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少农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老夫子谈国学试读：
总序
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经历夏商周三代、秦汉、魏晋几个阶段战火的洗礼与文化的积淀，到唐宋攀登上了辉煌的顶峰。如果我们把唐宋比作中国文化的珠穆朗玛，那么唐宋文学就是珠峰上飘扬的旗云。唐宋诗文的成就是巨大的，令后人景仰，是世界汉文化的精神宝库。
宋朝之后，元朝的统治使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摧残。所以元朝一灭亡，明朝的知识分子都以整理、继承唐宋文化为己任，志在复兴。明画复兴宋画，明诗复兴唐诗，有明一代文章是对唐宋文章的直接继承，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之名就诞生在这样的爱国主义历史大背景中。
明朝初期，曾续修《元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朱右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唐二宋六，共八位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按“文道相承”的标准，辑成《八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第一次聚会于此。到了明朝中期，大文人唐
顺之在此基础上编纂《文编》，是当时专供文人学士研习的经典文章选本，该选本只选唐宋“八先生”，其他名家弃而不取。再后，著名选家茅坤精选、增补八家名文，辑录为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该文钞是明、清、民国三代读书人的案头必备。“唐宋八大家”之名经过明朝三个文人朱右、唐顺之、茅坤之手定型并流传下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名词。在“唐宋八大家”的评选者中，有历史学家朱右，有文学评论家茅坤，有作家唐顺之，他们从文化传承与文学成就的历史高度，在数以千计的唐宋作家中选出八位，他们的评选是专业的，令人信服的，同时也是富有诗意的，“唐宋八大家”这个专用名词散发迷人的文学气息，本身就很文学。
我们纵观这“唐宋八大家”，刚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主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评选以及由此带来的学习风潮，是朱右、唐顺之、茅坤等明朝知识分子对“唐宋古文运动”的自觉继承。有了这一继承，我们才看到了接下来明清文学的再次繁荣。我们可以把明清文学的繁荣视为“明清古文运动”的成果，而“明清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隔代接力。
无论是“唐宋古文运动”，还是“明清古文运动”，都不是一场简单的古文运动，它的实质是传统文化的复兴。目前，传统文化再次在神州大地上复兴，中国诗词在复兴，中国辞赋在复兴，令人欣慰。如果说以前的唐宋明清古文运动是一场“反对骈文、提倡散文”的运动，那么，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诗词辞赋复兴的运动是一场“骈文再兴”的运动。自古文道有阴阳，文运有起伏，“骈”与“散”的交替与并行构成了煌煌三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变更的主线。骈为诗，散为文，诗文本是一道。诗重情，文重理，重理的时代是建设的时代，重情的时代是歌唱的时代。宋重理、唐重情，唐宋并称，情理双契，我们期待新唐宋盛世的再临。
下面我简单总结几句。“唐宋八大家”是“唐宋八大散文家”或“唐宋八大文章家”的简称，偏重于散文，是从唐宋散文发展的历史角度评选出来的，它不包括其他文学领域，如诗歌领域的重要文学家，因此，不能单方面作为唐宋文学的代表，更不能等同于“唐宋八大文学家”，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唐宋八大家”中唐居二，宋居六，并不是说唐弱宋强，而是说唐有二足矣，宋则应有六以详述之。宋朝作家离明朝很近，当时人们比较熟悉，因此朱右、唐顺之、茅坤等人共选了六位宋朝作家的作品作为文章范本，这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应该同时知道，明是宋的学生，宋是唐的学生，唐二家韩柳开创的文风，是后世作家共同的范本。唐文以韩柳为宗，唐诗以李杜为宗，此为公论。“唐宋八大家”的中心人物是韩愈与欧阳修。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欧阳修则是宋朝文坛的大盟主，三苏、王、曾五人都是欧阳修的学生与朋友，都是经欧阳修之手砍削文章，经欧阳修之口流传天下，欧阳修是庄子所说的“大宗师”，这一点以前我们重视不够。可以这么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宋六家中的共他五家。苏门四学士则是欧阳修学生的学生。“唐宋八大家”的最高成就是苏轼。苏轼是中国文人的代名词，其文化内涵已超出文学本身。我们一提到中国文人，就想起苏东坡，至少，“苏东坡”这种类型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经典。这就像我们一提到中国诗人就想起李白一样。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苏东坡的为人比他的诗文更吸引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苏东坡评为“唐宋八大家”最高成就者的原因。东坡为人可爱。东坡肉好吃。东坡禅风趣。东坡字画泠泠生风。苏东坡又是通才，又是专家，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把握使他具有其他人不能企及的文化高度。苏东坡是活人。苏东坡是活文章。苏东坡是活文化。
今人学习唐宋八大家，应该活学活用，不能学死了。唐宋八大家是一个整体，每家都好，各有千秋。每家都要看，每家都要读，每家都要学，这样写起文章来才会得心应手。
我们香山书院自2004年由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弟子龙雨农老教授创办以来，专事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工作，我院同人非常热爱传统，愿为民族复兴贡献一份力量。2007年，我院主办《中国诗词》，由文化中国出版社(香港)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诗词界的普遍关注，认为是诗词在当代复兴的一个标志事件。2008年，我院组织文学与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专门为当今热爱唐宋文化的知识阶层纂写了这套大型的《唐宋八大家名篇细读》丛书，希望对新一代文学家有帮助。
本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专业性强。我们一直坚持“专业文章要专业人士来写”的原则，八位作者都是古典文学与传统教育方面的专家，其中还有唐宋文化的专家，杜绝门外谈禅，确保门里说事。二是可读性强。本丛书着重分析唐宋八大家的写作技巧，方便大家学习，并且深刻揭示每一家的文学特色，在“细读”的同时提倡“慢赏”，因此本丛书不仅是“唐宋八大家写作技巧丛谈”，亦实为“唐宋八大家文学鉴赏系列”。三是知识性强。本丛书并非就写作谈写作，就文学谈文学，而是着眼于八大家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以及各自的人生大舞台，给人以源泉活水，浇灌阆苑灵根。读本丛书，可以受到唐宋文化方方面面艺术的熏陶。比如讲韩愈时作者会讲到佛教，讲苏轼时作者会讲到书画，这样的讲述方式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本丛书适合文学工作者研究、欣赏，适用于大学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是广大文学爱好者与大中学师生的良师益友。本丛书未尽意之处，敬请同道中人及时批评指出，以便在再版时纠正。
王少农
2008年6月28日于香山书院
苏轼——徐天舟讲
大家小传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通过了礼部的考试，高中进士。
由于欧阳修的赏识、推荐，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父亲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而是风雨飘零的朝野。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飞来横祸。当时有人断章取义，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进行弹劾。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任上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相当低微的黄州团练副使。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无意仕途，反之却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以补助家用。“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来源于此。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苏氏还有四位著名的门生：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
总而言之，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经典前赤壁赋[1]
壬戌[2]之秋，七月既望[3]，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4]来，水波不兴[5]。举酒属[6]客，诵明月[7]之诗，歌窈窕[8]之章。少焉[9]，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10]之间。白露[11]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12]。浩浩乎如冯虚御风[13]，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14]，羽化[15]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16]而歌之。歌曰：“桂棹[17]兮兰桨，击空明[18]兮溯流光。渺渺[19]兮于怀，望美人[20]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21]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22]如慕，如泣如诉；余音[23]袅袅，不绝如缕[24]；舞幽壑[25]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26]。
苏子愀然[27]，正襟危坐[28]，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29]？”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30]，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31]，东望武昌[32]。山川相缪[33]，郁[34]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35]？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36]，舳舻[37]千里，旌旗蔽空，酾酒[38]临江，横槊[39]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40]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41]舟，举匏[42]樽以相属；寄[43]蜉蝣与天地，渺[44]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45]，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46]；知不可乎骤[47]得，托遗响[48]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49]，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50]，而卒[51]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52]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53]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54] ，肴核[55] 既尽，杯盘狼藉[56]。相与枕藉[57]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释
[1]这篇散文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因后来还写过一篇同题的赋，故称此篇为《前赤壁赋》，十月十五日写的那篇为《后赤壁赋》。赤壁：实为黄州赤鼻矶，并不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址，当地人因音近亦称之为赤壁，苏轼知道这一点，将错就错，借景以抒发自己的怀抱。
[2]壬戌：宋神宗元丰五年，岁次壬戌。
[3]既望：农历每月十五日为"望日"，十六日为"既望"。
[4]徐：舒缓地。
[5]兴：起，作。
[6]属（zhǔ 嘱）：请，让，说，倾注。引申为劝酒。
[7]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详见下注。
[8]窈窕之章：《月出》诗首章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窈纠"同"窈窕"。
[9]少焉：一会儿。
[10]斗牛：星座名，即斗宿（南斗）、牛宿。
[11]白露：白茫茫的水气。横江：笼罩江面。
[12]此二句意谓：任凭小船在宽广的江面上飘荡。纵：任凭。一苇：比喻极小的船。《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如：往。凌：越过。万顷：形容江面极为宽阔。
[13]冯虚御风：乘风腾空而遨游。冯：通"凭"。虚：太空。御：驾御。
[14]遗世独立：出离尘世，超然独立。
[15]羽化：道教把成仙叫作"羽化"，认为成仙后能够飞升。登仙：登上仙境。
[16]扣舷：敲打着船边，指打节拍。
[17]桂棹（zhào 赵）兰桨：用兰、桂香木制成的船桨。
[18]空明：月亮倒映水中的澄明之色。溯：同"溯"，逆流而上。流光：在水波上闪动的月光。 [19]渺渺：悠远的样子。
[20]美人：比喻内心思慕的贤人。
[21]倚歌：按照歌曲的声调节拍。
[22]怨：哀怨。慕：眷恋。
[23]馀音：尾声。袅袅：形容声音婉转悠长。
[24]缕：细丝。
[25]幽壑：深谷，这里指深渊。此句意谓：潜藏在深渊里的蛟龙为之起舞。
[26]嫠（li 离）妇：孤居的妇女。白居易《琵琶行》写孤居的商人妻云："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这里化用其事。
[27]愀（qiǎo 巧）然：忧愁变色。
[28]正襟危坐：整理衣襟，严肃地端坐着。
[29]何为其然也：箫声为什么会这么悲凉呢？
[30]所引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
[31]夏口：故城在今湖北武昌。
[32]武昌：今湖北鄂城县。
[33]缪：通"缭"（liǎo 了），环绕。
[34]郁：茂盛的样子。
[35]孟德之困于周郎：指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吴将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击溃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周郎：周瑜二十四岁为中郎将，吴中皆呼为周郎。
[36]以上三句指建安十三年刘琮率众向曹操投降，曹军不战而占领荆州、江陵。方：当。荆州：辖南阳、江夏、长沙等八郡，今湖南、湖北一带。江陵：当时的荆州首府，今湖北县名。 [37]舳舻（zhú lú 逐卢）：战船前后相接。
[38]酾（shī 师）酒：斟酒。
[39]横槊（shuò 硕）：横执长矛。
[40]侣：伴侣，这里用作动词。麋（mi）：鹿的一种。
[41]扁（piān 篇）舟：小舟。
[42]匏（pao袍）樽：酒葫芦。
[43]寄：寓托。蜉蝣：一种朝生暮死的昆虫。此句比喻人生之短暂。
[44]渺：小。沧海：大海。此句比喻人类在天地之间极为渺小。
[45]须臾：片刻，时间极短。
[46]长终：至于永远。
[47]骤：突然。
[48]遗响：馀音，指箫声。悲风：秋风。
[49]逝者如斯：语出《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往。斯：此，指水。
[50]盈虚者如彼：指月亮的圆缺。
[51]卒：最终。消长：增减。
[52]曾：语气副词。一瞬：一眨眼的工夫。
[53]是：这。造物者：天地自然。无尽藏（zàng 葬）：无穷无尽的宝藏。
[54] 更酌：再次饮酒。
[55] 肴核：荤菜和果品。既：已经。
[56]狼藉：凌乱。
[57] 枕藉：相互枕着睡觉。
大意
壬戌年秋，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友人在赤壁下泛舟游玩。清风阵阵拂来，水面波澜不起。举起酒杯向同伴敬酒，吟诵（赞美）明月的诗句，吟唱婉转优美的乐曲。不多时，明月从东山后升起，盘桓在斗宿与牛宿之间。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清泠泠的水光连着天际。听任小船飘流到各处，凌于苍茫的万顷江面之上。乘着轻风（在江面上）无所不至，并不知到哪里才会停栖，感觉身轻得似要离开尘世飘飞而去，有如道家羽化成仙。
在这时喝酒喝得高兴起来，敲着船边，指打着节拍，应声高歌。歌中唱道：“桂木船棹呵香兰船桨，迎击空明的粼波，逆着流水的泛光。我的心怀悠远，想望伊人在天涯那方”。同伴吹起洞箫，按着节奏为歌声伴和，洞箫呜呜作声：有如怨怼有如倾慕，既象啜泣也象低诉，余音在江上回荡，丝丝缕缕缭绕不绝。能使深谷中的蛟龙为之起舞，能使孤舟上的孀妇为之饮泣。
苏轼的神色也愁惨起来，整好衣襟坐端正，向同伴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哀怨呢？”同伴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公孟德的诗么？这里向西可以望到夏口，向东可以望到武昌，山河接壤连绵不绝，目力所及，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当初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延绵千里，旌旗将天空全都蔽住，在江边持酒而饮，横转矛槊吟诗作赋，委实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而今天又在哪里呢？何况我与你在江边的水渚上打渔砍柴，与鱼虾作伴，与麋鹿为友，（在江上）驾着这一叶小舟，举起杯盏相互敬酒，如同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中，象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渺小。唉，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与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得将憾恨化为箫音，托寄在悲凉的秋风中罢了。”
苏轼问道：“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流逝的就象这水，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时圆时缺的就象这月，终究又何尝盈亏。可见，从事物变易的一面看来，天地间没有一瞬间不发生变化；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万物与自己的生命同样无穷无尽，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何况天地之间，凡物各有自己的归属，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令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送到耳边便听到声音，进入眼帘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感受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忧虑。这是造物者（恩赐）的没有穷尽的大宝藏，你我尽可以一起享用。”
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都已吃完，杯子盘子杂乱一片。大家互相枕着靠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
老夫子点评
文才斐然，流光千古
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作为宋代文赋的代表作，表达了寓悲愤于旷达的复杂感情，九百多年来一直被推崇备至，因为它是一篇文才斐然，情理交融，流光千古的杰出文学作品。
在欣赏这篇名作之前，有必要在这里简单提及一下赋这种特殊的文体及《前赤壁赋》的创作背景。所谓的赋，是兼有诗歌和散文特点的一种文体，产生的时代很早。在汉代，赋讲究辞采和铺陈；魏晋时期，讲究骈丽对偶、篇幅紧凑；唐代讲究音律，法度森严。到了宋代，经过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改进和推崇，便产生了文赋。文赋非常便于抒写情怀和描写物象，这是因为它既保留了传统大赋的特质韵调，如用韵、句式整齐或问答等特点，同时又打破句式、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严格限制，因此笔调和手法呈现散文化，显得自由灵活，生动清新，一反传统大赋凝滞僵化、铺程无端的弊病。
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这篇著名的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
据说，苏轼入狱后，神宗皇帝为了试探他有没有仇恨天子之意，特派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东坡同睡。白天吃饭时，小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倒头睡，小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会，用鼾声回答。小太监在第二天一大早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只要苏轼有一点牢骚和吃不香睡不稳的异样举动，危在旦夕。其实神宗皇帝也是糊涂人，派个太监去凭苏轼的才智又怎么可能瞧不出来呢？
后经多方营救，苏东坡于当年十二月获得释放，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所幸的是，黄州地方官吏钦慕他的为人与俊才，非但不加管束，还常常任他在管区内纵情游山观水，而情豪兴逸的苏东坡则每游一地必有诗文纪盛，传诵一时。“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读苏东坡在黄州的诗作，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当时及其忧郁苦闷的心情。
知道了什么是赋、赋的历史变革以及作者创作这篇赋的背景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前赤壁赋》的绝妙世界，欣赏和品味这篇流光千古的佳作吧！
本文共分为五段：
起首一段，凝练简约，着墨不多，重点写景，但景中寓情，意蕴常驻，美不胜收。在一个秋天的晚上，苏东坡携客夜游赤壁，泛舟江上，置身十分优美的夜境之中，竟然产生飘飘然如神仙的感觉。起笔先点出时间（七月既望，指农历的十六日）、人物（作者及随游的人）和地点（赤壁的江上），然后紧接着写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别小瞧这简淡清疏的八个字，因为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静谧舒畅的艺术氛围。古代名人相聚，常以贤主嘉宾、良辰美景为赏心乐事。本文的主人公苏东坡自然也不例外。
接下来就写到月亮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徘徊”二字，是形容月亮缓缓升起的形态，很具有动感，读来似铿锵作金石声。月亮上来了，作者又以不见着力的“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八个字轻松自如地写出寂寥渺远的景象：白茫茫的雾气横铺在江面上，月光、江水和远处的天空交融在一起，秋意之浓，秋水之旺，真是妙极了。今日读来，犹有身临其境之感！
这美好的夜境无疑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开阔了作者的胸襟。其间，又穿插了主人公饮酒及诵诗的描写，表现出他们闲适超旷的情怀和自由不拘的性格。因此，无论是对秋江秋月秋夜的欣赏，还是举酒诵诗的举止投足，作者的欣愉之情流露无遗。这种由眼前景所激发出的胸中情，是真实自然的，到这里，作者的主观感受已经初见端倪了。“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作者怡然、欣然之情溢于言表。很自然地，感情和想象便在这里激荡飞扬：乘风而飞，如登仙境。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于想象的运用，使感情获得了升华。而借助于想象的轻描淡写的效果，有时要比浓墨重彩更能吸引人。
作者在这一段主要抓住清风、明月、江水这三个方面来写，不仅准确概括出夜游赤壁的环境特点，突出感受，而且在文章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上，亦有独到的作用。这是因为“清风、明月、江水”三者成为构成全篇艺术意境的主要物象，再加上后文的主客议论人生，使这三者与作者的心境融合，有利于表达更丰富的思想感情。从表现的手法上看，作者信手拈来，似乎毫不经意，但实际上是经过提炼和巧妙构思的。可见，只有飘逸洒脱、豁达脱俗的苏东坡，才能领悟此景，才会有此感受。
第二段的侧重点由写景转为抒情。在这里，作者诗人陶醉于大自然之中，心情欢愉舒畅，于是情不自禁地一边饮酒，一边歌唱。这个过程，自然也是感情由乐而悲的过程。在明澈澄净的江水中驾着小船且饮且歌，思慕怀想的“美人”远在天边，不得相见，这是何等的惆怅、何等的无奈！这里的“美人” 不一定是指漂亮的女子，而是诗家们经常吟咏的对象――通常是指自己所倾慕的人物或所追求的理想或是一切事物美好的化身。譬如在屈原的诗歌里，就有以“美人”象征他“忠君”的思想；以“香草”象征他高洁的品质，等等。在这里，作者舍弃了对“美人”外貌的描写，而摄存了内在的神韵，使之冰清玉洁，清纯脱俗。
需要提及的是，把握“美人”多重的意象，有助于正确解读《赤壁赋》。这是因为“美人”的意象贯穿《赤壁赋》全文，牵动着作者的悲欢离合，承载着作者的喜怒哀乐。
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所现，而来自内心的惆怅，由呜咽的箫声引领而起，传递出了乐而生悲的情绪变化，使文章的整个气氛为之一变。
这里，作者对箫声的摹写非常到位，通过比喻和联想，以夸张之笔，对举之句（如接连用五个“如”字），层层渲染，极尽形容之能事，使读者如闻其声，如闻其境，如感其受。幽凄哀婉浑厚低沉的箫声，不但让身处孤舟之中的寡妇动情哭泣，而且还能够惊动沉潜在幽壑中的蛟龙！这里悲怆的洞萧之声，实则暗喻作者的心中憾事。在文章的结构上，这一段无疑起到了一种过渡的作用，为下文主客问答关于人生的议论做好了铺垫。
从第三段开始，便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一段里，作者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抒发了对人生的思索和感叹。同游者从眼前的明月、江水、山川，联想到曹操的诗和著名的赤壁之战，俯仰古今，感概不已。象曹操、周瑜这等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都踪迹渺茫而无处可寻，何况失意的普通人呢？短暂的人生跟浩瀚的江水、亘古如一的明月，哪有可比性啊？！
由箫声所传达的悲苦情绪，经同游者的一番感慨，很自然地引发了作者对人生的思索和议论。从文思上来讲，本段落气脉通畅，明晰紧凑，是传神之笔。
第四段是作者对同游者的回答，积极而正面地表现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观。在这里，作者不但紧扣同游者所说过的话，而且还与开篇的景象相呼应，以江水、明月来作议论，贴切自然。江水尽日东流，依然是一江水；天上月阴晴圆缺，仅仅是回环反复而已。所有这一切，可以认为是瞬息万变的，但也可以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既然这样，何必羡慕长江的无穷而哀叹人生的短促呢？不如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尽情地享受上天赐予的清风、明月吧，因为这一切每个人都可以自如地拥有而不受限制啊！
睿智的作者触景生情而产生一时的消极情绪，是人之常情。作者能以超然的心态将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理智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此段气韵充沛的文字，所蕴藏的感情非常的深沉。
作者对同游者的劝慰，着重的表现了作者“变”与“不变”的相对主义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念。这显然是本文的精髓和主旨所在。这其中的旷达、洒脱、理智和超然，实在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直到今天，尽人事而顺其自然的智慧，依然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这种人生的空漠之感，这种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和寄托的深沉喟叹，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透露出来的。
最后一段，写转悲为喜，作者与同游者开怀畅饮，兴尽而酣睡，把一切忧愁苦闷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至此，作者以一种欢畅愉悦的笔调结束全文。
总览全文，语言形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写景、叙事、抒情时造语生动。在化用古诗句及意境方面，信手拈来，不显痕迹，简洁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写箫声，极尽“哀”情；怀古，笔力雄健；联想丰富自然，铺叙手法巧妙。如以“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勾画曹操的形象，跌宕起伏，活灵活现，足显“一世之雄”的本色。
节奏明快是本文语言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形式为用韵多变，铿锵有力；骈散结合，情韵动人。因为作者在运用文赋这种体裁时，既赋予它诗的特质与情韵，又使用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所以文章参差错落，音韵和谐，极富声韵之美，令人回味无穷。
在艺术上，作者通过情景交融、夹叙夹议的方式，使写景、抒情、议论三者紧密结合，创造了一种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含寓着人生哲理的独特的艺术境界，因此使文章富有思致和理趣。也就是说，作者善于把江山明月这种客观的物境与内在的矛盾心境相融为一体，既出色地描绘了江山明月的优美景色，深刻地揭示了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又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因此是难为可贵的。
总之，《前赤壁赋》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全文紧扣风、月来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由情入理，由感情的抒发到哲理的畅达，进而以苏子的对答把全文的主旨表露出来，“变”与“不变”的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点好似一剂“愀然”的灵丹妙药，使客人终于“喜而笑”。
尤其是景物的反复穿插，并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前赤壁赋》是苏轼文赋的代表作，文辞自然、流畅、简炼、精妙，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自然本色、平易明畅的特色，汉大赋所存在的堆砌、晦涩、繁杂、冗长等等弊端，可谓一扫而光。尤其是文中那种纯真自然之美，给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带来了多么难忘的艺术享受。
宋元明清以来，不少文人纷纷指出，苏文的风格是“如潮”、“畅达”、“一泻千里、纯以气胜”，确实很有道理。从《前赤壁赋》来看，苏文的风格乃是一种自由豪放，恣肆雄健的阳刚之美。文中无论说理，还是叙事、抒情，都能“随物赋形”、穷形尽相；舒卷自如、活泼流畅。至于语言的精练生动、词简情真，就更是可以在文章中信手举来，毫不费力。
诚如《赤壁赋》苏轼自己在《答谢民师书》所说的其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从文学史来看，这篇标志着赋风转变的作品，也一直被后人视为赋史上的一大革命。经典老饕[1]赋
庖丁[2]鼓刀[3]，易牙[4]烹熬。
水欲新而釜[5]欲[6]洁，火恶[7]陈而薪恶劳[7]。
九蒸曝[7]而日燥。百上下[8]而汤鏖[9]。
尝项上[11]之一脔[12]，嚼霜前[13]之两螯[14]。
烂樱珠[15]之煎蜜，嗡[16]杏酪[17]之蒸羔。
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18]。
盖聚物之夭美[19]，以养吾之老饕。
婉彼姬姜[20]，颜如李桃[21]。
弹湘妃[22]之玉瑟[23]，鼓帝子之云璈。
命[24]仙人之萼绿华[25]，舞古曲之《郁轮袍》[26]。
引南海之玻璃[27]，酌凉州之葡萄[28]。
愿先生之耆寿，分馀沥[29]于两髦[30]。
候红潮[31]于玉颊[32]，惊暖响[33]于檀槽[34]。
忽累珠[35]之妙唱，抽独茧之长缲[36]。
闵[37]手倦而少[38]休，疑吻燥[39]而当膏[40]。
倒一缸之雪乳[41]，列百柁之琼艘[42]。
各眼滟于秋水[43]，咸骨醉[44]于春醪。
美人告退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45]而禅逃[46]。
响松风[47]于蟹眼[48]，浮雪花于兔毫[49]。
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注释
[1]饕（tao）：贪，特指贪食。《汉语大词典》所列“饕餮”的义项有七：1.传说中的一种贪残的怪物，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以为装饰；2.比喻贪得无厌者，贪残者；3.特指贪食者；4.比喻贪婪；贪残；5.贪婪地吞食；6.相传为尧、舜时的四凶之一；7.复姓之一。 后亦专指贪于饮食。如：饕餮之徒。
[2]庖丁：厨师。“庖丁解牛”作为神妙的技艺的典型。出自《庄子·养生主》。
[3]鼓刀：谓摆弄刀子发出响声。宰杀牲畜时敲击其刀，使之发声，故曰鼓刀。
[4]易牙：春秋时齐桓公宠幸的近臣，专管料理齐桓公饮食的厨师，很得齐桓公的欢心。
[5]釜：古代炊具，相当于现代的锅。
[6]欲：要的意思。
[7]恶：这是作“忌”讲，火恶陈，用火忌火力不变。劳：过的意思。这里说，添柴不要太快。
[8]九蒸曝：多次的蒸晒。九，虚指，多次。
[9]百上下：多次放进（汤里）又捞出。
[10]汤鏖：小火慢炖。
[11]项上：螃蟹紧挨着头部的部分，肉较厚。
[12]脔：块状的肉。
[13]霜前：指秋天的蟹肥味美。
[14]螯：蟹的两只钳。
[15]樱珠：小颗的樱桃。
[16]嗡：（音wěng），水气蒸腾的样子。
[17]杏酪：杏仁粥。古代多为寒食节食品。
[18]蛤半熟句：烹调蛤和蟹的时候，要加入米酒和醅醪（糟）。
[19]夭美：鲜美。
[20]姬姜：春秋时，姬为周姓；姜，齐国之姓，故以“姬姜”为大国之女的代称，也用作妇女的美称。也指姬水和姜水，比喻即将出场的歌女的身段曲折如水一样。
[21]颜如李桃：面貌如李花之白，桃花之红。
[22]湘妃：即娥皇和女英，帝尧之二女；帝子，就是舜帝。传说尧嫁二女于舜。
[23]瑟、璈：古乐器名。
[24]命：命题，命仙人之题。
[25]萼绿华：传说中道教女仙名，相传是九嶷山中得道的女仙；简称萼绿。
[26]郁轮袍：古琵琶曲名。相传王维年少时被岐王引荐到安乐公主府邸中时所奏的歌曲。
[27]葡萄：葡萄酒。
[28]玻璃：酒杯。
[29]馀沥：指长髮未束飘然下垂的部分。
[30]两髦：指两鬓垂下的长髮。
[31]红潮：酒后脸红。
[32]玉颊：歌女的脸。
[33]暖响：大意说歌女唱的热闹非凡。
[34]檀槽：檀木作的梆子。
[35]累珠：指歌声急促节奏快。
[36]缲：从茧中抽丝，形容唱歌时拖长声音。
[37]闵：同“悯”。
[38]少：稍也，稍事休息。
[39]吻燥：嘴唇干燥。
[40]当膏：应当补一点唇膏。
[41]雪乳：白色浓厚的浆液。指酒。
[42]艘：大船。
[43]眼滟于秋水：指歌女两眼明澈如秋水。
[44]骨醉：骨头酥软。
[45]兀然：突然。
[46]禅逃：从听禅（借指听乐）的专注中回醒。
[47]松风：穿行于松间的风。这里指水壶开了冒出的声响。
[48]蟹眼：螃蟹的眼睛。比喻水初沸时泛起的小气泡。
[49]兔毫：白兔的毫毛。喻月的光芒，这里指茶叶。
大意（厨师）在效仿古代著名的厨师庖丁和易牙，摆弄着刀子，开始烧煮制作美食。
水是要新鲜的，锅要很洁净，用火忌（火力）一成不变，（往灶中）添柴不要太快太多。
同时要对食物进行多次的蒸和晒，不断地在汤里捞、煮，最后用小火慢慢熬炖。
然后开始品尝（小猪）项部那块最好的肉，咀嚼霜前螃蟹那肥美的两只大钳。
小颗的樱桃已经煎烂成蜜，杏仁也在水气蒸腾中化成了酪。
在烹调蛤和蟹的时候，厨师加入了米酒和酒糟，然后让蛤达到半生半熟，让螃蟹略微有些夹生即可。
原来可以准备这么多鲜美的食物，用来满足热衷美食的我。
随即出场献歌的歌女，身段婀娜如姬、姜大国的美女，面容白里透红，象李花和桃花交相辉映。
歌女弹起了娥皇和女英的玉瑟，鼓奏起了舜帝的云璈。
传说中的道教女仙萼绿华，歌舞着一曲古代的《郁轮袍》。
让我们举起南海的酒杯，倒满凉州的葡萄酒吧！
祝贺先生高寿，让他的两鬓长髮飘然下垂。
歌女的脸在酒后泛起红潮，敲着檀木作的梆子唱歌，显得热闹非凡。
忽然有急促美妙的歌声象珍珠在滚动，有时候歌声绵长如从茧中抽丝。
双手疲劳了就稍事休息，如果嘴唇有些干燥就应当补一点唇膏。
不断倒出一缸缸白色浓厚的酒液，盛大的宴席好比数百艘大船排列在一起。
每个歌女的两眼都明澈如秋水，边品尝美食边欣赏歌舞的食客连骨头都酥软了。
靓丽的歌女曲终歌毕而退散去，先生方才突然从听禅（借指听乐）的专注中回醒过来。
这时候水壶发出声响，开始冒起蟹眼一样大小的水泡，可以用这雪水煮的水沏一壶兔毫茶了。
先生非常高兴，一笑而起，愉快的心情象海洋一样阔大、天空一样高远！
老夫子点评
美食家苏东坡：聚物之夭美
比起一般人，文人对吃喝是非常讲究的。唐朝新科进士高中之后，首要大事便是在长安的杏园举办谢恩宴会，在感谢主考官的同时，也顺便结识一下同年。等到通过吏部的考试并获得一官半职之后，进士们依然还是在曲江边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当时的曲江宴很有排场，甚至连皇上老头儿都会前来捧场，登楼看热闹。
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都好吃喝玩乐的。李白的“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很有气魄；杜甫的青精饭吃得很有讲究：“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每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源自道家的这种吃法非常独特：将南烛木的叶子捣烂，取其汁浸泡大米，经过九蒸九晒的工序方精致而成，色泽青绿可人。食用之前还需添加一些滋补药材，如红枣、山药、枸杞等，自然营养丰富，久服可以益寿延年。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不但是位著名的诗人，而且做过膳部员外郎，负责武则天的饮食，因此颇有一定的家庭渊源。只是后来家道没落，困顿难堪，已经无心思、甚至是不可能求美食了。这是后话。
继诗仙、诗圣的遗风，后世的文人在谈吃论喝之上自然不让先贤，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有不少专论专著问世，如李笠翁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与欧洲某些文人不屑于烹调不一样，中国的古代文人并不认为追求美食会有损自己的尊严或破坏某种高雅的情趣，反而乐此不疲。
正因有这样独特的美食传统，中国的饮食菜谱中多有文人的身影：东坡肉、云林鹅、眉公饼、笠翁糕、组庵鱼翅、潘先生鱼、马先生汤……自然了，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文人饮食代表就非东坡居士莫属了。除了人们熟知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之外，还有东坡腿、东坡豆腐、东坡玉糁羹、东坡芹芽脍、东坡墨鲤、东坡酥之类，就不一一而足了。也许有很多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但这已经不太重要了。倒是东坡先生亲自推介的东坡玉糁羹，味道清淡，颇受一些素食主义者的亲睐。这道菜，是有诗为佐证的：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虀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古代，尽管有文人的追捧，但热衷于美食毕竟不入流。《现代汉语词典》对美食家的定义是：“精于品尝菜肴的人。”这样定义还是不够理想。作为一位美食家，除了要善于品尝辨味欣赏之外，还要善于表述自己对菜肴的色、香、味、形的具体感受，并给别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才不辜负美食家的称谓。宋代的苏轼，明代的李渔和清代的袁枚，均可视为古代杰出的美食家，堪为后世之榜样。
苏东坡的这篇赋不长，但唯美经典，颇令人津津乐道，是饮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赋以“庖丁鼓刀，易牙烹熬”开篇，以“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作结，生动活泼而又非常完美地诠释了美食的绝妙境界。
疱丁是古代一位刀功极好的厨师，曾为文君解牛；易牙则是春秋时齐桓公宠幸的近臣，长于调味。由瘤丁来操刀、易牙来烹调，所选的两位大厨都是顶尖的高手。“庖丁鼓刀，易牙烹熬”这两句在《典论》（魏文帝曹丕著）中出现过：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食之美者，庖丁鼓刀，易牙烹熬，得意而望味，始知至道之腴。
选好厨师后，就要准备烹任用具和用品了。烹调用的水要新鲜，镑碗等用具一定要洁净。千万不要用久存的水，柴火也要烧得恰到好处。烹调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时候要把食物经过多次蒸煮后再晒干待用，有时则要在锅中慢慢地文火煎熬。
接着就是配菜和做菜了。吃肉只选小猪颈后部那一小块最好的肉；而螃蟹呢，只选秋风起、霜冻前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螯(脚)。把樱桃放在锅中煮烂煎成蜜；用杏仁浆蒸成精美的糕点。蛤蜊要半熟时就着酒吃；蟹则要和着酒糟蒸，稍微生些吃。显然，天下这些精美的食品，都是苏东坡这个老食客所喜欢的。
精美的筵席准备好后，需要优美的音乐与歌舞相伴。筵席上来后，还要由端庄大方、艳如桃李的女子弹琴奏乐，并请仙女萼绿华就着“郁轮袍”优美的曲子翩翩起舞。奏乐所用的乐器是湘妃用过的玉瑟和尧帝的女儿用过的云璷傲。
面对着精美的菜看，听着美妙的乐曲，欣赏着仙女们优美的舞姿，还需要什么呢?美食家苏东坡说，还缺美酒!要用珍贵的南海玻璃杯斟上萄萄美酒。在苏东坡看来，精美的菜肴、优美的乐曲、仙女的舞姿，离不开萄萄美酒啊，否则，总感觉缺少什么似的。由此可见，苏东坡对葡萄酒的印象非常之好：这种高雅的美酒，岂止是我喜欢的呢？君不见当年李白就对葡萄酒陶醉不已，还写过很多动人的诗句。
谈到酒，苏东坡不但喜欢喝酒，而且还兴之所至亲自下厨酿造“蜜柑酒”。这种酒以蜂蜜为原料，口感温和，甜蜜润胃，是一种养身的“蜜酒”。喝酒还不尽兴，并付诸于笔端，写了一篇《蜜酒歌》。此外关于酒的诗作还有：《酒经》、《浊醪有妙理赋》、《酒子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酸赋》等，皆是传唱一时的佳作。直到苏东坡去世之后，还经常有人向他儿子苏过询问父亲“蜜酒”的秘方。出人意料的是，苏过说，家父哪能酿酒啊？只是偶尔为之罢了。他老人家的蜜酒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好酒，说不准喝了还会闹肚子。不知是怕秘方外泄临时找的借口，还是真有那么回事。术业有专攻，也许苏东坡酿的蜜酒质量真的不好，但别人酿的蜜酒却借他的名成了北宋时的名酒，这倒是事实。“蟹眼”这个词，在古人的茶论或茶诗中，早已成了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蟹眼”之外，还有“鱼眼”。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许次纾《茶疏》解释到：“水一入铫（壶），便需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以当时。大涛鼎沸，旋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
黄庭坚也谈过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得很直白、明了：“风炉小鼎不须摧，鱼眼常随蟹眼来”。
可见，古人行事，往往以情趣为出发点，他们在“蟹眼”的取向上，是否符合科学精神呢？据研究，用冒“蟹眼”的开水泡茶，水嫩爽口。否则煮的时间长了，水质就会变差，泡茶没有感觉。原因是刚开的水中含有些许的二氧化碳，用以泡茶，自然味爽甜美。
看来古人品茗，虽然从感觉出发，但很切实际享受。不独有诗意，而且有学问。这也是茶道之所以传承至今、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茶、酒，苏东坡还喜欢吃猪肉。谈到猪肉，不得不插一句。那就是古代的猪肉要比现代养猪场大规模提供的猪肉要好吃上百倍。因为前者以自然纯朴的方式喂养生猪，一头猪要养一两年；而后者则是用配方饲料和添加剂把猪催大的，养殖的时间很短，甚至一百天的时间还不到。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感慨于当地的猪肉便宜而烹煮不得法，写下了著名的《猪肉颂》，这是一首趣味横生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在饕餮美食上自然很有一手，除了上述的茶、酒和广闻人知的东坡肉、东坡肘子外，他还擅长烧鱼，其烹制的鱼堪称一绝。
一次，苏轼雅兴大发，亲自下橱做鱼，刚刚烧好准备自己独享，没想到隔着窗户看见黄庭坚不请自来了，便急忙把鱼藏到了橱子的顶部。黄庭坚进门就道：“今天向子瞻兄请教，敢问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心里惦记着美味可口的鱼，爱理不理地回应道：“上草下左鱼又禾。”黄庭坚又道：“那这个鱼放到右边行吗？”苏轼心想，搞什么鬼啊？于是回答道：“也是可以的。”黄庭坚见他上当，不露声色地说：“那这个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指着碗橱顶，笑道：“既然子瞻兄也知晓这个道理，那为何还把鱼放在上面？！”一向才思敏捷的苏轼恍然大悟，不禁哈哈大笑，取下鱼来两人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除了美食之外，苏东坡作为一位书法家对文房四宝的墨兴趣浓厚。据考证，当时杭州制墨名家潘衡曾跑到海南岛与苏东坡一起研究过如何制作上好墨块。这两人一拍即合，连夜在在房中烧取松脂油来制墨，估计是累的吧，一不小心半夜起火还差点烧了房子。不知道潘衡是否研制出了新的制墨技术，总之他很快就离开了海南岛回到杭州，迅速推出新的墨，价格不菲，并拿苏东坡作广告，声称是苏东坡传授的制墨秘方。由于墨的质量确实不错，以致后来有人向苏过讨过制墨秘方。苏过说，哪里有什么秘方啊？家父在海南岛实在是找不到好墨，只好尝试着做墨消遣罢了。但无论如何，潘衡倒是借着苏东坡的名气赚了大钱。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由于其政治抱负未能得以充分施展，却成全了他的千古文名。至于他的商业天才，因生不逢时，基本上浪费掉了。
顺便提及一下，宋代太学府里的肉包子也是很有名的。岳飞的孙子岳珂，便写过一首《馒头》诗：“几年大学饱诸儒，薄枝犹传笋蕨厨。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芳馨正可资椒实，粗泽何妨比瓠壶。老去牙齿辜大嚼，流涎才合慰馋奴。”可见，除了苏东坡之外，当时的一些名人也很注重美食。
古人以吃喝之事写诗作文，多属自娱自乐，但也能意外地交上好运。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的太学生俞国宝，在西湖边上多喝了二两，借着醉意在酒家屏风之上涂抹了一首《风入松》。词日：“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湖边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不曾想，这首词被太上皇赵构看见了，颇为赞赏：“这词不错，但末句有点酸啊。”于是将“明日重携残酒”改为“明日重扶残醉”。此词略作改动之后，意境就变了。没想到酒后的随兴涂抹，居然能获得贵人赏识，于是俞国宝时来运转，“即日命解褐”，从此脱却布衣当官去了。经典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1]得禾，以名其书；汉武[2]得鼎，以名其年；叔孙[3]胜狄[4]，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释
[1]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东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继而厘定典章﹑制度，复营洛邑为东都，作为统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于大治。后多作圣贤的典范。
[2]汉武：汉武帝刘彻的省称。
[3]叔孙：复姓。春秋鲁有叔孙得臣。见《左传．文公元年》。
[4]狄：居住在遥远边境的北方少数民族。这里指北狄鄋瞒国。
大意
这座亭子以雨命名，是为了表示喜庆。古代逢到喜庆，便以此题名于事物，表示不忘。周公得禾，便以《嘉禾》作他著作的篇名，汉武帝得鼎，便以元鼎作他年号的名称，叔孙得臣打败 狄人侨如，便以“侨如”作他儿子名字。喜庆虽有大小不同，表示不忘的用意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始营建官邸。在厅堂北面筑了一座亭子，而在南面凿了一口池塘，引水种树，作为休息场所。这年春天，空中落下麦子于岐山之南，占卜后以为是丰年之兆。接着是整月不下雨，百姓很着急。
到了三月乙卯日下雨了，隔了九天的甲子日又下雨，百姓却感到不满足。丁卯那天是大雨，下了三天才停止。官吏相互庆贺于衙院，商人相互歌唱于市场，农民相互喜悦于田头。担忧的人为之高兴，患病的人为之全愈，而我的亭子恰巧也在这时造成。
于是开酒宴于亭上，向客人劝酒而告之：“如果五天不下雨，行么？你们一定会说：‘五天不下雨，麦子就长不成了。’十天不下雨呢？又一定会说：‘十天不下雨稻子就长不成了。’无麦无稻，年成就要饥荒，讼案增加而盗贼纷起，这样，我和诸位即使想游赏于这座亭中，办得到么？幸喜上天不遗弃下民，刚旱不久便赐雨于人间，使我与诸位能够相互舒畅地欢乐于亭中，这都是雨的恩赐啊！怎么可以忘记呢？”
亭名既已题定，又进而作歌词道：“假使上天下的是珍珠，受寒的人不能当做棉衣；假使上天下的是宝玉，挨饿的人不能当做米饭。如今一雨三日，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并不有此力量，还是归功于天子，天子又说不对，归功于造物主。造物主不自以为有功，归结到太空，太空渺茫，不可能为亭命名，我就自己以名我亭。
老夫子点评
轻快活泼 与民同乐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轼的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他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苏轼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府签书判官，他的上司陈希亮，其儿子陈季常是苏轼的好友 (后来苏轼到黄州时，曾为季常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方山子传》)。在凤翔的第二年修建此亭，期间曾发生春旱，恰逢喜降春雨，有一亭子刚好在此时落成，苏轼为其取名“喜雨“，并作了一篇“喜雨亭记”。《喜雨亭记》是苏轼的一篇散文作品，全文不长，共五百来字，四小段而已，然而却写出了异样的色彩。
无论就其使用的散文形式来看，或者就其表现的内容和给人的艺术感受来看，都是一篇值得我们注意的艺术精品。“喜雨”一词在历史上出现较早。第一次出现“喜雨”一词是在《春秋谷梁传》：“夏四月不雨者闵雨也，六月雨者喜雨也”。《尔雅》中说：“甘雨时降，万民以嘉，谓之酉醴泉”，所谓的“醴泉”，就是指雨，含有喜雨之意。这里的雨，已经和老百姓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诗歌里之所以用“喜”字，说明人们对于雨的感受是正面的，积极的。《庄子》中有段文章写道：“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者，为人；今杀人，不可。将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这种雨就是喜雨，具有解救苍生于倒悬之苦的能量，所以历代以来的文人都毫不吝惜笔墨，对“喜雨”‘赞颂有加。如曹植、谢庄、谢朓、鲍照等人都写过一些喜雨诗，唐代的杜甫更是写了《春夜喜雨》、《喜雨》以及《过白水明府舅宅喜雨》等以“喜雨”为题的诗。
除了诗以外，以赋体的形式吟咏喜雨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晋傅咸、六朝宋的傅亮、唐明皇、张说以及贾登的《喜雨赋》等，就表现了一种因雨的到来而喜悦不已的心情。最著名的就是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了。
由于用散文的形式描绘“喜雨”的作品很少见，以至于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珍贵和突出了。尤其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使后世的作家自叹不如，更令这篇作品倍受后人瞩目。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
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唐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
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
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
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但是，无论原因何在，这三件事都是作者写作时作铺垫之用的。有了这个大前提，后面的行文自然就容易了许多。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不巧的是旱情显现，当地整整有一个月没有下雨了，愁得不行的老百姓和官员都在彻夜祈盼上天能够普降甘霖，以缓解荒情。
百姓们盼望下雨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来了个轻淡、简单，但不寡味的“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很像古代巫师占卜的语言，极具诱惑力。
接着，作者写道：“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可见这场雨下得很是惬意，不但通透，而且及时。这才是及时雨、喜雨啊！
这场喜雨比之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细雨要大气多了，否则，靠绵绵细雨怎能缓解旱情呢？
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否则，就显得有些平淡无力，气象不显。
随着这场大雨的降临，官民都欣喜不已：“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
这俨然是一幅难得的官民同乐图，非常来之不易。即便是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也不足以相比啊！这为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有了“喜雨”这个亭名之后，苏轼又开始翻空出奇、寻根溯源了：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入手来探讨喜雨。这就是曲径通幽的妙趣所在，试想如果没有厚实的文学积淀，又如何能够写好呢？
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没有麦禾，自然百姓遭殃，甚至还会到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的地步，这是多么的恐怖啊!所幸的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把老百姓从痛苦不堪的边缘拉了回来。这里加上老天厚待苍生这么一段，文章自然就显得丰满起来。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墨挥舞，极尽文章之能事：“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作者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把天降喜雨的功劳归功于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这是多么奇妙的想法，虚实相间，周到至极。
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作者紧扣“雨”和“喜”两字，做足了文章。其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这样，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够处处感受到喜气洋洋的气氛。
自孟子开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及乐民之乐的思想以来，真正通过文章的手段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的，估计也就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苏轼的这篇《喜雨亭记》了。这两篇文章各有千秋，都为后人所喜好。
苏轼这篇文章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一口气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自然能够达到说理透彻的目的。
文章的第二段在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也运用排比的形式，让人喜爱不已。
这篇文章虽然是散文，但作者借鉴了一些赋的创作手法。如结尾一段，文中的“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优雅俊美，朗朗上口。
陕西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即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这是后话。
总观全文，作者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灵活，笔调活泼，在风趣的对话中轻松含蓄地发表见解，给人以举重若轻的感觉
文中极力渲染人们“久旱逢甘雨”的欢乐，充分体现苏轼“民以食为天、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反映了作者与百姓同忧共乐的感情。全文结构谨严，语言轻快活泼，文笔淋漓酣畅；文章脉络清晰，如剥茧抽丝。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魅力，充分表现作者了的喜悦心情，读来极富感染力。
这篇文章可以充分展现出苏轼年轻时的个人思想及风格。经典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1]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注释
[1]风流：英俊杰出，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
大意
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
那旧营垒的西边，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
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
祖国的江山啊，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周公瑾姿态雄峻。
周瑜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
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该笑我太多愁善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
人的一生就象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醉吧！
老夫子点评
雄奇壮丽 气象凌厉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是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啊（成语出人头地就是从这儿来的）！”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看来这个旷世绝才的弟子没有白收。可以说，苏轼以自己独特的天才方式为欧阳修赢得了千古美名。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念奴娇》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阕。上阕咏赤壁，着重写景，即景抒怀，引起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怀念。下阕怀周瑜，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怀古伤己，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念奴娇》 起笔高唱入云，写长江给人以雄奇壮丽之感，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大江东去”是眼前江景，用以起兴。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尤其是日夜江声，滚滚滔滔，更使人感到历史的流逝，对往昔英雄人物无限怀念。
这两句既写江景，又点明怀古，从大处落笔，写得气势磅礴，感情饱满。“浪淘尽”三字，把作者凭吊古战场的心情含蓄有力地表达出来。这样开头也为下面描绘赤壁和缅怀周瑜做了环境的烘托和气氛的渲染。
紧接着是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此一句除要达到点明题意之目的，其根本则在于通过对赤壁地理位置和历史人物周瑜的述说，引出对三国战事的回忆，而自然联想到赤壁之战宏伟的战斗场面。“故垒西边”两句，指明怀古的特定时代、人物和地点，引入对古战场的凭吊。作者这样写，是通过联想自然而巧妙地把读者引到这段历史的回顾中去了。“乱石穿空” 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 惊心骇目。陆游《入蜀记》说赤鼻矶“亦茆冈尔，略无草木”。范成大《吴船录》亦云：“赤，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峻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
从中不难想象出当时战斗的激烈和周瑜统领水军英勇善战的战斗风姿。山势险峻、参差错落的山岩直指天空，狂奔的巨流汹涌澎湃，猛烈地冲击着岩石。这是何等的雄奇景观！这里只用十三个字，便从形、声、色几方面生动地勾画出这个古战场的壮丽雄奇的图景，表达了作者热爱祖国江山的感情，同时也为下面歌颂周瑜做了铺垫和蓄势。
有人认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是诸葛亮先说的,后来的苏轼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夸张和想象。连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也曾怀疑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剽用诸葛亮《黄牛庙记》中的“乱石排空，惊涛拍岸”。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诸葛亮著的《黄牛庙记》：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趋蜀道，履黄牛，因睹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苏轼虽然博学多才，但才地理上却犯了致命错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赤壁,而诸葛孔明的黄牛庙在三峡最末一段西陵峡中，地处湖北宜昌之西。此庙背靠黄牛山，面临黄牛滩。此处江流狭窄纡回，重岭叠嶂，怒湍骇波。高岸间有巨石，状似一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古人步行经过此处，绕来转去，走了三日三夜，仍能遥见黄牛山的剪影，所以古谣谚云：“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207年，应聘的诸葛亮二十六岁，跟随刘备由西陵峡入蜀，经黄牛庙。以北人而乍见如此险山恶水，遂得“乱石排空，惊涛拍岸”佳句。不过将错就错，苏轼题词的这个赤壁现在就被叫做东坡赤壁。写景确切新奇，洵大手笔。
然而，《黄牛庙记》一文是否果真出自于诸葛之手，有待考证。
其实化用前人诗句也没什么不好,古代的诗人常用此招,隋炀帝诗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被坡公门下弟子秦少游剽用到词中去：“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作者从神游中又回到现实。英雄人物已经随着长江水而流去了，只剩下如画的江山和无所建树的“我”。
此两句，一承上，一启下，由描景过渡到写人，十分自然。“一时多少豪杰”是虚写，既照应开头“千古风流人物”，也为下阕写周瑜作了铺垫。
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因此，下阙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一段具体描写千古风流人物中的周瑜。作者没有直接写周瑜的胯下马、掌中枪，而是武官文写：周瑜年轻英俊、气概俊伟、雍容娴雅、指挥若定的儒将风度。这充分显示出周瑜的杰出指挥才干和蔑视强敌的英雄气概。
作者着力写周瑜其目的全在于凭吊古人以抒自己大志难酬的郁闷愁苦的情怀。周瑜年轻有为，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而自己年近半百，功业无成却又遭贬。如此之磨难自然会哀愁的。他也只有借古来自我排遣了。“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
写到这里顺势发挥一下。如果说周瑜因取了小乔而春风得意的话，那么苏轼也应该足以为自己的几任妻子感到自豪。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是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她在王弗逝世后的第三年嫁给了苏轼。王闰之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并伴随着丈夫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25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原是他的侍妾。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回到正文。这首词中的“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笔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这一年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愧。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苏轼爽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东坡题跋》卷一记李邦语：“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如此。”苏轼对此颇有同感。故从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间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了。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此句表达了作者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面对大好河山，缅怀周瑜少年得志，又深受孙权信赖，年轻时便建功立业，而自己虽有抱负，但有志难伸，毫无作为，相比之下，无限感慨。心情由激昂奋发转入消极苦闷。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结尾句，一方面表现出作者消极悲观的情绪，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反映。在封建社会里一旦人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常常用达观来解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作者也不例外。同时也应看到另一面，那就是还不失追求功业的豪迈心情。
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篇末的感伤色彩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词中写江山形胜和英雄伟业，在苏轼之前从未成功地出现过。因此这首《念奴娇》历来被看作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不但词的气象境界凌厉无前，而且大声铿锵，需要铜琵琶、铁绰板来伴唱。对于原来只宜红牙拍板、女儿歌喉的传统词坛来说，确实是个重大突破。经典江城子·密州[1]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2]，右擎苍。锦帽貂裘[3]，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4]，亲射虎，看孙郎[5]。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6]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7]，西北望，射天狼[8]。
注释
[1]密州：今山东诸城。
[2]黄：黄犬。苍：苍鹰。围猎时用以追捕猎物。
[3]汉羽林军戴锦蒙帽，穿貂鼠裘。这里与下句“千骑”均指苏轼的随从。
[4]报：告、语。倾城：指全城观猎的士兵。
[5]孙权曾亲自射虎于凌亭，这里
借以自指。
[6]节：符节。汉时冯唐曾奉文帝之命持节复用魏尚为云中太守。这里以冯唐自比，有不服老与赴边的两屋意思。
[7]会：当。如满月：把弓拉足，表示有力。
[8]古时以天狼星主侵掠，这里以天狼喻西夏。
大意
我虽年老却兴起少年打猎的热狂，左手牵着犬黄，右手举起鹰苍。戴上锦蒙帽穿好貂皮裘，率领随从千骑席卷平展的山冈。为了报答全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意，看我亲自射杀猛虎犹如昔日的孙郎。
我虽沉醉但胸怀开阔胆略兴张，鬓边白发有如微霜，这又有何妨！什么时候派遣人拿着符节去边地云中，像汉文帝派遣冯唐。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朝着西北瞄望，奋勇射杀敌人天狼。
老夫子点评
胆气豪迈 老当益壮
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了。
苏轼任密州知州刚四十岁。之前，他在各地任上致力于地方政绩外，一直要求大用于世。但是，他到密州的四年前，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自杭州来至这北方边郡的。
熙宁三年（1070），西北边事紧张，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宋与西夏的战事。
宋神宗熙宁八年，东坡任密州知州（今山东诸城），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
这首词同苏轼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是一首豪而能壮的壮词。
上片出猎，下片请战，不但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顾盼自雄，精神百倍。
苏轼把词中软媚无骨的儿女情换成孔武刚建的英雄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对此也颇为自负。从他在密州写给好友鲜于侁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首小词，指的就是这首《江城子》。作者在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
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 ”，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黄犬，右臂驾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老夫暂且发出少年般的热狂，可见作者人老心不老的激情。足见作者之胆气豪迈。
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左手牵着黄犬,右臂举着苍鹰，头戴锦帽，身着貉裘千骑簇拥度卷山岗，这种千骑奔驰，腾空越野的出猎场面，真的是非常之壮观！
当作者把自己出猎时热闹情景道出之后，而后一句“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为了报答全城百姓随我出猎的盛意，作者也要象当年孙权一样，开弓射虎，一显身手。作者以少年英主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
以上主要写“出猎”这一特殊场合下表现出来的词人举止神态之“狂”，下片更由实而虚，进一步写词人“少年狂”的胸怀，抒发由打猎激发起来的壮志豪情。
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酒酣胸胆尚开张”，这是多么的豪情啊！
这句言词人酒酣之后，胸胆更豪，兴致益浓。是对内心世界的直抒，总结了上片对外观景象的描述。
接下来，作者倾诉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年事虽高，鬓发虽白，却仍希望朝廷能象汉文帝派冯唐持节赫免魏尚一样，对自己委以重任，赴边疆抗敌。那时，他将挽弓如满月，狠狠抗击西夏和辽的侵扰。
此作是千古传诵的东坡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
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千里的英风与豪气。
顺便提及一下，苏轼除了文赋和词以外，还为后人留存下了约四千首的诗。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作为文人，苏轼还喜欢在政治上抒发己见，毫不避讳。当时苏轼之所以被贬湖州，接着又逮捕送审，就是因为对王安石的变法维新给予了犀利的批判。史称“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开始之后，大量跟苏轼有交往的文人墨客都受到株连，就连已经逝去的苏轼老师欧阳修及家人也未幸免。苏轼本人更是遭受一百天的牢狱之灾。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昭命苏轼代拟敕书，难能可贵的是，苏轼没有公报私仇，相反却在敕书里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这个给予王安石的评价是恰当的，尤其是苏轼这种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后人感动。苏辙——沙漠舟讲大家小传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晚年自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人称“小苏”。苏辙是散文家，为文以策论见长，在北宋也自成一家，但比不上苏轼的才华横溢。他在散文上的成就，如苏轼所说，达到了“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著有《栾城集》。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仁宗嘉佑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佑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佑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为文风格汪洋淡泊，透露出秀杰深醇之气。在写作理论上，继承了曹丕文气说，主张养气不仅在于内心的修养，更在于有广阔的生活阅历，所以文势奔放，笔力雄健，说理透辟。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六国论》、《三国论》为他史论的代表作。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苏辙著述较多，除《诗集传》外，有《欒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八十四卷）、《栾城应诏集》、《春秋集解》、《孟子解》、《论语拾遗》、《古史》、《龙川略志》、《道德经解》等并传于世。经典六国论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yì)[1]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注释
[1]疆埸(yì)：①田边。 ②边境。这里指边境。
大意
(我曾经阅读《史记》的六国世家，私下里感到奇怪的是，天下的诸侯国凭借五倍于秦国的土地，十倍于秦国的民众，全力向西攻打肴山西面方圆千里的秦国，最后竟然不能免于灭亡。我常常对这个问题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可以使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因此未尝不责怪当时六国那班谋臣，他们对于祸患的考虑太粗疏，谋求利益的眼光太短浅了，而且不能明察天下的形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肴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老夫子点评
言简意赅 整饬有度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
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付之东流。
总之，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到北宋中期，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专制腐败，军事上骄惰无能，外交上极端软弱。
这样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北宋这种输币，纳贡求和的办法，与“六国”赂秦而求一夕安寝的政策极为相似。
因此，生活在这样年代里的苏洵父子对此痛心疾首，他们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勿蹈复辙。作者反对屈辱求和,关心国家的命运，这种思想是进步的。
苏洵父子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尤其是北宋后来的命运不幸被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苏洵的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他把韩、魏、楚对秦割地，以地事秦，称之为“赂”，是就六国对秦的态度而言。所以他首先撇开战争胜负的一般军事因素，专就割地事秦进行议论。
苏洵的《六国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
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他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则着眼于六国内部，其论点是：“六国不免于死亡，在于不知佐韩、魏以摈秦。”即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他从分析韩、魏的现状、地理位置、有关史实入手，指出秦之所忌。然后抓住“秦之所忌”，通过多次对比，进行议论。
本文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一开篇就直接切入了主题，说六国之所以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是因为当时的主政者见利浅薄，不知天下的形势所在。也就是说，六国那班谋臣对于祸患的考虑太粗疏了，缺乏谋求长远利益的眼光和胆识，以至于无法洞察天下的形势。这无疑是令人感到愤慨的。
这样就显得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所在。
然后，作者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一直强调韩、魏两国在整个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
接着，作者引经据典，列举了两个成功的范例：第一个是范雎被秦国重用而征服韩国；第二个是商鞅被秦国重用而征服魏国。之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是意在说明：当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对燕、赵两国动用武力进行征服，是危险的。因为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燕赵的国都，韩、魏能够从后面发动偷袭。但事实上，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能在韩、魏的境内进出自如，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无法阻挡强大的秦国，只好选择归附了。这样的后果，直接就造成了全天下都遭受到了秦国的祸害。
作者在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为韩、魏两国无法单独抵挡秦国，全天下的诸侯应该通过亲近韩、魏来实现抵御秦国的目的。这样的话，秦国就不敢跨过韩、魏去图谋齐、楚、燕、赵四国了。只要齐、楚、燕、赵四国安定无战事，并作为大后方来协助支持韩、魏两国，这样就足以抵御来自秦国的威胁。那么，秦国也就无能为力了。
最后，作者无不痛心地总结道：诸侯们不懂得要采行这种策略，而是贪图边境上的小国利益，以至于违背盟誓、毁弃约定、自相残杀本是同盟军的人，最终给了秦国趁虚而入、吞并六国的机会，这真是件很悲哀的事啊！
文章语言生动有力，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一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如：“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
此外，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简捷有力，读起来自然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
显然，苏洵父子三人的《六国论》的观点各有所偏，因此，我们不妨把苏辙的文章看成对苏洵和苏轼文章的补充，把三人的观点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经典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1]。以为文者气之所形[2]，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3]。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4]，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5]，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6]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7]，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8]，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释
[1]思之至深：想得很深。
[2]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
[3]奇气：奇伟之气。
[4]百氏之书：诸子百家的书。
[5]汩没：埋没。
[6]四夷：四方各少数民族。
[7]光耀：丰采。
[8]益治其文：研习文章。
大意
太尉执事：辙生性喜好写文章，对此想得很深。我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体现，然而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的，气却可以通过培养而得到。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现在看他的文章，宽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间，同他气的大小相称。司马迁走遍天下，广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之间的英豪俊杰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放不羁，颇有奇伟之气。这两个人，难道单靠执笔学写这种文章就能到此地步的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而溢露到外貌，发于言语而表现为文章，自己却并没有觉察到。
辙出生已经十九年了。我住在家里时，所交往的，不过是邻居同乡这一类人。所看到的，不过是几百里之内的景物，没有高山旷野可以登临观览以开阔自己的心胸。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无所不读，然而都是古人过去的东西，不能激发自己的志气。我担心就此而被埋没，所以断然离开家乡，去寻求天下的奇闻壮观，以便了解天地的广大。我经过秦朝、汉朝的故都，尽情观览终南山、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腾的急流，深有感慨地想起了古代的英雄豪杰。到了京城，抬头看到天子宫殿的壮丽，以及粮仓、府库、城池、苑囿的富庶而且巨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广阔富丽。见到翰林学士欧阳公，聆听了他宏大雄辩的议论，看到了他秀美奇伟的容貌，同他的学生贤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以雄才大略称冠天下，全国人依靠您而无忧无虑，四方各少数民族惧怕您而不敢侵犯，在朝廷之内像周公、召公一样辅君有方，领兵出征像方叔、召虎一样御侮立功。可是我至今还未见到您呢。
况且一个人的学习，不是有志于大的方面，即使学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辙这次来，对于山，看到了终南山、嵩山、华山的高峻；对于水，看到了黄河的深广；对于人，看到了欧阳公；可是仍以没有谒见您而为一件憾事。所以希望能够一睹贤人的丰采，就是听到您的一句话也足以使自己心雄志壮，这样就算看遍了天下的壮观而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
辙年纪很轻，还没能够通晓做官的事情。先前来京应试，并不是为了谋取微薄的俸禄，偶然得到了它，也不是自己所喜欢的。然而有幸得到恩赐还乡，等待吏部的选用，使我能够有几年空闲的时间，将用来更好地研习文章，并且学习从政之道。太尉假如认为我还可以教诲而屈尊教导我的话，那我就更感到幸运了。
老夫子点评
意彼言此，冲和淡泊，一唱三叹
苏辙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洵的儿子、苏轼的弟弟，父子三人在当时都以文章著名，文学史上并称“三苏”，名位“唐宋八大家”之列 。
苏辙散文的主要风格是，感情平和，文笔挥洒；行文委婉，迭宕起伏。苏轼曾在《答张文潜书》中就有这样的评价：“冲和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
苏辙著有文集《栾城集》，集中的《六国论》、《上枢密韩太尉书》、《黄洲快哉亭记》等，都是很能体现他散文风格的名篇佳作，一直以来颇为后世所重。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仅十八岁的苏辙与父兄一起进京应试。苏洵的好友张方平闻讯之后，马上向当朝大臣韩琦、欧阳修各写了一封推荐信，对苏氏父子进行极力推荐。这对他们将来的命运走向影响很大。
苏氏父子三人一路游历，过故都，游名山，涉黄河，大开了眼界，收获非浅。两个多月之后，他们抵达都城汴京（今开封），又被京城的繁华壮丽所吸引、所震撼。次年正月，即嘉祐二年（1057）春，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时参加了由礼部司郎、兼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的礼部考试。
宋代的进士考试，要经举人考试、礼部考试、礼部复试和皇帝御试等多次筛选。难道的是，苏轼兄弟顺利通过了礼部考试及复试，并在三月的殿试中获得了宋仁宗的首肯，兄弟二人同登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辙才19岁，正可谓是少年得志，名扬天下。
苏洵见两个儿子同登进士，喜不自禁，老泪纵横之际，写下这么一首诗：“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原来，苏洵自己多次参考都未能如愿，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居然毫不费力地拿下进士这顶古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桂冠，能不激动吗？
自然，苏洵的文章也很受欧阳修等权臣的看重，于是苏氏父子三人的文章在京师得以盛传，名动一时。
苏轼后来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在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途中做了一首《沁园春》，寄给其弟苏辙，动情地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里“长安”借指汴京。“二陆”晋代陆机、陆云兄弟。这兄弟二人当年同到洛阳，文才倾动一时，当时人称“二陆”。词中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回忆了早年得志、自负才华及表达了后来遭遇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话说回来。这篇《上枢密韩太尉书》实质上是一封信，它是苏辙中进士之后写给大臣韩琦的，希望能够获得他的赏识。“早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做官，是如假包换的“三朝元老”。作为北宋的名臣，韩琦曾大力支持范仲淹进行政治改革，同时又和范仲淹一起带兵抵御西夏的入侵。
甚至大文豪欧阳修也是韩琦的铁杆追随者之一，他非常佩服韩琦的文治武功：“临大事，决大议，垂神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宋仁宗嘉祐元年，韩琦官拜枢密史，掌管全国的军权。秦汉时的太尉职称与宋代的枢密相似，所以苏辙在这封信里尊称他为枢密，表达一种崇敬之情。由于韩琦是朝庭的辅佐大臣，而苏辙当时未满20岁，所以就谦虚地把自己写的信称之为“书”。
文章的第一段，作者提出了“养气与作文”的观点，并列举了孟子、司马迁作内外兼修的例子加以说明。“气”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构成世界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在人身上的“气”，则是人的生命力量的源泉。我国古代是把修养与养气同等看待、相提并论的。这里的“气”，也相当于今天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等。“养气”一般通过内修和外济来实现。通俗地讲，就是“读破万卷书，行走万里路”，知行合一，实现内圣外王之道。
第二段的大意是告诉韩琦自己的养气途径，即主要通过周览和交游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并对没有及时见到太尉而表示遗憾。
第三段，作者从“志其大” 的假设，说，假如一个人的学习，不是有志于大的方面，即使学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进一步落实到求见太尉的目的所在。
作者在最后的一段谦卑地说道，我年纪很轻，对如何做官还没能够通晓。来京应试也不是为了谋取俸禄，如今有幸荣归乡里等候吏部的选派，使我能够有几年空闲的时间用来研习文章，学习从政之道。如果能够获得太尉的教诲，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这一段是求见太尉的结束语。
这是一封求见的书信，作者的本义在能够谒见当代权势人物，但什么不迳直、坦率地提出，却曲径通幽，从大谈“为文” 的见解入手，这里面有何深意呢？
原来，“书”之功夫在“书”外。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言此意彼”的手法，即养气除了博览群书之外，就是周游天下，寻访奇闻壮观；而得见太尉，自然“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这样一说，在顺理成章地把求见韩太尉的意图表露出来的同时，又彰显了自己的学问。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类似于这种明显带有功利色彩的书信是很难写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庸俗不堪的尴尬境地。尤其是苏辙写给韩琦的这份信，其难度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因为韩琦权顷朝野，名重天下，正直有为，自然非等闲之辈，如果当科进士呈递的书信空泛苍白，那岂不是大煞风景？
所以，作者很聪明地在立论、布局方面苦心经营，巧下功夫。语气上要谦卑低调，行文上要从容不迫，立论上要观点新颖，不卑不亢，这样才能获得居上者的赏识。于是，作者从写文章谈体会说起，简洁但逻辑严密地论述了作文与养气的关系，养气与阅历的关系，阅历与求见太尉的关系，如抽丝剥茧，像浅水笼鱼，得心应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文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平常的书信了，而是一篇立论新颖、文采超然的文学论文。
具体到谋篇布局上，本文有”由虚而实，层层深入，顿挫迭宕，一波三折”的主特色。文章从虚处发端，先提出的养气观点，然后通过举孟子、司马迁的例子进行论证。第二段着重从外及内，由虚到实，由物及人进行层层深入，落到求见太尉的真实目的。
苏辙曾拿自己的文章跟苏轼比较，说哥哥的文章奇特，而自己的文章平稳无奇。这就是“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说法的出处。《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曾说：“以作文养气引起名山、大川，京华、人物……他讲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理，以激发其志气，却从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这显然是说他的宗旨只是为求见太尉，从而使天下之大观得以完备，借此激起自己宏大的志向。
本文还有一个特点是“平稳中有波折，淡泊中见深邃。”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冲和、淡泊。行文多走顺笔，从正面论述事物；偶尔有反激之笔，顿见波澜。尤其是相间、相济的笔调常见，造成了文势的顿挫、跌宕，有如杜甫七律《登高》一诗的感觉：“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纵观全文，作者从增广阅历，养气入手，叙述现状，表示愿望，提出要求。文章结构逻辑严密，宗旨经步步推进之后醒朗明白，到最后进入高潮。
总而言之，作者的“气”是很足的，即便不是有意去作文章，这种“气”也会在行文之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所以说，文人只要养足气，其文章便跌宕生姿，文采超然。经典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1]，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2]。南合沅、湘[3]，北合汉沔，其势益张[4]。至于赤壁[5]之下，波流浸灌[6]，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8]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9]，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10]，南北百里，东西一舍[11]。涛澜汹涌，风云开阖[12]。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13]，动心骇目[14]，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15]之上，举目而足[16]。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17]，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18]：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19]之滨，故城之墟[20]，曹孟德、孙仲谋之 所睥睨21，周瑜、陆逊之所骋骛22，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23。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24，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25。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26；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27，将何往而非病28？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29，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30，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31，无所不快；而况乎濯32长江之清流，揖33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34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35，乌睹其为快也哉36!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注释
1.江出西陵：江，长江。出，流出。西陵，西陵峡，又名夷陵峡，长江三峡之一，在湖北宜昌西北。
2.奔放肆大：奔放，水势疾迅。肆大，水流阔大。肆，极，甚。
3.南合沅、湘，北合汉沔（miǎn）：沅，沅水（也称沅江）。湘，湘江。两水都在长江南岸，流入洞庭湖，注入长江。汉沔，就是汉水。汉水源出陕西宁羌，初名漾水，东流经沔县南，称沔水，又东经褒城，纳褒水，始称汉水。汉水在长江北岸。
4.益张：更加盛大。张，大。
5.赤壁：赤壁矶，在现在湖北黄冈城外，苏辙误以为周瑜破曹操处。
6.浸（jìn）灌：浸，灌，意思都是“注”。此处指水势浩大。
7.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清河，县名，现在河北清河。张君梦得，张梦得，字怀民，苏轼友人。齐安，宋代黄冈为黄州齐按郡，因称。
8.即：就着，依着。
9.胜：胜景，景观。
10.亭之所见：在亭上能够看到的（范围）。
11.一舍（shè）：三十里。古代行军每天走三十里宿营，叫做“一舍”。
12.风云开阖（he）：风云变化。意思是风云有时出现，有时消失。开，显现。阖，闭藏、消失。
13.倏忽：迅急。
14.动心骇目：犹言“惊心骇目”。这是说景色变化万端，能使见者心惊，并不是说景色可怕。
15.几席：小桌。
16.举目而足：抬起眼来就看个够。
17.草木行列：草木成行成列。
18.指数：用手指点着数清数目。
19.长洲：江中长条形的沙洲或江岸。
20.故城之墟：旧日城郭的遗址。故城，指隋朝以前的黄州城（唐朝把县城迁移了）。墟，旧有的建筑物已被毁平而尚留有遗迹的空地。
21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曹操（字孟德）、孙权（字仲谋）所傲视的地方。睥睨，斜视的样子，引申为傲视。赤壁之战时，曹操、孙权都有气吞对方的气概。
22.周瑜、陆逊之所骋骛（chěngwù）：周瑜、陆逊活跃的地方。周瑜曾破曹操于赤壁，陆逊曾袭关羽于荆州，败刘备于夷陵，破魏将曹休于皖城。骋骛，犹言“驰马”，形容往来活跃。
23.称快世俗：使世俗之人称快。
24.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宋玉有《风赋》，讽楚襄王之骄奢。楚襄王，即楚顷襄王，名横，楚怀王之子。宋玉、景差都是楚襄王之侍臣。兰台宫，遗址在现在湖北钟祥东。
25.盖有讽焉：大概有讽刺的意味在里头。 讽，讽刺。宋玉作《风赋》，讽楚襄王之骄奢。
26.人有遇不遇之变：人有遇时和不遇时的不同时候。遇，指机遇好，被重用。
27.使其中不自得：使，假使。中，内心，心中。自得，自己感到舒适、自在。
28.病：忧愁，怨恨。
29.以物伤性：因外物（指环境）而伤害天性（本性）。
30.窃会（kuài）计之余功：窃，偷得，这里即“利用”之意。会计，指征收钱谷、管理财务行政等事物。余功，公事之余。
31.蓬户瓮牖：蓬户，用蓬草编的门。瓮牖，用破瓮做的窗。
32.濯：洗濯。
33.揖：拱手行礼。这里的意思是面对（西山白云）。
34.自适：自求安适。适，闲适。
35.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此，指“连山绝壑，长林古木”等快哉亭上所见景物。骚人思士，指心中有忧思的人。胜，承受，禁（jīn）得起。
36.乌睹其为快也哉：哪里看得出这些是畅快的呢!乌，哪里。
大意
长江出了西陵峡，开始进入平地，水势奔腾浩荡。南边与沅水、湘水合流，北边与汉水汇聚，水势显得更加壮阔。流到赤壁之下，波浪滚滚，就像是无际的海洋。清河张梦得，贬官后居住在齐安，他在房舍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长江的胜景。我的哥哥子瞻给这座亭子起名叫“快哉亭”。
在亭子里能看到长江南北上百里、东西三十里.波涛汹涌,风云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白天,船只在亭前往来如梭；夜间,鱼龙在亭下悲声嚎叫。景物变化万端，惊心动魄,不能长久地欣赏。现在我能在亭中的小桌旁席上赏玩这些景色，抬起眼来就足够看了。向西眺望武昌的群山,（只见）山脉蜿蜒起伏，草木成行成列，烟云消散，阳光普照，捕鱼、打柴的村民的房舍，可以一一指点。这就是把亭子称为“快哉”的原因。至于沙洲的岸边，故城的废墟，是曹孟德、孙仲谋所傲视之处，是周瑜、陆逊率兵驰骋的地方，那些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事迹也足够用来使世俗之人称快。
从前，楚襄王让宋玉、景差跟随着游兰台宫。一阵风吹来，飒飒作响, 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多么使人快乐啊！这是我和百姓共有的 吧。”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百姓怎么能和你共同享受它呢？”宋玉的话大概有讽喻的意味吧。风并没有雄雌的区别，而人有是否受到赏识的不同。楚王感到快乐的原因，而百姓感到忧愁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的境遇不同，跟风又有什么关系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假使心中不坦然，那么，到哪里没有忧愁？假使胸怀坦荡，不因为外物儿伤害天性（本性），那么，往什么地方没有快乐呢？现在，张梦得不因为被贬官而感到忧愁，利用征收钱谷的公事之余，自适山水之间，这是他心中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如果是用蓬草编门，以破瓦片做窗，都没有什么不快乐，更何况在清澈的长江中洗涤，面对着西山的白云，尽享耳目的美景来自求安适呢？如果不是这样，连绵的峰峦，深陡的沟壑，辽阔的森林，参天的古木，清风拂摇，明月高照，这些都会成为失意文人感到悲伤憔悴以至不能禁得起的景物，哪里看得出这是畅快的呢！
元丰六年十一月初一，赵郡苏辙记载。
老夫子点评
波澜起伏 汪洋恣肆
文如其人，《黄州快哉亭记》是其游记文的代表作，把记事、描写、抒情和议论结合起来，就“快”与“不快”层层写来，有开有合，有眼前景，有历史回顾，写得波澜起伏，汪洋恣肆，如同他的为人一样，外表稳重，内心世界及其丰富。
苏辙的这篇散文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因此被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
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
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
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
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
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
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
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
文章的总体风格是“纡徐条畅，汪洋澹泊”，意境清新开阔，气势奔逸，熔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善于用典，发挥自如，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虽然行文之中含有不平之气，但并无大碍，没有因议论而破坏总体面貌。
作者之所以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
显然，作者是在借物抒怀，本意在以旷达之情来慰藉不得意的士人，希望他们能胸中坦然，生于世而无往不自得。至于所谓的远离尘世、自寻其乐之追求，并不予以提倡的。经典七十三岁作
一生有志恨无才，久尔萧萧白发催。
力学当年真自信，初心到此未应回。
旧人化去浑无几，新障重生拨不开。
七十三年还住否? 获麟[1]后事转难裁。
注释
[1]获麟：1.指春秋鲁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事。相传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辍笔。 2.指春秋末期。 3.指汉武帝太始二年捕获白麟事。 4.喻指著作的绝笔。这里是第一种解释。
大意
我这一生虽然怀抱着宏大的志向，但悔恨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的才能得以施展抱负。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已经是白发满头催人老了。即便如此，我仍抱着一个“有道”者的自信，虽然非常孤独，却不改当初的志向。朋友相继故去，如今已经没剩几个了。至于心灵深处，依然被外在的事物所羁绊牵累，一时无法排除。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自此以后的历史，尚未经过圣人的裁断，自己已经七十三岁了，如果还能生存，应该继圣人之志，对历史作一裁断吧。
老夫子点评
初心到此未应回
自宋徽宗登基之后，新旧党争很是激烈；尤其是朝廷启用蔡京为相之后，在蔡京定“绍述”政策、造“元祐党籍”之际（崇宁元年），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以至于深受其影响的苏辙无法专心创作，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仅写了20多首的诗，而且其中的一半还是挽词，可见他在这段时间里的心情是多么的郁闷、无助。
崇宁二年（1103），苏辙因为身陷“元祐党籍”之事，无法寄身京城，只好离家往蔡州居住。这一年一共写了近40首的诗。
次年，他归居颍川府，从此安顿了下来，既可以饱读诗书，又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诗文创作。他于颍昌家中的九年之间〔政和二年（1112）去世〕，闭门谢客，在研读了徽宗皇帝的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作大晟乐、修礼书、兴辟雍、倡八行、崇道教等所谓的“盛世大典”的同时，每年都创作了几十首诗，可谓是很有收获。
虽然苏辙身处闲居之中，但依然处在政治高压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卷入骇人的漩涡而无法自拔。
这九年，注定是悲怆和无奈的九年。之前由于自己的兄长苏轼于靖中建国元年离开人世（陈师道也在这一年去世），而令心情悲痛不已；接着，秦观卒于元符三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北宋诗坛的巨匠相继风吹雨打去，成为历史的符号。独自走过这九年，内心深处应该是很孤独的吧？
不过，此时的苏辙姑且也算是北宋诗坛徽宗时期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了。苏轼的儿子苏过曾为他写了一首生日诗，其中就说道：“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 （见《斜川集》卷一《叔父生日》），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时期，苏辙的诗词创作艺术水准已经相当的高，虽然总体艺术成就逊于其兄苏轼，但其成就应当在一些江西诗派中人之上，这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客观的分析，晚年的苏辙之诗歌世界，比之苏轼和黄庭坚，别具一种冲淡、睿智的味道。因为他出儒入禅，经历了世事的历练和磨折，体会到苏、黄二人所没有体会到的隐微曲折之处，故而颇有“收获”。而这些“收获”，是有助于他本身的诗歌创作的。虽然残酷，却是事实。
苏辙晚年闲居颍川期间，大约写了三百七十余首诗，结集成《栾城集》。诗作较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即使是描写个人心境和情态的，也多具有真情实感。如《秋稼》、《南斋竹》和《游西湖》等。这些诗是北宋末期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也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一种别具深意的境界。
这些诗的主要特点是：题材上进一步日常生活化，而诗人乐贫守道，常常自比箪食瓢饮的颜回；在表现方式上，诗人善于借助自然现象及身边物象，构建对当时政治以及自己人格的隐喻体系。
如果追究其艺术渊源，则可上溯到白居易，甚至是陶渊明和刘禹锡。最终的源头，则自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尤其是受》和《离骚》的影响颇深。
虽然年近岁暮，但诗人还是颇有诗兴的。如果没有了诗兴，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而《七十三岁作》这首诗，应该看作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极为鲜明的标志。
毋庸置疑，这首诗很生活化。在诗材日益生活化的宋代，这太正常不过了。只是，在苏辙的笔下，这种生活化似乎有些不寻常。作为一个曾经的鲜活的政治生命体，苏辙的日常生活似乎与风雨雷电、松柏兰竹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以至于在每一首的意境之中，都能看见作者冲淡、从容但又孤独的身影。《七十三岁作》这首诗仅仅用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典故：即春秋鲁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相传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辍笔。《礼记》云：“凤凰麒麟，皆在郊薮”。“西狩获麟”发生在春秋末期鲁国西境大野泽地，即周敬王庚申三下九年（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首先见于战国成书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春秋》。公羊高所撰写的《公羊传》和谷梁赤撰写的《谷梁传》亦有记载。与孔子同代人左丘明的《左传·卷十二》也有写道：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钥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东周列国志》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狩于大野，叔孙氏家臣钥商获一兽，鹿身、牛尾、马蹄，头上有一肉角，怪而杀之。孔子叹曰：“仁兽，麟也，孰为来哉”，使弟子埋之。
由于“西狩获麟”发生在孔子的《春秋》一书脱稿之际，时年七十一岁的孔子从此已不再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至今仍在巨野流传的“孔子获麟绝笔”的故事是真实的。
孔子获麟绝笔，从客观上讲，是年纪大了精力不佳。但从主观上讲，感麟而忧也是个重要原因。传说在公元前551年（鲁哀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怀了孕，祈祷于尼丘山，遇一麒麟而生孔子，因孔子降生时，头顶长得有点象尼丘山，帮取名孔丘字仲尼。
孔子遇麟而生，又见麟而死，他认为是个不祥之兆，立即挥笔为麒麟写下了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由于孔子感麟而忧，再加他唯一的爱子孔鲤的早逝，使他难过极了，终于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与世长辞了。孔子死后，获麟绝笔的故事广为流传。唐代大诗人李白《古风诗》中就有“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诗句。
除了运用这个典故之外，本诗清淡、雅致，明白如话，既没有堆砌辞藻，更没有难懂的地方。而且对仗工整，用笔灵活，格律精致，在写作艺术上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最重要的是，在对于人生的慨叹中，作者仍自信的很，这是一种“有道”者的自信，虽然内心孤独，但却不放弃最初的抱负。
由于苏辙晚年禅悟颇深，读此诗时，不妨从禅学的角度理解所谓的“新障”，就是心灵还未彻底解脱，而依然被外在的人事和物件所牵累。
从末句来看，孤独的内心似乎又对当年的时事予以了否定。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自此以后的历史，尚未裁断，自己已经七十三岁了，如果还能生存，应该继承圣人的遗志，对历史作一裁断吧。“旧人化去浑无几”，写的是对老朋友的怀念，其中有暗示“获麟后事”指的是当代史。那么，作这首诗的目的就明朗起来了，除了感叹生命的虚幻和岁月的无情流逝之外，看来还想留下一部新的《春秋》吧。
这首诗里没有热烈的欲望、羞涩的情怀，也没有顾影自怜的哀号，甚至，连所谓的少年时代的雄心壮志也不见踪影了。有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反思。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没有什么特色，多系生活实录，缺乏提炼，缺乏形象和美感。尤其是与苏轼唱和之作很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除了类似描写自我内心世界的诗作之外，因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还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
其他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苏辙的诗虽然逊于苏轼，但也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他在《诗病五事》中提出，写诗应当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因此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大诗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甚至嘲讽李白“华而不实”。这种直接批评“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的声音，在宋代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不乏支持者。经典咏秋扇
箧[1]中秋扇委尘埃，春晚炎风拂面来。
旧物不辞为世用，故人相见莫心猜。
注释
[1]箧：箱子
大意
去年秋季天气凉的时候，人们把用了一个夏天的扇子扔进了箱子里，以致沾满了尘埃；今年春末夏初，炎热的风拂面而来，又经到了使用扇子的时候。虽然这扇子是去年的旧物，但今年还是可以接着使用啊。这好比故人相见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千万不要在心中暗自猜疑什么。
老夫子点评
隐喻佳作 节奏舒缓
大观三年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苏辙闻讯，写了这首《咏秋扇》的诗。
事实上，这首诗写的时间要早于六月，当时蔡京还在台上，并没有罢相。原来，蔡京罢相的消息早就传出了京城，苏辙因反对蔡京的大钱法的推行，感慨系之，所以才有这首隐喻之作。
据《宋史·石公弼传》云：“遂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京始罢。”。
那么蔡京为何被罢相呢？
原来，在崇宁元年（1102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为相之际，蔡京与宦官重贯相勾结，把持朝政。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小平钱供应不足，需要加大铸造力度。朝廷为了节省铸币用铜，蔡京就建议铸造大钱的方法改变流通不足。这样，所铸造出来的大钱就可以以一当十用。没想到的是，民间将小平钱重新熔铸之后造成大钱，最终导致了小平钱的极度短缺。
于是在朝野一致的反对之下，蔡京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朝廷启用蔡京的政敌赵挺之为相。赵挺之创制“小钞”，并用小钞收回当十大钱。《文献通考》卷九记载：“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如川钞引法。”
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再度为相，废止小钞，恢复使用当十大钱。小钞从实行到废止，不足一年。
大观三年六月，因蔡京所行“悖理虐民”，在石公弼的弹劾之下，再次被罢相。
苏辙这首诗的第一句“箧中秋扇委尘埃”是写实之句，说的是书箧中的扇子很久没有用了，沾满了灰尘。
第二句写道，春末夏初，天气开始变热了，热风拂面而来，是需要使用扇子的时候了。由于蔡京罢相的风声早已传出，所以苏辙闻讯之后，有“炎风拂面”之感。
第三句的寓意很明显，蔡京罢相了，那么他仍有可能被重新启用，参加国事的期待。
末句则劝说故人－－也就是曾经同朝为官的老朋友，有朝一日见面了，可不要起猜测之心啊！这自然是以假设的口气来写的，但充满着自信－－在他看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是件很自然的事。
在苏辙的晚年（政和二年），他还写了另外一首《感秋扇》的诗：
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
同样是写扇子的诗，这一首诗与上一首明显不同。就体裁而言，也从简洁明快的七绝换成了可以承载更多内容的七律。显然，作者在进一步强调秋扇的内在隐喻意义。
在古诗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失落的政治家以秋扇自喻的作品，但能够写出“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这样好句子的并不多。尤其难得的是，这个句子之中所蕴含的警示意味相当的浓厚：上句是颜子居陋巷不改其乐之意，下句则谓不辞为世所用。
在苏辙的诗中，除了扇子被赋予某种隐喻的含义之外，他还经常借咏松柏竹兰，以抒发心中的情感。
譬如，大观四年的春天，他院子里的竹子居然莫名其妙地由青返黄，好像要枯死了，感伤和震惊之际，便写了一首《春阴》的 诗：
春后谁令百日阴，雨淫风横两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麦心。共怪丛筠亦黄落，终怜老桧独萧森。过中不克阳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
为强调竹子枯黄这种事情是不常见的，他还亲自在诗的末尾自注道：是春所在竹林皆黄落，顷所未见。
显然，作者认为竹子的枯黄是因为“天公”不作美造成的，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即便是诗里出现的花、麦、竹、桧，并不是实指，已经超越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含义。
同样的道理，读《咏秋扇》这首诗的时候，如果能够理解秋扇所蕴含的意义所在，就容易读懂了。
甚至可以这么说，苏辙晚年的诗里隐藏着一个以身边常见物件、植物及自然现象构成的隐喻系统，直接投射在政治或人格上。无论是雷雨霜雪，还是竹柏兰草，甚至是秋扇等物，无不被赋予了褒贬时弊、寄托情怀的特殊意义。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自比颜回，追去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但因时世不济，困顿乡野，在自我慰藉的同时，依然头脑清醒，理智稳健，以一个真实的我特立独行于自己的境界之中，算是完整和相对美满的。
关于苏辙晚年诗风都由哪些主要特征呢？
有人在肯定苏辙的四言诗为“最善”的同时，认为苏辙的晚年诗多是效仿白居易。就苏辙来说，“北归后效白公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确实是他自觉的学习典范。虽然在内容上有不少隐喻，且不易窥测各种意图，但至少在语言表述上，还不至于那么费解难懂。
大理学家朱熹曾这样评价苏辙的诗：“苏子由爱《选》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显然，朱熹有点嫌他的节奏过于缓慢而缺乏力度。
事实上，诗无达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也许相对于苏辙自己来说，慢节奏的韵律，不正是中气十足、从容不迫的外在体现吗？诗不在于节奏之快慢，而在于意境之完美与否。
总之，浅近的语言、舒缓的节奏、从容不迫的文笔、淡泊的气象，确是苏辙晚年诗风的主要特征。韩愈——朱乌有讲大家小传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800年），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次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翱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经典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1。人非生而之知者2，谁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3，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先后生于吾乎4？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受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5，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6，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7，道相类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8。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9，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10，孔子师郯子11、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12”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13，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14，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释
1 道：指儒家孔子、孟轲的哲学、政治等原理、原则。可以参看本书上面所选韩愈《原道》。受：通“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可以参看本书下面所选韩愈《进学解》中所述作者治学内容。
2 人非生而知之者：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认为自己并非这样。韩愈则进一步明确没有生而知之的人。
3 闻道：语本《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听见，引伸为懂得。师：这里作动词用，学习、从师的意思。
4 庸：岂，表示反问的语气。
5 句读（ｄòｕ逗）：也叫句逗。古代称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句号为圈，逗号为点。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逗的教学。
6 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药物医治疾病为业的人，连称为巫医。《逸周书·大聚》有关于“巫医”的记载。《论语·季氏》：“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视为一种低下的职业。百工：泛指手工业者。
7 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8 谀（ｙú于）：奉承、谄媚。
9 君子：古代“君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这里用前一种意思，相当于士大夫。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齿，原指年龄，也引伸为排列。幼马每年生一齿，故以齿计马岁数，也以指人的年龄。古人常依年龄长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阶级的传统偏见。
10 圣人无常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老师，指孔子。子贡说他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呢！
11 郯（ｔáｎ谈）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郯城）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ｈàｏ浩）氏（传说中古代帝王）时代的官职名称。苌（ｃｈáｎｇ长）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师，乐师。老聃（ｄāｎ丹）：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请教礼仪。
12 三人行句：语本《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3 李氏子蟠：李蟠（ｐáｎ盘），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14 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经：六经本文。传：注解经典的著作。
大意
古人问学必然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知识、解答疑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懂得道理，谁能没有疑惑呢？有疑惑而不请教老师，那么疑惑就至终不能获解。出生在我前面的，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尊他为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他懂得道理倘若也比我早，我也尊他为老师。我从师问道，哪管是否他出生在我的前后呢？因此，不论人的地位高低，年龄长幼，道理在那里，老师也就在那里。哎呀！从师求教的精神不被传承已然很久，想要人们没有疑问也是很难呢！古时候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就够远的，尚且还从师求教；现在的人们，他们不如圣人也够远的，但却耻于向老师学习。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蠢。圣人成为圣人，愚人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缘出于此的罢？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就挑选老师来教他们；对于自己呢，则耻于从师学习，真是疑惑呀！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书和学习文字的，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传道、解惑的老师。不懂得读书就从师学习，有了疑难不能解惑，却不向老师求教；求教小事，反而遗弃大事，我看不出他们明白什么道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并不觉求教老师很羞耻。读书为官的这类人，一听到有人以“老师”、“学生”相称，就聚集起来去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何如此，他们则说：“两者的年纪相仿，学问也差不多。称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则近于奉承。”哎呀！从师求教的精神不能复兴，以此就可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工匠，是所谓文士阶层看不起的，如今文士阶层的智慧反而不及他们，这可真是奇怪呀！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才能并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必然有我的老师。”故此，学生不必不及老师，老师不必就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术行业各自有方向，不过如此而已。
李家的儿子名叫蟠，十七岁，喜好古文，对六经的注疏典籍，都会去贯通研习，并不拘泥于身外的流俗，且来向我求教。我称赞他能力行于古代的师道，便写下这篇《师说》来赠予他。
老夫子点评
篇名为何叫《师说》？重点就在一个“说”字。“师”是该文论述的内容，而“说”是古代行文的文体，意思就是立说。什么是立说呢？《说文》讲：“说，释也。”《墨子》亦云：“说，所以明也。”这样来看，立说就是解释问题、做到明白的驳议文体。唐代文士大多追求华美的骈体，而在韩愈掀起古文运动之后，才有了要求“言之有物，辞必己出”的古体。古体文章表达自由，而且注重事实的叙述；又因为古体文章可议的范畴颇为广泛，议论的主题趋于庞杂，因此有人往往将这种古体归类为杂说。但议论的主题与文体是否合意，则要看作者的裁断。韩愈所以写下《师说》是要重申古代“事师”的意义，而这篇立说，显然在其行文的过程中盖涵了“文以载道”的抱负。
韩愈起句便抛出主旨，语气上显得坚而有力，不容辩驳，有如一支长矛直刺人的咽喉。因为言之有据，使论说者在气势上就胜出十分。文章需要有气势，而这种气势能够张显与否，必需要有坚实的理据。或所谓有破才有立，从起句意旨的气势上说，这篇《师说》又可谓是“破”字当头。韩愈借起句的立意埋下了伏笔，藏下机锋。“古之学者必有师”，既立下议题主旨，反衬出针砭时弊的对象。用古代原有的事物来指出当下所没有的，这便是在议题上追溯源流，寻出理据；其用意就是借古抨今，揭露当时学者无师的习气。而这种以立意为先，破势跟上的笔法，显示出论说者对当时社会流俗的决绝。
随着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种种风气亦发生转变。但这种变化有事变和质变之分。事变仅是变在表面，而质变则是渗入骨髓地去改变事物的根本。在韩愈看来，师道风气的变化正是文化习养的质变。所以，韩愈在此重申了“事师”的思想。韩愈将为人师的表现分为三类，即“传道、受业、解惑”，而他所最认同地“事师”的准则就是解惑。解惑是为人师的理想，而解惑的途径又是传道与受业。诚如韩愈所说，人生来是没有知识的，即使后来得到知识亦是有限。所以古人常说“学无止境”。既然人的知识有限，在生活上总有些烦难和疑惑，而每个人的烦难和疑惑却又有异同。正所谓“术业有专攻”，那么人在知识与疑惑之间便出现了互补，而“从师”的必要就成为现实的需求。韩愈能有这种观点，与他当时看到的为人师的风气有关。韩愈察觉到当时的士人不敢为人师和耻于求师解惑，与童蒙学馆中的教书先生受到鄙视，看似士人们摆着高雅脱俗的姿态，其实骨子里却暴露出愚人的陋见。在“事师”的态度上，韩愈闻到了当时“问学”的风气，而“耻于学师”正是当时文士阶层在“问学”中脱离现实的通病。
既然指出了“耻于学师”的弊病，那么就要拿出证据。但韩愈在行文中并没有直接指斥这种弊病，而是通过三种层次的对比来张显出问题来。一是古人与今人的比较，指出事师问学与年龄长幼无关，并提出学问在哪里，老师就在哪里；一是童子与成人的比较，指出童子读书习字与成人解惑的分别，而其中因小失大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一是下层人与上等人的比较，指出放下做人的成见，因为在学问面前人们是平等的。这种对比的议论手法，具体地列举了针对问题而发生的现象，从而避免了陈述问题的笼统。而这种正反的对比手法使文章的论说浪潮迭起，突显了理据的深刻，逼得人步步退后。
最后，韩愈提出了学（圣人）无常师的主张。在当时的士人看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