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盛田昭夫,[日]下村满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日本制造试读：
前言
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前首先明确一点，本书最初设定的读者对象是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因此以英语写就，然后被翻译成了日语。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各国对日本的关注程度和批判力度也骤然提升。而有关日本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大量出版，但几乎都是外国人编著的。由于工作关系，我作为一个常年致力于促进日美、日欧间相互了解的日本人，本着向西方世界表达自身想法、传达自身意见的初衷，窃以为这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鼓起勇气，参与了本书的编著工作。
因此本书并非我个人的自传。有幸蒙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厚爱，SONY公司已然成为一家世界知名的企业，我想通过记述SONY的发展历程，来让欧美人了解和理解日本人的经营理念，而本书便是这样一种尝试的产物。鉴于此，本书在编写时一直将各阶层的外国读者作为目标对象，因此可能存在会让日本读者感到突兀的部分，还请多多包涵。此外，与英文版相比，本书删除了部分对日本人而言属于普遍常识的内容，并追加了部分其他内容。
1946年5月7日的一个下午，战后满目疮痍的东京市中心有一栋在火灾后剩下的残破建筑——白木屋百货商店（当时位于日本桥一带），在建筑物的3楼，大约20名年轻人齐聚一堂，创立了SONY株式会社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在创立者中，当时的井深大先生38岁，我25岁。战争年代，我与井深先生相遇相知，从友情发展为直至今日的长期信赖关系。倘若没有这段良缘，这本书可能也不会存在。能与井深先生邂逅，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能与井深先生一起工作，让我感到衷心喜悦。
正是有了以井深先生为代表的SONY历代经理、员工以及我的前辈、友人的关怀、指导和协助，才成就了今日的我。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的谢意。
在SONY创立40周年纪念日的一周后，我和妻子良子庆祝了我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良子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优秀伴侣，时常向我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社交方面，她也是个出色的“贤内助”，妥善处理着我与海内外各界友人之间的关系。此外，我的孩子们也理解我这个父亲，使我能够专注于事业。
我能获得今日的成就，承蒙无数人的帮助。每当想起这些，都让我不禁感谢上苍。
本书的完成过程亦是如此。下村满子小姐与埃德温·莱因戈尔德先生怀着满腔热情，不嫌厌烦地对我的漫长描述进行记录、整理，查阅海量资料，最终成书。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不少SONY的相关人员也不辞辛劳，参与进行了资料收集等工作，我也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从另一方面来说，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归功于上述各界人士的努力付出。1986年12月盛田昭夫1.成长“新型炸弹袭击了广岛”，当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和海军同僚共进午餐。当时，我们获得的消息十分有限，甚至连炸弹的具体种类都不知道。作为刚从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一名技术军官，直觉告诉我，那或许是原子弹。如果我的猜想属实，那后果必定非常严重，但至于具体严重到何种程度，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毕竟日本之前还没有吃过大的败仗。
至于总体形势走向，早在数月前，我其实就心中有数了——日本败局已定，继续作战只是徒劳。但军方恐怕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时我24岁，从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专业毕业后，便获得了海军技术中尉的军衔，和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一同开展科研工作。我们当时的科研目标是制造热导武器和夜视瞄准装置。军事当局当时仍然试图凭借日本的科学技术来扭转战局。然而，即便我们潜心研究，也为时已晚，由于资源匮乏和时间紧迫，研发计划注定化为泡影。而此刻，倘若轰炸广岛的真是原子弹，那么军方势必无力回天。
当时，日本的平民百姓都处于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管制之下。得益于海军军官的身份，我却能够获得日本海军提供的情报，也能够收听短波无线电广播，当然知道美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强大。即便如此，原子弹爆炸还是让我震惊万分。可以说，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的日本人，个个都变得魂不守舍。
在那个闷热潮湿的夏天，我们还无法充分了解这种炸弹的恐怖之处。午餐时传来的情报只是说“一种能够发出闪光的新型炸弹”。即便如此，根据这样的描述，也能推断出是原子弹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军事当局都在隐瞒广岛被炸的具体情况，甚至还一度试图否认美国拥有原子弹的事实。而鉴于当时日本的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还无法准确把握这种原子类武器的破坏力和瞬间杀伤力。
虽然我不清楚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但却目睹过常规武器空袭后的惨状，包括1945年（昭和20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当时，一群又一群的B29轰炸机轮番轰炸，使东京变为一片火海。短短几小时内，就有10万人死于非命。而我的故乡名古屋也未能逃过空袭的厄运，虽然我没有亲身体验，但听闻的描述也令我胆战心惊。1945年，除京都以外，日本多数大工业城市都在狂轰滥炸下沦为废墟。数百万日本人的家成了不忍直视的瓦砾和焦土。威力更甚的原子弹会带来怎样的悲剧，实在超出我当时的想象能力。
美国轰炸机将原子弹投向广岛的时间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而我们直到次日正午时分才得知此事。对于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一事，我的第一反应完全出于科学工作者的本能。当时我坐在餐桌前，吃着白米饭。在战时的日本，这算是最为奢侈的美味了，可我却在听到消息的瞬间食欲全无。接着，我对同桌的军官同事们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立刻终止，如果美国拥有了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那就意味着日本在各个领域都已大幅落后，要赶超是不可能了。”
上司却因为我的这番话而大为恼火。
关于制造原子类武器的可行性，我略知一二。但当时在我看来，要想成功研发出原子弹，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因此当得知美国已经成功研发出原子弹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完全无法发明出能够与之匹敌的武器装备。按照当时的科技实力，日本能够想到的所有新武器和防御战术，在美国的原子弹面前都是螳臂当车。对于广岛被炸的消息，起初我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等于是一种铁证——美日之间的技术差距已是天壤之别。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之前知道美国比日本先进，但我以为日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探索新概念、新创意。有一次，我们获得了日军击落的B29轰炸机上的残存零部件，经过分析，发现其采用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新颖的电路，但也并没有和日本拉开太大差距。
在得知广岛被原子弹袭击的那一刻，我才如梦初醒，美国工业的强大实力，已然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对此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应该早些察觉这个事实。
其实，早在读中学时，我就看过一部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电影，片中展示了福特位于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红河大型工厂，工厂里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让我极为震撼。巨大的船舶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至福特的红河炼钢厂，将铁矿石冶炼成各种类型的钢材；然后将钢材运至下一个厂区，在那里铸造成各种汽车零部件；最后将零部件组装成汽车。日本当时还没有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综合性生产技术。多年后，日本从战败中崛起，构建了自身独有的产业系统，在沿海地区建起了高生产率的工厂，开始制造电影中的福特公司所使用的自动化综合生产设备。当时我正好有机会造访那传说中的红河大型工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眼前的场景和我20年前在电影中看到的如出一辙、丝毫未变，我感到吃惊、困惑和失望。20多年来，福特似乎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生产设备。被誉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工业，未来会去向何方，我不禁为此感到担忧。
然而，在1945年8月这个时间点，不管是日本的前途还是我自身的前途，都非常渺茫，没人能想象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剧烈变革，因此当时的我也是惴惴不安。关于自己的将来，我之前也做过各种考虑。之所以在读大学时报名参加海军，也是由于一位海军军官的建议。他告诉我，这么做既能够继续研究学问，也能避免在远离国土的海上无谓牺牲。继广岛被炸之后，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到了长崎，这让我更为深切地感到，未来的日本需要尽量多的人才。或许有点儿自以为是，但我当时的确有一种使命感——作为一名年轻人，将来可能会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当然，能像今天这样来回于世界各地，累计行程数百万公里，为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出一份力，换作当时的我，是根本无法预想的。
我出身于一个传统酿酒世家，是家里的长子。如果没有历史和命运的风云变幻，我应该就会作为第十五代后嗣而继承家业。日本酒不仅仅是日本的传统酒精类饮品，还是日本国民的文化象征。许多传统的宗教仪式都少不了日本酒，在日式结婚典礼上，新娘、新郎也会共饮一杯日本酒，作为海誓山盟的标志。我的老家位于工业城市名古屋附近的知多半岛，是一个名叫小铃谷村（现在的常滑市）的地方，300年前就开始酿造以“子日松”为招牌的日本酒，这个名字来自[1]《万叶集》中记载的一种名为“子日游”的传统习俗——每年正月的第一个子日出外郊游，并采回一株松树幼苗栽在自家庭院中，取益寿延年的吉祥之意。另外，盛田家第十一代传人久左卫门命祺正巧生于“子鼠之年”。可见这个招牌意义深远。盛田合资公司还生产豆酱和酱油，它们都是日本人餐桌上的必备之物。由于所从事的生意与当地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盛田家在村里一直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的父亲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实业家。但当他继承这份历史悠久的家业时，经营状况已经陷入困境。祖父和曾祖父是卓越的审美主义者，醉心于收藏日本和中国的美术工艺品。他们两位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用于公共事业及赞助美术家、艺术工匠和美术品商。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崇尚艺术品，对于精美高级的陶器、茶具、家具和绘画等，总是会怀有敬意。当然，这些物件都价值不菲。不幸的是，盛田家这两代户主是如此痴迷于这种高雅爱好及美学追求，以至于无暇顾及家业，将企业交由他人打理，最终使得家族事业走向衰落。
当时，盛田合资公司的经营完全由掌柜代劳。对被雇用者而言，企业的事业只是自己赖以谋生的工具，即便经营不善，对自身而言，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既没有让这份代代相传的家业持续繁荣的义务，也没有守护盛田家财产的责任。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其当务之急便是重振公司经营、恢复家族财力。要想完成这番大事业，只能靠他自己。
这绝非易事。父亲被召回老家继承家业时，正值他的求学时代。当时他在东京的庆应大学学习商业管理，而老家的盛田合资公司已濒临破产。于是父亲下定了决心——必须立刻中断学业。后来据父亲讲，虽然当时心里并不情愿，但想到这也是一次考验自身实力的机会，而且这也关乎盛田家的前途，是自己迎来的巨大挑战。于是，父亲毅然归乡，着手重振公司。
父亲靠着变卖祖父和曾祖父收藏的大量艺术品，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且重建了一度荒废的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艺术品经过那么多年，一直在增值。对经商者而言，投资艺术品并非十分明智之举，但不得不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父亲重振家业的过程中，那些艺术品的确发挥了作用，甚至可以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父亲不得不卖掉的宝贝中，有三件最为贵重的“传家宝”。它们是一幅中国挂轴、一面中国铜镜和一件日本弥生时代的勾玉。父亲是个严肃而保守的人，明白这三件宝贝对祖父而言有多珍贵，因此他决定，一旦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就立刻将它们赎回。而在数年后，父亲的确做到了，三件传家宝再次“完璧归赵”。
我作为盛田家长子出生时，家业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兴旺，因此我的孩提时代可谓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当时我们住在白壁町，那是名古屋的高级住宅区之一，房子非常大（以日本人的标准而言）。白壁町以富人多而闻名，我们家的院子里有自己的网球场，但在那一带并不算稀罕。当时对面住的是丰田家，也就是日后成为世界级汽车制造企业——丰田汽车的创立者家族，周围的邻居也是非富即贵。当时我家里人多，因此需要大房子才能住下。我的父母、小我两岁的弟弟和昭、小我三岁的妹妹菊子、小我六岁的弟弟正明、一个丧夫无子的姑妈、曾留洋法国四年学习绘画的叔叔、我的祖父母，加上六个佣人。还有从盛田老家过来的三四个年轻书生，他们一边在我们家帮工，一边在名古屋上学。这么多家庭成员住在同一屋檐下。
毕竟住着这么多人，所以家里几乎一直很闹腾，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每个人的隐私空间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们兄弟姐妹和父母亲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在一些特别的日子，譬如生日和节日之类，就会打开所有房间的拉门，家人和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举行二三十人规模的大型聚会。生日时，大家会聚在一起玩抽奖游戏，往往是人人有奖，大家谈笑风生、觥筹交错，热闹非凡。而操持家务琐事也好，调停孩子、年轻佣人和寄宿书生之间连绵不断的口角和争吵也好，都是我母亲的工作。显而易见，我母亲是个贤惠能干、耐心宽容的人。
母亲在17岁时就嫁给了父亲，婚后好几年都没能成功怀孕，这让他们夫妇一度担心不已。直到现在，日本人在这方面也较为传统，当时更是如此，一家是否有男儿继业，可谓极为关键的问题。婚后第七年，随着我呱呱落地，他们才算是如释重负。我的母亲是个文静贤淑的人，且爱好艺术。她尽心尽力地维护整个家庭，家人的事业是否顺利，家人的关系是否和谐，家人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方方面面，她都事无巨细地认真体察，因此总是非常忙碌。母亲非常有主见，在那个时代的家庭妇女中，这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尤其对于我的教育问题，她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但她并不像如今的“虎妈”那样不顾孩子的感受，绝对不会为了让我考入名牌学校而逼着我进行填鸭式的学习。我的母亲非常理解我，这让我非常安心。因此我在她面前能够无话不谈。由于父亲肩负着重振家业、复兴公司的重任，整天埋头于工作，因此总让我觉得有点儿难以接近，所以一旦有事，我几乎都去找母亲商量。
母亲嫁进来后，改变了盛田家的许多传统。女性能够坚持己见并付诸实践，在当时非常少见。母亲出生于武士世家，一方面重视日本传统，总是身着和服，同时又乐于接受新事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经常吵架打闹，没让母亲省心。但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将近10岁时，我便不再调皮，开始专注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于是更为频繁地听取母亲的教诲和忠告。掌握“管家大权”的母亲给了我一间配备书桌的独立房间。当我捣鼓电子元件时，需要一个工作台，于是母亲又给我买了一张书桌作为工作台，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并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睡在铺着被褥的榻榻米上。不知是否是母亲有意安排，反正我从小就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熏陶。在我看来，父母之所以对我采取这种教育方法，是为了让我继承家业，成为盛田家将来的户主，并沿袭第十五代久左卫门之名号。
儿子成为一家之主、掌管家业时，必须弃用原名，改名久左卫门，这是盛田家的家规。而之前大多数历任家主的原名都为“常助”或“彦太郎”。父亲在成为第十四代久左卫门前，名为盛田彦太郎。祖父原名常助，在将“久左卫门”这一象征着户主名誉和责任的名号传给我父亲后，又改名为盛田命昭。
而在我出生后，按照家族惯例，父亲打算给我取名“常助”，但鉴于这个传统的名字不太适合20世纪新时代，于是拜托一位汉学家为我取名。那位汉学家非常有名，又是祖父的朋友。他建议取名“昭夫”。“昭”有“启发”之意，祖父的名字“命昭”里也有这个字。而且，根据不同的读法，我的名字还有“非凡”之意，“盛田”这个姓有“茂盛的稻田”的含义，加上“昭夫”二字，让人联想到充满希望的美好人生。父母似乎非常中意这个名字的寓意，所以也把我名字[2]的音节用在了我两个弟弟的名字里——“和昭”“正明”。
日本历代天皇在继位后，都会起一个新年号，将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作日历上的正式元年。大正天皇驾崩后，1926年，裕仁太子继位。皇室想取个寓意吉祥的年号，最后定为“昭和”，意为“太平启蒙”。恰好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昭”字。如今，家族建议我遵照家规，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改名并非难事，只要向家事法庭提交申请，证明盛田家的历史和传统家规即可。但如今全世界都知道我叫盛田昭夫，所以不打算改名了。但我有时会在签名时用“AKM”，即“昭夫·久左卫门·盛田”的首字母发音缩写。而且我在美国的汽车号牌是“AKM-15”。至于我的长子盛田英夫，我和妻子希望他将来成为户主时能继承久左卫门之名，但是否愿意则由他自己决定。
从幼时起，我便认识到盛田家是拥有优良传统和伟大先祖的大家族。家族中不乏艺术爱好者、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我祖父和曾祖父便是其中的代表。老家所在地小铃谷村的历史可追溯至德川幕府时代，我的祖辈则是乡里族长和村中官员。在那个只有“上等人”才能拥有姓氏和佩刀的年代，他们位高权重。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回小铃谷村老家，而村民每次都会盛情迎接。
我父亲的曾祖父是第十一代久左卫门（隐退后改名为盛田命祺），是个喜爱新事物和新思想的人。明治初期，受到“文明开化”思潮的影响，他请来法国人，计划在自家农场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连招牌商标都想好了。作为一家日本传统制酒企业，在酿造日本酒的同时，还酿造西方葡萄酒，这便是这位祖先当时的梦想。日本当时结束了历时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开始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各种新事物开始在日本国内流行，明治天皇也鼓励日本国民向西欧学习，尤其提倡学习西欧的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东京的鹿鸣馆一时成为西式社交的知名场所，各界名流政要在那里举办正式舞会，人们身着欧式服装、梳着西洋发型、尝试各种西餐。这股风潮甚至传到了皇宫里。
其实，这位祖先之所以打算酿造葡萄酒，还有其他原因。当时的明治政府早有预见，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大米短缺问题。而大米是制造日本酒的原料，如果能最大限度地用葡萄酒填补日本酒的产量缺口，就能克服大米歉收的情况。此外，据历史学家所述，当时大量武士由于新政的实施而无事可做，政府正试图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再加上当时日本的耕地还算充裕，于是在1880年，在政府的鼓励下，盛田家响应号召，从法国引进了葡萄苗，进行种植。他引入了用来榨葡萄汁的机器，建起了较为专业的葡萄酒酿造所，还从附近雇来干活儿的工人。4年后，酿造所生产出了少量的葡萄酒成品，这项新事业有了一点儿成功的苗头，然而事与愿违。
很不幸，当时正值法国的葡萄园普遍遭受虫害，那是一种类似虱子的小虫，名为根瘤蚜，它们啃食葡萄叶和葡萄根茎。根瘤蚜不断蔓延，导致法国的葡萄园大面积受灾。当时有传言，说日本从法国进口的葡萄苗木中也有根瘤蚜，这意味着老祖先的努力将会化为泡影。1885年，果然在盛田家的葡萄园中发现了根瘤蚜，所有葡萄藤不得不全部销毁。而他只能卖掉土地还债，将葡萄园改成桑田，用于养蚕。幸运的是，盛田家的传统产品——酱油和日本酒在1900年举办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其中一件产品还赢得了金质奖。这对当时的日本企业而言，简直是莫大的殊荣。总之，父亲的曾祖父总是满怀热情地不断尝试新事物，即便计划失败也决不气馁，是一位具备魄力和活力的开拓者。而父亲的伯父盛田善平也有类似的性格，1887年，他雇用了一名在英国进修过的酿酒专家来为他酿造啤酒。他还是“敷岛面包”（在东京被称为“Pasco”）连锁店的创始人。百折不挠、坚持到底、乐观向上，盛田家的这些品质代代相传，直至于我。而我父亲似乎早就察觉到了这点。
父亲的曾祖父于1894年去世，他生前曾用自己的钱财修桥铺路、建设家乡，开展了各种公益活动。明治天皇御驾亲巡时，对他进行了接见，并授予他蓝缎荣誉勋奖。为了表彰他为乡里做出的贡献，1918年，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铜像。后来我得知，当时邻村的岩田弍夫先生（东芝公司的前任会长）还在读小学，而他也拿着旗参加了铜像的揭幕仪式。不幸的是，该铜像在战时被征用。一想到老祖先的铜像被熔化后用于战事，就让我感到痛心。好歹模具还在，后来根据模具造了一座陶瓷半身像，一直存放在小铃谷神社中。
由此可见，盛田家的历史总是围绕着小铃谷村，但我的父母还是从那个宁静的小村庄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是爱知县的首府，也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父母之所以决定搬家，原因之一是我父亲当时的“企业转型计划”——对历史悠久的盛田合资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革，而搬到大城市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父亲认为，相比于那个美丽的乡下小村庄，大城市更适合发展现代化企业。1921年1月26日，我在名古屋出生。虽然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我依然认为我的根一直在小铃谷村。
最近，在我小铃谷村老家的仓库里发现了许多古老的村史资料，都是一些颇具价值且内容有趣的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如实反映了300年前的日本农村状况。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保存并研究这些古代文献资料。首先将这些资料分类，制作目录，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等机构。按照我妻子的建议，我们建了一个玻璃房罩，以保护老旧的仓库，还在旁边盖了一座三层楼的资料馆。现在有好几位学者在馆中研究那些文献。如果将来退休后脑子还好使，我打算在老家仓库里埋头研究那些珍贵的古代文献，度过晚年。
父亲对我是比较宽容的，但作为一家的长子，我仍感到重担在肩。父亲决心把我培养成一名实业家，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对我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如前文所述，作为长子，为了挽救家业，父亲在年轻时不得不放弃学业。或许缘于这段苦涩的经历，父亲是一个极为务实和保守的商人，在决定尝试新事物或采取新方法时，总是慎之又慎。在我看来，父亲简直过于保守了，每次决策都要耗费很长时间，而且总是一副焦虑不安的表情。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儿杞人忧天。对于他的管束，我有时会与他发生争执。而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争论却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锻炼了我的表达能力。父亲似乎是故意而为之，有时他还会采用“激将法”，利用我的愤怒对我进行教育。在我懂事前，我一直在不断抵抗父亲的“顽固保守”作风。但回想起来，父亲的保守主义却给家人带来了好处。多亏了父亲，我们一家才得以安心和美地度过每一天。
与他严肃谨慎的生意作风不同，生活中，他是一位温和宽厚的父亲。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陪着自己的孩子。父亲教我游泳、钓鱼，还和我一起远足，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
但对他而言，生意是件严肃的事情，容不得玩笑。大概在我10岁或11岁时，父亲第一次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和酿酒厂，让我见识了企业的运作方式，还叫我旁听漫长枯燥的高层会议。但通过这样的体验，既让我懂得了如何与部下沟通，又让我在小学时便明白了何为“正式的商务交谈”。由于父亲是公司老板，因此有时会叫公司干部来我家汇报情况或商讨事宜。这时，父亲也必定要求我坐着旁听。随着这种经验的不断增长，我渐渐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了兴趣。
父亲总是提醒我：“切记，因为你是家中长子，所以你生来就是老板。”
这让我不得不时刻牢记自己将来的使命——继承父亲的公司，成为盛田家的户主。而父亲同时也如此告诫我：“不要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就可以盛气凌人，你既要明确自己的决定，也要明确分配给下属的任务，并必须对此负全责。”
父亲这样的苦口婆心，是对我大有裨益的启蒙教育，使我不会在出现问题时一味地责骂部下或推卸责任。通过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我学会了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只有找出能够实现双赢的利益共通点，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人人都渴望获得成功。在学习“用人之术”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企业家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忍耐力和理解力。绝不可刚愎自用，也不可采取卑鄙手段。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我心中扎根，为我日后构建经营哲学打下了基础。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后，一直让我受益匪浅。
盛田家虔诚地信奉佛教，家中每天都会做功课——礼佛念佛。大人会给孩子们每人一本佛经，让孩子们跟着大人念诵经书上那些复杂的汉字。我算不上是一个信徒，但作为盛田家所重视的传统习俗，我对其遵守至今。在我定居东京后，每当回老家看望父母时，我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佛坛前双手合十，行跪拜礼。
在我升入中学后，我的休息日就已经被工作填满了。只要公司开会，父亲一定会带我参加，我必须坐着听员工向他汇报情况，直至会议结束。然后是盘点作业，当时被称为“清查存货”，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方式，但却非常精确。老板站在员工身后认真监督，而员工则一件不落地清点。
到了隆冬季节，还须检查酒的酿造和提炼情况，这项作业被称为“开坛品鉴”。我也被父亲带去学习这种技能，包括如何逐一检查酿造工序，还要在口中含少量的酒，试过味道后再吐掉。即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直到现在，我对任何酒精类饮料都提不起兴趣。
前面已经提到，我的父亲生性保守，但他总是乐于满足家人的需要和要求。他尤其对外国的新技术和舶来品感兴趣。父亲还住在小铃谷村时，就购买了进口的福特汽车，开始做出租车和公交车的生意。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最为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而父亲便挑选了一个人力车车夫，作为公司的第一名专职司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周日一家外出郊游时，我们会乘坐一辆敞篷的福特T型车，缓慢地行驶在尘土飞扬的颠簸小道上。坐在后排的母亲则威严而端庄，她笔直地撑着一把遮阳伞。后来，父亲上下班时乘坐别克牌轿车，有专职司机开车。家中还有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洗衣机和西屋公司生产的电冰箱。
按照当时日本人的平均生活状况来评判，我们家的确已经非常西化了。于我而言，这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我的叔叔——盛田敬三。他曾在巴黎进修绘画专业，在外国待了4年。自他回国后，我们家才算是受到了正宗西方风尚的熏陶。他在我们家建起画室，结婚前一直和我们同住。叔叔文雅潇洒、风度翩翩，家中无人能及。早在叔叔回国前，家里人就从未要求我穿日式传统服装，父亲虽然在家时身着日式服装，但上班时必然换上西服，连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服。祖父对西方事物很感兴趣，尤其喜欢美国电影，我还记得小时候他带我去看电影《金刚》的情景。
但敬三叔叔带给我的是他在外国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因此让我觉得格外有趣。他带回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各处拍的照片，以及他在游历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等地时拍的照片。他还给我们看他用9.5毫米胶片摄影机（Pathé Baby）拍的影片。他说他在巴黎买了一辆雷诺牌汽车，经常开着它四处兜风，还拍了照片来证明此事。虽然我当时只有8岁，但这些事让我印象深刻。像协和广场、蒙马特高地、康尼岛等，叔叔提到的这些外国地名，我听过就马上记住了。尤其是他讲的有关康尼岛的故事，更是让我心驰神往。“二战”结束后，我第一次到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就去了康尼岛的游乐城。从“滑轨飞车”到“降落伞机”，我就像孩子一样，尝试了各种游乐项目，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父亲以祖父为榜样，经常说：“如果一个人不积极主动地勤奋学习，那么花再多钱培养也是徒劳。但唯独有一种只要花钱就能见效的教育方式，那就是旅行。”
我的叔叔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国外留学4年的生活费，全都是祖父承担的。
我在升入高等学校（旧制高中）后，父亲便强烈建议我利用闲暇时间去旅行。在父亲的赞助下，我先是和同学一起去周游日本各地，然后又去拜访住在朝鲜半岛的亲戚，接着又去当时的中国东北旅行。大概在1939年或是1940年，我乘坐了第一列配有冷暖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定好了下一个旅行地便是美国，可由于战争爆发，直到十多年后，我才踏上美国国土。
我家是日本当时少见的“摩登家庭”。母亲喜爱欧洲的古典音乐，家中有一台“VICTOR”（胜利）牌留声机，她买了许多唱片，欣赏音乐是她的一大乐趣。母亲经常带我去听音乐会。或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才会在日后对音响技术产生兴趣。随着唱片起初发出的一阵刺耳的刮擦声，笨重的留声机中便会流淌出音乐大师们的乐曲旋律，我们当时经常会一遍遍地反复欣赏。由于当时采用的是机械式录音技术，因此唱片难以重现大型交响乐合奏，最好听的唱片是声乐演唱和[3]器乐独奏。母亲最喜欢歌唱家恩里科·卡罗素和小提琴家艾弗伦·津[4]巴利斯特。当时，只要有知名的音乐家来到名古屋，我们总要去听他们的演唱或演奏。其中包括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费奥多·夏里亚宾和当时还很年轻的德国钢琴大师威廉·肯普夫（Wilhelm kempff）。
当时本地有一家唱片店会进口VICTOR唱片公司的“红印”古典音乐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老板都会寄一套给母亲试听，母亲从中挑选中意的买下。当时我还小，总是使劲去摇留声机的曲柄。记得在我读中学时，新型的电唱机从美国传入日本，我们家立刻买了一台。
父亲认为，既然喜欢音乐，就必须听好的音质。他后来告诉我们，他担心手摇留声机的粗劣音质会损害我们的耳朵和音乐鉴赏力。虽然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但他希望家人能够听到接近“原音重现”的高品质音乐。在他看来，听“好音质”是学会欣赏好音乐和好声音的唯一途径。因此，当首批电唱机进口到日本时，他率先购入了一台，至少在名古屋当地是第一台。那台电唱机也是“VICTOR”公司的，价格高达600日元，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天价。当时一辆汽车的价格是1 500日元。
对于听惯了旧式机械留声机的我而言，那台全新电唱机所带来的震撼音质让我终生难忘。对当时的我而言，那声音仿佛天籁，让我彻底为之倾倒。电唱机进入我家后，我们买的第一张唱片是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最后一部舞曲《波莱罗》。我喜欢这部舞曲，因为它透着一丝感伤。再加上电唱机高度还原的音质，让我惊喜不已。有了这部电唱机后，我把家中存有的唱片重新翻出来一张张地反复聆听，从莫扎特、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新的真空管电唱机居然可以让原先嘶嘶作响的唱片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这让我兴奋不已。
这一新发现伴随着各种疑问，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那时候，听说有个亲戚在自制电唱机，我特意到他家去看。结果那台电唱机其实是一堆用电线连接的裸露零件，平摊在榻榻米上。那装置绝对算不上美观，但依然让我惊叹——并非只有大型工厂才能制造电唱机，业余爱好者也能搞出来。那时候，自制收音机已经开始流行，一些报纸杂志还为这些爱好者开辟了专栏，刊登线路图、零件清单和具体组装方法。我认定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开始大量购买电子知识方面的书，尤其是与录音和无线电相关的杂志，无论日本的还是外国的，我全都入手了。每次放学回到家，我就立刻埋头于这个新的兴趣爱好中。我根据书本和杂志上的线路图，努力制作各种电气装置。当时我的梦想是自己亲手组装一台电唱机。随着实践的深入，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和新技术，实验的范围也日趋广泛。当时学校不教授这类课程，可我又对它非常感兴趣，因此只能全凭自学。通过努力，总算亲手做出了一台粗糙的电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然而，由于我把心思都用在“捣鼓”这些电气装置上了，搞得学习成绩不及格，几乎要被退学。由于成绩实在太差，母亲常常被老师叫去谈话。对于我“不务正业”的态度，班主任感到忧心和困扰。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按照学生的成绩情况来安排座位。一个学年总共有250名学生，平均分成5个班级，每班50人。每个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当班长，按照成绩高低，座位由后往前排。虽然座位每年都要换一次，但我却总是位于差生行列，坐在最前排，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老师的眼睛。
不是我给自己找台阶下，虽然我是老师眼中的差生，但我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不错。可地理、历史和语文成绩就不理想了，总是低于平均分，有时甚至在及格线上下徘徊。由于偏科偏得太厉害，有时我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成绩实在太差时，父母会责骂我，叫我停止摆弄电子装置，而我也会照办。可一旦成绩有所提升，我就会立即“重操旧业”。
[1] 《万叶集》是现存最早的日语诗歌总集，收录了4 500多首长歌和短歌，共计20卷。按内容分为杂歌、相闻、挽歌等。——译者注
[2] 日语中，汉字“昭”和“明”都可发音为“AKI”。——译者注。
[3] 恩里科·卡罗素（Enrico Caruso）是意大利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4] 艾弗伦·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是俄裔美国小提琴大师。——译者注2.海军岁月
在上中学（旧制中学）时，我从一本叫作《无线电与实验》的杂志上头一次看到了有关磁性录音的介绍。当时的日本连电唱机都没普及，塑胶或铝质唱片的录音效果欠佳，而且要用钢质的唱针读取唱片，[1]不但音质较差，唱片还容易磨损。而当时的NHK从德国进口了钢带录音机。这种录音机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它用金属带作为录音介质。我当时猜想，它的性能应该比我家里的新型“VICTOR”牌电唱机强大得多。
那时正值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成功研发了钢丝录音机，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心想，如果能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那该多么有趣。于是我决心自己打造一部钢丝录音机。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我买了一些钢琴线，开始埋头钻研。我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挑战，便是录音头的设计和制作。我花了一年时间，尝试了各种方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才得知失败的原因是录音头的间隙过大。声音以电子信号的形式在钢丝上传导，倘若录音头间隙过大，就会导致信号分散。我由于不了解偏压电流的重要性（永井博士则攻克了该难题），因此遭遇瓶颈。当时我所能接触到的书刊杂志都没有讲解这个问题，所以我所掌握的知识非常浅薄。靠着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和简单的操作技巧，硬是尝试了很久。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我并未灰心丧气。
到了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向父母和老师表明了我的志愿——第八高等学校（旧制高中，位于名古屋市）的理科班。我的决定让他们目瞪口呆。我的理科和数学成绩的确不错，但综合成绩实在太差。要想考取理想中的理科班，必须提高原先一直忽视的其他科目成绩。周围人并不看好我，还对我说：“你成绩这么差，肯定没戏。”
我明白自身情况，但我心意已决。不出所料，第一次落榜了。于是我成了如今人们所说的“浪人”（复读生）。接下来的一年内，我心无旁骛地埋头学习。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学习最刻苦的时光。通过补习班的学习，弥补了我英语、数学、语文和古典汉语科目的不足。那一整年真可谓寒窗苦读、不闻世事。结果总算是考上了。得益于艰苦努力，我还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由于我中学毕业时的全校成绩排名是180位，因此在那所学校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班的学生中，我属于“历届最差”的。成绩如此后进的学生原本是不可能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的，但凭借我的决心和复读时付出的努力，硬是使其变为了现实。对我来说，这真是壮举。“只要决心坚定，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至今不变的哲学信念。
高中的学习当然并不轻松，而且即便是理科科目，其中也有我完全不感兴趣的矿物学和植物学课程等。对我而言，有的科目实在是枯燥乏味。有段时间，我又重蹈覆辙——徘徊在及格线上下。等到高三时能够选择专业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之后成绩优秀，我非常喜欢物理，并且很崇拜我的老师。
然而，不管我多么乐观向上和充满热情，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当时是1940年，前途从未如此凄凉黯淡，世界处于动乱之中。在欧洲，法国对德军投降，英国也遭受了德军的猛烈轰炸。温斯顿·丘吉尔告诫英国民众，他们拥有的只剩“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也开始走上军国主义专制的悲剧之路，日本国内的舆论控制日趋严格，媒体只报道对日本军方有利的消息。我们这些学生不要说世界局势，就连本国政治也不甚关心。但日本的军事部门却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1938年，军方发布了动员令。在我刚进大学时，日本侵占了整个亚洲。
日本军方害怕美国及其盟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停止对日出口石油等天然资源。为了自身的生存，军方力图维持对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各国的控制，并且准备在必要时对美开战。日本和世界正面临重大的转折点，而那时的我却只对物理感兴趣。
服部学顺先生是我高中时最为敬爱的恩师，他对我非常好，也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我的物理成绩不错，因此服部老师一直关注我的进步，期待我的成长。他也知道我打算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进行物理学方面的深造。等到我该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就去找他商量。服部老师当时有几位在大阪帝国大学任教的朋友，其中一位便是八木秀次教授，他发明的“八木天线”为雷达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他担任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系主任。该系还有冈部金治郎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一发明，人类能够制造出超高频电磁波。
有一天，服部老师对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叫浅田常三郎，目前在大阪帝国大学教书。他是实验物理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我觉得他肯定会对你感兴趣，你暑假时去拜访他一下。我会和他打好招呼的。”
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遇。一放假，我便直奔大阪，去见那位浅田教授。
我走进浅田教授凌乱的研究室，一见到他，便在心中对他产生了好感。他身材矮胖，眼睛里透射出活力，一口鼻音很重的大阪腔，而且非常健谈，喜欢和别人互开玩笑。他身为教授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在当时的日本，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受到人们的敬畏，所以不少教授趾高气扬。可浅田教授似乎毫不在意这些，在当时可谓“异类”。我们一见如故，于是决定就读大阪帝国大学，而不是更有名的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可以说，与这位卓越学者的邂逅，正是我确定志愿的原因。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物理系都很强，也有不少日本知名的教授。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较为刻板保守。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浅田教授带我参观了实验室的每个角落，之后我们促膝长谈。他还对我进行了口头考试，以便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做过什么实验、出过什么成果、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教授为我讲解了他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这让我坚定了跟随他的决心。浅田教授的学术态度严谨认真，当时他着手的实验课题中，有一项是“利用超高压水银灯光束进行电话信号传输”。他亲自为我演示了如何通过声波来调节高能光线的频率。他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却平易近人、开朗风趣。我十分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开展研究。
对于希望认真投入研究的学生和科学实验者而言，当时的大阪帝国大学就是日本物理学领域的圣地。它的理科部门是当时日本最新的，因此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年轻的师资队伍。学术氛围先进而开放，毫不墨守成规。
对于我弃商科、选理科的决定，父亲感到失望。但他似乎认为，即便我选择了理科，也会专攻农业化学，从而对祖传的酿酒业有所帮助。可我最后却选择了自然科学中最基础的物理学，因为我的兴趣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成因和机理。父亲对此没有反对，我能肯定，父亲相信我将来还是会继承家业的。在他看来，物理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而我有时也会担心，害怕被父亲言中。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我进入大学后，日本已经陷入战争的泥潭中。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自然也被海军强制征用，成为军方的研究设施。而我则继续做实验，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时间，除了浅田教授的课，其他课我是“能翘就翘”。在我看来，其他教授的课都枯燥乏味。只要看过他们的书或研究论文，即便不去上课，也能知道他们讲的内容。得益于翘课行为，与其他学生相比，我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悉心指导，我的学习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不久后，我已经能够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完成海军布置的研究任务。那些任务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研发工作，与之前研究的电路和电动装置相比，更为接近物理学的核心。
浅田教授精通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是学术界公认的专家。各大报社经常请他回答各种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负责一个报纸专栏，每周连载一次，阐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技发明，内容则避开机密部分。由于他实在太忙，我作为他的助手，有时便会替他写专栏。有一篇专栏文章是讲原子能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写的——“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便有可能制造出威力惊人的武器”。
但在当时看来，原子能和原子类武器都是科幻般的想法，离实现还很遥远。日本虽然已经有两座回旋加速器，但开发反应堆的速度非常缓慢。据我所知，以当时日本的科技实力，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效率，需要20年才能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当然，我并不清楚美国和德国的科技实力。至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日本更是无人知晓。
如上所述，浅田教授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是海军分配的项目，而我则是他的助手。因此我有机会和横须贺航空技术研究中心的海军军官接触。当时我临近大学毕业，还没有被征召入伍。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告诉我，物理系毕业生可以申请短期服役。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当上技术军官。我并不想当什么海军军官，但如果日后被强制征兵入伍，那么就会彻底失去自由，还不如自愿报名，以便继续开展我的研究工作。[2]
有一天，一名大佐为我指了另一条路——海军委托培训生，也就是大学生志愿兵，大二起就能应征。一旦被录取，就会成为职业军官，在海军服役终生。这让我很犹豫，成为军官在当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又不愿意一辈子当兵。大佐又说，不少学物理的短期服役军官会被立刻派往前线，在战舰上执行任务，负责操纵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雷达和无线电探测器。换言之，如果我申请短期服役，就等于上了战场。即便不送命，也会葬送我的研究生涯。因此当时我面临三种选择——被强制征兵后听天由命；申请短期服役后参加海战；通过海军委托培训生考试，成为职业军官，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那名大佐建议我选择第三条路，即通过考试、领取奖学金、毕业后成为职业军官。这样一来，我就能继续进行研究，并顺利毕业。他说不忍心看到像我这样的科研人才被送到战场。一旦成为海军委托培训生，在接受完基本训练后，就能立刻回到研究中心。“对你而言，这是最保险的办法，”他对我说，“你可以继续从事你的研究，而我们也可以继续用你。”
没过多久，我便做出了决定。在那个不安定的年代，我认为当职业军人是最为稳妥的。我参加了考试，然后被录取。海军每月发给我30日元津贴，还给了我一枚金色的锚徽，别在衣领上。就这样，我成了海军军人，工作内容是继续在大学学习物理。但这样的太平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等我读大三时，战况日益激烈，物理系的学生也和其他民众一样，受到军事部门的直接管辖。我被派到横须贺的航空技术中心分厂执行勤务，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动员”。当时是1944年的春天。
那里的工作内容出乎我的意料，我住在工人宿舍，每天早上不是赶往研究中心，而是和被征召来的工人们一起去工厂干活儿。命令无法违抗，我只得手拿锉刀，在车间里打磨钢质零件。几天之后，我非常痛苦，觉得不马上离开那里的话，我就要疯了。
那时，日本全国皆是如此。学生被迫停课，从事非军需生产的工人被迫停工，所有人都不得不在军需工厂劳动。大学的理科生也不能例外。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龟井良子（当时我还未与她相识）当时也从在读的女校被强制征召至军需工厂，制造“红蜻蜓”训练用飞机的木质机翼部件。由于这段工作经历，她到现在还会灵巧地使用木工工具。那家工厂被炸毁后，她又被分配到一家为伤兵缝制病号服的工厂，后[3]来又转到一家印刷厂，印刷一种在日军亚洲占领区使用的“军票”。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绝大多数学校每周只上一天课，有的学校甚至完全不上课。由于日军战线漫长，需要大量军人，因此日本国内青年男子奇缺，只能让女性去做上述工作。
而我在工厂做了一段时间的苦役后，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就突然被调到了光学实验室。终于又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了，这让我如释重负。那里有海军军官和从摄影学校毕业的技师，而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学物理的大学生，我的任务是研究技术上的难题。我当时心想，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打算以调查资料为由，离开无聊的实验室，前往东京。我首先联系了东京物理化学研究所（简称理研）的著名教授辻二郎，佯称自己奉海军上级命令，要求使用理研的图书馆，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向上司提出申请，为了查阅研究所需的文献资料，需要每天去东京的图书馆。可能是我明确而不妥协的态度奏效了，上头立即批准了我的申请。但战争时期的火车又挤又慢，从横滨到东京，单程就得花一个多小时，每天来回实在划不来。于是我在一位小学时的好朋友家中借宿，那位朋友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当时已经被征入海军。家中只有他的母亲。平时我从他家出发，到理研查资料。周六则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同事共度周末。人们常说，“兵油子”在军队里才能混得好。我当时虽然还是个学生，但已经较为谙于此道了。
但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有一次，上头分配给我一个复杂的课题。高空的干燥空气会产生静电火花，从而导致航拍照片上呈现不规则纹路。而我的任务便是想方设法防止纹路的出现。我知道航拍使用的是地图测绘照相机，它有一个很大的胶片盒，拍摄时产生的静电火花时常会影响成像质量。为了攻克该难题，我每天苦心研究。在反复查阅资料和进行实验的过程中，我逐渐搞懂了一些机理。我在暗房中使用大量胶卷，试图模拟出这种火花。我一边不断改变电极，一边对照相机的各个部件和胶片施加各种电压，终于成功模拟出了类似的现象，并且在实验室的同事面前演示。大家非常吃惊，并且有点儿佩服我。接着我撰写了报告书，其中一段是这么写的：“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模拟出了这种现象，但仍未
找出其原因和解决方法。光学实验室缺乏相应的设备，无法
继续进行实验。浅田教授的实验室拥有最好、最全的设备，
我请求领导将我临时调到那里工作。”
一个被劳动动员令征来的学生是否拥有这样的资格，这一时间成了光学实验室的重大议题。为了让上司不至于太为难，我还提出了以下声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