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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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工的值班室试读：
灯塔工的值班室[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著赵飒 译中信出版集团序言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趁圣诞假期去韦桑岛（île d’Ouessant）上住过几次。那里有一个面朝朗波勒湾（baie de Lampaul）的小旅馆，名叫“安娜公爵夫人”。从我住的房间可以看到拉于芒（la Jument）的灯塔，塔上的红灯每十五秒闪烁一次，为福隆维尔（Fromveur）航道提供航标。想到岛上去的话，先要乘夜间的火车到达布雷斯特（Brest），步行至商业港口，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登上每天停靠勒孔凯（Le Conquet）、莫莱讷岛（île de Molène）和韦桑的“埃内兹·厄萨（Enez Eussa）号”客轮。船驶离泊位时，灯塔的灯会灭掉。太阳有时在一片氤氲中升起，有时则闪耀着冬日的冷光，锐气逼人。在这个房间里，我保护着自己的孤独，写新小说风格的作品，或者说写着玩，也时常对灯塔工这个职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向往。我以前听说索邦大学有个文学专业的年轻人当了灯塔工，并被分配到坐落于塞恩路上岩石群边的阿尔芒（Armen）灯塔，离这儿不算太远。他就是让-皮埃尔·亚伯拉罕（Jean-Pierre Abraham）。196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阿尔芒》（Armen）的书，与其说这是一部灯塔生活编年史，不如说是一位作家关于光与影的沉思录，这位作家所追寻的是那些“在人们的目光中熠熠生辉”的词语。要知道，在灯塔里，探照灯的正下方有一个小房间，叫作值班室。值班的灯塔工在完成日常检查工作后，就在那里面值班，时刻注意让灯光保持“明亮”。在这个没有门窗的圆形空间里，有一张操作台，一把扶手椅，一部在固定休息时间里用来消遣的收音机，几本著作，以及一本值班日志。每过一刻钟，他就要在这本证明性的册子上记下观察到的一切有用信息：天气、海面状况、雾气状况、其他灯光装置的可见度、船只经过的情况、储备情况、养护工作、意外、事故、灯塔工介入处理的情况，等等。总之，在这个房间里，什么也看不到，却又什么都能看到。在那里，夜复一夜，知识逐渐累积，朴实简练的笔触下也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灯塔的学问，灯塔工关于外部世界的学问，还有关于灯塔本身的学问（灯塔工的值班日志）。在具有一定规模的舰船上，也有一个值班室或者海图室，位于舰桥后方，里面有海图桌、成套的海图以及所有与航行有关的文件和须知。航线的选择和航向的改变都是在那里决定的；也是在那里，通过罗经或者六分仪得出的观测结果会成为地图上舰船的方位；还是在那里，由值班的军官来填写航海日志。那里同样出现了什么也看不到却又什么都能看到的悖论。人们会把从舰桥上看到的东西在海图桌上进行分辨，得到一个名字和一些信息后，海图桌上便会显示出接下来将在舰桥上看到的东西。情况通常如此，但也不一定。我既没有成为灯塔工，也没有成为水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名历史学者。我曾经参观过海上的灯塔，也登上过几艘货轮。最终我明白了，我的书房、图书馆的书架、材料和各种笔记，就是我的值班室。这也是我想给这部访谈录起的名字。同样，在书房的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东西进行着交流。那里有我们想看到的、以为自己看到的，以及努力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通常还有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被我们遗忘的东西。海上灯塔已经全部实现自动化了，灯塔工不复存在，值班室也被搁置。远洋航行在GPS定位系统的普及和各种软件的使用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们随时都能获取航船的精确位置，知道船在哪里以及周边还有哪些航船（它们的名字、武器装备情况，等等）。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差距已今非昔比，视野的确定也不再需要或者不那么需要舰桥和值班室之间的频繁互动——那些构成海上值班日常工作的互动：喜悦，还有间或出现的焦虑。至于我自己，我还流连在我的值班室里，继续值我的班——哪怕再值上一阵子也好。F. H选择古希腊，就等于退出主流您目前如何看待自己这份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者说您是如何“值班”的呢？谈到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就是尝试理解世界的那些人的工作，而不是特指历史学家的工作时，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三种形象。第一个形象是船长。我把理论学家比作船长，他决定目的地、调整航向、规划航线；海图室是他的地盘。所有伟大的思想发现者或冒险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个类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大概就是黑格尔了，他是船长中的船长。再往早说，那就要数柏拉图了。如果举两个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例子，其中之一当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不是1935年以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者”身份在巴西高原上开始接触人种学的那个他，而是在邂逅语言学后成为结构主义理论学家，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深入那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冒险的那个他。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文献学家而非哲学家的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这位“航海家”孤身一人投入到他所说的“超历史”当中，在被印欧语系浸没的巨大暗礁群里摸索前行；一系列语言从印欧语系发展出来，它们的使用者曾将这一语系视为“思想的宝库与载体”。在比较神话学的研究过程中，杜梅齐尔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并将之命名为“三元体系”：王者功能、战士功能和生产者功能。这份名单上远不止这两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末，过度理论化的风潮突然转向，成了对理论的全盘否定。很多人把理论从船上扔了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马克思理论。人们陷入了湍流、潮涌和环流之中，放弃了策略和方法——所谓方法，毕竟只是地图上标出的路线而已。良机（kairos）这一概念——即刹那的飞跃——受到追捧，诡辩派也死灰复燃，压倒了逻辑派。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此出现：他嗅着风向，在舰桥里走来走去，对海图室充满怀疑，甚至干脆弃之不用，极尽过分和愚蠢之能事，这种姿态有时也伴随着悲剧。哲学一开始被视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晚年的福柯将其定义为“对自我的关注”。最后，第三种形象出现了：这群人既不是沉思的理论家，也不是鼻孔朝天、无所事事的家伙，而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作为值班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舰桥和海图室。历史学家的位置就在这里。难以想象他们会完全醉心于纯粹的理论或者只相信岁月的泡沫（事件，只有事件）。这样的例子也有几个：希罗多德这种远的就不说了，我想到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他的历史时间三分法（短时段，即事件时段；中时段，即情势时段；长时段，即结构时段），他是这群人里的代表人物。他建立的模型将经验性研究同某种理论维度结合了起来。他的“长时段”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又正巧“抓住”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势，或者说与之形成了共鸣：这也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由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构思出来的希腊城邦模型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还有20世纪80年代由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在我看来，它也属于这种中间之物。“记忆之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工具，也不是一个纯理论性的命题，因此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之后会再提到这几个例子。很明显，我所向往的形象，就是第三种。我通过这种方式成为我儿时梦想成为的水手，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手。所以，在您看来，第三种立场必然就是历史学家的立场咯？是的，但是有两点要说明一下。这种立场绝不是专属于历史学家的——所有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都可以属于这一类。而在这些专业领域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你必须有成为历史学家的意愿和行动。不过，自19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家都只是擅长某个特定时期的研究，然而您在研究了古希腊以后，又涉足了各种不同的时期、概念和对象。您如何定义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年复一年，一个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最终变为“我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划分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的”研究领域只代表我的研究历程，完全不是里程碑或者产权一类的东西。简单来说，我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古代世界的文化史，受到了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历史人类学的启发。这个领域与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梅斯大学教授希腊史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我把自己那篇关于古希腊人和蛮族，进而研究相异性的论文中所讨论过的问题做了进一步延伸，随后，通过各种巡回者的形象、边界人物（尤利西斯、阿纳卡西斯、阿波罗尼奥斯）、地点（埃及、阿卡迪亚）和时刻（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相遇的时刻），我的研究最终聚焦在文化边界的问题上。这个研究思路最终在1996年促成了一本名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Mémoire d’Ulysse. Récits sur la frontière en Grèce ancienne）的作品。第二个领域是历史编纂学，也就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古代的研究以及如何探讨古代习俗的历史，在这方面，我循了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的足迹；另一方面是由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开启的我对“历史书写”的思考。1980年，我的第一本书《希罗多德的镜子》（Le Miroir d’Hérodote）已经处在了这几个研究方向的交叉点；而我关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还有他的文章的研究则在1988年促成了《十九世纪与历史学》（Le XIX e Siècle et l’Histoire）的出版，这也是我第一次冒险涉足现代历史编纂学。随着记忆浪潮的涌现和柏林墙的倒塌，对时间的思考出现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的社会里，未来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也就不那么有驱动力了。第三个领域也给我此前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这体现在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Anciens, Modernes, Sauvages）和《历史的证据》（Évidence de l’histoire）这两本书中。这些研究课题各不相同，而您关于希罗多德的论文——也就是日后的《希罗多德的镜子》却证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其实最初在选择希罗多德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深入研究的可能了，因为我意识到，研究希罗多德可以带出一连串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希罗多德首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从一个人的作品出发，探讨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这也是审视历史书写方式的一种途径，即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这种视角不同于此前一直将修昔底德这位被19世纪公认的正宗历史学家奉为经典的主流视角。我当时想指出的一点是，人们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希罗多德，但他并不仅仅是修昔底德口中那个尚显“天真”的先驱。与第一个研究课题一同出现的还有相异性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热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希罗多德同样是一个有优势的切入点，这体现在他描述其他人，也就是非古希腊人的方式上面。我感兴趣的是他对斯基泰人的看法。作为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古希腊人的反面，因为在后者看来，只有城邦生活才是好生活。然而，希罗多德并没有将这些游牧者单纯地记述为负面的、一无所有的人类（正如16世纪那些以无信仰、无法制、无国王著称的野蛮人），而是赋予了他们一种正面的特质，也就是那种无法捕捉、无法触及的特质：没有道路（poros）能通向他们，但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躲避征服者。这正是波斯侵略者的写照，他们永远无法干脆利落地打一场输赢一目了然的胜仗，而且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他们最终不得不匆忙班师回朝。在希罗多德看来，日后的希波战争中，波斯大军以失败告终，这正是斯基泰人远征的重演。很久以后，托尔斯泰在提到拿破仑出征俄国和拿破仑的悲惨下场时，也引述了这个先例。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部跨越已知世界的游记，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理论。他通过成对的结构性两立概念（北/南、热/冷、年轻/衰老）构建世界，这并非他的发明，可他却让这种构架活动起来，这也使希罗多德被后世称为古代的列维-斯特劳斯——我很乐于强调这一点。这就是希罗多德带给我的一切。总而言之，他赶上了人们当时对人类学产生的广泛兴趣，也给了人们验证这种兴趣的机会。当时，历史人类学和结构主义正大行其道，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则以守护神的形象俯视这一盛况。说到这里，您没有在历史和人类学之间踌躇过吗？当我决定要研究古希腊时，在提交论题之前，我特意去剑桥与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谈了一次话。我当时在翻译他关于古希腊的著作《希腊早期》（Les Premiers Temps de la Grèce，1973）。那些年，芬利的著作在古代经济社会历史[1]方面被大量引用。他因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流亡”到英国，这次“流亡”也赋予了他一种英雄形象。冒昧地说，尽管年龄和立场有别，我们相互之间已经开始惺惺相惜了。他很快意识到我的兴趣与他截然不同，可他还是十分宽容地倾听我当时尚不知该如何表达的东西。对我来说，他生前一直是一个包容而热情的交谈对象。《历史的证据》正是为了纪念他而写。在之前的那次交谈中，他鼓励我重新审视古希腊国家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古希腊身份）。这个古老问题的核心观点是，古希腊人未能建立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却做成了古希腊人做不到的事情。德国人在研究古希腊人时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可很显然，根据19世纪的观点，古希腊人根本没想建立国家，他们有其他考虑和计划。最初的论文课题后来发生了改变。希罗多德起初的确只是我思考课题时不得不涉及的一点，可最终他成为我研究的中心对象，而我研究的正是他再现他人的方式问题。那时正流行《年鉴》（Annales）杂志接受并推崇的“再现历史”。但是课题的转变也同一个外部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凭借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授予的奖学金用一年时间进行的环球旅行。从巴黎高师毕业后，我就想乘船出去看看世界，这也是一种简单的逃离旧世界和它“幽闭的文明”的手段——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用这种说法来形容他在1935年横渡大西洋时的精神状态。我在马赛乘货轮出发，并且选择了传统航行方式作为这次旅行的主题，尤其去了印度尼西亚，而这次航行对我来说也是一次与人种学的亲密接触。我当时已经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因为此前读过一些相关的古典作品；而在上过几次让-皮埃尔·韦尔南、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和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的研究生课后，这种兴趣越发强烈。不过，真正幸运的是，在印度尼西亚，我在克里斯蒂安·贝勒拉（Christian Pelras）的“地盘”上受到了他的接待，他是研究苏拉威西岛（也叫西里伯斯岛）布吉人的专家，邀我体验了几周他作为人类学家的日常生活。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为此我一直对他深表感激。在这次旅行中，我确实考虑过是否要转投人种学。我在印度尼西亚各处游历了半年，这个国家让我着迷。最后我还是没有转行，也许是因为缺少胆量：我没敢下这个决心。转行意味着要学习好几门语言，尤其是荷兰语，而我当时已经产生了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古希腊的念头。我还在接受（当然是批判式的）古典教育，这样继续下去可能更轻松一些。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我们（围在韦尔南身边的一小帮人）当时感兴趣的古希腊完全不是最受学术界公认的那个古希腊，所以从科研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一些令人激动的东西，而且也算是在制度上迈出的一（小）步。我十分确信但很久以后才斟酌透彻的一点是，这次旅行，还有这些思考，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研究希罗多德的方式。我并没有改变专业，然而，这个日后成为《希罗多德的镜子》以及我的长期研究方向的论文课题，我对它的研究方式却因此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类学，也就是关于构建他者的思考，占据了更加核心的位置。后来我又读了米歇尔·德·塞尔托关于游记和历史书写的著作，这对我研究希罗多德这位行者，这位历史学之父，这位传统视角下的说谎者的方式也大有益处。而且古代史在当时的地位与今天也有很大不同。选择古代历史，就等于选择了一种能够让过去显得合理的研究方式。所谓合理，就是我们当时常说的“适于用来思考”[2]（bon à penser）。这是一种审视一段历史的新视角，而我那时对这段历史只有一些肤浅的认识，也只读过那些我们在中学时代曾绞尽脑汁翻译的文本，这些文本都有着古典文化的沧桑外表：从文学角度来看，它们十分优美，蕴含着一种已经失去活力的人文主义，却似乎与我们的关注点相去甚远。相反，韦尔南、维达尔-纳凯和德蒂安的研究则为重读这些文本提供了些许线索，同时也包含了20世纪60和70年代人文科学正如火如荼争论的核心问题。历史不是当下，却完全为当下所关注。从这种状态中获益的就有古代史，尤其是古希腊研究，因为大家都认为，在研究神话、民主或者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在其《社会的想象性建制》（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中提出的“想象”这一概念时，自然就应该提到古希腊人。伴随着这种几乎有些激进的态度的，是对以索邦大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或者狭隘人文主义的无差别否定或批判。而不无讽刺的是（学校领导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会像想象中那般受到这所大学的欢迎），这所大学由我们建立，我们却把它视为应划清界限的代表。研究古希腊，没问题，但研究的不能是古希腊研究促进会代表的那个古希腊，尽管我们完全支持古希腊研究。不过这两个立场可以同时支持，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即对古希腊的痴迷和对某种古典传统的摒弃。这一点在今天或许有些不太好理解，毕竟这两者的区别已经消失殆尽了。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激烈争论早已离我们而去；我们当年在阅读希腊文献时会明显感觉自己同时在进行思辨，如今这种感觉也已消失。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东西，有一部分被纳入古希腊研究，而其余的部分则被学科的惯常运作所击败。真正意义上的异端已不复存在；专业性必然有所提高（人们很早就知道怎样写文章才能在有审阅小组的刊物上发表）；实证主义重新占领高地；人们根据最新的（考古学、题铭学）材料修改甚至否定由那些抛砖引玉的前辈提出的内涵更丰富（也更冒险）的解读；调查表里重新出现了与其他历史学科（我只举两个例子：女性历史学及随后的性别历史学，或者情绪历史学）相同的问题。总之，就是一个学科常规的样子。我们所经历过的独特时期得益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可以选择以古代为题来参与当代的讨论，但不用当代的方法去理解古希腊人或者把他们当代化，同时又可以对僵化的古典传统抱持一种颇具批判性的态度。很多人经常用“巴黎学派”来指代这一时期，这个学派的中心人物就是让-皮埃尔·韦尔南、皮埃尔·维达尔-纳凯和马塞尔·德蒂安。这个称呼是外人给的，几个主要的当事人压根儿没想要这个称呼。跟所有同类称呼一样，乍一看它确实涵盖了一些东西，但它实在是太泛泛了，含糊不清，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标签指的是一种从历史人类学角度探寻希腊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传统的古希腊世界。这种探寻方式主要从三个或四个对象着手：诸神、神话、悲剧和城邦。这个学派团体的研究范围在制度方面一直不甚清晰，不过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路易-热尔内中心）一直是这个团体的集合地——起初是在巴黎第六区谢弗勒斯路（rue de Chevreuse）一个小小的两居室，后来差不多就长期定在王子先生路（rue Monsieur-lePrince）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故居迷宫一样的底楼。一旦成为中心的成员，就意味着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与当时中心的主要人物一起从事研究，这些人物包括中心的创始人和长期担任中心负责人一职的韦尔南、维达尔-纳凯、德蒂安以及后来的妮科尔·洛罗（Nicole Loraux），她其实已经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认可的下一代人物了。此外还有一些年轻的外国同人，他们曾经过来与前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共事过一段时间。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莫米利亚诺派来的里卡尔多·迪·多纳托（Riccardo Di Donato），他后来成了一名韦尔南式的历史人类学档案管理员和历史学家——韦尔南本人就结合了其两位导师的领域：伊尼亚斯·迈耶松（Ignace Meyerson）的历史心理学和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的涂尔干社会学和希腊文献学。这个研究中心一直也算不上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大家匆匆路过，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交几个朋友，有时候也会闹闹别扭……它是韦尔南好客的真实写照，韦尔南总是时刻准备着对走进门来的人热情相待。不过有那么几年，确实存在着一个“我们”，这个称呼尤其出现在进行共同调查研究和出版集体著作的时候——我就曾经参与过关于祭品的著作。这个“我们”也是为了将自己同关于古代的其他类型研究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很难在大学里找到职位，毕竟进入大学的门路一般都控制在“其他人”手里。维达尔-纳凯一直在大学里占据一席之地，他在这方面扮演着一种战略性的角色。我们中有好几个人的第一个大学职位都是靠他获得的，比如我。但是这个“我们”最活跃、辨识度最高的时代却是在1975年以后，我那时在斯特拉斯堡。我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活动，也同几个人保持着私人联系和友谊，不过地理上的距离让我与这个团体有些疏远——更何况除了维达尔以外，没有人从事历史编纂学领域的研究，而且当时对历史书写的探究也没有现在这么热门。当时对历史书写的思考的代表人物是米歇尔·德·塞尔托。您是怎么结识他的？我是通过马塞尔·德蒂安见到他的，当时我和德蒂安在一个研究祭品问题的工作小组里，最后合著了一本名为《希腊地区祭品的烹饪》（La Cuisine du Sacrifice en pays gre）的书。当时，为了充实内容，以及引入历史编纂学和理论角度，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关于祭品的各种理论，包括涂尔干（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了米歇尔·德·塞尔托的发言。我们当时在王子先生路的小书房里，他也在，一边吸烟一边不停地记着笔记，还用他那带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发表了一两次意见。我当时读了他的《历史的缺席者》（L’Absent de l’histoire），这是他在最新著作的“边边角角”写下的作品合集，探讨的也正是社会的“边边角角”。这本书首次提出了缺席状态下的历史叙事。不过对我来说意义最深远的文章，还是他对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一次巴西之旅》（Histoire d’un voyage faict en la terre du Brésil，1578）的解读。作为一名新教徒，莱里逃到了日内瓦后，只在里约热内卢待了几个月；不过在旅行故事结尾，他提出了“野蛮人”这个概念。口述性和写作的问题贯穿着这部作品，而它也在我的希罗多德之旅中一直伴我左右。我之后也有机会同塞尔托聊过几次，这些机会来之不易——并不是他刻意回避，而是他的日程被各地的会面挤得满满的，因为他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团体、机构、学科和国家之间。我几乎完全不了解1970年以前的塞尔托，甚至并不清楚他是耶稣会士。这其实是好事，因为这个身份可能会影响我阅读他的方式——而且是负面影响。完成《希罗多德的镜子》之后，我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他同意了，因此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探讨人种志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书写的问题。1985年，他建议我在圣地亚哥大学为他“代课”一个学期，他此前已经在那里任教多年。更令我感到受宠若惊的是，法国理论（French [3]Theory）在加利福尼亚州仍然大行其道。尽管是法语母语者（native speaker），我还是担心自己作为使者不太够格，但我很快发现，美国看待这些被归入后结构主义大杂烩的作家的方式，同法国解读这些作家的方式有很大区别。法国理论正在成为一种混合产物，最终转变成真正的美国制造产物。您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提到过关于让·德·莱里的这篇文章，它对您来说很重要吧？这项研究让我摆脱了单一的索绪尔的语言角度，从而引入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关于表述的理论：表述的表面机制，即一切与叙述者对其叙述内容的介入有关的东西，也就是本维尼斯特所说的语言中的主观性。塞尔托在阅读让·德·莱里的故事时就借助了这一概念。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它转变了我对希罗多德的解读，也使我不至满足于人们常说的“结构主义”阅读（这里面可丝毫没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子），也就是罗列各种二元对立的游戏——它确实有意[4]思，但也有局限性。当你注意到文本中各种不同的语级，与[5]此同时使用联诵，不使用联诵，或者联诵行不通的时候，文本就具备了一种厚度和飘忽不定的复杂性，而这恰恰是结构主义视角试图抹杀的特性。这也是人们常常指责的一种肢解文本的行为，也就是给文本加上一道焊死的栅栏，而这道栅栏既不符合文本的深层结构，也不符合文本的呼吸。此外，这一研究角度能够帮我理解所谓的希罗多德的“叙述策略”，从而跳出纯粹的实证性阅读方式，甚至实证主义性质的阅读方式——他去过那里吗？他见过这处古迹或者这条河流吗？他是在说谎吗？——这是评论他的叙事时最常用的方式，而且观点通常很极端：是的，他什么都见过；不，他什么也没看见。通过这种视角，也可以将文本针对的对象带入文本——根据他介绍某个部落、某种风俗或者某个事件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古希腊听众或者读者所期待的内容。所有这一切有助于从文本自身出发，更加细致地读出更丰富的内容，而且不用跳出文本（但你并不会因此认为只存在文本性的现实）。而那时的我想做的就是在文本上赌一把，争取和希罗多德走得一样远，不过这绝不是在暗示斯基泰人从未存在过，或者希罗多德根本没去过他说的那些地方。除了米歇尔·德·塞尔托，您的论文答辩委员会里还有哪些成员？答辩委员会于1979年在贝桑松成立，主审是让-皮埃尔·韦尔南，成员还包括皮埃尔·维达尔-纳凯、米歇尔·德·塞尔托和皮埃尔·莱韦克（Pierre Lévêque），莱韦克是论文的正式导师，也是贝桑松的教授。韦尔南和维达尔都不能指导博士论文，因为他们俩都不是大学教授。还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埃及专家弗朗索瓦丝·迪南（Françoise Dunand），她也是贝桑松的教授，对我很好；还有著名的文献学家朱塞佩·南奇（Giuseppe Nenci），他是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曾经写过好几篇关于希罗多德的文章，他跟莱韦克和韦尔南的关系都不错。莱韦克在1968年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韦尔南很久以前放弃了这一信仰。南奇也在答辩委员会里，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走向国际舞台的好兆头。可事实是，他非常反感这种工作，只是当时没敢说什么，事后才表态。第二年出版的那本书反响好吗？在《世界报》（Le Monde）和《新观察者报》（Le Nouvel Observateur）这样的主流媒体中反响很好（有一篇雅克·拉卡里埃［Jacques Lacarrière］的文章；还有一篇的作者是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不要以为《希罗多德的镜子》在古代艺术的小圈子里也广受赞誉。不过还是有些人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也算有销路，尤其是在美国（正好借着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风头），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现在仍然有售。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有人批评这本书“刻板”、有些诡辩的味道和赶时髦，这倒也不无道理。反对的呼声来自“历史学家们”，他们认为这本书要么太理论化，要么过于文绉绉，或者两者兼具。另外，我第一次申请古希腊历史教师的职位时，全国大学委员会拒绝了我的申请，认为这项研究内容“不属于历史学范畴”。这个学科的评审机构给出的裁决就是这样。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对呼声，幸好这并不是最终结果。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人始终认为这并不（真[6]正）属于历史学范畴，就好像这世上存在着一个如同米原器一样的历史学定义似的。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您在论文研究伊始进行的那次旅行吧。您后来重游过印度尼西亚吗？不，我没机会回去，也没兴趣回去。我不太想完全以游客的身份再回到那里待上两三个礼拜。当年在那边的时候，我确实也勉强算是个游客，不过我的旅行方式不同，条件也非常宽松。在那个年代，外出旅行可比今天方便多了，完全没有安全方面的问题，想去哪就去哪，只要你有时间——我就有的是[7]时间。比如我当年在摩鹿加群岛逗留了几个星期，如今一个欧洲青年是否能在那里享受到我当年受到的盛情款待，这就不好说了。另外，印度尼西亚自身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明白不应该走“还是从前好”的下坡路，可印尼除巴厘岛以外的旅游业仍然欠发达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登上过各种类型的船，包括[8]曾经为了从苏拉威西岛去往摩鹿加群岛而乘坐的一艘警用哨艇。每艘船都会搭载一些乘客，他们一般待在甲板上；而我由于轻装简从，警员们就好心地让我睡在他们逼仄的休息室里的一条长凳上。我们聊了很久，用我不太懂但能结结巴巴说上几句的印尼语，以及他们几乎听不懂的英语。当年大家都热衷于旅行。那个时代的青年——至少是西方青年，都“奔走在路上”。多亏了那笔奖学金，我的旅途还算舒适。我有时不得不乘飞机，但也坐过不少次船。这就是那次环游世界一整年的另外一个特点：既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一面，也有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一面。在货船上横渡印度洋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经历。想象一下：新加坡海湾的灯火，在潮热的夜晚忽明忽暗；货船靠岸，我与部分船员一同登陆，来到这个他们几周以来心心念念的中途站。我当然不是一艘三桅大船的二副，但作为一艘没有乘客的船上的乘客，我的地位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随时进入舰桥和海图室。抛开这次经历不说，对旅行本身的痴迷是否贯穿了您的全部作品呢？这种对旅行的热爱，对别处的好感，不愿滞留一地，想不停游走，不希望被某个地方、某个时期、某个学科或者某个行业所束缚的渴望，在我心里异常强烈。我觉得战后出生的人普遍有这种探索世界的愿望，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愿望也很容易实现。它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感受到的失望。我们是在战后的沉默中成长起来的，之前那段时期的历史无人言说。后来发生了印度支那战争——我对这场战争倒没什么印象，不过对再后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印象就深多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不对劲。最终，戴高乐重新掌权，如今所有人都无限崇拜他——要说他是个伟人，也确实有几分道理；但在他的七年任期里，由于他的过分炫耀，我们还是觉得有些压抑，就好比在一出戏里，通常很难看出演员自己有多入戏。您刚才提到了战后的沉默：这对您来说是一个很突出的元素吗？我觉得有一种说法很能代表战后几年人们对之前那段时间[9]的态度：“像看待四〇年那样一点也不在乎。”对于我们来说，四〇年指的自然是1940年。还有另外一种也很奇葩的解释，我已经想不起是谁说的了，认为四〇年影射的是恺撒征服高卢。当然，那一次征服他又失败了，不过离“4”之前50年[10]更近一些，而不是“4”之前40年。无论如何，人们显然是想要忘记这段刚刚发生抑或十分久远，总之被置于时间之外的过去。回想过去，这种对战争保持沉默的态度完全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战争刚结束时我还年幼，所以自然对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印象——更何况我当时生活在阿尔贝维尔（Albertville），那是萨瓦地区（Savoie）的一个小城市，并没有很明显的战争烙印。我只记得在我家附近已经被烧毁的兵营。您的父母是如何度过战争时期的？我的父母于1939年结婚，并想出了定居卡昂（Caen）的“好”主意。我的父亲入伍后一直驻扎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直到1940年6月。我的哥哥出生于1940年2月，我父亲曾经短暂获准去看他。后来父亲成为战俘，直到五年后获释才得以再见到我哥哥。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母亲和我哥哥也曾经四处逃难。在法国兜了大半圈之后，他们最终来到阿尔贝维尔-萨瓦地区是我母亲的故乡（我的外曾祖父在萨瓦地区并入法国时是阿尔贝维尔市长）。我父亲于1945年获释时，由于他们留在卡昂的一切都已经被毁掉了，我们全家干脆留在了阿尔贝维尔。父亲重新拾起战前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不过待遇并不算好，毕竟他离职五年，公司虽然恢复了他的职务，却像对待新人那样对待他。战后的生活并不轻松，家人分开五年后重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关于战争的事根本不能提。对于任何与被俘有关的问题，我的父亲都一语带过——除了几个小故事，以及在我们抱怨哪道菜不好吃的时候，父亲会提到他那段缺衣少食的日子。您的父母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中产吧，不过已经走下坡路了。我的外祖父在里昂做医生，后来投身政界，可惜英年早逝，留下一家人生活得风雨飘摇。我的外祖母像她那个阶层的所有女性一样，没有工作，勉强靠在诊所里打工维持家用。我母亲倒是受过高等教育，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她也是半工半读。不过婚后我父亲就不允许她继续工作了，她一直觉得很遗憾。我祖父作为士兵参加了“一战”（当时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德国占领巴黎那段时期他积劳成疾，于1946年去世。不知道为什么，祖父那样一个严肃而刻板的人会娶一位画家的女儿，那位画家的职业生涯始于第二帝国，彼时已小有名气，他叫保罗·雅曼。童年时期，我们就被他的几幅油画（主要是史前主题的大幅油画，不过也有几幅高卢和古罗马主题的作品）所围绕，那些油画装点着祖父让人在诺曼底的伊波尔（Yport）修建的巨大家族别墅；而在我父母家里，公开嘲笑曾祖父的油画反倒成了一件高雅的事情。他靠画肖像画谋生，其他时间则沉迷于他的爱好：跟着布勒伊[11]神父探索史前文明。所以说您是在距巴黎很远的阿尔贝维尔长大的？只是前六年而已。我父亲后来又回到巴黎工作，还是在同[12]一家保险公司任职。我们在科隆布（Colombes）安顿下来，这或许是受经济条件所限（我们家有三个孩子，而且外祖母也由我父母赡养），也因为我母亲认为这样对孩子来说更好。我们家有个小花园，我们都是穿过大半个城市自己步行去上学。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并不在巴黎——首都并不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我们要乘火车，在圣拉扎尔站下车才算到巴黎。[13]六年级时，我进入了位于讷伊（Neuilly）的巴斯德中学（Lycée Pasteur）。教学楼是一栋依照卢瓦尔城堡的制式建于20世纪初的砖墙建筑，十分漂亮，而且带有某种外省的格调和气息——那里也不算巴黎，比如说，政治事件总是晚一步传到那里。在这个相当闭塞的小世界里，一部分学生来自郊区，另一部分是讷伊本地和巴黎第八区的孩子；而我记忆中经历过的第一次政治表达活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的某个夜里发生的一次足以让人目瞪口呆的涂墙（taggage，这个词当时并不存在）行动。一天早上，我们来到学校时发现墙上写着各种以“秘密军组织必胜！”为主题的大标语。确切地说，我们并不是马上就看见了这些标语，因为学校管理层显然无力应付这起突发事件，校门一关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只好站在人行道上，一边干等一边传各种闲话，外面的世界仿佛突然之间硬闯了进来。这些标语是谁喷上去的？我想我们一直也没能搞清楚。这种带有些许外省气息，甚至是天主教味道的一面也很明显地体现在对知识的偏好上：萨特当然不算陌生，不过我们也[14]会读让·拉特吉（Jean Lartéguy）的作品。我记得我们有一天讨论的主题是，作为在传统主义学界盛极一时的反动派小说[15]家，米歇尔·德·圣-皮埃尔（Michel de Saint-Pierre）到底能不能被视为属于年轻人的思想家。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从巴斯德中学的哲学课堂来到路易大帝高中的高师文科预备班，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源、对[16]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的全力以赴以及拉丁区知识分子界和政界的动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您都有哪些感受呢？当年的拉丁区并非今天这般绵延着无穷无尽的服装店。进入拉丁区意味着一下子接触到了咖啡馆里烟雾缭绕中的讨论、众多票价低廉的电影院、书店——提及书店，这里首推弗朗[17]索瓦·马斯佩罗（François Maspero）的“读趣”（La Joie [18]de lire）——以及政治生活，也就是各种聚会、互助会集会和游行，还有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的大学食堂和孤独的夜晚。我的幼年在外省的一个小城市度过，随后我在科隆布住下，开始频繁出入巴斯德中学及其周边构成的另一个外省。我刚才说过，想要“去巴黎”，得坐火车到圣拉扎尔站。幸运的是，从十四或者十五岁那年起，我有了一辆小摩托。在那之前，我从未参与过这种知识分子间的政治风潮，现在却怯生生地闯入了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界。在当时，那种探索和想要找回逝去时光的愿望何其强烈！班上有几个同学让我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而且出于革命友谊，他们还处处向做不到这一点的同学显摆……接着就发生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还没。时不时能听到“法国人的法国”那帮人在拉丁区搞突袭的消息。也就是一些“小打小闹”——我们那时都这么说，还有几次小冲突。当时主要是各种支持越南的委员会在为反对越战做动员。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讨论的内容已经超出联盟活动分子的圈子了。高师教师路易·阿尔都塞的光环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高等师范学院认识论俱乐部也开始发行一份名为《分析手册》（Cahiers pour l’analyse）的十分吓人的杂志，俱乐部当时的秘书以及后来的负责人是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其中第8期的标题是“卢梭的非思想”，开篇文章就是阿尔都塞写的。之后出现了伟大的东方红，马斯佩罗书店出售的毛主席的小册子开始到处流传。这段时期正好是我备考师范学院的那几年。那几年也说不上特别奇怪，不过那段时期尤其让我体会到了一个制度、学院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拥挤的世界，一个与现实脱节的世界。列[19]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和巴特，巴劳特在奥德翁剧院的几场演出，戈达尔的电影，新小说等为我打开了知识新世界的大门，不过，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课堂外。法语课上使用的基础教材依然是《拉加德和米夏尔》（Lagarde et Michard），而拉加德正是我们的老师，他绝对是个好人。他从来不会说出《拉加德和米夏尔》这个名字，而是说“拿出教材，翻到第……”在大学预备班这个越来越狭窄的天地里，我们最强烈的愿望是外出，以逃离这种软禁式生活和填鸭式教学。有些人走上了活动分子之路，多少被当初鼓动他们的革命理想带偏了；而另外一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走上这条路（虽然在这些小圈子里还是很讲究随大流的，哪怕只是言语上的跟风）。不过1968年产生的影响还是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到1968年之间的几年让我们对老师传授的东西失去了信仰。在这方面，我们和年龄稍大一些的学长可能有所不同，尽管只相隔几年而已。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深知，除了享有特殊威望的哲学以外，老师留给我们的所有作业完全都是捏造出来的，可这些作业又是通过入学考试的必要条件。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大家普遍有这种感受，虽然有些同窗很适应这些规范，轻易就能得到理想的成绩。而最聪明的那帮学生里，有些人无法完全屈从于这些限制，或者正相反，带着极端的热情做过了头，导致任何一名阅卷老师都会感到他们明显有些出格。所以说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微妙：真正关键的知识，真正重要的问题，真正该读的书，其实都在外面的世界里。然后就发生了“五月风暴”。有些人参加了运动，有些人完全置身事外，有些人全身心投入——之后又急速平息。我想，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产生了去做些别的事情，去探索别的东西，与当下拉开一定距离的愿望。1969年一整年，我几乎只在水族馆剧团搞戏剧创作，这是高师的剧团，可里面只有两个高师的学生。我们排练了一出名为《君子共和国》的戏剧，[20]是根据《布瓦与贝居榭》（Bouvard et Pécuchet）中关于1848年革命在沙维尼奥勒的那一章创作的。这部戏剧兼具剧本编写和即兴创作，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当时还在流行，我们又一再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一切导致排练经常延长至深夜。这段短暂却多彩的经历没能持续下去，因为水族馆剧团第二年就决定在雅克·尼榭（Jacques Nichet）的带领下走上专业道路。于是我重新回归学业，更确切地说是开始拜读《奥德赛》。之所以选择古希腊，并非是为了避开当下——毕竟我师从的一些教授在研究古希腊的同时也在与当下的问题进行着斗争——而是想站在圈外看问题。之后的几件事都赶在了一起：学业接近尾声，已是明日黄花的戴高乐主义光环不再（蓬皮杜上台也不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我对人类学书籍的兴趣渐浓，周游世界的诱惑与日俱增。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使我邂逅了希罗多德：我在一个新的问题中重新找到了方向。您刚才说，哲学幸免于学术界的名誉扫地，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呢？哲学在当时被视为入选者们唯一真正思考的学科——其他人则都是费力不讨好，默默无闻，顶多记忆力超群，不过也就这点能耐了。黑格尔、马克思和福柯这些人物占据主流；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也都在高师。我们在高师预备班的教授勒内·谢雷（René Schérer）也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随便举个例子吧，他引导我们通过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文章对马拉美展开思考。在哲学的世界里，精神分析学、语言学、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或旁支）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哲学俨然成了最高级的学科：由它来评判所有其他学科。当时应招的学生可能有很多，但我们都知道，最终入选的寥寥无几。当然，哲学对我也有诱惑力，我也想去应招，不过我觉得自己无法入选。在我们看来，只有那些个性最鲜明的同学才敢去争取哲学家这个名头。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居伊·拉尔德罗（Guy Lardreau）了。他于2008年去世。他既是拉康派，也是阿尔都塞派，不过后来变成了阿尔都塞的激烈抨击者。他是哲学统考的状元，绝对是闪闪发光的人物，满腹经纶，嗜烟嗜酒，特别会讲故事，模仿的功夫也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模仿我们的教授，我记得他模仿马尔罗也是一流）。他对几乎所有事情都有着坚定而不容置辩的观点。他刚刚在法国水星出版社（Mercure de France）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ε的头发》（Les Cheveux d’Epsilon），这又给他的光环添上了一笔。他显然是我们这个小群体的头号人物。还有米歇尔·介朗（Michel Guérin），他当年从头到脚都是萨特派哲学家的行头（必穿的羊皮里上衣，Boyards牌玉米卷纸香烟，住在巴黎第6区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比我们稍微年轻几岁，也是圈里人，曾与拉尔德罗[21]共事，他们俩当时都是欧塞尔的哲学教授。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也曾热衷哲学，后来变成了全职活动家，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主要在于，我们都曾经乘帆船沿着布列塔尼的海岸航行，他当时比我的经验要更丰富一些。[1]20世纪40至50年代，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反共和极右的排外运动。——译者注[2]该表达方式起源于列维-斯特劳斯，他在谈到原始社会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时使用了这种说法，认为当时的人类除了那些适于用来吃的动物以外，也开始关注“适于用来思考”的动物。——译者注[3]指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法国大学，70年代风行美国的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理论总称。80年代起在美国的大学掀起热潮，催生了诸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以及后殖民时代研究等学科。——译者注[4]即语言的级别，如俗语、书面语等。——译者注[5]在法语中，通常情况下，若前一单词以不发音的辅音字母结束，而后一单词以元音字母开始，则出于节奏组的需要，这两个字母要拼在一起读，这种规则称为联诵。——译者注[6]最能表明“米”的规定性质的器具。1米即米原器在0℃时两端的两条刻线间的距离。[7]即印度尼西亚东北部的马鲁古群岛。[8]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一个大型岛屿，也是世界第11大岛。[9]法文为“s’en moquer comme de l’an quarante”，是一句法国俗语，文中取了字面意思，其本意是毫不在意。——译者注[10]此处指发生在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1年的高卢战争。——译者注[11]法国考古学家，主攻史前文明，尤其是洞穴艺术。——译者注[12]位于巴黎西北郊区。——译者注[13]相当于中国的初一。法国小学为五年制。——译者注[14]法国作家，记者，曾在军队中服役多年，参与过多次重大战争，其大部分文学作品与文章均为战争主题，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战争。——译者注[15]法国作家，记者，早年在出版社供职，热衷于政治活动，为保皇主义者，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戴高乐。——译者注[16]路易大帝高中位于拉丁区中心。——译者注[17]法国作家，翻译家，出版商。——译者注[18]Mutualité，拉丁区著名建筑。——译者注[19]让—路易·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喜剧演员，导演。——译者注[20]福楼拜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译者注[21]法国西北部城市。——译者注那些启发过我的人我们继续聊旅行的象征意义。您的研究与空间上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不是也多少反映出旅行对您的意义？是的。有趣的是，对于《希罗多德的镜子》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地中海，而是印度洋——那些希罗多德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天地、空间。《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也是如此，我的思考随着旅行发生了改变：先是在波利尼西亚阅读了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作品，我自己又带着谢阁兰（Segalen）的《远古人》（Immémoriaux）和梅尔维尔（Melville）的《泰比》（Taïpi）亲身游历这片群岛；随后去了旧世界的中心柏林，这座首都城市既体现出古代文化的力量——比如那些新古典主义建筑，又有受到过战争蹂躏的烙印。把以上这些世界——相距遥远的世界、古代世界以及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历史性的体制”这一概念，我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它来思考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关于旅行和研究的相互影响，可能有必要提一下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旅居巴西的经历，当时我在圣保罗大学教一门课，于是就和列维-斯特劳斯有了交集。我并没有像他那样乘邮船穿越大西洋，但是我曾经探索过里约和瓜纳巴拉湾，诚然，我的所见与让·德·莱里已大不相同，即便同列维-斯特劳斯在1935年的见闻相比，也相去甚远，但我的探索却也让这些著作在我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扮演了另一种角色。让·德·莱里的《一次巴西之旅》被列维-斯特劳斯奉为“人种学家必读书”，而塞尔托也在研究他者书写时围绕莱里展开了思考。这已经不仅仅是书本层面的问题了；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恰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件：野蛮人被创造出来了。在您看来，是什么促使您开始对时间的问题产生兴趣的呢？也许我们之前谈到的这次环球旅行就在其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吧。说到底，从几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次时间上的旅行：首先，因为我在阅读康拉德和谢阁兰的作品时，带着一种对时间一去不返的伤感，同时我又真真切切地邂逅了一些地方和一些人，他们与时间的关系，同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欧洲与时间的关系并不相同——于是我感到了一种时间上的差别，而这种感觉显然不是来自殖民世界所依赖的那套进化论的说辞。这次旅行大概也能部分说明我为什么会立刻开始关注马歇尔·萨林斯的研究——因为这一次，我的思考还是建立在了人类学，而非古希腊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从一种更富隐喻的角度来说，您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与其说把它们写成一部结果报告，不如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漫步，一种旅行，而这一次……是的。说实话，这是因为我只会这么写。我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囿于某一个文本、某一种研究方式和某一个时期内。另外，经历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我感兴趣的正是对这些经历的记录，由此便形成了一个特定类型的著作，一种特定的写作方式。那些专注于某个作家、某个时期或者某个问题的人会觉得我的作品行进得太快，然而，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至少是值得我关注的，正是这种对某个作家或者某个问题的概览，哪怕会因此有所疏漏。在概览的过程中记下其中的重大转折和改变，发现柳暗花明的分水岭。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针对某个给定的主题写一篇概论之类的东西。我完全能想象出该怎么写，而且写这种东西也不只是有用那么简单，但我既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写，因为我总是想知道在一段时间以后，再过一阵子，问题是如何变化以及如何重新提出的，即问题的演变。这也就解释了您反思某些问题的方式，即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思，似乎一个主题无法只靠一本书阐释清楚。是的。我的作品之间确实有联系，但最大的特点是每一本都从前一本中的某些问题出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延续前一本的内容，或者重新探讨前一本书中的某个问题，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加以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书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却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重复讨论的问题其实很少（相异性、时间、时间的变化以及时间中的变化），这些问题的提法在每本作品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虽然用于陈述问题的元素各不相同，围绕历史这一概念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而且我希望它能够更加深入。我研究涉及当代历史的某个问题与我阅读使徒保罗的一份书信当然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任何混淆，但本质上，这两个研究阶段，或者说这两种尝试建立课题的方法的基础是同一个问题。您这种研究方式是受到了某个人的启发吗？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榜样，倒是有几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人物。尽管我的情况与皮埃尔·维达尔-纳凯没有可比性，但他出于自己的某些理由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制造出流动性，因此很显然，他对我来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从古希腊人推及当代人的能力对我有着启蒙意义。正是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