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风文丛·学人与学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南铁 主编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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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风文丛·学人与学堂试读：

序一：不必藏诸名山，还是置之案头

我不久前为一部杂文大系自选一集，对1986年夏写的《说“三不”》一文的去留，却颇犹疑了一阵。

那篇二十九年前的旧文，围绕领导人重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承诺，说了一些个人的想法。

这个“三不”，我最初想，该是针对余悸犹存的人们，用以安抚民心的。所谓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至少是从“文革”前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的问题，故在1961年政策调整时就提出过“三不”来消除影响。但随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个个大小运动都要“大批判开路”，口诛笔伐，故态复萌。到了十年动乱，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以致经过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等一系列务实和务虚的努力，许多人刚刚从“口欲言而嗫嚅”的状态中试步走出来，但仍然感到“辫子”“帽子”“棍子”如习惯势力的阴影在周边浮动。当年的领导有鉴于此，乃重提“三不”的口号，也许更多的是在向某些部门的掌权者发出信号，让他们收手吧。

我在《说“三不”》中，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对照宪法和党章，有辱国格和党格，并说“一个死抱住这一套不放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员，那也是不合格的”。因此，我说，对有关部门和干部仅提出“三不”，是“取法乎下”，相当于在公共汽车服务公约中订上“（对乘客）不夹不摔”一样，实在是大大地降格以求，会惹人耻笑。因此，我在文中建议，似可不必再提“三不”这个低标准的“丢人”口号了。

为了论证以“三不”来制止“辫子”“帽子”“棍子”的横行之可笑与可悲，我引了一幅给干部颁发“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的漫画为例说，如果满足于以“三不”为民主生活的佳境和极致，那就仿佛要对党员干部设立“不抓辫子奖”“不戴帽子奖”“不打棍子奖”；而“能不挨整，于愿足矣”则将被誉为模范公民的模范心理了！

这一番意思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选与不选上费了踌躇呢？是由于“辫子”“帽子”“棍子”已经销声匿迹，上述议论就如鲁迅说的那样，该与“时弊”一起速朽了吗？环顾周围，还不能这样说。

我是觉得三十年前那篇旧文，在今天看来，已经深感立论太高，过于超前，近乎空话了。

别的不说，当时被视为好玩的“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之说，今天看来，不像讽刺与幽默，反倒像是正式的建议了。

更重要的在于，当时就“三不”说了些多余的话，不但无助于实际生活中消除“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反倒参与推动了取消“三不”的提法，遂使原来可以公开声讨的弊端，变成免予追责的隐形常态了。我为自己的幼稚多嘴，颇有些悔之不及。

如是云云，我把那篇《说“三不”》最终留在自选集里，只是为了“存以备考”。

那么，是不是还应建议，重新把“三不”的老口号，作为旗帜高高扬起呢？

我想，中国传统文化讲，“事不过三”，这个“三不”也许在我建议不提它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出自享有公信的领导人之口，或对某些顽固不化的干部还有些警示作用，在今天不管谁说，恐怕都只能归于空话套话一类，如春风过各式各样的马耳了。《粤海风》改版之始，已近20世纪末，那时早已不提“三不”了，而舆论环境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编者知之，作者知之，多数读者或亦知之。作为一个文化批评的平台，这份双月刊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尽可能多的作者和他们的批评性言论，也最大限度地包容了质疑、商榷、辩难、驳论等不同意见。大家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即使不提到真理的高度，光说欲求真理所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之真相，也是需要多方互相补充印证，才能充分显示的。要达到这一境地，一份杂志首先是编者（当然作者也不应缺席），除了要具有“雅量”外，还须真正具有求真务实的文明精神。

求真务实谈何容易，它是要在排除“假大空”“瞒”和“骗”的艰难博弈中前进的，“真善美”是在克服“假恶丑”中得以立足的。这才成其为文明精神：文明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教养，更是一种精神。

人类是在不断扬弃野蛮的过程中逐步进入文明的。野蛮的特征是崇尚暴力。在原始人里，暴力是本能。随着人类的进化，暴力赋有了多种物质形态，其中包括语言暴力，进而从语言暴力发展出文字暴力。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的“偶语弃市”和“文字狱”属之，在中国以言治罪、以文治罪，总之以思想治罪，至少怕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直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左联”中某些“倚势欺人”以鸣鞭为能事者，还曾以“实际解决”恫吓被他们视为敌对的、正在受到蒋介石追剿的鲁迅。从1955年开始的反胡风等运动中，文字暴力总是与政治暴力相辅并行，对被施暴者“实际解决”，这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近事了。

这里我突出地说到文明，并且与野蛮对举。因为就文而言文，我们要看到文字暴力的实质：它是反文化的，更是反文明的；它是野蛮的遗留，更为野蛮开疆拓土。

而操文字暴力以行者，已不是旧日形态的野蛮人，他们可以文质彬彬，他们可以口若悬河，他们可以倚马千言，然而不掩其野蛮本色者，一句话，叫作：不讲理。

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观念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然而在某种特定情势下，却是“有理寸步难行（甚至动辄得咎），无理横行天下”。比如“理论”一词，究其语源，原是动词，如“理论一番”，就是互相据理而论，离开讲道理，理论也者，就是胡搅蛮缠。但恰恰是多年以来，一家之言乃至所谓金口玉言占据了所谓理论的制高点，派生出各式各样不像样而自称“理论”的无知谬说，违情悖理的无理搅三分，这就使有些人的所谓“理论”大大跌价，成为无理之论，其丧失信任也必矣。

与此相连带的是，对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文字暴力实施者，早已不是文盲、半文盲，而多是具有相当学历甚至高学历及各类职称、学衔者。如果说，当年暴力施行者自诩“俺是大老粗”，或仍可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谅解，而这类不复“大老粗”的“识字分子”施暴者，却不可再作等闲看。本来，在传统文化中，尊重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仅识文断字，而且“知书达理（礼）”，“理”所在，通过读书以达之。如果一个识字且不止于识得“之无”的人，不顾常情常理常识一味不讲理而不知脸红，你管他叫“知识分子”？读书人？文化人？都不像。叫他什么好呢？！

在当局重提“三不”直到不提“三不”以后，那些继续以各种方式耍弄“欲加之罪”的“辫子”“帽子”“棍子”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可以预见的时限内，似乎不可能根除这类人所安身立命的基点。

正是因此，我格外珍视《粤海风》新编百期所经历的十八年，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跋涉过来的。当代人仍可从这一选集所收的文字中找到一代人思想、智慧、理性的果实，将来的读者或仍可从这些果实中发现一代人凝结的心血。

是为序。2015年6月1日

序二：文化批评的风骨与风格

在我从事文化与文学批评近四十年的道路上，我始终坚信的是马克思文化批评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的意识，马克思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主义而发扬光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如今在我们的批评界却很难寻觅了，这是一个时代批评的悲哀，也是几代批评家的悲哀。谁来打捞这样的批评精神呢？担任《粤海风》十八年主编的徐南铁就在执着地做着这样的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国内人文社科杂志因受制于种种规约，纷纷抹去了观念的棱角和思想的锋芒，各个主编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或成为“传声筒”，或成为“批发商”，唯独失去的是办刊杂志的灵魂：风骨与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果，人们已经习惯了规训与顺从，主编大人只要铲除自己思想深处的异想，不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为办刊的基本原则，杂志就能活下去，乌纱也就不会掉。

其实，凡是办刊者都知晓这个普通的常识：人文杂志如果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做导向，没有犀利和独到新颖的观点做基础，那么，这份杂志一定是失败的。当20世纪90年代人们都在高声呼吁“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恰恰丢失了人文学科的灵魂，那是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只有少数的人和少数的杂志在始终坚定不移地苦苦寻觅着那条人文学科的“黄金通道”——在没有批判的年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岁月中寻找武器的批判，“破”是手段，“立”才是根本，重建一个有序的启蒙话语体系，成为这一代学人的人文之梦。倘若有一份杂志能够成为发表独特见解的平台，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大自然的造化就是如此，当《粤海风》以其绰约的风姿款款走近我们时，谁都不敢相信她能够走得这么远。

无疑，一份杂志的好坏优劣往往取决于其主编的办刊思想与办刊方针，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主编的人文知识积累而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只有具备这样素养的人，才有可能把一份刊物办得风生水起，让思想的磁力吸引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团结在其周围，并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呐喊。我以为《粤海风》之所以十八年来能够在人文学科界有其稳固的地位与声望，当然是与办刊者的学识与胆识分不开的。

就我本人而言，当初给《粤海风》投稿完全是看中这份杂志批判的锋芒，与主编的交流只是投稿时简短的书信往来，甚至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过主编徐南铁一面，但是我们的心走得很近，甚至比那些经常见面的同仁学者们都近，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学识和胆识感动着我，也一定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

从105期刊物的1 000余篇文章中遴选出四本书结集出版（此前于2014年已经结集出版了《迎面有声》等三本）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南铁兄是要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千年文化转型期里的一种思潮留下历史的底片，让将来的文化史书写者知道在这个历史时段里还有这么一群文化人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他们的文化信仰，坚守着自己的人文底线，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但是从一个个闪过的作者面影和一篇篇犀利文章的长镜头中，我以为他（它）们的“风骨”和“风格”是一致的。所谓“风骨”，乃批评之真义也，几十年来，我们把批评与评论混为一谈，中国有“评论家协会”，而无“批评家协会”，就充分体现了把批评泛吹捧化的普遍心理，我并不是说批评就不能进行褒扬式的评论，而将批评与吹捧的评论画等号，就完全歪曲了批评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内涵，不知从何时起，批评失去了自身的批判锋芒，当文化与文学批评一俟抽掉了批评的内涵，变成了一味的吹捧式的“评论”，成为时代的吹鼓手，成为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奴仆，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批评死了，文化也就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是要让人们理解这一文化与文学批评的真义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谓“风格”，我在这里不是专指文章在审美层次的那种格调，而是把布封的“风格即人”延展到这几本书中的所有文章的一致指向上——把人性的诉求和文化的进步作为批评的本义，批判一切阻碍人类文化进步的不合理现象，为建构一个理想的文化体系与制度而努力。我想，主编这套丛书的南铁兄的初衷应是如此吧。

不要以为文坛上的“评论”十分热闹，其实那数量巨大的评论文章背后只有一种理念支撑却是十分危险的，殊不知，它产生的恰恰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失去活力的表征，人们看不见的是那种模式化“评论”背后巨大的空洞，一个没有多元批评的文坛是一个行将没落的文化界面，所以，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是文化与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要知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应该依靠不断洗涤其身上的文化污垢，不断疗治其自身的文化疾病，才能获得不断再生的新细胞，健康地成长，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懂，我们的批评家们还能做什么呢？！

南铁兄试图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完成看似并不伟大的工程，虽然并不浩浩荡荡，虽然默默无闻，虽然筚路蓝缕，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意义却是永恒的。也许在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重读这部书系的时候，它会给后人留下一丝惊喜，若是如此，我们也就含笑九泉了！这不是悲壮，而是欣慰。

是为序。2015年4月28日于仙林大学城依云溪谷

序三：思想的发散性无法遮住

认识徐南铁已经很多年了，知道他做人做事朴实踏实，不事张扬，不扬才露己，也不轻易褒贬他人，只默默地做他的事、写他的文。正如他接手编《粤海风》杂志，默默地一编就105期了，而且每期的卷首语都由他来撰写。如今他从经他手所编的文章中精炼出若干，编为四大册，奉献给读者，也以此表示他对从事编辑工作的欣然谢幕，当然更表示他对自己编辑理念与文化职责的肯定。

南铁编杂志是有他的理念与原则的，也是有他的文化担当与价值追求的。作为一份文化杂志的主编，他立足广东，放眼历史与未来，针对时下的文化问题，在繁烦的约稿、选稿、编稿工作中默默地实现着他的理念与追求。

在广东，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就曾有办思想文化类报刊与杂志的尝试，有的留下来了，成了品牌，如《随笔》《开放时代》；有的虽留下来了，但也作了办刊方向的调整，如《南风窗》；有的则夭折了，如《沿海大文化报》。南铁曾是《开放时代》的副主编，也是《沿海大文化报》的创办人之一。《粤海风》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南铁手上竖起文化批评的旗帜。它的出现开始并不特别引人关注，但年复一年，它所编发的文章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日益增加，正如一笔沾了水的墨落在宣纸上逐渐晕染开去，结出了五彩的花，被读者所喜爱、所珍藏。《粤海风》所编发的文章，不像学术文章那样端着架子说话，有那么多烦琐的注释或参考文献，也不像某些报纸那样搞“标题党”，故意制造些惊世骇俗的话题。它更注重思考的深刻性、思想的发散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它也没放弃学术性，提倡与推崇的也是有“学术的思想”，亦即思想的启发要建立在一定的学术根基之上，讲究忆人议事尽量做到出之有根据、立论有法度，讨论问题时也尽量平心静气，去除火气。所以，不少文章观点是较为内敛的、含蓄的，但思想的发散性确是遮不住的，这就形成了这些文章的内部张力。或许这正是形成《粤海风》杂志的个性与风格所在。正如这沿海地区的风一样，刮台风的时间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时间是轻拂人面的冷风或者暖风。但沿海的风会带来新意，带来创意，带来变化，确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是为序。2015年5月1日于羊城暨南园

序四：沙尘吞没不了痕迹

这是一套很好的书，值得一读。它是徐南铁从他所主编的100多期《粤海风》中选出来的。

我常常想，那些比较好的报刊，比如《南方周末》，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分门别类按专题编辑文集。我的想法当然是读书人的一种私心，因为成堆的报刊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保存，分专题做成文集，不仅方便保存，而且翻阅起来也方便。现在，徐南铁这样做了，我当然要表示我的支持，为这套书的出版表示我的祝贺！《粤海风》是份难得的好刊物，从1997年至今，18年，100多期，很受知识界的欢迎。当然，文化批评刊物，涉及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在这个价值分裂而且颇为混乱的年代，自然是“众口难调”，无论哪一家有个性的刊物，想获得“一致好评”都不大可能。不过，这种情况倒正好成为对刊物的一种检验，什么人喜欢什么刊物，什么刊物为什么样的群体服务，可以一目了然。据我所知，知识界除个别人之外，对《粤海风》的追求、选择和自我定位，都是颇为赞赏的。我所尊敬的董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近十多年来，思想文化界的麻木与混乱，虚假与平庸，标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这使我辈仍固守着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人感到十分苦闷和寂寞。只有少数刊物给我们以温慰与鼓励，《粤海风》就是其中之一。”（《粤海风》2014年第1期）必然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言论，正如有人不喜欢《粤海风》和《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一样，因为如果认定这十多年的思想文化是一片繁荣，形势大好，或者认定它糟透了，远不如“就是好呵就是好”的那个年代；如果认定知识分子已经死了或早就应该死去，或者认定知识分子仍然应该被改造，所谓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应该被彻底打掉的；那么，这“苦闷和寂寞”就是活该，而给知识分子带来“温慰和鼓励”的刊物，自然不是好东西。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时代事实是：董健先生的感受并非个别人的感受，而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共同感受。当我看到他的这段话时，第一感觉就是：老先生说得太好了！

一份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的文化批评刊物，能够生存下来，实在不容易。坚持走自己的路子，坚守自己的品格，而且深得读者喜爱，它靠什么？只能是靠刊物的质地，靠它的实际内容，更具体地说，靠它对理想的坚守，靠它所显示的担当，靠它的品格，靠它给读者带来的知识扩展和思想启迪。文章言之有物，使人读之受益，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直面现实问题，揭示历史真相，说说也不容易，做起来就更不容易。然而，《粤海风》坚持了下来，刊物一直保持着清新活泼和可贵的锐气，在一片沉沉暮气之中像一片绿洲，显示着思想文化的生机。《粤海风》的自我定位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它没有向当下流行的权威刊物或核心刊物看齐，没有让自身加入死气沉沉的学术期刊队伍，也没有让自己走上取悦大众的道路，没有成为娱乐性的文化快餐。它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批评期刊，面对知识界，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与此同时，值得称道的还有它的开放性和前沿性。开放性表现在它的目光和视野，也表现在它的作者队伍来自五湖四海，而且表现在它不拘一格的文体和形式。这里有无可挑剔的学术论文，也有长长短短多种多样的学术随笔，立足于广东这个时代变革的前沿，同时面对全国，容纳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刊物显示着一种难得的锐气，有可贵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既能及时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和困惑，也能帮助读者看到一些长期以来被遮蔽和改写的史实，明白一些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事件背后的真相。未来的学者梳理某些问题的研究时，大概不会忘记许多问题是《粤海风》最先提出的。

众所周知，刊物的面貌往往取决于主编，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刊物，这话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主编有时也会无可奈何，无力把刊物办成自己想象的样子，但是，一个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主编办出的刊物是什么样子，人们却并不陌生。回顾过去的几十年，许多曾经很有影响的刊物，就因为主编退休或更换，便不再受人关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粤海风》得到读者的喜爱，得到知识界的好评，显然与它的主编徐南铁有关。徐南铁这个江西汉子，出任《粤海风》主编时刚刚40岁多一点，正是做事的年纪，而且有才有志有追求，有胆有识有担当，怀揣许多梦想，所以，他不会像一些主编那样为办刊物而办刊物，为做主编而做主编，更不会把精力用于创收赚钱，而是真想为文化建设做点事。正因为这样，他这个主编做得特别用心，因为他知道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比如，他知道珍惜现实给予的言论空间，知道尽量用足它。我们的空间本来就有限，而我们的许多主编们，却常常并不珍惜，满脑子都是那个职位，以及职位所附带的那些利益，而没有理想和追求，没有历史的责任感，这样一来，自然不会有担当的勇气。因此，秋风未起，就担心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缩手缩脚，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动，所以，什么开拓，什么创新，什么建设，就都谈不到了。更为严重的是，言论空间的边界在哪里，常常没有明确划定，为安全计，自然是主动远离边界，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是把本来有限的空间弄得更窄。

徐南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想做事的，所以不会做那样的主编。他是什么样的主编？《羊城晚报》的方唐先生说过：“曾闻人说：办杂志可用秀才，办大报必须是将军之才；南铁先生是将军之才办杂志。”真是知人之论，南铁本应是将军。做杂志的主编，亦然可见将军风：知大局，识大势，胆大心细，敢于攻守。因此，他能把有限的主观能动性投入历史的大局和大势之中，使它得到充分发挥。18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空间，为知识界赢得了更多的空间，却并没有因为冲动和莽撞而使刊物与自己一起葬送。

办刊物不容易。18年，100多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甘苦可想而知。行进的艰难，成功的喜悦，感受最深切的还是主编。所以，一份好的刊物，一份体现了主编意志的刊物，对于它的主编来说，就像是他的孩子。何况，一个人能有多少个18年？青春所在，心血所系，回望之际，岂能无情？我想，这也是徐南铁编这套书的心理动因。

所以，最后我要说：敢于直言现实弊端，敢于披露历史真相，有这两点，100多期《粤海风》已可永存。于沙漠中开出一片绿洲，艰难维持18个年头，即使最终被沙尘吞没，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南铁兄应该无憾！

我相信，尽管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学术）正进入一个大跃进的年代，就像1958年的钢铁与粮食，丰收的锣鼓过后，可能留不下多少东西，但是，这套书和《粤海风》一样，不会像那些泡沫一样无声消失，更不会像某些跃进成果一样成为历史的笑柄。2015年5月于天津社会山花园

学人造像

两个痛苦的灵魂：法捷耶夫、周扬

我对通常的史书兴趣不大，原因简单，内中记载的事件和人物，可信度往往大打折扣；倒不如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回忆录”来得痛快淋漓，大胆吐露历史的真情。历史要远距离看，距离近了看常常会失实。“回忆录”的作者，大多是事件的参与者，感同身受，体验真切，加上长时间的精神酝酿和思想过滤，对事实真相的披露已不牵连个人的荣辱得失，也便于排除各种偏见或个人意气，因而其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大超过了钦定的史书。

最近，我读了两部“回忆录”：一部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另一部是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是两部具有真知灼见和历史价值的好书，值得细读。两书记载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甚多，我不可能作详细评述，只是选出前书中回忆法捷耶夫、后书中记叙周扬那些篇章来谈谈。读者不难发现，这两位在类同的国体和社会制度下出现的“作家兼首长”的人物，他们的功过得失和悲剧命运何其相似！这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法捷耶夫（1901—1956年），是苏联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和党组织的领导人。他的创作活动从1921年开始，他亲身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当过游击队员，早期创作了《泛滥》（1922年）、《逆流》（1924年）和长篇小说《毁灭》（1927年）。30年代开始，他同时创作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业》（均未完成）。1945年，卫国战争刚刚结束，他以高度的热情和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这部小说使他取得了殊荣，获得了1946年的“斯大林奖”。

以《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巨浪》等长篇小说闻名于世的爱伦堡（1891—1967年），比法捷耶夫年长十岁。他们是“挚友”。因此，他的这部回忆录，凡是谈到法捷耶夫的地方，都采用“平视”手法，既不为贤者讳，也无须掩盖或夸大事实真相。

爱伦堡在回忆录中充分肯定法捷耶夫“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学识渊博”，“意志坚强”，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良知和卓越贡献的作家。然而，他以敏锐、犀利的笔触，揭示出法捷耶夫是个“十分复杂的人”，有双重人格，空虚、孤独，灵魂痛苦不堪。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是拉普派领导人之一，执行过极左路线，此后又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总书记。在他身上明显体现了“作家兼首长”的双重身份。他跟苏共中央上层领导过往密切，并深为斯大林器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在苏共中央领导人面前，他是个“听话”的作家；在广大作家面前，他则俨然是个“首长”。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既脱离了群众，又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思考。爱伦堡描绘法捷耶夫那双“明亮而又冷冰冰的眼睛”，描绘他如何善于在文章或报告中“赋予斯大林的一句简短的话以深刻的含义、智慧的光辉”，这些细节都是相当传神的。

法捷耶夫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是忠实奉行斯大林的极左路线，他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牺牲品。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别看法捷耶夫身处文学界的领导岗位，却常常身不由己。最突出的例子是，斯大林没读过小说《青年近卫军》，却看了格拉西莫夫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影片触怒了斯大林。影片描写的是一群留在被希特勒匪徒占领的城市里听天由命的少年。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有人向斯大林解释，说导演是以长篇小说为依据的。报上出现了严厉批评《青年近卫军》的文章。随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法捷耶夫的信：他承认批评是公正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黑色冶金业》修改了一二十年，最终仍然未能完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说来简直像是笑话，那部《黑色冶金业》，负责工业建设的马林科夫就曾经向他发出了若干错误的歪指示，使他精神上不得安宁。他经常苦恼不堪，哀叹自己江郎才尽，再也“不能动手写新的作品了”。法捷耶夫的创作生涯有三十五年之久。他自称“写得很多，可写成的很少”！是否因为他“过于贪杯”，才疏于写作。爱伦堡反驳此说，“美国作家福克纳喝得更多，可却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看来法捷耶夫存在着一些别的精神障碍，那或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宗教式的“个人迷信”，使他的独立人格、意志、智慧、创作激情遭受了严重的禁锢和挫伤。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执行斯大林的极左路线，在政治上甘当“驯服的工具”，他非但害了自己，而且也危及别人。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对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等都进行过批判和攻击。爱伦堡对此作了深刻的概括：

法捷耶夫同千百万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把对主义的忠诚同斯大林的每一句话联系在一起，不管这句话是否正确。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然，法捷耶夫知道，巴别尔不是“间谋”，左琴科也不是“敌人”，斯大林对普拉托诺夫或格罗斯曼的不满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也知道另一件事：对于千百万勇敢而忘我的人们来说，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

到了晚年的法捷耶夫，每念及自己所犯的错误，总是心如刀绞，苦不堪言。“他一年比一年忧郁，两眼日益经常地显得冷冰冰的，视而不见似的。他开始更为频繁地饮酒，酒量更大了，他主要是同那些跟文艺界相距很远的人一起喝——他想忘忧。”可是他得不到解脱，最后以自杀告终。

令人诧异的是，我们从法捷耶夫的一生悲剧命运中，竟能窥视出周扬的若干面影，两人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周扬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和党组织的领导人，同样具有“作家兼首长”的双重身份。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路线的权威阐释者和推行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却经常挨毛泽东的骂，据韦君宜的记载，《武训传》是如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是如此，胡风问题也是如此。胡风写了一本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周扬在会场上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来，他确实没有想到。

作为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曾经打击过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秦兆阳……违心地把他们划成右派。最后连他自己也没有保住，被作为“阎王殿”的元凶、“四条汉子”之一，揪出来了，锒铛入狱，关押将近十年！

周扬被“四人帮”称作“反革命两面派”，这个指责当然是诬陷的不实之词。然而，灵魂、痛苦、双重人格、精神状态极其复杂，周扬跟法捷耶夫颇为类似，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从狱中释放出来，重新踏上领导岗位，晚年时期的周扬，向广大作家和曾经被他打击过的同志，出于真诚地“认错”“自责”“忏悔”，声泪俱下，显示了他的灵魂的焦灼、痛楚、蜕变、自新。他取得了人们的谅解。他比法捷耶夫的表现无疑要勇敢、积极得多。

了解周扬的人都说他是个天才，禀赋极高，学识超群，可惜他生不逢时，大半生处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泛滥的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当了“驯服的工具”，他的才能无法得到真正的发挥。在韦君宜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下，周扬勉强答应整理旧稿，准备出文集。当他面对一大堆“大批判”式的“报告”时，他感慨万千，终于说了实话：这里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并不是他的手笔。周扬此时的心情是何等沉痛，他的“自我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悲哉，周扬！

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收藏器，它有自身的规律可遵循。在那个权力过于集中、国家大事一个人说了算数、“个人迷信”泛滥成灾的年代，法捷耶夫式和周扬式的悲剧人物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妨借用爱伦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　1998·11-12

两点之间的曲线人生——关于朱光潜的回忆

最近，在《文汇报》的“笔会”中，看到一篇回忆朱光潜的短文，是著名的摄影家邓伟写的，并附有他所拍摄的一张朱老先生的照片。由于父辈的关系，他曾有幸成为朱光潜的一个较为亲近的小字辈，因此，保存了若干对老先生的亲切回忆。这篇文章与这张照片，也激活了我自己对朱光潜先生的思念。

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怀旧倾向是一种天然的温床，外来的因子哪怕只像蒲公英飞絮那样轻忽也可以萌生出一片繁茂葱郁的回忆之绿茵，就像普鲁斯特舌尖尝到的那块玛德莱娜小甜点，竟引发出如流水潺潺不绝，似江河浩渺流淌的陈年往事那样。一般说来，怀旧的心理惯性是以两个条件为基础的，一是往日积累下了丰富而生动的印象与感性知识，一旦记忆的闸门打开，往日的印象、感觉，对形象与氛围以至于颜色、气息的记忆即纷至沓来，如势不可挡的潮水，就像普鲁斯特那样，忆出了整整一个“似水年华”，并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二则是往日在某件事上、在某个方面感触甚深、震动甚大，一旦再次引发，便感触陡生、思绪纷呈，鲁迅夜遇一个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后来却引发出一大篇的感言，大概就是这种情形的例子。

说实话，我与朱光潜先生并不熟稔，也不接近，具体的交往并不很多，因为，我和他不是在同一个单位任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就像他与张隆溪那样。几年前，学术文化界曾有人把我称为“朱光潜的学生”，基本上是一种牵强附会。原因不外有三：一，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而朱先生就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但我在北大时，的确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二，我也做过一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与翻译，而朱先生就是西方批评史、西方美学史的权威；三，朱虹的确是朱先生的受业子弟，在北大上过朱先生的翻译课，曾被朱先生称为他的“三个得意学生”之一，此事在学界广为人知，因为朱虹与我是一家人，难免有人会把我这一粒鱼目误认为是“珠子”了。

虽然我与朱光潜先生相隔不近，接触不多，交往甚少，但是，在学界长辈中，他却是我从年青时代一直到上了岁数，仰望得较多、关注得较多、思索得较多、揣摩得较多的一个，因此，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就引发出不少记忆与思念，何况有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足以使我终生难忘。二

在前辈师长中，我最早知其名者，要算是朱光潜。从初中起我就开始喜欢跑书店，在书店里就曾不止一次见过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也曾翻阅这本书，当时觉得书中所谈的好像都是比较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的内容。什么美呀，艺术呀，审美呀，等等，隔我那尚未开窍的脑袋比较远。那时，我感到亲切、有吸引力的只是还珠楼主、《鹰爪王》与《侠盗亚森·罗平》之类的作家和书。即使后来到了高中快要毕业，已经准备投考西语系的时候，我仍然对朱光潜那高深的美学未敢问津，真正对朱光潜这个名字肃然起敬，那是在进入北大西语系以后的事了。

在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这年的新生在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萝蕤、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驷、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对于这一大批名师，西语系的学子无不津津乐道，并都引以为傲。

显而易见，冯、朱二位当时之所以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业绩更大，学术声望更高。冯至不仅是公认的德国文学权威，而且是鲁迅赞赏过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杜甫研究也是蜚声学术界。朱光潜则早已是资深的美学研究大师，早年几部力作并没有因为时代历史的变迁而褪色，也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而丧失其学术价值。而且，早在抗战期间，他就担任过大学里的文学院长，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尊重文化，还曾接见过他；蒋介石撤离大陆前，他也是国民党派专机要抢运到台湾去的名教授之一，但他拒绝登机离去……

学子的崇拜从来都是名师崇拜，大部头论著崇拜。从一开始，朱光潜就足以使我辈肃然起敬，甚至有点顶礼膜拜，虽然他在“政治上”入过国民党，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但“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也不感兴趣，何况他不是最后拒绝站到台湾那边去吗……所有这一切，使我从没有对他有什么保留。

仅仅是以学术标准进行衡量，而不是以掺杂了其他标准或其他因素，这与现如今比较起来，倒可说是单纯朴实一些。现今者，时代进步了，实际操作的标准显然复杂细腻多了，其中有了官本位制的成分，有了商品社会中大为时兴的公关学的成分，以致在赫赫有名的“翰林院”里，没有多少学术业绩，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却头戴“特级研究员”“博导”“一级教授”的冠冕堂皇者颇有人在。

在北大的几年中，西语系这两个“一级教授”，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倒常能见到；另一位朱光潜，则很难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一次吧，即使有他也不大出席，听说，他前两年教英文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高年级毕了业，他就没有课了，西语系教学中心的那幢楼也就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是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从附近穿过，有同学才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位老员工，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大而锛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当，但全身却透出凝重肃穆之气。三

我与朱光潜开始有具体的接触，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1953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隶属于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其中的西方文学研究组，起初就在北大西语系办公，和朱光潜可算是同一个大单位的。到了1958年后，这个研究所才从北大独立出去，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其他研究所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至于这个学部又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得胡乔木与邓力群之力而成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方针是，“有计划地、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各时代，各流派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和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及创作技巧的专著与论文，以古典论著为主”。显而易见，刊物突出了一个“洋”字，一个“古”字，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艺势头正健、“大”“洋”“古”的倾向不止一次受到责难与批判的时代条件下，倒是属于另外一格，颇带来一股典雅文化的清新气息。编委会的组成也一目了然，我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教授、翻译家都一一在列，如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杨周翰、傅雷、陈占元、田德望、金克木、陈冰夷、辛未艾、蒋路、蔡仪等等，一看就与文化界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文艺家、理论批评家不属同一路人，颇有学院派的色彩，编委会并未明确署出主编，但召集与整个编辑工作的主持者都是蔡仪，他实际上就是主编。

我1957年毕业后，就是被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工作。在蔡仪手下，具体做编辑工作的有三个人，两个搞俄语的都比我年长，其中还有一个是从延安来的，他们都是我的上司、指挥者，我是年轻的西语系大学毕业生，于是到一个个编委那里，特别是到西语一片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都由我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一般联系与具体跑腿的工作也并不简单，主编先把未来几期的中心主旨拟定，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浪漫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之后，就要征求编委们的意见了，包括每一期的重要选目与每一篇的译者人选，以及请编委审定译稿等等。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特别喜爱，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知识含量，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何况，骑一辆自行车驰来驰往于中关村与燕南园之间及未名湖畔，沿途垂柳飘飘，湖波粼粼，绿荫掩映，小径成趣，出入学术界名人的府第、寓所，又肩负着一个学术刊物的使命，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潇洒愉悦、风光得意的乐事。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也就是在那时，我与朱光潜有了具体的接触。

北大南校门外，一箭地之遥，燕南园。五六十年代中国最优美的住宅小区。郁郁葱葱的园林，整洁幽静的小径，巴黎风格的路灯，一幢幢精美雅致的小洋楼稀疏地散落着。北大的名教授很大一部分都居住在这个园林之中，冯至、朱光潜、罗大冈、杨业治、向达、林庚、陈岱孙、吴达元……每来这里走一趟，就是一种享受，一种熏陶，一种精神提升，这里的绿意与生活格调，是我青年时代的理想境界、愿为之奋斗的境界，没想到如今到了“古稀之年”，仍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不过，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燕南园的树木大为凋零，绿茵大为荒芜，一幢幢小洋楼大为破旧，致使罗大冈在自己的评论文章尾部常署上“写于湮园”的字样。他一直是燕南园的住户，当眼见过这个园林“湮泯”的过程……只是又事隔多年，不知“改革”之后，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燕南园又是什么样子了？

朱光潜的家在燕南园腹地的深处，环境格外幽静。而他那幢楼房与他那个院落，至少如我所见的，更是阒寂无声，渺无人迹，像电影中一个无人的修道院或古刹。我头一次去时，按了好几次门铃之后，才有一个女孩走出来，她年龄看来不算太小，但身材矮小而瘦削，她有一个大得出奇的朱光潜式前额，显然是极为聪明的，样子不像一个真实的少年人，而像是一个传奇中高智商的精灵。我只见过她一次，但印象却十分深刻。

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神情烁烁，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不时吸上一口，那态式、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摩的对象。别忘了，他专攻过心理学，有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而且是“变态心理学”的论著！坐在他面前，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褶皱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一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作为学者，他对刊物选题与编译的意见都很明确、干脆，绝不含糊圆滑，也绝不模棱两可，而对于刊物之外的任何学术理论问题，他又有严格的界限，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高谈阔论，枝叶蔓延，而这正是青年学子每遇名家大师都期望见识到的“胜景”。如果说我曾经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肃穆之气的话，一接触之后，我就明确感到他更有一种由内而外、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威严。他讲起话来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一口安徽桐城的乡音，听起来相当费劲。他脸上一般是没有笑容的，但有时笑起来却那么开心，笑得咧着嘴，像是从心底里蹦出来的，这经常是他在讲了一个自认为得意的想法或意见时才有的，而绝不是听了对方的趣语或交谈甚欢的产物，而且，这时他会停止说下去，将那咧开了嘴的笑停驻在脸上，眼睛盯着你，似乎在等着你的回应。有了几次接触后，我就相当确切地感到，他是一个自主的人，很有主见并力求影响别人的人。他绝不跟对方讲多余的话，但当我小心翼翼地从业务工作范围里挪出去一小步，恭维他精神很好、身体很好时，他也很和气，很善意地告诫我：“身体就是要锻炼，每天不必要长时间，但一定要坚持。”当我又得寸进尺地奉承他的太极拳打得好，青年学子称为“出神入化”时，他以权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最好的运动是慢跑，每天慢跑半小时，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最大。”（他在校园里跑步的样子，我见过，步子不大，节奏不快，身体前倾，身姿有点可笑）从此之后，我一直记住了他这一经验之谈，并断断续续效法他这一健身之道。多年之中，每当我身上的惰性占上风时，我就想起朱光潜年长笔健的经验，而强迫自己继承他这一“衣钵”，反反复复，终于养成了习惯，时至今日，我仍坚持不懈，而且在慢跑时，脑海里还偶尔浮现出朱光潜在燕南园迈着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于1957年创刊，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收场，最后一期出版于1966年，前后十年，共出版了十七册，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册三十万字，总共五百多万字。试想，以五百万公斤炸药投放在单一一块阵地上，其动静与后果该有多大！无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前最大的一个“大洋古”项目，它的所作所为可称得上是丰富、厚重、扎实，它全面地、精到地译介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批评史中的名家、名著、名篇，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有一个专集或至少是作为一个专集的专题，有的更占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专集，如悲剧理论、喜剧理论、浪漫主义创作论、现实主义创作论等。

那个时期这个刊物在学术文化界所引起的轰动，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怎么加以评价都是不过分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启蒙渠道，少有的一个西方橱窗，它为我国的西学文化，为后来几十年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与其成功，除了由于刊物有明确的主体意志、主体创意外，那就得归功于国内一批最出色的学者专家所组成的编委会的坚持努力了，当然还缺不了学界与译界同仁的一致支持。

在编委会中，朱光潜和钱锺书一样，也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编委，在工作上也得到我的上司、主编蔡仪的格外尊重。虽然他们两人的美学观点针锋相对，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蔡仪就发表过长篇论文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批判。如果光从蔡仪在工作上对朱光潜的尊重来看，你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美学问题上是两个“死敌”。朱光潜与钱锺书在编委中之所以得到格外的尊崇，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真正权威，学养深厚，著作等身，在后一方面，朱光潜似乎更胜一筹，因为钱锺书的《管锥编》尚未问世。朱光潜也很重视来自文学研究所的这份尊崇，因此，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贡献甚多，出力不少。如建议选题选目、推荐译者、审定译文以及提供自己权威性的译稿。他所译的黑格尔的《美学》，就是提前在这本刊物上问世的，他还特别为美学问题的专号赶译了德国19世纪后期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里普斯的长篇论文《论移情作用》。四

其实，这时的朱光潜在学术上有体面风光、矜持尊严的一面，也有躬身弯腰、尴尬委屈的一面。他那时的学术身份就已经有点“特别”了，我不知道打这么一个比喻是否恰当：他似乎可说是学术界的傅作义。

1956年6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长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自我批判之彻底与激烈，实在令人惊奇。他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说自己“解放前的著作在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广泛的有害影响”，对此，自己“一直存在着罪孽感”，认为自己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趣味“带着阶级的有色眼镜”，“有极浓厚的悲观厌世”，有“鄙视群众，抬高自我，脱离现实，图个人享乐”的“颓废思想”等等。总而言之，“是从根本上错起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是“反现实主义的，反社会、反人民的”。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除了“反党”的帽子外，也许是他觉得“反党”才是最大最可怕的帽子，“反党”那岂不就是“反革命”了嘛，他得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至于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与克罗齐、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当然都被他一一否定。一个如此重量级的权威刊物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在当时无疑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与重要性似乎不小于“北平的和平解放”。那时，我正在西语系念三年级，正忙于应付自己严重的神经衰弱与耽误的功课，没有注意到这件大事，对此事有所知晓，却是在参加工作，与朱光潜有所接触相当久之后的事了。而在接触的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朱光潜身上也有“傅作义的性质”。

后来，我常想，朱光潜那么一个矜持、肃穆、有尊严的人，在美学理论王国里，好歹也是一个“王者”，他是怎么写出那么一篇“罪己文”的？显而易见，这绝不是他个人兴趣所致的举动，更不是他自己乐于去干的一件事，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社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内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愈来愈“左”的政策导向与调门愈来愈高的意识形态强音的直接产物，而这股“左”的导向不久就汇结成了一次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与“政治动乱”。朱光潜在后来1980年写的《自传》中就告诉了世人，那篇文章的写作是“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向我打招呼”的结果，他们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了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今天看来，这是领导上、组织上的“敬酒”，如果“敬酒不吃”，后面难免就要上“罚酒”了。当然，这一次极为成功的“敬酒”式的思想工作是有一贯出色的统战工作垫底的，朱光潜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经列举过他两个重要的头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理事。这是组织上、领导上的信任与尊重呀！士为知己者用，岂能辜负呢？不仅这篇“罪己文”而已，朱光潜还非常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力图掌握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思想上向党靠拢”，此外，“我在年近六十时，还抽暇把俄文学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这在“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五六十年代，对文化学术界有名望的学者而言，本身就是思想上求进步的突出表现，何况他还学得那么刻苦用功。总而言之，他接过来这一杯“敬酒”，一口而尽，痛快！豪爽！

至于“罚酒”，既然饮了敬酒，当然用不着上“罚酒”了。但“罚酒”的味道朱光潜是知道的，也不无体验，他在1981年的自述里说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阶段，我是重点对象。”那次运动进行时，我还在中学里懵里懵懂，说不清是什么情况，但杨绛的《洗澡》所写的就是那场运动，而且正是北大、清华、燕京等名校高级知识分子的际遇，的确是“洗澡”，是帮你把身上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洗涤干净呀，但是，用的可是滚烫滚烫的水！而朱光潜还曾是重点冲洗的对象，其滋味想必记忆犹新。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朱光潜在50年代初期作出抉择时两个方面的内心背景，而我所接触到的，则是他作出抉择后所持有的学术地位、学术身份与学术尊严。他的这种境况倒颇有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味，实际上，他退一步所换来的还不仅是“进一步”，似乎还可以说是“进两步”。在他发表了“罪己书”之后，他对他在美学问题上的每一个论敌，不论是什么倾向的美学家，从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为旗帜的，到娓娓动听赢得了不少信众的，也不论是什么身份的美学家，从有资格的老革命老左翼理论家到哲学美学界的新秀，他都没有一一放过，几乎给每一人奉送了一长篇大文，或为批评或为商榷或为反驳，大有舌战群儒之概，甚至有点横扫千军的架势。好一个矮个子朱老头，他倒挺能缠挺能打的，真像一颗咬不碎、砸不烂的铜豌豆，你能说他有什么不对吗？不能，他是向马克思主义低头认错，他是向党、向组织鞠躬致礼，可他并不是向他的论敌认输呀！五“文化大革命”前夕，《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停办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朱光潜，直到“十年浩劫”完全结束，才再次见到他。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仅仅关于搞西学的学者专家，我们就听到很多悲惨的消息，有的遭到刻毒的凌辱，如剃“阴阳头”，有的被殴打致残，有的被遣送到边远地区，有的丢了性命，有的坐了多年的监狱……对朱光潜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听说的不多，当然，受到冲击是不在话下的，但比较起来，他似乎还不算是最悲惨、最倒霉的，有很多人遭罪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而实际上他们身上的“旧包袱”并不如他大，他参加过国民党，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在红卫兵眼里显然要算一条“大鱼”，他怎么躲过了丢命的劫难？是因为他“反动名号大”，在上面挂了号，红卫兵不敢随意处置？是因为他注意保存自己，坚持锻炼，没有让身体垮掉？是因为他采取了低姿态、顺着来的态度，总算没有在红卫兵抽人的皮带面前吃眼前亏？……看来，这些因素也许都有一点，即使都不是决定性的……

劫后余生，他存活下来了，又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的学术活动之一，是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因为根据“翰林院”统一的规定，每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必须由所内与所外两个方面的著名学者联合组成。所外的除朱光潜外，还有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所里的当然以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为主，也提携了几个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其实他们也不再年轻了，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敝人也是其中之一。所学术委员会每年总要开两三次会，讨论若干重大的学术问题，坐而论道，各抒己见，倒也真能起些“开会有益”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场合我有幸成为这些学长的“同会者”“共事者”。

十年过去了，朱光潜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总是一身蓝布中山装、布鞋，头发白得闪光，两眼有神，目光炯炯，一身肃穆，不苟言笑，从不寒暄。他的安徽桐城乡音，很不容易听懂，加以，我参加这种会，都尽力摆正自己作为小字辈的位置，一般总坐在门口，离那些在一张长条桌周围就座的“长老”们远远的，因而，他们的高论与教诲，我听取得相当差，只是有一次，朱光潜发言时，我特别竖起了耳朵去听，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那是他对编写文学史一事在发表意见。

在文学研究领域，编写文学史一直被视为高层次、高难度，也具有重要学术文化意义的项目。“文化大革命”前，当时意识形态部门主管文化艺术的总头头周扬，就曾向外国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20世纪欧洲文学史的任务，甚至说，对文学研究所而言，能否编写出文学史来，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此话他讲得有点危言耸听，不过确实强调了这一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他作了这个指示后，外国文学所即闻风而动，立即上马，组成了一个编写组，由卞之琳挂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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