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红英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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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研究试读：
前言
亘古至今，东北亚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整个世界版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与朝鲜半岛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4世纪后半期，中国和朝鲜半岛相继进行了王朝更迭。在中国，新兴的明王朝替代了元朝，朝鲜半岛内部也以李氏朝鲜替代了王氏高丽。元明交替时期，中国政局变幻莫测，朝鲜半岛甚受其影响。一直以来，地缘政治并不占优的朝鲜半岛政局总是伴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一同起伏不定。在政局均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双方是如何展开政治关系的；历经一波三折后，双方又如何确立了典型的朝贡制度。理清这些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以朝鲜太祖至世宗朝时期（1392～1450年）与明朝的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依据《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明史》等中韩文献资料，试析两国政治关系建立的背景、发展演变的过程及不同时期的特点。以求准确把握朝鲜建立过程中与明朝出现的矛盾，深入细致地解析政治分歧的原因，阐明政治分歧对两国政治关系带来的功效和历史意义。深刻理解两国矛盾产生、发展、解决的过程是朝鲜与明朝两国政治关系不断磨合的表现。
本书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明本书选题的目的、意义；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和本书的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并说明本书的创新之处。在朝鲜与明朝的政治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中，朝鲜前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但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事件的个案研究，而针对两国政治关系演变过程的专门研究却显得十分不足，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研究体系。本书的研究对这一不足进行了有力补充。
朝鲜初期是朝鲜与明朝确立典型朝贡册封关系的关键时期，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面而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史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本书的参考资料主要立足于中国、朝鲜、韩国三国的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在借鉴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朝鲜初期和明朝政治关系发生诸多变化的深层原因。以朝鲜与明朝的“事大外交”为主线，对其中存在的导致其关系演变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通过高丽末期与元、明关系的论述，考察当时高丽的双重外交对此后建立的朝鲜的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相关史料进一步对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史加以丰富和完善。
第二章至第五章为本书的正文。第二章主要论述高丽末期与明朝和北元的双重外交。首先阐释高丽末期与明朝的政治关系，着重论述高丽恭愍王面对元朝衰落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元政策。如政治方面，实行永久撤销政房、夺回亲元势力掌握的官吏选拔权等政策；经济方面，采取了对长期无法收租的西北面土地征收租税等措施。元朝末期的动乱无疑为恭愍王创造了机会，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谋求完全独立，成为高丽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明朝建立之后，对高丽主要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了阻止北元与高丽的联合，也为了将高丽纳入明朝的“天朝体制”体系之下，洪武帝即位之初迅速与高丽建立和平友好的政治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第二章剖析恭愍王被弑，禑王、昌王即位后，高丽与明朝关系破裂以及高丽背明亲元的原因，并阐述高丽为了重新确立与明朝关系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朝鲜的建立及对明关系的展开，着重阐述朝鲜王朝的建立及对明朝政治关系展开过程中两国的矛盾与隔阂。1392年7月，在朝廷大臣的拥戴下，李成桂从恭让王手中夺得王位，从而结束了高丽王朝34王、475年的统治。李成桂为了使王位继承合法化，急需得到明朝的支持与认可。明太祖对高丽国内的几番变故，虽责以大义，但一直采取听之任之、不加干预的态度。他对于李成桂的即位也是如此，虽然拒绝对李成桂进行册封，但同意与朝鲜相通往来，事实上承认了朝鲜半岛王朝更替这一事实。朝鲜完成嬗代的过程中，李成桂改变了高丽末期对中国外交摇摆不定的政策，积极展开对明“事大外交”，扭转明初以来两国不和谐的局面。朝鲜与明朝试图探求建立一种新的和平友好关系，但在朝鲜建立之初，双方的关系不甚融洽，隔阂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直接的表现，首先是明朝禁止朝鲜派往明朝的一年三使，而定为三年一使；其次，明太祖拒绝颁赐诰命和印信；最后，明朝对朝鲜太祖李成桂的宗系问题始终不予解决。另外，还发生了对两国政治关系影响深远的三次表笺风波。朝鲜太祖时期与明朝的政治关系的纠纷，体现了两国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朝鲜太宗时期对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首先阐述朝鲜与明朝两国国内的储位之争。这一时期两国都发生了政治变动。朝鲜发生两次王子之乱，1400年定宗让位于李芳远，是为太宗。此时恰逢明朝发生靖难之役，靖难之役的发生改变了朝鲜与明朝的政治关系。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朝鲜与明朝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揭示了为了拉拢朝鲜，明朝建文帝一改对朝鲜“自为声教”的漠然态度，开始积极表现，对朝鲜实行一系列怀柔政策。朝鲜方面在靖难之役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明朝的“事大外交”，但面对明朝的政治变化，也进行了外交上的一系列调整。一方面，朝鲜与明朝维持朝贡关系，双方使臣频繁往来，并为明朝提供战马；另一方面，在建文帝战事逐渐失利的情况下，朝鲜对燕王多加关注，采取中立的立场，以免得罪其中一方而对朝鲜不利。弹性外交转切巧妙，朝鲜从中获取前所未有的利益。靖难之役中，朝鲜对建文帝和燕王两方，在“事大外交”的基础上推行保国的实利外交。在此基础上，第四章进一步阐述两国政治关系走出低谷的原因，以及两国即位新君所确立的外交政策对发展和促进两国政治关系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两国为争夺女真而采取的政策也进行了考述。
第五章主要阐释了世宗时期与明朝政治关系的巩固。分析世宗时期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的背景，如使臣的往来、书册贸易对两国政治关系带来的历史意义。同时对高丽末期至世宗时期朝鲜半岛与明朝之间的马贸易进行了论述，分析并梳理了两国进行马贸易的背景、方法以及马贸易对两国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第五章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分析了朝鲜在对明关系上频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对双方矛盾的焦点问题不断地进行政策调整。如针对女真族的骚扰，朝鲜在世宗时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明朝因蒙古的兴起而未对女真采取实际约束和惩罚的时机，一改太宗时期以拉拢为主的政策，对女真各部实施刚柔并济的强力措施，依靠武力的高压手段配合怀柔政策，在朝鲜北部不断扩张其对女真部落的影响力，使用武力扩展疆土。
第六章为结论部分，阐述了本书研究观点。即1392年至1450年这58年是朝鲜与明朝政治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此五十多年间，朝鲜与明朝政治关系经历了不断的磨合，其中有矛盾冲突，更有两国政治关系的良性调整与发展。山水相连、交往历史悠久的两国，虽然多次发生过矛盾冲突，对两国关系发展有过较大影响，但是随着两国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两国又走上了主动调整两国政治关系的正常轨道。这种政治关系的演变奠定了世宗之后朝鲜与明朝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也标志着中朝政治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资料的选择上，对于内容相似的中、朝文献资料，笔者大都采用了朝鲜史料来加以佐证。对于同一事件但记载迥异的两种史料，笔者没有摈弃与本文观点相悖的资料，而是将使用该史料会推论出的另一种可能加以阐述和分析，尽可能避免误导读者。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善而成。
史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对历史事实初始状态的不断解读，在于真实地还原历史。笔者力求对元明更迭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治关系演变进行梳理，并尝试通过这种梳理来揭示中国在朝鲜半岛古代对外政策和战略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丰富中朝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力求梳理元明更迭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治关系的演变，通过深入探讨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揭示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封贡体制的实态与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重建的历史进程。
笔者初学，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文中舛误之处必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第一章绪论
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朝鲜半岛和中国相继进行了王朝更迭，新兴的朝鲜王朝和明王朝都确立了各自的对外政策。朝鲜太祖即位到世宗时期，朝鲜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在曲折与磨合中走向了成熟：政治联系密切，经济贸易活跃，文化交流频繁。
本书以朝鲜与明朝的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两国前期政治关系为研究重点，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朝与朝鲜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前期的政治关系进行系统阐释。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高丽末期，动荡的国内局势使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朝鲜半岛各派政治势力为控制政局，利用中国元明交替的形势而展开了斗争。留给新兴李氏朝鲜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急需与明朝确立“事大外交”关系；二是解决高丽时期遗留的社会内部矛盾；三是加强因建国功臣权力之争而削弱的中央集权。
高丽灭亡之后，复杂的局势给新兴的朝鲜与明朝留下了外交上的种种难题。
14世纪末至15世纪前半期，是朝鲜王朝对外政治关系史上极为复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中，朝鲜王朝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调整14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恶化了的对明关系，以自主的立场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驱逐来犯的倭寇；怀柔与讨伐北部国境地带的女真部落，并北拓疆域。
太祖至世宗时期也是朝鲜与中国典型朝贡册封关系形成的时期。1392年7月，太祖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之后，采取了一贯的亲明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明朝保持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表笺、辽东征伐论等问题也使两国外交蒙上一层阴影，对两国外交关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到“靖难之役”后即位的明朝永乐帝和“王子之乱”后即位的朝鲜太宗时期，两国外交步入新的轨道，到世宗朝时期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的演变，研究目的及意义如下：
1.笔者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注意到，目前学界对高丽末期与元、明之间的政治关系关注较多，但对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问题的探讨，迄今尚无系统性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拟在诸多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2.笔者拟以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为主线，从微观实证的角度揭示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关系，多角度深刻挖掘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实质。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可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对特定历史时期朝鲜和明朝的外交关系做更加全面、深入的解析。
3.通过深入分析高丽末期的多次宫廷政变，以及李成桂一派利用威化岛回军之机掌权的过程，探讨元明交替、靖难之役等重大事件，从而挖掘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朝鲜和明朝关系发生诸多变化的深层原因。在朝鲜和明朝国内政局均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对于理清朝鲜和明朝政治关系的建立以及最终确立典型朝贡册封关系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4.探讨朝鲜与明朝基于双方利益而进行的马贸易问题。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还处于空白。因此，通过有关马匹贸易问题的研究，阐明明朝在此过程中所持的基本立场和目标，以及朝鲜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利用与明朝的马贸易争取政治外交权利的过程，以新的视角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进行阐述，从而达到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对此问题进行的研究无疑会为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新线索。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朝鲜与明朝的政治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对朝鲜前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目前研究较多集中在对每个事件的个案研究，对两国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的专门研究却显得十分不足，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研究。（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对中朝韩关系进行研究的机构竞相成立，许多有影响的刊物也相继创办，中朝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从通史和关系史方面的著作来看，主要有朴文一、朴真奭、姜孟山等人的《朝鲜简史》（延边教育出版社，1987），刘永智的《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吉林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组编写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杨通方主编的《中韩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蒋菲菲、王小甫等所著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杨军、王秋彬所著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这些著作均涉及较为完整的两国关系史，其中朴文一、朴真奭、姜孟山等人所著的《朝鲜简史》是国内较早的介绍关于朝鲜半岛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对研究朝鲜半岛历史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其他著述多是总结和论述各时期中朝关系发展的特点和重要历史事件，所引史料丰富、观点新颖、内容翔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下卷《东亚的礼仪世界——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对天朝礼治体系下推行的明、清与朝鲜的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论述了朝鲜王朝与明、清关系的演变过程。王臻所著的《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则着重探讨了朝鲜、明朝、建州女真三角关系的发展变化。该书论证细致、论据充分，打破了就事论事的框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目前中国就朝鲜前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值得关注的白新良等所著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刁书仁所著的《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姜龙范、刘子敏所著的《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对明代中朝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这些都是有关明朝与朝鲜关系的著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台湾学者叶泉宏所著的《明代前期中韩关系之研究（1368～1488）》（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该著作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考察明代初期的中朝关系。首先，阐述明朝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其所给予高丽和朝鲜的影响；其次，论述朝明国交过程与手段；最后，对朝明之间的多重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评述，该书对明朝前期两国关系的阶段性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揭示出双方关系的复杂性与变化性。略感不足的是，本书采用“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对于问题的出现与发展却未能给予深层的分析，如对威化岛回军、表笺风波等问题都只是一笔带过。
从研究论文来看，由于明朝与朝鲜王朝两国的文化交流频繁，范围也广泛，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较多。姜龙范、刘子敏的《明太祖在位时期大明与高丽的关系》（《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认为，大明建立之初，太祖对高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迅速将两国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的轨道。《李朝太祖在位时期中朝关系述论》（《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论述李成桂沿袭恭愍王的亲明政策，与明朝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薛篁的《明洪武年间与高丽王朝关系略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一文提出中朝边界以鸭绿江为界始于洪武年间，并对其形成的过程作了简要的叙述和讨论。
孙卫国所著的《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略论明初与丽末之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6辑，1997年），于晓光的《元末明初高丽“两端”外交原因初探》（《东岳论丛》2006年第1期）等几篇论文着重探讨了高丽、朝鲜与明朝“事大外交”关系中的理论界定问题。刁书仁的《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北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和张士尊的《明初中朝关系中出现的几个问题》（《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则主要论述了丽末鲜初与明朝的边界问题。关于朝鲜初期的表笺风波问题的探讨，则有刁书仁的《洪武时期中朝外交中的表笺风波》（《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和《洪武时期高丽、朝鲜与明朝关系探析》（《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等两篇论文。
女真族是长期居住于中朝边境的重要民族，要探讨中朝两国关系的发展，女真族问题不可忽视。关于女真族在明初中朝关系中所处地位的研究有滕绍箴的《从李朝实录看明代女真族与朝鲜族的友好关系》（《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该文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的史料解析，论述了明代女真族与朝鲜的经济交流、通婚、语言和风俗的相互影响。姜龙范所著的《洪武至永乐初年围绕女真问题所展开的中朝交涉》（《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主要论述了明初女真族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分布情况以及围绕女真居地所属问题明朝与朝鲜的种种交涉。关克笑所著的《简论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满族研究》1999年第2期）讨论了明朝初年对女真的招抚，设立卫所，并对其施行宽松的民族自治，导致女真人社会的繁荣进步。
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相关学位论文有张辉的《明丽鲜外交研究（1368～1418年）——对几个重要问题的再探讨》（复旦大学，2002年），论述了高丽对北元与明朝的双重外交、铁岭立卫、两国通使；此外还有李玲的《元明鼎革与高丽政局》（内蒙古师范大学，2005年）、任君宇的《明与王氏高丽的关系论述》（辽宁大学，2007年）等，上述论文大部分对高丽与元、明的双重外交为主线进行了论述，对朝鲜初期与明朝的外交关系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中国学界近几年虽对明朝与朝鲜的政治关系有所涉及，但却不是从通史或明朝与朝鲜政治关系史的角度进行叙述。上述国内学者大部分主要是以高丽与元、明双重外交为主线进行了研究，对于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后与明朝的政治关系演变的关注并不多。（二）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现状
作为国史，韩国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研究比较系统，对高丽末期和朝鲜王朝时期对明关系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不仅有通史类著作，也有数量颇多的专著和论文。
从具代表性的专著来看，主要有李基白的《韩国史新论》（一潮阁，1990）、李丙焘的《韩国史·古代篇》（乙酉文化社，1959）、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撰的《韩国史》（国史编纂委员会，1996）等。以上几篇著作奠定了韩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则有全海宗的《韩中关系史研究》（一潮阁，1970），该著作以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统计数据分析为依据，阐述了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朝贡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该书作为两国关系研究的力作，对朝贡关系、文化关系、古代中国人的韩国观、历史上韩国人的对外观等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崔韶子的《明清时代中·韩关系史研究》（梨花女子大学出版社，1997），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探讨了朝鲜与明、清的关系，但此著作就时间段而言主要设定为明末清初，对于明初两国关系尚未进行研究。
韩国学界对于朝鲜初期与明朝的关系论著中，值得一提的是朴元熇先生所著的《明初朝鲜关系史研究》（一潮阁，2002）一书。此书对朝鲜初期与明朝的外交关系做了系统研究，该论著把朝鲜初期与明朝外交关系中出现的个案与大事件以论文形式进行了系统论述，以分析大事件为主线阐述了朝鲜初期与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借鉴。
韩国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关论文数量颇多。具体内容来看，金顺子的《丽末鲜初对元、对明关系研究》（延世大学，1999）、赵敏的《高丽末朝鲜初对中国关系研究》（圆光大学校，2002）、高锡元的《丽末鲜初的对明关系》（庆熙大学校，1977）等，这些论文主要对高丽末期在元明交替的背景下双方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详细论述。但从上述论文的研究情况来看，视角重点放在丽末时期，对鲜初与明朝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层次分析，大部分内容只是框架性介绍。而且由于历史观的不同，这些论文在论述过程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意识，对两国外交事件缺乏客观的分析。
对朝鲜与明朝外交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金汉植的《明代对外关系考——以韩半岛关系为中心》（《大丘史学》第12辑，1977）、金憬绿的《朝鲜初期对明外交和外交节次》（《韩国史论》第44辑，2000）、车文燮的《世宗代的国防与外交》（《世宗学研究》第12辑，1984）、全海宗的《中国与韩国》、李铉淙的《明使接待考》（《乡土首尔》第12辑，1961）、金容基的《朝鲜初期对明朝贡关系考》（《釜山大论文集》第14辑，1972）等论著，这些论著大多认为丽末鲜初时期是中朝典型朝贡关系建立和完善的时期。
在朝鲜与明朝关系的研究论文中，以朝鲜与明朝朝贡关系性质作为研究基点的有金成俊的《高丽和元明关系》（《韩国史》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沈石镐的《朝鲜王朝开国时期的对明关系》（《国史中的诸问题》第1辑，1959）。上述论文主要论述两国朝贡册封关系的实质，认为朝鲜以经济交流和国家安保出发对明朝展开外交政策，不是日本学界所认为的纯粹上下秩序的“事大外交”。
对辽东政策与女真族进行研究的主要有禹明照的《鲜初辽东征伐论的政治意义》（朝鲜大学，2001）、申政勋的《丽末鲜初对女真政策和东北面的领土扩大》（延世大学，2003）、南义铉的《明代辽东政策和对外关系》（江原史学，第15辑，2000）、金九镇的《朝鲜前期对女真关系和女真社会的实态》（《东洋学报》1984）等论文。
朝鲜半岛自古是产马之地，马匹也成为朝鲜重要的贡品，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有金渭显的《高丽与明之间的贡马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论文集》第7辑，1998）、南都泳的《丽末鲜初马政上的朝明关系》（《东国史学》第6辑，1960）、姜圣祚的《朝鲜前期对明公贸易的研究》（仁和大学博士论文，1990），以上论文论述了丽末鲜初60余年间两国进行马贸易的经过和性质，以及明朝和朝鲜双方围绕马贸易展开的交涉，并指出贡马、买马问题是两国间重大的政治外交问题。
从朝鲜方面研究状况来看，尤其侧重对明关系中壬辰倭乱的研究，学界对壬辰倭乱中的双方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因此对于朝鲜与明朝两国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壬辰倭乱进行的，其论文有刘根忠的《壬辰战争时期人民斗争》（《历史科学》，1989）、全永律的《壬辰倭乱时期反对封建统治者的人民斗争》（《历史科学》，1987）。另外《朝鲜全史》（朝鲜百科辞典出版社，1991）是一部通史类的著作。
日本方面关于朝鲜初期与明朝关系的著作及论文相对中、韩两国要少，其中主要有池内宏的《高丽末与明朝、北元的关系》（《史学杂志》第29辑，1918）、未松保和的《关于丽末鲜初对明关系研究》（《城大史学论丛》第1辑，1941）、河内良弘的《关于14世纪～17世纪女真的外交文书研究》（《满语学报》，2003）、山内弘一的《关于李朝初期的对明自尊意识》（《朝鲜学报》第92辑，1979）、青山公亮的《事大和华化》（《朝鲜学报》第14辑，1959）等论著。其中池内宏对元末明初高丽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未松保和则全面探讨了丽末鲜初的对明关系，其所建立之构架已成为探究此问题的典范。但其研究内容偏重丽末鲜初与元、明的双重外交方面，未能对朝鲜初期与明朝的外交关系进行系统阐述。
从上述国内外学界关于朝鲜初期与明朝关系的研究情况来看，还存在着进一步拓展的余地。首先，学界对于朝鲜初期与明朝的政治关系演变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多是见于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的著述中，综述性研究成果略显不足；其次，由于历史观的不同，涉及民族史及边疆史等问题，一些研究还存在不符史实之处，在深化研究和史料运用方面需要慎重甄别和对待；再次，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少且有所重复。对于高丽末期与元、明之间的外交关系，研究的学者较多，但对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问题的探讨，迄今无系统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学界对此课题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没有做相关整体性的探讨，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挖掘。关于朝鲜初期与明朝的政治关系演变这一课题，依然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诸如威化岛回军之后李成桂掌权的背景、表笺风波的原因及影响、靖难之役中两国的政策、太宗时期对女真族的讨伐与安抚、世宗的北方政策、两国的书册贸易、两国政治背景下进行的马贸易等问题都可进一步挖掘和探讨，而这也正是本书所努力的方向。鉴于此，本书在收集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试图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讨。（三）论文选题的主要依据及可行性
朝鲜初期是与明朝确立典型朝贡册封关系的关键时期，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全面而系统的收集和分析史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本书的资料主要立足于中国、朝鲜、韩国三国的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笔者主要以《明史》、《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为基础，深入查阅并搜集了有关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基本资料；同时，对于日本、韩国、朝鲜、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资料，通过网络、信函等方式了解最新动态和学术观点，掌握国内外学者的大量最新资料，对朝鲜初期与明朝的两国关系相关资料作了详细搜集整理；再次，由于学界对朝鲜初期与明朝波浪式外交关系进行整体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拓展空间。
本书在借鉴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朝鲜初期和明朝政治关系发生诸多变化的深层原因，阐述这一时期在高丽先后发生的多次宫廷政变中，李成桂利用威化岛回军的机会掌握政权，最终导致了高丽的灭亡和朝鲜的建立；而中国亦经历了元明换代、靖难之役等重大事件。在两国政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两国政治关系是如何展开的；又是如何确立典型朝贡册封制度的。理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了解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以朝鲜与明朝的“事大外交”为主线，对其中存在的导致其关系发生变化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2.通过高丽末期与元、明关系的论述，考察当时高丽的双重外交对此后建立的朝鲜外交所带来的影响，并通过相关史料进一步对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史加以丰富和完善。
3.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之后掌握了大权，高丽内部政治势力间出现了矛盾，他们各自利用与明朝的外交而扩张自己的实力。李成桂即位后与明朝开展了“事大外交”，但因两国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使两国外交一度陷入僵局。明永乐帝和朝鲜太宗的即位使两国外交走上正轨，深入剖析以上诸历史事件的历史背景、相互关系和影响是本书力求突破的方面。
4.在朝鲜与明朝的外交活动中，女真问题和马贸易是两国外交产生摩擦的导火线。笔者试图以此问题为着眼点，从另一个侧面来探讨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影响因素，这也是本书力图有所突破之处。第二章高丽末与明朝、北元的双重外交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在中朝关系史上属于特殊的关系，它并不是传统的朝贡册封关系。元朝确立对高丽宗主国的地位后，对高丽进行直接控制和干涉。高丽深受元朝统治的影响，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受到干涉而丧失了自主权。因此，高丽国内的反元情绪日益集聚，希望早日摆脱元朝的压迫和控制。
元末东亚形势发生骤变，元朝国力衰退，乃至灭亡，此时高丽富有传奇色彩的恭愍王即位，恭愍王在位期间正是元末明初的交替期，恭愍王试图摆脱元朝控制，确立国家的独立性和王权的自主性，实现高丽王朝的中兴。一恭愍王时期与元、明的外交（一）恭愍王的即位与反元改革的背景
恭愍王时期处于中国元、明王朝的交替时期，也是高丽王朝对外关系出现大变革的时期。从1352年到1374年，恭愍王共在位22年。
恭愍王，初名祺，蒙古名为伯颜帖木儿，系忠惠王之弟，生于1330年（忠肃王十七年）。恭愍王对于朝鲜半岛的人们来说是家喻户晓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帝王，也因为他是书法家、画家和美丽爱情故事的主人公，更因为他是一位为了国家主权而奋斗的改革君主。
1341年（忠惠王后二年），元顺帝派使臣到高丽，把恭愍王召到元朝充当宿卫。到元朝宫廷当宿卫，兼有做人质和留学增长见识之双重性质。当时，人们称他为太元子。恭愍王即位一波三折，先后经历两次失败：第一次是忠惠王死后，王祺身为忠惠王的弟弟无缘王位，而忠惠王嫡子即位，是为忠穆王，年仅8岁。第二次是1348年12月，年仅12岁的高丽忠穆王夭折之后，王祺又一次即位失败。忠穆王的母亲德宁公主任命奇辙和王煦为摄行征东行事，暂时弥补王位的空缺。此时，王煦等人派李齐贤到元朝，以国书向元朝廷提出：
圣明在上，曲垂丕冒之恩。……自太祖圣武皇帝以来，举国臣服。而忠烈王尚世祖皇帝之女忽秃烈迷实公主，生益知礼不花忠宣王，忠宣王生阿刺讷忒失里忠肃王。忠肃王生普塔失里，王尚亦怜真班公主，而生一子，八思麻儿赤，是为先国王。乃于近日，得疾而薨。举国哀，王年幼无后，而本国邻于日本不庭之邦，不可一日而无主。今有王祺普塔实里，王之母弟，已尝入侍天庭，年十九岁，王普塔实里，王之庶子，见在本国，年十一岁。伏望陛下。
1349年2月，元朝廷借高丽前知都佥议事崔濡从元朝归国之便，让崔濡通知高丽朝廷，命人护送忠惠王之庶子王眡到元朝。同年5月，元朝顺帝下诏书，指定由王眡继承王位，而王祺（即后来的恭愍王）则继续留在元朝充当宿卫。王眡成为高丽王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崔濡和儒撤与掌握王位决定权的元王室有着密切联系；其次，从元朝的立场来看，推举王祺的正统势力都是在忠穆王时代政治改革中活跃的人物，他们想到以正统势力为主的王祺，可能会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成为反元人物。所以，他们选择了以亲元势力为后盾的王眡为王。
经过这次失败以后，王祺认识到得到亲元政治势力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一方面娶元朝公主为妻，成了元朝驸马；另一方面加强与以赵日新为代表的亲元势力的联系。
王祺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以及在与元朝确立驸马关系的基础上，终于等到了机会。1351年（忠定王三年）10月，元朝废忠定王，立王祺为高丽王。元朝廷有意让王祺继任高丽国王，特派断事官完者不花到高丽，处理恭愍王即位前的有关事宜。忠定王则避身于江华岛一段时间之后，于1352年（恭愍王元年）3月饮毒酒身亡。元朝立王祺为高丽王的原因，首先是因推举忠定王的亲元势力和忠定王的外戚势力产生了矛盾，引发政局不稳；其次，这时期高丽的海岸常有倭寇滋扰，以高丽的现有实力很难与倭寇进行对抗，需要一位有魄力的君王，组织武力进行抵抗。同年12月，王祺与其妻子宝塔失里一同归国。王祺归国后，在康安殿即位，是为恭愍王。
恭愍王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形势是：在中国大陆，元朝衰弱已成定局；而在朝鲜半岛，红巾军与倭寇不时骚乱；一些别有用心的权贵，倚仗奇皇后之势觊觎王位；国内的田制、税制有待整顿，纪纲有待加强。
此时的高丽表面上虽是保持独立的国家，但在实际上已无法完全独立，受到元的多方干涉，在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均须对元朝唯命是从。
从军事方面来看，首先，驻屯元军。元为镇压三别抄反抗斗争及征伐日本，派众多军队，在高丽之合浦、金海驻军，设立兵站；此外，还在一些地区驻屯镇戍军、屯田军、镇边军。
其次，将济州岛（耽罗）变成军事基地。元与高丽共同镇压济州岛之三别抄军后，遂将济州岛变成征伐日本之军事基地。并于公元1273年（元世祖至元十年，高丽元宗十四年）在济州岛设置耽罗国招讨司，后改称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理，最后又改为军民安抚司，成为元之直辖地。
再次，强令高丽军队入元侍卫。元强令高丽派兵到元大都担任侍卫，并到其他地区担任守卫。在元大都及附近地区的宿卫部队中，有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高丽元宗五年），元朝廷增加侍卫亲军1万名，其中就有高丽军3000名。元仁宗（1312～1319年）以后，还有一些高丽军队被派到上都开平府驻守。
1316年，元令高丽、女真、汉军1500人在滨州、庆山、赵州等地屯田。此外，元在漠北的和林、称海一带驻有高丽守军。还有，为防止高丽民众反抗，元颁令禁止高丽民众持有弓箭等武器，并收缴铜器。
从政治方面来看，首先，元朝可任意废黜高丽国王。元朝严格控制高丽国王，其表现之一，将元公主嫁与高丽国王，并册立为正妃，使其干预内政；其表现之二，元公主所生之子，必优先立为世子，凡世子又必须在元朝生活，在元廷受册封，然后回高丽即位；其表现之三，凡被元朝确定为继任高丽国王以后，必须先赴元廷朝见、受命，然后才能回到高丽正式登王位；其表现之四，元帝任意废黜高丽国王，数次主动干预。有时元廷拖延不予册立，致使高丽王位虚悬。
其次，元朝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元丽联军远征日本时，元朝曾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开始时它只是作为征讨日本而设置的前方大本营或司令部。到后来，它就变成监督和干预高丽的一种机关，一直存在到高丽末期。征东行省，从其整个存在期间来看，大致可分为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征东行省的性质和作用上有显著的不同。
初期的征东行省，乃是为征讨日本而设。中期的征东行省，已不是为征讨日本而设立，是由于北方的宗王乃颜的叛乱，其余党甚至及于高丽，这才再行设置征东行省。这次的设置为长期设置，而不是初期那样的临时设置。在组织任官方面，均有具体变动和新的内容，但对高丽尚无过多干涉。到1299年则发生很大变化，元朝征东行省对高丽进行了国事监督和干涉。至于后期的征东行省，则是指高丽恭愍王五年以后的征东行省。这时元的势力已经衰弱，高丽掀起反抗元朝和收回王权的运动，征东行省虽仍旧存在，却已是有名无实，徒具其表。因此，三个时期的征东行省，具有不同的三种性质：初期，为征讨日本而设；中期，为了制约高丽而设；末期，则是名存实亡的机构。
再次，元朝还迫使高丽更改官制。公元1275年，在元世祖的迫使下，高丽国王忠烈王进行官制改革，将高丽官制与元朝相似者悉加改变。
从经济方面来看，元朝在经济上勒索与掠夺高丽。高丽与元之宗藩朝贡关系，是以武力相迫形成的。故此，高丽多是被迫向元按时遣使纳贡，进献大批物品，而元却较少回赐高丽物品。
高丽遣使向元进献物品种类众多，主要有金银制品、金、银、铜、铁、丝织品、纺织品、人参、纸、墨、黄漆、海菜、干鱼、熊羔皮、水獭皮、马、鹰、果品等。贡物不仅品种多数量也惊人。此外，元还向高丽勒索大量军需物品，比如，高丽为驻屯高丽的元屯田军、镇戍军、镇边军提供大量粮食、饲料、衣物、船只、马匹等。为协助征伐日本，高丽向元提供数万士兵所需之粮食、马匹、饲料、战船。另外，高丽还向元的辽阳行省输送粮食。如此庞大数量的粮食、饲料等，均由高丽无偿提供。这自然使高丽人民无法承受。高丽国小地少，又兼元兵频繁掠夺，自然灾害又频频发生，高丽人民备受压榨煎熬，生活异常困苦。
从文化方面来看，元朝强迫高丽接受蒙古文化，“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早在蒙古与高丽议和时，蒙古就以高丽人要梳蒙式发辫、着蒙古服装作为议和条件。从忠烈王时期开始，元不仅要求高丽人发式、服装同于蒙古，还要另起蒙式名字。
这种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干涉不仅使高丽丧失了独立的自主权，也使高丽百姓深受其害。为了摆脱元朝的统治，为赋予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和改变高丽社会日益衰弱的局面，恭愍王在其在位元年、五年、十二年、二十年实行了多次改革。1363年（恭愍王十二年）5月，恭愍王下令：“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僚应倾心鼎力相助，事事力求实效，杜绝矫揉造作华而不实，使我朝得以中兴”，充分表达了恭愍王的改革决心。（二）恭愍王进行的反元改革
恭愍王共进行了四次改革，其改革重点首先在于铲除亲元势力，其次是赋予王位继承的合法性以及克服高丽社会矛盾。在元朝逐渐走向没落的同时，高丽开始了恢复国权的运动。
1352年，恭愍王颁布以恢复王权与安定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即位诏书，称为元年改革。首先，“罢政房，归文武铨注于典礼簿”。政房是高宗时期武臣崔怡在自宅设置的管理文武百官人事之行政机构，也是削弱王权的手段，成为元朝干涉高丽内政的机构。废除政房把百官人事权归为恭愍王的典理军簿，以之纠正纪纲，加强王权。
1355年，高丽撤销征东行省理问所，收缩东北面、西北面领土，撤销万户、千户、百户。征东行省是元朝征日所设的军事机构，后来逐渐变成元朝监督和干预高丽内政之机构，它的罢置一方面标志着元朝政治控制的削弱，另一方面充分显示了恭愍王反元的意图。
1356年5月，恭愍王以元顺帝奇皇后之弟奇辙谋反为名，诛杀奇氏家族及其党羽，史载：“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丽恃宠骄横，伯颜帖木儿屡戒饬不悛，高丽王遂尽杀奇氏族”高丽的亲元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史称“丙申之祸”。之后，高丽停止使用至正年号，同时整饬内政，斩亲元的前政丞孙守卿，杖洪仲元，流释器于外，防止出现内讧改定官制，“高丽国初，官制皆袭罗末之号……至中业，稍稍改制，例以唐宋之制命官号，曰门下侍中是为宰相。至忠宣王避元制，改门下侍中为都佥议中赞，又改中赞为政丞，恭愍王复改为门下侍中”。史称“丁酉改制”。为了明确高丽的藩属地位，元朝曾强令高丽改变与元朝名称相同的官衙名称，凡是名称与元朝相同的高丽官衙一律改为低一级的元朝官衙名称，以示高丽的藩属国地位。丁酉改制表明了高丽要与元廷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军事上：恭愍王“整顿军纪，清除异己，命廉悌臣，屯师北鄙，大将印擅杀其副姜仲卿，国家恐其奔也，不即讨，命公以计诛之，军不得乱”。同时，恭愍王命东北面兵马使柳仁雨趁机北进，陷双城，收复和登、定长、预高、久宜州及宣德、元兴、宁仁、耀德、静边等镇。“咸州以北，自高宗戊午没于元，今皆复之。”并且又致书元廷“伏乞归我旧疆，双城、三撒以北，许立关防”。
恭愍王为了解决高丽社会矛盾以及配合一系列的反元政策，在1356年（恭愍王五年）6月25日颁布了诏书。
太祖及历代先王，加上尊号，修其祀事，务尽精洁。守陵人户复其徭役，社稷山川诸祠，在祀典者，亦加德号。其诸淫祀，一皆撤去，贼臣之奴，奇其主势，占夺土田，役使平民多聚良家子女，成群呈恶。存扶按廉，究治渠魁，撤毁屋舍，量罪罪之，良家子女，归其父母，籍没家产，以赡国用，所占民户，仍令安业，以从公役。漕运不通，凡所转输，皆从陆路，宜令有司，量地远近，营立院馆，复其土田，又以行省，及逆贼所占人民，卢其旁以便止宿。於戏！遭乱反正，宜于宽大之恩，任贤使能，庶致隆平之治。
恭愍王否认了忠烈王受元朝支配开始到恭愍王五年以前的所有变化，重新回到祖宗之法。恭愍王五年的改革是忠宣、忠穆王代未成功的政治改革和其在元年无法进行的部分改革的继续，也是为整顿因打击元朝和亲元势力而陷入混乱的高丽社会而进行的改革。
从政治方面来看，有永久撤销政房、对按察使及州县官的选拔等吏治改革的内容。恭愍王五年对政治方面的改革也是为夺回一度被亲元势力所把持的官吏选拔权，打击亲元势力及其所选拔的官吏，加强了国王的权力。
从经济方面来看，因长期受元朝的干涉而无法实行的政策，在打击亲元势力的前提下，于恭愍王五年进行了实质性的操作。
首先，对长期以来无法收缴的西北面土地的租税重新进行分配。恭愍王的这一措施重新整顿了西北面的租税制度，达到了扩充军需的目的。
其次，被贼臣之党——亲元势力所霸占的山林泽梁归还缮工、宰司，以抵偿办理官司的费用。另外，还把贼臣之家所有的米谷分给不能自理的老人和守寡的女人，以救济贫民，防止流民的产生。
从军事上来看，首先，把有关行省三所和隶属于诸万户府的丁口归为军队，使犯法的僧人还俗后充军，把这些充军的人主要分配到北界，扩充收复北方领土的军队。
其次，重新整顿沿海、东界、交州、双城、北界的防卫。
再次，重新整顿邮驿，在元朝的支配下无法正常运转的邮驿，已成为亲元势力营私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恭愍王颁布有关使用邮驿的条例和法令。邮驿的整顿说明在推进反元政策的同时，面对可能出现的与元朝军事冲突，恭愍王进行着充分准备。
最后是有关扩充军粮的内容。恢复被亲元势力所霸占的屯田；开垦沿海的土地，使之变为屯田；寺院的废弃土地原先被地方官吏所占，国家把这些回收以后变为防护军的军粮田。这些条例的颁布不仅减少了国家对军队的支出，也确保了军粮的充足。
因元朝的长期干涉和亲元势力的日益猖獗，高丽的国家机器丧失统治力，不能正常行使对内统治人民、对外抵御侵略的职能，经济上还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以挽救危机、延续统治为目的的改革就必须针对造成危机的根源，采取措施矫治，恭愍王为了国家重获生机而推行了恭愍王五年的改革。高丽在新君主的主导下，走上恢复国权、增强国力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高丽在恭愍王五年实行了富国强兵的政策，改革的影响十分深远。
首先，这是一场针对铲除亲元势力和排挤元朝影响力的活动中所出现的难题而进行的改革。通过改革，恭愍王可以加强王权，进一步实施忠宣王、忠穆王因元朝的干涉所未能成功的改革政策，也可以实现国内政治的相对安定和克服国家财政的短缺。
第二，与之前的改革相比，恭愍王五年的改革有着鲜明的特点：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防的整顿，如军队的扩充、驿制的整顿、军粮的储备等，国防实力的加强说明高丽已着手防备即将与元朝爆发的军事冲突。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恭愍王反元的决心是不可阻挡的。
第三，恭愍王五年的改革是在铲除亲元势力的前提下，以恭愍王为中心，集中李齐贤为主的亲王势力进行的改革，所以恭愍王可以目标明确地反元和打击亲元势力。
第四，恭愍王五年的改革与元年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恭愍王五年的改革是在铲除亲元势力以后进行的，所以在改革中主要整治的对象是与元朝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和部门。比如奇辙和权谦的奴婢、亲属、朋党，还有行省三所、诸万户府。改革把他们的财产归为国家所有、土地分给农民、家奴归为军队，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恭愍王五年的改革成为铲除亲元势力和摆脱元朝干涉的一次改革，改革促成经济、政治权力转移到以恭愍王为首的亲王势力手中，以此回收国家财产，加强王权，减少百姓的生活负担，从而使国家趋于安定，恢复国家的独立性。从这一方面来说，恭愍王五年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元末的动乱，无疑为恭愍王提供了一个摆脱元朝强权政治的机会。获益于中国政局的变动，恭愍王肃清了亲元势力，大大推进了政治改革。高丽国王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双管齐下，做好了改换门庭、争取独立的准备。与此同时，高丽也加紧了外交上的活动，积极寻求突破。当时中国各股势力中朱元璋的实力不是很强盛，高丽便积极联络实力较为强盛的张士诚、方国珍、丁文彬等群雄。
在形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高丽和群雄同时保持通聘的关系，如恭愍王七年到十四年间，高丽就遣使交聘于当时群雄中最为强盛的张士诚、方国珍，得到了急于进一步扩充势力的二人的积极回应。“至正十八年五月，方国珍遣人献方物，秋七月，张士诚献方物、献书。”从1357年7月，张士诚以江浙省丞相的名义派理问宝剌不花开始，到1365年10月方国珍派使臣为止，八年间共派往高丽使臣24次。
朱元璋也以淮南平章事的名义，于1364年4月派万户许成前往高丽。张士诚是从1357年7月至1365年4月，每年4月和7月定期向高丽派使臣，共派往高丽17次之多。方国珍于1358年5月开始共5次向高丽派使臣。
1358年，“张士诚、方国珍遣使献书”。高丽也积极回应，且文书多由李穑拟撰，七月答丁文彬书曰：
今亲郁文政，贡来文扎，同两府官入启于内，王答曰：‘吾已领万户厚意矣’，其送以白苧布若干、黑麻布若干、虎皮若干、文貂皮若干，少答盛惠，且命臣穑为书以谢之。臣穑带罪翰林，辞命固职司，又尝窃歆万户公高谊之日久矣，虽欲通名于左右，未有阶也，滋因王命，并达下情。
正当高丽全力推进独立战略目标之时，突如其来的红巾军打乱了高丽谋求独立的步伐。至正十九年十二月，红巾军平章毛居敬，率众四万，渡鸭绿江，陷义州、静州、麟州；乙亥，入铁州剽掠；丁亥，陷西京。元丽双方的矛盾因共同敌人的出现而暂搁。元廷因平贼之功原谅了高丽擅杀奇氏之罪，高丽君王也再次表达了效忠元廷的决心，但奇皇后却始终未曾忘记灭门之仇，整日进谗于帝，之后两次派兵进攻高丽，却皆为高丽军所败。可见，传统的元丽宗藩关系开始受到挑战，高丽已从对元朝的绝对服从走向了公然举兵反抗的道路。总之，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谋求完全独立，成为高丽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三）恭愍王时期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元末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元顺帝时期，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1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同年7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北伐。8月，明军攻下元大都（今北京），改大都为北平府，元顺帝率残兵逃至上都（今锡林浩特南正蓝旗），元朝至此灭亡。此时，明虽然拥有中原的大部分地区，但全国尚未统一，其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在南部，割据云南的原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仍奉元为正朔，与明朝对抗。明玉珍之子明升继承其父之位继续在四川称帝。位于东南沿海的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逃入海岛，亦威胁着明朝内陆地区的安全。位于新疆一带的帖木儿汗国也有兴师东进，恢复元朝统治的意图。在北部，元顺帝及其残余势力仍拥有很大的势力。
1370年，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北），其继承者仍自称大元皇帝，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漠北，史称“北元”。
在西北，有驻军太原的元将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坐拥晋、陕、甘的元残部十万余众，对明虎视眈眈，企图对明朝进行反扑。在东北，残余势力最为强大。元辽阳省平章刘益和王哈刺不花屯兵得利赢城（今辽宁省复县北60里得利寺山城），高家努据守平顶山（今辽阳城东100里），洪保保驻守辽阳，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盘踞于开元（今辽宁省开原）。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少则数千，多则万余。而元丞相纳哈出则拥兵二十万盘踞于金山（今辽宁省开原西北）。摧毁残元势力最强大的东北纳哈出，成了明太祖统一中国的最后关键步骤。
以元顺帝为首的逃回蒙古草原的残元势力，企图以辽东及陕、甘为两翼，并联络高丽、云南成三角之势，对明进行反扑，以恢复其在中原的统治。因此新建的明朝面临着消灭残元势力，统一全国的重要时机。另一方面，在蒙古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加上连年战乱，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已经成为新兴明王朝的重要任务。
出于统一国家、维护疆域安定的需要，明代前期，明朝政府对各周边及海外诸国家、部族的称臣来附十分关注，主动派遣使臣与之联络。为加强对外联系，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宽容友好的外交政策。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将包括高丽在内的15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制定了“与遐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
明朝建立之后，主要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究其根源就是为了稳定形势以维护刚刚建立的新王朝。帝国建立之初，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政治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更严重的是，此时社会经济破败，人民生活困苦。因此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作为明初的首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与各邻国交恶非明智之举。
高丽与中国接壤相连，与中国有着密切交往，自古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之一。明朝建立之初，正进行着紧锣密鼓的统一战争，势力尚未达到东北，原本与元朝有着血缘关系的高丽仍与北元及东北的残元势力进行着密切联系，且残元势力企图借助高丽反扑中原，这就严重威胁到明的全国统一。为了阻止北元与高丽的联合，也为了将高丽纳入明朝的天朝礼制体系之下，洪武帝即位之初迅速与高丽建立和平友好的政治外交关系。
从高丽方面来讲，元末的动乱，无疑为恭愍王提供了一个摆脱元朝强权政治的机会。获益于中国政局的变动，恭愍王肃清了亲元势力，大大推进了政治改革。
当明军攻入元大都时，高丽就开始讨论与明建立通使关系事宜。“恭愍王十九年九月，国人金之秀自元来，言大明舟师万余艘，泊通州……令百官议通大明。”但对明朝态度不甚明了的情况下，高丽心存疑虑，仍然采取了富有弹性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派文天式入元贺千秋使节，另一方面又“遣礼仪判书张子温于吴王（张士诚）”。此时，元朝已是四面楚歌，对于干预高丽事务，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明太祖朱元璋基于和平外交的思想，于1368年11月（恭愍王十七年），派遣符宝郎偰斯赴高丽。此人是偰逊之弟，当偰逊东奔高丽时，偰斯留在元朝，而后任职于大明，其官为符宝郎，专门掌管皇帝印玺和符节。朱元璋派遣偰斯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在明朝与高丽外交处于关键时刻，偰斯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其次，偰斯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前往高丽的首要人物。偰斯肩负重要使命，于次年四月到达高丽。高丽国王率百官出迎于崇仁门外，偰斯颁即位诏书于高丽，曰：
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天命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忽暴兵疾至，误入其中，……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故修书遣使，涉海洋入高丽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天监其德，岂不永王高丽也哉！朕虽得不及中国之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并赐纱罗缎匹四十匹。
洪武五年，朱元璋在接见高丽使者张子温时，批评了穷兵黩武入侵高丽的隋炀帝，还告诫子孙只要周边国家不主动扰我边界，便不应“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并将高丽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
明太祖对高丽表现出友好态度，高丽也积极响应。洪武元年，偰斯第一次高丽之行后，高丽马上“停至正年号”，表示与元政权断绝关系，并派遣礼部尚书洪尚载、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奉表赴金陵贺登极，谢恩，并表示称臣纳贡。同年8月，高丽又遣成准得贺天子生日，金甲雨贺皇太子生日，张子温贺新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1370年5月，偰斯第二次出使高丽，颁赐诰书及金印、诰文。恭愍王带领百官在城门外迎候诰命：
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遵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而往报，既陈表贡，备悉忠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谨修于臣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齐印，仍封尔为高丽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戏，保民社而袭封，式遵典礼，传子孙于永世。作镇边陲，其服训辞，益绥福履。今赐，大统历一本、锦秀绒段十匹，至可领，并赐太妃、金段、色段、线罗、纱各四匹，王妃亦如之。相国辛旽，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段各四匹、线罗各四匹、纱各四匹。
由此，明册封高丽王为国王，向太妃、王妃、辛盹和大臣赠送礼物。次年六月，明中书省派遣百户丁志和孙昌甫，要求高丽交还兰秀山叛党陈君祥和陈魁一。恭愍王把其党共100余人送还明朝。同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并遣使“如京师谢册命及御书，并纳前元所降金印。”高丽“遣使朝贺，岁以为常”，从此，中朝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也奠定了恭愍王亲明外交的基调。
高丽与明朝如此迅速地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究其原因首先是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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