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互惠·共生: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与现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史革新,区建英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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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互惠·共生: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与现实试读：

代序 信赖·互惠·共生：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谋求东亚地区的合作

本书以中日国际研讨会“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为基础编辑而成。本次中日国际研讨会由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主办，新潟县和新潟市政府为协办单位，于2008年7月12～13日在新潟中央区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举行。我们从友好协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邀请了10名学者与会，新潟县及其他地区大约有130名参加者出席，会上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讲演和热烈的讨论。

这次国际研讨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在经历了过去8年国际教育交流的基础上迈出的一步新的尝试。早在1999年12月，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长、日本的著名记者石川真澄先生（已故）带领教职员一行访问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那次访问中，石川先生以“东亚各国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为题作了讲演，并提出了以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交流为目的的派遣留学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共鸣。2000年4月，双方缔结了友好交流协定，同年9月，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便开始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派遣短期留学生，2001年，这项制度被固定下来。

派遣留学制度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参加过留学的日本学生的家长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学生在北京生活半年，不仅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社会文化，而且能有机会与中国学生广泛交流，并与当地市民接触。通过留学，日本学生与同时代的中国学生和市民结下了友谊，这一经历所产生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期间，尽管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波折，但参加过派遣留学的日本学生实地感受了中国人的温暖和友谊，他们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了日本的朋友，发挥了中日友好的民间桥梁作用。在这8年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试图将国际教育交流提升为国际学术交流，于是策划举办了这次中日国际研讨会。

在此，我作为本会的策划和实施的负责人之一，全面介绍一下这次中日国际研讨会的整体情况。

本次中日国际研讨会选择“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为题目，是为了继承1999年石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所作的关于东亚各国关系的讲演的初衷。同时，为了发挥双方教员专业方面所具的多样性，我们尽量考虑把这些多样性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历史学领域有造诣，而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学者则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有造诣。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回顾历史与探讨近现代问题同时收入视野，分成3个专题。第1专题是“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东亚地区交流”；第2专题是“近代西洋殖民主义的冲击和东亚各国的关系变化”；第3专题是“冷战与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交流”，最后一节设置了综合讨论，以展开跨学科的交流。

本会既重视学术性，又考虑到了启蒙性和本课题的实践性。大会专门安排了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校长平山征夫先生作特别讲演，因为平山先生曾经12年连任新潟县知事，为推进“东北亚经济圈构想”作了很多贡献，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研讨会不单在专业学者之间进行，而且对一般的学生和市民公开。因之，它既是一场国际学术交流，又兼具民间交流的意义。

第1专题在回顾历史上的交流经验、寻求智慧资源的意义上，首先把儒学作为东亚地区共有的传统之一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涛教授在报告中谈到，起源于中国的儒学传入日本和朝鲜后得到了更生、创新，又还流回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张昭军教授在报告中谈了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的儒学的多样性以及相互影响和共有，分析了儒学在面对当今全球化和生态危机时能发挥的“和谐共生”的智慧。话题还涉及到与中亚、西亚的交流，王东平教授提出了一个异文明相融合的成功范例，讲述了穆斯林通过与中国国内的民族相互交流形成了回族，在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同时，又向中国传播了阿拉伯、波斯、中亚的文化。在对这些报告的评议中，杨共乐教授把东亚交流的历史经验归结为文化的独自性、多样性，和通过开放交流形成的文明发展。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高桥正树教授则从东南亚的角度，回顾过去的册封体制，从中找出“中华世界”分权型的国内及国际秩序的模式，为克服近代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剥削与强权统治的政治秩序提示了一种方式。

第2专题把焦点移到近代，就近代西洋殖民主义的冲击及其影响下东亚各国的关系变化进行了研讨。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越智敏夫教授在报告中，讲述了西欧国民国家形成中的殖民地争夺，分析了模仿西欧的日本近代化方式，还提出必须注重考察亚洲各国民众对近代化的自发意识和反抗意识。吉泽文寿准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由警察力和军事力支撑的暴力装置——这个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特征，并提议加强被压迫者的团结合作，包括被侵略地区的人民与同样受到战争伤害的日本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开玺教授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人臣无外交”的传统在与近代西洋各国的交往中发生了冲突，促使中国外交向近代模式转变。史革新教授在报告中，则讲述了以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为契机，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正如“东学”一语所象征的那样，出现了向日本学习近代化的思潮，分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在对这些报告的评议中，孙燕京教授归纳了两国学者在观点和理论上的差异，并结合殖民主义的问题，对以西洋为基准的近代化概念和发展模式表示了疑问。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小山田纪子教授，论及了日本视为榜样的西欧国民国家的殖民地掠夺，并指出在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以后，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第3专题把研讨的焦点移到了冷战和冷战以后的世界，就历史认识、经济协作、国际关系等在东亚诸国形成对立的重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首先，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小林元裕准教授在报告中，就今日东亚诸国对立的要因之一的历史认识问题作了论述，把1980年以来的对战后民主化改革后的历史教科书的抵制和“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所引发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归结为对“家永三郎教科书审判”的反弹现象，主张应当对“家永教科书审判”的作用给予积极评价。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林副教授在报告中，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东亚各国的历史教育交流中与日本的交流进行得最多，并分析了其成果和不足。然后，会议就后冷战时期的经济协作和国际关系作了探讨。李志英教授在报告中谈到，随着冷战结束后中日经济交流的发展，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越喊越高，但实际上在两国的经济协作中，互惠的部分比竞争的部分更多，日本加入中国的市场竞争是有利的。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小泽治子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动向，否定了冷战复燃的可能性，并对如何克服冷战思维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建议。在对这些报告的评议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唐利国讲师指出中日近代化比较中的成败论的问题，并提议确立一种承认多样发展模式的崭新的协作关系。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安藤润准教授则就中日经济协作进行了评议，对日本企业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活动是否会给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经济差距的扩大表示了忧虑。

大会的综合讨论部分是对大会的整体总结，首先由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臼井阳一郎教授作了以“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欧洲的经验”为题的综合发言，他讲述了欧洲在地区协作方面的经验，并对“东亚地区主义”进行了展望，暗示了构筑一个立足于普世的国际法原则的东亚区域管理的想法。然后，在大会发言者与听众进行的质疑答辩中，围绕经济差距问题、环境问题等展开了讨论。最后，本次国际研讨会归结出以下共同认识：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制度和近代化的多样性，在“信赖·互惠·共生”的共识下谋求东亚的地区协作。

由于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发言者在专业上涉及的领域广泛，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而且中日学者在研究角度和观点上也有歧异，所以在研讨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围绕儒学是否也包含批判权力的因素进行讨论时，日本学者所指的是包括近代国家的国家权力在内的权力，而中国学者所说的主要是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围绕把握近代化的方法进行讨论时，日本学者把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的问题都看作是近代化的内在问题，表示了对近代化本身的批判态度，而中国学者在对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同时，又对近代化本身表示了基本的肯定。围绕日本企业的投资与贫富差距问题进行讨论时，日本学者担心日本企业的投资会扩大日本国内或中国国内的经济差距，而中国学者则注目于日本企业的投资所带来的中日两国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读者在本书前半的研讨会部分也能感觉出这些交错点。发生这种交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将有助于相互吸收并扩大视野。

研讨会还与听众进行了质疑答辩，这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大会的关心。在编辑本书时由于篇幅关系，这些质疑答辩大部分不得不割舍了。这里仅举一例，有听众对“东学”一词表示了反对，指出如果用“东学”一词，就会与朝鲜在甲午战前出现的“东学之乱”或“东学党之乱”混同，希望报告者取消这个用语。这也许是因为其不知道近代中国曾在不同于朝鲜“东学”的意义上使用过“东学”这个用语。这个反应也说明了当今的日本人一般不了解这段历史，即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曾把日本研究西洋的成果和日本的近代化经验作为“东学”进行过热心的学习。我们能通过公开的国际研讨会形式向日本民众传达这些历史知识，这也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收获。

最后，在中日国际研讨会及相关论文编辑成书之时，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给予的出版资助以及多方面的协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致词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 槻木公一学部长

早上好！

我是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长槻木公一。

今天，本校举办以“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能得到这么多嘉宾光临出席，真是非常感谢！

这次研讨会，不仅有本校教员参加，还有以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先生为团长的10位老师前来参加。让我们向远道而来的北师大各位老师表示感谢！

承蒙各位支持，今明两天，我们将就本研讨会的主题“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从三个时代的角度进行各种学术报告，并进行综合讨论。期待各位在此展开有价值的讨论和活泼的意见交流。并期待各位嘉宾能在研讨会全过程与我们一起探讨。

希望今后我们能继续展开这种有意义的国际交流。我的致词完毕，谢谢！（区建英 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杨共乐

尊敬的平山校长、槻木学部长、各位同行、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由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我首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东亚各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东亚各国人民交流密切、交往不断。大家从交流中不断了解对方，丰富自己的知识；从交流中不断学习对方的长处，开阔自己的视野。交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彼此影响不但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而且也推进了东亚各国自身的文明发展。因此，召开东亚地区交流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况研讨会，总结东亚地区交流的特点和未来走向，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建立国际间的合作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参加研讨会的有专家、学者，也有对东亚合作问题感兴趣的新潟市民，这充分说明，这次学术会议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值得庆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们非常愿意从这次交流中深入了解新潟市民的精辟见解，吸纳大家的智慧。同时，我们也很乐意贡献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从而为新潟市民了解东亚合作的意义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作为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对东亚地区合作交流史的了解，从历史中把握未来，从历史中定位现在；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研讨会来探讨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合作中化解矛盾，共同赢得美好的未来。

衷心祝愿本次国际研讨会成功圆满！

衷心祝愿新潟国际情报大学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特别讲演

知事时代推进的东北亚经济圈构想

我于今年4月刚刚就任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校长。今天，能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这次国际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北京师范大学接受并照顾我校派遣的留学生。正是多年以来两所大学之间的广泛交流促成了今天的国际研讨会。

我能得到进行基调讲演的机会深感荣幸，我不是学者，不知是否胜任。在此我想谈谈作为前新潟县知事，我曾经如何促进东北亚经济圈的建设，及其具体的设想。

1989年，我就任日本银行新潟分行长，那时正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带来苏联经济的对外开放之际。在那以前，日本海(沿岸各国)曾是毫无交流的封闭型地区，而在二战后时隔45年终于恢复了往来。曾经作为军港禁止入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新潟之间也由此开始了开通空中航线的举措。在新潟市内，举办了俄罗斯商品展销会，很多市民出于好奇前来观看。由于在地政学方面的优势，在新潟展开了“环日本海经济交流圈”的构想的争论，同时，人们期待着新潟作为交流枢纽能够得以进一步的发展繁荣。

1992年我就任新潟县知事，作为选举公约的重要政策之一，提出了“振兴日本海潟关越带状地带的构想”。这是把从东京到俄罗斯、中国东北部的关越轴与日本海轴交叉的新潟，建成环日本海圈的交流枢纽，促进发展的构想。这一构想的中心是推动作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促进人员交流和贸易往来。

但是，有关这一东北亚交流圈的形成，我们发现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与世界上其他经济圈不同，这是由各国的一部分自治体组成的，比如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东北三省等，因此，很难建立国家间的协作体制。第二，相互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完全不同。第三，各国所拥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日本和韩国有资本和技术，中国、俄罗斯、朝鲜有资源和劳动力，将这些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一定难度。第四，虽然二战后已经过了45年，但是这一地区仍然存留二战后的处理问题等。因此，我们呼吁：在推行经济圈构想之际，“要充分考虑这一地区的特征，重视和平与互惠的精神”。

担任推行交流圈构想事务局的是以新潟县政府为中心创设的智库——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通称ERINA)。由新潟县政府每年主办的“东北亚经济会议”，是推进这一构想的主要活动平台。同样的会议在日本其它县也有召开，但是，从讨论的内容和到会的嘉宾来看，我们的这一会议可以说是规模最大、而且最有领先性的会议。这首先是因为有作为环日本海地区内的日本唯一的研究机关ERINA的研究成果作基础，而且在新潟还有以龟田乡土地开发组合理事长佐野藤三郎、日本海研究会的藤间丈夫为首的先辈们，多年以来与东北亚各地区间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信赖关系。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佐野，他是在日中政府间恢复邦交以前就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开发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人物。

随着对这一交流圈构想的日益关注，地区间的往来日益频繁，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新潟到中国的航线，新潟分别与上海、西安以及哈尔滨之间开设了两条空中航线。但是，促进经济圈形成的交流没有像所期待的那样得到进展。如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混乱、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投资风险等，在现实的经济交流中出现了种种困难。

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诸如开设了新潟的海上航线和空中航线、扩大了物流量、取得了朱鹮的繁殖成功、进行了扎尔比鲁港与中俄边境运输手段的开发评估等，但是中国、俄罗斯、蒙古等国代表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尽管一再向日本、韩国等积极宣传‘投资的好处’，得到的却是‘借口有风险而不投资’的回答。”另一方面，有的与会代表提出：“我们虽然有过争论，但是理解也得到了深化。该是把讨论转移到实践的时候了”。

我认为就EU(欧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的动向来看，将来在这一地区也需要建立政府参加的正式经济联合组织。而且这一地区拥有大量的资源，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世界的成长地带。这一地区的未来将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安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现在就需要采取展望和把握其方向的行动。于是，我提出建议，正如同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是从非正式的民间会议PECC发展而来一样，将东北亚地区曾经参加过经济会议的成员聚集一堂，首先建立非正式会议组织，然后建立协作体制推行这一地区的具体发展构想，在此基础上呼吁政府参加。最初大家认为缺乏实现可能性而犹豫不决，但经过讨论，赞成的人增加了。由赞成者设立了“组织委员会”。那以后的三年中，以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为事务局，在东北亚经济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召集组织委员会会议，并且在其它国家也召开了同样的委员会。于是作为具体活动，将这一地区的“运输航线”问题、“环境”问题相继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参加各国的智库成员为中心组成“小委员会”，进行了共同研究，并撰写了政策建议报告书。

有关“东北亚地区的运输航线”的建议是在实际进行了物流调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提出了为促进这一地区的经贸往来，需要优先建设9条运输航线和简化贸易手续。我们拿着这一报告书，分头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我也访问了中国政府的负责局长。当时那局长对这样有意义的报告表示赞许：“有关中国方面的建设，我们将全力以赴。但是，与中国的交通网相连的蒙古方面的建设令人担忧。如果日本能够合作的话，那好说。”那以后，我们探讨了推动日本政府把蒙古基础设施建设列入ODA（政府开发援助）计划中来，同时还就环境与能源等实践性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

就在搭建起基础即将向第2阶段迈步之际，我的十二年知事生涯告一段落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曾经满腔热情地积极促进东北亚地区间交流，作为新潟县知事，我将其作为最优先课题注入了努力是没有错的，这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遗憾的是，对于一般的县民和企业来说，也许由于直接的关系很少，所以关心程度并不高。

从我卸任到现在已过了将近4年。在此期间，东北亚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可是，不知为什么经济圈构想却没有进展。我感到非常遗憾。而且，曾以实现此地区的经济圈构想为目标、与各国协同建立起来的“组织委员会”，在那以后也没有活动。

东亚发展迅猛。但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圈构想没有能具体实现。对此，我们应该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甚至在关于东亚的FTA(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上，日本与中国还发生主导权之争，令人感到遗憾。

在EU(欧盟)，多年的竞争对手德法两国，为了地区的联手发展，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我们这一地区也到了日中之间无条件握手的时候了。我们期待着至今为止积极推动了东北亚交流的新潟这一地方自治体的活动，将为实现这一构想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祝愿这一国际研讨会作为其中的一环，具有重大意义。

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也关系到解决全球面对的课题。人类正直面地球温暖化问题、原油、粮食价格腾贵等全球性的深刻问题，各国如果只优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东北亚所面临的课题，首先我们大学人应携手推进日中两国以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应对。（孙犁冰 译 区建英 校）

第1专题 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东亚地区交流

报告

汉唐以来中国思想与东亚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大大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影响最大。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汉末以后，以老子和道家思想为根源的道教逐步形成。魏晋之时，会通道、儒的玄学兴起。其间外来的佛教思想又潜滋暗长，但传统的儒、道等思想又融入其中，使之本土化、民族化，至唐代则相继形成了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学派。宋明时期，一批学人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佛、老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重构，形成了理学或称道学，其中分为程朱理学（朱子学）和陆王心学（阳明学）。清代又有朴学或者说汉学、考据学的兴起。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用儒（儒家或儒教）、释（佛教）、道（道教，也包括道家）三家及其相互争论、相互摄取、相互融会来加以概括，而这也是不断吸取外来成分并使自身获得无限生机的历程。

汉唐以来，延至明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的交流，对日本和朝鲜半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儒学和佛教两个方面，道教方面也有一定体现。例如，在儒学方面，相传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5年，晋武帝太康六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人王仁东渡日本，向朝廷献上《论语》10卷等。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推行新政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其中明确提倡“以和为贵”、“以礼为本”等儒家的伦理规范。大宝年间（唐中宗嗣圣年间），文武天皇制定了《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盛。继中国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之后，日本称德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公元768年），命各地祭祀。德川幕府时期，朱子学、阳明学等都在日本得到充分发展，朱子学更是成为官学。

在佛教方面，继体天皇十六年（公元522年，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中国的司马达等人到达日本传播佛教，是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这是私传之说。还有公传之说，说是通过百济传入，时间略晚（一般认为公元538年，钦明天皇七年，梁武帝大同四年）。传去的佛教大都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在日本影响很大。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在尊儒的同时，也非常尊佛，要求臣民“笃敬三宝”（佛法僧）。推行新政过程中，圣德太子大力扶植佛教，招纳僧人，兴建佛寺，营造佛像，兴隆佛法，在派大礼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同时，还派出“沙门数十人”学习佛法。相传他本人还撰有解释佛教经典的著作。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不少学派相继传入日本，而日本也有僧人入唐学习天台宗、密宗。宋元时期，禅宗中最有影响的两派——临济宗、曹洞宗传入日本，并迅速传播。

由中国传入的儒学、佛教等，在日本同样经历了吸收、更生、创新的过程，而具有其独特的风格。日本儒学自有其特色，并非中国儒学的简单翻版。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学思想被吸纳到日本，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选择和消化的过程。所以，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是同源，但是经过日本本土化的改造，已迥异于前，不可混为一谈。例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强烈的包容意识和会通精神，但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是不断展开论辩，争做正统。而日本儒学基本上能做到各种思想流派共存。从日本早期儒学来看，当时传入的儒家典籍及其注释，既有南朝系统的，也有北朝系统的，而且儒学也能与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谐共处。

中国佛教在日本经过长期传播、发展以后，与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相结合，逐渐实现民族化、本土化，先后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学派：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密宗）、净土宗、真宗、时宗和日莲宗。从中国传来的佛教，还与日本古来的神道思想同化、融会，从而产生了“本地垂迹”的思想，即神佛本地下凡论。这一切，都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民族化。

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半岛始于公元前2世纪。朝鲜三国时期，儒学、佛教影响很大。在儒学方面，三国都重视《论语》、《孝经》的学习，把它定为儒生的必修课。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设置国学，还派贵族子弟赴唐朝学习儒学，儒学思想继续得到传播和发展。高丽时期，儒学又有更大发展，儒家经典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高丽末期，经安珦等名儒的努力，朱子学从元朝传入，得到广泛传播，并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成为政治改革的精神武器。

佛教自朝鲜三国时期由中国传入，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发展到高丽王朝时期，佛教空前兴盛，尊佛被定为国策。此时还出现了世界佛教史上都非常著名的典籍《高丽藏》，其中不仅录入了汉译的印度佛经、中国高僧撰写的佛经论著，而且还收集了许多本国僧人的佛教撰述。可见，与在日本一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半岛有很大影响，但在传入后也很快与本土文化融合而富于自身特色。

输入日本、朝鲜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经历不断吸收、更生、创新过程并推动各自文明长足进步的同时，又从各个方面和各种渠道“反馈”给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宋代以后更是如此。例如，日本保存了许多中国散佚的典籍，其中就有不少非常珍贵的儒学和佛教文献。这些散佚古籍的回流，使得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失而复得，其价值不容低估。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唐宋时期，日本有不少高僧来中国讲法。中国佛教在影响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同时，也受到了日本、朝鲜半岛佛教文化的影响。

早在两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把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此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明朝万历年间，耶稣教士利玛窦来华。以此为标志，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利玛窦主张，应该通过谈论儒家之道来传播天主教义。当时的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看重传自西方而本土稀缺的科技文化，协助利玛窦等人撰写、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和学术思想论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不断地迸发出智慧之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儒学与东亚地区的文化共有

首先感谢日本新潟国际情报大学为我提供这样一次学术交流机会。我报告的题目是“儒学与东亚地区的文化共有”。

进入21世纪，儒学在东亚各国出现热潮。2000年10月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KBS）每周播放2小时的《论语》讲座，持续时间达1年之久。主讲人是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金容沃博士。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7天播出专题讲座“于丹《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据我所知，《论语》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2007年，中国学者于丹所著《论语心得》的日文版《论语力》在日本热销。2008年1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会见了来日讲学的于丹教授，并围绕《论语》进行了亲切交谈。这说明，儒家学说在当今东亚诸国有着相近的际遇、共同的表征。不过，儒学为东亚国家所共有，并不是当今信息社会的新现象，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儒学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时代，但不为中国所专有，朝韩、日本等国也有漫长的儒学发展史。至迟不晚于公元前2世纪，朝鲜半岛已出现能背诵《论语》的学者。公元4世纪初，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至日本，揭开日本儒学的历史。历史地看，儒学正是在东亚诸国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才得以发展。兹举三例。

其一，朝韩对儒学的贡献。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在讨论朱子学时，往往以中国为中心，从而形成了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阳明心学的单线构图。实际上，朱子学已跃出中国，成为东亚各国封建王朝后期的共有哲学。在中国明代，朱子学衰落，阳明心学成为主帜。与此不同，朱子学在朝鲜并没有衰落，继续推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性理学。16世纪后期，朝鲜学者李滉（退溪，1501～1570）等人，大力发展朱子的主敬工夫论，将哲学重心从“天理”转移到“心性”，把人上升到万物主宰的地位。故此有“人间学”之称。李滉的学说是对朱子学说的转换和超越，大大丰富了性理学的内涵，并传入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

其二，日本对儒学内涵的丰富。儒学一经传入，即对日本社会诸多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德川幕府时代，山崎暗斋、藤原惺窝等人将朱子学与神道融会起来，以儒学来解释神道，在日本神道文化史上具有特色。从儒学角度看，他们用儒学的观点解释日本传统的神道，主张神儒调和、神儒合一，认为儒家的尧舜之道与日本的神道其实一样，均在于正人心、怜万民、施慈悲。日本儒学与神道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判断，他们的神儒调和主张，使原本缺少神学信仰的儒家学说增添了宗教理论色彩，丰富了东亚儒学的形态。

其三，日本儒学对中国的影响。进入清代以后，中国的阳明心学大为衰落，但到清代晚期却出现复兴迹象。阳明心学在中国之所以复兴，恰是受到日本影响。阳明心学对日本参加倒幕维新的志士曾有过较大影响。19世纪40年代，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发动起义，他的思想就受过阳明学说的影响。倒幕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吉田松阴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营养。吉田松阴的学生高杉晋作，“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等，也都是阳明学的信奉者。中国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等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走上富强之路，与阳明学有很大关系。于是，也转而重视和提倡阳明学说。

当然，这三个例子不足以概括东亚儒学的全貌，但从中可以看出：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孔子及其学说已超越国界，成为东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毋庸回避，东亚儒学有不同的层次和表现形态，甚至各国存在儒学、儒教等不同名称，但综合考量，并非天各一方，而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已融入东亚各国人民的心中，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基石。在全球化浪潮和生态危机的冲击下，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中和位育等儒家智慧，不仅是东亚各国国际交往和文明对话的共有理念，而且是东亚国家贡献给人类世界文明的一笔宝贵财富。

最后，我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报告，也愿以此与诸位共勉。这句话共十六个字，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回族与中亚、西亚文化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56个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总人口1800万。回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现有人口861.2万。回族分布广泛，中国绝大多数的县、市都有回族。

回族是外来的民族成分（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与中国国内的民族成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与发展对回族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伊斯兰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初，就有穆斯林从海路来到中国。唐宋时代在中国海外贸易发达的城市，例如广州、泉州等地，生活着大量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文献中称之为“蕃商”、“蕃客”。这些穆斯林留居中国，与当地人结婚成家，购置田宅，繁衍生息。唐宋时代来华定居的穆斯林及其后裔被认为是回族的先民。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普传局面出现在蒙元时代，也就是公元13～14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征服了许多伊斯兰地区，大批中亚细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被签发东来，之后又随着蒙古人征服中原地区，灭亡南宋，这些被称为“回回”的穆斯林遍布各地，文献中记载说“回回之人遍天下”。明代继续有周边地区的穆斯林移居中原汉地。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回族的形成是在明代。这一时期族群认同加强，汉语成为民族共同语言，在中原地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稳定下来。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源于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社会中生存发展，始终恪守宗教信仰，也就是文献中说的“严奉尊信”、“守教不替”。在回族聚居的社区建有清真寺，有阿訇、满拉等宗教职业者，回族穆斯林遵从伊斯兰教的规定，履行宗教义务。他们在宗教信仰、婚姻、丧葬、饮食等方面，保持了伊斯兰的传统。明代中后期，回族社会出现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经堂教育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教育制度，在清真寺中进行，讲授的内容包括语言和宗教两方面，语言方面主要是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其目的主要是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培养宗教人才。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活动则是将一些阿拉伯、波斯文的伊斯兰教典籍译成汉文，或用汉文撰写宗教著作。汉文译著中采取“以儒诠经”的方式，用儒家思想和语言来阐释伊斯兰教的相关内容，使伊斯兰与儒家思想文化交融。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推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中国回族穆斯林在教派上属于逊尼派。西北地区回族受中亚、西亚伊斯兰苏菲派影响，形成教派、门宦。

回族在传播伊斯兰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入居中原地区的穆斯林不仅传播伊斯兰教，也传播了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科技文化。元朝设置了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等机构，许多回回人在这些机构中任职。元代文献记载了回回天文著作和回回天文仪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元明时代的回回医学著作《回回药方》。明清时期，回族学者继续在天文历法相关机构任职，在这些领域发挥着聪明才智。

阿拉伯语、波斯语对回族有重要的影响。在经堂教育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内容，除宗教活动外，回族日常用语中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与汉语夹杂使用。

回族和中亚、西亚伊斯兰地区保持着联系。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曾率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到达过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随行的回族穆斯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欢著有《瀛涯胜览》，保留了当时穆斯林地区的大量资料。一些回族穆斯林历经艰辛，前往麦加圣地朝觐，履行着宗教功课。也有一些回族学者在中亚、西亚、印度等地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中国穆斯林珍视来自伊斯兰地区的宗教经典，潜心学习。来自中亚等地的宗教经师也受到回族社会的尊崇。

回族在传播伊斯兰文化，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回族史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评议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今天上午的几个报告基本上都是讲东亚间或世界文明之间关系的。各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入手，对自己感兴趣的东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谈了许多很好的看法，如：张涛教授主要讲了“汉唐以来中国思想与东亚文化、欧洲文化的关系”、张昭军教授谈了“儒学与东亚地区的文化共有”、王东平教授讲了“回族与中亚、西亚文化的关系”，听了很受启发。

无论是日本、俄国、韩国，还是中国，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否则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同时东亚文化又有广泛吸纳别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自己文化等特征。也就是说，东亚各文化都有强烈的开放性。用开放性来充实自身的独特性，用独特性来赢得自身文明的更大发展，这就是东亚文化的魅力。

我对报告人所提的问题分别是：1.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内涵方面有什么不同？2.日本儒学对中国有何影响？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也学一下平山校长刚才在报告中提到的一种方法，请王东平教授用几个关键字阐述一下回族与中亚、西亚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俄国与东亚各国早期交流的特点。

高桥正树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

我在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国际政治学和东南亚问题，主要研究方向是以泰国为中心的东南亚与日本及东亚的关系。对于张涛先生、张昭军先生、王东平先生的报告，我并没有直接进行评论的能力。因此，我想从东南亚以及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简单地讨论一下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东亚国际秩序。

一言以蔽之，这一地区曾经形成了一个以比较安定的阶层秩序为特征的中华世界。那绝对不是中国作为大国对周围的各国和各民族进行权力支配和榨取的关系，而是承认各种各样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性，通过册封体制和朝贡体制来维持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也就是说，朝贡国派遣使节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尊重与中国的下上关系。对此，皇帝则给予朝贡使节作为回报的物品（虽然是称为下赐品），并派遣册封使节，承认朝贡国的国王及王权。这样，为了承认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权威，周边地区的“物”以朝贡的形式向中央移动，同时，中央又作为回赐把“物”给予周边，进行了活跃的交易。而且，双方的使节团互相访问，“人”和文化的交流也繁盛起来。

具体而言，朝鲜、琉球、东南亚（越南、暹罗、缅甸、马六甲、苏门答腊、菲律宾）等形成了这一中华世界的周边。例如暹罗（泰国），从定都于素可泰或阿育他耶的时代开始，和中国的朝贡贸易就很繁荣，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从来不曾遭受中国的政治支配。

这种宽松的阶层秩序，由于西欧列强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后来与之展开争夺的日本所破坏，从19世纪中期开始被解体。例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列强侵蚀中国周边的朝贡国，强迫它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割让领土，推进保护国化、殖民地化，解除它们和中国的传统关系，奠定了强权统治体制，建立了主权国家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的基础。

我认为，今后在21世纪构想和平的东亚国际秩序时，中华世界也许能够向我们提供关于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理念。也就是说，为了改变在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被强化了的榨取和强权统治的政治秩序，这个中华世界提供了建设国内以及国际秩序的分权型的模式。

参考文献

1.茂木敏夫：《中華世界の『近代』的変容―清末の辺境支配》，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等编《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地域システ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2.滨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书店1997年。

3.高桥正树：《19世紀前半におけるバンコク王朝の政治秩序―交易港と権威交易体制―》，中央大学法学会《法学新報》第96卷，1989年1、2号。(唐利国 译)

答辩

张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回答杨共乐教授的提问：“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在思想内涵方面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在思想内涵方面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中日儒学均以孔子之说为归依，以五经四书为经典，倡导仁义德治，重视礼乐文明，强调和谐精神等，圣德太子《宪法十七条》中的“以和为贵”、“以礼为本”就是突出的例证。当然，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并实现本土化、民族化之后，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显示出自己的思想魅力。例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强烈的包容意识和会通精神，但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也是不断展开论辩，争做正统。而日本儒学基本上能做到各种思想流派共存，儒学也能与佛教及日本固有的神祗（神道）和谐共处。又如，中国儒学一般注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往往鄙视事功，脱离现实，日本儒学则偏重于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提倡“有用之学”，并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功效。像涩泽荣一认为“《论语》和算盘是一致的”，强调儒家道德要与企业文化、企业经营结合起来。另外，儒家倡导的和谐与忠诚，也常常被日本企业当作口号或座右铭，而这无疑有助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凡此种种，都是值得中国儒学和儒学研究者认真思考和学习的。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儒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潜流。总体上看，其主流思想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带有很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与近代化相冲突的部分。不过，儒学中还含有一些限制绝对专制主义的东西，含有一些恒常之道，如《尚书》、《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等。对于这些支流、潜流中的思想学说，如果能加以合理的解释和利用，他们与近代化不仅不相冲突，甚至可能还会有助于近代化。比如，孙中山曾经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道德，他解释说，过去人们讲忠，是忠于皇帝，那是愚忠，现在要变为对国家的忠诚。显然，经这样阐释后的儒家道德，与近代化并不相悖。

王东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回答杨共乐教授的提问：“用几个关键词，将所演讲的内容加以概括和总结。”

关于我所作报告的内容，我想从三个方面，用四个词加以概括和总结。

第一个方面，我用两个关键词：“文化传播者”、“中介者”。我刚才在报告中提到，回族是在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回族是外来的民族成分与中国国内的民族成分在长期的发展中相互融合而成。作为一个穆斯林群体，回族在中华大地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传播源自阿拉伯、波斯、中亚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等科技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借用文献中的词汇“守教不替”来概括。伊斯兰教对于回族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回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虽然散居各地，但都始终坚守伊斯兰的宗教信仰，教义、教法不变，保持着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伊斯兰教对回族有重要的意义，回族学者白寿彝教授曾经指出：“对于回族来说，伊斯兰教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民族形式。”

第三个方面，我用“以儒诠经”。回族是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它需要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明清时代回族学者汉文译著活动中的“以儒诠经”，体现出伊斯兰与儒家思想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伊斯兰的中国化，使回族文化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自由讨论

越智敏夫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

我是新潟国际情报大学的越智。这里是研讨会，从研讨会的性质来讲，还是认真地交换一下意见比较好。请允许我提个问题，也许包含着一些批判的评论。首先是对张涛先生和张昭军先生关于儒教报告的意见，想请教一下关于基本上强调“忠孝”、“和”的儒教的政治性。如果儒教精神强调这样一种特性，那么，是否基本上就是拥护权力的呢？比如，像圣德太子那种掌握权力的人讲尊重“和”，或会社社长强调“忠孝”，这一切简单地可以说，就是不要逆上，下面的人要服从上面的人。把这种服从政治命令用“和”的精神来表达是会产生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拥护权力的想法，而不是从权力外部来批判权力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说，这样一种精神历史上在东亚地区已经扩散。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政治社会的形态虽然是非常复杂和富有动态的，但是儒教作为基本上拥护权力的思想，持续2500年在非常广大的范围得到了共有。在以上认识的前提下，我想请教儒教中拥护权力以外的观点。因为我想，在儒教里应该也具有批判权力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得到评价？即使有也在各种方式下被埋没了。但是，批判权力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请问，儒教一直是如何批判权力的？或者粗略地说，儒教能够成为人民思想的契机吗？关于这种可能性，请张涛先生和张昭军先生回答。（区建英 译）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儒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潜流。总体上看，其主流思想是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带有很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与近代化相冲突的部分。不过，儒学中还含有一些限制绝对专制主义的东西，含有一些恒常之道，如《尚书》、《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等。对于这些支流、潜流中的思想学说，如果能加以合理的解释和利用，它们与近代化不仅不相冲突，甚至可能还会有助于近代化。比如，孙中山曾经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道德，他解释说，过去人们讲忠，是忠于皇帝，那是愚忠，现在要变为对国家的忠诚。显然，经这样阐释后的儒家道德，与近代化并不相悖。

平山征夫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校长

与其说我是提问，不如说我是提出一个问题。新文化输入时会产生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过去佛教进入日本，就出现了佛教与日本传统宗教——神道的冲突。而且那时儒教已经进入日本，于是就有了神道的“神”和佛教的“佛”、儒教的“儒”，被称为“神、佛、儒”。圣德太子除了制定《宪法17条》，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这三种文化“习合”(折衷调和)起来，使人们能随意选择宗教。在中国也一样，中国没有神道，但有道教。中国比日本更早就有“道、佛、儒的习合”。佛教输入的时候，也就是一种新的思想进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与既存思想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斗争呢？日本正是学习了中国受容异文化的“习合”方法，进行了“神、佛、儒”在日本的“习合”。

按照刚才越智先生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全部模仿中国文化，其中不合适日本、从而没有引进的重要文化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思考方法。在中国的传统里，当今的皇帝如果比自己能力低，自己应取而代之，这是可以的。但在日本有天皇制，这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传统中，形成了只有幕府能进行交替的机制。只是幕府作为受命于天皇委任的权力者进行权力交替，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中的庶民没有变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因此，我的问题是，中日两国在宗教的“习合”上，儒教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日本在“神、佛、儒”中，特别产生了冲突的是神道与佛教，而儒教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我想在中国也主要是道教与佛教发生了冲突，而儒教没有成为大的冲突对象。以后过了很久，基督教进入的时候就不同了。佛教传入时因为给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文明，为了进步和发展，圣德太子不得不引进佛教，他做出了必须引进佛教的判断。但是基督教太过激烈，如果引进之，会对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对统治者不利，所以要禁止基督教。这与不禁止佛教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

回顾这一历史事实，可见新文化流入之时，与传统文化之间会产生各种课题和各种冲突。我所提问的是，在折衷调和三个不同思想的时候，中国的“习合”与日本的“习合”里，儒教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我对此很感兴趣。如有机会，希望一定请教。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区建英 译）

第2专题 近代西洋殖民主义的冲击和东亚各国的关系变化

报告

殖民地化的思想与近代亚洲

在讨论殖民主义与近代亚洲的关系时，我们首先应该探讨一下殖民主义的基本构造。其构造是与国民国家的形成(nation state building) 同步形成的。国民国家的形成是具有特殊性的、西欧式的，是在三个条件的基础上成立的，即主权的统一、领土的划定、国民意识的形成。这出现于15世纪末的西班牙，随后在英国、法国也形成了同样的国民国家。这些国家都具有全民皆兵制度下的常备军，在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其必然结果是对非欧洲圈进行侵略，把这些地区殖民地化。

从1861年至1871年的10年之间，各国接踵参加这一殖民地争夺赛，这一竞赛又以意大利、日本、德国三国的国民国家形成而告结束，没能赶上形成国民国家的地区则全部被置于被殖民地化的地位。就这样，成为在非西欧圈的唯一西欧型国民国家的日本，很不幸，犹如“优等生”一般地开始模仿西欧型近代化。也就是说，日本的中央政府开始认为，殖民地争夺才是本国近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于是，在日本，对亚洲进行侵略的进展是与近代化同义的。到20世纪初，西欧列强与日本几乎将所有的非西欧地区殖民地化了。那么，这种起源于西欧的所谓“国民国家”的人类集团化的方法，要在非西欧圈被采用，也几乎只有等到被殖民地化地区的“独立”才可能。

在此，不能不令人思考的是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为什么近代化只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呢？”换句话说，“是否非西欧圈会有产生自发的近代化的可能性？”这一疑问又延伸出另一个疑问，“是否有可能出现没有海外殖民地的近代化？”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日本作为反面例子成为了殖民地争夺的主体，但也存在着土耳其和泰国这两个没有被殖民地化就形成了国民国家的“例外”。本来有必要边谈这两个国家，边探讨这一问题。而且在探讨亚洲的近代化这个问题时，当然需要从考察详细的历史事实开始。但是因篇幅有限，在此我只给各位提出思考亚洲的近代化这个问题时的两个观点，作为讨论的话题。

第一个观点，是美利坚合众国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批判英国殖民地政策而建立起来的美国在原理上是不可以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因此独立以后，维持了一种国内政策，就是把所有新获得的领土定为与独立时的13州完全同格的州。在对外政策上，如门罗宣言所代表的那样，放弃对美国大陆以外的侵略。但是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国境已到达了太平洋，发生了所谓“新开拓地消失”的状态。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严重经济危机袭击了美国，事态便发生急转。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对外扩张。发动了美西战争、在亚洲夺得菲律宾、在中南美确立了强有力的经济霸权。这样就形成了作为海洋霸权国家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延伸方向必然要向中国接近，但中国已被西欧列强与日本侵略，在那里美国已没有入侵的余地，结果美国只好主张“门户开放政策”。

回顾这样的历史过程，美国“把中国作为市场”至今持续了一百多年，这可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美国所期望的中国的位置，就我看来每个时代各有其变化。但是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对中国的接近方式具有其一贯性。因此，美国今后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将如何对应？以及亚洲诸国对此将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是在探讨亚洲的近代化时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个观点是民众的自我意识。在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殖民的一方与被殖民地的一方既有本质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是最大的不同点之一是民众的自我意识。在中世纪西欧，人们具有被封建领主统治的“民”的意识，同时又保持了作为在全欧洲广泛普及的基督教教徒的意识。这两种意识都随着封建诸侯、骑士团等中间阶层的没落，和宗教改革而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同时，由于主权的统一以国家单位来实现，所以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近代特有的所谓“国民”的一体感。因此在民众中间，“国民意识”是内在地形成的。

但与之相对照，在亚洲、非洲等被殖民化的地区，这种作为国民的集团意识并没有内在地发生，而是由于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化的“外部的冲击”这个主因而形成的。从明治维新期的日本“尊王攘夷”运动来看，其特征是“攘夷”的排外运动与天皇制意识形态下的国民意识形成配套共进。

就这样，亚洲诸国的国民意识是在受到殖民化等外部危机的状况下形成的。因此，在国民意识形成这一近代性行为内部，就产生了包含对“近代”反抗的特殊构造。这一点正是与西欧的国民意识形成所不同之处。在由政府主导下推进近代化的同时，自下而上的国民意识形成也发生了拒绝近代化的情况，这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正因如此，探讨亚洲的近代化时，研究民众的意志表现非常重要。不仅要研究在许多亚洲国家共通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而且必须研究源于民众自发意识的“自下而上的近代化”的情况。这些民众的意见所针对的对象中，包括西欧列强、本国的政府、前近代的“过去”等诸方面。需要确认民众是在什么领域发出了呼声，这样的疑问，还需要探讨在与国家权力相背离的层面是否形成了自发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在何种程度与国家权力采取对抗的姿态？只有对这些复杂的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解答亚洲的近代化这个大问题。（孙犁冰 译 区建英 校）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中国外交体制的嬗变——以“人臣无外交”思想为中心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明清之际，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其他周边国家为藩属国的东方国家关系体系。在这一宗藩关系之下，虽有清廷官员赴朝鲜、安南、琉球、缅甸等国，但其身份并非国家的外交官，而是代表清帝对其继任国王进行册封的册封使，其政治身份和地位不但高于各藩属国的大臣，而且高于其国的君主，中外之间是不可能有“人臣外交”的。

鸦片战争前，西方各国相继遣使来华，要求与中国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这预示着中西外交体制间的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宗藩国家关系也即将让位于世界性的国家交往关系。2.中西外交体制的冲突与“人臣无外交”思想的嬗变

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向中国提出诸多政治、经济、外交要求。这一切皆预示着中外外交体制的冲突即将开始，传统的“人臣无外交”思想，已遭遇西方国家的挑战。

1834年7月，律劳卑书面通知两广总督，本人已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来到中国，要求直接与总督面晤。

两广总督卢坤继续坚持清廷“人臣无外交”的体制原则，强调[2]“中外之防，首重体制”，断然拒绝直接与其书信往来。中英双方为此多次交涉，此时英国尚无力对华发动战争，律劳卑遂于9月自广州返回澳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初，清廷仍在继续坚持“人臣无外交”的思想原则，仅是派遣中下级官员与英军联系议和事宜。但伴随着一系列重镇的相继失陷，清廷君臣“人臣无外交”的理念旧制亦随之开始崩溃。

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钦差大臣耆英为险恶形势所迫，[3]在未得到道光帝允准的情况下，亲赴英船，“面见该夷酋”，与英军草定了《南京条约》，开始了向“人臣办外交”方面的转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所要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人臣”有无外交的问题，而是必须开始“亲王外交”了。1860年9 月，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赶赴通州与英法议和。

通州议和失败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恭亲王奕訢受命“督[4]办和局”，不但要亲自参加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而且还要与英法代表保持互赠礼物的礼仪交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清廷也开始向外国派遣常驻公使，特别是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本人也亲自接见了外国使臣。清廷“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与旧制彻底消亡。3.“人臣无外交”思想嬗变的历史必然“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体制，是中世纪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物，是与传统外交体制与理念相适应的，但与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后的近现代国家外交，则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

中国被卷入中外交往的外交漩涡之后，清廷官员很快意识到中外之间这一外交理念的差异。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是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严酷事实感知的，而出使西方各国的志刚等人，则是通过中外外交现实的不同认识到的。

鸦片战争后，耆英上奏称，由于时势的变化，清廷在与外夷交涉时，必须“换步移形”，改变“人臣无外交”的旧制。这种认识和变化，并非是清廷君臣对于中外形势和国家关系的正确认识，而是其对传统中外体制之防溃决，“人臣无外交”旧制失败的悲哀与无奈的真实再现。

1868年，清海关道志刚随蒲安臣使团出访西方各国时，西方国家的外交及礼仪惯例给其以深刻的印象，特别称道美国外交部长举行[5]的外交例会，“与人臣无外交之义，其用不同”。

清廷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办外交”，再到“亲王外交”，其中既有中国半殖民地外交的屈辱与无奈，又是按照中外商定办法而行的国际外交惯例，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外交从传统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进步。“人臣无外交”的思想体制，嬗变为近代的国家外交；东南亚地区传统的宗藩国家关系，发展变化为近代国家关系，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受害与合作

近代日本以甲午战争为开端，至20世纪20年代初为止，从甲午战争到出兵西伯利亚共发动了五次对外战争。其结果是，把台湾、关东州、南桦太、朝鲜、南洋群岛相继殖民地化。在争夺台湾殖民地之际，日军在台湾、朝鲜进行了大规模征服战争，杀害了17000多的台[6]湾人和朝鲜人。

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特征，体现在由强大的警察力和军事力来支撑的暴力装置上。其暴力装置不仅在推进殖民地化的时候发挥机能，而且在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其机能。以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为例，朝鲜总督府动用了宪兵警察、常驻的两个师团，甚至从日本本土请来的援军对之进行了镇压。当时日本采取的暴力手段为后来开了先例，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时候，由官宪以及自警团屠杀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共计约6000人。“三·一”运动后，虽然朝鲜废除了宪兵警察制度，但把警察人员扩充到了三倍，使暴力装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

众所周知，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日本推进了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十五年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有1000多万中国人（另有3万多台湾人）、20多万朝鲜人死亡。另外，[7]这一时期日本也有310多万人死亡。

对于日本的这种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被压抑、被镇压的人们的抵抗意识及运动在各地高涨起来。这不仅在各地独立地展开，而且在“打倒日帝”的目标下开始摸索跨地区的合作。例如各地对“三·一”运动的反应，在中国有许多朝鲜志士仁人进行了活动，同时因中国与朝鲜相邻，在上海等地也出现了中朝合作运动。还有，1920年[8]代后，台湾的日本留学生与朝鲜留学生的交流日益频繁起来了。而在日本也产生了“日本反帝同盟”，其活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35年3月，可见也出现了从反战运动中摸索与亚洲人民的合作关系的日[9]本人。另外，在日本的劳动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许多朝鲜人参加。

在这一时期因日本的侵略行为而死伤的受害者及其遗族，直到美苏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可以控诉这些受害的事实。日军军人军属、被强行绑架和强制劳动的人、日军慰安妇、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其受害的类型是各种各样的。日本政府对这些受害者几乎没有采取补偿措施。

举一最近的事例，战争时期被强制在广岛的水力发电厂劳动的中国工人于1998年1月对雇主西松建设要求损害赔偿，但2007年4月，[10]日本的最高裁判所不承认其要求。还有，在富山的机床制造业的不二越，被作为“勤劳挺身队”强制劳动的朝鲜女性及其遗族，于2003年4月，对国家和不二越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要求。但2007年9月[11]富山的地方裁判拒绝了原告的要求。这些都被作为是在日中共同声明或日韩请求权及经济协力协定等两国之间协定中已成“解决完毕”的问题，但受害者未能得到救济。

就这样，近年的裁判一方面承认受害的事实，另一方面又以两国协定为理由来不断斥退原告的要求。但是，2008年4月，在中国受害者对三井矿山、三菱原材料要求损害赔偿的强行绑架福冈诉讼第2次控诉审中，福冈高裁表达了“强行绑架是国策，受害者蒙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一认识，劝告中国受害者与日本国家、企业进行“和解”。[12]在事实上，这种“和解”劝告是日本司法在一边回避受害者的要求，一边督促当事者解决，这是不能无条件地令人信服的，但是作为受害者救济的一环，这种动向可以受到一定的评价。

还有，日本政府对被动员于战争又在战后被遣返的人、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人、已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怠慢了补偿措施。作为其中一例，介绍一下我参与的一个市民运动的成果。2006年4月，市民团体“要求全面公开日韩会谈文书会”，要求外务省公开有关日韩国交正常化交涉的所有公文书，结果，外务省决定到2008年5月为止公开约6万页的外交文书。在要求公开的当初，我曾预想日本政府只会对支付给韩国人的金额、要韩国政府放弃对日请求权的理由等内容拒绝公开。但是，当我实际看到决定公开的文书时，发现日本的在外资产额也在不公开的对象中。这个事实意味着，日本政府对太平洋战争战败后的所有遣返者的财产没有作充分的补偿。可以认为，日本政府除了害怕正在进行中的日韩国交正常化交涉蒙受不利以外，还担心一旦公开在外资产额，在日本国内就会出现主张归还在外资产的个人和企业，所[13]以拒绝公开这些文书。

通过考察以上事实，可以说过去作为侵略者的“遣返者”与被侵略的朝鲜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形成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当然，作为统治者或侵略者的日本人与作为被统治或被侵略者的朝鲜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之间，立场上有很大区别。其受害程度不可同等而论。但是在今日的状况下，为了克服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构建东亚的和平秩序，那些被国家权力蹂躏了人权的人们追求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国家、人权、和平到底是什么？为了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为了克服日本的殖民主义和追求东亚人民的新社会，我们现在应该从那些“受害者”的角度来摸索东亚人民的合作了。（区建英 译）

东学与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

中日两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亚文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古代时期的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输出相比日本多一些；日本主要通过学习、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到近代，中日两国都曾经共同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开化”较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得不向日本学习。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

到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国家先后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处于闭关状态的中国和日本，促使两国朝野人士反思应对之策。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旨在学习西洋“长技”的改革运动，在中国被称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叫“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搞的是片面性的近代化改革，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清政府企图通过这样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落了空。而日本明治维新则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口号，比较认真地实行学习西方的近代化改革。经过几十年的“维新”改革，日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14]代化国家。日本维新派“使日本成为军力强大、商业昌隆的大国”的梦想得以实现。面对日本发生的深刻变化，多数国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都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其他志士仁人痛定思痛，对中国战败的原因、国家今后的出路进行深刻检讨，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与日本发生的变化。他们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关键在于它实行了比较认真的学习西方的社会改革——明治维新，走上了真正的富国强兵之路，值得中国借鉴。康有为在变法高潮中把自己写成的《日本变政考》进呈光绪帝，企望统治者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实行真正的变法改革。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维新派学习外国的眼界得到新的开拓，不仅要学习欧美，而且还要效法日本，一个学习、研究日本的热潮在中国知识阶层里开始涌动。

其时，中国学习日本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聘请日本顾问；二是派遣留日学生；三是翻译日本书籍。

1.聘请日本顾问

自1898年起，日本顾问陆续来到中国，先是受聘于两湖、两江，后受聘于直隶、广东、四川、福建等省，大多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帮助清政府训练新军。初时，来华的日本顾问为数不多，如1901年仅有26人，但到“新政”开展起来后的1908年，人数骤增为550人，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2.派遣留日学生

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学界通常把此举视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学子成群结队，赴海外留学。留学生的走向，以东邻日本为最多，到1905年前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形成赴日留学高潮。

3.翻译日本书籍

翻译日文书籍是近代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介绍，也是西学东渐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国人对于日文书籍的翻译几乎全部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涌现出的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类的出版物，意在借鉴日本学西方成功的经验。广大爱国的留日学生首先成为从东洋转贩西学、向国人输入东学的中坚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组织了许多翻译出版团体，国内的官办、民营出版机构，数量多达95家。当时的中国人学习日本的热情高涨，日文译作数量激增，后来居上，以至超过译自欧美各国的书籍。据《译书经眼录》统计，在533种译书中，译自日本的竟达321种之多，占总数的60％强，比译自英、美、法、德、俄等国的译书总和还要多，包括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部分科目，极大地丰富了西学东渐的内容。

在晚清，西学东渐经过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中日甲午战前的西方自然科学传播阶段和甲午战后西学全面传播的阶段。汉译日籍的大规模出版、流行，正是西学在华传播第二阶段中的精彩一幕。由于大量汉译日籍的输入，使此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势和特点。归纳起来，甲午战后西学在华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传播的西学内容丰富、学科齐全、数量庞大。

其二，日本成为西学引进的又一重要来源。

其三，经过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等政治斗争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

在中日甲午战后数年间，因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激励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畏艰辛，勇敢探索，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文化，以较短的时间介绍了西方和日本在几百年、几十年中所形成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积累，克服了从前西学引进的片面性、被动性，使西学在中国得到积极而全面的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当然，引进的外来文化并非全是佳禾，其中不乏莠苗。国人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其精华，往往是兼收并蓄，利弊相形。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交往中，才能取长补短，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提高对外来文化的识别能力。甲午战后国人对于东学的关注与输入证明了这一点。

评议

孙燕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前面两个小时里，我们听了越智敏夫教授的“殖民主义思想与近代东亚”、吉泽文寿教授的“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台湾·朝鲜·中国大陆”、王开玺教授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中国外交体制的嬗变”、史革新教授的“东学与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4个报告，给我的总体印象有以下几点：

1.中日两国学者的治学态度是学术的、严谨的。

越智教授这样客观地评价日本的近代化：“其不幸在于自认为是模仿西欧的优等生，日本政府认为，获得殖民地正是本国近代化的重要指标。侵略亚洲是近代化的同义词。”吉泽教授讨论了日本在殖民统治中的“暴力装置”，客观讨论了日本政府对战争赔款和对日军及家属抚恤金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等。史革新教授则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经验对中国的重大影响。王开玺教授分析了中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中国外交体制的变化。这些都反映了两校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学术的良好学风。

2.日本学者发言反映出来的视野是“世界的”或者说是“全球化的”，而中国学者更关注于中日两国之间，或者是自我变化方面。

越智教授报告中从欧洲民族国家（他称作“国民国家”）的形成、对日本的影响，讨论日本近代殖民主义思想对东亚的侵略作用；描述的是世界→亚洲的日本→东亚；吉泽教授也是从日本殖民统治对东亚三个地区的影响来提出问题的。王开玺教授报告的角度是中国外交体制在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变化，重点考察的是中国内部制度性变化；而史革新教授是从中日文化交流“流向的变化”来考察中日关系的。从报告的视点看，日方学者显得更宏观。

3.中国教授的学术视角是“史学的”，日本教授的学术背景多偏重于“国际关系学”、“哲学”与“政治学”。

日方学者在发言中涉及了近代化类型、殖民主义、国民国家（中国学者习惯称之为“民族国家”）、国民意识、西方冲击以及东亚关系等话题；中方学者多侧重于中日关系和中西文化冲突下中国体制性变化。不过，吉泽教授特别重视“以史料说话”，不仅表现了史学视野，而且对史料文献投以相当多的关注，这与中国学者的治学态度一致。

4.日本近代化源自西方，因而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主要依据西方；而中国近代化有很大程度学自日本，因而，现代化经验也多依据日本。

越智教授的报告和史革新教授的报告各自表现了这样的特点。

我对越智教授讨论的两种近代化之路印象深刻。他认为日本以西欧民族国家（他称作国民国家）为榜样，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侵略亚洲是近代化的同义词”这样的理解，并就此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创建民族国家走的是一条“独立”之路，那么，近代化是否还能够达成？我认为这里牵扯到近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殖民主义已经破产的时代，近代化之路是不能以西欧为标准的。

下面提几个问题。

对越智教授：民众国民意识中的反近代化是什么？如何表现？

对吉泽教授：换位思考是非常善意，有价值的，那您说的“连带”（即合作）是否指被侵略国民间的联合？对日本政府是否意味着压力增加？

对王开玺教授：“人臣无外交”的思想对外部世界有没有影响？

对史革新教授：甲午战争以后，作为文化的输出方日本对中国的关注是什么？政府与民间的关注有没有不同？

小山田纪子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

首先，越智的报告把近代国家的形成看作是特殊的西欧式的东西，概观了始于西班牙的欧洲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然后，把日本的近代化与国民国家形成定位为由“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造出“日本人”国民意识的坏例子。吉泽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国民国家的发展结局是对外战争和殖民地争夺，其后的十五年战争给亚洲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可见，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的近代国民国家具有很大的负面因素。

另一方面，王先生的报告指出，由于西洋的冲击使中国传统的“人臣无外交”思想与体制消亡了，同时使东南亚“宗藩体制”也向近代的国家关系转换。史先生的报告中阐明了甲午战争后，产生了效仿日本近代化的“东学”，20世纪初以后，中国与日本的人员交流扩大了。这样的发展，为二战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的中日民间交流打下了基础。但是，这样的中日交流对中国的近代化和国家形成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否需要从民众的角度再进一步探讨？明治时代的天皇制国家日本所效仿的西欧国民国家、特别是法国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把非洲、亚洲殖民地化的过程，而且在摆脱了殖民地化后的今天，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在此，我想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谈谈。

法国比英国较晚地实现了产业革命，接着便参加殖民地争夺战，开始对非洲和亚洲进行侵略，建立了继大英帝国以后的一大殖民地帝国。其开端是对北非的侵略，始于1830年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化是把法国国民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强加给了殖民地。也就是说，其殖民政策的特征是把因革命以来的政变、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失业人口迁移到尔及利亚。经过一个多世纪后的20世纪50～60年代，亚非洲殖民地相继独立，因此，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诸国需要承受来自旧殖民地的庞大移民人口的回流。法国殖民地帝国以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告终，法国由此迈出了真正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歩。但是，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都不追究殖民地战争责任，对摆脱了殖民地以后的社会变化也没有对策。但从20世纪末起，各种事态相继发生，暴露了法国把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统合为国民的同化政策并没有发挥机能。例如，2005年秋的巴黎郊外的移民暴动，就是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年轻人对人种歧视的反抗。可见，法国主要承受着来自旧殖民地的移民压力，面临着重新探讨国民编成原理的课题，至今仍继续提倡所谓“自由·[15]平等·友爱”等大革命以来的理念。

今天的日本——比西欧晚20～30年，也开始议论是否应接纳外[16]国劳动者的问题了。由此可见，在世界史中，以作为国民国家模式的法国为首，包括稍后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这个国民国家“优等生”在内，世界各国现在面临着急需重新探讨产生于19世纪的国民国家构想的问题。

最后，我想就越智报告中所提到的土耳其国民国家补充一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了，领土缩小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开始推进土耳其国民国家的形成，他所揭示的近代化政策的重要核心，即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理念，造成了库尔德少数民族问题。而且，其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在20世纪80年[17]代以后，因伊斯兰复兴面临挑战。

这些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对国民国家重新思考的理性质疑，也出现[18]在近年盛行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中。人们试图探求超越产生于近代世界的“国民”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智慧，因而对奥斯曼帝国较为宽松的专制下各种民族集团共存的方式投以很大的关注。

再看拥有广阔领土的中国，例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众的自发意识（我们需要了解其真实情况）与政府的近代化政策将如何相统合？拥有多民族的中国今后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日本人对其动向抱有强烈的关注。（孙犁冰 译 区建英 校）

答辩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回答孙燕京教授的问题：“人臣无外交”思想除了对近代中国自身的影响外，对于外国方面有无影响？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做简单回答：

第一，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君主掌握着内政、外交的绝对权力，一切外交都必须在君主的指导下进行。“人臣无外交”，既是清廷拒绝与外国接触的说词，同时又是一种理念或体制原则。任何无视或试图改变这一原则的清廷大臣，大多会遭到惩处。1856年，闽浙总督王懿德未经清廷同意，面晤美国公使，并为其代奏代呈国书，结果遭到清帝的斥责。其后的1858年，耆英在与英法议和之时，因其不候谕旨，擅自回京，被咸丰帝赐以自尽。1878年，崇厚与俄国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后，清廷亦以其所定条约，违背训越权，不候谕旨，擅自回京罪名治罪。

第二，外交，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交涉，是一种中外关系。“人臣无外交”的思想原则既然影响限制着中国“臣子”的外交活动，当然也会影响到外国方面，这就如同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样，“矛”的任何变化，都会相应影响到“盾”。就中外关系或清廷的外交制度层面而言，中外之间一直处于互相矛盾冲突、转变趋同的过程之中。

第三，清廷坚持“人臣无外交”的原则，对外国方面最大的影响，即是引起了他们的很大不满，不但为此多次与清廷交涉，而且发生了战争。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条约规定，两广、两江、闽浙各总督，皆有责任代向清廷呈进外国国书。但这一规定并未被清廷认真执行，而是依违其间，这就引起了中外之间的严重矛盾与冲突。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即与两广总督等拒绝与外国代表会晤、交涉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是，如果因此而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此，则是片面的。

第四，清廷坚持“人臣无外交”的原则，不利于外国方面的对华决策和侵略。因此，外国方面一直强烈要求清廷彻底改变“人臣无外交”的状况，设立能够代表清廷对外意志的外交机构，统一中国的对外交涉。于是才有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1901年改为外务部。

以上回答，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史革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回答孙燕京教授提出的问题：“中日甲午战后，日本舆论界关心中国哪些问题？政府与民间关注的焦点有什么不同？”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对世界形势，尤其是欧美各国情况的关注力度日益加大，分散了原来对于中国的注意力。“脱亚入欧”论的兴起和流行，便是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表现。中日甲午战后，日本在重视欧美的同时，同样看重中国。因为此时的日本已经加入与欧美列强争夺亚洲的行列，西方列强乘中国战败之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已经成为欧美各国关注的焦点。为了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不落后于欧美列强，日本亦不甘落后，加紧对华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因此，日本的官方、民间都普遍表现出对于中国的关注。而关注焦点在中国的“时局变化”和“发展走向”。

官方关注的重点在政治、外交与军事。民间的关注点比较复杂，除了政治、外交、军事外，还关注社会、文化、思想学术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不同的社会群体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持文化保守立场的日本士人关注中国学术问题，如儒学的变化等；开化派人士关注中国内部的变化与改革；激进派人士则关心活跃在中国政界的改良派、革命派等政治势力的活动与发展动向。

越智敏夫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教授

首先谢谢孙先生和小山田先生的恳切的评论！因时间有限，我主要回答孙先生提出的问题，顺便也对小山田先生的提问作相关的回答。

孙先生的提问是“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国民对近代主义产生了怎样的反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这个问题，可以因国民本来如何认识近代而导出不同的回答。如果人们认为近代是时间上必然要出现的流动变化，那么对近代的批判就是要“返回过去”即返回原有的基本型态，这属于原理主义。如果其主张更加极端，便成为反动思想，即否定时间的流动，认为“变化是错误的，应返回原有型态”，这是最单纯的逻辑。

还有一些思考方式认为近代并不是纯粹的时间流动，应把它理解得更为具体。比如，把近代作为一种社会构造，具体地认定西欧型的社会才是近代的真实状态。以这种观点来把握近代，那么对近代的批判往往呈现为一种日本主义或亚洲主义之类的土著主义、乡土主义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会是反美主义或反西欧主义。如果从宗教的状况来看，那么会体现为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反基督教立场。这些倾向的思想特质，一般都是由反合理主义而产生出的浪漫主义，比如，日本的浪漫派那样典型的浪漫主义。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反近代主义在以日本为首的非西欧圈里，都是把国民这个近代的概念作为前提的，这就包含着一个矛盾，即国民或民族这种近代的思考方式，正如人们所说，都是与主权相结合而形成国民国家的。说国民也好，民族也好，人们一方面一切都遵循这个近代的框架，另一方面又否定近代本身，这就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即以近代的框架为前提来批判近代的矛盾。

最显著地表现着这一矛盾的人有东京都知事。石原都知事在美国赋予的地方自治这种近代主义的框架中，通过选举这种近代主义的方法获得了职务而推行其政，同时又主张反近代和反美。他自己一边奉职于近代的构造，一边又批判近代。或者说他既讨厌美国，又要统领非常喜欢美国的都民，自身处于一种很难堪的立场。

但实际上，这不只是石原都知事的问题。在近代日本，几乎所有倡导亚洲团结的人都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即他们的人生最终都演化为提倡侵略主义了。在这种状况下，往往用小山田先生说的多文化主义，或者说试图用推进国民国家内部文化的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便是当今的现状，法国和美国都在进行着这种实验。但这也是作为近代化“优等生”的日本必须考虑的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是否通过推进多文化的国民国家就能解决现在这各种问题呢？国民中存在有各式种类的人，以这样的多元性组成国民，这可谓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辞。采用这样的框架能使国民国家永远存在下去吗？或者采用至今我们完全不能想像的另一种方法来重编人类的组织吗？现代社会已经面临着这么一种状况。以上是我的简单回答。（区建英 译）

吉泽文寿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准教授

首先感谢小山田先生和孙先生的评论，在此我对评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个回答。先回答关于我说的是否指被侵略的人民之间的合作这个提问。我所追求的不仅是被侵略的人民的合作，而且追求与侵略一方的人民的合作，这样更能对日本政府形成压力。因为，这与第二个问题也有关系，日本政府对战后补偿今后也不会采取积极态度，但例外地，会对原子弹的受害者或麻风病人等采取积极的补偿措施。为何如此？因为那里有日本的受害者。因此，我之所以承认有关日韩会谈文书的公开是克服殖民主义的一个途径，是因为搞清那些历史事实，可以促进政府转向多少更加积极一些地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个运动不仅有殖民地统治或殖民地出身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在日朝鲜人参加，而且有很多日本人参加。我认为，以这种形式向日本政府追究，正如小山田先生举出的法国的事例那样，这不仅是克服日本的，而且是克服世界的殖民主义的道路。（区建英 译）[1] 《礼记正义》卷25，[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总1447页。[2]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4页。[3]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61页。[4]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4页。[5] 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6] 荒川章二：《日本近代史における戦争と植民地》，《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Ⅰ なぜ、いま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か》，岩波书店，2005年。[7] 《白書 日本の戦争責任》，(《世界》1994年2月号)，144-145页。[8] 朴慶植：《朝鮮三·一独立運動》，平凡社，1976年，253－284页。[9] 井上学：《日本反帝同盟史研究》，不二出版，2008年。[10] 《中国人の請求認めず“日中声明で放棄”最高裁初判断》，《朝日新聞》2007年4月27日(夕刊)。[11] 《不二越2次訴訟　元挺身隊員の請求棄却》，《北陸中日新聞》2007年9月20日。[12] 《強制連行で“和解”勧告　福岡高裁　最高裁判決後で初》，《新潟日報》2008年4月22日。[13] 根据《要求全面公开日韩会谈文书会》的要求决定公开的外交文书，可以在同会的网页http：//www7b.biglobe.ne.jp/～nikkan/index.html上阅览。[14] [日] 福泽谕吉著、杨永良译：《福泽谕吉自传》，台湾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15] 姑且参照小山田纪子：《人の移動から見るフランス·アルジェリア関係史——脱植民地化と“引揚者”を中心に》，《歴史学研究》846号，2008年10月增刊号。[16] 梶田孝道：《外国人労働者と日本》，日本放送协会，2001年，11-31页。[17] 松谷浩尚：《第Ⅳ章トルコ》，立山良司编著《中東》，自由国民社，2002年，115-152页(新井政美《トルコ近現代史——イスラム国家から国民国家へ》，岩波书店，2001年)。[18] 例如，铃木董：《イスラムの国家からバベルの塔へ——オスマン帝国における諸民族の統合と共存》，リプロポート1993年、同著者《オスマン帝国とイスラム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等，已有很多研究成果。

第3专题 冷战与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交流

报告

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问题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日中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与10年前发表的上次的联合声明相比较，这次的联合声明中值得注目的是有关历史问题的词句减少了。日中间的重要外交文件《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友好协作伙伴宣言》（1998年）中，都对日本过去的战争和侵略写有“反省”、“责任”等字句。而这次的联合声明中只写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如果因这一点就认为中国不太重视历史问题了，这未免太武断。历史问题对日中两国仍然是重要的课题。但是，这次与过去那种表明日本对侵略中国进行反省的声明不同，可以理解为是日中两国以面向未来的眼光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表态。

同时，这次的联合声明的另一个值得注目的特征是，“对日本二战后60多年坚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以和平手段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作用第一次表示了肯定。这次声明中没有具体谈到“和平手段”的具体内容，具体指什么不清楚。但可以说一般是指日本坚持和平宪法，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次我的报告题目《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与教科书问题》也可以说是日本所实行的“和平手段”之一。1.三个历史教科书问题

我这样一讲，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异议：与其说二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为和平做出了贡献，不如说是一直在右倾化的浪潮中动摇，其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说到历史教科书问题时，各位会联想到最近由2001年的“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编写的《中学社会历史》（扶桑社），再以前的有1986年的“保护日本国民会议”编辑的高中用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原书房）。

这两本教科书确实是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后的历史做了积极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有关殖民地和战争等叙述中肯定了日本的行动。特别是前者的教科书执笔者把自己的历史认识定义为“自由主义史观”，把过去使用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说成是“自虐的”、“黑暗的”，对之展开了批判运动。

从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来看，日本的教科书检定没有承认“侵略”这一用语，还把朝鲜民族的独立运动写成“暴动”。对此，1982年受到中韩两国的正式抗议，教科书检定转化为国际问题了。对此，日本政府发表了宫泽官房长官的发言，后来就把“与近邻亚洲诸国有关近现代的历史现象需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观点来考虑”这一条“近邻诸国条款”加入了检定基准。

综上，也许看不出日本的历史教育对和平做了什么贡献。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上述的历史教科书会出现？为什么1982年会发生教科书检定的问题呢？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其背景中有另一个教科书问题，那就是有关由家永三郎执笔的《新日本史》及其记述的教科书检定审判。2.家永教科书的审判

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日本，教育者、研究者对战前的国定教科书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重新开始了二战后的教育。文部省也为了促进非国定的各种教科书的出现，于1947年开始导入了教科书的“检定制”。

历史学者家永三郎也是对战前的历史教育进行了深刻反省的日本人之一。他于1952年单独执笔写了高中用的社会科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这本教科书的特征是“对战争充满尖锐批判精神的记述”，和当时的学界还未深入研究的民众生活史和女性史等的崭新内容。

20世纪50年代，冷战进入高潮时，社会科教育以及历史教科书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教科书检定的不合格处分增加了。1960年，家永申请了《新日本史》的全面改定的检定，却遭到了不合格处分。1964年作了修订再次申请，结果被命令修改近300处，得到了有附加条件的合格。于是，1965年家永指出，检定的不合格处分和有附加条件的合格时的所谓“修正意见”是违宪的，并对此提出了民事诉讼。这就是以后持续了32年的家永审判的开端。

家永三郎于1967年发起了第2次诉讼、1984年又发起了第3次诉讼，指控教科书检定的非正当性。家永教科书审判就是指这三次审判。

第2次诉讼是，家永要求恢复因1964年的教科书检定被强制修正的内容，同时就1967年申请检定时因6处记述没被承认而定为不合格之案，要求取消这一不合格处分而提出的行政诉讼。第3次诉讼是，提出了1980年检定之际遭到国际批判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 、“731部队”、“冲绳战”等10个问题点，指出这些问题点的检定是违宪、违法的，以此向国家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3.家永教科书审判的成果

因篇幅有限，在此不能细论审判的经过，以下仅讲述其结论。第1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承认教科书检定的十几处违法性的判決，但是，在东京高级法院、最高级法院，家永方面被判了败诉（1993年）。第2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了家永的主张，做出了取消检定的6处的不合格处分的判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京高级法院也命令取消不合格处分，但是，最高级法院撤销了这一判決，把它送回东京高级法院审理，结果，家永的诉讼被驳回了（1989年）。第3次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就1个问题点承认了检定意见的非正当性，东京高级法院承认了3个检定意见违法。于是，在1997年的最高级法院判決中，在确认教科书检定制度本身为合乎宪法的前提下，判定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等4个检定意见是违法的。

从以上可知，家永教科书审判虽然并不是在每一次诉讼中家永都获得胜利，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中，法庭承认了有关教科书检定中的“裁量权的滥用”。这成为1990年代以后，教科书检定的审批作用逐渐减弱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家永审判让日本的历史研究者意识到了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关系的重要性，使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朝更加充实的方向发展。在家永审判进行的同时，历史研究者把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及战争的真相，例如南京事件、慰安妇、731部队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并使其成果反映在教科书的内容中。其结果，1970年代以后，历史教科书虽然受到了检定，但叙述近现代史、特别是战争期的内容得到了充实。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结语

1980年，自民党针对当时的社会教科书，指出其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写得太黑暗，而对教科书进行攻击。尤其是那一年的教科书检定变得严格化了，另外，1982年受到了国际批判后，出现了上述两本历史教科书。这一切如果没有家永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家永教科书审判，是不会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针对家永教科书审判而产生的逆反现象。

因此，把日本的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只作为“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以及“保护日本国民会议”的两个教科书问题来议论，是不全面的。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家永教科书以及家永教科书审判对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深化所做的贡献，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考察。

最后，我来介绍一下不仅亲自撰写教科书、而且对家永的教科书审判做了大力支持的历史家、已故的永原庆二先生对家永的教科书及其教科书审判的评价。永原就家永教科书所提示的历史事实叙述及其意义、教科书审判的意义，作了简洁明了的阐述。“其中家永最重视的是有关人权的史实。殖民地统治是如何压抑其他的‘民族’和践踏其人权的？侵略战争如何蹂躏了对方国家人民的人权，同时把本国国民也‘奴隶化’的？家永教科书的叙述揭发了这一点，比任何教科书都更尖锐。“有关第三次诉讼的主要问题点‘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731部队’、‘冲绳战’等，对家永而言，其主题不仅是揭发日军的非道德性，而且是想通过冷静地正视和确认战争不可回避地随伴的反人权状況，特别是日本的战争具体引起了什么样的事态，提醒今天的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观点。“通过32年的‘诉讼’，我们学到的最多的正是历史认识体现了面向未来时所持的态度。”（孙犁冰 译 区建英 校）

东亚历史教育国际交流初探——以中日交流为中心

我报告的题目是“东亚历史教育国际交流初探——以中日交流为中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东亚国家的历史教育国际交流逐渐增强，其中与日本的交流最多。今天，我就以中日历史教育交流为主线，向各位老师报告本人对东亚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形式和内容的认识。一、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形式

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1.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双向交流

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与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学术交流会。1985年，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派代表团参加了日本的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在东京召开的历史教学国际会议。1987年，日本派团参加了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在安徽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此后，双方经常互派代表参加对方召开的学术讨论会。

1984年起，日本“比较史、比较历史教育研究会”主办“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先后有中国、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派代表参加。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也派代表参加。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与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从1988年起，双方互相交换、阅读调查了对方的社会、历史教科书，并通过书面和互访座谈，交换双方对对方教科书的总体印象和具体意见。2.历史教育研究者的单向交流

历史教育研究者通过访问、阅读外国文献资料等途径了解国外历史教育的情况，并通过中文期刊将所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国内的历史教育工作者。

1981年，《历史教学》第9期刊登《日本历史教学简介》。1995年，《课程·教材·教法》第2期刊登《评日本高中新编历史教材的基本特征》。1998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第8期刊登《日本社会科历史科目的试题编制技术》。通过这些文章，中国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对日本的历史教育有了概括的了解。二、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内容

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内容涉及历史课程设置、历史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等。1.概括介绍一国历史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1984年，第一届“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学者包启昌以《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教育改革的回顾》为题，向日本同行介绍了中国历史教育的情况。1987年9月，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二届二次年会在安徽泾县召开，日本学者佐藤伸雄先生、鬼头明成先生和二谷贞夫先生分别介绍了日本历史教育的历史、现状以及历史教育研究的成果。1994年，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三届三次年会在山东临沂市召开。日本上越大学二谷贞夫先生就《日本历史教学的现状与课题》与代表们进行了交流。2.专题研讨历史教育领域共同关心的课题

1989年，第二届“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中国、韩国、朝鲜四个国家的学者参加。各国代表针对历史教育中的民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94年，第三届东亚历史教育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越南、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参加。学者们共同研讨了“世界史中的日清战争”、“如何理解美利坚合众国史”等问题。2000年11月，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年会暨历史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历史教育专家，韩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学者参加了大会。中外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历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内容。3.具体介绍国外历史教育中某个领域的情况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历史教育研究者就陆续发表了介绍日本等国历史课程设置、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内容的文章。如赵亚夫《日本最新历史教学大纲》、《日本高中新编历史教材教学目标和内容分析》，等。三、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收获

三十多年来，通过历史教育国际交流，我们主要得到以下收获：1.推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

在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交流中，日本学者提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历史的一些观点陈旧，希望中方采用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以后的教科书编写中，合理采纳了日方的意见。中方也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某些观点和史实不妥，日方表示要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教科书的表述符合历史事实。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日本同行的交流对改进双方的历史教科书起了很好的作用。2.促进了国际理解

通过国际交流，各国的学者和教师了解了彼此历史教育方面的情况，增强了相互的理解。例如，日本教科书把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疆域都划在中国之外。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是不能接受的。日本教科书中之所以会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日本学术界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看法与中国不同。中国代表在参加“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时，向与会的各国代表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引起各国学者莫大的兴趣。通过这些交流，各国学者增强了彼此对认识上有差异的问题的理解。四、历史教育国际交流的不足

以往的交流大部分还是浅层次的。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专家讲，在和日本同行交流时，日本方面赠送了很多资料，由于不懂日语，这些资料放在图书馆，几乎没有人去看。由于语言上的困难，很难做更深入的交流。另外，亲自观摩其他国家历史课堂教学的机会不多，不容易获得对彼此国家历史教育的感性认识。五、几点建议

1.充分发挥各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作用，由各国历史教学研究会轮流召开历史教学国际研讨会，开展实地教学观摩。

2.提高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外语水平，为历史教育深层次的国际交流奠定基础。

3.系统翻译国外历史教育的基本文献，为本国历史教育工作者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冷战后的中日经济协作

自中日邦交恢复以来，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一直呈互惠协作的态势。但是，冷战后有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出口品中，工业制成品开始增加。2003年，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是食品、纺织品、矿产品、木材及制品和编结品、机电和音响设备及零件附件等，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机电和音响设备及零件附件、普通金属及其制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光学和医疗等仪器、化工及其相关产品以及钟表乐器等。

既然两国的进出口贸易中都有制成品，两者之间是否会产生竞争呢？中日经贸的互惠协作关系是否因此而改变了呢？

这需要对中日的进出口制成品进行具体分析。以2007年为例，这一年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鞋类和家具，上述4种产品合计714.7亿美元，占当年对日出口总额的七成。同年，中国自日本进口的主要是机电和音响设备及零件附件、普通金属及其制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光学和医疗等仪器、化工及其相关产品以及钟表乐器等，其中，机电产品891.5亿美元，占当年自日进口总额的66.6%。在上述进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是重合的，但是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物美价廉的产品，而自日本进口的则是高技术的、中国一般不能生产的产品。例如，在中国空前高涨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也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转引自刘柠《假如中国失去日本》，见《南方周末》2008年5月8日B11版）这是日本著名世界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且不说这段话是否有夸大的因素，但其表述之直率，足以说明日本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日两国的企业仍然处在不同的加工水平和不同的加工环节，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处于不同阶段，两国经济之间固然有竞争，但互惠协作的层面更大。

由上述中日经贸结构还可以看出，曾经在日本十分盛行的所谓“空心化”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说对日本是不利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有一部分人对于在华投资是否会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担心非常强烈。实际上，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虽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中国经济急需的许多制造品还是来自日本。日本的产业并未因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产生空心化，相反，日本产业生产繁荣，生产的都是高端产品，核心技术都紧紧掌握在日本手中。日本将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以及最具技术含量的制造和生产，从而实现了产业的高度精致化，并且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安全。

从市场看，中国无疑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年内世界最大的市场，日本要发展，不能无视中国这个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少数日本人预言“中国经济崩溃”和“国家的分裂”，告诫日本企业“千万不要对华投资”。此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受到影响，经济减速，各项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即使如此，中国经济也并没有崩溃。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空前提高。于是，日本又开始流行“中国威胁论”，担心“空心化”。在上述过程中，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曾一再提醒日本企业要注意对华投资的风险。从实际情况看，一些日本企业也确实听信了这些宣传，没有来华投资。然而，世界知名跨国公司500强却在此期间普遍进入中国，并积极抢占中国市场。日本企业因此丧失了抢占中国市场的最好机会。这一点，从丰田、日产等日本汽车厂商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尤为明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热衷于扩大对华出口的战略，认为对华投资“为时尚早”。但是在此期间，德国大众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中国轿车市场。1990年代后，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汽车厂商也先后开始了对华投资。这样，至90年代后期，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战略布局中，日本企业已被排出在外。日本汽车工业为自己对华投资的错误估计付出了惨重代价。近年来，在中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面对世界最大汽车的市场，丰田、日产等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中国汽车工业出现投资过热的2003年，以及盛传产能过剩的2004年，毅然继续扩大投资。这时进入中国的汽车工业市场当然会有很大风险，但是，不投资比扩大投资的风险更大。换言之，不投资就占领不了中国市场，甚至会被挤出中国市场，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这个例证可以看出，如果日本过分忧虑并不存在的“空心化”，就将丧失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

最后，我用2008年5月7日中日政府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一段话结束我的演讲：“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今后只要中日经贸双方本着放长眼光、互惠互利、惠及两国人民的原则行事，中日的经贸协作必将克服障碍，越来越好。

后冷战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动向——探讨如何克服冷战的残渣

人们说冷战结束也已有20年了。但是在东亚地区，依然残留着冷战的结构。朝鲜半岛的形势前途叵测；日本与俄国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已过了60年，依然因为领土问题而未能缔结；而且，日本与中国、日本与韩国之间也常常因为国家利益而发生碰撞。要使东亚的紧张关系走向缓和，需要什么呢？1.9.11以后的美俄关系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了恐怖主义事件，其结果，“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和对美协调路线，成了俄罗斯外交的基础。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发布了5项对美支援政策。而且2002年5月，在美俄双方缔结了关于战略攻击战力削减条约，约定在10年内对各自保有的核弹头削减到冷战期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2003年3月，美国开始进攻伊拉克，俄罗斯与中国、法国、德国都对之持批判态度，主张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应以联合国为中心发挥作用。但这个问题，也没有使俄罗斯的对美协调姿态发生大的变化。俄罗斯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单独行动虽然持批判态度，但把回避与美国的对立看作外交的优先课

[1]题。

但是，美俄之间的对立因素不胜枚举。首先有北约东扩的问题。20世纪末，波兰、捷克、匈牙利3国加入了北约，2004年6月，曾是前苏联内共和国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其他中欧、东欧国家一起加入了北约。俄罗斯对于北约进一步扩展到旧苏联诸国的可能性表示强烈的担忧和警惕。而且，美国要把导弹防卫系统配备到波兰、捷克等中欧、东欧国家的计划明朗化以后，从2007年到2008年初，美俄关系紧张度增强。加上伊朗的核武器开发问题、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中科索沃自治州的独立问题等等，都成了美俄关系的火种。对于这些问题，俄国把之看成是全球化规模的美国单极统治的表现，而对美国的抵触日益加强。

那么，冷战会不会复活呢？确实可以预见到围绕着上述的各种问题，美俄的对立今后也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保有核武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按意识形态组成军事同盟相互对立的冷战结构，与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结构已经大不相同。俄罗斯已经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一起成为“主要先进国首脑会议”(summit)的成员。而且在美俄之间，就能源问题、核武不扩散问题等全球性的问题，也已形成相互对话的专家会议，为回避新的冷战都做了不少努力。作为其综合性的成果，在2008年4月的美俄会谈中，通过了关于安全保障、整体的国际问题、能源问题等领域的综合协调的“战略结构文书”(sochi宣言)。[2]

以上情况可以说明，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冷战结构是难以想象的。而且人们还需留意到，俄罗斯、中国、欧盟(EU)也在起着牵制美国单极统治的作用。2.中俄关系与上海合作组织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惊人的发展。2001年7月，两国签订了中俄善邻友好条约，2004年10月，两国又就长期以来的所有国境问题作了法律上的了结。2004年中俄贸易额超过了[3]200亿美元，就象征着这合作的成果。显然，中俄两国关系的进展具有对抗美国单极统治的性质，那么，中俄之间会不会形成军事同盟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上海合作组织的性质。1996年4月，中国和前苏联诸国为了缓和围绕国境问题的紧张关系，在中国的号召下，成立了包括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的“上海五国”组织。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也加入进来，从而改编为“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发展成为中国、俄罗斯、中亚诸国在安全保障、经济统合等领域相互协议的地区合作机构。2005年8月，中国与俄罗斯在这个机构的框架中，进行了以“反恐”为题的联合军事演习。还有，在2007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的6个加盟国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因此，日本国内外的一部分人士则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显示了反美的性质，中俄“军事同盟”是其核心部

[4]分。

的确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参加国中，对美国的单极统治体制有很强烈的抵抗。但是，以此来证明这个机构具有反美性质，说明中俄有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是不恰当的。第一，俄罗斯和中国都把回避与美国的对立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化的层面上，比起相互之间的关系来，都更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双方都不希望由于中俄的紧密化而招致对美关系的恶化。第二，加盟“上海合作组织”的其他国家，与美国都具有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某些国家还谋求与美国结成良好关系。而且，加盟国的利害关系各自不一样。所以，用冷战的逻辑来把握中俄关系或“上海合作组织”，是不可能的。3.六方会谈与东北亚的安全保障系统

2002年10月，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开发问题被披露以后，2006年7月，北朝鲜又发射导弹，10月，又断然实行核试验，东北亚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个问题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么一种危机的现实：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国家分裂状态，冷战结构依然持续着，东北亚还没有形成综合的安全保障系统。作为商议北朝鲜核问题的平台，组成了由韩国、北朝鲜、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参加的“六方会谈”。但是，如何才能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开发？围绕着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六方会谈”参加国却心怀各异。在东北亚构筑综合性的安全保障系统，需要克服的问题太多。

要在东北亚构筑起综合性的安全保障系统，我们可以参照ARF(东盟ASEAN地区论坛)的模式。ARF在1994年第1次会合以来，召开了多次会议。进入21世纪后，参加国由东盟10国，扩大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印度、新西兰、俄罗斯、韩国、[5]欧盟(EU)、巴布亚新几内亚、北朝鲜等国。的确，由于ARF是内部包含着对立国家而构成的协调安全保障框架，所以不能行使什么强制性措施。只能以非对抗的手段在参加国中培养和平的关系，除此以外此机构没有别的机能。所以，它所发挥的作用有局限性。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吸引很多国家来参加。值得注目的是，“六方会谈”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ARF。如果“六方会谈”与ARF联系起来，能建立起宽松的、综合性的安全保障系统的话，那么，在东亚地区克服冷战的残渣，就可以向前迈进一步。4.日本的外交课题

为了克服东亚的冷战残渣，日本外交应发挥作用的课题是什么？第一，在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支柱的同时，有必要适当限制这个体制的强化。冷战结束后，在1990年，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再定义，还确定了新的防卫指针。结果，9.11以后，日美安保协作走向了强化的道路。但是，这种强化美国单极统治的方向，在东亚不仅会使紧张对立增强，而且在趋于构筑多极世界的国际政治潮流中，日本反而会有陷入孤立的危险。日本应该在多边交流和地区的安全保障系统构筑方面多注入关心。在这一点上，从1990年代末日本与俄罗斯的安全[6]保障交流的进展，就已显示出日美俄安全保障协作的可能性。

第二，俄国、中国、韩国等国之间存在着领土问题，应该以“对半分”的精神来解决。的确，在两国关系良好的时候，领土问题不会凸显。但是，领土问题会与历史认识问题密不可分，各国的主张都有各自的根据。一旦双方关系恶化，领土问题就会大大凸显。日本如果对领土问题能够以“对半分”的精神来解决，东亚的国际关系就会有[7]很大的好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采用“共同利用”“共同统治”的思考方法，打破国境的阻隔，那么，冷战的残渣就可以稳健地克服。（区建英 译）

评议

唐利国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小林元裕先生主要分析了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郑林先生则以中日交流为中心讨论了在历史教育中东亚地区的国际交流的情况。一般谈到所谓“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否定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等的右倾的历史教科书。小林先生的发言在论述此种类型的“三个历史教科书问题”之后，着重分析了“另一个教科书问题”，即围绕着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的“教科书检定裁判”，高度评价了家永三郎等进步史学家在深化历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方面的贡献。郑林先生的报告同样拓宽了我们有关历史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他不仅分析了中日两国历史教育交流的内容，更分析了交流形式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揭示了两国交流的效果及其不足之处。

历史教育的确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各国而言，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严重限制了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深入交流，冷战结束为东亚各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争取求同存异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两位先生的发言使我们再次深刻地感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对于缔造东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重大意义。

冷战的缓和以至结束的过程，也正是东亚国际关系问题的中心逐步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向经济领域的过程。两个阵营相互对抗的模式也逐步转向多个中心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模式。李先生主要讨论了中日经济合作在冷战后的发展情况，而小泽先生则从整体上回顾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动趋势。两位先生的分析视角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论述都在提醒我们，东亚各国在国际经济、国际政治等方面通力合作的局面的营造，是何等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业。

中日同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回顾这两个国家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突与交流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更好地展望东亚的未来发展。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两国先后遭遇“西方的冲击”，大约同时开始了向近代社会的艰难转型。虽然两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起点，却分别走上了迥然相异的历史发展道路。以甲午战争中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为标志，日本开始被广泛视为近代化的成功者，而中国被视为失败者或落伍者。而所谓的中日交流，在近代时期实际上主要是从日本向中国的单向流动。戊戌变法便是一场以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为目标的政治改革运动。

二战之后，日本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发展，“日本为什么成功”再度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尤其是在60年代以后，以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对抗为背景，在美国学者赖肖尔等人的倡导之下，“近代化论”被广泛应用于日本研究。与战前相比，近代化比较的主要标准从军事上的成功，转变为经济上的成功。“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观点依然占据主流。日本是近代亚洲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这一事实构成了研究者们共通的思考前提。

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预设前提自身是否还像当初那样不言自明呢？

实际上，以日本战败投降为契机，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传统观点进行质疑。比如以新中国的诞生为背景，丸山真男在1952年写道，包括自己在内的战前日本学者普遍相信“中国的停滞性和日本的相对的进步性”，然而，“在经历过所谓‘近代’的日本，和没有这种成功经验的中国之间，就大众基础上的近代化这一点而言，今天正发生着逆转性的对比。”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发展，自然谈不上所谓近代化。只有显示出一定的发展，才可能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进步，使得不少学者认真地考虑中国的“成功”的问题。影响到中日比较，就产生了“中国成功，日本失败”的观点。

以上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受到了军事性成败的刺激：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并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而日本则被美军占领，一度丧失了国家独立。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此类质疑逐渐被近代化论对日本历史的乐观主义评价所代替。尽管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法免除政治和道德上的批判，但是在重视经济和技术指标的近代化理论的支撑下，日本被广泛视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成功典范。而战后日本民主、和平、富裕的国家形象，更强化了日本作为近代化成功者的印象。

与此相反，新中国却逐渐遭遇经济发展上的各种困难，在80年代以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日本再度成为中国的学习榜样。80年代开始，近代化论在中国学术界逐渐流行开来，中日比较研究广泛展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便是希望能够在日本的成功中学习经验。作为反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近代化论，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向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理论基础。

然而，当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失败、日本成功”的传统观点。尽管在今日谈论中国的崛起不免依然带有一定的预言性质，但是敏锐的研究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近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评估近代化发展也不能单纯依赖经济指标，有必要建立崭新的近代化比较范式，打破传统的一元化的进步史观所预设的单线发展序列，确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探索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文化个性。拘泥于所谓“成败”问题来比较中日近代化，折射了中日历史上的军事、经济以至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或对抗的关系。我们应该改变中日比较的传统思路，不再确认中日两国“谁成功、谁失败”，而是比较各自的独特性，思考各自的价值。这样的思路不仅将会有助于超越对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定标准下的成败拙速的过分拘泥，更有助于破除各种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幻象，确立多元共生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还是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领域，任何一方都既可以为对方提供经验，也可以向对方学习，但是哪一方都未必是近代化的标准样板。只有立足于这种认识，才可能建立真正的“交流”关系，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健康发展。

安藤润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准教授

在此，我想就李志英先生的报告谈谈感想和提问。

东西冷战结束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导入了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地球上诞生了新的市场，对于企业来说又增加了获取利益的空间。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的(主要是)制造业也把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日中之间的贸易量也增加了。不过，经济交易的活泼化是否就意味着日中民间企业的经济合作在发展呢？的确，日本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话，会在中国创造出雇用机会，中国的工人也会由此得到劳动所得。但是，对于那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会要采取使利润最大化的行动的企业来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又会变为难以达成利润追求目的的因素。一般来讲，与工资水平的提高相伴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因此，一方面，与工资水平相符的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制造据点今后依然会留在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低附加价值产业的制造据点会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其生产又具有所需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据说实际上在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已提高，一部分制造业已在考虑经把生产据点转移到越南等地。美国经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市场经济和企业活动的全球化，使在市场中企业的自我利益追求发挥了负面作用，造成了经济差别。从这个观点来看，我担心在中国活动的日本企业是否在亚洲扮演着“携手扩大经济差距”的角色？关于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考虑的。(区建英 译)

答辩

小林元裕 新潟国际情报大学准教授

谢谢史先生、唐先生的提问，时间不多，我就简单地回答一下。

首先是史先生所提的关于历史学家对近年的历史教科书怎样看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有问题的“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的教科书完全没有正面评价。因为，这部教科书有点不可思议，其执笔者里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参与。并不是以历史学的，而是以政治学、文学专业的人为中心执笔的。因此，在追究其教科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之前，就可以先发现它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有很多错误。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给予了很多批判。

再就是唐先生的提问，日本国民如何认识这部有问题的教科书？实际上，这部教科书与一般教科书不同，采取了在市面上的书店出售的贩卖方法，因此卖去出的册数很多。不过那是有背景的，就是“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把它的教科书发给各种团体、企业，而且让赞同此教科书运动的团体和企业大量购买。自己主动购买这部教科书的人并不多。结果，这部教科书几乎没有被中学采用。在中国和韩国，这部教科书的问题弄得很轰动，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教科书本身的内容很难说是已被日本国民接受了。(区建英 译)

郑林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我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中日历史教育交流中日本赠送给中国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保存在什么地方？

中日历史教科书交流主要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之间进行，双方互相交换对方的社会、历史教科书。日本赠送给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保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2.各个国家之间有没有历史教育交流？

以往中国和日本之间开展历史教育双向交流比较多，与其他国家间的双向交流比较少。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出面组织与日本之间的交流。中国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召开的年会邀请日本等国专家参加。日本“比较史、比较历史教育研究会”主办“东亚历史教育讨论会”，也先后有中国、韩国、朝鲜、越南等国派代表参加。各国之间的历史教育交流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最主要的是组织者和活动经费。首先，历史教育研究团体要有国际交流的愿望，愿意出面组织交流活动。其次，要能够筹集到经费开展活动。我希望今后各个国家的历史教育研究团体能够在组织国际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志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按主持人的要求，我就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做一综合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环境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产成本提高等问题。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民间和政府都在积极努力，不断改善随着生产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个奋斗目标中特别提出了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做到和环境友好相处，给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民间有很多自发组织的环保团体，许多人在为环境改善而自愿工作。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并且不断对政府和民间提出各种建议。这些工作有些已经产生了成效或将要产生成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是日本已经经历过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今后中国希望能向日本学习，并得到日本的大力帮助。[1] 小泽治子：《ロシアの外交戦略と米国のユニラテラリズム——イラク戦争をめぐる米ロ関係を中心に——》，《ロシア·東欧研究》第33号，2005年9月，36-46页。[2] 《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4月7日。[3] 小泽治子：《旧ソ連圏をめぐる米ロ関係の基本構造》，《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情報文化学部紀要》第10回纪念号，2007年5月，92页。[4] 小泽治子：《旧ソ連圏をめぐる米ロ関係の基本構造》，《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情報文化学部紀要》第10回纪念号，2007年5月，92页。[5] 高桥正树：《ASEANが主導する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と日本》，佐佐木宽编：《東アジア＜共生＞の条件》，世织书房，2006年3月，229－230页。[6] 小泽治子：《ロシアの対外政策とアジア太平洋——脱イデオロギーの検証——》，有信堂，2000年12月，187－189页。[7] 参照岩下明裕：《北方領土問題　4でも0でも、2でもなく》，中公新书，2005年12月。

综合讨论

东亚区域主义和欧洲统一的经验

在此，我想以区域主义为关键词来思考东亚的未来。这里所谓区域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一种政治方针，即近邻各国合作推进共同应对共通的问题的制度建设。这也是决定20世纪国际政治特征的动向之一。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盛行起来。其背景是美苏冷战格局的解体。

区域主义的代表性例子是欧洲的EU（欧洲联盟）。那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欧洲统一进程的成果，是国家之间的统一的最先进的事例。此外，还有东南亚的ASEAN、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北美的NAFTA等，非洲也在进行了多种尝试之后，终于建立了AU（非洲联盟）。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例。简而言之，这一动向可以理解为与全球一体化的进展同时并行，促进了近邻国家关系的紧密化。这一动向在我们东亚是如何表现的呢？应当如何展望其未来？

请参考表1，可以看出在东亚也的确存在区域主义的萌芽。不管与其他地区相比它是多么软弱无力，至少不能否定这种动向的存在。成为其引子的，是ASEAN和EU这两个区域组织。两者在成立ASEM（亚欧会议）上是一致的。其中的亚洲诸国形成了所谓的ASEAN+3。由于金大中的积极倡议，东亚区域主义终于作为政治进程而具体展开。他组织了构思东亚共同体的研究会，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我希望在这次发言中明确这一东亚区域主义的胎动，并展望其今后应有的发展状况。

1989年，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诞生。但是它作为区域共同体而言失之过大。而且它本来也有淡化东亚地区的一体性的嫌疑。与此正相反，早在1967年设立的ASEAN，又太小了。1990年，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提倡建立东亚经济集团，可以说正是希望在过大的APEC和过小的ASEAN之间寻求适中的模式。马哈蒂尔的这一设想遭到了美国的反对。日本也追随美国，而且中国也因台湾和香港的定位问题不能与之同调，最后无果而终。

但是，在EU向ASEAN提议设立ASEM（亚欧会议）的时候，马哈蒂尔的设想复活了。ASEAN作为亚洲的参加国，邀请了日中韩三国。这和马哈蒂尔设想的东亚诸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EU和ASEAN的区域间合作，促进了东亚这一地域概念的构筑。这作为将来的（希望如此）东亚共同体形成史的重要起点，是值得注意的事实。1996年，第一次ASEM（亚欧会议）召开，ASEAN和日中韩三国都落座于东亚一方的席位上。

但是，第二年即1997年，亚洲遭遇空前的金融货币危机。危机表明，这一世界经济的增长地区，其实是危机共同管理机制的空白地带。面对这种情况，ASEM（亚欧会议）中的东亚诸国，形成了ASEAN+3的基础平台。表面上是ASEAN为纪念30周年而提议召开了新的包括日中韩在内的会晤，实际上其宗旨在于填补东亚危机管理机制的空白。于是，开始了ASEAN+3的进程。这13个国家在1999年发表了第一次共同声明，决意强化区域合作，并考虑成立东亚共同体。

试图把ASEAN+3向形成东亚共同体的方向推进，是金大中的创意。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成立了东亚构思小组这一半官半民的研究会。研究会提出了EAVG报告，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官僚中心的东亚研究小组，

讨论

过去10年来，日中韩之间以历史问题为中心的确存在着各种摩擦和冲突，但是，ASEAN+3的进程并未中断。2007年，发表了第二次共同宣言。另外，从这一进程出发，旨在实现多边货币合作的清迈协议也逐步实现，成立亚洲债券市场的设想也接近实现。还有，在气候变化、能源、跨境传染病对策、海盗以及其它非传统型的安全保障等领域，应该加强相互合作的问题不胜枚举。ASEAN+3正是就此展开对话的平台。在东亚的确存在以构筑共同体为目标的区域主义的动向，此动向正在作为承担上述功能的合作机制走向具体化。

然而，这种东亚区域主义的动向，随着2005年东亚首脑会议（EAS）的设立而开始出现动摇。这次首脑会议在ASEAN+3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所谓ASEAN+6。日本打算以此16国为基础强化东亚区域合作。与此相对，中国希望以原来的ASEAN+3的13国为中心。ASEAN也在成员国构成问题上出现分裂。因此，现在的情况是，关于将来要成立的东亚共同体的最初成员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姑且不论最终是否成立区域共同体，在展望东亚区域主义的将来趋势时，欧洲的经验应当是有帮助的。欧洲统一的尝试，简单说就是在欧洲范围内实现了和平的构筑和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那也是一个正义与和解的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正视德法之间以及东西欧之间血的历史，实现正义与和解，这是欧洲统一的重要侧面。实现欧洲统一就是努力让互相杀戮的仇敌能够携手共唱同一首歌。这一正义与和解的进程的推进，是为了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依据国际法而构筑起来的普遍价值和规范。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如此构筑起来的EU这一区域共同体的制度，在各种各样的政策领域推进了区域内管理即针对共通问题的多种层次的共同行动，同时，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均以促进全球化管理为目标。为了对应全球化而谋求近邻诸国关系的紧密化（区域化），构筑EU区域管理的目标正是与联合国机制下的全球化管理同步进行，并促进其发展。

不必说，对于试图保持全球影响力的EU的发展方向，也可能有新帝国主义、软霸权主义等批判，而且其在区域内的现实可行性或各种政策措施的实效性，也出现了很多失败的例子。其实，区域管理和联合国体制下的管理之间本来就存在很多摩擦。尽管如此，立足于普遍的国际法原则，构筑促进全球化管理的区域管理机制，据此以推进正义与和解的进程，EU的这一努力方向，在展望东亚区域主义今后的发展趋势之际，不正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吗？

如上所述，在东亚的确存在着区域主义的胎动。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言论早已非常盛行。我在过去3年里，参加了研究如何拟定东亚共同体宪章草案的课题组。这一草案的日英对照版已公开在以下网页上，请诸位一定参考一下。无论是什么样的评论，我们都非常欢迎（http：//project.iss.u-tokyo.ac.jp/crep/pdf/dp/Draft_Charter_of_the_East_Asian_Community.pdf）。关于这个宪章草案的日本语的解说书已经出版了，英语的解说书预定明年尽早刊行。

在这个宪章草案中，具体列举了本稿前面所强调的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明确了国际法的普遍价值和规范，并且为了建设能够为全球化管理做出贡献的东亚，进行各种制度设计。特别致力于如何能够使解决各个具体问题的政策过程，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功能性的合作体制的构筑，对立足于普遍性价值、贡献于全球化管理的东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东亚区域主义·简略年表（唐利国 译）讨论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下面首先围绕刚才臼井先生的综合发言来讨论，哪一位先生有评议或提问？

佐佐木宽(区建英 译)：

在第3专题中，小林先生的报告使用了“人权”这个关键词，在此如果可以增加一个论点的话，我想说，在推进东亚地区交流上，刚才臼井先生所说的普遍性的“人权”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妥当性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进一步说，与其使用“人权”这个普遍性的概念，不如使用“做买卖”、“赚钱”等理论会更有利于形成促进地区交流的契机。这一点您怎么看？欧洲也曾是从煤炭钢铁共同体开始的，由此可见，不如从能源、商业等经济话题开始比较好一些。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以供讨论。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这一点与第3专题李志英先生的报告也有关，那么，就先请臼井先生回答一下，然后请李先生回答。

臼井阳一郎(区建英 译)：

首先简单就两个问题谈一谈。说到机能的协作，或应推进“赚钱”，完全是那样。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在过去3年里，与其他大学的同行一起搞了一个构想东亚共同体宪章·纲领的课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ASEAN＋3的13国缔结的全部条约，还查阅了这13国的宪法，除了其中一部分国家没有宪法以外，我们都全部查阅过。从ASEAN＋3的13国的所有加盟条约以及其各国的宪法来看，“human rights”、“人权”这个概念，我敢冒引起误解之嫌，说这也是亚洲的关键词。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采访了ASEAN的秘书长鲁道夫·塞贝里诺，这位前ASEAN秘书局最高领导人说：“凡是提人权的时候，亚洲各国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人反对。”也就是说，一谈起人权就认为亚洲人不会响应，这其实是日本人的妄自尊大。当然，在如何实现人权、实现的方法和制度上与欧洲不同。但对必须实现人权这一点，ASEAN10国加日、中、韩都具有共识。关键是应如何从“理念”、“观念”向现实推进(from the idea to practices)？我们需要在东亚创造从“理念”推进到现实的共同框架，为此，日本与中国、韩国、ASEAN10国必须通力合作。谢谢！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对现在臼井先生的发言，各位讨论者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转入经济交流和刚才佐佐木先生指出的“以人权统合”或臼井先生说的“实行框架”的话题，关于这一点，请报告中日经济关系的

李志英

我认为经济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经济学者确实谈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研究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已开始研究了。日本经济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了高度成长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所以在日本，生存的问题不显得那么重要。而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生存的问题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此顺便回答一下刚才安藤先生的提问。

安藤先生问“日本在中国投资是否会带来新的经济发展差距”？关于这一点应该从历史上看，日本企业和日本的资金进入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企业进入中国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2008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间，中日经济之间的差距是渐渐缩小了。由于日本企业的投资，中国得到的不仅是资金技术，而且还得到了经营的秘诀。因为这些，中国人可以向日本学习很多经验。作为中国人，应该感谢日本。以上是我简单的回答。谢谢！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对李志英先生的回答，安藤先生有何想法？

安藤润(区建英 译)：

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李先生说“中国企业要向日本企业学习经营的秘诀”，但最近，不如说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需要向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学习经营秘诀。企业经营方面的交流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进行的。我想在企业之间，那种交流也是双向进行才能更活泼地发展。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刚才一连串的对话，都谈到了全球化中的经济变动。如李志英先生所说，中日的差距会缩小。但是在日本国内或在中国国内，经济差距可以说是在扩大。关于这个问题，臼井先生的发言提出的“区域主义”，可以说与能否解决差距问题有很深的关系，那种区域主义，是支持了全球化的不好的方面，还是纠正了这些方面？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想请大家围绕这个问题提讨论一下。

小山田纪子(区建英 译)：

问题非常复杂，不好整理，我想了解一下关于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别。昨天的专题讨论开完以后，我就少数民族的问题请教了杨先生和唐先生。得知中国对少数民族问题采取了各种积极地缩小差距的措施，做出了很多努力。今天又听唐先生在评论中说，近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单一的，也不能以成功或失败来评价，而且要努力创出不同于民族中心主义的多元化社会，我深有感触。但是，中国东西部的差别非常大，我感到那是深刻的问题。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人员又从西部流动到东部，安藤先生也谈到了日本企业进入中国，还有工人流动到日本，这就是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员流动。与之相对照，听说西部内陆地区依然发展落后，联想起昨天王东平先生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清真寺增加了，汉族改宗为伊斯兰的人也增加了，那么这些问题是否也在西部出现了呢？回族的问题、伊斯兰的问题（这些虽然属于非常专业性的内容），我想也会在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发生。比如，王东平先生提到的伊斯兰教育问题，我想知道由政府认可的伊斯兰教育的学校是怎样增加或减少的？大概那里也会发生地区性的问题吧？

史革新

我想谈谈关于当前中国现代化改革中出现“不平衡”、“两极分化”问题。就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出现“不平衡”、“两极分化”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欧美国家如此，日本如此，走上现代化改革的中国亦不可避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东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发展较快，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们的收入拉开了差距，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这些“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的现象还在不断加剧，有的已经发展得比较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不平衡”、“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引起中国官方和人民的高度关注。自1990年代起，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如加大对于贫困地区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抑制过高的个人收入；实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发展战略，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不平衡”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中国政府解决“不平衡”、“两极分化”问题的决心是真诚的、坚决的；中国人民解决这些问题的信心是坚定的。对此，我们应该抱有乐观的态度。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我认为这次国际研讨会不仅发言者的专业各异，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展开了多元性的讨论。在第1专题讨论中，有回族的话题，那里又引出了伊斯兰的内容，关于儒教思想也谈到了各种思想因地区差异而产生了多元性，而且由于其社会结构，在近代以前，即使同一地区内也存在着由单一思想促成多元性提高的情况。如此多元的世界，在近代化、殖民地化过程中是如何迎来变化的？这又正好成了第2专题的题目。在那里探讨的问题又在第3专题讨论中，以区域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刚才第3专题讨论中，孙燕京先生对小泽治子先生的提问因时间关系还未回答，她的提问是希望用几个关键词谈谈对东亚地区将来的展望。我并不是要放弃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归纳责任，而是想请小泽先生对此提问做一个回答，并用您的回答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总结。

小泽治子(区建英 译)：

谢谢孙先生！总结全体对于我来说是太过沉重。我只对我的报告补充说明一下我后来的想法。既然要求用几个关键词来展望东亚地区的协作，我就举出三个。第一，刚才也说过的，就是“降低国境的壁垒”。第二，是“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协作、地区间的协作的重要性”。第三，是有必要考虑“共同利用”。我虽然这样设问，至于问题是属于安全保障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则因问题而各异。我说“降低国境的壁垒”，但如果国境的墙壁太过低，也会产生各种问题，或有可能使需要克服的问题重新突显。不过，即使会有各种需要克服的问题重新出现，在今日东亚的现状下，还是首先要降低国境的壁垒，这一点是必须重视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谈两个问题，比如，最近日本的一些存在国境问题的地方自治体，比如室根与北方领土的城市进行协作，或日本的离岛进行国境之间的协作，这些所谓超越地方级国境线的协作在最近出现得较多。这样的协作进行多了，渐渐地国境问题、领土问题也就会被相对化的。本次研讨会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前一段时间，日中两国首脑就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同意了日中之间的共同利用。我认为共同利用的想法对于日中协作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不仅对于日中两国，而且在考虑东亚的国家间、地区间的协作时，也能成为今后的一个模式。谢谢！

越智敏夫(区建英 译)：

谢谢！经过以上一连的讨论，我想会场递上来的提问票也在这场讨论中基本得到了回答。当然还有剩下的问题，就留待下次机会再探讨吧。

序 に代えて

信頼·互恵·共生—相互理解 の下で東アジアの協力を図る—

本書は中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歴史的変遷と発展状況」の内容を元にして編集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は、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が主催し、新潟県·新潟市が後援となり、2008年7月12日～13日に新潟市中央区·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中央キャンパスで開催された。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提携校である北京師範大学歴史学院から10名の教員をパネリストとして招き、また新潟県内外から他国籍の参加者も含めて約130名の方々にご出席頂き、多角的な講演と活発な討論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た。

今回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は、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情報文化学部と北京師範大学歴史学院とが今まで8年間にわたる教育交流の成果を踏まえた一つの新しい試みである。かつて1999年12月に、本学情報文化学部長·日本著名なジャーナリスト·故石川真澄先生をはじめとする教職員一行が北京師範大学歴史系を訪問した。その訪問において、石川先生は東アジア諸国関係の回顧と展望というテーマで講演を行い、日中両国の若い世代の相互交流を促進するための派遣留学構想を提起した。この構想は北京師範大学の共感と賛同を得た。そして、翌年の2000年4月に、双方の間で提携交流協定を締結し、同年9月から、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は、北京師範大学歴史系に半年の留学として学生を派遣し、翌年から、この派遣留学を制度化した。

派遣留学は非常に良好な教育効果をもたらし、参加学生の保護者からも高い評価を得た。留学参加学生は半年の北京生活において、中国語と中国社会文化を学習するばかりでなく、中国人学生と広く交流し、現地の市民とも接触する機会を得た。留学を通じて同世代の中国青年をはじめ中国人と友情を結んだことは大きな意味を持っている。2004年～2006年は日中関係が悪化した時期であったが、現地で中国人の暖かい友情を体験した留学参加学生は、自らの体験を日本にいる友人に伝え、市民レベルで日中友好の架け橋として役割を果たした。8年間の派遣留学の成果を蓄積した上、国際教育交流を国際学術交流へと発展させようとして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を試みたのである。

ここで、私は企画·実施の責任者の一人として、中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全体的に捉えて、読者に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

こ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は一般の学会と異なって、内容の構成を予め構想したものである。「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歴史的変遷と発展状況」というテーマを選んだのは、1999年石川真澄先生が北京師範大学歴史系で行った東アジア諸国関係についての講演の初志を継承し、地域協力という21世紀の時代的課題に対応する大学の有り方と研究者の役割を模索するためである。また、双方教員の専門の多様性を生かし、その多様性を有機的関連のある内容に構成するよう考案した。北京師範大学の教員は歴史学に造詣があり、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教員は国際関係学、政治学、経済学、歴史学などの分野に造詣がある。これに鑑み、歴史的回顧と近現代の諸問題の検討をともに視野に入れ、三つの部会を分けた。第1部は「19世紀半ば以前の東アジアの地域交流」、第2部は「近代西洋植民地主義の衝撃による東アジア諸国の関係変化」、第3部は「冷戦とポスト冷戦の東アジアの地域交流」であり、最後に総合部を設け、学際的な討議を目指した。

また、学術性を重視すると同時に、啓蒙性と実践的課題にも配慮した。シンポジウムの冒頭に、新潟国際情報大学長·平山征夫先生の特別講演を入れたのは、平山先生がかつて12年間新潟県知事を勤め、「北東アジア経済圏構想」の推進に取り組んだ実践的体験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は、単に専門学者だけの討議ではなく、一般の学生や市民も自由参加できるように公開した。したがって、国際的な学術交流であると同時に、国際的な人民交流という意味を兼ねている。

第一部では、歴史に蓄積した交流経験を顧み、知的資源を探るという意味で、まず東アジアに共有している伝統の一つとして儒学を取り上げた。北京師範大学の張涛教授は、中国起源の儒学が日本と朝鮮で更新と創造を得、中国に還流して中国の文化発展を促進することを語った。張昭軍教授は、中国、日本、朝鮮·韓国における儒学の多様性と相互影響と共有、および今日のグローバル化と生態危機に対処するための「調和共生」の知恵を分析した。また、中央アジアや西アジアとの交流にも話を進めた。王東平教授は、異なる文明の融合の成功例として、外来民族のムスリムと中国国内の民族とが相互交流によって回族を形成し、イスラームの中国化を推進しながら、アラビア、ペルシャ、中央アジアの文化を中国に伝播する歴史を語った。報告へのコメントとして、楊共楽教授は東アジア交流の歴史的経験を、文化の独自性、多様性、開放、交流による文明発展という言葉で評した。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高橋正樹教授は、東南アジアの視点から過去の冊封体制を顧み、中華世界の分権的な国内及び国際秩序形成のモデルを見出し、近代国民国家の形成過程で搾取と強権による支配が強められた政治秩序を克服するための示唆を説いた。

第二部では、近代へと時代を下り、近代西洋植民地主義の衝撃およびその影響による東アジア諸国関係の変化について議論を行った。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越智敏夫教授は、西欧の国民国家形成に伴う植民地獲得、それを模倣した日本の近代化様式を分析し、またアジア諸国の近代化に関する民衆の自発的意思ないし反発意識への注目を説いた。吉澤文寿准教授は、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の特徴として警察力·軍事力に支えられた暴力装置を分析し、また国家権力によって人権を蹂躙された人々の連帯として、被侵略地域の人民と日本人戦争被害者との連帯を提言した。また、北京師範大学の王開璽教授は、外交が君主のみに属す中国の外交伝統が近代西洋諸国との外交で衝突を起こし、その衝突によって中国外交の近代化が促進されたことを述べた。史革新教授は、日清戦争での清朝敗北をきっかけに、中国の知識人が日本の改革に学ぶ必要を認め、「東学」という用語に象徴されたように、日本を経由して近代化を学ぶ思潮が生まれたことを語り、日中文化交流の方向変化を分析した。報告へのコメントとして、孫燕京教授は両国研究者の視点と理論の相違点をまとめ、また植民地主義の問題と関連しながら、西欧基準の近代化概念と道の捉え方に疑問を示した。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小山田紀子教授は、日本が手本とした西欧の国民国家の植民地獲得競争や、脱植民地化後の移民問題に見られる人種差別の継続などの問題を指摘した。

第三部では、冷戦とポスト冷戦を経た今日の切迫した問題へ進み、東アジア諸国の対立の重要要因である歴史認識、経済協力、国際関係について問題分析と意見交換を行った。まず今日の東アジア諸国対立の要因の一つである歴史認識問題について、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小林元裕准教授は、1980年代以来の右傾化に見える歴史教科書批判や「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などの歴史教科書問題を、家永教科書裁判への反発として起きた現象として捉え、家永教科書裁判の役割への評価を主張した。北京師範大学の鄭林副教授は中国の改革開放以来、東アジア諸国との歴史教育国際交流の中で日本との交流が最も多かったことを述べ、その成果と不足点を分析した。またポスト冷戦期の経済協力と国際関係について、李志英教授は、冷戦終結後の日中経済交流発展に伴い中国崩壊論や中国脅威論も高くなったが、両国の経済協力において競争より互恵の部分が多いとし、日本の中国市場参入の利点を語った。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小澤治子教授は、冷戦終結後の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動向を分析し、冷戦復活の可能性を否定しながら、冷戦の残滓克服の方向性を説いた。報告へのコメントとして、北京師範大学の唐利国講師は、中日の近代化比較における成敗論の問題性を指摘し、多様な発展モデルを認めて新しい協力関係を確立するよう提言した。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安藤潤准教授は日中経済協力について、中国市場で活動する日本企業の増加によって中国やアジアで経済格差拡大を作り出される可能性について危惧を示した。

総合部では、全体の締めくくりとして、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本学の臼井陽一郎教授は「東アジア地域主義の現在とヨーロッパの経験」という題で総合発言を行い、地域協力に関する欧州の経験を語り、東アジア地域主義への展望として、普遍的な国際法原則に立脚した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の構築を示唆した。またフロアとの質疑応答で、経済格差問題、環境問題などをめぐって討論した。こうして、シンポジウムは、文化や制度や近代化モデルの多様性を認め合い、信頼·互恵·共生の姿勢で東アジアの地域協力を図るという共通認識にまとめられた。

今回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のパネリストは、専門において歴史学、政治学、経済学、国際関係学など多様であり、日本と中国の研究視点にも相異があるため、討議における論理のずれも現われた。たとえば、儒学に権力批判の要素があるかという問題をめぐって、日本の学者が念頭においた権力は、近代国家の国家権力を含むものであるが、中国の学者が念頭においたのは封建支配者の権力である。近代化の捉え方をめぐって、日本の学者は、植民地主義や国家権力を近代化に内在する問題として捉え、近代化そのものに批判的視点を示しているが、中国の学者は、植民地主義に批判的態度を取りながら、近代化そのものを肯定している。日本企業の投資と貧富格差をめぐって、日本の学者は、日本企業の投資が日本国内あるいは中国国内の経済格差拡大に加担することを懸念するが、中国の学者は、日本企業の投資によって日本と中国の間の格差が縮まることに注目し評価を与える。こうした様々なずれは、本書のシンポジウム部分を読むと感じられるであろう。ずれの発生それ自体も良い交流であり、互いに刺激を与え、新しい視点が得られるのである。

また、三つの部会ともフロアとの質疑応答を行った。研究者、学生、市民を含む出席者からの関心を物語っている。書籍化する時に編集上の関係で、それらの質疑応答をだいぶ割愛したが、有意義な対話があった。ここで一例を紹介すると、たとえば第2部において、フロアからは「東学」という用語への抵抗的反応があった。「東学」というと、朝鮮で起こった日清戦争前の「東学の乱」あるいは「東学党の乱」との混同を心配するので、この用語を止めてほしいという指摘であった。おそらく、近代中国で「東学」が朝鮮の「東学」と異なる意味で使われていたことを知らないからであろう。この反応は、日清戦争後、中国の知識人が日本の西洋研究成果、日本の近代化経験を「東学」として熱心に学んでいたことについて、今の日本では一般的に知られていない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公開シンポジウムという形で、これを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てよかった。

最後に、この日中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の書籍化に当って、出版助成をはじめ様々なご支援を与えてくださった北京師範大学に深く感謝する。

あいさつ

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情報文化学部長 槻木公一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私は新潟国際情報大学情報文化学部長の槻木です。

本日は、本学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歴史的変遷と発展状況」に、皆様方、多くの方々にご参加をいただき、まこと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本シンポジウムには本学の教員のみならず、はるばる中国北京から北京師範大学の歴史学院長·楊先生をはじめ10名の先生方にお越しいただきました。

先生方、本当に遠いところをお越し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かげさまで、今日と明日の2日間にわたり、シンポジウムの表題に示されました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歴史的変遷と発展状況に関して、3つの時代の観点から捉えた様々な報告、および、最後に行われます総合討論において、価値ある討論や意見交換が活発に行われ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ます。

どうぞ皆様方、最後までご参加を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今後とも、是非、このような意義ある国際交流が続けられますことを願いまして、私のあいさつ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北京師範大学歴史学院院長 楊共楽

尊敬する平山学長先生、槻木学部長先生

尊敬有する研究者の皆様、出席者の皆様

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が主催するこ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歴史的変遷と発展状況」に参加することができて、私は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ここではまず、北京師範大学歴史学院を代表して、こ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の開催に敬意を表します。

東アジア諸国は、世界を校正する重要な部分です。長い歴史において、東アジア諸国は交流を行い、互いに緊密な関係を築きました。交流の歴史において、互いに相手国を理解し、自分の認識を豊かにし、相手国の長所を学び、自分の視野を広げました。交流およびそれによって生まれた影響は、相互の友情を増進するばかりでなく、東アジア諸国それぞれの文明発展を進めました。今回は、「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歴史的変遷と発展状況」について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東アジア地域交流の特徴と未来の方向性について報告と討論を行います。これは、学術の面においても国際協力関係の構築においても、重要な意味があります。

本日、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には、東アジアの地域協力に関心を持つ研究者と新潟市民が参加していますが、これは、本シンポジウムの出している課題は、多くの関心を集めている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ます。ほんとうに嬉しいことです。

北京師範大学の教員はぜひこの機会を通じて、新潟市民の見解を深く学び、皆様の素晴らしい知恵を吸収したいです。同時に、私たちも、自分たちの研究感想を発表することで、国際交流と地域協力に関する皆様の思考に有益な参考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れば幸甚に思います。

こ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の参加者として、私たちはこの機会によって、東アジアの交流の歴史をより深く理解し、歴史の回顧を通じて未来を把握し、現在のあり方を検討したいです。皆様と一緒に、東アジアの交流協力の必要性と可能性を討議し、相互の対立を解消する道を探り、幸せな未来のあり方を探りたいと、期待しております。

最後に、シンポジウムの円満成功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いっそうのご発展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區建英 訳）

特別講演

知事時代に推進した北東アジア経済圏構想

新潟国際情報大学の学長に本年4月就任したばかりですが、北京師範大学と共同でこ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できますことを、喜んでいます。師範大学には当大学の派遣留学生の受け入れなどで大変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が、これまでの大学度同士の交流の成果が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とな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

基調講演を仰せつかりましたが、私は研究者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適任かどうか疑問ではありますが、知事という立場で北東アジア経済圏の推進にどう取り組んできたか、またどう考えてきたかなどをお話します。

私が日本銀行の新潟支店長として赴任してきた1989年頃は、ペレストロイカによるソ連の開放により、それまで閉ざされていた日本海が戦後45年ぶりに交流の海に変わり始めた時でした。軍港として立ち入り禁止だったウラジオストックとの間に新潟から航空路を開設しようという動きが一挙に盛り上がりました。市内ではロシア物産見本市などが開かれ、物珍しさもあり多くの市民が押し寄せていました。

地政学上の有利さもあって、新潟では「環日本海経済交流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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