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的人文关怀(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彭长城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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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人文关怀(平)试读：

引言 一本杂志引发的现象

在经济欠发达的甘肃，诞生一本发行量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蜚声海内外的品牌杂志《读者》，并且这本杂志成为一个省的一张名片，成为一种现象，这是创办者始料未及的。

2007年8月14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同志到《读者》杂志社视察，他说：“不管是在出版界还是期刊界，甘肃的《读者》可以称之为一个现象，我叫它《读者》现象。”他特别强调：“《读者》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是改革，二是创新，三是编刊精益求精，这三条非常重要。”在201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暨《读者》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庆典前夕，刘云山同志深情地赋诗一首：扎根陇原黄土地，常念万千读者情。根深叶茂一棵树，秀木葱茏已成林。

温家宝、吴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长期订阅《读者》。一本普通的杂志，既得到大众的青睐，又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可，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殊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又是出现在中国西北的边城，见证和参与了一个时代，影响了广大人群的生活，《读者》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张伯海先生在研究了国内外期刊后指出：“从全世界来看，像《读者》这样定位的刊物都很少见。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刊物。”“《读者》现象”含义非常丰富，不仅是一个传媒现象，还是一个文化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

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苏荣同志曾专门写了一篇《论〈读者〉现象》的文章。在苏荣看来，《读者》的成功有六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二是成功地建造了开放型的优秀文化构架；三是在价值观上始终保持与时代合拍、同步；四是大众化、高质量、低价位的办刊定位和为读者服务的市场意识；五是人才创造了《读者》，《读者》也造就了人才；六是各级领导部门、领导同志在《读者》发展中表现出很强的发展意识、责任意识。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认为：“人文关怀”的办刊理念是《读者》与读者的“黏合剂”；“与时俱进”是《读者》长盛不衰的一个法宝；“经营有道”使《读者》不断拓宽市场。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现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则从甘肃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在励小捷看来，甘肃悠久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培育《读者》的肥沃土壤，甘肃特有的文化精神是催生《读者》并使它发育成长的支撑。这直接促使杂志形成了包容、坚韧、创新的办刊历程。

作家们对内容的体验更为敏感。“巴山鬼才”魏明伦评论说：“《读者》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超越‘两头’书刊的销量，靠的是什么？文学感染力，知识信息量，观赏趣味性，德育、智育、美育，多种维生素。”文化大家余秋雨则如此分析：“历届编辑人员忙忙碌碌，其实都在延续和修订一种魅力长久的道义原则和美学原则。”

那么，《读者》成功的深层次内核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消费的通道？如何关注人性，关注时代？这本“独一无二”的刊物在内容上究竟如何排兵布阵？它坚持了怎样的“道义原则和美学原则”？这些问题的回答，最终都指向一个命题，即《读者》的人文关怀。

另一个“反常”现象也说明了《读者》人文关怀的生命力。

最近几年，新技术的运用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阅读习惯，与之前追求具有丰富知识含量和人文含量的信息相比，人们更热衷于追求快餐式的信息，求知变成求新，深度阅读被碎片化阅读所取代。新媒体的崛起已形成了新的阅读文化，并不断冲击和压缩传统出版格局。由于市场的萎缩，2009年，美国《读者文摘》宣布申请破产保护；2012年，《读者文摘》的中文版《普知》在试水四年后宣告停刊；同年，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新闻周刊》先后停止发行纸质版本，全面转向数字版。《读者》的发行量在2006年达到顶峰之后，仍然一刊风行，保持亚洲第一的发行量，并且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这些都说明，喧嚣之下，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优质内容依然是核心竞争力，人们还是希望获取更有意义的可留存的信息。数字出版只是提供了新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渠道，越是海量的信息，越需要编辑们的精心选择和加工。《读者》以人文关怀为标尺，挑选和整理这些可留存的信息，是这本杂志的生存方式，也是其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内核。李晓光插图作品：《机会成本》（《读者》2011年第7期）

第一章 历久弥新的人文关怀

第一节 不同语境下的“人文”释义

一、影响深远的西方人文传统

公元前5世纪，航海和殖民扩张的拓展使古希腊城邦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此时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奴隶主民主制得到了完善，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逐渐加强，人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关注人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智者学派”由此兴起。“智者学派”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一方面否定神或命运等超自然力量对社会和人生的作用，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真理；另一方面强调要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主张人人平等。比如其代表人物安提丰说：“根据自然，我们大家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并且无论是蛮族人，还是希腊人，都是如此。在这里，应当适时地注意，所有人的自然需求都是一样的。”这在当时是对雅典民众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

智者学派重视人的作用，但常常为追求功利忽视道德。与之不同，苏格拉底则强调道德哲学，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正义和真理，“美德即知识”，要“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对人性本身的深入研究，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是人类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苏格拉底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古希腊先哲们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不断强调人性，强调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了最初的人文精神，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文艺复兴时期，针对中世纪宗教神权、君权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束缚，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文主义者用“人学”对抗“神学”，主张天赋人权，宣扬个性解放，反对等级观念，追求自由幸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亚发出这样的呼唤：“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总体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其核心思想为：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是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开启了人的现代性历程，从欧洲开始了全世界的征程，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尽管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又演变为各种流派，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文化和思想体系，但肯定人性、尊重人的价值的核心思想，已经成为西方的共识。文艺复兴也因此深深影响了西方人的哲学体系和价值观，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在思想领域掀起的一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此时，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进一步壮大，要求打破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同时自然科学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使人们开始用科学方法取代宗教信仰作为理解世界的途径，人们普遍相信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也因此推动人类社会自身不断前进。

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但核心是倡导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强调理性，认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有人自己的“理性”，人们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走向光明。启蒙思想开启了人类反封建的意识，使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尊重，自由和平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直接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基础，后快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成为人们追求解放的精神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源远流长的中国人文精神

在古代，“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经·系辞下》有记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就是事物之间的交错关系，后来，逐渐引申为语言文字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自然运动的规律，“人文”指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化成天下”，重要媒介就是诗书礼乐，“人文”一词由此具有礼乐教化的含义。宋程颐在《伊川易传》卷二释作：“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易》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北齐书·文苑传序》：“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这些都突出了人文的教化功能。北大学者楼宇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中也说：“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辞海》对“人文”一词给出了更广义的解释：“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按照此解释，人文就超越了“化成天下”、“以文教化”的传统范畴，而将社会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纳入自己的领域。因此，各种在自然基础上形成的物质文化景观被称为人文景观，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人文遗韵。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虽然经典繁杂，浩如烟海，却统之有序，而人文精神正是其核心。儒家思想、道家哲学和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支柱，都对中国的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西方强调“人本”与“神本”的二元对立并由此产生的肯定人性不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人文精神集中在四个层面：一是重视对人的道德、理想、欲望、生命的探讨；二是探求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四是人与神灵的关系。中国的人文思想在东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体系，并且演变为东方社会一种朴素的意识和习惯。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理念并无高低之分。不同的地理分布和经济形态，是形成不同人文理念的重要原因。从地理环境看，中国背靠大陆，是依托平原大河的闭塞内陆环境，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加之中央集权政治，形成了重视礼仪、人情和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而西方属于开放的海洋环境，航海和手工业发达，冒险、追求、个性、开放、自由、平等等文化为社会所推崇。另一方面，中西文化也是不断交流而互有影响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极为赞扬孔子提倡的仁爱、信义、克己容人、自省自谦的思想，并把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与压抑、不宽容的基督教作了对比，认为正是由于孔子思想的长期影响，才有了今日中国的道德和文明。而在中国近现代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也都受到美国欧文·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因而，可以说东西方人文理念只是人类文明形态中的不同类型，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的以人为本

人文关怀同样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道主义思想，当时的背景是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的存在，认为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活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也仅仅是纯粹的精神运动的过程。而马克思把人的类特性定义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批判指出人是现实的人，观念是现实生存关系中的产物。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道主义是观念（精神）与现实中的人的二元关系的探讨，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与“神本”的探讨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和价值。马克思晚期著作《资本论》中同样提到了人本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商品与商品（物与物）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把人看做手段和工具，而不尊重人的物质、精神和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只有改变充满了剥削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人的尊严、个性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最终实现。

通过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学术界普遍认为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人的生存、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永恒主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概括地说就是：强调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强调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根本追求，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都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充分展现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人的需要、个性的尊重和重视，对人的自由、解放的执著追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权利、思想、价值得到解放和发展，“人”在中国一步一步被大写，民族素质进一步得到提高。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深刻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融入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原则加以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民主法治，二是公平正义，三是诚信友爱，四是充满活力，五是安定有序，六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体又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四是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五是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两个名词不仅显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更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从而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价值关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讲话和报告中多次提及“人民”和“责任”，集中体现了新的领导集体的爱民思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和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梦：“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每个人都有梦想，现在大家在讨论中国梦。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人民郑重宣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总体来看，“以人为本”是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思想理念，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从来都是以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根本目标，这就要求必须真正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节 《读者》人文关怀的基本立场

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等思想的历史实践和时代发展为《读者》的人文关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所谓人文关怀，就是从人文主义出发，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关怀人，使个体得到发展、价值得以实现。《读者》的人文关怀吸取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融入了当代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使《读者》的人文关怀既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又有自下而上的普通百姓的文化消费和精神诉求，还有中西方文明中的积极成果，这使整本杂志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从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领域。

2004年8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品位·质量·效益—《读者》之路研讨会”，向全国新闻出版界宣传推广《读者》经验。2004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名为“相约心灵”的专题片，对《读者》杂志的人文关怀思想和发展史作了广泛宣传和深入报道。这在中国期刊界尚属首例。从某种意义上讲，《读者》的人文关怀既成就了这本杂志今天的地位，也蕴藏着一本杂志的光荣和梦想。

三十多年来，《读者》的人文关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即人性立场、文明立场和时代立场。

一、人性立场：关注人性，尊重人性

人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莫言曾说，作家最终探讨的还是人性，“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如果一个作家在人性方面没有他自己的发现，他的作家称号是值得怀疑的”。近两年票房颇佳的《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之所以能够感动人，都是在灾难大背景中展示着人类共同的人性。《一九四二》影片男主角扮演者张国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这个灾难面前，没有什么精英，没有什么地主，大家都是一样的，甚至你承受灾难的那种能力还不及一个普通的长工。”

在人性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文学界对人性的肯定，源于进入20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对生命个体的关注。郁达夫说，“五四”的最大成就，第一要算“人”的发现。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注重人性的揭示，深刻而真实地展现人们的精神世界。梁实秋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壁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壁德的影响。他一再强调：“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超阶级的，资本家与工人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祈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人性正是梁实秋文学创作的核心与唯一标准。

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有些作品政治意向和阶级味太重，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单一，符号味浓，不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很难长久流传。但有些作品却因为富含对人民的热爱，对人性的尊重而得到人们喜爱。而真正世界性的作品，都具有普遍的人性，这是它们能够超越阶级、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时代，因而引起世界各地读者共鸣的重要原因。《读者》创办者认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以征服人心。一本杂志要想获得长久的青睐，必须打破各种局限，站在人性的立场，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表现普遍的人性。

对人性的刻画和展现，是一项貌似重复却有意义的工程。如果把世界文学的主题进行分类，无非是爱情、亲情、友情、战争、死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但这些主题折射的善良与罪恶、理性与感性、博爱与自私、美好与丑陋总能在某一刻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俘获我们的内心。正是这些全人类共通的东西，才构成人类社会审美的共同趋势与走向，才构成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审美交流和思想沟通。

人总是要追求价值的实现，这是人性的体现。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基本上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在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方面，人比动物需求的层次更高、程度更强、内容也更广泛；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人类所独有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德生将人的存在方式归为两个特点：“一是超越性，即人类总不满足于已有的现实世界，总想超越这一世界去追求尚不实在的彼岸世界，去追求理想中的世界。这种理想的世界，其实仍来源于现实的世界，但又永远不能归结为现实的世界。二是开放性，即人的历史既没有现成的开端，也无所谓最终完成的时刻，而是在不断前进中的。或者说，人的规定性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到某时便能最终完成。人类是在他自主的创造活动中不断前进的。人类不断前进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文明不断创新的历史，人性不断张扬的历史。”不断超越和开放是人实现价值和尊严的基本方式，《读者》由此刊登了大量的文章，展现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以帮助阅读者更好地提高自身的能力、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行为方式，最终实现不断的超越。《读者》创刊200期之际，作家梁晓声来信说：全世界的文字中也许只有中国的文字里才有“者”字。“者”字在中文中是一个古字。“者”就是人哪。读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习惯。古老的习惯与“者”这一古字相结合，就不但使“读者”二字具有了古典性，而且似具有了庄严性。据我看来，《读者》所容纳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它的现代的下面，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古典性的律动；在它的轻松活泼的下面，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庄重性的坚持。据我想来，读者普遍地是那样的一些人，他们和她们的脾气秉性千差万别。但是，我始终能从他们和她们的精神世界里，感受到人的古典性的执著的继承，感受到人的庄重性的情愿的恪守。

诚如斯言。三十多年来，《读者》的办刊团队一直延续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从来没有把《读者》当做印刷品来看，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二、文明立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老先生在他八十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各个民族要懂得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欣赏他人创造的美，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就会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美。大同美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各个民族达到互相尊重、互相融合的状态。

人类文明是一个多元的有机系统。《读者》尊重人类文明的进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骄傲自大；既欣赏本民族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进行选择性吸收和扬弃，使传统文化能够历久弥新，又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想、道德系统和美学元素持开放的心态，而不以本民族的文化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努力呈现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君子风度。对此，兰州大学柯杨教授在来信中评价说：“‘凡洋必反’是义和团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决不应成为当今中国人的心态。在自己的国家做主人，尊重传统习俗，是自尊和自爱；到国外去做客，尊重他人的习俗，是文明和教养。”“《读者》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中国人现在必须努力使自己具有一种世界公民的健康意识。”

三、时代立场：以人为本，社会进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三个层面：在个体层面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社会层面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国家层面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谐一体的。时代是媒体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媒体的指引。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读者》杂志，始终坚持从这三个层面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个体层面，《读者》平等、真诚对待每一位读者。《读者》通过大量的文章促进个体的成长，倡导行为准则和社会导向的统一，希望通过个体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诉求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常常是由社会的精英阶层或者普通民众中的精英人士率先提出的，但精英的思想必须通过平民和整个社会的实践来实现，因为社会是由精英和平民组成的，精英和平民都是社会的公民。《读者》努力打通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沟通的渠道，使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以科学和民主为例，这个“五四”时期的口号到如今并没有过时，仍然是社会前进的方向。《读者》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三十年如一日，很多文章都出自著名学者之手，而表达方式则不是严肃的面孔，也没有深奥的词汇，每篇文章都浅显易懂。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中国学者叶小文、刘吉等人提出了新人文主义思想。刘吉认为“新人文主义”在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外，还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三是人与自然的协同关系；四是不同社会文明之间的融合关系。《读者》的人文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的人文关怀，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者爱人”“慈悲为怀”等人文理念的传承和延续，与新人文主义概念不谋而合，因而呈现出一道独特的风景！

第三节 《读者》人文关怀的提出

一本杂志思想的形成和内容的呈现，是经过长时间坚持使命、理念微调、适应社会变化、编辑创新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回顾《读者》三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可以把其人文关怀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这与杂志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阶段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分界线，在不同的阶段有着许多重合的内容，这说明《读者》的人文关怀是不断酝酿、实践和成熟的一个过程。

一、1981—1984年：播下知识和人性的种子

1981—1984年是《读者》的初创期，这个阶段杂志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文化知识和人性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知识的关怀。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革”之后的文化知识断层，主打文学牌、知识牌、思想牌的杂志基本上办一本火一本，“文化热”开始席卷全国，具有激情、理想和丰富多彩的出版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者》提出了“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率先介绍西方的优秀文化、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知识，内容从文学、科学、体育到趣闻、轶事无所不包，很快引起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关注。杂志在创刊第三年发行量便达到136万册，为杂志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人性的关注。“文革”十年发生了许多人性扭曲的惨剧，给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也成为数亿中国人的惨痛记忆。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中，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当时文坛掀起了伤痕文学的思潮。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作为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反思文学登场。新时期文学的两股思潮掀起了对历史、人性的反思和批判，许多作品如实描写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突破了长期以来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读者》创刊号原选入《共和国主席之死》《彭德怀的最后八年》与《省委第一书记》等文章，这三篇文章也是对“文革”的反思，但那时极“左”思潮仍然盛行，敏感的题材让上级管理部门颇为紧张，在压力之下，编辑部用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替换了被撤下的文章。而《灵与肉》恰恰是伤痕文学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品。主人公许灵均在少年时被父亲抛弃，随后母亲病逝，遭舅舅席卷遗物，无家可归睡牛棚，后无缘无故被打成“右派”，遭劳改，后又成了一名放牧员，得到恩爱的妻子和漂亮的女儿。当父亲从国外回来，准备带他全家离开时，他面临选择的苦恼。过去的一幕幕重现在眼前，痛苦和欢乐刺痛着他，他再次经历了肉体和灵魂的折磨。从某种意义上讲，《灵与肉》体现了时代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下，人性的脆弱令人深思。《灵与肉》的发表确立了《读者》不以敏感题材追求市场的办刊方针，亲情和人性的主题也成为杂志沿袭的重要办刊思路。

在20世纪80年代扑面而来的浩荡西风中，《读者》也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思想、文学中与人性相关的内容。1983年在全国整顿报刊与出版界的精神污染问题时，《读者》被举报，理由是这本杂志脱离政治，宣扬人性论与国外的东西，有自由化的思想倾向，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的东西”的阵地，例如写戴高乐的文章，把他写得比共产党人还好。刚刚有点起色的《读者》杂志遇到一个重大的挫折。不过，最终审查者认为，举报者对人性的批评过于上纲上线，杂志不必停刊，原有的办刊方针也得以延续。

总体来看，《读者》在这段时间的人文关切，具有一种启蒙的味道，播下了杂志关注知识和人性的种子，使杂志具有人类开阔的视野和一种现代的眼光。

二、1985—1989年：增加弘扬中华文明和爱国主义的内容

1985—1989年是《读者》的成长期。这一时期，杂志的发行量一直在150万册上下徘徊。《读者》根据形势的要求，对编辑思想适时作了调整，增加了弘扬中华文明和爱国主义的内容，杂志成功实现了分印，解决了制约杂志发展的“瓶颈”问题。

增加爱国主义内容的主要背景是读者来信反映西方的东西太多。当然，国内还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不容忽略：一是1985年中英签订《中英联合声明》，根据声明要求，自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香港英治时代终结；二是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中越边境军事冲突不断。为此，1985年第4期的“卷首语”中，《读者》编辑部特别写道：祖国的富强和统一，是炎黄子孙梦寐以求的愿望和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今天，离开祖国一百多年的香港，经过一个过渡时期之后，将要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每个中国人，将会感到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在欣喜之余，你可能会问：这走向祖国统一道路上的一大步是怎样迈开的？那举世瞩目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怎样草签的？请看：《为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则以《忠烈家风》为代表。这篇文章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一位军分区司令员接连把两个儿子送上前线报效祖国，大儿子牺牲了，小儿子又送上去，小儿子牺牲了，又把女婿送上去的故事。此文刊发后，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一个读者写道：“这期杂志在大院里传阅，后来我干脆从屋里拉出了电灯，在院中给大伙诵读《忠烈家风》，弄得乡邻老幼哭声一片。”此外，还刊登了《五星红旗的诞生》《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等文章，并将两篇文章在1986年第6期的“卷首语”用诗的形式予以推荐：至于开国大典最庄严的一幕，您一定了如指掌倒背如流，但《五星红旗的诞生》的日日夜夜，您也像彭光涵同志了解得那样清楚？讲到《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还要追溯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一位炎黄子孙的凛然正气，使侵略元凶伏了法，为中国人民复了仇！

在栏目上的调整是增加了“中华之光”，刊发杰出人物的故事。《第一钢琴协奏曲》讲述了被称为“中国最卓越的钢琴家”的刘诗昆去苏联参加一次世界性比赛的故事。刘诗昆3岁开始学习钢琴，5岁即登台演出，10岁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最高级别的少年儿童钢琴大赛中一举夺冠，被称为“神童”。1958年4月，“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当时被公认为水平最高、难度最大，被称为“国际乐坛最高奥林匹克赛”的世界顶尖钢琴赛。然而，19岁的刘诗昆到达莫斯科之后，发现那些要比赛的曲目他只弹过一次，而这时距离比赛仅有4个月。为了祖国的期望，他将自己反锁在屋内，从既定曲谱的第一页，扎扎实实地弹奏起来。两周后，当他出门时，满眼血丝，指甲也渗出了血。经过紧张的努力，在这次比赛中，刘诗昆夺得了第二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拍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刘诗昆从此蜚声世界乐坛。在当时，这样的文章很容易令人热血沸腾，因为这与爱国有关，也是一个典型的励志故事。为此，编辑部特别引用了法国安格尔的名言作为引题：“卓越的艺术成就只有靠眼泪才能取得。谁不备受折磨，谁就不会有信心。”此后，“中华之光”栏目又刊发了《杰出的旅行家—玄奘》《军神》等数篇文章。

三、1990—1999年：关注时代、社会和文化

1990—1999年为《读者》的发展期。此时的人文关怀增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对社会和时代的关注，二是增加对文化的关注。发生这样的变化，背景有二：

一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个有利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政治宣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再次活跃起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杂志要一期期办下去，但读者是流动的，要想吸引住读者，杂志就必须具有新意。因此，这个阶段的《读者》进一步加强风格的转变，一改20世纪80年代“象牙塔”的文风，增加了与时代脉搏合拍、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作品，并且明确提出了“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口号，注意增加文章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报刊进行了整顿，净化市场。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成为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面对报刊市场的喧嚣，《读者》的编辑们敏锐地感觉到，杂志必须用新视野、新观念看待现代社会，看待改革开放，从而在价值观上与现代社会保持合拍。在文化选择上，必须选择更优秀的文化来作为杂志的内容，对古今中外优秀思想、文化、知识方面的文章进行精挑细选。于是，明确提出“选择《读者》，就选择了一种优秀的文化”。

内容的改变使杂志的发行量开始快速攀升，1991年《读者》月发行量突破200万册，1992年突破300万册，1994年突破400万册大关，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刊。1995年月发行量稳定在400万册，稳居全国第一。对此，读者孔立新来信说：作为一本博采众长的文摘类杂志，它的第一要义便是可读性。简要管窥一下《读者》设置的主要栏目，就可以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文苑”，明丽的短诗，富有情趣的生活类散文；“社会之窗”，焦点瞭望，洞幽烛微；“人物”，名人的成败给后人最好的启迪；“杂谈随感”，赠给你智慧与思想。还有“青年一代”“人生之旅”“人世间”“在国外”“风情录”“知识窗”“生活之友”“心理人生”“经营之道”“趣闻轶事”等等，形式活泼，格调高雅，再加上广博的选萃，使不同的读者在这里都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栖息地。《读者》杂志发行量能突破400万册，并被评为“文摘杂志全国十佳第一名”，这与编者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办刊方针是分不开的。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众传媒悄然兴起了一股对人文关怀的讨论。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世纪之交的中国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时的大众媒体，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的社会迷惘和巨大变化，经历了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文化消费快餐化倾向和媒体市场化改革，有责任的媒体如《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等就如何报道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讨论，开始了对自身加强人文关怀的呼吁。

媒体工作者张振楣研究了多份有责任的媒体报道，敏感地发现了《读者》的努力和变化，1999年，他在《人文关怀：报刊的跨世纪“卖点”》一文中写道：这些年持续上升的发行量表明，《读者》并不仅仅以高雅取胜，或以通俗见长。在它精心的包装后面，同样充溢着对人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浅俗的矫情，不是粉饰的美好，而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关爱和热情。一份《读者》放在案头，搁在床头，俨然成了一份圣诞礼物，它为不同的读者带来不同的梦，还有抚慰、爱，这很可能是《读者》本身始料未及的。《读者》所营造的文化品位，直指不同层次读者的心灵，它用文化编织起人类共同的梦想，为处在冰冷的后工业社会的人们送去了热情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新世纪元日之夜，胡亚权写了一篇《解读〈读者〉》的文章，他总结《读者》的精髓：《读者》是平民性的。“简言之，《读者》体现了一种看似超然，实则亲近的人文关怀”。这篇文章后作为序言收入师永刚的《〈读者〉时代》一书中，此本是对《读者》二十周年的办刊总结。

四、2000年至今：人文关怀思想成熟

2000年以后，《读者》进入快速拓展期。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人们对新世纪充满憧憬。此时的期刊市场充满竞争和变数，网络媒体吸引了年轻人，各种包装精美的财经、时尚类刊物成为新宠，期刊进入品牌经营时代。《读者》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杂志利用自身的品牌效应，进行了一系列扩张，如扩版、改半月刊。2000年1月创办《读者》（乡村版），2001年11月创办《读者欣赏》等。

随着《读者》在期刊市场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和影响越来越大，《读者》的办刊者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回报读者对杂志的厚爱和社会给予杂志的种种荣誉，就成了《读者》创办者经常思考的问题。办期刊是需要盈利的，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的，但盈利不是《读者》的终极目标。杂志要办一些群众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实事，办好这些实事，不仅是《读者》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行为的具体化，也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升《读者》杂志品位的需要，这对《读者》杂志的长远发展有着直接好处。2000年，《读者》与中国青基会共同策划和实施了“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活动，这一活动彰显了《读者》的社会责任，激发读者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为刊物带来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同。《读者》人文关怀的理念通过内容的微调和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开展，更加丰富和坚实起来。2002年第1期，《读者》“卷首语”这样写道：始终如一的关怀2001年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年，申奥成功，足球出线，加入WTO，成功地举办APEC会议。2001年，也是中国媒体分化组合的一年，电视湘军异军突起，阳光、新浪、四通联手，新报新刊目不暇接，市场意义上的期刊集团初露端倪。这一切既是东风亦是压力，借东风，《读者》推出第二份子刊—《读者欣赏》，这是一份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图以传情、文以达理的性情杂志，一份公民的美学读本，正忐忑不安地等待读者的认可。压力下，《读者》的同仁们诚惶诚恐地编发每一期稿件，祈求每篇文章找到知音，每个故事让人感悟，每幅插图妙趣横生，每段幽默令人发笑。天道酬勤，《读者》的发行量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下滑后，很快止跌爬高，年底月印量又突破500万册。2002年，是中国以开放的胸怀走向世界的一年，“入世”将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廉价的商品、优质的服务真正来到老百姓面前。2002年，将是中国期刊市场充满变数的一年。老牌的大众化刊物正在淡出市场，包装精美的财经、时尚类刊物成为新宠，资本大鳄觊觎期刊的运作，网络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包括《读者》在内的中国期刊方阵已经启动，期刊进入品牌经营时代。但不管期刊市场有什么变化，我们知道《读者》应坚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读者》同仁们将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针对人们在这种变化前迷茫、观望、不知所措的心态，在选文和栏目方面做一些调整，提供翔实的、有价值的资讯，激励大家勇敢面对接踵而来的考验，分享变化带来的喜悦与痛苦。我们能承诺的是，《读者》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追求，用事实印证生活中的美、智慧、优雅和崇高，在喧嚣市井中保持一方精神的净土。人心是相通的，愿《读者》以她脉脉的人性光辉，烛照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内心，伴我们度过2002年的每一天。

这篇文章既是对过去《读者》人文关怀的总结，也是对杂志未来的展望。可以看出，时代资讯、文化文明、人性光辉、精神家园是《读者》人文关怀的主要内容。《读者》人文关怀的进一步升华是对读者成长的关注。

受老出版家陈原先生提出的“杂志的读者同杂志一起成长”概念的启发，《读者》提出了“与读者一起成长”的口号，争取与读者一道，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上求索健康生存之道。2003年，《读者》编辑部调研发现，在深圳等地已经出现了全校师生集体订阅《读者》的现象。杂志适时提出了“伴着《读者》长大的孩子不会变坏”这一主题，强调要为读者负责，要使这本杂志成为广大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的语文范本。同时，《读者》认识到唯有方便读者，杂志才能是读者的，因此加大了发行渠道的梳理和终端建设，提出了“凡有读者的地方就能购买到《读者》”。为此，在全国主要的校园、超市、码头、车站、机场建立《读者》的发行网络。

2004年初，杂志明确提出了“《读者》，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这一理念。为了更了解读者的旨趣，《读者》与新东方教育在线联合主办了“短信平台”栏目，这一栏目成为《读者》杂志与读者互动的新平台。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根据读者发来的短信评出前一期最受读者欢迎的5篇文章；另一部分是有选择性地发表部分读者的短信内容。这一栏目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每期多时有数万人参加。从中可以看到读者最喜欢的文章是什么。短信平台从2004年一直持续到2007年，收到了百万余条短信回复和评论。

为了让这本从产生之日起就和读者血肉相连的杂志更加贴近读者，2003年，《读者》与百名作家签约，并在2004年推出“原创精品”栏目，使文章能够更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焦点和热点。

此时，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读者》对成长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杂志实际上已经从创刊时的受众成长所需知识的介绍者、人性的启发者、心灵慰藉的关心者，演变为个人发展的促进者，以及如何成长、实现人生价值的研究者。至此，《读者》的人文关怀理念已经基本成熟。

2004年11月，《用人文关怀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首次发表。文章写道：23年的《读者》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就是始终坚持“真、善、美”的阳光主题，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标尺，散发着独特的人文思考的芬芳，体现着看似超然、实则亲近的人文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关怀恰恰是《读者》安身立命的基础。

在这篇文章中，人文关怀被概括为四个方面：1．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关怀《读者》里的文化更多体现为人们成长需要的各种知识，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经济学等等。中西方文化以及各个学科领域的深刻的、机械的、枯燥的、晦涩难懂的知识体系都被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读者》的定位是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都可以看。因此，在杂志中，读者既可以读到名家对儒释道思想的别具一格的阐释，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成长和轶事。古今中外人类的优秀文明通过通俗的语言为更多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增加分辨力、判断力，也可以看得更远。2．体现为情感的关怀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脆弱的，文字可以直抵人心。作为一本关注人性的杂志，必须要有人情味。要有人情味，就必须深刻挖掘人类的美好情感，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等等。情感关怀是《读者》被读者有效接受的一个可靠途径。《读者》通过对小人物、人性本质的关注和温暖的文字极力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可以获得精神慰藉、尊重和关爱的精神家园。以刊发历史人物的文章为例，《读者》对人物的介绍总是有其独特的视角，倾向于介绍一些人格精神方面的东西，如爱国文人闻一多、“清末怪杰”辜鸿铭的古怪人生与刚正性格等，这些文章几乎都浸透着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在最艰苦的状态中，仍能体现出一种人类的尊严。《读者》也集中发表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普通人一面的文章，那些更深层次上的人性的光芒让人们拨开政治的光环，去重新认识许多伟人的一生，校正自己的认识与直觉。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人物和小人物是相对的。虽然大人物总是常常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大人物也有无奈，也要吃喝拉撒，也有与常人一样的情感需求和道德困惑。从本质来看，人类的情感具有相通性和感染性，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地位，不分贫富，只要让人感动，就会让人喜欢，引起共鸣。所以，有人指出，《读者》是一本以情见长的杂志。当代作家肖复兴来信说：“在读者与作者之间，你是一只殷勤的青鸟，传递彼此的心音。”3．体现为成长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关怀一方面，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等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人文关怀最终需要通过人的成长及实现人生价值来检验关怀的实际效应。信息时代，《读者》以大众为中心，在问题设定、引导舆论方面关注中国人的命运，引导中国人的思考，用人文的视角来思考中国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现状，这种信息的筛选和梳理，使《读者》成为促进个人成长及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性平台，起到了媒体人文关怀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读者》的说教不是居高临下或正襟危坐的训斥，而是一种传达，是一种顿悟和对心灵的渗透。4．体现为对社会发展的关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创刊至今，《读者》刊发的文章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环保、教育、公平和正义、法制、三农、户籍制度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读者》成功地以媒体的角度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同样有使命、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时政类媒体不同的是，《读者》在表达方式上，更注重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以一种细雨润物的方式推动社会和人的进步，风格追求高雅、清新、隽永。

本章小结　人文关怀：《读者》的光荣和梦想

2003年，《读者》编辑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读者》当年只是集中力量办一件事，就是让《读者》更加贴近读者。回头来看《读者》三十多年的变化，虽然每年都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但总结起来，也是同样的一句话，让《读者》更加贴近读者，不断坚持人文关怀。

坚持人文关怀，是《读者》的基本使命，也是《读者》的“中国梦”。每一个口号都是一个梦想。从最初的“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到“走进每一个家庭”，到“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了优秀的文化”，到“与读者一起成长”，到“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再到“《读者》的人文关怀”，虽然叫法不同，但实质都是一个巨大梦想的延续。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为“《读者》梦”，某种意义上讲，人文关怀是“《读者》梦”的实践载体和巨大舞台。

在版本的开发上，为了适应更多读者的需要，《读者》杂志出版了《读者》（乡土人文版）、《读者欣赏》、《读者》（原创版）、《读者》（繁体字版）、《读者》（大字版）、《读者》（校园版）、《读者》盲文版和维吾尔文版及藏文版、《读者》台湾版及香港版、《读者》系列丛书、明信片和《读者》多媒体光盘、《读者人文读本》等，满足人们的更多文化需要。由《读者》延伸出的出版物，都沿袭《读者》的人文关怀理念，只是因为面向不同的群体，在内容和审美上具有不同的倾向和侧重。比如《读者》（乡土人文版）主要面向新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以及打工者这一阅读群体，《读者欣赏》面向高端群体提供一种视觉文化，《读者》（原创版）面向青年提供更为新锐的思想和观点，《读者》（校园版）更切合中学生群体。由于编辑意识、经营意识等多方面的成功，《读者》杂志发行量稳步攀升，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强劲态势。《读者》成为中国期刊的品牌代表。《读者》杂志影响力的提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读者》同样获得了许多表彰和荣誉。《读者》连续多次入选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连续两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期刊奖。2006年8月，在国家商务部组织开展的“商务新长征，品牌万里行”活动中，《读者》被列为知名品牌，成为“多彩甘肃、精品陇原”的重要标志。200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改制，以“读者”命名的读者出版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2007年，《读者》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2009年12月，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共同发起设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拉开了上市的序幕。同年，《读者》被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国家四部委列入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名单。2008年、2009年、2012年，读者出版集团连续3次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中央和国家四部委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可以预见的是，“读者”品牌效应将在全国的出版市场、资本市场更好地一显身手。《读者》以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获得了各级领导的肯定、支持和关心。李长春、刘云山和新闻出版总署领导龙新民、柳斌杰等都到《读者》杂志社调研过。历届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都对这本甘肃的杂志很重视，阎海旺、孙英、苏荣、陆浩、徐守盛、石宗源、刘伟平、陈宝生、马西林、励小捷、连辑、咸辉及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多次到杂志社指导工作，鼓励编辑专心办刊，心无旁骛。

2005年8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同志到《读者》杂志社视察，他对《读者》杂志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今后的改革发展做了重要指示。在离开《读者》杂志社的时候，李长春深情地说：“《读者》是大漠瑰宝，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出的一朵鲜艳的花朵！”2011年7月16日，李长春同志带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柳斌杰等再次来到读者出版集团视察，并对读者出版集团今后的改革发展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就单本杂志来讲，《读者》杂志在全国发展是最好的，以《读者》品牌成立的这个文化企业，拥有很大的舞台。在今后的发展中，你们要发挥《读者》的品牌优势，加快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出效益的企业文化，迈开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扩大《读者》品牌的影响力。希望读者出版集团能够做大做强！六年之后再来《读者》，《读者》已经完成了改制，挂牌成立了读者出版集团，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渐渐摆脱了体制对文化生产力的束缚，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读者》依然保持着在期刊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同时集团积极开拓文化领域的其他项目，品牌价值取得大幅提升，不断向打造一流期刊集团这一目标迈进。这说明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说明早改革，早主动，早见效，晚改革就被动。相信再过六年，《读者》又会有全新的发展，全新的面貌。《读者》这个品牌要成为我国期刊在全球的一个亮丽的品牌，一张亮丽的名片！

这是巨大的鼓舞，更是殷切的嘱托。对《读者》来说，唯有更好地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关心成长，关注社会，做大品牌，多出精品，传递正能量，才能不辜负读者的厚爱，不辜负我们所处的大时代！

第二章 文化的关怀

第一节 丰富的文化内容

阅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个体的基本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需求分为五种：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种需求由低到高，逐级递升。另外两种需要—“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未被列入到五个需求层次排列中，马斯洛认为这二者应居于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对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阅读的作用基本可以涵盖后四个层次，即获得内心安全、情感慰藉、自我尊重和信心、实现成长，而求知和审美更离不开阅读。

真正有价值的阅读，就是一个不断开悟的过程。阅读促进人类发展，并不是通过群体，而是通过个体的不断顿悟得以实现的。不同的性别、年龄以及具备不同阅读能力、文化背景、成长经历的读者，会有不同的阅读动机、阅读兴趣，也会产生千差万别的感知、思维和情感，当然也可能获得相同或类似的精神历程。总体来看，优秀的出版物总会教人求真、向善、爱美，低劣的出版物容易使人庸俗、堕落。任何一个出版物，要想体现其价值，必须满足人的需要，必须充分尊重阅读的规律。

读书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者》尊重阅读规律，体现为主题的普适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内容横跨多个学科和领域，涉及哲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方面面，建构了比较完备的科学文化知识体系，能够契合各个阶层、群体和不同年龄的人的阅读需要。企业家能够从中悟出经营管理之道，教育工作者能够从中学习教书育人的规律，父母可以从中借鉴教子指南，孩子则可以从中读出感恩，创业者可以从中读出创业心得，文学爱好者可以学得作文方法。这种多元化的内容造就了杂志的丰富之美。

一、哲学：多元的才是稳定的

哲学的产生皆起源于疑问，其终极问题可以归结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自己对哲学的定义：“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思想。”对于一本展现人性、人的价值的杂志，必须研究和呈现先哲们的哲学思考，并由此展开对人类本质的追问、对死亡主题的关注、对存在价值的思考。

哲学家是一群爱智慧的人。个体成长是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理性的提升来源于历练，也来源于智者的启发。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为智者？易中天的评价可谓经典：真正的智者是对人性掌握得非常透彻的人。人心多变，而人性永恒。智者因其深刻的洞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不仅能够荣辱不惊，还能“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基于上述认识和定位，《读者》刊发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卢梭、费尔巴哈、培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及孔子、孟子、荀子等许多智者的观点和作品。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视角表达着对人性的透视，展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智慧。

多元的才是稳定的。生态学中只有多样性才有稳定性的规律也能给人们提供启发，即生态系统中如果只有单一一种生物，那就非常脆弱。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曾遭受天牛病的袭击，1990年到2000年十年间，受天牛危害的林木超过4亿株，仅内蒙古自治区就砍伐了被天牛严重侵害的树木1300万株。究其原因，则是人们防沙治沙心切，主要栽植速生杨树而导致林种过分单一。而杨树的树叶正是天牛最喜爱的食物之一。当天牛袭来，这个生态系统就岌岌可危了。自然界最优越的生态系统是森林，虽然病虫害一直存在，但很难形成破坏性的灾难。因为各个物种互相制约，很难有某个物种成为生态链的霸主，这也就是“有小害无大灾”“有大灾而无大害”的重要原因。

生态学的规律告诉办刊者，要想保持刊物得到大众的喜爱，即维持读者群的稳定，必须使内容及形式在秉持的办刊理念下保持多样性。这种特定主题下的哲学思想多样性，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读者》中的哲学内容基本涵盖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现象。《读者》对各种哲学思想和人物的介绍，看上去似乎并不成体系，却是丰富多彩而又很有规律的。多彩在于内容的多元，规律在于对本质的追问。有的哲学思想本身是共通的，儒家经典《大道之行也》中表达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为人们描绘了非常美好的社会蓝图，虽然跨越时空，却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有的哲学思想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是对立的，《读者》也都取一时一域之意，使之和谐共存。例如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但《读者》并不因为其唯心主义而弃之不用，仍然刊登其哲学成就、思想和追求真理的事迹。

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先生在《美学的散步》中曾对散步美学有个朴素的比喻：“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读者》的哲学传播，常常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路径和范围总是在习惯之内。对照宗白华先生的散步理论，实有心心相印之妙。

二、文学：优秀作品照亮人生

1989年至1994年，一群在纽约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听木心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断断续续持续了五年。木心先生学贯中西，是一位全方位的艺术家和智者。听课的群体是艺术家，这是一个奇怪的学生组合。2012年，听课者之一的陈丹青把当时的笔记整理成《1989—1994文学回忆录》出版，他在文中说道：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文学是人的精神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木心的《世界文学史》课程打开了这群中国艺术家的视野，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个巨人的肩膀上，以一个全景的视角看待文学、世界、人性和艺术。《读者》并不是文学作品的生产者，却是作家思想的传达者，是一篇篇文学作品的提供者。古人说，流水之声可以养耳，青禾绿草可以养目，观书译理可以养心。文学阅读是人类精神的需要，它带给人们常识、知识、乐趣、想象空间，抚慰人们的情感，培养着人们许多生活的好态度、好习惯，由此照亮读者的人生。《读者》文学传播的第一个特点是追求朴素自然的文笔、凝练含蓄的风格，让广大读者从一篇篇文章中感受文学的博大精深。在20世纪80、90年代，很多人认为《读者》是一本文学刊物，究其原因，与她追求清新隽永的表达方式有关，也与她的一个重要栏目—“文苑”有关。“文苑”栏目犹如其名，是《读者》中最具文学色彩的，自创刊起到现在一直保留至今。如果把整本杂志比作一座清新素雅的小花园，“文苑”便是这所花园中一枝幽香四溢的兰花。“文苑”栏目在早期起到了一个文学启蒙的作用。长期以来，《金瓶梅》由于宣扬了因果报应之说及充斥淫秽情节，被列为禁书。但《读者》在创刊第一年就在“文苑”栏目刊发了《金瓶梅故事梗概》一文，并在编者按中特别指出：“小说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它描写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人物，对明朝社会的民情风俗也作了真实的描绘，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明朝城市社会生活的广阔风俗画。”

1987年初，为了较好地掌握读者的阅读兴趣，了解读者对刊物的要求，《读者》编辑部随当年第1期杂志发放了一份《读者调查表》。该表其中一项内容，是调查读者最喜爱的栏目。当年2月底，编辑部共回收调查表54386份，统计结果是，读者最喜爱的是“文苑”栏目。

读者对“文苑”栏目的喜爱溢于言表：“要问我为何喜爱‘文苑’的文章，是因为那些文章既能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读起来又温馨上口，如潺潺流水自然而然地注入心田。”“我很欣赏‘文苑’这一栏目，十分感谢编辑同志为我提供了如此迷人的诗歌，简直妙不可言。”还有一些青年读者看了“文苑”栏目登载的一些优秀作品，为这些优秀作品深厚的底蕴所打动，为那行云流水般的文笔所折服，从而坚定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以“文苑”栏目为主阵地，迄今为止，《读者》已登载了不同题材、不同形式、风格迥异的各种作品数千篇。这里既有中国文学大师鲁迅、巴金、冰心的劲健洗练的力作，也有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泰戈尔、罗曼·罗兰、莫言的直指人性的精品；既有先哲深邃的名言警句，也有无名之辈精妙的看法见解；既有情节扣人心弦、使人一睹为快的小说剧作，也有清婉明丽、让人一咏三叹的诗歌散文。尽管《读者》刊登的文学作品只是浩瀚的文学沧海里的几滴水珠，但读者能从这几滴水珠感受到沧海的博大精深。《读者》文学传播的第二个特点—强调文章的哲理性。在那些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在那些藏而不露的诗歌里，在司空见惯的对话中，在信手拈来的花絮里，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些哲理包含着人生的真谛，很耐人咀嚼，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能从中受益。

舒婷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诗坛，她和同代人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以迥异于前人的诗风，在中国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朦胧诗”大潮。《读者》创刊号就刊登了她的作品《这也是一切》，里面的诗句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后来，《读者》又刊登过她的诗歌《致橡树》《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礁石与灯》及散文《思念》《女有三丑》《父爱天空下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等十多篇作品。《读者》文学传播的第三个特点—追求文章的人情味。《读者》中有许多内容比较充实、情趣积极向上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理解、尊重和信任。这种情感是圣洁的，没有金钱去驱使；这种情感是真挚的，没有一点虚情假意；这种情感是博大的，使人们充满爱心；这种情感是美好的，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使社会变得和谐，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读者》文学传播的第四个特点—尊重作者，并与作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家是社会和人生的观察者、表达者。不同作家、不同的文学作品造就了杂志的丰富性。2003年第十一届兰洽会上，《读者》与百名作者签署作品使用协议，为《读者》杂志严格执行著作权法，尊重并维护著作权人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读者》杂志刊发首发稿，刊载原创性的优秀作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迄今为止，《读者》已与千余名作者签署了作品使用协议。

2003年8月下旬，应编辑部之邀，周国平、朱学勤、沙叶新、毕淑敏、毛志成、高建群、邓康延、刘燕敏、张丽钧等作家来兰州签约，并同《读者》杂志社的编辑进行座谈。“当这些通过文稿神交已久却大多互不相识的合作者欢聚一堂时，久有的‘恋情’终于变成一次诉衷肠的约会，心心相印的和弦因之奏出高山流水互为知音的动人旋律。”

很多作家的作品在《读者》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陕西著名作家高建群的《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被《读者》刊发，西安市一副市长第一个打电话给他，随后北京电视台又去电提出拍专题片。对此，作家邓康延说：《读者》的编辑看似在做“拼盘”，实则是在进行再创作。编辑们奉献的精神产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很难估量。其影响小到一个边远山村煤油灯下学习的孩子，大到国家的一位决策者，作用不亚于几个大集团军，而潜移默化产生的能量就如核裂变般巨大。

三、心理学：更科学地认识自我和他人

世界著名文学家雨果有句名言：“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对于内心的研究和探讨，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等一辈子的工作。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荣格就说：“心灵的探讨必将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因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灾荒、饥饿、贫困和战争等，而是我们的心灵自身。”

各种各样微妙的人心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心理学的本质就是揭示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读者》通过“心理人生”“知识窗”“生活之友”等栏目，介绍了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各类心理学知识。

心理测试是心理学研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手段。《读者》的“测试”“测一测”等栏目，曾刊登了多个心理测试问题。如《心理测验二则》《恋爱心理测验》等。现在许多流行的心理测试题后面，常出现“仅供参考”等小提示。究竟该如何科学认识心理测试呢？《心理测验有多准》便告诉了心理测试这一方法的历史、科学根据和问题设计思路。当然，有些测试问题确实设计得不太合理。《危险的标准答案》指出，开放性的问题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青少年心理健康事涉民族、国家的未来，事涉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重新定义：“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这一定义一直沿用到现在。但在观念上，人们对饮食、生理健康比较重视，对心理健康缺乏认识，没有形成全社会重视的氛围。近年来，因学生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疏导和矫正而产生的校园伤害事件呈上升趋势。有些学生因为心理问题最后形成不正常的人格，甚至带到单位和社会，成为社会的隐患。《读者》很早就开始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刊发了《心理健康的标准》《青春期的心理健康标准》等；对青少年追星问题，刊发了《明星崇拜心理探究》《遍布全球的“追星族”》《疯狂粉丝的背后》等；对青少年交往容易被忽视、误解和不得要领问题，《读者》刊发了《男人的心理—两性心理学之一》《女人的心理—两性心理学之二》《向异性朋友倾吐》等。

再如，最近几年，心理学和读心术流行。人们希望通过洞察一个人外表细微的变化，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作为知识介绍，《读者》也刊登过此类文章，如《目光，传递心灵讯息的语言》《笑声中透出性格》《穿衣与识人》等。

四、教育学：帮助教育者成长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类生命个体健康成长，实现生命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教育从类型上可分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教育学知识，在语文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等方面，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读者》覆盖了中国的许多学校，大多数老师基本都阅读过或知道这本杂志。在学校以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读者》也常常是订阅书报杂志时的重要选择之一。而在家庭教育方面，许多家长通过阅读《读者》，掌握了教育的方法，也更理解了教育的规律和本质。《读者》中关于如何做父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代之间”和“生活之友”等栏目。《读者》创刊号即开设了“父母必读”的栏目，刊发了《爱的语言》，并加了编者按：“父母的话对子女影响很大。心理学家建议父母用另一套字眼跟子女交谈。”接着又刊发了《一个天才的培养》《美国孩子对父母的“告诫”》《我有一个爱打人的爸爸》等文章。《求知者和“演员”》阐述了教育家玛丽·休·米勒的忠告：做父母的应教育孩子做一个求知者而不是取胜者或者“演员”。《母亲的账单》是一篇非常经典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彼得和他母亲的故事：小主人公彼得每天受遣把他爸爸的账单寄走。他渐渐觉着自己似乎也已成了一个小商人。有一天，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也开一张收款账单给他妈妈，索取每天帮妈妈做事的报酬。彼得的母亲收下了这份账单并仔细地看了一遍，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按照账单给出了报酬。正当小彼得如愿以偿，要把这笔钱收进自己口袋时，突然发现在餐盘旁边还放着一份给他的账单。这份账单列举了妈妈养育他的付出，但是所有的付出，得到的报酬都是0元。这份账单让小彼得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与无价，他羞愧万分，把索取来的报酬塞进了妈妈的口袋。

从现在来看，《母亲的账单》一文仍然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小公主、小皇帝，很难体会家长的辛苦，而家长在教育方面又总是不得其法。后来，这篇文章收进了小学生课本中，是《读者》经典文章之一。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在读者中产生了共鸣。一位杂文写作者深受感染，他以此撰写了1100多字的文章—《错误—施教的良机》，盛赞这母亲抓住孩子犯错误之机，巧施教育；提出孩子犯错误之时，正是父母进行家教良机的观点。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上。这次成功，使作者充满了写作的信心，并埋头到家庭教育的学习和评论写作中去，一干就是五年。后来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教子成才纵横谈》一书，全书15万字，首篇就是《错误—施教的良机》，书中大约有十几篇文章的素材，也是选自《读者》。《做个不完美的父母》则直面“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技术化、职业化了，做父母成了一门职业”这一现实，希望父母放弃焦虑，丢掉负疚感，指出“孩子需要的是完整的父母，而不是完美无缺的父母”。《哪些家庭的子女容易犯罪》列举了苏联教育家B.尤斯季茨基的研究，在他看来，对社会不信任的家庭、只图眼前快乐的家庭、为达到目的而不惜冒险的家庭、爱动武的家庭是最容易导致子女犯罪的四种家庭类型。

让孩子少看电视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心声，《给孩子以责任》讲述了孩子们与家长在“偷看”与“防看”之间的斗智斗勇。湖北读者看后深有感触，他来信说：“我就曾一度为能让儿子远离电视机而暗自庆幸。儿子考上重点高中离家时，突然对我说：‘爸爸，你以后再也不用为防我看电视而奇招迭出了。’那一刻，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无言以对。”

众所周知，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其教育一直为世人称赞，《犹太人的家庭教育》解密了他们的教育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作为家庭早教的重要一课，在每一个犹太人家里，当小孩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小孩子去吻《圣经》上的蜂蜜。这仪式的用意不言而喻：书本是甜的。爱读书就是爱智慧。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夫人巴巴拉·布什，在教育孩子时有一个独特的祖传秘诀，就是“家庭朗读”。布什夫人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给她读书，这对布什夫人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培养孩子读书—美国前第一夫人的忠告》就分享了她的读书经验。

关于如何做老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世间”、“心理人生”等栏目。《爱生爱》强调了感恩教育的重要性。一名教师在小学时代被师母关心，而这些来自岁月深处的爱与柔情时时温暖他、提醒他，使他总想“怎样才能更好地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在他看来，“真教育其实就是对感恩之心的唤起，因为领受过，所以愿施予；因为愿施予，才会让更多人领受。如果一个教师对自己的职业心怀厌恨，却奢谈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那无疑是荒唐可笑的”。而《法国人教我学〈论语〉》则通过法国人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理解反思中国的教育。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习”的注解是“按一定的时间复习”。而法国人则认为是“练习、实习、实践”。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看了后，觉得很有新意，来信说：“我们做老师的教了这么多年，竟没有任何怀疑，没有任何思考，只按照教师用书去教。我想开学后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让全班同学讨论。看来我们的教育确实需要一场革命了。”

五、历史学：让人们更科学地把握规律

唐太宗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者》重视历史，为此设置了许多栏目，如“秘闻轶事”（1981），“古今谈”“历史之谜”（1982），“历史一页”“上下古今”（1984），“文史园地”“古代奇案”（1985），“趣闻与传说”“文史知识”（1986），“古今中外”“历史沉思”（1991），“历史故事”“古今纵横”（1992），“世纪回眸”（1999）等。刘安在《淮南子·修务训》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对《读者》来说，不仰视、不俯视，而总是采取平视的态度，心平气和呈现历史真相，其目的是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总体来看，《读者》的历史学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传播方式浅显易懂，照顾大众阅读能力《读者》的历史传播照顾普通大众阅读能力和需求，是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就涉及领域来说，是宽泛的，古今中外，尽收其中；就表达方式来说，重考据，更追求表达方式的浅显易懂。《读者》的历史表达不是研究，不追求概念的解读，而追求活泼的、简单的、通俗的表达方式。如《拿破仑与约瑟芬》《隆美尔元帅之死》《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的故事》等。

重视读者，就要把解读的重心交给读者。《读者》中的历史有事件，有人物，有点评，有叙事，生动有趣，文笔清新。细读之后会发现，《读者》把历史这面镜子的重心放在了普通读者手中，引导大家以现代人的眼光、思想去明辨历史是非，提倡大家以史为鉴。如《我国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摆平违规者》《清朝的“移民实边”与美国西进运动》《滑铁卢之战》《滑铁卢战役背后的货币战争》《甲午兵败的另类原因》。（二）追求历史事件和人物真相

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同样无法止息。《读者》中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不是“戏说”，也不玩“穿越”。《读者》中的历史知识、事件和人物经得起推敲。如《孙中山灵柩葬在何处》《“乒乓外交”始末》《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见》《林彪坠机内幕》《卢作孚在1938：撤离“敦刻尔克”》《谁偷走了我们的茶叶》《百年黄埔》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长期以来被当做独裁者、卖国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几年随着思想的开放，其毁誉参半的评说常见报端。《读者》的文章始终努力呈现一种客观理性。这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显得尤其可贵。截至2013年4月，《读者》中出现“蒋介石”一词的文章共222篇，如《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蒋介石在台湾的最后日子》《蒋介石居台湾反思失败原因》《蒋介石身上两股气》等。大家可以从关于蒋介石的这些文章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三）采撷历史趣闻轶事

历史上有许多野史、传说、演绎同样能够揭示人性美丑善恶，感悟人间世事沧桑。《读者》刊登了如《宋太祖怕史官》《戴高乐的遗嘱》《美国总统轶闻》《罗马教皇趣闻》《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等诸多文章，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丰富大众的休闲阅读，这成为《读者》历史传播的一道具有风情的风景线。

六、经济管理学：拥有全局又兼具微观的视角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组织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理论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对人性的假设不同，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就会不同。因此，管理学又被称为“人学”。《读者》对经济管理学的介绍，能够帮助读者培养全局又兼具微观的视角。

著名管理学者德鲁克每隔三到四年，就会找寻一个新主题加以研究。这些主题横跨多种不同的知识领域，使他逐渐累积了大量的不同知识，而他又能将一些不相关的知识，通过新的逻辑系统转化为新的想法和创见。人们可以从《读者》中寻觅到古今中外学者和思想家提出的丰富的管理思想。截至2013年4月，《读者》中出现“经济”一词的文章3249篇，涉及“管理”一词的文章共1727篇。

1985年，《读者》开设“经营之道”栏目并保持至今。短暂开设的小栏目还包括1987年的“经营管理”，1993年的“用人之道”。一开始，经营管理类栏目影响并不大，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获得的社会好评明显增多，编辑对它的关注也相应加强，最终发展成为杂志的品牌栏目之一。其他的对管理规律探讨的文章如《管理定律拾零》《8020定律》等。《读者》最早刊登管理方面的文章是在1982年第1期，选摘的是德鲁克《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的《如何发挥人之所长》，并特别加了编者按：“美国经济管理大师彼德·F.杜拉克所著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是一本论述企业管理方法的名著。但他所提出的精到见解，对于各界读者都有参考价值。”第2期又选摘了《认识自己的时间》。这是国内较早探讨时间管理的文章。后来又刊发了《当你成了时间富翁以后》《小是重要的》《你的时间值多少钱》《谢谢你的时间》等文章。

1985年，《读者》刊登了一篇名为《以退为进》的文章，主要讲商业经营中如何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和技巧。这个古老的智慧运用于商业经营领域，在当时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那时的中国已经开展了国际性的管理培训。一位名叫王继宏的读者到南宁参加了这样的一场销售谈判技巧的培训，主讲者是来自日本的培训师横田，但没有涉及“以退为进”的策略。课间沟通时，通过翻译老师，王继宏将这篇文章拿给横田看，这让横田非常惊奇，说：“中国一份非专业的杂志都研究销售，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广泛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探索。”

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活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来源。《读者》刊发了汪丁丁、柳传志、冯仑等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如《企业家的精神》《什么是企业家》《怎样成就伟大》。

领导力是企业家一辈子的修炼。这方面的文章如《领导者的效率》《领导者与追随者》《企业家的精神》《老板该看什么书》《顶尖领导的成功秘诀》《董事长就做三件事》《追随者与领袖》《你是哪一流的领导者》《什么是企业家》等。

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早在1982年，《读者》就已经认识到了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和国家战略中的作用，编发了《振兴企业的小发明》一文，并特别加了编者按：“小发明，是一种被人忽视了的经营之道，但在良好的管理家手里，却成为振兴企业的重要之举。美国人派克把直筒形状的钢笔改为上下两头细的流线型钢笔，用此设计垄断了该行业。日本人松下幸之助在他的公司只有五个人做插座的时候，发明了双头插座，获得成功，以此为起点，发展成驰名世界的松下公司。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却发展为经济大国，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修订了名为《使用新案》的法律来保护小发明，使得好思考问题的人与日俱增。日本的专利申请数居世界第一位……”从这个短短的编者按中，人们至少可以读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企业经营需要不断的产品创新；二是国家的科技创新在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无独有偶，《一家日本餐馆的秘密》讲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纺织行业到英国偷学纺织技术的故事。这群日本同行在英国纺织公司门口以开饭店为掩饰，经过与英国纺织公司的数年交往，最终得到英方的信任，得以进入英国公司内部工作，从而掌握核心技术。回国后，他们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设计出一套在当时说来相当先进的纺织机械。从此，日本的纺织工业有了一个飞跃。

第二节 开放的文化架构

开放是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是任何一种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是判断一种文明能否发展的基本标尺。在《读者》中，人们可以看到中西各种文化，它们碰撞却又交融，几千年的时空在一本本64页的杂志中生成，使其文化传播呈现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象。

一、亲炙文化而非宗教

宗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宗教文化不仅在信教者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也对社会的精神追求、文化信仰、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读者》中有大量的文章，其蕴含的思想，读起来与宗教教义颇为契合，呈现一种鲜明的特点。（一）传播宗教文化、历史和文学

每一种宗教文化都是具有独立的多层次和完整结构的文化系统。南怀瑾先生的关门弟子、学者魏承思把宗教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宗教文化的深层结构，包括宗教思想、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在佛教中，对佛的信仰、释迦牟尼以及后代佛教徒所阐发的佛教教义都属于这一层次。第二层次是宗教文化的中层结构，包括宗教的经典、礼仪、制度等，它们是每一宗教的特定标志和形式。在佛教中即指经、律、论三藏以及僧团组织的一切礼仪制度。第三层次是宗教文化的表层结构，指一切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感情所激励，与宗教相关联以及为宗教传播而服务的文化领域，如佛教的道德、教育、史学、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读者》的宗教文化传播集中在魏承思所提到的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是宗教文化的独立的子系统，子系统的各个领域如道德、教育、史学等互相交融，又有着各自的传播和演变规律。《读者》并不直接刊登宗教教义典籍，即使偶尔刊登的宗教的礼仪、制度，也是从文化介绍的角度入手。可以说，《读者》对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基督教等的传播，大多出于精神、心理和价值观的需要，而非出于亲炙某种宗教的需要。即使作者对某种文化可能有特别的信仰，但在《读者》中，这些信仰被消解了，各种宗教思想都追求简易化、生活化、心灵化、智慧化、审美化，最后又体现为非宗教化。宗教思想由此实现了向本源的回归。

有趣的是，国内很多宗教场所，都长期订阅《读者》杂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所有的宗教都绕不开对生与死的探讨；另一方面，在于《读者》宣扬的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二）呈现宗教文化的影响

世界的主流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其他宗教、哲学思想相互融合，其涵盖面几乎涉及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文学、史学、艺术、教育乃至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对世界各国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今天，《读者》对宗教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认真地加以发掘、继承和发扬光大，展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国优秀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

开放是文化得以演进的基本规律。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之所以能够传承和发展，在于其坚守但不封闭，与社会结合，与时代结合，同时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部分，从而得以发展。以佛教为例，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具有自成一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哲学和解释体系与儒道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演变为冲突，历史上的多次灭佛事件就是问题的阶段性爆发。但在长期的冲突过程中，佛教非常注重本土化，不仅积极吸收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还积极关注百姓，最终为中华文化所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并且具有儒家和道家所没有的宗教性和信仰力。

在中国历史上，兴盛的朝代也总是开放的。中国唐朝时期允许外国人做官，与多个国家互派使节，交换留学生，进行宗教往来、艺术交流、商品交换和技术引进，整个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社会充满自信。所以，文化学者余秋雨说，“盛唐是一种心态”。

开放能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不至于营养不良，而这种多元需求使文化能够传承和创新。就像米和面是中国人的主食一样，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南怀瑾说佛学是百货店，道家是药店，儒家是粮食店。百货店样样俱全，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粮食店是天天要去的，只吃洋面包，吃久了胃就出毛病。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不言自明的是，作为流传几千年的中国哲学或者宗教体系，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行和思维总是深受它们的影响，它们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也成为人们的方法论。《读者》要提供一份面向中国人的食谱，做出一份能够强壮中国人的丰盛的大拼盘，就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发扬。

但是，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传统文化更像一个儒士或者书生，需要在现代性的转换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读者》必须将目光转向全球，关注人类优秀的科技成果，寻找人类灿烂的历史和当代文明。这就要求《读者》建立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文化架构。（一）儒家文化融入了《读者》的血液

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民族血液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读者》杂志，在许多篇目中，都深深体现了儒家思想。总体来看，又体现在仁爱、君子与自强三个方面。这三个角度有部分重叠，但又相对独立，能够较为完整地体现《读者》对儒家思想的传播。1．仁爱思想

仁爱深深契合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认知，是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是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道德原则。君子是仁爱的践行者，是道德的载体和化身，是中国大众和精英心目中的楷模，也是社会的主流期盼。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共有109处。儒家的仁爱不仅是一种家庭和社会的伦理道德，还包括对天地人生的多重思考，是儒家学说的最高范畴和理论核心。《读者》是讲述感恩、责任、奉献、信仰、温馨、宽容、友爱的杂志，仁爱是《读者》自然而然的核心主题。2．君子与道德

相对于把人生终极价值与意义最终托付给上帝的西方文化而言，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特色，就在于充分肯定人的现世意义，强调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与内在人格精神世界的开拓，在现实世界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作为一种安身立命之道，中国文化所注重的不是基督教强调的灵魂不朽，而是德性生命精神长存不灭。因此，德性生命精神也成为《读者》道德传播的重要来源。

君子是儒家仁爱道德践行的载体。“君子”在《论语》中出现108次，是出现最多的词汇之一，仅次于“仁爱”。在儒家看来，君子以仁义为怀，知进退，晓礼仪，重德操，守信义，有勇有谋，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的君子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读者》竭力通过生活中的故事，塑造君子形象和他们的闪光点，使儒家的“见利思义”“义以为上”“惟义所在”“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等理念得以具体化、可视化，从而促进大众精神境界的提升。《读者》中的“君子”形象不是“高大全”，也不是远远存在的理想人，而是普通人，是现实人，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生道义与利益、德性精神与感性欲求的冲突，但是，君子们常常能够超越利益的纠结与感性的欲求而致力于追求道义与德性，并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由。因而，《读者》中的君子形象是现实的、具体的、丰满的，是可以学习的，人性的光芒在普通人和现实人身上得以闪耀。3．自强不息

自强是儒家对君子的要求之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儒家对人生道路的设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通过人的努力，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使命。对中国普通民众来说，自强是存在于内心的一种驱动力，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是不甘落后，不怕挫折，有理想，有担当，奋发有为，积极进取。从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来看，只有集聚个体的奋斗，才有民族的自强，国家的强盛。

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做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本面向普通大众的读物，《读者》刊登了大量的关于小人物向上奋斗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却懂得用爱、快乐、微笑和积极向上面对生活。《读者》也刊登体现人类顽强不屈精神的文章。《绿色的梦》讲述了治沙女杰牛玉琴的故事。她用人挖、肩扛、驴驮等人工方法二十三年来在毛乌素沙海边缘植树、种草。二十多年前，她家屋后是一眼望不见边的沙漠，如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牛玉琴的故事与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的理论颇为契合，强调人通过努力，可以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从而更好地掌握人类的命运。本书所选的20篇代表性文章之一人不炼，不成器杨 绛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从苦痛中炼出美德。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说，如要锻炼一个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他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这是我们从人生经验中看得到的实情。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百炼变纯钢”“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说的都是以上道理。我们最循循善诱的老师是孔子。《论语》里孔子的话，都因人而发，从来不用教条。但是他有一条很重要的教训。他的弟子，怕老师的教训久而失传，在《大学》里记下老师二百零五字的教训。其中最根本的一句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不就是锻炼自身吗？修身不是为了自己一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是称王称霸，而是求全世界的和谐和平。有的国家崇尚勇敢，有的国家高唱自由、平等、博爱。中华古国向来崇尚和气，“致中和”，从和谐中求“止于至善”。要求世界和谐，首先得治理本国。要治国，先得齐家。要齐家，先得修身。要修身，先得正心。要摆正自己的心，先得有诚意，也就是对自己老老实实，勿自欺自骗。不自欺，就得切切实实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就得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所谓格物致知。了解自己，不是容易的事。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调查嫌疑犯那样窥视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遮掩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念。在这种境界，有诚意摆正自己的心而不自欺的，则会憬然警觉：“啊！我自以为没这种想头了，原来是我没有看透自己！”一个人如能看明自己是自欺欺人，就老实了，就不袒护自己了。这样才会认真修身。修身就是管制自己的情欲，超脱“小我”，从而顺从灵性良心的指导。能这样，一家子就可以很和洽。家和万事兴。家家和洽，又国泰民安，这就可以谋求国际的和谐共荣、双赢互利了。在这样和洽的境界里，人类就可以齐心追求“至善”。这是孔子教育人民的道理，孟子继承、发挥并充实了孔子的理论。我上文所讲的，都属“孔孟之道”。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天生万物的目的，该是为了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但是天生的人，善恶杂糅，还需锻炼出纯正品色来，才有价值。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好比炼钢的工厂，或教练运动员的操场，或教育学生的教室。这也说明，人生实苦确是有缘故的。（二）道家提供了看似超然的精神和智慧来源

道家哲学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从治国来看，西汉初，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学说治国，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德化民”的政策，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安定，史称“文景之治”。从哲学影响来看，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便是佛玄结合的产物。而宋明理学本身是儒家思想汲取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而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是儒、道、释合一的产物。从个人修身来看，“道以治身”，道家致力于提升个人的生命境界，追求返璞归真和超然物外，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读者》中的道家思想传播内容包括对自然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像“道法自然”“寡欲”“无为”“退让”“返璞归真”等词汇在《读者》中时有出现。庄子的深邃豁达的智慧，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心灵，修身之本在于安心的哲学，为生活在浮躁而喧嚣社会中的人们注入了一缕清风，也打开了一个超然物我的精神领域。1．返璞归真

道家对世界的看法是一切归于道，道是宇宙之根，是普遍自然存在的，道天地人中，道最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而，生命应该去除人为，要有真人人格，返璞归真，自由放达，回归自然。

返璞归真就是要去掉外在的装饰，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这与佛家的思想“放下”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师说：“现代人不是饿死的，都是撑死的。”这句话真是振聋发聩，是治疗当代人的一剂良药。“少则得，多则惑。”很多时候，人们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而出发，要梳理本源，做减法。2．知雄守雌“道以治身”，道家致力于提升个人的生命境界，追求返璞归真和超然物外，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放。“知雄守雌”语出《老子》，即弃刚守柔，与人无争。在道家看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情绪总是与外界的刺激有关，这一方面要求人们不要对他人期望过高，适当回避外界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对自己过分苛求，在事情和利益上适当后退和放弃。3．清静无为“静”是道家修行的重要方式。汪曾祺在《无事此静坐》中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习静”是一门功夫，不仅顺乎自然，也合乎人道。

道家的“无为”一般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崇尚天道（自然法则），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自然无为，由此提出“道法自然”“天地生万物，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二是崇尚人道（人事规范），即人类活动应像天道般自然无为。提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王蒙在《无为》中说：“无为是一种境界。无为是一种自卫自尊。无为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对历史。无为是一种哲人的喜悦。无为是对于主动的一种保持。无为是一种豁达的耐性。无为是一种聪明。无为是一种精明而沉稳的幽默。”

如果说，儒家思想希望人们能够仁爱至上、坚持正义、自强不息，具有“君子人格”，那么，道家的“真人”人格思想更有利于人们平衡调节，使人们的精神更加圆润、和谐、超脱。本书所选的20篇代表性文章之二老子的智慧林语堂老子所倡导的自然无为、柔弱不争、崇俭节欲的思想，在当代同样具有时代价值。三件宝贝老子说，我有三件宝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爱，第二件叫节俭，第三件叫不敢处在众人之先。老子认为，正是因为仁慈，所以才能做到英勇无畏；正是因为节俭，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才能长久；正是因为谦和退让，才能成为万物的尊长。“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宝，其力量与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慈”包含有柔和、爱惜之意，即爱心加上同情心。“慈”，不仅是要仁慈待人，而且还不可做害人之事，不说损人之话。“慈”是三宝的首要原则。“俭”的内涵一是节俭，二是收敛。老子要求人们不仅要节约人力、物力，还要聚敛精神，积蓄能量，等待时机。“俭”不仅仅只用于财产方面，一切事情均可用俭。“不敢为天下先”也有两层含义：一是不争，谦让；二是退守，居下。老子身处乱世，深深地感受到治国安邦离不开这三宝。舍弃虚名老子说，华丽的色彩，容易使人的眼睛受到伤害；美妙的音乐，容易使人的耳朵受到麻醉；香美的食品，容易使人的口味变得挑剔；纵情打猎，容易使人的心不安定；稀有的贵重物品，会导致偷盗产生，败坏人的品德。所以，圣贤的人只求能够果腹，而不追求外在的美观。老子认为，眼睛是用来分辨真伪的，一旦为华丽的色彩所蒙蔽，就会失去分辨能力；耳朵是用来接纳圣贤教诲之言的，一旦被靡乱的音乐所干扰，就会丧失专一；人的口舌具有感知各种味道的能力，然而过多地品尝风味佳肴，就会使口舌麻木，丧失辨别味道的能力；而金银珠宝、华衣美食等稀世之珍，激起了人性的贪婪欲望，驱使人们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草菅人命。老子并不反对人们享受生活，他只是提醒我们，要抵制各种欲望的诱惑，保持内心清净，才能生活得自在快乐。以柔克刚老子认为，天下万物唯水最柔弱，但是，攻击坚硬强壮之物，又没有哪种事物能胜得过水，因而水其实是真正的强者，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代替。柔弱能战胜刚强，弱小者能战胜强大者，这是天下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没有谁能真正做到。天下人仍旧要争先、争强，绝不肯示弱。（三）佛性让《读者》充满智慧和禅味

贾平凹喜爱《读者》，他说：“读《读者》能读出佛来……这一份（杂志）非野，非媚，却是高洁典雅，是月下僧敲门的静夜冷月，是30年代戴了眼镜夹了书本走过街头的女大学生，这么好的气质……不是要迎合，不企图去征服，而是随风潜入夜般的甘露。”《读者》确实是一本充满佛性的杂志，这与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的封面题字似乎存在着某种暗合。赵朴初先生的字笔力劲健而又宽博雍容，体现出一种长于思理的佛门禅智。也许源于这一因果关系，许多佛学院都订阅《读者》杂志，许多高僧住持也都是《读者》的长期读者。2000年，《读者》与中国青基会联合推出“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活动，就收到多位佛门弟子捐款。福建佛学院释明方法师和佛学院同修们积极捐款，作为志愿者代表亲自到刘家峡水库植树造林。记得她作为代表发言说：“吾等虽然是披剃染衣的出家人，平日里过着与世无争的修道生活，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我们是在念佛不忘环保。”

具体来看，《读者》的佛教文化传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传播佛教知识和佛教艺术《读者》杂志上传播佛教知识和介绍佛教艺术的文章很多，这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如《佛教常识答问》《袈裟争夺记》《漫话佛牙》《“南无阿弥陀佛”及其他》《神秘的舍利子》《“海天佛国”—普陀山》《唐僧为何称“三藏”》《历尽沧桑少林寺》《佛教的“五山十刹”》《名寺寺名》等。总体来看，对佛教知识、文化和艺术的介绍，主要存在于“风情录”“纵横谈”“知识窗”“点滴”“补白”“杂文趣谈”等栏目中。这也是《读者》科学文化知识的集中地。2．关注人间佛教和生活禅《读者》杂志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心灵的关注，这些办刊方针使杂志得以用一种宗教情怀来看待平常的生活，看待人与自然。杂志的佛教传播强调“悟心”，倡导生活禅、爱情禅、生命禅。这实质是“人间佛教”和禅宗的内容。在禅宗看来，佛教得道者的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只是精神生活不同，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人间佛教的代表人物如证严法师、星云大师的弘法经历和慈善大德，《读者》都刊登过。《她为了救济众生而来》讲述了证严法师的事迹，《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传播了星云大师的思想。《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广洽法师的功德故事》讲述了三位法师为了弘扬佛法、提倡护生，编绘了一套以画配诗的《护生画集》的佳话；《花雨曼陀罗》讲述了赵朴初先生“那颗永远质朴、永远剔透的菩提心所蕴涵的至纯至真的大美境界”。这实质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具有佛教色彩的精神家园。

在《读者》中，禅机佛理并不是深不可测的，而是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生命尽管是有缺陷的，但生活是需要赞赏的，一个人如果否定自己的特质，就不可能拥有美丽的人生，也不可能拥有幸福。《读者》中的佛禅散文并非文人简单的心灵寄托，而是以宗教或类宗教的手法看待人、自然与现实生活，注重对世人和个体的关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引导，探寻人的本质与归宿，具有浓浓的“人间佛教”情怀。3．刊登精英的佛教信仰

精英人群对佛教传播具有很大的示范意义。《读者》还通过名人和社会精英对佛教的信奉或佛教经典的践行来传播佛教思想。企业家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左手哲学，右手利润》讲述了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和经营活动，来源于佛教经典，充满了浓厚的东方味道”。4．选发禅理散文《读者》聚集了一批与佛禅散文有关的当代作家，如贾平凹、林清玄、雪小禅等。他们的写作主题不同，表现手法各异，有的提示人们要超然物外，有的告诉人们活在当下，但简单、清新、优美的文字背后，基本都表现了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对精神世界的探求，对生命的珍惜。

贾平凹受佛教文化浸润很深，文章拙朴灵性，真性达观，是《读者》中的常客，到2013年4月，《读者》共选登了他的61篇作品。《读者》创刊第一年就刊发了他的作品《变铅字的时候》。随后，他的作品、言论和与他本人有关的文人雅趣、思想碎片便经常出现在《读者》中。“病是小死，死是大病”“做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做得不像个人的时候”等体现了他对人生玄妙的思考，也体现了佛教无常思想和众生皆苦理念。

林清玄既是散文名家，又是虔诚的佛家弟子，佛学的智慧已经深深影响了他的写作，使他的作品虚实相间，体现出淡淡又扑面而来的禅意。据统计，从《读者》创刊到2013年4月，《读者》共选登他的文章95篇。《凡尘清唱》《此岸彼岸》《修行与洗澡》《空心看世界》《福报》《心的影子》等单从标题上看，都是佛教中的词汇。阅读这些文章，可以获得心灵的一种回归。

当红青年作家雪小禅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追求生活中的禅意，这并非逃避和遁世，而是一种自我调适与心灵救赎，是典型的生活禅，倡导人们“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雪小禅的文章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其多篇文章如《每一个感动都值得流泪》《人生的偶然》《心存感激》《爱情绵延30年》《一段情》《18岁那年曾远行》《情调这个东西》《蝴蝶穿过两岸光阴》《婆婆》《喜悦如莲》等都被评为当期最受欢迎的文章。《禅意是一种生活态度》告诉读者，“在红尘中，不必要活得那样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不必要的那些得失而苦恼而沮丧，过一种禅意的生活，那才是生活的上品”。《喜悦如莲》如此解释喜悦：“喜字就是俗世里的好，是馒头上的那点红，透着欢快，透着喜欢。悦是禅意，是初雪的曼妙，是你与我初相见，刹那间的天崩与地裂。”文章中体现一种淡淡的禅趣。5．介绍藏传佛教文化

藏传佛教是佛教在我国的一种民族形式与地方形式，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以及生息不止的各种教派，使藏地人民生活呈现出异域的文化风情。《读者》不仅介绍了藏传佛教的修行方式，更通过介绍藏地人民的传统节日、生活习俗体现别有的异域风情，如《藏地原色》《酥油花：美丽如花》《藏族的“放生”习俗》《天葬—让光荣随鹰背苍茫远去》《西藏·神的乐园》《青藏圣地》《不是谁都能抵达天路尽头》等。信仰升华了心灵，雪域赋予了纯洁，崇山塑造了坚韧。人性的崇高和信仰的虔诚在藏族人的千里朝圣中，令人心灵震撼。这些与信仰和灵魂有关的故事，总是会直指人心。玛尼石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象征。信徒们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就找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刻上经文和六字真言，然后放到玛尼堆上。在《千万不要丢了精神》看来，每个玛尼石堆都是一个迷宫，有的人终其一生在默默刻石，无怨无悔。据统计，玛尼石总数达到25亿块，每个中国人可以分到两块。6．批判佛教的功利化倾向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功利主义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普通大众并不真正了解玄奥的佛教教义，通常只是遇到危急情况或困难的时候，才会求佛保佑，这种简单随意的信仰方式体现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的浮躁，使人们不能静心理解佛教教义，而是为了平安、健康和发财烧香拜佛，究竟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求心理安慰。因而，现实生活中，佛教却被功利化、庸俗化。《读者》同样对此进行了批判，如柴静的《关于菩萨的几件事》、史铁生的《神位、官位、心位》等。本书所选的20篇代表性文章之三不是谁都能抵达天路尽头马国福青藏铁路通车了，电视直播通车仪式的那几天我一直关注着有关青藏铁路的每一档新闻节目。在一档节目里，记者在青藏铁路沿途采访，遇到一老一小两个朝圣者。他俩穿着一身厚厚的藏袍，两个膝盖上分别捆绑着两块汽车轮胎橡胶皮，双手握着一块厚厚的木板。记者问：胶皮和木板是干什么用的？老者很安静地回答：膝盖绑橡胶皮和手握木板，是为了减少与地面摩擦时所产生的肉体的痛苦。镜头对准了他们磕长头的画面，是一个特写。他们先十分庄严地站定，然后跪下去，再将整个身躯扑倒在路面上，双臂尽可能地往前伸，一直伸到不能再伸了为止，这时候，他们就用额头在地上磕一下。完成一组动作后，他们的整个身躯就往前收，站在刚才手掌触及的地方，双手合十，十分虔诚而神圣，接着又跪下去，又扑倒在路面上，周而复始……我注意到他俩的额头上已经结了一个十分醒目突出的黑紫色老茧，老者解释说这是由于额头长期磕碰地面产生的。记者问：疼吗？老者说习惯了，就不感觉到疼。通过节目，我看到一路上有很多朝圣者，许多来自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他们结伴而行，推着已经风尘仆仆几近烂散的人力车，车上装的是成袋的糌粑、容积达几十升的水壶、备用的木板、橡胶皮还有衣服。还有的朝圣者赶着羊和牦牛朝圣，他们解释说用羊毛换取东西，用于朝圣路上的吃喝，用牦牛帮人载货，换点钱捐给喇嘛庙。结伴而行的朝圣者中由年幼的为年长的做后勤工作，烧饭、搭帐篷、开路。记者问：凡是朝圣者人人都可以抵达圣地拉萨吗？老者摇头说：不是谁都能到达天路尽头。一路上要经历无人区、高寒区，要跋山涉水，病死、饿死在途中的人很多。如果饿死、病死在途中，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他们把生命献给了神，献给了自己的信仰。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是风暴，时而是飞雪，时而又是泥石流和山体垮塌等等，同一天当中能够经历四季的气候。除去恶劣的气候因素不说，朝圣的人还要翻越许多座高山，那些山平均海拔在四千米左右，有的终年覆盖着积雪，非常寒冷，氧气也很稀薄。朝圣者一路风餐露宿，当晨光再次出现，继续虔诚而无畏地用自己的身躯和灵魂，一步步接近天堂，接近心中的圣地。年轻的朝圣者补充说：如果男人没有到神山朝圣过，就会被人瞧不起，如果女人没有去过神山朝圣转山，就会嫁不出去。转山一圈能抵消一年的罪过，转30圈就能抵消一辈子的罪过。记者很不解，接着问：从家里出发到圣地需要多久？他说：差不多三年时间。节目到尾声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背景音乐，是一首藏族民谣：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指数过来的，陡峭的山崖我像爬梯子一样攀上，平坦的草原我像读经书一样掀过……节目结束了，我的心还沉浸在画面中。茫茫朝圣路，长长信仰线。一个又一个虔诚的朝圣者走在那条路上，消失在天与地之间，好久好久，那手套和额头触地的声音，敲击着我的心灵。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一个为了终极人生目标而不懈朝圣的人，只是有的人的信仰被风吹雨打去，像一粒尘埃一样，消失在茫茫尘世中，庸庸碌碌苟活一生；有的人却举着信仰的火把，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让原本平淡的人生在老茧中开出花来，在难以超越的海拔上亮出自己的名字。在这个信仰容易溃散的时代，老者的那句话铭刻在我心：不是谁都能抵达天路尽头……（四）西方文明开阔了现代的视野

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演进步伐。《读者》遵循历史的规律，围绕人性、爱的主题，沿着人物、哲学、历史和文明的脉络，对西方文明进行了独特的跨文化传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刊登西方优秀文学作品

创刊号中的《蠢人的天堂》是这方面的典型。美国作者艾·辛格是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伟大的寓言家和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大师。在这篇寓言中，他描写了一个总想追求永恒安逸享乐的富家少年，在如愿进入天堂后，发现天堂虽然能够安逸享乐，却丢失了爱情、亲情、自然的美景和生活的快乐。每个人都憧憬过自己的天堂。这篇文章至少告诉读者两个道理：一是学会追求和付出，二是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时至今日，此文仍然被媒体广泛转载，也一度进入大、中学生的语文读本中。2．报道西方历史和当代人物

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探险家等各行各业的著名人物都是《读者》的重要选择对象。这方面可以列出一连串的名字，如圣女贞德、德兰修女、普希金、巴甫洛夫、弗洛伊德、麦哲伦、叔本华、爱迪生、福特、泰戈尔、叶利钦、达·芬奇、卢梭、赫鲁晓夫、居里夫人、华盛顿、毕加索、富兰克林、丘吉尔、爱因斯坦、戴高乐、霍金、里根等等。3．传播异域风土人情

这方面的文章也不胜枚举。创刊号中有《形形色色的遗嘱》《呼叫飞碟的人》等文章。又如《爱情生物学》《假预言》《美国人看大奖》《那瓦荷之梦》《切尔诺贝利阴影》《德国人：永远背着哲学家的包袱》《蚊子与诺贝尔奖》《“意外”带来了肥皂》等等。一百多年来，探戈舞以其优雅的造型、变幻多姿的舞步风靡了全世界，时动时静的舞步、左顾右盼的眼神、遥远陌生的音乐，又使探戈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阿根廷探戈的魅力》告诉读者，真正的探戈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它表现的更是一种忧伤的情感，它是一种连接尘世与永恒的艺术。4．传播西方人生哲学思想

西方人生哲学思想是人类哲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和实践，其在关于人生共性问题的挖掘和提炼层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因素。

基督教的《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是全球范围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书。但《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宗教读物，其中融合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知识。它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欧美文化。《〈圣经〉故事选》刊登了《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苏撒娜的故事》两篇文章，并特别加了编者按：“《圣经》中有不少在西方各国家喻户晓的故事，都是短小精悍、形象鲜明而文字朴素的作品，曾经大量地为文学巨匠和革命领袖在其著述中引用。”

生命、爱情、死亡是人类的共同主题，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民族性特征。《读者》客观呈现了西方文化对生命、爱情、死亡的态度，又极力表现这些主题的美好方面。

就生命来说，西方普遍尊重人的个性，希望生命是自由的、奔放的、炽热的、有激情的、有创造力的，这对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个性是一种很好的启迪。《生命在于创造》如此直抒胸臆：“你们觉不觉得人类就是这样：人类在生命急流之外，自己挖了一个小池子，停滞在里面，死在里面，然而这种停滞，这种腐败，我们却说是生存。换句话说，我们想要一种永恒，我们希望自己欲望不停，希望快乐永不停止。我们挖一个小洞，把自己的家人、野心、文化、恐惧、神、种种崇拜塞进去，我们死在里面，让生命逝去。而那生命原是无常的、变化的，很快、很深，充满了生命力和美。”

就爱情来说，西方的爱情通常是奔放的，《读者》同样宣扬忠贞、高尚、无私、稳定、专一的价值观。创刊号的《论爱情》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的作品，选自他的《论说随笔文集》。这部著作探讨了十分广泛的人生和社会问题，以格言警句的方式，概括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哲理。黑格尔称赞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议论”。此文经《读者》刊登后也被广泛转载。

死亡是人类的主题，也是文学的孪生姐妹。“文学的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文学。没有死亡，人类就会无所恐惧，无所悔恨，无所理想，也就用不着制造一个虚幻的文学世界来弥补人生的遗憾，来满足自己对永恒的追求和向往。”中西方文学中，对死亡的描述通常是不同的。在中国人看来，生命是一种美好，死亡是美的毁灭。但西方哲学中对于死亡的阐释，常常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在《关于死亡》中提出，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这代表了部分西方人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很多人认为，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很多人能够正视死亡。《向美而死，向死而生》中，作者得知还有三个月生命，他“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决地和过去告别，能够感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读者》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死亡主题常常是平静的，很多场合总是有温馨的告别晚会。这与中国悲痛欲绝的追悼送别场景完全不同，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墓地是忌讳之地，而在西方人看来，墓地是亲人和死者对话的一个场所，是思考人生最好的地点，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因此，很多墓地是举行婚礼和宴会的地方，名人的墓地还会成为旅游景点。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对生命尊重的哲学理念，对阅读者现代性的提高，大有裨益。5．以西方人物、时空为创作元素的故事传播

这方面的文章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但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注。《平凡人是如何成功的》是一篇中国人的作品，文章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应该做到几个方面：一是自律，二是把别人最好的一面挖掘出来，三是不断拓宽知识面，四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五是信守诺言，六是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而每个部分的例子都取材于西方的成功者。6．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文明的传播

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文明是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成果，学习和借鉴其积极的部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政治文明来说，《读者》通过大量的文章介绍了西方法制的精神和成果；就经济文明来说，介绍了西方经济物质成果和理论应用；就文化文明来说，则包括宗教、哲学、建筑、文学、艺术等优秀文化成果；就科技文明来说，则包括西方的科技成果、科技人物、科研精神等方方面面。本书所选的20篇代表性文章之四穿墙而过的文化魏得胜在古希腊，有两个性格迥异的城邦，那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你一定读过《三国演义》吧？那么就一定熟悉刘备手下的两个人物：诸葛亮和张飞。诸葛亮是文韬武略，精于琴棋书画；张飞是目不识丁，粗鲁野蛮。拿古希腊的这两个城邦来比，雅典好比是诸葛亮，斯巴达则好比是张飞。进一步表述，雅典好比一只温顺漂亮的羚羊，斯巴达则是一头凶猛无比的狮子。两个城邦之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差，应该说地理位置起了一定的作用。雅典建在平原上，清新的海风从城邦上空吹过，这便造就了雅典人天真快乐的性格，使他们乐于接受一切外来思想并为己所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是一个繁忙的商业城市，大家每天都很忙碌，闲暇时，就吟诗作歌，或听哲学家高谈阔论，以此来调剂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堪称为高雅。再来说说斯巴达。这是建在深谷底部的一个城邦，它的四周全是高山。斯巴达人正好与雅典人相反，他们拒绝外来思想，唯一的爱好就是打仗。严格说来，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典型的军营。这里的人，生来就是为了当兵的，而且还有一种极为残忍的求全观念，但凡发现刚出生的婴儿体质衰弱，就扔到山谷里，活活地犒赏了野狼。斯巴达人为实现训练有素的军事理想，排斥任何带感情色彩的东西。他们认为，一切文化艺术都会腐蚀、麻痹、瓦解军人的意志，因此，他们不需要文化艺术，也禁绝贵金属的流通，人们只能用笨重的铁块作为货币，进行少得可怜的交易。人类历史上，不只是斯巴达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这里仅举两例。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受过西方思想教育，但他是斯巴达主义者。他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所推行的“血腥军垦制”，就让我们看到了斯巴达的影子。军垦制是指在全俄农村实行军事化，把农民按军队建制编制起来，既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保障自给，又要服从严格的纪律：下地、上操、吃饭、睡觉，都有统一的号令，一旦触犯军规，轻则处以鞭刑，重则施以死刑。军屯区出生的孩子，8岁即被编入军籍，12岁便成为正式军人；军屯区的女子，也必须嫁给军屯区的士兵，个人没有挑选意中人的自由。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军屯士兵，最多的时候达到37万。再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红色高棉，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里，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一切亦如野蛮的斯巴达人那样，私有制、工业、商品、货币等全被取消了，学校、书籍、印刷品、文化艺术等，也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柬埔寨人民从此吃起了大锅饭。从斯巴达到柬埔寨，中间相隔两千多年，在东西方竟然有如此相似的两个制度模板，称得上是历史奇迹吧。斯巴达人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的态度，以及平等主义的公餐制度，博得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尤其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所憧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以斯巴达为原型。柏拉图的两种理想国，在西方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结果，倒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东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虽然在20世纪下半叶又陆续蔫去，但毕竟没让柏拉图的在天之灵过于伤感和寂寞。斯巴达人自己排斥文化艺术，也讨厌别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恰恰雅典人在文化艺术这一块，又是发展得最好的，斯巴达人对此耿耿于怀。一个崇尚军事，一个崇尚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直接导致了两大城邦的不和，以致双方最后诉诸武力，这便有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技术落后的古代，文明等同于战争弱势，野蛮等同于战争强势。我们说蒙古人当年征服欧亚大陆，不是靠它的文化，而是靠武力。有意思的是，斯巴达人有股蛮劲儿，但对建立庞大帝国的机会却不屑一顾，他们要做的，就是扮演一只狮子，扑向希腊平原，把雅典这只漂亮的羚羊按倒在地，几口咬死，然后拆毁雅典城墙，抢走海军舰船，头也不回地走了。真洒脱呀！因恨、因妒，一只狮子就这么随意地咬死了一只漂亮的羚羊—一个西方文明的最初标本。雅典一去，希腊文化的标志便没有了。断鸿声里，留得几多残垣断壁，在向后世述说它曾经的文明；而这文明，需要若干代人的苦心经营，才有立世的条件和传世的资本。不幸的是，雅典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标志，就这样殁了，殁于一场战争。幸运的是，雅典虽然作为城邦早已不存在了，但它留下的文化（政治文明与艺术成就）却穿墙而过，惠及于世，长达两千多年，经久不衰。即使是今天，稍微有点文化、有点知识的人，都不会对雅典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甚至会生发出一种向往。当年高奏凯歌的斯巴达却没有这样的殊荣。

第三节 精心的文化美学

杂志是人类传播信息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一本好的出版物，除了具有功能实用性和商业经济价值，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外，还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杂志是连续的出版物，常常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如何让一本刊物能够每月给读者新鲜的阅读感，不至于审美疲劳？如何让杂志从众多的报刊中脱颖而出？如何让文化信息成为读者挥之不去的记忆？这就需要加强杂志的文化美学。

一、打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通道

一般来说，精英文化较为严肃、理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很强，给人以沉重之感；而大众文化则倾向于轻松、愉悦，使人易于接受。如果一味坚持精英文化，则会使一般读者产生距离感和隔膜感，影响杂志的普及和传播；而如果只顾及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就会丧失刊物独立的思想和个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苏的精英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时期的文化侧重于严肃、沉重的理性反思，对如何轻松、愉悦地获取知识和思想，文化界少有涉及。这时，《读者》在对精英文化的宣扬中力图照顾大众的旨趣和知识消化能力，使精英文化更好地“启迪思想，开阔眼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文化潮流出现了新的裂变，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兴起，文化热点出现全面转移。这时，《读者》杂志更在大众文化包围中宣扬一种求真、向善和向美的力量，努力使大众不再仅仅追求金钱和利益，不再仅仅满足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追求高雅的娱乐和有品位的消费，追求富有人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提高阅读品位和生活质量。

二、美丽的文字能够直抵人心

2007年，《读者》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十余位中国艺术家的联名来信：读者杂志社彭长城社长：您好！猪年新春，我们正在天津大剧院演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这是这台经典音乐朗诵会自1999年2月首演后的第110次演出。我们无一例外是《读者》的读者，无论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读者》始终是我们的挚爱。现在我们产生了一个美妙的创意—与读者杂志社合作，打造“读者的挚爱”系列音乐朗诵会。我们的构想是选出最具感染力的经典《读者》美文，组合成不同的节目，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在全国各地常年演出。“读者的挚爱”系列音乐朗诵会还可以出版音像版，作为杂志发行的一个亮点。“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参演艺术家：丁建华 方明 关山 吕中 乔榛 李起厚 宋春丽 肖雄 郑小瑛 张家声 凯丽 徐涛 徐松子 濮存昕

这封来信直接促成了《读者》诗文音乐朗诵会的诞生。2007年12月17日晚，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读者出版集团主办的“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方明、濮存昕、乔榛、丁建华等艺术家朗诵《读者》杂志中的经典诗文，可谓众“星”云集，众“美”齐呈。作为教师节专场，本次演出为教师免费赠票。美好的诗文经过艺术家声情并茂的演绎，触动了观众们的情感。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声音版”的《读者》一经亮相，就赢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光明日报》认为，“读者诗文朗诵会”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示范作用：一是延伸品牌，拓展优秀文化产品；二是整合资源，奉献更多精神食粮；三是联合各方，打造新的文化精品；四是传播关怀，促进和谐文化建设。此后，诗文朗诵会又在深圳、北京、兰州、南京等地陆续开展，“声音版”的《读者》在全国持续发酵。《读者》诗文朗诵会只是《读者》文字之美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法国剧作家让阿·努伊曾经说过：“生活是美好的，但它缺少形式，艺术的目标正是给生活某种形式。”文字风格是形式的重要内容。一种语言风格是无法满足人类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诉求的。犹如做菜，如果不符合当地的饮食习惯，一定会让人敬而远之，倘若总是一个口味，又一定会让人生厌。此外，成品要精致，色香味俱全，才是上品。《读者》的文字风格可以简单地分为三种，文无定法，各显其妙。

一是直白朴实的，如同大白话，介绍知识或者传递思想。朴素的文字追求叙事的清晰、准确，但生活本身的单纯常常又使文章蕴含的思想抵达极限。

二是重视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古人的传统。流传至今的各种文学典籍，大多语句结构完整，用词质朴凝练，句式表达多样，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读者》中的许多文章非常重视对语言的推敲和雕琢，文笔优美、辞采飞扬，当然也显得自然雅致。这类文章通常在“卷首语”“文苑”“原创精品”等栏目。从创刊至今，“文苑”栏目每期都会刊发2—3首诗歌。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常常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感情和想象，语言精练，节奏鲜明，与散文相比，更富有音乐美和结构美。中国现当代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艾青、臧克家、戴望舒、宗白华、海子、顾城、北岛、芒克、于坚等都有作品在《读者》陆续刊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等都脍炙人口，被广为传抄。

三是追求雅俗精妙。语言活泼，充满趣味，追求亦雅亦俗的语言特色。这多见于散文小品和随笔，使杂志充满知性，文章读上去清新简约，提升杂志的文化品位。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样的文字，不同的人读出不同的趣味。比如《“淡”是人生最深的滋味》写道：“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之后，最后出来的一个味觉是‘淡’，所有的味道都尝过了，你才知道淡的精彩，你才知道一碗白稀饭、一块豆腐好像没有味道，可是这个味道是生命中最深的味道。”一位读者来信说：“‘淡’是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禅宗的‘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品味‘淡’的人生，我们自然会神情自若，脚步从容！”一个“淡”字，解释得如此灵秀机巧，既是人生况味的体现，又是中华民族文明和智慧的象征。

除了在内容上进行文字的仔细推敲，《读者》的经营活动也非常注重文字的使用，即使是广告中的文字、数字，都需要执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规范期刊文字的条例。比如要求广告中的文字准确无误，对广告中年、月的标准表达，汉字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的规范用法都格外注意，凡已制好的广告软片出现此类错误，《读者》都不厌其烦地改正。

从阅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阅读是一个思想信息双向交流的过程。读者的阅读过程，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伴随着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读者的思维、情感、想象和注意力随着阅读而不断变化。美丽的文字阅读使读者能够从阅读中感知自己思维的升华、视野的开阔、情感的触动和想象的释放。

三、美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美术是人类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除了内容的精心选择外，《读者》的编辑们还试图用美术来为杂志增添温馨和美丽，传达关怀，传播文明。《读者》的美术传播包括封面设计、版式设计、配图和插图以及对美术史和美术作品的关注等。（一）不一样的面孔

对于封面设计，日本当代装帧设计师杉浦康平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一本书就像一个人，而封面则相当于人的脸，书的大致内容、品位高低，可以从杂志封面设计的风格上基本反映出来。”

20世纪80年代杂志流行的封面是满版的“大出血”，热烈鲜艳，也有一定的商业化味道，显得不够儒雅和知性。找到与杂志本身的气质相匹配的封面图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读者》杂志创刊后几期的封面设计，多为根据内容的“即兴式设计”，后来才慢慢地固定下来。

三十二年来，《读者》的封面设计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1．封面设计保持知性的传统，不跟风，不媚俗，干净，简单《读者》最初的刊名为“读者文摘”，意即“编辑为读者摘文，读者为编辑荐文”，1993年改名为“读者”，取“来自读者，回归读者”之意。整个刊名简洁大方，给人以亲切感。“读者”两字为中国佛教协会原主席赵朴初先生题写，改名后沿用原题字，封面上的“读者”两字血肉丰满，骨法劲健，清晰大方。1983年，《读者》封面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四周留白，中间放图，赵朴初题写的刊名“读者文摘”压在图上方。此后，《读者》封面的演变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微调和完善的。

在封面图片上，读者总是能够看到当期推荐文章的标题，四篇左右。一般来说，封面要目与目录具有相似的指引功能，用于提示当期杂志所载内容，刺激和引导读者阅读，但由于《读者》的文章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因此标题都显得不刺激，不煽情。比如2012年第17期，标题为《反笔舐犊》《知识分子》《房价什么条件下会大跌》《急诊室手记》，只有第三个标题是提问式，有一种引导阅读的作用，其他三个都显得很普通，体现一种“不以动荡而移神，不求媚丽而争宠”的味道。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坚持下来，这些简单而安静的标题，却默默地透出一种力量来，与《读者》的内容休戚与共，一脉相承。2．封面图片始终符合大众审美特点，又契合杂志真善美的主题

一般来讲，时尚类刊物通常选择当红模特或明星，科普类刊物选用自然或科技图片，新闻类刊物选用具有新闻价值的图片，而《读者》的封面既不媚俗，又不追求视觉冲击力，而是选用易与读者产生共鸣的美好元素，如风景、儿童、小动物、植物、风景、肖像等。颜色上则选用积极、轻松的元素，冷色中一般选用绿色、蓝色、紫色（深紫）；暖色中多用红色、橙色、黄色；中间色则多用白色，灰色、黑色较少。这些设计热烈而不张扬、悦人而不世俗，表现了纯真、安静、希望、温馨、美好等主题。在对图片作编辑时，也精心处理色彩的色相、纯度及明度等要素，注重艺术价值。

比如对女性为主题的图片多从温柔、妩媚、典雅等角度选用，而不会考虑“面带桃花”“丰乳肥臀”和“骨感”等元素。《读者》创刊号采用电影演员娜仁花的照片，是一个右侧脸的特写，20岁不到的娜仁花单纯美丽，眼中似乎对未来充满希望。1982年第1期用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照片。一对身穿蓝衣服头戴白色小礼帽的双胞胎坐在树林的草地上，手里拿着采摘的野花，金色的阳光从树枝间照射下来，倾泻在她们旁边的草地上，童趣盎然，安静而美好。1981年第4期的封面是千手观音舞蹈的照片，整个图片让当时缺乏娱乐的人们感到新奇；而领舞端正秀丽，在腾起的雾气中，舞姿优美，让人更感觉赏心悦目。2000年第15期的封面是《贝尔贝拉像》，这是法国画家韦尔内·勒孔特的布面油彩。作品刻画了一位东方少女的形象。她身着红披巾，头扎红巾，戴头饰、腕饰，显出一种纯真、安宁、秀美的气质。少女内敛含蓄、目光深邃，静静地伫立着。评论家说，很显然，作者在以东方少女的肖像刻画来表现一种诗意般的东方情调。

动物则一般选择小动物，表现平和、恬静等美好。2003年第1期的封面图片是一幅摄影作品，一只鸽子正张开双翅，落在结满果实的树枝上。鸽子浑身洁白而无杂色，眼睛纯净，果实鲜红而饱满，此幅图片取名“祥和”。2003年第23期的封面图片是一只猫头鹰幼崽依偎在它的母亲身边，两只猫头鹰正在休憩，眼睛眯成一条缝，显得安静而和谐。《读者》也刊登具有一定思考或哲学意味的图片，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爱美和思考是人的天性。《读者》选用这些表达美好的图片，让受众关注美，关注生活，关注自然，关注自身。3．始终重视封面设计的整体性和针对性

封面是杂志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让杂志从报刊摊上花花绿绿的杂志中能一下子“跳”出来，在于保持传统，也在于杂志的别具一格。《读者》每期的封面都是从上千张图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设计部门在初选比对后，还要经过主编审核挑选，最大程度保证封面清新悦目。（二）蕴含深意的刊徽

在1994年全国兴盛CI形象识别热潮时，《读者》向全国读者征集商标识别设计。曾经参与设计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农业银行等标志的陈汉民教授提交了小蜜蜂的设计作品。在他看来，征集刊徽就是要找到“一顶帽子”，帽子不一定好看，但别人一看便认为，你戴上这顶帽子是最合适的。1995年7月，《读者》杂志正式宣布将“小蜜蜂”作为刊徽。小蜜蜂张开翅膀，底色为苹果绿，这种绿色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张力，象征着杂志从各种报刊中采集稿件，准确地表达了《读者》的形象与社会功能，且这只绿色的小蜜蜂，学名叫做“中华蜂”。

小蜜蜂和拼音“DUZHE”并列，下面是汉字“读者”，《读者》比较完整的LOGO终于出现在刊物上。这个刊徽自1995年正式使用一直沿用至今。“小蜜蜂”以及刊名组合的CI标志色有大红、黑、灰、白四种基本色调，是《读者》杂志的基本标志色。

2000年，《读者》改为半月刊，为了加以区别，杂志社将杂志的封面颜色改成黑加白。上半月版为A版，沿用以前的风格，下半月为B版，用黑底白字的形式，但一些老读者认为杂志的封面与《读者》的整体风格不一致。2001年，封面再次改版，将有点压抑的黑色改为代表经典、永恒、高贵的蓝色了。（三）充满书卷气的版式

1985年之前，《读者》普遍采用通用的两栏制排版方式。从1985年开始，《读者》开始使用统一的三栏制，每栏14个字，一律用新5号字。这成了以后每期《读者》采用最多的排版方式。其次，每期杂志还有3—5篇采用两栏制排版，每栏20字，也一律用新5号字。字体多采用宋体、楷体、仿宋体、黑体四种。这四种字体是中国的传统字体，容易识别，书卷气浓厚，与杂志的气质相符。（四）插图构成了杂志的另一道风景

为了增加杂志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杂志社自1982年起，开始请国内有影响力的画家为杂志画插图。这种传统一直保留至今。有读者评价说：“在照片、卡通、电脑设计图如此盛行的今天，《读者》却一直坚守本色，用高品质的绘画做插图，让读者在欣赏美文的同时，还能品味插图画作者风格各异的作品，实属幸甚。”

为《读者》画过插图的大家很多。1991年，《读者》创刊十周年，杂志社为宣扬插图艺术，答谢插图作者，为长期配图的画家出版了一本插图集—《读者文摘十人插图集》，并于第二年举办插图展。入选作者有黄英浩、陈延、王书朋、高燕等。作为一本比较专业的书，此书不仅得到了美院师生的喜爱，也收获了社会的好评。此后不断有读者来电要求出版插图集。黄英浩插图作品：《一封寄给上帝的信》（《读者》1982年第12期）俞晓夫插图作品：《上帝变了》（《读者》1987年第1期）

喜欢插图的贾平凹专门写来一篇文章：我们在读文章时，总免不了常就读了文章里的插图，恰如此，总使我们读着一种灿烂。为什么呢？插图对于画家来说，是应出版者所邀为文章而作，或许“雕虫小技”如文学家的一张留言条，但不是文章的附庸、图解和说明，不是的，绝对不是。看文章看累了，应换换视角，或者看得兴起，感到文学已装不下自己的享受，如言之不尽则歌，歌之不尽则舞，就看着在这里恰恰相反的插图，为跳跃、为变化、为升华，想象越是淫浸，我们的阅读经验里常就坠为“嗒然遗其身了”……

2003年8月，《读者》在甘肃省美术馆举办了第二届插图艺术邀请展，共展出张守义、杜凤宝、李宝峰、颜宝臻等15位画家的210多幅插图作品。据统计，自1992年到2003年，约有40位画家为《读者》创作过6000多幅插图，他们风格各异、功力精湛，深受读者喜爱。此次插图展是对《读者》十年插图成果的总结和回顾，也是对默默支持《读者》的插图作者的再次真诚答谢。

2011年4月，为纪念《读者》杂志创办三十周年，《读者》在甘肃省美术馆举办了第三届插图艺术展，共展出沈尧伊、秦龙、李晓林、李晨、黎青等十多位我国优秀插图画家的百余幅插图作品。《另一道风景—〈读者〉第三届插图艺术展作品集》也同时发行。《读者》的老作者、插图画家沈尧伊在展览前言中说：好的插图不仅是从造型层面对文学的诠释，而且是文学主题的延伸，因而，插图应有其独立的审美品格。视觉造型虽不及文学的详尽和深入，然而却直观，一目了然。其空间、结构、色彩、透视、量感、质感，通过点、线、面以及作者的个性形成的境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而插图是一种再创造。造型与文学的结合，相得益彰，一加一远大于二，这正是插图的魅力。《读者》的插图也赢得了业内的关注和尊重。很多艺术家非常认真地看待插图艺术，提出褒奖或者批评。2012年3月，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为《读者》编辑部写来一封信，在信中，他风趣地写道：你们文章中的铅笔画、钢笔画、毛笔画是不是有专人负责，基础非常扎实，十分动人。我也有些拙作被你们选入，那明显就不行了。年轻时候的幼稚跃然纸上，虽然心底仍感开心，却实在不好意思。

大量与文字结合的插图和谐共生，是《读者》的重头戏。它们或大或小，或实或虚，或简约，或精细，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图文相互依托，配合默契，形成灵活多样的艺术特性，成为《读者》又一道风景。（五）广告也是艺术作品《读者》杂志接到的广告来稿，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类是国外大公司的广告，这类广告一般都设计新颖，图片精美，融产品宣传与艺术欣赏为一体，为广告作品中的佳作；二类是国内公司广告，由于我国广告业起步较迟，许多广告创意都较差，广告作品推销味浓，文字繁多，设计不上档次；三类是客户只提供文字内容，由《读者》负责广告的整体策划、创意和设计，广告最终以何面目出现，全由编辑部自己来决定。

三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对第一类广告客户，由《读者》提供详细的刊物资料，请他们了解杂志风格，以便更好地进行广告创作；对第二类客户，《读者》强调杂志的风格、特点，请他们在设计广告作品时尽量与《读者》的艺术风格一致；对第三类广告客户，《读者》要求对方提供的文字不超过版面的1/2，剩余1/2的广告版面，用以刊登与广告内容相配套的摄影美术作品。为了选购此类图片，《读者》专门到北京的图片公司，花大价钱购买精美图片，力求广告内容与艺术图片相结合，这种精心设计的广告作品，艺术冲击力强，广告效果突出，达到了既为广告客户传递商品信息，又扩大读者的有效阅读版面的目的。从实际效果来看，《读者》设计的广告作品，得到了读者及广告界的认同，在中国广协20世纪90年代三年一次的广告评选中，《读者》设计的广告中有两件作品获奖，占杂志类获奖总数的1/6。（六）美术普及是一项工程《读者》刊登了大量关于艺术欣赏和艺术家的文章。艺术修养的养成来自于知识的普及。《读者》还刊登了大量关于美术讨论的文章。在栏目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到《读者》对艺术的重视。1983年增加“艺术欣赏”栏目，1985年改为“艺术天地”，1986年改为“艺术世界”，1987年改为“艺术之窗”，1992年改为“艺术浏览”，1997年增加“话与画”栏目。2009年，美术栏目改为“艺术”。

国外的艺术大师和画派一直是《读者》关注的对象。1984年，《读者》开始介绍毕加索、达利等许多先锋艺术家的作品。后又陆续介绍了米开朗琪罗、提香、凡·高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读者》还发起工程性的美术运动。比如对20世纪世界美术进行回顾，中国美术百年系列则对中国美术史较为著名的作品进行了一次系统的了解和展示。（七）大师的文化视野《读者》刊登了刘海粟、吴冠中、黄永玉、吴为山等大家的作品和文章，介绍他们的艺术成就。大艺术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传奇的故事、坎坷的经历，他们对人生、艺术、家国的使命感，可以带给我们启迪和思考。

黄永玉先生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也是创作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平常的沈从文》《北向之痛—悼念钱锺书先生》《比我老的老头》《巴先生》等文章介绍了他与大家们的交往，在他的笔下，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总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准则、信念和追求，而日常生活的小事也展现出真性情。总体来看，这些文章既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也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毕业生画展上，一幅幅描绘西藏人民生活的油画引起了震动。作者是刚刚27岁的上海青年陈丹青。作为“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批油画系研究生，陈丹青的成长代表了一代青年的经历。《读者》随即刊发了《陈丹青十年磨难》一文。后来又陆续刊发与他有关的文章20多篇，他个人作品12篇，如《骄傲与劫难（节选）—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阶级与钢琴》《赵丹》《画像》《收摊的话》《如何成就大师》《谁能救你》《都市的灵魂》《书是自己的房间》等。陈丹青是最早发出“救救鲁迅”呼吁的学者，在他看来，鲁迅先生的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面目全非。《读者》选发了《鲁迅后院的蜗牛》《鲁迅的“好玩”》《鲁迅的模样》等文章。这些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描写了鲁迅的精神，有些段落不乏尖锐。如：最近我弄到一份40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拍摄电影《鲁迅传》时邀请好些文化人做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我看了有两点感慨。一是鲁迅死了，怎样塑造他，修改他，全给捏在官家手里：什么要重点写，什么不能写，谁必须出场，谁的名字不必点，等等。这可见得我们知道的鲁迅，是硬生生给一小群人涂改捏造出来的。第二个感触就比较好玩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着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把他描绘得硬邦邦的。

为了更好地探寻艺术大师的人生历程，展现大师的艺术贡献，2012年底，随着央视同名纪录片的热播，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了大型系列丛书《百年巨匠》，《读者欣赏》编辑出版了《百年巨匠》特刊。《百年巨匠》纪录片和图书，用原貌、原作、原物、原址和情景再现的手法还原12位艺术巨匠（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吴作人、傅抱石、李苦禅、潘天寿、关山月）的本色。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近代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革。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下，满怀创作激情与救国热情的艺术家们，以各自的才华和理想实践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这12位独步中国画坛的艺术宗师、引领中国近代美术发展的艺术巨匠，用精彩的人生和手中的画笔书写了一页页不朽的艺术篇章。《百年巨匠》纪录片和丛书，就是用亲友、同事、学生、当事人、见证者的讲述还原一个个人生经历丰富、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艺术大师，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国近代美术史的大门。本书所选的20篇代表性文章之五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离梦踯躅—怀念风眠先生风眠先生8月12日上午去世了，92岁的高寿，是仁者的善应报。听到这个消息，我陷入深重的静穆与沉思之中。我不是林先生的学生，却是终身默默神会的追随者。跟林先生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说起一些因缘，情感联系更长。尽管如此，我跟林先生的来往并不多。我自爱，也懂事：一位素受尊敬的大师的晚年艺术生涯，需要更多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勉强造访，徒增老人情感不必要的涟漪，似乎有点残忍。来了香港三年多，一次也没有拜访他老人家，倒是一些请客的场合有机会和他见面。前年我在大会堂的个人画展，忽然得到他与冯小姐的光临，使我觉得珍贵。昨天，老人家逝世了。艺坛上留下巨人的影子。这几十年来，我拜会他许多次。第一次，是在1946年春天的杭州。我到杭州，是去看望木刻界的老大哥章西厓。西厓是他的老学生。我那时22岁，满身满肚气壮山河要做大画家的豪劲。（天哪！林先生那时候才47岁，做了个算术才明白。）西厓在杭州《东南日报》做美术编辑，我到杭州去干什么呢？什么也不干，只是想念西厓。他住在皮市巷一座讲究的空房子里，朋友到别处去了。花园、喷水池，什么都感动不了他，与他无关，他只住着大屋子里的一个小套间。我去了，搬来一张行军床，也挤在小套间里。大雪纷飞，我们跟一位名叫郑迈的画家到处逛，这一切都令我觉得十分新鲜。我1937年到过杭州，一因为小，二因为路过，没有好好看过，这一次算是玩足了。陈英士铜像，孙元良八十八师抗战铜像使我十分佩服，居然会是真的铜汁熔铸而成。这，接着就想到去拜会一次久已仰之的林风眠先生。他们领我走到一个说不出地名的木栅栏大门的地方，拍了十几下门，静静把门打开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乡下八九岁孩子，先来一个鞠躬，背书似的把每一个字念出来：“嘿！林，先，生，出，去，了！—下，次，来，玩，啊！”又鞠了一个躬，慢慢地关上了门。我们面面相觑，怎么说话这个味儿？郑迈说，再来它一下。于是又拍门。不一会儿又是那八九岁大的老兄出来开门，说的又是那些一个字一个字的原话，然后一鞠躬笑眯眯地关上了门。郑迈说，这小家伙是门房的儿子，刚从乡下来，林师母法国腔教出来的“逐客令”。过了两天，我们见到了林先生和师母，吃了几块普通的饼干，喝了龙井茶，问起了林先生当年国立艺专在湖南沅陵的时候帮过大忙的沈从文表叔的大哥沈云麓的情况。我回答不出。我1937年出来一直没有回过湘西。接着说到我的木刻，西厓开的头，林先生和师母很有兴趣地听着，仿佛对我颇为熟悉的样子。我不太相信他们两位真看过我的木刻。礼貌，或是宽厚，不让一个年轻的美术家太过失望吧！那次，我见过一幅后来挂在上海南昌路屋子里安杰里哥《报佳音》的临本，传说是赵无极为他弄的。另外的几幅令我感动至极的林先生自己的画，大块大块金黄颜色的秋天和一些彩色的山脉。后来在北京，全国文代会或是美代会，见到我，他都要问起关于沈家大表叔的近况。因为我回湘西的次数多了，便很有些话向他报告，填补他对于湘西朋友怀念的情感。以后我每到上海，总要去看看他老人家。那年月，隔段时间，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两次精神晃动。熟人之间的安全的介绍，见了面大家便无话不谈。1960年我带着4岁的黑妮到上海去为动画厂做设计工作，时间长了，有机会去探望一些长辈和朋友们，有的正在受苦，有的在危机边沿，有的颠簸在政治痛苦之中，林先生、马国亮先生、巴金先生、章西厓老兄、黄裳老兄、余白墅老兄、唐大郎老兄和左巴老兄、王辛笛老兄老嫂……马国亮、马思荪先生夫妇也住在南昌街，他跟林先生政治上相濡以沫，最是信得过，总是由马先生带我们到林先生那里去。马国亮先生夫妇当时所受的惊吓令人听来是难以忍受的。我住锦江饭店，有时却到他们家去搭铺，把门紧紧地关上，我为他们画画，刻肖邦木刻像（像，来自他家墙上的一幅小画片），他们和孩子弹钢琴，拉大提琴。白天，夜晚，这简直是一种异教徒危险的礼拜仪式，充满着宗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管子所云“墙有耳，伏寇在侧”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这一家四口在危难中的艺术生活真是可歌可泣。马氏夫妇一生所承担的民族和祖国文化命运的担子如此沉重，如此坚贞，真是炎黄子孙的骄傲。见到、想到他们这一家人，我才对于道德这个极抽象的、捉摸不定的、可以随意解释和歪曲的东西有了非常具体的信念。即使他在受难期间，你也仿佛可以向他“告解”，冀以得到心灵的解脱。林先生就是跟这样一家姓马的家庭成为邻居。林先生的消息得以从他的好邻居转告中知道。林先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出狱，我到上海又是马先生带我去拜望他。一进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正抱着一个差不多七八十斤的煤炉子进屋。那时，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已经很久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照顾着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奇怪的是有人告了密，说我到上海拜见林风眠先生的那一次是一个不平凡的“活动”，写出了批判的大字报，说我黄某人与林风眠“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要追查这个小集团的活动。我当时已经横了心，知道一切解释于事无补，只有一个问题想不开，心中十分生气。在小组会上，我破了胆子申明，林先生论年龄、学术修养和其他许多方面，是我老师的老师，我怎么能跟他搞什么所谓“煮酒论英雄”活动……简直荒唐！这种陷害的扩展和发挥是无耻的，后来也不见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一直遗憾，不知惊动了林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没有？一个小小的精神十足的老头。不介绍，你能知道他是林风眠吗？不知道。普普通通的衣着，广东梅县音调的京腔，谦和可亲，出语平凡，是个道不出缺点的老人。从容、坚韧地创造了近一世纪，为中国开辟了艺术思想的新垦地。人去世了，受益者的艺术发展正方兴未艾。说到林风眠，很少有人能在口头上和理论上把他跟名利连在一起。在上海有一次他对我们开自己的玩笑，说自己只是个“弄颜色玩玩的人”，是个“好色之徒”。记得20世纪50年代林风眠先生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术家协会开个人画展时，李苦禅、李可染先生每天忙不迭地到会场去“值班服务”。晚辈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可染、苦禅两位先生高兴地介绍说：“我们是林风眠老师真正的学生！”林风眠先生二十出头就当了美专校长，不问政事，画了一辈子画。92岁的8月12日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回答。忆雕塑家郑可塞纳河岸有一座纪念碑，我每天都要从它的跟前经过。我太忙，都是急着要赶到目的地去。这一天，轮到它了。它不只有出色的雕刻，旁边一排树林和嫩绿的草地也非常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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