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周,吕学武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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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前沿——对话：启迪与反思试读：
前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盛的经济、昌明的政治和繁荣的文化。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当代中国，自然应当是文化事业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时代。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不单是一个科学的预见，更是推动中华文化大踏步进军的号令。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适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选择。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交融、相互推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新时期文化的多重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全面认识，进而增强发展文化的自觉性，提高发展文化的真本领。因此，发展和繁荣文化建设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然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消除影响文化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焕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激情，调动全社会的文化创新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形成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氛围和文化创新局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我们理所当然要前超先贤，后启来者。
为了给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经营者、研究者提供一个瞭望、借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窗口和实证，我们选取了《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一年以来的所有访谈文章，以期通过深度的访谈，将文化产业界最著名的专家学者，最具有创意的行业领袖和最熟稔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主管领导的观点，通过记录与诠释传递给读者，帮助读者了解国内文化产业市场的最新情况、发展模式以及经典案例等。这些访谈资料翔实，数据丰富，作为对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力图在观点上新颖，在业态问题上与世界保持同步，在学术探索上百花齐放，从而实现历史与现实衔接，宏观与微观兼具，从理论视阈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高端对话 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
传道·破冰·领跑——范周对话霍金斯
技术与艺术同奏，产业与文化合鸣——范周对话陈平
开放与包容——龙永图、谷永江纵论入世以来的中国文化产业“新桂林”：文化产业的山水情结——范周对话张秀隆
重塑传统：划时代的行走——范周对话陈启涛
对话新媒体：竞合时代下的融合与共赢——董年初、范周、张晓明一席谈传道·破冰·领跑——范周对话霍金斯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社总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体系，区域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前沿理论等，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作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发与人才培训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范周以出色的整合能力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领导团队的整体协调攻关能力，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界的领军人物。约翰·霍金斯：国际创意产业界著名专家，版权、媒体及娱乐业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知识产权宪章的负责人和提供创意及知识产权咨询的创意集团的主席及创始人之一，Equator集团、电视投资公司、世界学习网及其他公司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创意商学院的主席。著有《沟通在中国》、《创意经济》和《CODE:数字化经济中的协作及所有权问题》等，被称作“创意产业之父”。
2007年6月18日，2007浙江国际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在休博园召开。国际创意产业界著名专家约翰·霍金斯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总编辑范周应邀出席论坛。这是范周与霍金斯的第五次见面。2006年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时，双方曾就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现状和趋势进行了交流；2007年8月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文化艺术节的专业论坛上，他们还就奥运与文化创意产业交谈了看法。在此次论坛上，双方照例对许多现实问题交换了意见。概念的解析
早在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就曾撰文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
霍金斯：创意是什么？是存在，是自我状态的表达。创意的关键就在于抓住想象并让它逻辑化。现实与想象找到结合点，创意就产生了。
范周：文化创意产业是凝结了个人创造和智慧的产品，并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健康发展且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我看来，人的独特创造、知识产权和产业链这三个大要素缺一不可。中国设计的个性生存
2005年11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称：“用不了太久，西方就会成为中国创意的净进口国。”以中国文化元素作为突破口，文化背景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成为“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推陈出新的方式。
霍金斯：找到中国设计产业自身的特点有点困难，我觉得中国在设计业上和英国、美国、瑞典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还是有一些雷同的。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创意文化特点，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但对中国却始终无法归纳，因为目前的中国创意产业还缺乏个性，让我无法总结。
中国当前的设计业没有很好地表现出特有的文化内涵，缺乏文化个性。中国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特征，而中国当代的设计未能把这些底蕴和特性表现出来。
范周：其实很难给“个性”下一个定义。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设计潮流来说，“民族化”或许就是最好的个性，以中国文化元素作为突破口，文化背景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是中国设计的个性化表达。中国的设计往往带有历史的痕迹，例如建筑设计受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影响，比较倾向于实用主义并富于东方文化的特色。目前利用设计增加产品附加值也早已被企业和消费者认同。一方面是中国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设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的融合和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产品所带来的实用性，也更加注重产品的外观形象和文化元素。
其实中国不乏好的设计。这些设计充满新锐色彩，个性鲜明，文化底蕴十足，也有很强的本土色彩。但是在设计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设计赢得了奖杯却无法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一方面，是由于设计者和消费者、市场没有进行有效的对接，毕竟，检验设计的唯一标准是市场，是消费者，而非评委。另一方面，从事产品生产的企业，缺少一种“闯新”精神。有了“创新”还不够，还要进行“闯新”，要鼓励企业大胆地将新鲜的元素投入到生产中去，不要让好的设计与实际生产脱节。园区是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焦点
浙江国际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召开的同时，也是浙江文化创意产业试验区授牌的日子。产业的地理集聚现象，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霍金斯：产业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产生聚集于某一地区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一种发展中国的创意产业很有效的方式，效率很高，这也许是一种取得成果最快的方式。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从政府这一级别开始，首先市政府重视，而后带动企业甚至民间的关注。
但这种园区的现状让人觉得有点做作。今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该会更自发一点并且跳出园区这样的一种形式，不是设立了园区就发展了文化创意产业。
范周：文化产业园区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我们的确应该跳出园区谈园区更长远的发展，从而为区域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但是，在园区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实际，结合其发展阶段，适时地做出调整，以防止落地畸变和由于急功近利而带来的泡沫现象。
对创意产业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在前期，它需要投入、孕育，并通过一定时间的孵化、培育、集聚和运作。但是创意园应着眼长远，避免激进功利，从而忽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真正内涵和目标。另外，园区发展到目前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在发展文化设施的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软实力的提升，提升文化研究能力。各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时，应对自身的优势、劣势有清醒的认识，就其地区特殊的人文、自然、产业等资源做出全盘性、有针对性的调查，才能从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角度作出系统的规划和阶段性的计划，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与时俱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目前的发展阶段
关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阶段，范周教授2006年初提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三个乐章”一度在媒体引起反响，而霍金斯也以27年中无数次的中国之行，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变迁和产业升级。
霍金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当时的中国，无论大街上还是电视上都没有任何广告。而现在中国的创意经济在世界上发展是最快的，中国人在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方面拥有的雄心也是巨大而不可想象的。
如果从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投入的资产来看，英国远远强于中国，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比现在的中国强得多。但是从政府的支持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创意产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中国政府对创意产业已经投入很多，但是我觉得政府还有许多方面值得去做，主要包括市场的推销以及在市场的规范两个方面。
目前英国已经超越了把创意看作一种产业这样的境界，而是把创意看成了在整个社会普及的一种概念，因此现在英国对于创意产业使用的方法、手段都要比过去更为多元与复杂。现在中国，包括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采用的方法比起英国从前用的单一的手法来说，已经是要复杂和宽泛很多了。但我也相信，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间，英国发展创意产业的方法和手段也会有很大的改进。
范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总体来说还是起步较高的。早在2006年时，我提出了“三个乐章”的看法。时隔一年，我对整个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阶段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中，2006、2007、2008要完成三级跳。2006年是“概念纷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经历了概念纷争，同时也在不断重构自身的外延和内涵；2007年则是“政策出台”的一年，今年文化创意产业不断地得到巩固，并衍生出许多新的业态形式；2008年将是“资本介入”的一年，届时文化创意产业会因为奥运机遇而实现又一次飞跃。不同的声音促进产业发展
直至今天，中国的企业已有80%以“创新”为经营理念。尽管如此，中国企业依旧在创新缺位的低端竞争中挣扎。
霍金斯：我在英国听到大家都在批评文化部长，说他单调乏味没有创新力，在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英国或者美国，人们在观念或者思想领域的思考和争论比较多，对创意产业发展的争论也非常多。我认为，中国目前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对话机制，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方面要多增加一点对话和讨论。当然我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讨论。
范周：中国学者非常希望能听到霍金斯先生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带有批评性的、建设性的意见。现在中国政府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官员们热情都很高，他们很关注各方的声音，但是批评之声太少。包括前不久召开的深圳文博会，批评的声音也是太少了。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除了汲取国际经验，还要进行本土化的对接，应该多一些发问和反思，少一些迎合与敷衍。
一年以来，我听了霍金斯博士的5次演讲，内容几乎是一样的。5次被安排在开幕式上的演讲的雷同，其实让我更期待先生真实、新鲜的想法。今年10月份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论坛将以小型对话会议的形式展开，诚挚地邀请霍金斯先生参加，相信在会上先生一定会提出真实想法，同时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很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自己的看法。
霍金斯：我对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非常感兴趣，很想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创意经济的发展。可是有些讨论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例如在深圳，实在太大了！很多官员和外交官和我坐在一起，简直是外交活动。其实我也很想听听中国国内学者真实的想法，如果时间允许，我非常希望能参加你们的论坛，也感到非常荣幸。
范周：谢谢霍金斯博士接受邀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既要汲取国际经验，又不能盲目依赖某个权威人士。要根据本土情况和城市特色，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进行投资。诚然在发展初期，难免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过分依赖权威、不结合实际以及盲目投资等等。有些城市热衷于文化产业及相关文化设施的建设，或者大办各种论坛、兴建各种园区，这些活动有许多并不切合实际，充斥了大量泡沫，有的项目仓促上阵，虽然开张时热热闹闹，结果却是虎头蛇尾。发展文化产业切不可显气派、图虚名。（翻译：刘睿 整理：陈晨冬、齐骥）技术与艺术同奏，产业与文化合鸣——范周对话陈平陈平：泰德集团及阳光卫视董事局主席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社总编辑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但正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创意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技术创新与艺术创意的双重追求一样，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正经历着技术与艺术博弈，产业和文化链接的发展阶段。创新，是前进的动力；创意，是发展的瓶颈。如何在创新与创意之间寻找到合意的契合点，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刊总编辑范周于6月23日上午特地拜访了泰德时代集团的董事长陈平先生。二人在轻松平和的氛围中交换了彼此的意见，就如何发展这种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文化价值为灵魂，以现代传播手段为标志，以企业运作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创业：做技术领军，树行业标准“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脱离赚钱意趣而真正称得上开创性事业的机会。在技术上，中国一直没能走到世界前面，我就要敢为天下先，做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
范周：在技术创新这个领域，中国并没有走在前面；而技术创新这个战场，也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我知道，自从您和SONY公司合作生产销售SONY牌3.5寸软磁盘开始，泰德就已经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光磁记录媒体产品的制造商、经销商，可以说这是您最引以为傲的一段历史。听说您最近在商议买地的事情。这是不是您蓄势待发的第二次创业？
陈平：土地，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就像一只“鸡”，如果生蛋，可以实现资本的良性循环；如果不生蛋，则会消耗很多的有生力量。最近我开始买地、置业，那是因为，我的确终于开始了您所说的二次创业。但我自认为，这是真正的第一次创业。这一次，我选择的是技术，而且这一次我要做到行业第一，不仅是中国第一，还要做到世界第一。
范周：那您是怎么定位您之前的创业，叫“创业前”吗？
陈平：那时候我是在“赚钱”。现在我对创业的理解，不是赚多少钱，赢得多少利润。而是开创事业，创造一个产品、创造一项服务。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脱离赚钱意趣而真正称得上开创性事业的机会。在技术上，中国一直没能走到世界前面，我就要敢为天下先，做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这才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范周：其实这是您创业道路上的一个过渡。之前您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也只有这样，才能有胆量和志气去做这个行业的老大。没有之前的创业经历，您也不会对经济有这么深的理解，对未来的发展有这么清楚的规划。所以我才说，您要开始第二次创业。当然，这次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标准：以图片之名，向世界进军“我会建立一个在图片还原基点上的视像拍摄、编辑、显示、储存的一整套新标准，而且将是一个国际标准。在视频显示器上我们遵照世界标准，在图片显示器上，国际标准将由泰德来制定。”
范周：现在对视频显示标准的讨论非常热烈。虽然我们国家计划从明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全面实现数字电视，但是一直到现在，包括北京在内的11个省市的地面数字电视采用的都是欧洲标准。可以说在技术这个领域，中国还未能建立自己的地位。您致力于做技术行业的世界第一，准备从哪个地方突破呢？
陈平：到现在为止，人们一直对电脑、电视的显示器有争论。但是，人们唯独漏掉了图片摄影这个与电视相关的边角料生产领域。我就把人们遗失的视觉艺术捡了起来。电视源于电影，电影又源于照片摄影，图片是一切影像的基础。但是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你能真正地看到吗？在电脑上看图片，一般电脑支持的分辨率是1024×768，最高的也只相当于200万解像度。现在的数码相机像素追求越来越高，但这不一定是好事。1000万像素相机拍摄的照片在200万解像度的电脑上显示，就丢掉了800万。人们一味地追求视频显示的高标准，图片的还原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离“真实还原”还差距很远。
范周：看来您是另辟蹊径，避开了视频产业目前比较混乱的竞争；但也可以说，您是重返了视频产业的原点，抓住了图片这个影像的基础。数码相机的照片分辨率超越了一个又一个高度，但我们用来显示图片的显示器标准却远没能实现规格一致的还原。您洞察到这个领域的空白，与其说是有先见之明，不如说是在向前走的时候及时地向后看，看到了视频对照片的背离，看到了图片显示标准追上图片拍摄标准的必然趋势。
陈平：对，可以这么说。我就是抓住了这个利基市场，我们自己做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标准的过程。现在推出的第一期产品我把它叫做“超清电子图片显示器”。它的物理解像度已经达到了880万像素，电路解像能力已经达到了6400万。
我能在图片上走通，也会在影视上走通。我会建立一个在图片还原基点上的视像拍摄、编辑、显示和储存的一整套新标准，而且将是一个国际标准。在视频显示器上我们遵照世界标准，在图片显示器上，国际标准将由泰德来制定。
电话起初叫做说话的电报；汽车最初叫做无马牵引的马车；广播电台最初叫做无线电。电视源于电影，电影滥觞于动照，动照肇始于图片。所有的媒介都是在过去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即使一种媒介处于它发展的鼎盛时期，我们注意的，多半也是它的内容。至于它的技术特性、它的来龙去脉，往往被内容的光芒所掩盖。只有当新技术产生的新媒介诞生之后，我们才赫然发现，刚刚过去的，原来对我们的生活曾有过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于是，后视镜把我们向前看的注意力倒过来，引向不远的过去。变革：技术携手艺术“技术支撑下的视觉盛宴将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认识，将会引起接受美学的革命和接受心理的变化。”
范周：看来您是把重心放在了技术研发上。而且这个技术还相当领先。这次是真正地做到了世界第一。我相信，当您把这个技术标准推广到全世界的时候，会引起一阵轩然大波，沉默中爆发的力量会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那您现在这个产品有没有一个明晰的品牌？有坚实的技术后盾更要有一个响亮的商标。
陈平：我把它叫做“3T超清电子图片显示器”。一方面，把“泰德时代”这一企业名称和“技术”结合起来，“TIDETIME TECHNOLOGY”，意味着泰德在引领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事物，包括影像，都离不开三原色，而我做的就是三原色技术。我们可以简称为“3T超清”。
我们经常思考在书报杂志上读到的东西，在广播中听到的东西，在电视上看见的东西，在互联网上浏览到的东西，却很少去思考我们是在读报纸、在听广播、在看电视、在使用互联网。其实技术的使用本身所产生的冲击力，有时候会远远超过它们所传播的特定内容。在人们接触技术的瞬间，个人和社会就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人们常说“眼睛会说话”，但这是需要有物理基础的，也就是技术的支持。
范周：人们之所以对内容失去兴趣，跟传播技术有关，跟内容本身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关系。您的“3T技术”不仅会对图片乃至影像的显示质量有所影响，对内容呈现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您如何把先进的技术和艺术创作、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呢，其实技术和艺术是两个共生共荣的亲兄弟。
陈平：下一步，我确实希望在这方面寻求一些突破。比如说在动画艺术中，我可以让整幅画动起来，也可以整体不动而部分运动，运动又可以分为快速运动和慢速运动，图像运动和文字运动，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就可以使人们被动接收的广告变成自愿接受的审美。
范周：这种技术支撑下的视觉盛宴将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认识，将会引起接受美学的革命和接受心理的变化。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艺术还原，“3T技术”引起的技术革新将会带来视觉的革命、传媒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裂变而不仅仅是改变。“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用这句短短的警语告诉我们，新技术诞生之后，技术本身会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当人们还在执著于视频所谓标清与高清标准的论争时，陈平已经先行迈出了另一步，将图片的显示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广告，如果说现在正在逐渐被人们所遗弃，那么新一代的广告将以其美轮美奂的图像再一次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给人们带来新一轮的视觉盛宴。这将是一场受众接受美学和接受心理的震荡，一场视觉享受取得胜利的时代变革。
视觉审美的未来令我们无限向往，不过技术盲从的隐性危险绝不能忽视。“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品。”当我们凭着技术获得了为欣赏自然而欣赏自然的能力时，自然美之复杂和奥妙，艺术品之内涵和神韵，将再次成为人们的追求。没有技术支撑的艺术或许还不能成其为完美的艺术，但没有内容的技术也同样不可想象。技术与艺术携手，才能带来一场真正的美学革命。（整理：翟丽凤）开放与包容——龙永图、谷永江纵论入世以来的中国文化产业齐骥龙永图：第四任中国复关入世首席谈判代表。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谷永江：第三任中国复关入世首席谈判代表。1990年7月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现任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龙永图：入世把中国和全球联系得更紧密
1994年4月龙永图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主持复关和入世谈判，1997年2月晋升为副部长级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2年，就任外经贸部副部长。2003年初，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2003年1月，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在东京选举龙永图为秘书长。在此期间，龙永图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龙永图作为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最终成为了中国加入WTO的见证人，推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中国从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开始，在15年漫长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先后有4人担任团长。从沈觉人到佟志广、谷永江，最初的代表团成员到最后已“所剩无几”，只有龙永图从首次亮相复关谈判一直“坚守”到最后的胜利。
时隔6年，龙永图依旧有一种气势，甚至更加睿智沉稳了。他觉得中国入世最大的意义在于加快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达到了中央当时提出来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因为中国入世是一个重要的对外开放的行动，对外开放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毕竟还是一个外因，真正起作用的是内因，内因就是内部体制改革，内部法制的建设。
2008年，在中国改革步入三十年之际，文化产业产生的效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也逐渐明显。谈及入世对中国文化产业产生的影响，龙永图将其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原因。
从全球战略层面上看，入世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入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了，交流的步伐更加有力，交流的意义更加深远，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巨大。”龙永图如是说。入世六年多来，中国以相当平静的心态稳健地与WTO接轨，评析这些年的轨迹并非易事，其中由表及里一连串的变化，生动上演着“WTO改变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正在进行“走出去”的突围。龙永图说，“从汉语热到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落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迈得稳健有力。”孔子学院是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近年来，全球各地方兴未艾的“汉语热”扑面而来，全世界看到了古老儒家文化散发的深厚魅力。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圣人“孔子”为名、回归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子学院也应运而生。龙永图谈及入世以来的中国文化产业时，认为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促成中国文化的开放心态。“更加包容、更加丰富、充满活力”是龙永图对“入世”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描摹。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解决观念问题，既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动改革，也要为市场经济发展解决“发展之惑”。“如果亚洲国家、发展中国家不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能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我认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仅是文化交流，也是经济发展。”龙永图三年前说这句话时，中国的文化产业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文化与经济的合力发展，在龙永图看来是早就应该纳入战略构想的。“让我们的体制慢慢适应国际上文化产业的运营规律、规则。发展文化产业与发展其他产业一样，离不开开放的环境和政策。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应该以博大的胸襟对待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一种宽容、博大的胸怀也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之后理应具备的大国风范。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文化产业的开放是一个观念问题，入世也给中国百姓的心态和观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龙永图平静的表情下，却为我们描摹了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蓝图。谷永江：入世带来人们观念的变化
入世给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什么？谷永江认为它给我们带来一个观念的转变，带来新的理念，对我们的政府管理理念和传统计划经济产生巨大冲击。这个观念的转变，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要求。
作为中国复关入世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谷永江指出，入世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在长期的世界经济合作中提升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对我们国家整个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实际上入世之前和入世之后，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并没有给我们很宽松的条件，我们入世之后5年取得的伟大成绩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的。
WTO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进入WTO，成为世界经济组织大家庭的一员，给中国在世界交往中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WTO的基本原则也影响了中国整个的社会。它主张法治，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它主张公平，世界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它主张无歧视原则……这些概念不仅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对外经济交往，同时影响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变革，影响了我们政府的执政能力，影响了我们国家各级管理部门的管理与观念。WTO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变化。决策理念以及公众的文化消费观念都随着入世更加开放了。同时，入世后政府管理方式的调整，市场准入的放宽，无疑将吸引大量外资和民营资本的涌入，而且涉及范围将更广更大，这就呼唤着一个更加理性、健全和强大的体制机制的建立。一个健全的管理体制对于广大文化消费者、文化产业的投资者和从业者、文化活动的经营者以及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都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和保障作用，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国家文化体制发展之下，这种规则和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标准显得更为重要了。
对于入世后相关规则的推行和法律的修改，谷永江认为，“WTO的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形成了默契”。关于建立和谐社会，有以下标志：“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分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提出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但是实现每一项都是非常艰巨的，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也不能把现在取得的成就抛掉。国外文化理念和观念会伴随着入世逐渐涌入国内市场，这“一方面适应了人们的多元化文化消费要求，另一方面也会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有潜在的影响，这对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具有经验、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而且熟悉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方式。我们虽然具有文化资源和主场作战的优势，但我们文化生产经营单位要在短期内变劣势为优势，使优势更优，壮大和发展自己，困难是相当大的”。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刘玉珠同志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曾多次参加我国加入WTO有关会谈。在谈到入世给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时，刘玉珠说：“我国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少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入世将促进文化法制里没的进程”同时，入世对中国文化产业带来的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在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出台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上，迈出了有力的一步。逐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应国际化发展思路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逐渐成为决策共识，放宽文化市场准入政策，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注入，鼓励各种形式的投资方式，也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路径选择。“新桂林”：文化产业的山水情结——范周对话张秀隆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社总编辑张秀隆：时为广西桂林市市长
桂林市市长张秀隆对于文化产业的态度是明朗的。他清晰的思路，颇有创新的举措和为人的直率常给人深刻的印象。在风景如画的桂林城，本刊总编辑范周就文化产业与桂林发展的新机遇，与桂林市长张秀隆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探讨，整个过程始终充满着思想的碰撞。在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桂林城的迁徙飞跃上，双方因为思路的不谋而合而充满了融洽。张秀隆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用文化的发展来推动城市的发展。
翻开谷歌地图，从空中鸟瞰，可以看到桂林临江而生的美。携一水漓江的空灵而美绝古今，一城因水而灵魂芬芳;漓江，依一城秀美的风华而享誉中外，一水因城而韵味悠长。这个城市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
张秀隆：桂林的历史悠久。公元前111年建城的桂林，而今已走过两千多年的岁月。厚重的历史给桂林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在桂林，漓江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漓江穿城而过，因此对于漓江的保护成为重要议题。既要保护桂林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又要加快发展的步伐，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让社会变得更和谐——这一认知对于桂林城来说，弥足珍贵。
范周：正如市长所言，桂林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历史名城。这座被誉为世界级的旅游名城，不但风光如画引人入胜，近年迅猛的发展更令人惊叹。漓江，从来都与桂林这个城市休戚相关、生息相连。她是这个城市的精髓，也是这个城市发展变迁的最好见证。我记得德国前总统卡斯滕斯游览漓江后，赞道：“清澈的漓江，秀丽的山峰，葱郁的田野，这些都可以看到你们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使桂林避免了现代经济带来的污染。”
2007年的夏天，“向西发展”，成为桂林媒体中频率出现最高的一个词。透过这个词，一个与保护漓江息息相关的决策已经明晰，那就是“保护漓江，发展临桂，再造一个新桂林”。
张秀隆：再造一个新桂林是适宜桂林发展需要的选择，也是国家赋予的责任和要求。“保护漓江，发展临桂，再造一个新桂林”的战略规划，为桂林确立了总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建设新区、疏解老城，组团发展、重点向西，优化布局、完善功能，为产业发展拓宽空间，给经济发展提供依托，建设现代化的山水宜居城市和国际旅游城市。
建设一个集公共事业文化、文化创意产业、文化生态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文化商业中心，具体包括桂林山水画展中心、文化广场、文化行政和服务中心、桂林电影城、艺术品展示与交流一条街、创意设计产业基地、文化服务机构、桂林大剧院、山水实景演出基地、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的新城，成为名城桂林的目标。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将把新城打造成桂林文化CBD、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市民游人的共享乐园和桂林旅游的文化地标。
范周：“再造一个新桂林”的发展思路令人震撼。在桂林的新城建设中，对已有的文化老城要合理地保护，同时，又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有序地开发。文化力量的注入，文化意识的改变，是桂林城提升的关键。作为旅游名城，桂林应该为这些自然景观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
桂林很美，是一颗明珠。明珠的光彩，在于其山水。“甲天下”的青山绿水，是桂林最珍贵的资源。因此，保护好青山绿水，是桂林发展最根本的底线，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
张秀隆：漓江是桂林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清澈的漓江边，多一个企业，就多了一份污染的危险。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看来似乎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即桂林工业如何布局，直接关系到桂林市今后的发展与出路。桂林是一座历史名城，如何把现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把开发和保护结合起来，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延续桂林两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寻找创新的发展思路是桂林一直在思考的。
范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已经在桂林的许多大型实景演出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化产业通过整合当地文化资源，精心策划，打造了桂林文化发展的新名片。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民间文化与桂林实景旅游的结合创造出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桂林的文化产业正在履行“日常生活文化化，民间文化产业化，传统产业生活化”的发展思路。
漓江是世界的漓江，避开漓江，是为了以更积极的态度守望和保护这条母亲河。桂林是广西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发展临桂新区，再造一个新桂林，正是一种发展上的创新。
张秀隆：的确，桂林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用一种创意性的思路进行统领。而实现新区基础设施与老城区一体化、城市功能基本完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人口集聚初具规模的“新桂林”目标，正是我们一直致力的。目前桂林也正在由主要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管理创新转变。
范周：怎样才能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动形象地展示给旅游者，是许多旅游城市面临的困惑，桂林在这一方面开拓出了一条成功的模式。旅游不仅仅是人们到大自然山水中去寻求美的感受和精神愉悦，同时也是人们的一种潜在的文化交流活动需要。同时还应该全面、立体来营销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文化新城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社区，而应该与桂林的城市扩张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建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新的城市中心，与现在的桂林市区形成呼应。
张秀隆：是的，桂林的老城和新城在产业的选择上不同，作为举世瞩目的山水名城，保护好桂林赖以生存的山水环境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诠释。桂林市在建设新区的同时，对老城山水进行全面的提升改造，把老城空间让位于旅游服务业和商贸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与山水文化体验之都相呼应的商贸旅游休闲区。老城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主，新城则要建设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工业产业聚集、关联产业配套发展的现代工业基地，同时充分发挥湘桂铁路、桂海高速公路、机场路、万福路、321国道等在这里并汇的交通优势，适应工业基地建设和发展以及大城市对大物流的要求，培育现代物流业、生产服务业的新经济增长点。而为了让城市和谐有序，融洽自然，老城和新城之间用文化产业园进行衔接，以公共产品和文化体系联合纵横发展，形成一个过渡带。
范周：这正像是一个“哑铃型”的战略部署。在桂林区域内，文化产业的现代工业通过文化产业园区形成自然的过渡，桂林城的发展也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潜力。如果将目光再放开一些，发展临桂新区，再造一个新桂林，对桂林融入泛北部湾经济区、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际国内多区域合作，构建具有重要地位的平台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与区域合作相配套的城市构架体系，能够很好地应对国际文化产业的转移，也更适宜培育新型的业态模式。
作为以文化的名义和根基发展的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开发，是保证文化产业顺利、健康、持续发展最可靠、最高效、最具有生命力的法宝。
范周：自然界经过漫长的时光才造就桂林山水，现在，桂林要把握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只争朝夕，造一座适合投资创业的产业新城。要实现桂林文化产业的跨越式起飞，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最关键的是人才。中国传媒大学在文化产业的学科资源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在山水名城桂林建立文化产业的研究基地，可以发挥大学与城市的双重优势，在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研发与培训上，碰撞出新的火花。
张秀隆：这个提议很好。桂林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的支撑，而对于如何与经济和旅游结合，则要找准切入点，找到突破口。我也期待与中国传媒大学在文化产业方面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桂林是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名城，在区位上，是泛北部湾和湄公河次区域旅游门户城市，处于泛北部湾和泛珠三角经济区的重叠区，同时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紧密联系区域和广西工业“一轴两廊”布局中的重要位置。去年，桂林按照自治区“保护漓江、发展新区、再造一个新桂林”的要求，制定了“开发西部，优化中部，提升东部，适度发展南北部”的发展思路，从而为桂林这座名城开辟出新的发展空间。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与统筹运行，将使桂林绽放新的华彩。（整理：齐骥）重塑传统：划时代的行走——范周对话陈启涛齐骥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文化创意产业参考》杂志社总编辑陈启涛：安徽省蚌埠市市长
文化产业是城市现代化竞争力的标识，更是城市文化根基的体现，是城市的旗帜所在。无论是塑造城市灵魂，培植城市竞争力，发掘城市的个性，还是塑造城市形象，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城市经济的腾飞。在这场颇为激烈的经济对决中，不仅要以战略的眼光凝练出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还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特征，以深邃的观念赋予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生生不息的哲学内涵。
一个城市能否成为文化创新活力最旺、文化产业竞争力最强、文化权利的市民享受度最高的城市，是社会和谐、城市进步的评价指标。文化产业以科学发展观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观两大核心观念，以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绘制城市发展的和谐愿景。文化名城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如何利用文化资源，重塑传统，迈出划时代的升级步伐？在中部腹地文化名城蚌埠，本刊总编辑范周与安徽省蚌埠市市长陈启涛就文化资源的产业路径进行了交谈，陈启涛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回答。花鼓灯：“东方芭蕾”舞动中的崛起
陈启涛自信地将“弘扬花鼓灯”提上日程，这一举动，颇为大手笔，同时也体现出蚌埠市“保护花鼓灯原生形态，实现优质基因活体传承”的梦想照进现实。蚌埠人为花鼓灯所做的努力是明显的，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并没有像许多优秀的文化一样，随时间而消亡。
陈启涛：花鼓灯是安徽省蚌埠市的文化资源之一。缘起于宋代的花鼓灯是一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盛行于淮河流域，是一种融舞蹈、锣鼓、灯歌、小戏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周恩来总理赞誉花鼓灯为‘东方芭蕾’”。作为汉民族创造的、保存最完整的民间歌舞艺术，花鼓灯具有中国民间歌舞艺术重要的美学特征和独特价值，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第一场比赛中获得冠军的正是蚌埠花鼓灯。
范周：蚌埠滨临淮河，人杰地灵。双墩遗址、禹墟遗址、垓下古战场、汤和墓等景区景点，无不展示了淮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巨大魅力。作为皖北中心城市，蚌埠市的人文气息十分浓厚，久有赏玩灵璧奇石、玉器、古玩、字画及盆景等艺术的传统。目前，蚌埠市拥有众多风格各异、阅历丰富的奇石、玉器、古玩、字画及盆景等艺术的爱好者和收藏家，其藏品、作品在省内外各种文化节、博览会等活动中屡获大奖。文化产业在蚌埠市方兴未艾，潜力巨大。看了花鼓灯之后，我们感受得到蚌埠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门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倾斜，从保护到传承，再到传承中的不断创新和推广，政府对于传统艺术是别具匠心的。
陈启涛：安徽省文化工作的主题是“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的成立标志着蚌埠市的花鼓灯艺术已经形成家族传承、民间传承和团体传承的完整体系。花鼓灯如何走出去，打造自己的城市文化名片需要精心策划，创意经营。
范周：市长所说的正是文化资源转换的一种路径。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拥有众多的文化资源和遗产。国内许多地区都有自己历史传统深厚的特色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结合，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产品利润，促进区域竞争力。区域竞争优势的形成，往往根植于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除了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外，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衍射效应，是区域经济辐射和区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其实，所有古老的艺术形式都正如此。产业化的路径选择和现代化传播手段既是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城市文化崛起的方式。“东方芭蕾”舞动中的崛起，给安徽文化产业带来一抹亮丽的色彩。
编者语：美国著名城市学家伊里尔·沙里宁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市是人文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本质上涉及的是人与城市的关系，人、历史、文化及其关联，成为城市的灵魂。蚌埠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花鼓灯艺术形态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民俗文化的发展，从而使蚌埠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这使得蚌埠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文化优势一旦整合了客观环境、人文传承、内在规律和历史文化名人的人格魅力等多方资源，便会释放出无穷的活力。淮河文化：文化开发的理论先河
遗址出土的陶面人微笑天真的表情，带着儿童般的稚气，却诉说着历史曾经的辉煌。它使现代的人，回到人类幼年时代那种古拙、纯朴的境界中。今天的蚌埠人，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人文始祖”，树立在淮河文化广场。
陈启涛：“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淮河文化的代表，蚌埠还有许多传说，与双墩遗址一样，演绎着城市的悠远历史。涂山一带的禹会村，据说是当年治水英雄大禹大会诸侯之地。至今这里仍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事迹。
范周：在蚌埠，可以看到这些充满故事、充满历史沧桑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姿态。“文化产业需要故事，整理过去的故事，创意未来的故事！”市长对城市充满故事的悠远文化充满信心，更让我们对蚌埠文化产业的发展寄予希望。传统文化如何在营销上寻找创意点，是当前文化产业面临的路径选择。传统文化目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文化产业必须与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是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核心。
编者语：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开发的主旨是该城市针对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优势，营造出自己的富有特色的文化地标，对外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吸引外地游客，发展自己的旅游和服务产业。对内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激发市民对城市的热爱和身为城市一员的自豪感，为城市市民之间的交往提供平台。淮河文化历久弥新，在新世纪应当焕发出富有活力的神采，从而推动城市的发展。对于蚌埠市，加紧制定文化经济发展策略，完善现行管理和运作体制；统一管理和协调现隶属于文化、旅游、工商、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的各类文化产业；加紧拟定文化发展的项目政策、投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公共文化消费政策、市场准入政策；加强政策宏观调控，确定产业的统计范畴和指标体系；建立经营文化的宏观调控体系，整体推进文化经营的发展，才可能真正促成文化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古战场：发掘是产业开发的头阵
公元前202年，这里曾是楚汉相争“垓下之战”发生地，留下了“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霸王别姬”等传颂千年的动人故事。
陈启涛：像“霸王别姬”雕塑、护城河遗址、饮马池、汉井等景点不应该仅仅成为历史的陈列，而应该通过核心精神焕发新的活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有利于改善城市形象，促进就业，提高群众素质，发展地方经济。蚌埠市有基础、有条件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淮河文化为依托，以历史名村为载体，形成旅游产业链条，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蚌埠投资和旅游。比如说对于古战场的开发，就可以把传统文化经典通俗化，通过活泼多样的形式进行普及，并向海外推广，扩大我们的文化影响力。
范周：正像市长所说的，也正像蚌埠人在做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蚌埠市委市政府增强对传统文化的投入，主要体现在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对古老艺术形式的挽救等方面，而挽救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化路径，为其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内在动力。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产业化过程中，一要发掘那些曾被我们抛弃的文化精华，并将其发扬光大；二要推动中华文化参与文化全球化，从中受益，并制定规则引导甚至主导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效果；另外，我们在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也要及时地保护我国的文化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安徽省蚌埠市悠长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造就了无可替代的传统文化资源。尽管在不断更新，不断变迁，但总有一些核心成分不会改变。或者说，经历了不断的冲刷洗礼和淘汰，最终，如果一种文化继续存在，其传统中的精髓，将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下去，并且在不断变迁中，代表着一种持续、顽强的生命力。无论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传统的支撑终究是地方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而传统景观的现代复活始终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重塑传统，焕发活力，传统文化期待划时代的产业行走。
编者语：城市总是充满了各种对未来的想象和对城市美好前程的承诺。稍有雄心的城市如今都设立了“城市顾问”一职，作为本城迎接城市全面竞争时代的军师；稍有开放姿态的城市都拥有自己的“国际友好城市”，作为可资发展借鉴的平台；企业家、经济学家、建筑大师和策划家总是被各个城市请来请去，为城市经济和城市景观形态的定位出方略。如何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成为了特色文化城镇的思索重镇。在未来的战略中，蚌埠仍旧任重而道远。（整理：齐骥）对话新媒体：竞合时代下的融合与共赢——董年初、范周、张晓明一席谈储钰琦董年初：国家广电总局新媒体研究所所长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席卷，人类走入了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传播环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媒体是这个变革时代催生出的新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广播、报纸和电视三大传统媒体的格局，新媒体作为第四媒体的诞生，意味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竞争与合作时代的到来。竞合时代下，挑战和机遇并存，新媒体既有强大的优势，也有其现实的局限，新媒体如何通过自身的优势，与传统媒体在竞争中走向融合；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与文化产业在创意中走向高端；如何通过自身的保护，与文化安全在保障上趋向成熟，这些诸多疑问都是新媒体发展中必然面临的问题。董年初：新媒体与2008北京奥运
众所周知，奥运会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而这种影响力除了依赖于奥运会本身的国际性外，还依赖于奥运会的传播媒介。电视是观众第一时间观看奥运会现场实况的最佳途径，电视作为最主要的传媒载体，自从介入奥运会转播之后，不仅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力，而且还给奥运会带去了额外的发展资金，从而形成了奥运转播市场，奥运会不仅依赖电视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且还从中获得了相应的经济利润，给奥运会的发展提供了最实在的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北京奥组委又将目光投向了新媒体。以往奥运会报道中，电视媒体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报道权，奥委会只为一小部分新媒体提供了机会。近几年，国际奥委会和新媒体签署了一个协议，把奥运会的新闻报道权授予了新媒体。2007年12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式与国际奥委会签约，宣布CCTV的新媒体平台CCTV.com成为北京奥运会官方互联网/手机转播机构。这是CCTV继获得北京奥运会电视转播权之后获得的另一项重要奥运会转播权。这也预示着新媒体在本届奥运会的过程当中和前后，在传播内容、传播知识、报道即时消息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广电总局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董年初指出：CCTV.com成为北京奥运会官方互联网/手机转播机构，这是国际奥委会首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转播机构，新媒体将与传统媒体一起列入奥运会的转播体系。新媒体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将更持久、更全面。新媒体技术通过奥运会的世界窗口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奥运会转播因融入新媒体技术也将开拓更广阔的视野。
新媒体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将扮演重要角色，与传统媒体一同转播奥运赛事，互相配合、全面合作，这将吸引世界上更多的观众观看和欣赏奥运赛事，董年初对这种新旧媒体合作的转播模式给予了很高的期望：“新旧媒体的全面合作，不仅是媒体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奥运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推广奥林匹克精神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平台CCTV及其组织的奥运新媒体转播联盟，是新媒体与奥运正式结缘的开始。”中央电视台拥有电视台、网络和手机多平台联动的优势，而且还汇集了众多优秀人才，节目制作水平和传播技术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了确保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转播奥运，中央电视台将联合最广泛的新媒体合作伙伴，帮助高速增长的新媒体用户发现和欣赏最新最多最好的奥运节目。
除了互联网、手机转播奥运赛事，北京市移动媒体也积极配合奥运。奥运期间，北京市将有部分公交车、地铁的移动电视将转播部分奥运赛事，乘客就可以在公交地铁上观看北京奥运会的赛事直播。董年初同时强调：“新媒体的发展速度极快，但是同时也存在发展的瓶颈，当前阻碍新媒体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盈利模式——新媒体的盈利模式难以形成，行业规矩难以制定。新媒体与奥运会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必将为今后新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
新媒体与奥运的首次深度合作，对新媒体本身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不仅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而且预示着它已经趋向独立、成熟，进一步证明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更快捷、更个性化、更符合人们的消费需求。董年初在总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时提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存在谁替代谁的现象，它们各自有独特的传播特质，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新媒体要以奥运会为契机，实现自身更高更快更强的跨越。”张晓明：新媒体与文化创意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将新媒体看作是第二次文化产业的到来，是文化产业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新媒体通过技术的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了创意的血液。第一次文化产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法兰克福学派最早提出来的，当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发展极不平衡，美国好莱坞扮演了主角，形成了第一个文化产业模式，与二十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后出现的数字和网络技术相比完全不同。由于技术的区分，这两次文化产业有很多不同的特点，从企业总形势到产业分布方式，到现在区域性集聚和集权的方式都很不一样。
从技术上看，这两种产业所依赖的技术基础不一样。第一次文化产业依赖的是模拟技术，第二次文化产业依赖的是数字化技术，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完全实现了个性化与标准化的统一。张晓明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在模拟技术的阶段上，对文化内容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文化创作的个性化原则为条件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规模复制。数字技术把这点彻底颠覆了，在大规模定制的前提下实现个性化创作，一个产值数十亿美元甚至数百亿美元的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去生产每一个单个的产品，而不增加生产成本，这就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数字技术彻底地洗清了传统文化产业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那些负面因素。”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嫁接，可以渗透到第一产业，也可以融入到第二产业，它可以提升这些产业的附加值，把文化的设计、品牌加入其中，这是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文化创意产业打通产业门类最典型的例子是长三角区域，因为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指设计，而设计行业就是把文化行业和传统产业连接起来的最主要的产业。
渗透着新媒体技术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可以说是消费者加生产者的阶段。张晓明对此举了两个影视剧的例子：2006年在网上盛传一部由胡歌编辑的短片《一个馒头的血案》，当时风靡全国。这部短片恶搞了当年陈凯歌的大片《无极》。胡歌其实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网络消费者，而且是一个主动的网络消费者，他制作了这个FLASH短片，将它上传到网络上，因此获得了非常高的知名度，胡歌显然就是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2007年，电视剧《士兵突击》正是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共同嫁接，最终获得了全国广泛的好评。当时这部电视剧并没有引起中央级电视台的关注，只是在一些地方电视台播出，很多观众开始通过网络的《士兵突击》贴吧讨论这部电视剧，有很多人是通过贴吧讨论再回到电视台观看电视剧，因此地方电视台不断地重播该剧，使得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据2007年年底的数据，大约有250万人参加了网上的讨论，而电视台的播出也引发了对于剧本的需求，对于原作、小说的需求，对于CD的需求，最后网民发展到把《士兵突击》所有的情节都分解开，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粉丝团，这部电视剧已经变成了数百万网民共同的创造物了，这就是所谓的DIY消费阶段，究其原因还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大规模订制的能力，完全个人化的状态。
张晓明在谈及新媒体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景时提到：“我们不应以太局限的眼光去看待当前的文化产业，新媒体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打通了各种融合的渠道，我们要以跨界和越界的方式，要以产业大融合的方式去看待文化创意产业，其实它没有边界，而且这个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与经济普遍互渗的时代，不是一个彼此之间界限越来越清晰的时代。”范周：新媒体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最强有力的传播手段是当今的媒体，以往的报纸、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化得到了最广泛、最深入的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范周在谈及新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时着重强调：“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第四媒体的崛起，新媒体的传播不仅为文化带来了更为广泛、更为开放的传播，而且也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文化安全问题。”同时，范周还指出了目前新媒体发展中令人堪忧的诸多问题：1.对新媒体的相关立法存在缺憾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阶段，知识产权的立法已经远远低于技术的发展速度。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一般都比较滞后于新媒体的发展，造成了不应该有的缺位。法规要适合新的生产力，必须要做调整。市场只能驱动立法，一旦市场和立法不适应，就会盗版横行。2.对新媒体的管理存在漏洞
在我国，新媒体运营主体必须在获得行政机关的许可后才可开展业务，并且受行政机关对相关技术标准、传输渠道和传播方式的监管和审查。行政机关和部门的规章和规定的效率比较低，仅限于本部门的范围，也形成了条条框框的分割。按照现行法律制度，我国新媒体将要面对包括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工商管理总局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由于每一个部门有各自的管理制度，因此对新媒体的管理存在很多冲突和漏洞。3.三网融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网融合并不意味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三大网络由于不同部门、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观念上的巨大区别，各种标准之间和各种结构之间不兼容、甚至缺乏共同的技术语言，导致了三网融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4.“数字化侵略”和“信息殖民化”现象日益突出
在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背景下，文化传播的均衡态势被打破，国际上各种文化侵袭和敌对势力利用开放性的新媒体进行恶意传播。在国际范围内，网络传播已经使非英语国家不得不面临着“殖民文化”的侵略，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只能成为被迫接受信息的群体，唯一的选择就是无奈地面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发达国家通过网络不断重复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入到主体的常识领域。文化作为影视剧作品中的核心要素，也正在遭受着新媒体的影响。人们除了通过传统媒体观看影视剧，也可以通过买碟、网络收看到一些国外的影视剧，这些通过新媒体播放的影视剧必将受到国外影视文化的影响和熏陶，思想意识的传播已经没有疆域，这种手段赋予了文化传播彻底自由的可能性。在这种语境之下，让受众发自内心地喜爱一种文化，才是保留和延续一种文化的最佳手段，对每一类具体的文化样式进行改造，这就需要树立大文化产业链观念。
面对新媒体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范周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措施：“我们既要要坚持新媒体发展的强度，又要加大对新媒体的管理力度。要从观念上高度重视新媒体发展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加强新媒体立法工作，加强行业自律；解决新媒体技术监管问题，建立和完善对新媒体的管理体系，加强调控监管，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坚决遏制文化侵袭和敌对势力的文化影响；从新媒体内容生产环节把好文化安全关，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与国家文化共生共存的问题，特别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亟待我们对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为推动文化的多元发展、健康发展助一臂之力，也将为国家文化安全做好扎实的基础和后盾，从而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文化与产业的双赢。
尽管新媒体的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阶段，但是近年来的一组数据呈现了新媒体发展的良好势头和无限潜力：
截至2007年6月底，我国互联网已经达到131万个网站、1.62亿网民的庞大规模，网民总数居世界第二，7700万宽带用户数居于世界首位。
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营收规模达32.7亿元人民币。
截至2007年6月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已经超过了1600万，预计2008年用户规模将超过3500万，占我国有线电视用户的30.1%。
截至2007年12月底，全国手机用户数达到5.47亿户；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3785.1亿条，较上年同期增长38.3%，其中，有4430万网民用手机上网，超过全体网民的1/4。
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移动通信市场总收入超过3702.7亿；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增值业务收入占其总体收入的21.2%，超过700亿元。
新媒体的未来充满着巨大的潜力，既要实现与媒介之间的内部融合，也要实现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外部融合，在融合中谋求合作的机会，在发展中探寻有利的商机，最终实现融合与共赢。文化视野 激发全民族创造活力
文化生产力及其发展问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一席谈
让阅读燎原公共文化服务——访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
以创造力踏出“海南步调”——访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与政策扶持——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冬
山西文化创意产业任重道远——访原山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清宪
从文博会观甘肃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之路——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瑞民
区别对待，积极推进电视内容产业发展——访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文化生产力及其发展问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一席谈丹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顾问。在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期间，积极探索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制造了轰动学界的“云南现象”。
当今社会，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深深地熔铸于社会生产力之中，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助推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文化经济由此应运而生。文化经济为何能够如此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是文化力及文化生产力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换言之，文化力及其衍生而来的文化生产力是文化经济的现实立足点。文化力的特征及表现形式
如何理解和认识文化力，是我们进一步认识文化生产力的前提和基础。简单地说，文化力就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凝结在人类活动当中而产生的一种力量。它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具有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恒久性。文化力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近年来随着文化作用的彰显而逐渐被人们认识的。但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力其实从人类社会产生伊始便已客观地存在。人类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文化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并随着这个过程发展而演化，同时又反过来支配和影响这个过程，显示出文化力的作用。
2.具有无所不在的普遍性。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无论这种活动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文化的形成、发生、发展、变化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演化一样，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文化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以及自然界，深深渗透并作用于人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活动中，甚至于影响人的个性和习惯。从个人到家庭，从族群到区域，从地区到国家，文化力都在发挥着或大或小、或快或慢的作用。
3.具有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两重性。一般来说，文化力对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要看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文化力对社会发展具有消极阻碍作用。积极的文化力可起到推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欧洲文化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我国文化史上的“百家争鸣”、“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消极的文化力可起到阻碍和破坏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西方中世纪的神学，我国文化史上的迷信等等。在现今这个文化经济日益壮大，文化产品生产日益丰富的时代，文化力同样也显现出其消极的一面，文化市场上出现了一些非法出版物、不法文化经营活动以及部分具有消极倾向的电影电视剧等等。生产经营者为了满足追逐暴利的私欲，打着文化的旗号，大肆渲染色情、暴力，给社会稳定及社会公德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隐忧，对人类进步形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都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消极文化力，它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站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高度，把握人类社会前进趋势，引导积极文化力，抑制消极文化力。
文化力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二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行为规范；三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四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五是提升物质产品的品质及附加值；六是文化力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目前，建立在文化力基础上的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正在日益深入地把文化的固有市场和产业属性挖掘出来。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劳动对象、生产对象。文化通过生产环节，已经无可辩驳地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通过交换、消费环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撇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不说，在我国的不少省区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部GDP的比重已超过了5%，成为事实上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即使从传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文化力本身也已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力不再是一种羞羞答答的“软实力”，而是一种有着充分“硬实力”特征的经济力。文化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力与文化生产力虽然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一致。只有当文化力融入生产消费过程中，才具备生产力的特质。文化力与经济、科技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具有崭新功能的文化生产力。我们所说的文化生产力，既指渗透于物质生产力中的科技、文化因素，也指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精神生产力。可以说，文化生产力就是经济和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指的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生产中的智力投入和物质投入，具备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基本特征。文化产品形成物质形态的生产过程，与其他产品的生产一道，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文化生产力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文化内容主导。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和机器，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作为文化经济的基础立足点，文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人的智力、科学、生产管理、劳动组织、文化资源等。更为关键的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是一种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
二是包蕴人文精神。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地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文化生产力的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人文精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三是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以及不断融合的趋势。在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文化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必须强调它在整个市场上的独特性，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以求得不同文化所蕴含的生产力的最大发展；另一方面，在文化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也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四是显示出发展的可持续性。生产力中文化要素（知识、技术、文化理念等）的增多，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意味着人的精神需要的不断提升；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进步；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相融合，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对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的重大进步。因此，文化生产力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文化生产力，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举措。
总之，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都是人类用以影响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随着现代生产力由传统的“物质要素主导型”转向“智力要素主导型”，凝聚在物质生产力中的知识、科技、管理等文化因素，也由辅助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因此，现代生产力既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对策
如何快速有效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经济的全面发展，关乎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乎能否在国际竞争、地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成为当前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是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强化全民的文化生产力意识，力求在观念上形成新突破。物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都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把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科教兴国”、“文化立国”的轨道上来。应该认识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激活人的发展潜能与创造精神，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义。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推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贸易、文化服务大规模发展的同时，要自觉地在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中注入文化内涵，使经济发展不仅实现量的持续扩张，而且实现质的飞跃提升，从而走上一条人性化、效益高、消耗低、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二是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当前，必须紧紧抓住文化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提，推进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塑造文化市场的竞争主体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拓展资本市场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催化剂。首先要把文化体制改革纳入国家或地区改革发展的整体规划，消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之间的政策鸿沟，加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战略研究，制定和完善政府文化管理的办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其次是推进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统一文化行业管理，明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从过去单一依靠行政管理转变到依靠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保护市场的合法经营，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从过去具体办文化逐步过渡到管理文化，行使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再次是以市场为中心，塑造文化市场的竞争主体。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机构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形成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优化国有文化资产配置，理顺国有文化产业单位产权关系，促进产业升级，使不同经济成分的文化企业，都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发展，尽快形成一批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第四是拓展资本市场。推动国有文化资本向市场前景好、综合实力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集中，充分发挥国有文化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同时，要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拓宽文化发展投资渠道，加大对社会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平等竞争机会，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
三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挖掘文化的经济潜能，影响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的出现，使文化不再只是一种精神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这就意味着文化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当然，文化产业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一方面，要注重与其他经济产业在许多方面出现的交叉和叠合，遵循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它的特殊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文化产业直接提出了文化生产关系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文化产业的出现，开发了文化的商品价值，也开发了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作为新的经济高地，社会资本也表现出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但是，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切不可对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建设有丝毫的松懈。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之双翼。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样蕴含着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同时，也要形成我国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四是造就大批文化人才。人才和智力是文化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作支撑，必须造就大批的文化人才。因此，要重视对知识的投入，使知识在财富增长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增加。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强化“人人皆才”的意识。实实在在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律保护人才，为人才创造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良好社会环境。要制定适合于文化人才的人事管理制度，探索文化人才的行业管理办法，促进文化人才的合理流动，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方式和理念大力引进急需的优秀人才。加大培养文化人才的投入力度，建立人才培养基金，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途径，使人才培养渠道更加顺畅、更加有效。让阅读燎原公共文化服务——访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齐骥詹福瑞：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学术研究孜孜以求，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正是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辞世纪念日。在每年的4月23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读书宣传活动变成一场全民活动，变成一项国策和一种战略。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常说：为学术津梁，是国家图书馆应尽的责任；做文化使者，是国家图书馆神圣的使命。正是由于承载着责任心和使命感，詹福瑞一直致力于让阅读在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图书馆开放元年：公益服务的回归
詹福瑞曾经撰文称：“读书能使人变得智慧。我所说的智慧，是指人生的智慧，与形而下的聪明不同，它不是小伎俩，不是小权谋，不是市面上畅销的厚黑学、帝王术，不是男女攻略、市场营销。”在詹福瑞的心目中，阅读早已和生命融在一起了。如何让更多的人阅读，如何更好地去引导阅读，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和精神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气势恢宏、庄重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坐落于北京紫竹院公园旁。2008年农历大年初一，国家图书馆开始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全面减免收费项目。“图书馆免费开放，是公益服务的回归！”在詹福瑞看来，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意义是重大的。“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定要以政府为主体”，詹福瑞如是说，“图书馆应该推倒院墙，面向更多的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共享改革开放的文化食粮”。2007年被詹福瑞称作“图书馆开放元年”，在这一年中，许多公共图书馆相继大规模、快速迈入免费时代。詹福瑞说：“图书馆免费开放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过去之所以没有做到完全的公益性，是因为政府投入不够，绝大多数图书馆不得不通过收取适当的费用，来贴补和维持其正常运转。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而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首先应当担负起文化设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作为政府服务职能之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表现在对文化产品购买的支出、服务队伍的建设等方面。”惟有此，公共文化设施才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世界读书日：文化因传播而美丽
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致力于向全世界推广阅读、出版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学术津梁，是国家图书馆应尽的责任；做文化使者，是国家图书馆神圣的使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正是国家图书馆基于这一理念创办的公益性文化活动。”詹福瑞认为，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将使读者享受到更多的优秀图书，从而更好地引导公众多读书，读好书。“作为图书的收藏者、管理者，我们希望通过努力，用图书评奖的方式在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之间架起畅通无阻的桥梁，编织五彩斑斓的纽带，在全社会培育出良好的读书氛围，真正履行国家图书馆文化传播、公民终身教育的职能。”
国家图书馆在世界图书日和国家图书馆日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以此来倡导阅读，引导阅读。詹福瑞说，国家图书馆“通过举办‘文津读书沙龙’和‘文津图书奖’评选等活动，通过向读者推荐优秀图书，反映和引导读者的审美趣向与文化消费，并选择有影响力的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不仅提高了优秀读物的影响力，而且还构架起读者、作者和出版人三方之间的桥梁，为读者提供好书，为出版社提供信息，从而倡导阅读的习惯，营造阅读的氛围。”
学者周国平用“纯粹”和“干净”来形容“文津奖”，他说，“文津图书奖真正以图书为本位，看重的是图书本身的品质。它心目中的对象是那些到图书馆来寻求精神食粮的普通读者，要向他们推荐值得一读的好书。这样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国家图书馆应有的独立的立场。”“如果我们推荐的图书，在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将十分欣慰！”詹福瑞这样说。“文津”的意义是鲜明的，它是国家图书馆的传统象征。更深的意义是，命名取意“文化津梁”，显示了国家图书馆愿意作为沟通文化的桥梁。在优秀图书的背后，还有什么能比传承中华文化和弘扬中国气派中国精神更让人振奋！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
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那么公共文化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就是城市之魂的重要表现形式。从社会发展及社会功能而论，公共图书馆不仅是城市文明进程的标志，同时也是城市功能完备程度和城市综合能力的体现。
詹福瑞认为，图书馆的开放，不仅仅是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大众，而且“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功能更加多元化。国家除了履行搜集、加工、存储、研究、利用和传播知识信息的职责外，还逐渐成为文化创新的引领者，创意资源的汇集区和公共文化资源的释放区，担负着以文化浸润百姓生活的使命和责任，承担着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重点科研、教育、生产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任务。”在詹福瑞看来，倡导阅读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全民阅读带来的书香氛围将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丰润的营养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创建社会和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阅读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与阅读联系最密切的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福瑞说，“国民阅读率的高低、阅读人群的大小，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市场规模。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消费能力大大增强，鉴赏水平也不断提高，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建设全民阅读的书香社会的目标不会改变。”
通过一系列的读书活动倡导大众阅读，把被网络、电视等其他媒体分流的读者吸收回来，让更多的读者基本权益得到保障，也让世界图书日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诚恳的愿望。在他的目光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在全社会培育出良好读书氛围的文化国度正变得愈加清晰起来！数字技术变革：受益者是广大群众
从1997年“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算起，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已经走过了10年多的历程。数字图书馆是当今世界各国视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各国竞相投入的一个热点。国际上数字图书馆的进展情况表明，国家图书馆作为一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及数字化过程中的瓶颈，詹福瑞表示，较为理想的方式是“既要保证快捷获取信息的渠道，又要能够在海量信息中有所选择，提高信息的利用率。”网络阅读是一种非指向性的浅阅读，它是随机的，容易被网络垃圾所困扰。詹福瑞指出，“目前的搜索引擎也提供一些图书服务，例如谷歌。这类搜索引擎为阅读信息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是，许多垃圾信息和无用的资源也纷至沓来。浅阅读和垃圾信息是不可避免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将会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提炼和加工，‘准确、有用、快捷’三个关键词概括了数字图书开发的原则。”而这一切的努力，目标只有一个，用詹福瑞的话来说就是“受益者永远是广大群众！”
说起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詹福瑞如数家珍，“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正是因为这些文献典籍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记者问到这些古籍是否会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内容呈像，让公民共享中华文化瑰宝时，詹福瑞说，“克服数字化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做到的！如何采取相应的技术服务和处理好版权关系，使这些国宝在扫描、加工的过程中不受到损害则是最重要的。”
每一部好书的封面都如同一扇门；谁打开它，就如同从某一个方向迈入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类思想的张力是无限的。以创造力踏出“海南步调”——访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齐骥周文彰：笔名弘陶，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任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1992年被授予“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让我们回顾这样一幅气势恢弘、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在地域辽阔、文化和经济结构复杂的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省，逐渐迎来新的发展生机，20年之后，一个相对完善的区域经济格局雏形已经基本显现。
让我们把目光进一步聚焦：近年来，海南省在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业和会展业等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基础得到培育，涌现出许多像“文明生态村”这样的亮点。这个特区的文化发展，正在踏出富有力度的“海南步调”。一、将理性思考变为执行力
早在1997年，周文彰还在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就已经对“强化特区政策体系”有了系统的、全局性的思考。十年以来，周文彰相继发表了《关于强化经济特区政策体系的思考》、《中国经济特区经验与展望》、《经济特区向何处去》和《论特区投资环境》等十余篇学术文章，这些文章视角广阔，研究深入，分析透彻，更重要的是，透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发展布局上，海南所实践的从政策吸引到环境吸引的发展路径，已经不自觉地扮演了中国特区经济版图上不可忽略的角色。在这之中，周文彰倾注了许多心血。多年之后，再来反观这些观念的时候，笔者不由得对周文彰肃然起敬。在这些真真切切的关于“特区发展”思考的文字背后，是周文彰对于特区海南深厚的感情。
周文彰对于事业的热爱，还体现在他的报告集中。《周文彰宣传文化工作讲演报告集》至今已经出了5部，每年1部。这些都是他任职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思想的精华。翻阅这些集子，犹如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发展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找到海南文化逐渐繁荣、区域不断发展的步调变化。《报告集》涵盖了关于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的深刻认识，对于“文明生态村”概念的创建与理念的推广，以及对文化发展战略的解读和剖析，亦涵盖了文化管理、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海南省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若在学术期刊网上检索，可以发现周文彰每年都会写出许多新文章，提出许多新思想和新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案例交织，亦评亦述，思路十分清晰，折射出一位宣传部长的理性思考。这些思考并不像其他理论著述那样枯燥。周文彰以研究者的开阔视野以及决策者的大众语言，增强了理论的可读性。而他对海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局性的驾驭，前瞻性的预见，为特区文化战略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周文彰务实的工作中，海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在周文彰的决策理念中“文化是经济”的强大辐射力，在创新驱动下，“海南步调”正在有力地踏出。
正是以理性的思维模式，直面问题的坦诚和果断务实的执行力，周文彰引领着整个海南省的文化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前瞻性思考，对“创意中国”的理性构想，对“文化价值观”的深入阐发和应用以及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上取得的可喜成果，构成了周文彰宣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对于“创意中国”的思考
周文彰的睿智，除了体现在他是一个思想深刻、观念现代、颇具实干精神的特区问题专家和领导外，还体现在他对于“创意中国”充满思辨的思考上。创意经济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经济形态，对“创意中国”的思考和拓展成为周文彰的思想新亮点。
世界走进一个战略制胜时代。在全球化背景下风起云涌的区域经济竞合中，需要更多的智慧与谋略，还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更需要建立与外部紧密的关联。谁能够拥有更多的和谐与创意的关联，文化与经济的关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谁就有更多的机会走向共赢。在周文彰的决策理念中，他早就做到了。《谈谈文化价值观》是周文彰去年精心推出的一篇文章，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凝结了周文彰对于文化价值观的新认识。周文彰说，“文化”与“价值观”并不是简单地相加，当两者放在一起，就有了新的阐释、新的意义和新的理念。文化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基于一种思辨的视野、整合的视野和开放的视野。《谈谈文化价值观》提出了“文化是政治”、“文化是形象”、“文化是环境”、“文化是经济”和“文化是生活”等鲜活的论断。在文化创意产业方兴未艾之际，周文彰关于“文化是经济”的论述，充满了冲击力。
周文彰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认识，一直是超前的。在主政一方宣传文化工作的同时，周文彰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化体制改革都进行了深入探索。为了让更多的人自觉地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使文化产业能够健康发展，周文彰专门嘱咐工作人员为到会的每一位代表准备了《谈谈文化价值观》这份稿件，用心良苦，令人感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周文彰构想“创意中国”概念的前奏。“对于创意中国来说，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同等重要；行政后勤和教育科研同等重要；软环境和硬环境同等重要。因此，我们作为领导者、组织者，不可有任何偏废。不可偏重这一个方面，而轻视另外一个方面。”周文彰的发言总是给人以启发，而正是从这样一种关联的、辩证的视角去洞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创意中国”本来就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历史延伸和具体实施，它确实具有积极推进“中国创造”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全局意义，从国家文化发展规划、文化产业布局的完善与要素支持等层面得到应有的认同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创意”的理解，无不闪现着周文彰的思想亮点。“在内涵上暂且把创意理解为创新；在外延上把创意扩张为包括文化创意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创新”，周文彰说，十七大报告自始至终洋溢着创新精神，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义，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于“创意中国”的诠释，彰显着活力，彰显着睿智。三、用哲学眼光谋篇布局
20年前，周文彰写过一篇文章，《让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在这篇文风犀利的手稿中，周文彰指出，“我所遐想的智慧的光环一旦笼罩领导决策圈之后，就会转换成社会的福音，人民希望的情景”。后来，周文彰成了自己观点的身体力行者。
在“创意中国·和谐世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国际论坛的现场，有人提问周文彰，哲学背景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什么，周文彰的回答朴实、诚恳，同时流露着执著。他说：“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思维模式，所以在我的工作当中，我深深感觉到哲学给我带来的益处，并且终身受用，就是看问题比较能够按照哲学思维的原则和方法去观察、去思考。我确实从工作当中感到它是世界观、方法论。”
作为哲学博士，周文彰既有《理由与求知》、《康德》等译著，又有《狡黠的心灵》、《从历史走向现实》等原创性著作，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把哲学的思考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下了《绿岛傻想》、《并非傻想》等著作，体现了他在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创新观点。
在现实生活中，周文彰同样把这种源自心底的哲学气质释放出来。周文彰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省的文化宣传工作任务繁重，而对于特区海南，通过文化宣传走向世界，已然是一种途径，一扇窗口。除了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深入地进行理论的推导、演绎或“傻想”，周文彰更注重的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创造性地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科学方法，逐一解剖各文化现象的结构、内容和特点，它们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它们在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
周文彰在与海南近20年的情缘中，见证着特区的成长，并用自己独特的决策方式，关注着特区的“软”环境建设。多年以前，周文彰提出，海南应采取“以软取胜”的战略，努力创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增强对海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在今天看来，周文彰对“软”环境的极大重视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这一韬略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这种对海南现实的确切把握体现了哲学的眼光。对社会现实无尽的思考，以及卓尔不群的创新能力，使得周文彰成为琼岛“特区意识”、“开放意识”和“二次创业意识”的开风气之先者和强烈呼吁者。“哲学、科学理论一俟融入领导决策者的精神世界，就会结晶为高屋建瓴的气度、深邃敏锐的目光、灵活清醒的大脑、驾驭全局的能力。”1988年的周文彰，还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洞见能力的博士，他所提出的“让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后来，周文彰将创新精神和洞见能力作为一种品质保留了下来，而他自身，也真诚实践着“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那种哲学向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决策圈的渗透、复归”。
和周文彰对话是极其愉快的，整个过程始终洋溢着他思想的泉涌。在这个颇具才华和实干精神的哲学博士眼中，“和谐”似乎变得通融起来。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周文彰很自然地将哲学进行了一次大气的升华。“尝试一条以哲学的目光和思维研究社会现实，提供社会需要的哲学思考的路子”，是周文彰最热衷的探索。于是，哲学从“学术圈”走向“决策圈”，周文彰成为自己观点的身体力行者。四、以创新驱动带动文化繁荣
周文彰的言辞简洁、极具逻辑，有时会激昂，但意味深长。他时刻让人感觉到，“创新精神”已经融入到这个总能给人以观念启迪的宣传部长的血液里。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艺作品的魅力在于创新，文艺事业的生命力也在于创新。
在周文彰看来，“创新”是一种态度。这种时刻充满创造活力的生活态度，早已融入到了他的思维体系中了。2008年是海南省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周文彰与这个岛屿的情结也日益浓厚。从1989年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充满着发展诱惑力的“绿岛”开始，周文彰便开始用创新精神来展开他的工作了。
周文彰欣赏的是那些大胆突破传统，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富于创造、富有创意，实现了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风格多样化、手法多样化的文艺作品。创造力成为文艺作品彰显灵魂的重要因素。《记者甘远志》是以“新时期新闻记者的杰出代表”——《海南日报》记者甘远志为原型，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牵头，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一部电影。作为电影的总策划、总监制，周文彰为影片倾注了很多。除了多次对影片的修改提出具体意见，周文彰还创作了电影主题歌歌词《坚守记者的魂》。周文彰对于文艺作品的创作如同珍视他的事业一样，总是充满了感情。作为献给第八个记者节的礼物，影片2007年11月8号在全国公映，赢得满堂喝彩。
周文彰说，他喜欢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电影《记者甘远志》的创作如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兴趣点亦如斯。在参观北京798艺术区时，他常常对那些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众多的艺术家工作室让周文彰眼前一亮。周文彰对于艺术园区的理解透彻、厚重而又大气。这种大气，早在若干年前海南发展的亮点——“文明生态村”的建设和发展中就体现出来了。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而海南很早就在实践中对文明生态村的建设进行了探索。由此可以看出，十七大报告来源于我国发展的实际，又在现实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升华和提炼。海南省的“文明生态村”是在2000年提出来的，从概念的提出到实体的建成，充分说明了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周文彰把文明生态村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优美的生态环境、发达的生态经济、丰富的生态文化。从建设文明生态村切入，海南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抓手”和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新载体。二十年来，充满创新精神的特区海南，秉承着创新驱动带动文化繁荣的风格，用大生态带动大旅游，大旅游带动大开放，大开放带动大发展，找到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不悖的路径，存量开始盘活，增量开始涌入。每每提及“文明生态村”，周文彰总是难以掩饰自豪感，毕竟，对于“文明生态村”的选择，是海南多年来不懈探索的发展亮点，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也体现了一个特区博大的胸襟。
在关于创造力的解析中，周文彰辩证地认为，“只有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完美地结合，才会有创新行动、创新过程和创新成果。徒有创新精神，而没有创新能力，也就无所谓创新，正像即使具有创新能力而没有创新精神，同样也谈不上任何创新”。这也正揭示出了海南“文明生态村”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的原因。与周文彰谈话的过程，常常充满了惊喜。那些鲜活的概念，超前的理念，理性的思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文彰的北京之行是短暂的，但却将许多文化观点留在了这个城市，将许多的墨迹也留给了这个城市。周文彰为本次论坛认真地题了词，“创意中国·和谐世界”那八个苍劲有力的行书字，愈发让人觉得震撼，唯一的遗憾是，习惯于泼墨的他这次并没有将笔墨带在身边。回到海南后，周文彰又激情挥毫，连夜赶制了一份新的书法作品赠与论坛——“激发全民族创造活力，实现创意中国”。他的真诚，令人感动。
本文截稿时，周文彰部长正在前往五指山市宣讲学习十七大精神报告会的路上，一向繁忙的周文彰在海南省文化发展方面的新提法、新举措、新思路，将一如既往地与这个特区的发展一起，踏出坚实有力的“海南步调”。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与政策扶持——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冬宋华陈冬：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界的学者型官员，陈冬一直致力于推进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在工作实践中进行理论的总结。他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新形态和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北京市作为拥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何在？
陈冬：作为我国人才、科技、信息密集的中心区域，北京拥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优势和条件，随着北京开放步伐的加快，传统文化和创新文化相互融合，更加彰显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中国创意产业的实力和竞争力更加凸显。经过几年的发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快速、良好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确立；二是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聚集发展日益凸显。
2005年年底，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北京的资源优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将重点发展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和网络游戏研发、广告和会展、古玩和艺术品交易、设计创意、文化旅游以及文化体育休闲等九大产业。一年来，围绕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导与培育，北京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创意产业显现出了兴旺蓬勃的良好发展态势，产业主体地位凸显。
记者：您说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支柱性的产业，是有怎样的衡量标准呢？
陈冬：按照国际上的标准，一个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就可以算作一个经济体的支柱。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业务收入3614.8亿元，实现增加值812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3%，同比增长16%；从业人员89.5万人，同比增长6.7%；资产总额6161亿元，同比增长19.9%，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支柱地位开始显现。
2007年1至8月，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单位实现收入2568.9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19.3%；实现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43.3%；上缴税金103.9亿元，同比增长28.8%。文化创意产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初步确立。
北京市出台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未来几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左右，到2010年，其占全市GDP比重力争超过12%。
记者：您刚才提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聚集发展日益凸显，现在具体的发展情况如何？
陈冬：2006年时，北京已形成了10个主要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并且规划建设8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其中，东城区文化产业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预计到2008年产值可达100亿元，2010年产值达到200亿至300亿元；三辰卡通动漫网游产业基地也将成为全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动漫网游研发制作中心。《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将建设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作为促进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计划到201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将发展到30个。聚集区发展总的原则是突出特色和规模，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发展。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2006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审定通过并正式挂牌的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中国（怀柔）影视基地、北京798艺术区、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聚集区和中关村软件园等首批1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发展态势良好。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北京首批挂牌的10个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已入驻企业4687家，其中挂牌后新入驻企业1101家，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骨干、龙头企业相继落户，对聚集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带动作用。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企业2006年营业收入478.5亿元，约占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的14%，利润48.8亿元，上缴税金18.5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交利税50多亿元。今年1月至8月，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19%，超过了第三产业发展的平均增速，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不仅如此，各区县还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地，初步形成了以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为龙头，带动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记者：北京市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设立的5亿元专项资金是如何利用的，对聚集区还有什么相关优惠和扶助政策吗？
陈冬：北京市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设立了5亿元专项资金，采取直接投入、专项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文化创意产业重点聚集区和重点项目的建设。与此同时，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认定和管理办法，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建设的规划指引，有序引导各部门、各区县，根据首都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功能定位，发展具有各自优势和特色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出台并积极实施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引导和利用好北京市这一资金。重点支持聚集区内具有带动和支撑作用的重点项目、关键环节和基础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建设功能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同时积极营造良好的聚集区的发展环境，将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落实到各个企业内。他表示，市委宣传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聚集区发展，出台规划、落实政策、营造环境、培育企业、打造品牌、规范市场，促进产业发展。
记者：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北京市还实施了什么相关政策和措施？
陈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之都，北京市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进一步落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北京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具体落实这一项工作的开展。研究审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政策、重大投资和重点项目，着力推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2006年11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公布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指导目录，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
记者：听说北京市出台了一个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1+X”支持政策，具体指什么？
陈冬：所谓“1+X”，其中包括制定文化创意产业担保办法并允许无形资产质押，以解决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1+X”发展模式中的“1”是指除了去年底出台的35条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包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整体规划和根据行业特点制定的文化演出、旅游、古玩艺术等多个分行业的扶植引导规划。陈冬表示，这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在这基础上，还将不断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扶持政策。这些举措将最终推动北京市逐步建立起多种资本参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局，未来北京市还将鼓励企业上市，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记者：对于多数文化创意企业来说，可能作为中小企业，投融资会有一定的困难，也是发展的瓶颈，对于这一方面，政府会提供相关的支援吗？
陈冬：融资难问题的确一直是制约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难点，这也引起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拓宽融资渠道，解决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问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深入调研论证，明确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发展模式，积极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北京市将要打造一个投融资平台，借助资本市场拓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渠道，不断增加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领导小组帮助搭建一个平台，还将与银行合作，开辟文化创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的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优惠利率和便捷服务；二是建立担保机制，为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三是让企业可以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质押贷款，北京市文化创意促进中心与北京银行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战略合作协议正是这一措施的具体体现。根据协议，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对北京文化创意企业开辟绿色通道，推出无形资产质押贷款试点，设立专项授信额度，建立快速审批机制，提供优惠贷款利率。其中，北京银行将全方位支持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提供文化创意产业授信额度50亿元人民币，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将重点开展无形资产质押贷款试点。希望这项工作为中小企业投融资瓶颈的解决开辟一条新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一批文化创意企业，如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喜地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三浦灵狐动画设计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关于担保机制的相关政策，年底前也有望出台。北京市每年安排5000万元，设立文化创意企业担保专项资金，选择合适的担保公司对北京市文化创意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北京市财政局拟定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担保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也即将出台。并且以上政策主要是面向中小企业，为它们的融资提供方便。当然，重点项目、大型企业也要全力支持。
记者：您说的这种无形资产质押贷款，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对无形资产的认定应该由谁来完成，其中的风险如何规避？
陈冬：在与银行的合作中，领导小组有一个考虑，可以向银行推荐相对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银行根据自身贷款审批的条件，严格审批，这是一；第二，无形资产质押贷款是一项新的业务，还需要探索，这个也需要银行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它的制度；第三，获得银行贷款的，又符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可以提供贷款贴息这方面的扶持。
无形资产的评估则是由银行按照它贷款的一套已经成熟的规定去办理，但是银行为文化创意企业开辟的绿色通道，在贷款手续上会更加快捷。再有，在一些条件允许的优惠利率上，可以有所调节。第三，在贷款的信贷额度上，会提前安排出一部分。
记者：您对北京市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怎么看，还有那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陈冬：未来一个时期，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实施，将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刚刚颁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进一步提升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影响，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创造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的能力，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首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北京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文化创意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新形态和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理由相信，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科学发展的引导下，首都的文化创意产业，前景广阔，大有作为，希望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实践工作者，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更加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共创文化创意产业的辉煌。今后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具体的组织和服务工作，竭诚为文化创意企业服务，落实有关市政府的有关政策，进一步优化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环境，做大做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推动首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山西文化创意产业任重道远——访原山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清宪翟丽凤王清宪：原山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1963年生，哲学学士、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高级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山西大学兼职教授。著有《中国房改忧思录》、《资本运营》、《论中国政府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经济述评——一种思维模式》等多本专著。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经济部工业交通组组长、《中国改革报》常务副总编辑、《中国信息报》总编辑、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在全国各地纷纷打出文化强省战略的时候，山西也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下一个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将这个真正的“文化资源大省”变成“文化强省”，虽然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是起步中的山西，并不以此为借口。
振兴山西的经济，文化创意产业作用重大；发展文化产业，山西任重道远。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已成大趋势。“山西省文化产业起步晚，但近几年来发展并不慢。”作为一个省的宣传部领导，在王清宪身上，并没有看到过多的严肃。虽然调任山西才两年多，但说起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他依然非常激动，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那样，充满了关爱和深情。
在10月27日第二届“创意中国·和谐世界”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国际论坛上，王部长从山西省的实际出发，对地方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如何发挥作用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演讲。而在与笔者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他表达更多的，是对山西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忧虑和发展方向的思考。卖资源：短视的产业链建构
山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积淀深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全国第一的文化资源大省”。山西有全国一级文物271个，不仅是一级文物全国第一，而且比第二位的河南多出70多个。黄河文明的发源地主要是在山西，尧舜禹都在山西建都。“可以说，中华文明就是从山西发源的”。
说起山西的文化资源，王部长如数家珍。山西北、中、南三个区域有三个文化特色。北部是以五台山、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中部是以晋商为特色的晋商文化，乔家大院就是晋商文化的一个侧面。南部在运城，这个地区有三种文化：一个叫根祖文化，尧舜禹都在此地建都；第二是关公文化，关公家乡就在运城，最著名的关帝庙最初就建于此；第三是爱情文化，西厢记发生的地方就是“普救寺”，张生跳墙的地方现在仍保存完好。“除了这些广为人知的历史、文化资源，山西还有很多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虽然有如此之多的文化资源，但山西的文化产业发展却没有走到全国的前列。“文化产业GDP只有120多亿，占经济总量的2.3%”，这样的文化经济生产力，让王部长多少有些遗憾。“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的文化产业化运作不够，开发深度欠缺。”以五台山为例，游客来到这个佛教圣地，除了烧香拜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文化生活，甚至住都住不下来。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五台山，“服务实施没有增加更多的文化内涵，产业链得不到更多的延伸和扩张”，这是制约山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结构失衡：问题丛生的人才瓶颈
说到山西的人才结构，王部长用了三个“化”来总结：年龄年轻化，学历本科化，结构本土化。“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循环，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不言自明的约束和限制。”而越来越年轻化的工作队伍，对于文化产业这个相对需要知识积淀和文化内涵的产业来说，本科学历为主绝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构。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言，人才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创意是以人的才智为基础的。山西文化产业要发展，人才是重要因素。“外来人员可以带回很多的信息、社会资源，再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突破封闭的状态。为此，山西省每年都会到发达省市引进硕士、博士，或者是“软性引进”，达成项目合作。“近几年来，在文化上的合作也很多”。山西文艺人才很多，《一把酸枣》的编导张纪刚和《立秋》的编剧姚宝瑄都是山西人。但是，正如王部长所说，“需要创造更好的、有利于人才发挥能力的创业环境。”
文化创意人才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专业的培训，包括文化产品的策划、营销。但是在山西，系统的专业性培训比较欠缺。“我们的文化艺术团体营销意识都很薄弱，还是靠传统‘等’的方式，没有很好地运用营销手段来推销文化产品。”对于今后的人才培养战略，王部长看得很远，“这需要一个包括市场营销、市场融资、文化、经济等较为广泛的专业范围。”自发的创业激情与积极的政策推进
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跨越了概念争鸣与基础投资，进入了以追求集聚效应为主的园区化建设阶段。山西也有很多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园区，如生态铝园区，还有农业观光园区。在园区的发展优势被广泛认可的情况下，山西也有很多富有激情的创业者们自发地成立起园区。但是，“这些园区只能说是自封的园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府审定，关于“园区的标准是什么，谁来认定，认定之后享受什么样的政策”，尚无明确的规定。
山西现在还没有就文化产业出台政策，这也是山西文化创意产业相对落后的一个原因。王部长接着说，“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推进政策的出台。”从2005年4月开始，山西省组织人员到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去学习考察。一方面，是要将散见在文化部、财税部、广电系统等国家已经有的政策在山西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就是要吸取其他省份已有的政策。
关于园区建设方面，山西省正在筹划一个大的优惠政策，争取让文化园区享受高新区和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和土地政策。其中主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由政府启动用于扶持文化产业。“这样我们可以每年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文化产业项目的补贴、贴息贷款、现代文化设施与设备进口等。”对于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王部长提出，“政府不要搞任务性的文化产业投资，重点要放在鼓励和引导市场发挥作用上。”策划与营销：传播的魅力
说起山西的出版业，王部长介绍说，山西的出版业应中央要求，进行了改革，组成了企业化的集团。但体制只是为企业的更好发展提供了一种更大更快的空间与可能，但解决了体制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发展的后顾之忧。出版业的发展，需要靠好的产品，这就是长销书和畅销书。对此，王部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论是畅销书还是长销书，都需要一个基本的过程：策划与营销”。一个选题，不同的方案，销售结果各不相同，“这就是营销的结果”。
近几年，山西的文化形象开始在全国逐渐地树立起来，主要是靠两部戏剧：《立秋》和《一把酸枣》，这两部剧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此外，一系列影视作品，如《乔家大院》、《亮剑》、《八路军》、《吕梁英雄传》等的推出，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阵山西热。“这也说明开放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有了好的作品、好的结果，慢慢就会带动山西的演出营销走出省、走出国门。规划+创意：文化产业的跳板
在谈及政府如何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时，王部长十分看重规划的力量。“规划的过程就是创意的过程，就是资源整合的过程。”从产业的角度讲，创意就是使看似不相干的文化产业要素之间发生互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产业价值最大化。“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规划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文化资源优势，充分整合文化资源，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效力。在一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规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王部长从山西自身的实践出发，提出了“规划要体现大区域的视野观，在区域范围整体谋划”的高视点。
2008年北京至太原高速铁路的建成通车，将使两地的车程缩短为两个半小时，这将极大改变山西与京津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地缘关系。对于山西来说，这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在此有利时机下，规划的创意性将发挥作用。对此，王部长详细介绍了山西在未来整合资源、打造大型文化产业项目、形成文化产业项目合理布局和梯次结构的宏伟构想。
今后几年，山西文化产业的一级龙头项目应该是三台大戏、三大基地：在北部，依托五台山打造“清净”休闲娱乐度假基地，打造一台展示佛教艺术的大型歌舞乐大戏；在中部，依托太原或晋中，打造明清影视基地，打造一台展示三晋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风格的大型歌舞剧大戏；在南部，依托永济普救寺、鹳雀楼和黄河，打造集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华夏爱情朝圣地，打造一台以演绎中国爱情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歌舞剧大戏。
三台大戏体现“山西走一圈，人生三况味”的文化消费整体设计，从北部大戏感受心灵的需求，从中部大戏感受事业的需要，从南部大戏感受感情的需求。据初步估算，这三大龙头项目一年的直接经济收入超过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5万个，总体上带动相关产业增收300多亿元。文化产业化应该成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化的重要力量。
在王部长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文化繁荣、创意激涨的山西文化新图景。借会发力：文博会的山西影响
王部长对山西文化产业的忧虑和期许让我们为他直面问题的坦诚而动容。实际上，有着丰厚资源的山西，近几年发展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在全国的影响力逐步提高，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史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文化衍山西，创意新形象”，在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山西代表团以这一豪迈的主题，以特色和创意向世人展示了山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丰硕的创意成果。山西省为征战此次文博会精心准备的211个文化项目，涉及演艺业、工艺美术、影视传媒、文化场馆、文物古建等7大类，其中以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太原）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等节庆会展业和话剧《立秋》、舞剧《一把酸枣》、京剧《走西口》、歌舞《天下黄河》、民歌《唱享山西》等演艺精品为主的特色项目显示了山西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文博会的山西展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形式现代，内容丰富，以图片、文字、实物、现场表演与多媒体演示相结合的文化表现形式，从这些微小的地方我们足以见到山西在创意上的用心和体现。而以6条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为主脉的特色产业项目，红色经典文化、晋商文化、根祖文化等山西影视产业群项目和初具规模的太原高新创意产业园、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王家大院旅游文化产业园等6个文化产业园区，代表了山西在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化升级方面的最新成果。
当然，背靠资源并不是山西唯一的出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以动漫、影视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开始在山西大地上拔地而起，创意生花。作为本届北京“文博会”推介的重点项目，山西舶奥动画制作公司不仅推出了自己的创意新作，而且赢得了发展的契机和动力。他们与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签订了金额为3900万元的《动画科研培训基地》项目，与中央电视台签订联合制作动画片《泥巴小精灵——考考曼》，金额为3000万元。足见在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上，山西也铆足了劲儿，迎头赶上。
为期5天，签约20余项，资金额达3亿元，这样漂亮的成绩，足以证明，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大道上，山西正加速起步。未来，将走得更远。从文博会观甘肃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之路——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瑞民朱敏 赵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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