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天津文学与当代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进超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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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天津文学与当代文化试读：

第一波女性主义，产生于1860～1920年，是第一个有明确的、特定的女性主义目的的有组织的运动。其目的在于，争取政治和法律的平等，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女性的选举权，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和就业机会，已婚妇女的合法权利，例如，财产的所有权，提出离婚的权利，对子女的监护权。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为性别的双重标准而战，为对男女性行为的不平等态度而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嫖娼的处理，以及极力阻止女性在工作中遭遇的不平等的发生。

然而，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对上述内容几乎是完全不同意的。如果第一波女性主义是第一个有组织的运动，那么，之前就没有女性主义、没有女性主义者吗？显然，这就要看我们是如何定义女性主义的。只有当我们认为，女性主义者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参与到一个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中时，才有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女性主义是从第一波女性主义开始的。做出这一判断，或许意味着，我们早已接受传统父权制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只是由“集体行动的体现和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些运动所影响[1]的。我们要质疑的另一个问题是，“运动”的结束时间。多数评论家认为，第一波女性主义结束于英国，以1928年成年女性得到选举权为标志。不过，从1928年到1960年前后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开始之前，女性意识和行动似乎存在一个间隙。然而，就在这个阶段，也产[2]生了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这一段表面上的“淡出”其实就是我们对女性主义定义的结果，正如186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所谓的缺席。同样，我们也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来定义“第二波女性主义”，以显示后者的唯一性。

如果接受了前面所说的分期，那么，女性主义为什么突然进入了政治呢？这与当时社会的变革不无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化的进步，中产阶级妇女的自由变得有限了，她们被更多地限制在家庭。除了这些变革的影响之外，奥利佛·邦克斯（Olive Banks，1923-2006）也提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其他重要来[3]源，如福音派基督教、启蒙哲学和社会主义。福音派运动，因其对个人归信体验的强调和对道德规范的重视，深深影响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它并不阻止妇女参与宗教事务，她们还参与禁酒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随着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不断参与，她们越发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启蒙哲学强调理性，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在《女权辩》（1792）中提出，女性不应被排除于不同阶级男人所共享的平等权利之外，例如理性和人权。社会主义的传统，开始于法国的圣西蒙运动，以英国的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为代表，主张天下大同，减少对两性关系的限制。这些对传统家庭和孩子抚养等问题的批判与攻击，的确影响了早期一些女性主义者。

如果来讨论第一波女性主义出现的原因，那么我们会发现，女性参与运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多种多样的。个体的女性总是喜欢通过参与各种运动来表达她的女性主义主张，由此可定义她是哪种女性主义者。英国为废除《传染病法》的斗争是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很好例证，而且这一运动与选举权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是耐人寻味的。为了控制嫖娼，《传染病法》规定，对于那些被认为可能是娼妓的妇女，都要强制进行性传播疾病的检查和治疗。如果一个女人认为，关于贞操和纯洁的标准也要用于男人，那么她会去支持废除《传染病法》。有女性主义者认为，为女性争取选举权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这强调的是平等的宪法权利，而废除《传染病法》的斗争却分散了我们应有的注意

[4]力。时间流逝，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着改变，然而其中最具主导性的想法还是集中于选举权的问题上。

伊丽莎白·莎拉（Elizabeth Sarah，1955-）评论说，第一波女性主义就是“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语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而这一语境只与[5]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有关”。就文化的特殊性而言，女性主义的定义通常都是西方“第一世界的”。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第一波女性主义中的那些人的阶级背景。以英国为例，最初的参与者多来自中产阶级，到第一波女性主义最后，差不多四分之一来自工人[6]阶级。显然，阶级背景与妇女对运动的参与有密切关系，工人阶级[7]妇女参与选举权运动的比例要低于其他阶级。选举权运动中，参与的妇女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在期待所有成年女性获得选举权，另一方则在考虑参与者的年龄或财产所有权等资格。就英国而言，参与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都是白人。以上所述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第一波女性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运动。第二节 第一波女性主义者的代表：弗吉尼亚·伍尔芙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无疑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文本之一。她的小说与理论都是非常著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对伍尔芙的作品如此评说：“伍尔芙是我崇拜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我有时候也会重读，但是仅限于她的女性主义著作。因为我实在不敢苟同她的小说。它们没有中心。它们没有任何主题。”[8]我们可以质疑波伏娃对伍尔芙作为小说家的判断，不过，她如此评论当然是为了表明她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对女性主义问题和看法的话语权。其实，很多批评家也看到了伍尔芙的小说和理论的相似性。如果考虑到伍尔芙对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很多自相矛盾的观点，那么，我们还能把她看作第一波女性主义者，或者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吗？《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29年，此前，英国妇女刚刚获得选举权。这篇文章是以她在纽恩海姆（Newnham）和格顿（Girton）的两篇演讲为基础而撰写的，演讲的主题是妇女与小说。在当时的剑桥，只有纽恩海姆和格顿能够接收女生。伍尔芙在文章中主要强调了三点。首先，妇女作为作家的不成功，并非因为她们缺少天分，而是缘于社会造成的不利因素，如她们不被教育机构接纳，她们经济上的依赖，她们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们需要不断地生养孩子。其次，伍尔芙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解决方法：经济独立（一年500英镑）和有自己的房间（如书名所示），以此让妇女发挥出她们作为作家的全部潜能。最后，伍尔芙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若想到自身的性别，[9]都将是毁灭性的”。她提出，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雌雄同体的头脑的，其中融合了男性和女性的因素。

为了证实妇女在物质上的诸多不便，伍尔芙用了很巧妙的策略，来展示她在做这个演讲主题的研究时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因为突然间闪现的一个念头，她走小路穿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草地，却遇到了一位愤怒的教区执事，他拦住了伍尔芙并告诉她，这块草地只有大学里的男性研究者和学者才能通过。然后，伍尔芙去了图书馆，也被拒之门外，因为妇女必须由男性研究者陪同或者带着介绍信才能进

[10]去。通过这些，伍尔芙明确地告诉读者妇女不被教育机构所接纳的事实。循着她的主题，伍尔芙又比较了她在一所男子学院愉快地享用晚餐和她在一所女子学院不舒服、不愉快的斯巴达式的晚餐。她由此提出，只有满足了物质的需求，知识性的作品才能实现其最大效用。她也强调说，最好的食物和酒更能制造出优秀的作品，这要远胜于她在那所女子学院的“校园晚餐”中所吃到的肉汁汤、牛肉和两种蔬菜，以及干果和甜点。菜单的不同显然是与两所学院的经济状况有关的：男子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那些有钱的赞助人和校友们的赠予，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而女子学院四处募集来的仅仅是聊以生存的钱财。从文字的描述来看，这造成的是钱财被大量地注入男子学院的基金会中。伍尔芙提醒我们说，男人可以如此自由地获得学习的机会，就是因为他们比女人富有。反之，女人则要负责生养孩子，她是不可能获得经济钱财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法律上来讲，一个已婚女人的所有财产和收入都是属于她丈夫的。

妇女在物质上的诸多劣势，也对她们的生活、她们创造性的自由表达带来了实际的显著影响。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里，用事实证明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那些写作的妇女必须协调她们的社会处境和她们的写作。或许，在这部分里，伍尔芙最深刻的论说就是：假想莎士比亚有一个叫朱迪斯的妹妹，她会如何。尽管她也会有同样惊人的天赋，但是，伍尔芙认为，她的反抗和最终的死去，都代表了我们所失去的妇女的写作。对于伍尔芙来说，同样重要的还有，妇女在社会和物质方面的劣势对她们被认知的方式的影响。伍尔芙去大英博物馆参观，想要研究妇女与贫穷的主题，在她的笔记中，她发现，任何一位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里都显示了很多古怪的细节。有的描述事实说，“体毛比较少”；有的则明显带有父权[11]思想的价值判断，“在智力、道德和体力上的低下”。她罗列的这些条目揭示了一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男人看似总是先入为主地对妇女做出不公的判断，也就是说，他们在貌似科学客观的外衣下隐藏了他们的偏见，他们判断所有的妇女都是相似的，如“道德感更弱”、[12]“寿命更长”。而他们的判断仅仅依赖假设的男性标准，伍尔芙困惑于这种表面的事实，即人们总是在强调和证明妇女在写作能力方面比男人低下，而男人显然是凌驾于妇女之上的。她由此得出结论说：“几百年来，女人一直被用作镜子，那镜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13]然大小两倍的方式给照出来的似魔术而又令人愉快的力量。”随后，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女人不低劣的话，他们也就不能再自我扩张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男人常常需要女[14]人。”然而，在虚构作品中，这种情景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伍尔芙强调，在男作家的虚构作品中，妇女是“最为重要的”，她们“千姿百态，既勇猛又卑贱，既光鲜又龌龊，既美艳绝伦又奇丑无比，像男[15]人一样伟大，有人认为甚至比男人还要伟大”。伍尔芙巧妙地暗示说，这些老套的、截然相反的女性特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多样，就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女性气质而言，在美丽、道德、天使般的女英雄与丑陋、邪恶、恶魔般的女反派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距。第三节 女性主义的圣经：《第二性》

波伏娃《第二性》在法国的出版似乎出现在第一波女性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之间的空隙中。如果我们考虑到法国在这个时期的特殊地位，那么选择这本书作为第一波女性主义的范例就是完全恰当的。1949年，法国从“二战”时被德国占领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妇女在1945年才获得选举权，堕胎和避孕都是违法的。妇女权利的问题并没有在议事日程上。毋庸置疑，这本书的出版马上引起了社会的骚动，有人野蛮地攻击出版社，这本书也被列入了梵蒂冈禁书索引。1953年，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并没有产生特别的恐慌。[16]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概念上来说，《第二性》都是一本内容广博的著作。其中涉及了很多方面，例如，生物学、种族和女同性恋，这些对后来的女性主义写作都是很重要的，还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联，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这也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与《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样，《第二性》也看到了女人的低等，这更多地与女性后天的处境有关，而不仅仅与其自然本性有关。波伏娃也承认伍尔芙的文章对她自己作品的很多地方都有影响，虽然她并不喜欢伍尔芙的小说，但是她在书中也的确引用了伍尔芙小说的一些内容。《第二性》分为两卷本：第一卷《事实与神话》讨论的是父权制认知妇女的方式；第二卷《当代女性》探讨了各种妇女的生活经验，并提供了相应的解释。在这一结构中，不同的部分分别涉及如下问题：从哲学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女性气质；妇女历史；文学与文化中的妇女形象；妇女生命的各个阶段；妇女如何在父权制下忍耐或应对各种压迫；妇女如何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波伏娃在这本书里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女人，不是生就的，而[17]是后天成为的。”这一深刻的洞见表明，并非生物性或自然本性使我们成为女人，而是我们的社会处境使我们成为女人。换言之，所谓女性是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定义中的女性气质不可分割的。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如此定义就将妇女定位为男人的“他者”，即男人所不是的，就是她们所是，“人类就是指男性，男人不是通过女人本[18]身来定义她们，而是依赖其与男人的关系而定”。在波伏娃看来，男性气质代表着肯定、中立、标准和超越。反之，女性气质则被视为否定、畸形和内在。“超越”与“内在”是《第二性》中很重要的概念，前者可以被定义为，践行世界上值得做的行动和计划的能力，后者反之，仅仅局限于做自己的和常规事务的能力。然而，书中一个最为苛责、最有争议的建议就是：尽管女性气质本身是具有诱惑性的，但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可以并且应该坚持内在的女性气质，当然也可以选择去改变它。波伏娃承认，如果顺从父权制对妇女的定义，那么一切将会更容易，我们也可能会更快乐；但是她也强调说，自由其[19]实比快乐更重要。该书前面几章驳斥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对妇女低下性的解释，因为他们都没有对妇女作为男人的“他者”这一事实做出很好的解释，波伏娃认为，历史是发展和建构妇女的“他者化”（othering）的漫长历程，和伍尔芙一样，她也发现了，在男作家的作品中，因为对“他者”概念理解的灵活性，他们对妇女形象的描述有着明显的矛盾。和伍尔芙一样，她也认为，妇女写作也被她们的低下社会地位打上了烙印。

波伏娃对于妇女自由问题的理解，是围绕着要改变妇女作为男人的低等他者的处境，并且创造平等来展开的。她强调，这样的进步，部分依赖于社会的变革，如妇女走出家庭去从事能赚钱的工作、众所周知的那样废除婚姻、为抚养孩子提供补给、孕产的救济金、堕胎的权利。然而，这些变化必须在男女之间互相改变看法的时候才发生。统治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要被平等的相互关系所取代，“当我们废除了对一半人的奴役时，同时也包含了整个体系的伪善，那么，对人的‘分隔’就揭示了其真正的意义，而一对男女也将发现其真正的形[20]式”。第四节 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女性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社会、文化领域、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对当代的女性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兴盛于60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即“五月风暴”），而其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便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以《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三部著作，奠定了其学术地位，同时，亦多有论著和论文发表，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理论。

的确，德里达和女性主义之间存在各种关联之处。例如，通过“解构”这一概念，德里达与女性主义找到了共同的批判对象，那就是孕育了包括压迫妇女的传统在内的西方思想传统，于是，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在颠覆西方传统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者致力于击碎以传统二元论为基础建构的统治/服从关系。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后现代景观》的“序言”中，亦指出了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产生“巨大的亲和力”的内在原因，那就是“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21]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究其实，这一“傲慢而可疑的主张”，便是以统治与服从、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

在德里达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共同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菲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也即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解构主义术语中，“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ocentric）是“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与“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的合并。德里达认为，这是运用性别和社会权力的人，借助于这种信心而保持他们对权力和性别的控制，而他始终关心的是要以此对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同时减少男性的话语统治。同样地，在女性主义中，他们在对父权制的批判中完成了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传统的解构，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与所谓的“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sm）是一回事，由此，“菲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所意指的就是，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解释、有关这个世界的意义，最终都是男性说了算，这里自然存在男性话语霸权。因此，解构主义的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反社会的倾向，恰好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批评武器，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借此来消解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并对男性中心话语与父权制意识形态进行解构，从而获得男女的和谐与平等。

由此，可以从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所由来的两个方面——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来阐释解构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德里达在其解构理论中这样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了一正一反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但是这些二元对立并不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设定了一套二元对立的把戏，如真理/谬误、在场/缺场、相同/差异、言语/书写、存在/虚无、生/死、自然/文明、心灵/物质、灵魂/肉体、男人/女人、好/坏、主人/奴隶等，斜杠左侧是处于高一等级的命题，从属逻各斯，居于优先地位，而斜杠右侧则标示一种堕落，它是前者的泛化、否定、显形或瓦[22]解。”它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因此，批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念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德里达提出，要想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必须颠覆这种等级秩序，他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实体化的中心，认为中心只是一种功能，中心的替换永远不会停止。他意识到，这种中心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符合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将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及对一切可能威胁到这种控制的因素的畏惧。因此，中心的观念与权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暂时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会借用真理的名义，竭力使自己的优越位置永久化。

而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中，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走向极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父权所主宰的性别秩序是合二为一的，现代社会不仅是逻各斯中心社会，也是菲勒斯中心社会。在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因此，解构和颠覆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1937-），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影响至深，而其理论出发点就是要打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新界定女性空间。她认为：“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23]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性别的二元对立模式已深深嵌入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结构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故此，女性主义若要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就必须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瓦解父权制度所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并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玛丽·朴维（Mary Poovey）在《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提及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她认为：“解构主义的实践把二元对立转化成一个循环关系而不是固定关系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调动（尽管它不经常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另一个秩序系统，在那个秩序系统中难以确立二元对立本质的虚假统一体。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解构主义质疑和详细调查特征和二元对立的本质，因而揭露[24]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

要言之，德里达的解构技术向我们显示，如果女性主义理论想要在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论争中取胜，那么，它绝对不可能站在一个脱离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进行讨论。正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Crosz）所说：“如果只是停留在一种（逻各斯中心的，菲勒斯中心的）思想体系之外，也即使之未被触碰，那么，我们也只是和这些名词术语待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把它们生吞活[25]剥了。”似乎，这也正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反讽的一面了——女性主义者们不应脱离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来颠覆菲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解构的计划’使女性主义者发展得更加优雅地来与菲勒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自范畴，进行挑战”。[26]

故而，“他（即德里达）把菲逻各斯中心主义看作解构必然要遭遇的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其中包含对人类思想起支配性作用的深奥[27]的指导”。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为女性主义打开了一条通道。

[1] Elizabeth Sarah ed.，Reassessment of “First Wave” Femin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p.520.

[2] Olive Banks，Faces of Feminism：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 此书的第三部分“间歇期”（The Intermisson）论及这一阶段，然而，此书作者却建议说，将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分为它的“组成部分”（p.150），这样它就只是“整体中一个看似的间歇”（p.154）。在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关于这一阶段，可以参见Lelia J. Rupp，Verta Taylor，Survival in the Doldrums：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 Movement，1945-196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 Olive Banks，Faces of Feminism：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pp.7-8.

[4] See Barbara Caine，“Feminism，Suffrage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Women’s Movement”，Elizabeth Sarah ed.，Reassessment of “First Wave” Femin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pp.537-550.

[5] Elizabeth Sarah ed.，Reassessment of “First Wave” Femin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p.521.

[6] Olive Banks，Becoming a Feminist：The Social Origins of “First Wave” Feminism，Brighton：Wheatsheaf，1986，p.21.

[7] Olive Banks，Becoming a Feminist：The Social Origins of “First Wave” Feminism，Brighton：Wheatsheaf，1986，p.54.

[8] Deirdre Bair，“Simone de Beauvoir：Politics，Language，and Feminist Identity”，Yale French Studies，1986（72），149-62，here p.154.

[9] 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Harmondsworth：Penguin，1945，p.102.

[10]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90～492页。

[11]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13页。

[12]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13页。

[13]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0页。

[14]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1页。

[15]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7页。

[16] 不过，英文译本也遇到它的问题，例如，历史上的重要妇女的生活细节被删除了很多。参见Deirdre Bair，“‘Madly Sensible and Brilliantly Confused’：From Le Deuxieme Srxe to The Second Sex”，in Dalhousie French Studies，1987（13），23-35。

[17]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295.

[18]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16.

[19]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29.

[20]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741.

[21] 朱立元：《后现代景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4页。

[22] G. Douglas Atkins，Reading 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ve Reading，Kentuck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3，p.20.

[23] Pam Morris，Literature and Feminism：An Introduction，Lyon：Breakwill Press，1993，p.122.

[24] 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340页。

[25] Elizabeth Grosz，“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ower and Subjectivity”，in S. Gunew （ed.）Feminist Knowledge：Critique and Construct，London：Routledge，1990，p.100.

[26] Ann Brooks，Postfeminisms：Feminism，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London：Routledge，1997，p.75.

[27] Roland A. Champagne，Jacques Derrida，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5，p.84.第二章黑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从其产生之初，就被默认为针对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的一种理论。然而，女性的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绝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类型可以完全概括的。有白人，也有黑人和亚洲人等；有中产阶级，也有工人阶级和家庭妇女等；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双性恋、易性者等。每一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其不同于其他女性的经历和思想。因此，我们从第一波女性主义，跨越到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也是希望能够展示女性、女性主义的多元化存在。第一节 黑人女性主义的命运与后殖民理论

在很多女性主义理论中，黑人女性是缺席的。在少数族裔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有一本很重要的文集，其书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勇敢的》（All the Women Are White，All the Blacks Are Men，But Some of Us Are [1]Brave），这就向我们表明，黑人女性的缺席并不仅仅因为黑人女性的创作和作品发表的数量少，其中更表现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和关注度的问题。换言之，正如这个文集的标题所显现的，女性特征经常被视为白人女性的范畴，而黑人则被建构为男性的范畴。因此，黑人女性就处于双重边缘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来。例如，弗洛伊德有个著名的描述，将女性视为“黑暗大陆”，这就如同让一个帝国主义者去统治一个非白人种族的地区，以这种方式所理解到的[2]女性气质恐怕很难是客观而公正的。其实，种族的范畴并不能简单地“添加”到性别、阶级和性的范畴之上。谈及黑人女性主义，我们要表明的是，性别总是被种族的定义所标记，反之亦然。且以美国为例，尽管早期的废除奴隶制度者们也提出过为女性的权力而战，但是，后来的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是由白人女性来领导，这就陷入了一个权宜之计的选择，或是给黑人男性选举权，或是给白人女性选举权，而黑人女性却被忽略了。不得不承认，就种族而言，黑人的地位是低于白人的，而在同一种族中，女性的地位始终是低于男性的。在民权运动中，权力通常是指黑人男性的权力，而黑人女性则总是处于屈从的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开始的时候，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正处于高潮。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围绕着世界妇女组织而展开，而她们对于黑人女性的忽视，以及对于女人走出家庭、外[3]出工作等诸多问题的不同态度，总是受到人们的批判。

若要建立起一种对于性别与种族关系的共同观点，我们首先需要摒弃的是“黑人”与“种族”的概念给我们的印象。“黑人女性主义”究竟何指呢？仅仅是非裔美国人的女性主义，或是所有从非洲流散的女性主义吗？这里的“流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在历史上，全球特定种族在殖民统治与压迫下的流散，另一个是指在当代[4]文化认同中的一些群体的流散。而“黑人”一词是否可以置换为能够区分历史与文化的地域区别的称谓，诸如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呢？还是说，我们非要用“黑人”来表述这一定义的种族主义历史呢？有的作家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即“Black”）来标志她们对“黑人”一词的反种族的重新表述。与之相似的是“有色”（color）一词，这是用在“有色人种/女人”（people/women of [5]color）的说法中，有趣的是，“有色男人”（men of color）的说法却鲜有使用。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并非因为困惑或急于寻求答案，而是为了表明对于有关术语的政治性选择的必要，并且提出关于种族范畴的结构问题。那么，种族是否只是一个遗传学和生物学的问题，而远非语言和符号学的问题呢？其实，种族并不是一个单纯指向物质或身体的概念。若非如此，则可能会忽视很多历史。非白人种族范畴的物理性与物质性效力，一定程度是来自他们语言的多元和变动。对于白人的描述一直以来是很少有争议的。白人总是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中立的、缺席的，甚至是不需要讨论的。不过这是有待讨论的。因为种族的基本概念是建基于生物的或遗传的差异之上的，这就假设了“种族”（race）这一范畴可以被“种族国家”（ethnicity）这一文化定义的范畴所替代，种族国家所指的就是具有共同的习俗、信仰和价值观的群体。然而，这一设定忽视了种族主义围绕着黑人与白人的“种族范畴”的两极化。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当一个人属于一个被压迫的群体时，他会为了反抗政治的目的而依然保持着种族的基本概念。这种处境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于在男同性恋政治中，人们用生理性别的指向来争取平等的权利。

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给种族一个基本的界定。黑人女性主体的“迁徙”一度成为黑人女性写作的一个特征。[6]此外，“‘语言杂糅’动力”和“混杂趋势”的概念也定义了黑人[7]“流散美学”。黑人文化的这两个命题使我们的讨论从黑人与白人的根本差异，转移到了种族身份这个更为复杂的概念上来，而种族身份又是由内在与外在的多种区别所构成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理论更是典型的当代后（-）殖民理论。殖民文化与殖民国家是被非原住民所征服与控制的。那么，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生活在一个所有殖民主义的形式都完全消失了的“后殖民”的世界中呢？尽管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些国家瓦解了殖民统治的政府组织，并且获得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然而也有一些国家仍然受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如果这个“后”仅仅被理解为时间意义的话，那么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这个连字符可能不大恰当地表示了与殖民文化和社会的清楚的关联或分离，在这一文化和社会中，也许从最开始就有着对压迫的抗拒。“后殖民”概念本身可能就表明了，殖民主义和对它的抗拒就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的必然。如果前缀是“新”（neo）或“解”（de）的话，就如“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和“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也许可以将带有殖民化和冲突进程标志的不同社会与文化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表示得更明白。显然，这些进程都是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这里的帝国主义可以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经济的层面来看，帝国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对其他生产模式与社会组织的解构。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它包括帝国主义修辞的扩张，而这种帝国主义修辞的目的是要创造和强化一种统治世界的欧洲文化的信仰。

对当代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与术语问题的关注，表达了一种转变黑/白等简单的二元模式的意愿，而这种转变其实也是对种族的一种定义，与此同时，它依然承认在种族对话中这些模式的作用力。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应和了西方二元主义的创造模式，如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以此来解释西方与东方，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8]间的关系。这些模式是对建构和感知种族、种族国家、殖民主义和/或流散等的保守方式的强有力的转变，但对建构本身是无须批判的。近来，内在的、帝国主义的、滞留的殖民化和部分的解殖民化形式，以及流放者殖民地（break-away settler colony）的形式，都已经被做出仔细的区别。这些都表现出了批判的效用，但这样的做法也在[9]一定意义上保留了殖民/后殖民二元本身的功效。然而，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样大规模的尝试而转向理论，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放弃批判的和对立的政治交易而转向他们提供的进路呢？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在他的《在高迪超市》（In the Gaudy Supermarket）一文中所说，“后殖民的混杂性与后现代的任何主义[10]（anything-goes-ism）之间的界限是极为微小的”。该文强调了在后殖民的多元模式中潜在的商品交易与消费倾向，这在与美国学术研究有关的时候尤其如此。的确，美国在后殖民理论中的不确定的地位，也标示出了后殖民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弱点，同时，说明了美国作为一个流放者殖民地的历史，它在当今国际军事中的实力地位（这本身也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以及它“多种族国家”的人口构成。因此，我们将此定位为非裔美国研究，这一有着为了摆脱直接束缚的潜在目的的研究，也许并不合适。

那么，女性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用后殖民理论而不是用女性主义来解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小说《苏拉》（Sula）的话，我们是否会忽略性别的驱动力呢？很多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家就很少关注到性别问题是如何使种族、种族国家与解殖民化等问题复杂化并与之发生关联的。而且，很多在美国工作的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更关注于为种族提供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们可以构想一个强大的白人中产阶级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运动。这些由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与后殖民理论之间的互动所创造出的复杂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黑人女性创作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原因。第二节 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延伸：《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与《后现代的黑人性》《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是黑人女作家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1946-）的代表作，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文[11][12]章”。文章开篇，作者就很谨慎地说，“我不知该从何说起”，但是到了第一段的结束，史密斯就指出，在文学界，人们对黑人女性作家和黑人女同性恋作家并不了解，这就表明了她要重构文学批评的目的。史密斯认为，黑人女性在政治和文学领域是被忽视的，但其实应该得到认可和关注。她提出，如果存在一种黑人文学准则的话，那么它也是完全男性化的标准，而且女性主义者们对于黑人女作家的评价也总是会忽略种族差异的特殊性。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她指出要创立一种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其中应该包括这样的事实，即“黑[13]人女作家作品中，性政治与种族和阶级政治紧密结合的因素”。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要接受的一个假设是，黑人女性独特的体验会显示为她们在文学创作与语言上的独特性。这些共同之处意味着黑人女性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传统，为了检验并支持这一传统，文学批评要尽量对其他黑人女性做出有效的阐释。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从多方面支持黑人女性运动，并对之做出积极的回应。史密斯文章的后面部分，基本上是对托妮·莫里森的一部女同性恋小说《苏拉》进行分析，她的论述是让人极为信服的。在史密斯看来，很多黑人女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被定义为女同性恋文学，“并非因为妇女是‘恋人’，而是因为她们是中心人物，被正面描写，而且彼此有着轴心关系。这些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完全不同于白人父权制文化所期待的那[14]样”。因此，史密斯评论说，莫里森在《苏拉》中批评的是婚姻与家庭的异性恋规则。“通常，异性恋是黑人妇女享有的唯一特权。……走出来，尤其是将作品出版，是那些并无恶意的‘举止高雅’的黑人[15]妇女们常常所不能‘容忍’的。”她强烈建议，作为一位女同性恋走出来是对抗诸如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异性恋等连锁压迫的一种方式。在文章最后，史密斯呼吁白人妇女们认识到并承认“所有在这块土地上写作和生活的妇女”，并希望黑人妇女和黑人女同性恋不再[16]“如此的孤立”。

此后，很多黑人女性主义者纷纷提出不同的主张和观点，让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不断深入和扩展。其中比较独特的理论代表就是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52-）的《后现代的黑人性》（“Postmodern Blackness”）。

我们首先来看贝尔·胡克斯的名字，她的名字本身是极有意味的，表现出了黑人妇女追寻自我的努力。她沿用了曾祖母的名字，以显明“妇女可以通过母系来延续她们的家谱”，而且，她坚持用小写字母写自己的名字，以此来表示脱离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象征性形象的概[17]念”。《后现代的黑人性》一文来自她的《渴慕：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一书。胡克斯在文章开篇就提出，很多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将少数族裔人群排除在外的，而且“只有极少数非裔美国知识分子提[18]及或者写到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在这其中，更鲜有人论及黑[19]人女性。然而，若将黑人性与“铁石心肠的体验”相联系，这也是让胡克斯质疑的。无论是从策略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胡克斯并不是要去求助于黑人身份的本质主义模式，而是将反本质主义作为对抗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种族主义是要创造出整一的、“真正的”黑人身份，并由此来疗救他们，所以，反本质主义对之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它也会通过阶级和性别将“所有黑人的体验”的概念复杂

[20]化。胡克斯转向了“体验的权威性”这一概念，以此来反抗对本质的黑人身份的忽视，因为忽视黑人本质的身份必然会导致黑人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失落。她提出，“对黑人‘本质’理念的否定，以及认为黑人身份早已在流放与挣扎的体验中被明确建构，这二者之间[21]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接受了这种区别，并且凭依胡克斯所描述的解构与重构并行的策略，才可能解决那些低等阶层群体对于后现代[22]语境下“批判的声音”的渴慕。胡克斯倡议，黑人知识分子要通过后现代的观点来延展他们的研究，要超越学术研究上对流行文化与底层黑人的规定性的领域。然而，她也承认，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很多黑人作家在出版后现代著作的时候，会面临很多困难，因为这些著作并不能与现实主义所期待的黑人艺术与文化相吻合。第三节 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苏拉》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小说《苏拉》，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黑人女性的身份问题。

托妮·莫里森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而，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就在她得奖之后，英国《星期日独立报》对此发表了题为《奴隶制的受害者发现了他们的声音》的评论，文章说：“瑞典文学院将不可避免地因其[23]过于自负的政治公正而招致谴责。”那么，为什么争论要“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授予莫里森文学最高奖的决定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句话就会发现，这里所用的“政治公正”这一颇有意味的语词所表明的是，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决定也许是建立于非文学成就的基础之上的。

这自然会让我们再来思考一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星期日独立报》的这篇文章作出的论断无疑忽视了所有写作都是政治的这一事实，那么，当政治的缺席与审美的价值有关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文学概念自然会让我们有所怀疑。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文章的作者所谓的政治是有所特指的，只有少数族裔的、底层的和颠覆性的政治内容，而并不包括当权者或精英的政治价值，因为后者的政治反映了现存状态，成为一种无须质疑的标准，故而是无形的、不言自明的。而作者的这一理解，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当白人男作家的种族和性别被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莫里森的黑人女作家的种族和性别身份自然会使她的作品显得不像白人男作家的作品那样“中立”。

黑人妇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处境是相似的，她们都是一个在种族、异性恋、父权语境下工作的底层群体。面对这样的处境，她们的选择也是相同的：寻求女性的身份认同。黑人女性主义评论家芭芭拉·史密斯，印度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都在她们的一些理论著作中表达了对黑人妇女和底层妇女身份认同的探寻。莫里森的小说《苏拉》则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史密斯、斯皮瓦克和胡克斯等人的理论著作中所讨论的黑人妇女身份认同。小说中最为震撼的是作者对黑人妇女之间的友谊的认可，这也是黑人妇女自我本质的一种可能本源。《苏拉》是莫里森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写了在麦德林小镇一起长大的两个黑人女孩，内尔和苏拉。她们有着不同而又相似的童年经历。内尔的母亲把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而苏拉的房间则杂乱无章；她们都是独生女，母亲难以接近，真正的父亲缺席，苏拉的父亲已经去世，内尔的父亲并非她的生父；而且她们都有着美丽的幻想，期待一个心爱的人出现，来分享自己的感情，于是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也找到了勇气去创造自己。正是出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自我主体的诉求，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两人被迫疏远了，内尔嫁给了一个平庸的男人裘德，苏拉离开了小镇，离开了“底层”，外出寻找自我去了。十年的游历生活之后，苏拉回到了小镇，与童年时一样，她和内尔依然有着不同与相似。苏拉已经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她不再认可传统的婚姻观念，以及妇女在婚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而内尔则完全走上了一条在家中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的生活道路。所幸的是，分隔多年，二人却能继续最初的姐妹情谊。然而，当内尔发现苏拉和自己的丈夫裘德睡觉的时候，她们长久的关系面临了挑战，姐妹情谊破裂。数年后，内尔去看望临死前的苏拉，这最后一次见面也没能使两个女人和解。直到苏拉葬礼之后多年，内尔才意识到，她的痛苦不在于丈夫的出走，而在于失去了苏拉。

小说中，对内尔与苏拉的初次见面是这样描述的：“因为她们数年前就发现，她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白人，所有的自由与胜利都与她们无缘，她们已经着手创造成为其他。她们的见面是幸运的，因为[24]她们逐渐喜欢上了对方。”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是与其他因素相关联的，对此可以从否定与肯定两个方面来理解，否定者认为其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对白人男性的身份认同的回应上，肯定者认为是建立于对黑人女性的精神伴侣的回应上。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可以恢复黑人女性自然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允许这种自我成为本质的和暂时的。

莫里森通过《苏拉》这部小说探寻苏拉和内尔作为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在她们主体性感觉的形成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的关系、她们彼此之间与黑人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指向了最广义的种族主义。莫里森借助于两个核心人物的对话创作了这部小说，即苏拉和内尔之间的判断、反应和决定的对话，而不同的读者对此会有不同的比较和对比。

小说前面有一幕重要的情景，莫里森借此将黑人妇女的身份认同与身体相关联，也与黑人妇女之间的友谊相关联。内尔与苏拉在做一个无须文字的本能的游戏，她们将树枝上的树皮剥去，然后用树枝在地上挖洞，把垃圾埋进去。莫里森将这一幕描述为从她们青春期身体中萌生的性欲意识的感官交流，一种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的感觉从这个生理体验中产生了出来。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奇根·利特尔的死亡，这预示的是分离、失去与恐惧。因为是苏拉在奇根荡秋千的时候推他荡起来的，这导致他掉入河中溺水而亡。尽管内尔尽力安慰她，并且两人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但是，在葬礼上，“内尔和苏拉没有拉手或者看彼此一眼”（Sula，p.64）。而就在这之后，她们又像所有的年轻女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这里所表现出的是，这番经历使她们下定决心联合在一起、彼此支持，她们的联合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分离和缺失之上的。小说后面多次提及奇根之死，这件事教会苏拉的是“没有自我可以依靠”，而且让她感到“没有什么压力能改变她自己”（Sula，p.119）。

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情节中，内尔与母亲海伦去看望内尔的外婆，这里呈现了黑人妇女对其主体性的残酷考量。这段南下到新奥林斯的漫长旅途一开始就很糟糕，因为海伦和内尔走错了车厢，进到了只许白人进入的火车车厢。就在海伦打开“只许黑人进入”的那扇门时，一位白人乘务员拦住了她们。此时，内尔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处境反映出的是她“蛋奶色皮肤”的模糊的种族范畴，因为她是一个有着白人血统的“科里奥尔淫妇”的女儿。她解释说自己搞错了，不是故意要进错车厢的，但是，显然乘务员并不接受她的说法。他酸溜溜地回答，他们的火车上并没有说不允许犯错误，要她现在就挪到她该去的车厢，到黑人车厢去，不要“弄脏”了白人车厢，这显然否认了内尔的“混血”特征。然而，内尔的母亲海伦在黑人车厢的处境也舒服不到哪里去。她对乘务员的辱骂回应了一个微笑，“就像一只流浪狗，刚被人从肉店里踢出来，就在门边摇尾乞怜”（Sula，p.21）。她试图缓解与辱骂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这却使她失去了车厢里那些原本可能同情她的黑人的帮助，“目睹这一幕的两位黑人士兵，原本看起来漠不关心，现在也对此充满厌恶”（Sula，p.21）。内尔感觉到“他们充满了对她母亲的憎恶”，因为她出卖了黑色的荣耀。这一出卖的根源在于，海伦想要将她的女性特征与种族分离开。她对那个乘务员的微笑是“灿烂”而“风情万种”的，她好像要鼓励那个乘务员把她看作一位迷人的女子而不去考虑她的种族，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对其种族的辱骂。然而，那两位黑人士兵拒绝帮她搬运行李，以否定她的女性特征来惩罚她。到了旅途终点，海伦被迫承认了她的性别与种族之间的关联，因为，在这个南方的小车站上，并没有为黑人妇女准备的卫生间，海伦和内尔与火车上的其他妇女一样，不得不蹲在附近的草地上小便。因为不可避免的身体需要，海伦的性别与种族就以这种生理的方式再次关联了起来。在新奥林斯，内尔见到了外祖母，她很漂亮，却名声不好，说着法式的科里奥尔语。这段令人不堪的旅行使内尔很担心，“假设她真的是蛋奶色皮肤，那么内尔也可能是”（Sula，p.22），而整个旅程也使她理解了自己本质上的独特：“我是我”，她低声说着。“我！”

内尔并不十分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清楚地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是我。我不是她们的女儿，我不是内尔。我是我。我”

她每说一次“我”这个字，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喜悦、恐惧在她体内聚集。（Sula，p.28）

这次旅行告诉内尔的是，本质的黑人女性特征是虚构的，却是必需的。海伦试图强调的是，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差异上的，例如，白人血统与迷人“女性”的精致之间的差异，但是，她的策略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考虑到白人男性是根本不考虑这种区别的。最终，接受并利用人们对她的黑人妇女本质的定义反倒给了她力量，不是去反抗，而是保持自己种族的不变。旅途最后，海伦不仅“像那些胖女人一样去折叠树叶”，而且，当她去草地上小便，“经过那些男人们污浊的眼前时，她心里没有一丝的悸动”（Sula，p.24）。内尔发现，用一种独特而宝贵的方式将自己塑造为一位黑人女性，给了她力量去“培养一位朋友，而不在乎她的母亲”（Sula，p.29）。这位朋友就是苏拉。

当内尔和苏拉共享着“两幅歌喉一个观点”的美好时光的时候，当她们坚信，她们有共同的黑人妇女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她们的关系支撑起了她们两个人。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莫里森向读者展示了，她们放弃或者不相信这种信念所带来的危险。内尔与裘德的婚姻，以及她对裘德的不忠的反应，使她认识到了差异，也带来了她与苏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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