截至2016年服务外包企业认证数量16006个，相当于2010年的5.7倍；13项国际认证数量10417个，相当于2014年的1.4倍。其中2016年新增企业认证数量1803个，13项国际认证数量1643个。另一方面，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明显增长，说明软件信息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十二五”时期中国软件著作权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2011年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109342件，相当于2006年（21495件）的5倍；2015年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达到292360件，相当于2011年的2.7倍、2006年的13.6倍。2016年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40.8万件，同比增长39.5%，也是2010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17年已经突破70万件。（四）形成以发达国家为主，面向全球的多元化市场布局“十二五”以来，中国内地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来源地从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四大传统市场已经拓展到东南亚、大洋洲、中东、拉美和非洲等201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空间。1．四大传统发包市场比重有所下降
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的主要发包市场。2011年中国内地承接上述四地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离岸外包总量的68.9%；2016年承接上述四地服务外包执行额合计4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比63.3%。从四大发包市场内部来看，中国内地承接美国外包业务执行金额由2012年的89.4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70.3亿美元；占比由2012年的26.6%下降到2017年的21.4%。承接日本外包业务执行金额由2012年的48.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9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14.4%下降到2017年的8.7%，降幅最大。承接欧盟外包业务执行金额由2012年的54.6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9亿美元，市场占比一直保持在15%～16%，较为稳定。承接中国香港外包业务执行额由2012年的33.9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3.1亿美元；市场占比从2012年的10.1%上升到2017年的15.5%。可以看出，中国香港作为内地企业承接国际外包业务的主要来源地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作为主要来源地具有较大增长潜力。详见表1-3、图1-6。表1-3 2012—2017年中国内地承接四大市场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比情况图1-6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占比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来自欧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外包业务增速明显加快
2017年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170.31亿美元、欧盟（28国）129亿美元、中国香港123.11亿美元、日本69亿美元、新加坡45.1亿美元、中国台湾36.01亿美元、韩国34.38亿美元、德国27.38亿美元、英国21.13亿美元、荷兰13.76亿美元、印度12.07亿美元，其中增长最快的前5位依次为印度40.99%、瑞典34.9%、英国28.86%、新加坡21.22%、日本19.44%（见表1-4）。表1-4 2017年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前15位的国家（地区）续表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3．“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成为服务外包增长的新引擎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服务外包的国际市场空间得到扩展，在推动中国技术、设计、标准和服务“走出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2013年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执行额72.2亿美元。2014年承接“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执行金额98.4亿美元，同比增长36.3%，高于当年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增速13.2个百分点。2015年承接“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6%，高于整体增速20.5个百分点；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高于整体增速4.5个百分点。2016年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61.46亿美元，占离岸合同总额的16.9%；执行金额121.23亿美元，占离岸外包总量比重的17.2%。2017年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业务合同额312.5亿美元、执行额152.7亿美元，分别相当于2013年的3.1倍和2.1倍。说明“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的市场潜力正在加速释放。详见图1-7。
从沿线主要区域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在服务外包领域合作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伊拉克、马来西亚、俄罗斯、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10个国家。2016年承接上述10国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89.2亿美元，占比达73.6%。其中承接伊拉克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增长最快达67.5%。就地区而言，东南亚11国是中国的主要发包地，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主要发包国。2015年中国承接东南亚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89.9亿美元、执行金额63.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0.6%和17.3%，占比分别为50.4%和52.0%。2016年来自东南亚11国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23.5亿美元，占比54.2%。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陆空网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等不断推进，市场基础不断成熟，尤其受华人文化圈和地缘优势的影响，该区域具有持续增长的空间。其次是西亚、南亚地区。西亚主要发包国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等是南亚的主要发包国家。2015年中国承接西亚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3.5亿美元、执行金额25.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3%和61.5%；承接南亚地区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22.8亿美元、执行金额17.8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0.1%和35.4%。随着我国对西亚和南亚地区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港口、能源、装备、信息通信等领域的投资合作日益广泛，这两大地区将会更多地释放信息技术、工程技术、专业服务等外包需求，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增长。此外，俄罗斯、蒙古国、中亚、中东欧地区与中国服务外包合作逐渐增多。2015年中国承接俄罗斯、蒙古国及中亚五国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41.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2016年中国承接中东欧16国服务外包执行额增长达26.3%，是增长最快的区域。详见图1-6。（五）吸纳高端人才就业能力增强，人才素质不断提升1．人才结构以大学生为主，不断向高端化发展
2011—2015年服务外包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23.3%。2015年服务外包产业新增从业人员127.5万人，吸纳就业总数734.7万人，同比增长21%，相当于2011年的2.3倍；2016年新增从业人员121万人，同比增长16.47%。虽然从业人员增长呈现波动状态，但仍保持了较高增速，说明这一新兴服务业活力旺盛。截至2016年全国服务外包产业从业人员855.7万人。尤其是服务外包产业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转移，河北、河南、湖北、江西等新增就业人员数量增幅较大。
大学生始终是服务外包产业就业的主体。2011—2015年期间全行业大学生就业人数从223万人增加到471.6万人，占服务外包就业总人数比重平均为66%左右。2016年服务外包产业新增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数80万人，占新增从业人数的65.9%，全行业吸纳大学就业551.3万人，相当于2011年的2.5倍，占比64.4%。2015年、2016年大学生就业人数占比较2014年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说明研究生比重有所上升。2017年大学生从业人数43.47万人。详见图1-7。图1-7 2011—2016年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服务外包培训规模不断扩大，并形成了以外包企业、培训机构、职业学院为主体的人才培训体系
2011—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受训人员数量从103万人增加到191.2万人；其中2015年服务外包业新增受训人数33.3万人，同比增长21.1%。截至2016年，累计受训人数总规模达216万人。服务外包园区、大型服务外包企业作为主要人才培训基地，依托政府支持和优惠政策，加强与高校合作，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包括嵌入式软件、数字媒体技术、现代物流、动漫设计与制作、通信网络与设计等专业课程，将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学科优势和企业的实践优势相结合，有效提高了在校大学生的能力培养。如，中软国际培训中心与400多所大专院校及教育机构展开合作，东大软件学院与IBM、Microsoft等公司建立了企业的实习基地和校内的联合实验室。详见图1-8。图1-8 2011—2016年中国服务外包受训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六）示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突出，产业园区集聚效应越来越显著
2009年21个示范城市在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中离岸业务的占比为87.39%，近几年来基本保持这一水平。2015年21个示范城市离岸外包合同执行金额561.2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4.1倍，全国占比86.8%。截至2015年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共聚集服务外包企业20920家，相当于2009年（7013家）的2.98倍，全国占比61.94%，较2009年（78.36%）下降了16.42%，服务外包产业在全国普及率不断提高是导致示范城市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2015年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累计认证数量达9356个，获得13项国际认证5354个，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0.4%、61.0%；从业人员443.7万人，全国占比为60.39%。(4)
2016年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增加到31个，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金额999.2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93.9%；离岸执行金额657.9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93.4%。其中南京、无锡、苏州等前10位示范城市服务外包执行额共计747.9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共计519.4亿美元，占示范城市比重分别达74.85%和78.95%，说明服务外包产业主要集中在上述10大城市。2016年新增的10个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02.1亿美元，占示范城市规模的10.2%；离岸外包执行额约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2%，高于示范城市和全国平均增速，成为服务外包产业新的增长极。2017年示范城市承接的服务外包执行额1154.3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额730.1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比重的91.5%和91.6%。说明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见表1-5、图1-9、图1-10。表1-5 2010—2017年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产业发展状况续表资料来源：商务部。图1-9 2017年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业务全国占比图1-10 2016年前10位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增长情况（七）东部地区辐射能力增强，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融合1．服务外包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十一五”期末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城市占全国总量的91.5%左右，中西部城市仅占8.5%左右。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具有明显优势，形成了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5个示范城市为主要聚集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格局。“十二五”以来，由于中西部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较低，且科技人力资源较为丰富等优势，不断吸引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加速转移和集聚。2016年东部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和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分别占全国比重的85.5%和87%。2016年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分别占8.4%、4.6%，其中西部地区新增企业数量和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分别增长181.3%和23.6%。成都、重庆、武汉、西安、合肥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服务外包交付中心。2．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工关系和融合发展的态势
成本因素和产业发展布局的因素，导致一些总部位于北京、上海的外包企业加快在中西部城市设立交付中心，加速东中西部产业链融合，形成了“一线接单，二三线交付”的产业链布局，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参与价值链分工，带动了中西部服务外包发展，从而提升了中西部开放型经济水平。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等有效实施，将有利于提高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服务外包产业辐射能力。如，北京受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影响将产生服务外包企业迁移到周边和其他地区，由此带动其他地区发展。(5)3．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个经济区的服务外包规模持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2014年、2015年、2016年上述三个经济区合计均占全国的85%以上。其中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规模最大、集聚度最高，2015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541.6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金额344.8亿美元，占比分别为56%、53.3%，2016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590.3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金额373.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56.5%、53.0%。其次是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2015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47.7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金额124.2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5.3%、19.2%，2016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48.5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金额129.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4.2%、18.3%。再次是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2015年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133.2亿美元，离岸合同执行金额为93.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3.8%、14.4%，2016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165.5亿美元、离岸外包执行金额112.0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5.8%、15.9%。4．黄河中游经济区增速最快
2015年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和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00.9%和39.6%，增速居首位；其次是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2015年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和离岸外包执行金额同比增长分别为22.8%和27%；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增速略有上升；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及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均有所放缓；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仍延续下滑趋势。详见表1-6。表1-6 2014年、2015年全国各综合经济区域服务外包情况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二、当前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仍然比较薄弱1．服务外包企业仍以中小规模为主，综合效益、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中小企业占服务外包企业总数的99%。2016年7月普华永道发布“全球软件百强企业”报告显示，全球软件重点企业美国占比达75%，排名前20的软件企业有15家是美国企业；其次是欧洲、加拿大和日本企业，占比为22%；中国企业仅有东软集团一家入围。中国与印度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印度拥有WiPro、HCL、Infosys、TCS等国际知名软件外包企业，2015年仅TCS一家营业额就达145亿美元，但当年43家火炬软件计划产业基地园区平均每家企业收入仅6075万(6)元。根据课题组问卷调研（王晓红、朱福林，2015）结果显示，从人员规模来看，企业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占72.9%，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占比不足1/3，其中特大型（5000～10000人）仅占17.1%，10000人以上的超大型企业仅占2.9%。从营业收入规模来看，年收入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占75.7%，其中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占64.3%，高于1亿元人民币的占24.3%，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不到5%。在调研企业中，有近60%的企业承接离岸外包业务在50%以下，其中43.9%的服务外包企业离岸率低于30%，服务外包离岸率占比超过50%的企业仅占41%。说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多数以国内业务为主，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大幅提高。目前服务外包企业在国外设立交付中心、参与国际并购数量都较少。2．承接外包业务主要位于价值链中低端，高端服务供给能力较弱
中国与印度相比高端专业技术缺乏，许多印度企业能够为发包企业提供全方位咨询和系统服务，而中国多数企业缺乏整体解决方案、系统服务和集成能力。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只有22%的服务外包企业实施了六西格玛，60%的企业采用ISO标准，而国际服务外包企业的这个比例分别为47%和76%。反映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业务标准化程度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3．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投入不足
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仅占4%，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服务外包企业难以享受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政策和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尤其是一些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在境外上市后成为国际企业、有了所谓“国际背景”之后，涉及系统集成、信息安全等国家项目通常被排斥在外，从而影响了这类企业开拓服务外包市场。（二）成本过快增长导致企业负担过重，国际服务外包吸引力有所弱化，促使离岸外包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近年来，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力成本及融资、土地、资金、交通、通信、水电、税收等要素成本全面快速上升。人力成本在服务外包企业总成本中一般占60%～70%。近年来，企业工资水平年均增幅达10%左右，加上44%的“五险一金”缴费，总体上使中国企业成本高(7)于印度20%～25%。据调查，2016年一些软件企业人员工资总额增长15.3%，人均工资增长8%；全国软件开发者中平均月薪1万元以上者占45%，较2015年上升12%；月薪2万元以上者占比增长67%。2010年以来，服务外包企业逐渐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向西安、武汉、成都等二、三线城市转移，但目前二、三线城市的成本优势也逐渐减弱。这些因素都将导致离岸外包向印度、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综合成本上升导致许多外包企业不堪重负、惨淡经营，虽然营业收入增长，但利润呈下滑态势，严重影响了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三）中高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是困扰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中高端人才缺口较大，严重影响了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力，尤其是承接高端价值链业务竞争力，这一问题长期未能很好解决。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12年）调查，有40%的企业认为难以吸引高端人才，38%的企业认为难以招到中端人才，尤其缺少具备丰富的垂直行业知识和商务运营经验、较强技术开发管理能力、外语较高水平的高端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高精尖人才培养渠道狭窄，企业待遇不高对人才吸引力较弱等都是重要因素。根据课题组问卷调研（2015）结果显示，有81%的服务外包企业研究人员占比低于10%，仅有20%左右的企业研究人员高于10%，说明目前服务外包企业研发人才匮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承接高端业务能力。（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比较薄弱是影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
目前全国服务外包平台建设存在投入不足，技术研发、信息服务、市场交易、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导致资源难以共享；行业协会在国际市场中缺乏影响力，导致我国在国际市场推介服务外包企业、树立服务外包品牌缺乏力度；行业标准制定不完善，服务外包企业的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在承接离岸业务时不利于抱团获得海外订单。此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信息安全环境较差也是制约国际发包商继续扩大在中国业务的原因之一。三、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的主要思路
第一，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推动服务外包价值链向高端跃升。着力提高软件研发、集成电路设计、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外包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能力；拓展金融、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等业务流程外包的价值增值空间；扩大数据分析、工业设计、工程技术、管理咨询、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文化创意等知识流程外包的规模效益。鼓励外包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在技术研发、交付模式、业务流程、经营管理等方面创新变革，支持有条件的外包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招标项目，提升系统设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端服务能力。加强服务外包园区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平台、创客空间的建设，推动众包、众创、众筹等社会创新模式。强化服务外包标准体系建设，在重点领域制定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标准，提高主导权和话语权。
第二，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构建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竞争有序的服务外包企业生态。注重发挥领军企业在接包、品牌、创新、标准、网络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中小外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打造中国服务外包整体品牌。支持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国内企业重组快速壮大规模，通过开展国际并购获取关键技术、高端人才、品牌渠道等战略资源，提升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注重发挥外资企业优势，加强吸引跨国公司的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管理、财务结算、专业咨询等服务机构，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向内资企业外包服务。政府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出口退税效率，降低税费及房租、水电、土地价格，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同时加大在技术研发、引进人才、国际资质认证、培训教育等方面的财政补贴力度。
第三，以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为目标，加快服务外包人才体系建设。注重发挥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支持985、211院校设置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建立创新创业和技能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培训机制，发挥服务外包企业、培训基地、培训学院的作用，共同推动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委托培训、定制培训、线上线下培训等多样化模式。不断完善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
第四，以在岸促离岸为抓手，推动国际国内服务外包市场融合发展。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市场大幅萎缩，一批外包企业将重点转移到在岸业务，增强了规模效益和实力，由此带动了国际业务的发展。我国在岸市场规模巨大，对于夯实服务外包企业基础、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网络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的发展将释放大量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市场需求；数字化和信息化在政府、医疗、教育等部门的广泛应用也将产生大量外包服务。应引导支持外包企业服务国内市场，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的优质服务供应商，为承接离岸外包奠定有利基础。
第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拓展的全球市场战略布局。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滞后，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拓展国际空间，推动中国标准和品牌“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应在继续保持传统发包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稳步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利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装备合作的重大项目，带动研发设计、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广告创意、金融等服务外包。利用沿线自贸区政策优势，强化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等平台载体的服务配套功能，不断扩大服务外包规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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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晓红，张素龙，李庭辉．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蓝皮书（2016—201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服务外包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07.
[5] 中国服务外包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6，2017.
[6] 商务部．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2015，2016.
[7] 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7，2018.(1) 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全球化》副总编、编委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 商务部和发改委联合印发《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2012年12月14日。(3) 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主要包括软件产品开发、软件测试、应用系统开发和全球化服务等，业务流程外包（BPO）业务主要包括物流采购、金融财会、客户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等领域，知识流程外包（KPO）业务主要包括动漫、研发、设计等领域。(4) 2016年国务院印发《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外汇局关于新增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通知》（商服贸函〔2016〕208号），沈阳、长春、南通、镇江、宁波、福州（含平潭综合实验区）、青岛、郑州、南宁、乌鲁木齐等10个城市入选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5)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中提出的新的综合经济区域划分，把全国（港、澳、台除外）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域：黄河中游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东北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北部沿海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东部沿海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大西南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大西北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6) 2015年期间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之子课题《服务外包：开放发展与能力提升》调研组，共向北京、上海、合肥、成都等4个示范城市的100家服务外包企业发放了调研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9份，该数据根据这69份问卷的结果计算得到。(7)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调查数据。Ⅱ 专题篇专题一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1)敬艳辉一、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一）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2017年，受投资、贸易和制造业生产回升的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7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7%，主要经济体都取得了较好成绩，美国在2016年增速大幅下滑的基础上强劲反弹至2.3%，欧元区取得了七年来经济最高增速2.5%，日本达到了四年来的最高增速1.5%，中国则是在连续六年GDP增速下滑情况下增速反弹达到6.9%。
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现回暖，美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最高达到60，欧元区PMI最高为58，达到近年来最高点；其次是日本，PMI全年集中在52～54。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叠加，将增大全球债务成本，导致资产价格重估和金融市场波动。美国实施减税法案将加剧主要经济体竞争性减税，对制造业布局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速止跌回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于2010年达到7.5%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与2015年均稳定在4.3%的水平，2017年实现七年以来的首次回升。独联体国家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0.4%提高到2017年的2.1%。亚洲新兴经济体继续强劲增长，2017年GDP增长6.5%。阿根廷和巴西均扭转了负增长态势，分别由2016年的-2.2%和-3.6%提高到2017年的2.5%和0.7%。
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复苏和外需回暖，对促进服务业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7年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1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显示，服务业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比重持续保持在60%以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为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二）全球服务外包发展规模
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服务外包的持续快速增长。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增长、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2016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2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6.9%，增长速度超过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研发服务外包（R&D）规模分别约为1019.6亿美元、465.2亿美元和653.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47.4%、21.8%和30.5%，增长速度分别为6.0%、7.5%、7.8%。其中，传统的离岸ITO增长放缓，BPO、R&D增长较快。详见图2-1。图2-1 2013—2016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资料来源：基于国际数据公司（IDC）和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COI）研究。二、主要发包市场分析
2016年，在全球信息技术（IT）服务市场中，美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占据了51.7%的份额，增长率为3.2%；欧洲、中东和非洲占据了31.3%的份额，增长率为1.7%；亚太是增速最快的市场，占据了17%的份额，增长率为6.8%。在全球业务流程外包市场，美洲依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占据了62%的份额；欧洲、中东和非洲占据了21%的份额，增长率为2%；亚太市场份额为16%，但增速最快。在全球IT离岸服务外包市场中，美国占比67%，其次是英国，占比9.2%，整个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发包金额占比达到23%，亚太地区则接近10%。（一）美洲地区
美洲地区主要包括北美地区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WTO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美洲地区服务进口规模7831亿美元，2017年为8361亿美元，同比增长6.8%。据信息服务集团（ISG）对大额合同监测，2016年该地区500万美元以上大额合同发包规模约18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主要得益于即服务（asaservice）的迅速发展。美洲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以ITO为主，占比达70%。金融、制造、电信媒体、医疗健康、商业服务业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发包行业。2016年银行金融服务发包增长12%，医疗健康、商业服务领域发包规模也增长良好。长期来看，美洲地区外包市场规模呈持续增长态势。
美国是美洲地区最主要的发包国家，也是全球离岸IT服务外包领域最大的发包国。成本、人才、信息安全、市场拓展、文化法律及风险控制是美国企业选择接包商的主要考虑因素。印度、菲律宾、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美洲国家是其主要的接包地。其中，墨西哥和巴西近岸外包发展较快。
近年来，美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增长迅速。2017年美国信息产业实现国内增加值9319亿美元，同比增长3.1%。特朗普政府出台减税法案，吸引美国企业汇回海外留存利润，推出新的移民政策减少工作签证发放数量，吸引制造业和服务业回流，引导印度、中国等主要接包国企业加快在美设立交付中心的步伐。（二）欧洲地区
据WTO统计，2016年欧洲地区服务进口规模约20251亿美元，2017年为21468亿美元，增长6%。据高德纳（Gartner）、国际数据公司（IDC）等咨询机构分析，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在IT服务市场占比约31.3%，在业务流程管理服务市场占比约21%。ISG大额合同监测显示，2016年该地区大额合同发包规模147亿美元，其中传统外包业务份额仍较大但呈下降态势，随着云计算发展应用，即服务业务加速增长。
欧洲服务外包主要行业是银行与金融服务、电信行业、政府部门、能源与公共事业部门、旅游与物流业以及制造业。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士和北欧国家是主要的发包国。欧洲服务外包具有较强的“在岸”和“近岸”特征。爱尔兰、波兰、捷克，以及印度、俄罗斯和北非国家是主要接包地。近岸服务转移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上相近，语言、文化背景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便宜快捷的交通与通信可以高效降低服务外包双方的沟通、合作及交通等成本。（三）亚太地区
WTO数据显示，2016年亚太地区服务进口规模15056亿美元；2017年为15960亿美元，增长6%，其中亚洲地区服务进口15167亿美元，增长5.8%。据Gartner、IDC等咨询机构分析，亚太地区是全球IT服务增长最快的区域，全球占比为17%，业务流程管理服务领域全球占比为16%。ISG大额合同监测显示，2016年亚太地区数字化解决方案需求持续增长，即服务强势增长，增幅超过50%。从垂直行业来看，金融服务业、电信和媒体、制造业等是主要发包行业，其中制造业发包规模增长60%，电信和媒体行业发包增长12%，而金融服务业、旅游和运输行业发包业务出现下滑。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发包国家。根据ISG统计监测，201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包规模增加，但合同数减少1/5；东南亚和韩国发包市场总体不大但规模有所增加；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市场，发包项目和规模均有所下降。日本信息化建设已经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软件和信息产业市场基本维持在微幅增长的状态，但本土人才供给不足，对外发包需求依然旺盛。美国Market Line预测未来日本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市场基本保持年均增长1.7%左右的水平，到2020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达到8.43兆日元（约800亿美元）规模。日本的接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并逐步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三、主要接包国产业发展分析
政治风险、地缘远近、市场潜力、政府政策、人才结构、综合成本、信息安全、文化包容、营商环境等是发包国家选择离岸目的地国家的主要因素。2017年，美国管理咨询公司A.T.Kearney通过金融吸引力、人才技能和可获得性、商业环境三个方面对55个国家进行分析研究，发布了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GSLI）排名，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保持前3位。这项排名有助于发包企业在全球寻找最佳的离岸服务外包的合作伙伴。结合GSLI排名，本专题对全球主要接包国的发展形势、主要市场、领域和产业优势进行比较分析。（一）印度
根据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报告，2017财年印度信息技术及商业流程管理（IT/BPM）产业规模达1540亿美元，同比增长8%，高于同期印度GDP增速，其中，离岸市场规模达1170亿美元，同比增长8.3%，约占印度服务出口额的47%。印度IT/BPM产业现有企业超过16000家，创造直接就业岗位386万个，较上年增长4.6%。
美国和欧洲是印度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市场，占比分别为62%、28%，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业务发展较快。从业务领域看，印度服务外包产业以IT服务为主，2017财年IT服务外包出口收入超过650亿美元，定制应用开发、基础设施外包服务、应用管理是主要业务领域，占比分别达35%、21%、12%。BPM出口收入260亿美元，客户交互服务、财务服务、知识服务是主要业务领域，占比分别达40%、22%、21%。从垂直行业看，金融、电信、高科技、公用事业、制造业、政府服务等是印度IT/BPM最主要的业务领域。银行金融服务是印度服务外包出口最大的行业，占据41%的份额；其次是高技术和电信行业、制造业，占比分别为18%、16%。
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人才优势，印度每年有250万信息技术、工程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人力资源丰富。同时，这些高素质人才的工资较低，仅为美国的1/3～1/5，有利于吸引发包国将业务转移到印度去完成。二是语言和文化优势，英语为印官方语言，印度员工可与美欧发包企业员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印度高度重视工商管理教育，培养了大量既精通技术又擅长企业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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