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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8 13: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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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士华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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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丽楚地:荆楚文化特色与形态

瑰丽楚地:荆楚文化特色与形态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瑰丽楚地:荆楚文化特色与形态作者:方士华排版:梦工厂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8-01ISBN:9787514324303本书由大华文苑(北京)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瑰丽楚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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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在历史上大体以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范围,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湖北历史悠久,建始人、郧县人、长阳人的发现,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还有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早期楚文化。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其灿烂的青铜文化和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城邑等,充分说明商代这里的城邑就十分兴盛和繁荣。湖北发现的最早人类

湖北建始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在高坪镇的麻扎坪东西有两个山洞,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之一。洞内成管道状,蜿蜒曲折,地表起伏不大,有大小深浅不一的10个支洞,是石灰岩山洞,即巨猿洞,当地称之为“龙骨洞”。■湖北地区的原始先民

这个遗址距今有195万年至215万年,在这里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牙齿化石和石器、骨器若干,因为是在湖北建始发现,因此被称为“建始人”。

洞内同时发现包括步氏巨猿在内的80多个种属的哺乳动物化石,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巨猿与直立人共生的化石点。

建始直立人是人类的早期代表,早于蓝田人和郧县人,是人类从猿到人过渡的中间阶段。这个遗址是我国南方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其发现为在长江三峡地区寻找远古人类起源提供了宝贵信息。■原始先民制作石质工具

人类进化模式为:猿人、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根据发现古人类推断:200万年之前湖北建始长期生活着一些直立人,他们在这里繁衍进化。

郧县地处位于湖北十堰北部,全县地形由南边境向中部汉江沿线倾斜,形成峪谷与盆地相兼地貌,汉江由西向东贯穿全境,将全县分割为南北两大部分。

全县大部为山地,一般海拔高度为500米,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类的祖先在这块风景优美的土地上生息、繁衍。

郧县青曲镇弥陀村发现了一具基本完整的南猿头骨化石,其头骨各部位形状、位置、大小符合古猿类特征。属于南方古猿类,距今已有200万年的历史。蓝田人 学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是我国的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早期直立人,生活的时代是更新世中期、旧石器时代早期。因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公王岭,被命名为“蓝田人”。蓝田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约115万年前至70万年前。

接着在郧县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这一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确定属于直立人类型,距今八九十万年。在其文化层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器,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砍砸器

两件完好头骨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南方古猿”化石。从其形态上看既有直立人的原始性,又有智人的进化特征。被认定为直立人,称为“郧县人”,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在80万年至100万年。

郧西县地处鄂陕交界,鄂西北边塞顶点,南临汉江,北依秦岭,西南接川陕边境的大巴山脉,因地处郧县西而得名。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史称“依山带江”。素称“秦之咽喉,楚之门户”。

在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也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三颗,还有狸、犀、獾、鹿、牛、剑齿虎等20多种动物的牙齿、头角、骨骼、化石及打制器、尖削器、砍砸器等。年代大约与北京猿人时代相同,距今50万年,被称为“郧西猿人”。这些充分说明湖北很早就有人类活动。

长阳地处鄂西南山区,这里山岭纵横,植被丰富,洞穴较多,这就为远古人类居住和生存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在这些溶洞中,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古脊椎动物化石,而且早在清代就被发现。据清代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记载:

老鸦岭在邑西南八十里有土坑,形圆如锅,围数亩余,其底有小眼,如井口,深不可测,一日突陷成巨穴,沿围数丈,裂处有折缝,掘得此物。

骨脑如巨兽,身盘穴口二周,其刺骨如猪肋而锐,有四齿,粗如巨指,长三寸,板牙四枚,径半寸,长二寸,入城市之众莫识……视神物委蛇之余。深山古洞中,多有此物,舔之粘舌者龙蜕也。

当地人将这些古脊椎动物化石统称为“龙骨”。

长阳人化石发现于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村西北,洞口面向东南,洞内堆积除下部有大小不同的石灰岩碎块和底部靠洞壁的地方有局部的含碎石块和化石坚硬部分是角砾岩外,大部分堆积为深黄色松软的沙质泥土,在角砾岩和深黄色松软砂质泥土中均含有大量化石。

在原生地层和过去已挖过的松土中,又发现了10多万年前古人类■剑齿象化石牙齿化石。与其共存的还有象、猪、竹鼠、古豺、大熊猫、鬣狗、东方剑齿象、巨貘、虎、鹿、牛、中国犀牛等大批南方常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以犀牛、象、鹿三种化石为最多。

发现的长阳人化石,包括一件不完整的、保留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上颌骨,以及一颗单独的左下第二前臼齿。牙齿相当大,咬合面纹理复杂。齿冠较低,齿根很长,下第二前臼齿的齿根有两个分枝。

从总体看,长阳人所具有的进步性质比原始性质要多,明显地比北京直立人进步。长阳人不仅具有现代人的特征,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征。距今年代不少于19万年,迟于马坝人,早于丁村人。

长阳人生活在大山区,洞穴极多。这种环境为长阳人提供了生存条件。在与长阳人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以嫩竹为食的竹鼠、大熊猫,说明当时这里有大片竹林。

而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牛和鹿类的存在,则说明附近还有开阔的林边灌丛和草原。以上动物都是喜暖的,所以当时这里的气候是温和而湿润的。

后来又在长阳鲢鱼山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几处面积较大的古人类用火遗迹,距今有9至12万年。

同时还出土了牛、鹿、羊、犀牛、虎、豹、熊、松鼠、社鼠、豪猪、野猪、猕猴、熊猫和东方剑齿象等20余种古脊椎动物化石。“长阳人”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一样,也是我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阅读链接1956年,长阳县钟家湾的农民为集体找副业门路,在一个洞内挖“龙骨”出售。时任县第一中学生物老师得知消息后,便带着学生到钟家湾采集化石标本,从供销社收购的数万斤“龙骨”中挑选了一箱化石,其中一块人的上颌骨化石,并附有两枚牙齿。其他化石运销到省城武汉后,被省文化主管部门发现。省博物馆速派人到长阳调查,又挑选了3箱化石,将这批化石标本连同上颌骨化石一并送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经鉴定确为古人类化石,而且其中有一件人类的上颌骨是在长江以南与其相同的动物群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母系氏族时代的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四川巫山大溪而得名,距今约6400年至5300年。但实际上这种文化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至汉水中游沿岸,其中心地域在湖北的西南部。

在湖北省发现的重要遗址已有20多处,著名的有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宜昌中堡岛、清水滩,■大溪文化彩陶簋松滋桂花树,江陵毛家山等遗址。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

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

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彩陶纹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

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大溪口古代陶器

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数量。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关庙山遗址 位于湖北省枝江市问安镇关庙山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00年至4000年,是长江流域同年代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遗址。遗址现存面积约40000平方米。遗址中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基本上包括了该文化的各主要阶段。

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在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是粳稻。夹炭陶器 古代陶器的一种。陶胎中布满大量炭的晶粒,颜色墨黑,炭和泥是陶质的主要组成部分。碳素是植物碎末和稻谷谷壳等,先烧成炭后再掺入泥土。有意加进碳素,是为了泥土在成型过程中减少收缩,其作用与掺砂的作用一样。由于碳素的作用,再加陶胎在焙烧中未能充分氧化,陶质呈黑色,内胎更黑。

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

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工具,而是用于采集活动。■古代使用的石臼

这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

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一米多,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大溪文化彩陶杯

这一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在红花套、关庙山发现的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已成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常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河姆渡遗址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距今6000年至7000年,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黏土掺和烧土碎块填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

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居住硬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系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黏土。

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散水。可见为适应南方的气候条件,建造住房已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制陶业 原始制陶工具包括木杵、木臼、木拍、木刮及竹刀、蚌壳、钻孔竹棍、竹垫等。其后,轮轴机械则是我国古代制陶主要工具。轮轴机械制陶包括慢轮制陶和快轮制陶两种。快轮装置是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工具。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

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大溪文化彩陶碗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黑色。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绳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

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

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另有大量的实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响球。

在大溪文化圈共发现300余座大溪文化的墓葬。其中大溪墓地的最多,人骨保存较好。该墓地死者头向普遍朝南,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

葬式一类为直肢葬,数量占半数以上,以仰身直肢为主;另一类为屈肢葬,其中多数是仰身屈肢,以双脚压在髋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踡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下肢弯曲程度很大的屈肢葬,当是将死者捆绑后埋葬的。■大溪文化陪葬陶俑

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最多的30余件。女性墓一般较男性墓富。有的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臂骨上。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或是置于口边,也有的是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两臂之下。■陪葬品

以鱼随葬的现象,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另外还有以狗作为牺牲的。大溪墓地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但在红花套和关庙山则是瓮棺葬。

大溪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当时的人过着定居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活;使用石制生产工具,并且打制石器仍占有相当分量;制陶业是当时主要的手工业。大溪文化向前发展,为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所继承。阅读链接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遗存。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父系社会的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距今5300年至4700年,其文化面貌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洞庭湖以南的几何印纹陶差别较大,所以将其单独命名。

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较广,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越宜昌但未进入四川境内,北达河南西南部,东未超出湖北境内,南达洞庭湖一带。■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陶器

根据其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分为4个区:江汉平原区、鄂西区、湘北区和鄂东区。屈家岭文化遗址有京山屈家岭遗址、荆州阴湘城遗址、石首走马岭遗址、钟祥六合遗址、天门邓家湾、谭家岭和肖家屋脊遗址等。阴湘城遗址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马山镇北,为新石器时代古城址。这里出土的漆木钺柄,是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唯一保存完好、而且色泽艳丽如新的漆木器,使长江中游漆工艺时代提前了2000多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大体上与黄河流域齐头并进。不过,由于有更为广泛的植被和水域,采集和渔猎经济比黄河流域更为普遍与持久。

屈家岭文化各遗址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扁平穿孔石铲和石镰,地处鄂西北山区的郧县一带,较多使用打制的凹腰或双肩石锄。■古代石锄

有些地点也曾发现很少的磨制长方形穿孔石刀。收割工具极少,可能是因为水稻的收获方法与中原地区刈割粟穗的方法不同,只采取薅拔的方式的反映。

许多遗址的房屋红烧土中都发现了稻壳的印痕。其中屈家岭、放鹰台的稻壳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的粳稻,与现代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相近。

家畜饲养业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有相应的发展。不少遗址发现了猪、狗等家畜的骨骸,另外,还出土了一些形似鸡、羊之类的陶塑制品,很可能是氏族家庭饲养的禽、畜造型。走马岭遗址 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镇走马岭村与滑家当镇屯子山村的交界处,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的土城垣包含物多为屈家岭文化早期陶器残片,而且被屈家岭文化晚期灰坑和墓葬所叠压,由此推断该城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早期。

屈家岭文化的制陶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两个系统,与以前的大溪文化以红陶为主判然有别,而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则有相似之处,充满了时代气息。不过,这一地区陶器的特点较多继承了大溪文化的工艺技术,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并常饰凸弦纹和镂孔。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绘陶和彩陶。尤其是在大溪文化薄胎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薄胎晕染彩陶,极具地方特色。有为数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响球和极少的彩陶球。各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球和极少的彩陶球,用途尚不明■屈家岭古代陶缸了。

彩陶纺轮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褐色或红色花纹,彩纹图案主要有同心圆纹、漩涡纹、对顶三角纹、平行的短直线或短弧线纹、卵点纹等。

日常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

石器习见的有斧、锛、凿、镞。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石凿以方柱体的为代表。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还有少量穿孔石斧、穿孔石铲、石镰等。有的地点发现有较多的打制石锄。

屈家岭文化的住房多属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一般筑墙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黏土或草拌泥掺加烧土碎块培筑墙壁。居住面下部铺垫红烧土块或黄沙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或涂抹细泥并经烧烤。

在室内中部或偏一角处筑火塘,有的火塘附近还遗留保存火种的陶罐。室内的柱洞大体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垫实,起着柱础的作用。

单间房屋的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多间的连间式房子,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其隔墙上无门或还设门相通,甚至有多达二三十间成排相连的。■屈家岭陶座

青龙泉的一座双间式大房子,南北总长14米,东西宽5.6米,室内面积合计70多平方米。这种隔墙连间式住房,形式新颖,建筑结构有了明显进步。它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六合、屈家岭、关庙山等地,均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成年死者多实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无葬具。曾盛行于大溪文化中的下肢甚为踡曲的屈肢葬,在屈家岭遗址也发现一例。■屈家岭陶豆

大部分墓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前期多小型明器,后期有个别墓随葬猪头骨。划城岗墓地的90多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土坑竖穴墓与少量的瓮棺葬交错分布。土坑墓的墓向比较一致,大部分为东西向。随葬品一般为4至8件,但少数墓十分丰富。

位于南区墓地西端首排的3座并列土坑墓,随葬器物较多,均有多件朱绘陶器,两座墓内各随葬一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一件还朱绘卷云纹。3座墓死者生前可能在氏族中居于重要地位。

关庙山遗址有专辟的儿童瓮棺葬墓地,通常用大型圜底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钵作为葬具,竖埋在小土坑内。一般无随葬品。有的葬具底部中心特意凿出一孔,可能是作为儿童灵魂出入的孔道。

屈家岭文化手工业已相当发达,特别是制陶业中的蛋壳彩陶和纺织业中的彩绘纺轮,突出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的特征。

在屈家岭遗址发现了陶祖,反映了对男性的崇拜,这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按男子的血统来确定世系和继承财产,要做到这一点,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对偶婚必须改变为夫妻制。

屈家岭文化的房屋建筑结构,也正反映出这一变化趋势。因此在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手工业等诸方面,屈家岭文化都比大溪文化有较大发展。阅读链接我国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4000年前,此时属于新石器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迅速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中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特别是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家庭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制形成后,私有制萌芽、产生。父系社会晚期的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至夏代统治的前期之间,曾一度被人们之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

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更具这种文化的代表性,故统称为“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

石家河文化分布地域较广,遍布湖北全境,主要遗址有天门石家河遗址、郧县青龙泉和大寺遗址、房县七里河遗址、当阳季家湖遗址、松滋桂花树遗址,均县乱石滩遗址和花果园遗址、孝感碧公台遗址与涨水庙遗址、枝江关庙山遗址、江陵蔡家台遗址和张泉山遗址、圻春易家山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生产,始终在稳定地发展着,继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各部落继续在长江两岸,从事水稻的栽培和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不断吸取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氏族部落的先进经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在石家河遗址,发现大片红烧土内夹有丰富的稻壳和茎叶,表明当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且产量较高。许多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蚌镰、长方形带孔石刀都是实用的农■石家河文化玉雕具。青龙泉与大寺遗址 地处汉江中上游的郧县,包含有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末期的仰韶、屈家岭、青龙泉和龙山4种文化遗存,相对年代比较清楚,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各个时代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内涵丰富,为研究丹江口库区原始社会、先秦时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具有较高价值的实物资料。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在稳定地发展。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和鹿的骨骸,各地普遍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尤其在墓葬中大量出土。

这表明猪头骨的多少往往是作为衡量财富多少的重要标尺,说明当时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比较突出。

石家河文化,以出土小型精致的玉件而备受关注。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

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象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

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玉蝉写实的形象,开创了商周时期玉蝉造型的先河。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

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

而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则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从石器到铜器的使用,是生产工具的一次巨大进步。

总之,石家河文化遗存表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也促进了各氏族部落之间产品交换的逐渐扩大,私有制在氏族公社内部慢慢滋生起来。父系社会正走向解体,奴隶社会开始出现。阅读链接在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刻划符号,以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发现的符号最多。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画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商王朝的盘龙城遗址■盘龙城雕塑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武汉市以北的黄陂区滠口镇境内,因被盘龙湖环抱而得名。距今已有3500多年历史,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遗址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建筑群,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民居点和小型墓地。■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

盘龙城是商代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城址,其灿烂的青铜文化、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

盘龙城的宫殿区、手工作坊区、生活区、墓葬区分布明显。城址规模不大,其基本布局与商朝王都郑州商城相仿,却是比郑州商城更原始城市历史形态。

盘龙城离后来的武汉城区不远,又地处荒僻的郊区,所以得到较好保存,是我国唯一基本未受到破坏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

盘龙城的宫殿建筑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采用的是“前朝后寝”的格局,这是我国最早采用此格局的建筑,“前朝后寝”、廊庑环绕庭院成为此后3000多年来我国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青铜文化 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为颜色青灰,故名“青铜”。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又称“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我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经历约1600年,大体上与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盘龙城青铜器在器类、纹饰、铸造等诸多方面有特殊的地位。玉器是商朝身份、权利和财富的象征。盘龙城李家嘴墓出土了一件长达94厘米而厚只有0.5厘米的大玉戈,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是我国古代的“玉戈之王”。我国最早的青铜大圆鼎、精美的雕花钺形器、钩刀等皆为精品。李家嘴墓中的提梁卣,造型、装饰乃至铸造极其精致,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用分铸法铸成的实用器。盘龙城出土的一批先进的青铜农具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工具之一。在李家嘴墓发现了我国最早■青铜提梁卣的木雕艺术品,雕刻着由饕餮纹和云雷纹组成的花纹,出土时色彩十分鲜艳。饕餮纹 饕餮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最后被撑死。是贪欲的象征。而饕餮纹是青铜器常见纹饰,也称“兽面纹”。饕餮纹这种纹饰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

周代最典型的体现身份等级的礼器组合为鼎簋组合,而我国青铜发展史上最早的一件铜簋出自盘龙城李家嘴墓。

盘龙城的制陶业很发达,已收集的陶片标本数以万计,其中的“釉陶”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原始瓷器”,把我国古代烧造陶器的历史提前至公元前1500年。这里出土的一个大陶缸,直径约0.5米,高达一米以上,是迄今商代陶缸中之最大。

盘龙城遗址是商代二里岗时期的一个古城,二里岗时期相当于商代的中早期。从盘龙城出土文物的纹饰图案中,发现了殷商时期地处中原的黄河流域文明的明显特征。同时从大量出土的兵器中可以推断■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出这是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力量的武装集团。商汤 (?~约前1588年),商朝的创建者,公元前1617年至公元前1588年在位,在位30年,其中17年为夏朝商国诸侯,13年为商朝国王。

当时有个商王叫武丁,武丁曾经带兵讨伐过南方的荆人,荆人就是楚人的先祖,帮助武丁讨伐荆人的有三个氏族,一个是曾国,曾侯乙的祖先,另一个是“戈”人,再一个是“举人”。因为“戈人”是管武士的,就是武装的一个部族,所以戈人就带兵到南方来了,在盘龙城这里建成了据点。

这个来自黄河流域的武装部族在远离故土的长江流域建城驻兵,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跟江南大冶一带的铜矿有关系,因为在当时铜是最重要的物资。

3500年前,我国社会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在生产、生活和军事领域里,青铜铸造品,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铜矿资源也就成为一个强大王朝的重要战略物资,而盘龙城地近大冶矿区,又有着水运的便利,自然就成为黄河流域商王朝控制南方的资源,并且是向长江流域扩充势力范围最理想的南进据点。

就这样我国南方最早的城市在这里出现了。

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桀,建立了以河南为中心的商王朝。随后,又对四方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扩张,势力延伸至长江以南。■商代玉戈

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就是商朝人为了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而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都邑和军事城堡。9世纪,原在鄂西北的楚国向东扩张,开拓江汉大地,后来的武汉地区被纳入楚域,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区。阅读链接在商代前期,其统治状况有起有落,其都城位置也移徙无定。在第十九王盘庚之前,国家凡“五盛五衰”,都城凡“六迁”。到了盘庚即位时,才把都城迁到殷。盘庚迁殷避开了水患和宗室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了商代朝廷的统治,为以后的商代中兴奠定了基础。殷商后期由于武丁的前两代商王小辛和小乙统治无方,商王朝的统治一度衰微。楚国建立与楚文化形成

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自此至公元前771年周平王定都洛邑,史称西周。在西周的时候,湖北境内诸侯国林立,其中最出名的是楚。■荆楚文化建筑

楚的先祖祝融时代,曾称“祝融八姓”,即8个部落的联盟,居住在中原的祝融是其首领。因此,祝融时代,尚不具备“国”的条件。而到商朝武丁伐楚时,说明楚族已形成。

因此,楚的立国大体说是在商代中期或稍后。楚族最早的居住地为荆山,族名为“楚”,故又称“荆楚”。

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荆:楚木也,从刑声。”解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从而把荆山、荆楚木、荆楚国统一起来,形成系统完整的概念。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荆山 荆山位于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盘亘省境西北部,呈北西至南东走向。北始房县青峰镇大断层,南止荆门至当阳一线;西至远安沮水地堑,东到荆门至南漳一线。面积约3100平方千米。名胜古迹有抱璞岩、白马洞、响水洞等。在楚立国之初,国土很小,国势很弱,经过商征伐,势力也就更弱,不能不臣服于商王朝,楚国对商王朝既畏惧,又痛恨,时时都在寻找机会予以报复。至商代末期,楚国出了一个有名领袖鬻熊,鬻熊不只使楚国已有了相当实力,而且他发现周王朝正在兴起,只有周王朝才是可以依赖的并能战胜商王朝的势力,于是鬻熊便亲自去投奔周族首领西伯姬■周文王(前1152年~前1056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年),西周王朝奠基者。其父季历死后,继承西伯之位,故又称“西周文王很尊敬他,因他年龄很伯昌”共在位50年。先秦时期贵族大,据说有90岁,又很有智谋,故有姓有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周文王虽姬姓,却不叫姬昌。周文王尊他为老师。《史记·楚世“姬昌”一说在东汉时形成,后世家》记载:遂称文王为姬昌。

鬻熊先生辅佐文王,去世早。熊通说:“我的先人鬻熊渊博,是周王的老师。去世早。”

楚人对鬻熊特别尊敬,因此,后来楚的国君,便以熊为氏,称“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等。《左传》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其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在鬻熊的第四代孙熊绎的时候,周王朝正式给楚以“子男”封号,还分封了方圆25千米的地盘,据说就在丹阳附近。

熊绎的时候楚国贫穷落后,据《左传》记载: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国神话雕像

筚路指简陋的柴车,蓝缕指破旧的衣裳。说明熊绎的部众在湖北的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然而灿烂的楚文化的起点,也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孕育。■楚国青铜鼎熊绎 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时代,成王举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熊绎开辟荆山,率部族居楚蛮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桃弧棘矢供奉周天子。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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