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修·利伯曼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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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试读：
各方赞誉
2006年，有两本重要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创刊，年青的马修·利伯曼博士是其中一本的创刊主编。现在，利伯曼博士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在《社交天性》中，利伯曼博士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人类如何认识自我、理解他人、感知社会。针对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如何理解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如何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如何与他人合作，到如何帮助孩子高效学习、如何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利伯曼博士都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和建议。
这是一本兼具科学性和通俗性的读物，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了解研究者如何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还可以借助本书的内容帮助自己更为有效地与他人沟通，从事社交活动，更好地适应社交生活，进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周晓林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
科学，有民间和学院两种风格。在学院派脑科学家中，马修·利伯曼是稳健派——不求标新立异但求正确表达。以稳健的学院派领袖身份为普通读者写作科普作品，他笔下的社会神经科学与社会行为解释具有最高的可靠性和最深思熟虑的科普性。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科学是“真”，因为它的充分论证；科学是“美”，因为它严密的逻辑；科学是“善”，因为它与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相契合。《社交天性》就是一本让人感受科学之“善”的经典之作！叶航浙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是最善于抱团合作的物种。与谁抱团、如何抱团以扩大合作这些话题历来令人着迷。《社交天性》描述了进化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极好地揭示了人是如何开发其固有的人际互动潜能，来顺应扩大社会合作的需要和效益的。孙涤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有强烈的社交倾向，这一点人人皆知。但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马修·利伯曼却开发出了一整座思想矿山。《社交天性》充满了令人惊喜的洞见，它们非常有价值，善用之，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罗伯特·西奥迪尼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超级畅销书《影响力》作者
终于等到了！《社交天性》真的把人类的社会性变成了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外行还是业内科学家，在阅读本书时，都可以享受到莫大的快乐。罗宾·邓巴人类学家，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邓巴数”提出者
在《社交天性》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作为社会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之一，马修·利伯曼清晰地阐明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天生相互连接，这种连接对我们的思考、感觉和事业有什么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为什么很重要。沃尔特·米歇尔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心理学尼文讲席教授，“棉花糖实验”设计者《社交天性》是我一直期待的一本书。它出自社会神经科学领域最杰出、最有前瞻性的先驱马修·利伯曼之手，它告诉读者，我们人类为什么是相互连接的以及是如何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本光辉之作。丹尼尔·吉尔伯特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畅销书《撞上幸福》作者
认知神经科学这个领域是在19世纪形成的，稍显奇怪的是，在最开始，它主要与关于人类大脑的语言功能的一系列发现相关。不过，没过多久，菲尼亚斯·盖奇这个孤例出现在了研究者的视野中，从而预示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登场。作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马修·利伯曼在《社交天性》中全面地总结了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结果，并以生动活泼的笔触阐发了这个领域的重要发现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畅销书《笛卡尔的错误》作者《社交天性》一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转折和洞见，其曲径通幽之美不亚于丹·布朗的小说（本书带给读者的阅读乐趣也不亚于后者）。本书揭示了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取得成功的奥秘：我们的社交天性。本书解释了我们的社会性的起源和神经生物学基础，并阐述了这种天生的强大的社交能力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凯文·奥克斯纳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社交天性》一书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相互连接的，这种连接并非只是为了思考。作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先驱，马修·利伯曼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公平的味道就像巧克力、为什么心痛对人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过头痛。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知识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亚当·格兰特
沃顿商学院教授，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作者
这是我读过的有关人类自身天性的最引人入胜的一本书。毫不夸张地说，它真的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卫·洛克神经领导力研究所主任，畅销书《工作中的大脑》作者《社交天性》把最生动的故事和最尖端的神经科学成果结合到了一起，有力地说明了人类是如何相互连接起来的。马修·利伯曼的思想极其引人入胜，而且他的文笔也非常流畅。所有致力于研究人类这种社会动物的特性、所有关注人类境况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苏珊·菲斯克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社交天性》这本书令人着迷。它文辞优美，为读者展示了关于人类的社会性和我们的大脑的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最新成果。雪莱·泰勒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畅销书《抚育本能》作者
人类是精致的社会动物。《社交天性》是一本优雅的杰作，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人性为何如此，作者马修·利伯曼是全世界最权威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横跨多个最尖端、最前沿的学术领域，其中包括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群体研究、对人类的爱和友谊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对同情和利他主义的大脑基础的研究，等等。这本迷人的著作必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无论是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知识的普通人，还是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教授和学生，都能从中获益。萨拉—杰妮·布莱克莫尔伦敦大学学院教授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社交天性》作者马修·利伯曼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书中回顾了关于人类各种天生的能力（如自我控制、心智解读、同情共感等）的最新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人类的大脑为什么是相互连接的。本书不仅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极佳入门读物，还为我们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南，因此我强烈推荐它。托德·希瑟顿达特茅斯学院讲席教授献给娜奥米和伊恩，是他们让我知道了我的社会脑是什么样的。前言被忽略的社交天性
几百年前，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曾经这样写道：“痛苦与快乐……支配着我们所有的举止、言行和思想。”毫无疑问，我们会沉迷于肉体上的快乐，同时也会努力避免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它们真能“支配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吗？它们真的就是我们的一切吗？我认为它们远远没有我们通常所假设的那么有控制力。目前，规范社会运行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与边沁所宣称的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却遗漏了人类行为背后的一些最深层次的动机。
通常被边沁以及其他人所忽略的是：以一定的兴趣为基础，每个人都天生与他人相互连接。对于人类来说，这种连接同肉体上所感受到的痛苦与快乐一样基本。我们天生就是爱社交的社会动物，被深层次的动机驱动着的我们喜欢与亲朋好友们待在一起。我们天生就充满好奇心，想知道他人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感，而它又源于被称为“我们”的群体。然而，这种连接也会导致某些“奇怪”的行为，这些行为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理性自利的行为人的预期；只有把社会属性视为回答“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这些“奇怪”的行为才会显得有意义。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我的同事建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认知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对于人类大脑是如何对社交圈做出反应这一问题，我们利用诸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简称fMRI）这样的工具，获得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发现——放在以前，这是绝不可能的。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证明了以下这个结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与他人相互连接。人类的社会心理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亿万年前最早的哺乳类动物时期，而余下的社会心理则是在最近才进化出来，而且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理解这些心理机制如何驱动着我们的行为，对改善我们的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都至关重要。本书将详细阐述人类社会心理的神经机制，并阐明它们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社交生活的。第一部分大脑天生爱社交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亚里士多德01“我们”到底是谁
欧文和格洛丽亚已经为他们的“美国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们都是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孩子。尽管出身卑微，但是他们一路奋斗，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了大西洋城广受赞誉的成功人士。两人在十几岁时相遇，安安稳稳地度过了高中生涯。随后，欧文被杜克大学录取，但是不久后他便入伍为国效力，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他动身前往训练营时，格洛丽亚也一同前往，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战争一结束他们就结婚了，接着很快生下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他们长大后都成了非常成功的律师。欧文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他和格洛丽亚居住的房子。当欧文进入房地产业，格洛丽亚也与他携手创业。他们善于经营，头脑敏捷，投资购买了好几个停车场，后来，赌场业在大西洋城兴起，这些停车场便成了人人都想得到的宝贵资产。欧文和格洛丽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两人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休假。
然而，在欧文67岁那年被确诊患了前列腺癌，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不久之后，欧文不幸去世。欧文的死对格洛丽亚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不幸时，可能会伤心欲绝，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挺过去，通常都能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格洛丽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她之后的人生，格洛丽亚一直沉浸在失去老伴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且她的心智和记忆力也在慢慢地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以前，她是一个魅力四射、机敏睿智的能干女子——虽然有时也会有点杞人忧天。但是自从欧文去世后，她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他人感受，甚至有些刻薄的人。
格洛丽亚的朋友们无法忍受她的这种转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她，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怎么了？她的家人则不得不勉强容忍她的坏脾气和无理行为。人们对她的心智和行为变化的解释大多集中在神经生物学方面。或许格洛丽亚患了某种老年痴呆症？但是除了记忆力不断消退这一点之外，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可以证明。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她长期服用的用来抵御悲痛的药物损害了她的神经？然而格洛丽亚本人并不这么想，她知道问题所在，是欧文的离去让她觉得日子简直生不如死。我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她一有机会就会告诉我她这个想法——她就是我的祖母。她认为自己的心早就彻底碎了。多年以后，我问父亲，到底是什么导致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回答道：“在你祖父去世的那一刻，她也死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祖父母的生活，他们堪称所有成年人的典范。他们的婚姻生活稳固而健康，是彼此的终身伴侣。年少时，我在爷爷欧文亲手建造的那幢房子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我注意到，他们相处时，彼此之间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相亲相爱。我还注意到，他们是如何融洽地与周围每一个人相处的。如今，就像当年的欧文和格洛丽亚一样，我和妻子也从事着同样的行当，我们的办公室只相隔不到10米。我从爷爷奶奶那里得知，这就是幸福。为什么只需要保持稳定的关系，就能够让人感到幸福？为什么当这种关系消逝时，或者深爱的人离开人世后，会让人感到生活毫无意义，甚至于生不如死呢？当失去所爱之人时，我们的大脑会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它为什么要如此建构呢？对痛苦的这种强烈感知会不会是我们的神经结构中的一个“设计缺陷”呢？
我和妻子在过去10年里所做的研究表明，大脑这种反应机制根本不是一种“缺陷”，恰恰相反，它对我们的生存意义重大。当我们的社会连接（social connection）受到威胁时，经过进化的大脑马上就能以体验身体疼痛的方式体验这些威胁。通过激活特定的神经回路，大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肉体上的疼痛，而社会痛苦（social pain）激活的也是同样的神经回路。人类体验和感知社会痛苦的能力是我们的孩子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证，它会促使孩子们更接近自己的父母。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神经连接，也让始终与社会维持联系成为人的毕生需求，就像对食物和温暖的需求一样。考虑到大脑应对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时的反应十分相似，整个社会在对待正在经历着社会痛苦的个体时，是不是应该采取某种与现有做法有所不同的举措呢？我们通常不会要求某个断了一条腿的不幸之人“直接把这件事忘记就行了”。然而就社交方面的损失给一个人带来的痛苦而言，这类反应却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我与其他一些学者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完成的研究表明，我们实际经历社会痛苦的方式与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直观地认为，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但我们的大脑处理这两种痛苦的方式却很相似。
本书将集中探讨人类大脑的三种主要的适应，它们促使我们与社交圈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连接去建立更具凝聚力的团体和组织。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背后的神经机制的重叠就是这三种适应中的第一种，它确保我们的一生都将受社会连接这种动机的驱动。怎样选出一个总统
1984年10月21日，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他的竞选对手、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里根总统一直很受欢迎，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在意他的年龄，对他的支持也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坚定了。他在三个星期之前那次辩论中的拙劣表现，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心智健康问题的担忧。如果里根总统成功连任，那么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位总统（在参加这场总统辩论的时候，他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这种担忧似乎是多余的，里根在最后一场辩论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人们普遍认为这场辩论是这次总统大选的转折点，辩论结束后，更多的选民决定支持他，而且他们的支持态度也变得更加坚定了。最终，里根总统在这次选举中以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
里根是怎样在辩论中向选民们证明他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如臂使指般地运用自己的各种才能的？在阐述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时，他有没有试图有意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有没有通过在外交政策或税收制度等敏感问题上大力攻击蒙代尔来展示自己的优势？没有。是里根的幽默感使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是他在辩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机智以及脱口而出的妙语连珠使得他再次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人气不断攀升。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有力反驳是，里根被主持人问到年龄会不会成为选举中的一大问题时，当时里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不会在这次竞选中拿年龄问题来做文章，因为我不会利用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蒙代尔当时已经56岁了，他当然绝不可能真的年少无知。蒙代尔后来评论道，就在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
那天晚上，将近7000万美国人观看了这场辩论，之后人们确信“吉佩尔”（Gipper，里根总统的昵称）仍然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任何一个担心里根总统心智健康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个晚上我们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里根总统自己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现场的几百名观众让我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送出来的这群观众的笑声改变了我们对里根的看法。社交天性实验室
社会心理学家史蒂夫·费恩（Steve Fein）抓住了这个时机，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在这场辩论结束后，他请一些没有观看过现场直播的人来观看里根总统在辩论时的录像剪辑，其中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未经处理的，他们可以看到、听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就像在看直播一样；而另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经过消音处理的，他们听不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人听到的总统的辩词全都一样。那些在观看录像剪辑时能够听到笑声的人们认为里根强于蒙代尔。然而，那些观看了没有笑声的录像剪辑的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这些观众认为前副总统蒙代尔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认为里根风趣幽默，并不是因为里根在辩论中表现出了幽默风趣的一面，而是因为那一小群在现场的“陌生人”都认为里根幽默风趣。我们其实是被一些容易忽略的社会暗示所影响了。[1]
现在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你正在观看这场辩论（或许你已经看过了），你认为现场观众的笑声会影响到你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吗？在今天的总统大选辩论直播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CNN）每时每刻都会在屏幕画面的下方显示出一小群人对总统候选人的看法，你会受到显示在屏幕下方的这些数据的影响吗？它们会影响你的投票决定吗？我猜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会。在决定谁才能担任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时，少数现场观众的反应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这种猜测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人性理论”以及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为是一个思想完全独立、不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人。然而，我们很可能错了。每天、每时、每刻，别人都在通过无数种我们无法识别或者感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影响呢？
我们脑中的这些灰质为什么会如此急于通过观众的反应去理解里根的意思？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轻信”他人？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先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体会一下“读懂”别人的想法、从别人的言谈举止中辨别出他们的性格有多么困难。思想、情感和性格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能靠推测，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对他人的思想状态做出判断可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的里根还是几年前的里根吗？他的心智能力会不会已经开始退化了？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神经生物学上的检查，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现在这个里根与几年前的里根的差异呢？每个人每天都会像这样猜测别人的心思。这个任务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人类进化出了专门应对这项任务的神经回路。
尽管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抽象推理能力，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的优势或许应该归因于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的”思考。伟大的思想几乎总是需要人们发挥团体合作精神才能付诸实施、开花结果。而团体、组织要想发展壮大，则需要以一定的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为基础。拥有了社会推理（social reasoning）能力，我们就可以建立和维护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人类的大脑中有一个专门负责这种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神经网络，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大脑三大适应中的第二种适应。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社会推理与其他类型的推理似乎并无差异，但是负责社会推理和非社会推理的神经系统却明显可以被区分开来，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两个神经系统的运行几乎毫无一致性可言。在一般情况下，你的神经网络对非社会推理越开放，对社会推理也就越封闭。社会思考（social thinking）与非社会思考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越专注于某个问题，他（或她）就越有可能会疏远或者忽视就在自己身边、能够帮助他（或她）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说，非社会性的问题解决过程虽然可能很有效，但同时也可能会干扰以群体需求为指向的社会思考的神经回路。
然而，尽管大脑中存在着一个专门负责社会推理的系统这个事实很重要，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观看总统辩论时会如此轻易地受到现场观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推理系统似乎也失效了，使得我们对辩论的认知遭到了扭曲。我们头脑中的某个部分似乎错误地把观众的笑声，当作了里根的心智能力和精神活力的有效指标。为什么我们要用别人的判断来代替自己的判断呢？这并非是我们的一时糊涂。世界上充满着这种笑声，还充斥着其他类似的语境线索，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进化造就的大脑确保我们能够获取、接受我们周围的信念和价值观。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能成功地与别人协调一致；当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会远远超越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取得的成绩总和。我们可能会认为信念和价值观是我们身份的核心部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我将会在下文表明的，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潜进了我们的大脑里。
我在研究中发现，个人信念的神经基础（或者说，负责自我信念的脑区），明显与主要负责允许他人的信念影响自己的信念的某些脑区相互重叠。对社会影响来说，自我更像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而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坚不可摧的“私人堡垒”。我们拥有的这个被社会塑造的自我意识常常会导致我们去帮助他人（甚至可能多于帮助我们自己），这就是我将要讨论的第三种主要的适应。大脑中的“社交网络”
大多数有关人性的解释完全忽略了人的社交天性。当问人们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人类变得如此独一无二的时候，他们脱口而出的通常是一些经得起检验且相当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语言”“理性”“对生拇指”。然而，人类社交天性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至少2.5亿年的哺乳类动物身上，当时恐龙刚刚开始悠然漫步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社交天性被一次又一次地融入了自然女神投下的一系列“赌注”当中，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哺乳类动物的进化历史。这些赌注通常都以适应（adaptation）的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够被自然选中，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哺乳类动物的生存和繁殖。
就我们人类而言，这些适应加强了我们与周围人的情感连接，增强了我们预知他人心思的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进行协调合作。我们会因遭受社会损失而深感痛苦，会因现场观众的笑声而深受影响，这些并非偶然。我们经常把进化过程描述为设计人类所拥有的这个现代大脑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深入他人心灵、与他人进行互动而设计的。这些都是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s），而不是设计缺陷（design flaws）。在人类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的过程中，这些社会适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些社会适应也让我们觉得有些神秘。对于每个人自己的社会连接，我们在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用来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论，然而这个理论却是错误的。本书的目的是阐明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我们”到底是谁，并且告诉读者怎样才能更精确地理解人的社交天性，以便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的进步。
对人类社交天性的真正洞见在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快速发展，这是现在大多数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效率都十分低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任何一个社会机构都或明或暗地与某种世界观，即“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运行的”有关。归根结底，世界观就是一些关于人类天性中的各种“齿轮和杠杆”的理论，任何一个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机构的运行都要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当我们的学校、企业、运动队、军队、政府和卫生保健机构以一些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时，它们就不可能发挥出所有的潜能。这些理论错就错在未能正确地描述我们的社交天性。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某个组织内部的团队。团队领导人应该如何去思考其团队成员的社会福祉呢？如果团队成员彼此之间有了紧密的社会连接，会不会导致他们更热衷于社交活动，因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或者会不会恰恰相反，当团队成员之间有了紧密的社会连接之后，大家也许会觉得应该为自己团队的成功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呢？对于上面这些说法中的哪些可能是真的，任何一个团队领导人都必须心中有数。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影响团队领导人管理团队的方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忽略团队成员的社会福祉很可能会影响团队的整体绩效（甚至有可能会危及个人健康），至于个中的具体原因，我们往往无法事先猜到。
现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和Twitter，它们各有优势。与互联网一样，人的大脑内部也存在着多个“社交网络”，它们都由一系列脑区构成，共同促进我们的社会福祉。这些神经网络都有它们自己的强项。从脊椎动物到哺乳类动物，再到灵长类动物，最后到智人的这段漫长的进化历史上，这些神经网络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相继出现的。而且，在我们从婴儿成长为少年的过程中，上述各个进化阶段也会按照原来的次序全部重演一遍（见图1-1）。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将分别讨论这些社会适应。图1-1 社会适应出现的时间
连接。在拥有大脑新皮层的灵长类动物出现之前，哺乳类动物与其他脊椎动物分离开来，并且进化出了感知社会痛苦和社会愉悦的能力，从而使我们的幸福与社会连接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就人类而言，这种适应在一个人的婴儿时期就体现了出来，婴儿迫切需要保持各种各样的社会连接（特别是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而且，终我们一生，我们都需要社会连接。（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详见第3章和第4章。）
心智解读。灵长类动物已经进化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能够理解他（它）们周围同类的思想和行为，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保持社会连接、进行策略性互动的能力。就人类而言，在蹒跚学步的幼儿时期，一个人的社会思考能力就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物种的成年个体。有了这种能力，人类就能够创建各种各样的群体和组织，它几乎可以让我们的任何一个想法都能得以实施，也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周围人的需要和愿望，从而保证整个群体顺利地前进。（这是本书第三部分的内容，详见第5～7章。）
协调（harmonizing）。自我意识是人类最近才收到的“进化礼物”。虽然从表面上看，自我似乎是一种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且有可能会增强个体自私自利倾向的机制。但实际上，自我却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凝聚的强大力量而发挥着作用。在进入青春期前的一段时间和整个青春期里，青少年们会非常关注他们的自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接受周围事物的影响，逐渐成长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因此，连接主要与我们渴望成为一名社会人的欲望有关，而协调则指一系列神经层面的适应，它们允许群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影响其中的个体。（这是本书第四部分的内容，详见第8章和第9章。）
在下文中，我将分别阐述上述各个网络是如何塑造人的社会心理的，然后再讨论一些对任何一个科学发现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怎样通过有效的途径，运用我们了解到的东西去改善这个世界？怎样以社会适应为指导，去组织群体生活以增进个体的幸福感，把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将会就上述三个人生阶段来回答“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我会在第10章分析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连接，并以此来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第11章将探索如何才能使工作场所更加适应我们的社会连接，领导者怎样才能把已知的有关社会脑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提升员工的士气、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生产效率。在第12章中，我将会探讨一系列改善教育的方法，尤其是初中教育，因为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都在急剧下降。虽然人类天生具备高度社会化的能力，但是我们所在的组织却不会主动来适应我们。我们本来是一枚方形（具备社交天性）的钉子，却身不由己地被固定在一个圆形（非社交性的环境）的孔中。各种社会机构注重的通常是人的智商和收入，而不太在意驱动我们的社会因素。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将提出一些适当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幸福、更富有成效。社会脑能够教会我们很多东西。令人望而生畏的脑科学
我刚开始涉足大脑领域的研究时，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最初，我对哲学最有兴趣，后来却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我之所以要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就提到自己这段经历，是想让读者明白，虽然我很高兴自己最终对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脑科学确实是一门令人望而生畏的学科，下定决心从事脑科学研究并坚持到底并不容易。
大脑决定了我们到底是什么，它非常令人着迷；理解了大脑，也就掌握了解开许多未解谜团的钥匙。人类大脑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系统。人类大脑由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神经元相连接，创建了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纷繁复杂的神经“交通网络”。更加糟糕的是，大脑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可恶的拉丁文来命名的。（然而更让人抓狂的是，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居然可以有好多个拉丁文名称！）在花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神经科学后，我才不再对大脑感到完全不知所措。
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每章都只涉及一个脑区或大脑系统；我将会告诉你，你对这个脑区或者大脑系统需要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的焦点会始终集中在如下这一点上：围绕这些脑区展开的研究在我们的思想、心智、社交天性和“我们是谁”这些方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02大脑的“一生最爱”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过一次与女朋友分手的痛苦经历，当时我感到神思恍惚，怅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半灵魂。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自艾自怜，尝试了好几次并不快乐的“幸福时光”之后，我下定决心努力提升自己。如果我真的只剩下“一半”了，那么属于我自己的另一半空间便可以任由我发展了。因此，我开始着手准备让自己变成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以及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成为的人。仅仅一年之后，我就把这个“自我完善”计划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又变成了那个简单的自己。但在那一年里，我确实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那个改变自己的计划中。
在那一年，我每天都会花上数小时去做一些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必须仔细抉择如何使用非常宝贵的时间，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人选择从事的工作对这个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说明这个人认为自己更有机会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而且足以表明他已经“下了大赌注”，开始为了提升自己着手做一些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事情。我决定全力以赴成为一名作家。我把闲暇时间全都用来写作训练，我经常把写好的短文整篇扔掉——目的只是为了看看我能不能把它们以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重新写出来。与此同时，我还一边学习艺术史，一边学习民谣吉他弹唱，但是与我全身心投入的写作不一样，这些追求都没有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一丝涟漪。只有写作，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的生活。
这也证明，我们的大脑有着它们自己的激情。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大脑几乎总是把所有空闲时间全都利用起来，只致力于一件事情。你和我可能都会用五花八门的计划来分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与我们不同的是，大脑则会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完成一件事情上。
虽然我们的大脑一整天都会适应并响应任何分配给它的任务——如果你是一位会计师，必须在截止期限之前完成一份报告，那么所有跟数学有关的脑区都会被调动起来，以便支持你的计算；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史学家，正在某个博物馆担任馆长，那么除计算之外的其他脑区可能都会被调动起来，通力合作，但是，当大脑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任务上时，比如，当某天既没有税务表格要填也没有艺术品需要布置时，大脑就会转向那个它“一生中最爱”的事情上。
那么，大脑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显然，这必定与我们的成功人生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大脑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从来都不会用它的“闲暇”时间去做一些与我们的生活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发现，只要一有“闲暇”，大脑就会持续不断地做着某件事情，这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就是一场赌博，它把赌注下在了某件特别的事情上，因此这件事情必须包含无比重大的价值。默认网络，大脑中最活跃的神经网络
1997年，华盛顿大学的戈登·舒尔曼（Gordon Shulman）和他的同事们在同一期《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它是神经影像学研究领域的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当时，在试图确定哪些脑区参与了某些特定的心理过程（比如，记忆、视觉和语言）的实验中，神经学家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很流行的方法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过程和原理如下：在被试身上注入放射性示踪剂，然后科学家们就能够利用伽马射线确定血液流入了大脑的哪些区域（因为血液内含有放射性示踪剂）。某个脑区中被激活的神经元越多，流入那个脑区的血液也越多。
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被发明之前，如果神经心理学家想进一步了解发生在大脑内的心理过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地等待那些由于大脑疾病或头部意外受伤而不幸入院治疗的脑损伤患者的出现。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历史上，研究神经心理学的那几个最佳时期全都是战争时期，因为只有在战争期间，脑部受伤的患者才最集中，而且这些患者的脑损伤往往会分散于多个不同的脑区。然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的应用改变了这一切。科学家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研究任何一个心理问题。我们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项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深远意义。
戈登·舒尔曼的两篇论文只完成了以下这个“非常简单”的任务：通过对已有报告中的一系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总共9项）进行元分析，确定以往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各种心理活动一般都能激活哪部分脑区。舒尔曼的第一篇论文试图确定，各种不同的任务——例如运动、记忆和视觉辨别（当图片内容发生细微改变时，要求被试指出来）都能激活哪些脑区。结果有点令人失望：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共同被激活的脑区很少，而且都是一些不怎么能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脑区。在今天，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知道，这些任务分别依赖于几个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的大脑网络，因此在完成这些任务时，被激活的脑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重合之处。
在第二篇论文中，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某人不是在完成某个认知、运动或视觉辨别任务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更加活跃？”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神经学家通常只对那些执行某个任务时被“开启”的，即变得更为活跃的脑区感兴趣，因此他们的研究目标一般是将那些帮助人们完成某个任务的脑区识别出来。现在，舒尔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当你停止执行某个任务时，大脑内的哪个脑区会变得更加活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他发现，当人们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时，有一系列脑区确实比人们在执行某个具体任务时更为活跃（见图2-1）。图2-1 默认网络
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引发了一个重大谜团，而且这个谜团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开：为什么当我们的心灵处于休息状态时，或者当我们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大脑的某些脑区反而会变得更加活跃呢？是的，当你完成了某个运动任务时，与运动技能有关的各个脑区本来就应该“平静”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当你完成了某个运动任务后，为什么你的某些脑区还会有系统地变得更加活跃呢？或者，当你完成了一个视觉辨别或数学解题任务时，为什么同样还是这些脑区也变得更加活跃了？
在瑟斯博士（Dr.Seuss）的动画电影《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 the Hat）里，一个“长满青苔、有三个把手的传家宝”不见了，故事中的那只猫决定利用一种听起来非常正规，却是完全虚构的被称为“排除计算术”（calculates eliminatus）的技术来追踪这个宝物。据这只猫说，“排除计算术”的原理是，只要将失踪物品不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都识别出来，那么最后剩下的地方就必定是丢失物品的所在地了。当然，如果你的汽车钥匙丢了，用这种方法肯定不会奏效。
然而在早期，科学家们却不得不使用这种粗略的方法去寻找后来被舒尔曼发现的神经网络。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神经网络的知识中，更多的也是有关它“不怎样怎样”的知识，而不是有关它“怎样怎样”的知识。一个直接的证据是，神经学家们最开始给这个网络取的名字就是“任务感应钝化网络”（task induced deactivation network），因为在面对多种不同任务时，它的反应就是不反应。换句话说，各种任务反而导致这个神经网络关闭了。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怎样用那些你不会去做的事情描述你从事的工作？你不是一名会计师，不是一位营销人员，不是一名记者，也不是一位管理人员？这听起来虽然没错，但是，你到底是干哪一行的？别人仍然弄不清楚。我们给这个网络取的第二个名字是“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或者叫作“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从简洁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名字无疑更好一些。神经学家们最终接受了这个名字。因此，默认网络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其他任务完成时，这个网络会在默认的情况下打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是否能对这个神经网络的功能了解得更多一些。因为主持实验的主试并没有告诉接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被试要做些什么，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这些被试躺在那里，同时他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网络处在兴奋状态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这样一来，根据被试什么也没做时大脑各个区域的兴奋状态，我们很自然地就能描绘出这个默认网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被试没有被给定某个具体的任务与他们真的什么也没做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试想象一下，你正躺在一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里面。假设你正在执行一项常规的认知任务，比如辨别屏幕上显示的两个字母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当你用一分钟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屏幕上出现了“休息”这一提示语，于是你就知道了，在你必须再次执行这个烦人的任务之前，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它指的是，当其他任务完成时，这个网络会在默认的情况下打开。
主试不可能估计到你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但是你的思想却几乎从来不会休息。那么你就安心休息吧，闭上双眼30秒钟，试试看会怎样。如果你真这么做了，那么，你的大脑有可能会从一种思想、感情或者想象一下子窜到另一种思想、感情或者想象上。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在休息，而是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中。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去思考别人、你自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换句话说，你在“休息时”所做的事情正是被心理学家称为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事情。社会认知是我们用来称呼你对他人、你自己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的另一种方式。例如，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为了赚更多的钱能跟喜欢的女孩子约会，参与了一项心理学实验，在实验中他需要重复完成一些相当乏味的任务，因此一旦到了休息时间，他便会开始想起这个女孩子、他们约会的时间与地点以及她是否真的喜欢他等问题。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指对他人、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
因此，也许当我们在执行完一项认知任务后开始休息时，打开的默认网络可能就是与社会认知有关的。社会认知能力就是思考他人与自己的能力。不过，要想弄清楚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还得花一些时间，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社会神经学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默认网络上。当我们从一项任务中停下来后大脑会做些什么，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是社会神经学家通常会关注的事情。但是碰巧，我们在进行社会认知时激活的大脑网络确实与默认网络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默认网络支持社会认知——支持我们去了解他人和我们自己。大脑“空闲”时做什么
作为一名读者，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人们在无所事事时就会去想他人，这不是很明显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第一次注意到默认网络与社会认知网络两者高度相互重叠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种重叠告诉我们，人们通常对社交圈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当他们一有空闲时就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至于我本人，自从开始对两个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逆向思考之后，就已经完全确信这种关系非常重要了。这个思路转变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起初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在空闲的时候打开这个默认网络，是因为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虽然这千真万确，不过反过来也是对的，而且更加有意思：我现在相信“我们之所以对社交圈感兴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在我们空闲的时候打开这个默认网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网络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打开的，那么它就可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推向社交圈，而且不会仅仅局限于我们周围的人。确实，默认网络会引导我们去考虑他人的心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目标。借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概念，我们可以说默认网络促进了理解、同情、合作和关爱。或者更形象地说，这表明进化下了一个天大的赌注——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物种的成功进化，它把大脑的所有空闲时间都集中起来去发展和利用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了。为了成为一名作家，我下了一年的赌注；而为了让我们更具社会性，进化下的赌注却有数百万年！
但是我们真的有理由认定，默认网络的活动是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的原因，而不是对社交圈感兴趣的结果吗？是不是真的有证据证明，这是我们进行社会思考的一个先行指标，而不是滞后指标？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休息时默认网络也会激活，这个事实反映了人类这种进化而来的倾向——默认网络只要有空闲就会思考社交圈，而不是一种时断时续的有意识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些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争议。
一个关键的发现来自对新生儿的研究。几乎从出生那一刻起，婴儿大脑的默认网络就处于活跃状态。在一项致力于研究初生儿哪些脑区可以参与高度协调活动的研究中，科学家们仔细观察了一些出生仅两周的婴儿的脑区激活情况，结果发现他们大脑的默认网络的活动模式与成年人一样。在另一项研究中（观察出生仅两天的婴儿），科学家也找到了可以证明默认网络正在发挥其作用的证据。然而，相同的模式在早产儿身上却无法观察到，这就表明，这种机制是在婴儿最有可能进入社交圈的那个时刻启动的，默认网络也是在那时打开的。
为什么人类婴儿大脑的默认网络会保持活跃状态？很显然，刚刚出生的婴儿并没有培养出对社交圈，或者火车模型，抑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兴趣。出生仅两天的婴儿甚至连眼睛都还无法聚焦。换句话说，婴儿大脑默认网络的活动比他对社交圈的任何有意识的兴趣都要更早，这也就表明，很可能是默认网络激发了这些兴趣。
你可能会非常熟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著作《异类》（Outliers）中给出的如下著名论断：“你只要在某一领域花上10000个小时进行练习，那么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虽然人各有志，不同的人会把这10000个小时花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能够在大型音乐会上演奏的小提琴手，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也有的人希望自己成为游戏高手，但是毫无疑问，每个人的大脑只要投入10000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2]我们就可能成为这个社交圈里的专家。
一项研究发现，我们70%的谈话内容本质上都与社交有关。假设通常我们只花20%的时间去思考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我们的默认网络每天至少要工作3个小时。换句话说，在我们还不到10岁时，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超过10000个小时。大脑不断地回到默认网络（恢复到社会认知模式），完全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交圈的专家。
我之所以认为默认网络活动是我们关注社交圈的原因，而不是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的结果，还有第二个理由，我们通常是通过延长参加实验的被试的休息时间来研究默认网络的，比如，从30秒延长到几分钟。不难想象，在给定的这段休息时间里，人们会有意识地想到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提供人们的休息时间只有短短的数秒钟呢，结果会怎样？试着想象一下，你正在解一道数学题，你了解到，在开始解下一道数学题之前你有两秒钟的时间可以休息。你可能会想，在这短短的两秒钟里，你除了着手准备下一道数学题外，不太可能决定去尝试思考任何数学之外的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项研究中，我和罗伯特·斯邦特（Robert Spunt）、梅根·迈耶（Meghan Meyer）允许被试在做每道数学题之间可以做一个非常短暂的停顿（只有几秒钟），结果表明，不管是在这短暂的几秒钟的休息时间里，还是在更长的停顿时间中，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同的默认网络活动模式。实际上，数学题目刚一完成，默认网络活动就开始出现了。这表明，默认网络确实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打开的，就像人体的反射活动那样。这是大脑首选的存在状态，只要有一秒钟的时间，默认网络都不会放过。
在心理学上，启动（priming）是指你看到或者想到某些东西后，你会更有效地准备去做某些事情。试着考虑一下，当你读到“脸”这个字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请你看着图2-2，你看到了什么？首先映入你脑海的更有可能是人的脸，因为之前看到的这个字“脸”启动了你的认知，它让大脑做好了看到一张脸的准备。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大脑既可靠又快速地恢复到默认网络，同样是为了让我们提前做好有效地进行社会思考的准备。图2-2 鲁宾的错觉注：本图改编自Rubin, E（1915/1958）。资料来源：D.C.Beardslee&M.Wertheimer（Eds.）.Readings in Perception.Princeton, NJ：Van Nostrand, pp.194-203.
当我们在执行一个具体的任务时，默认网络就会安静下来，比如，当我们在数学课上计算一道数学题时，或者在历史课上研究古希腊陶瓷艺术时。但是一旦我们头脑中的“所有杂事”全都干完了之后，大脑就又会回到它“最忠诚的事业”上来，即立即恢复到默认网络工作状态。换句话说，大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社会思考了。大脑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处理（或者再加工）着社会信息，同时引导着我们去体验社交生活。很有可能，它是在利用这些空闲的时间把我们获得的新体验、新生活经历，融入到我们对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固有认识当中。它也可能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互动中提取信息以更新我们理解他人思想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神经系统的这个习惯，或者说工作模式，在出生才两天的婴儿身上就可以观察到；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只要我们一停止手头上的任何工作，它马上就会“接管”我们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适合于思考社交圈以及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
如果大脑的社会思考实践是从婴儿期就开始的，并且贯穿了整个成年阶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进化下了一个极其重大的赌注，它希望我们成为社交圈里的专家，想让我们时刻做好开始进行社会思考和行动的准备——进化“认为”这价值无限。当然这种持续不断的实践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是完美的“社会人”，我们并不是。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实践，我们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说到底，进化完全可以按另一种方式来构建我们的大脑，让它在空闲时间做其他事情，如学习微积分、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对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各种知识进行归类等。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有适应价值（adaptive value）的。但是，进化却把赌注下在了社会思考上。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为什么智商越高的人越不好相处
在20世纪，心理学领域里兴起了一种新的有关人性的流行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我们人类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具备了动物式的、由本能所驱动的动机倾向，同时又拥有出众、高水平的分析推理能力。我们的动机倾向由很早之前的爬行动物大脑进化而来，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件事（因为这四件事都是以字母“F”开头，所以被简称为“4Fs”）：战斗（fighting）、逃离（fleeing）、进食（feeding）和四处闲逛（fooling around）。相比之下，人类拥有的各种智能是在相对较近的进化时期才出现的，它们是让人类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
使灵长类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志是脑容量的多少——尤其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大小。前额叶皮层是前脑的一部分，大体上位于眼睛后面。人类巨大的脑容量允许我们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智力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脑就是为了去做那些需要智力的特定的事情而进化的。人类是唯一能够学会下棋的动物，但是没有人会说，前额叶皮层就是为了让人们学会下棋才进化出来的。相反，前额叶皮层通常被认为相当于一台万能的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几乎任何软件（这里所说的“软件”指的是能够教会它的东西）都安装上去。因此，前额叶皮层似乎是为了解决一些新的疑难问题而进化出来的，下棋只不过是它所能解决的无数个问题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拥有思考社交圈的能力和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所有“其他人”都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他们像“障碍”一样，横亘在了我们与我们的爬行动物式的欲望之间。这种观点认为，正如有了前额叶皮层，我们就能够学会棋类游戏一样，有了这个万能的前额叶皮层，我们也能够掌握社交游戏规则。这也就意味着，前额叶皮层能够让我们学会各种被容许使用的“招数”，使我们在社交活动中如鱼得水，大获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一词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社交，还是下棋，抑或是应付期末考试，都需要智能。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能测验的设计者们显然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智能不过是一种“能够适用于社交场合的一般智能”。这种观点隐含的意思是，社会智能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我们对社交圈的兴趣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需要面对社交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带来的结果。
确定人类的某种特性到底是不是某种意外，其中一个标准是看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猜测，全世界会打棒球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10%，因此，“很会打棒球”这种能力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意外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打棒球，但是真正打得好的人却非常少。相比之下，会笔直站立的人却很多，几乎所有人都会。学习语言也类似，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某种语言。同样的，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13000多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93%的人都拥有良好的视力。因此，我们不妨保守一点，将93%定为一个基准点，如果某种东西的普及程度达到了93%，那么应该就有理由说它足够显著，足以提高进化的适应了。
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超过95%的人都表示自己拥有不止一个朋友，那么我们怎么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社交天性只是一个意外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那么在你眼中，地球上的人类之间的友谊可能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现象。
几乎任何一个朋友，在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之前，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陌生人。通常情况下，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他很可能还代表着某种未知的威胁。然而到了最后，我们可能恰恰就选了这样一个人来倾诉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愿意在他面前暴露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甚至我们对他的依赖，可能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现有的文献表明，拥有友谊的物种屈指可数，不过对人类来说，友谊却是一种普遍现象。或许，拥有更多的朋友便等于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或许，有人把朋友看作某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密切跟踪与友人的每一次交往，对我们的付出与获取进行详细记录，以确保我们能够得到应得的（并且希望得到更多）。然而事实是，朋友之间的关系越亲密，就越不会计较彼此之间的得失。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拥有朋友，就能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就是朋友的主要价值所在。虽然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确实可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事实上，我们在交朋友时通常并不带有某种目的性。交朋友本身就是目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Facebook这个网站吧。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亿人在这个网站上创建了自己的账户，它是全世界人们最常访问的网站，它的访问量已经超过了谷歌、雅虎、eBay和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slist）。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像互联网这样主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Facebook，因为Facebook为我们提供了一处交朋友的最佳场所，别无其他原因。如果Facebook是一种宗教信仰（有些人确实认为它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那么它就是紧随基督教（全世界大概有21亿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世界大概有15亿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的世界上第三大宗教。美国人每个月花在宗教活动上的总时间大约为840亿分钟，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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