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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慕南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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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史》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8卷68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政治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等8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军事卷：分为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8分册来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文学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等8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

艺术卷：分为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10分册来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科技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等8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

民俗卷：分为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10分册来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社会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等8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

历史卷：分为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8分册来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一、世界各国

大宛

古代中亚国名，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当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原始居民似以塞种（Sacas）为主。古希腊时代，亚历山大东征，于锡尔河畔之俱战提（Khojend，今塔吉克斯坦境内）兴建“极东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Eschate），塞琉古王朝时改建为安条克城（Antiochea），似均未东向深入大宛境内。但在大夏最盛时，尤其在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北征时，则占有了该地，并按希腊方式在各村镇修坞堡。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于公元前129～前128年间抵达帕米尔以西，首先到达大宛。据他归国后说，当时大宛大小属邑有七十多个，人口有几十万，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产稻、麦、葡萄、苜蓿，尤以出汗血马著称。大宛西北邻

康居

月氏

汉武帝听说大宛出产好马，于太初元年（前104）命使臣携带金帛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武帝怒，命将军李广利率兵往讨。初征不利，至大宛东境郁成（今奥希）即战败。武帝命发兵运粮再西讨，于太初四年攻克其首都，杀大宛王毋寡，另立国王，从此大宛服属汉朝。大宛首都贵山城，或以为位于锡尔河上游支流上的卡散，或以为是俱战提；贰师城可能是今乌勒塔白。学界对此两地的今地名问题，尚有分歧意见。大宛国直至魏、晋时仍在故地。康居

古代中亚的游牧民族，游牧范围大致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汉时，地处大宛西北，大月氏（即月氏）之北，乌孙以西，

奄蔡

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朝已传闻遥远的西方有康居人。张骞从西域归国后说，康居在中亚虽然部众不少，但仍然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出兵伐大宛时，康居曾有意援助大宛，未逞。宣帝神爵四年（前58）始，匈奴内乱，五单于纷争。至五凤二年（前56），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对立。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向西北迁徙，先设王庭于坚昆（柯尔克孜草原），后应康居王之请，西南移至康居领域内，在都赖水（但逻斯河，Talas）上兴建了郅支城（今中亚江布尔），扩张势力。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兵西越帕米尔进击郅支，杀郅支单于于郅支城，稳定了西域形势，但康居对汉仍长期采取敌对态度。

公元前后，康居强盛，曾威胁其南邻大月氏。1世纪中叶，

贵霜

古代游牧部族。亦称“月支”“大月氏”（“大”字乃汉人所加）。《史记·大宛列传》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指原居今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该地过着游牧生活。古代记载中的“禺氏”、“和氏”等，可能都是“月氏”的同音字或一声之转。欧洲学者亦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如以为月氏即斯脱拉波（Strabo）《地志》中的Asiani（或Asii）、托勒密《地理书》中的Casia等，但皆无确证。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内蒙古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地区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后，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后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种所居住。《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种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种，塞种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种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大月氏向西南迁徙的道路大约和塞种一样，过大宛西，越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古希腊语称Oxus，伊朗语为Wakhsu，“妫水”即其译音。不久，他们越过妫水南下，“西击大夏而臣之”，并以大夏的巴克特拉（Bactra，即监氏城或蓝氏城，今阿富汗Balkh北部之Bala－Hisar）为都城，使大夏成了属国。此事发生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张骞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占有匝拉夫善（Zaraf－shan，唐代称那密水）和妫水一带，“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俨然已成为中亚一大强国。

至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分为五翕侯（Yabghu）：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双靡翕侯，都双靡城；贵霜翕侯，都护澡城；肸顿翕侯，都薄茅城；高附翕侯，都高附城。有些学者曾努力考订这五翕侯所都之地，除高附似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外，其余皆无法确证。我们只知道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翕侯吞并了其他四翕侯，统一了大月氏，国势渐强。从此西方历史上便称之为贵霜王国，但中国古文献中却仍其旧名，称大月氏。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贵霜——月氏。然而，五翕侯与大月氏族属是否完全相同，学界还有争论。以斯脱拉波《地志》为主的希腊古文献记载灭亡大夏的主要是吐火罗人；因此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与此同时，自东晋时起，中国亦称该地为兜法罗、吐呼罗、都货逻等，皆吐火罗一词的不同译音。

大月氏的族属问题，百余年来学界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族说、 利族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但晚近同意月氏应属于伊朗塞种说的学者较多。他们可能是印欧民族的一个分支，在较古的时代到达河西走廊和新疆东境的。奄蔡

古代游牧部落。一作阖苏，东汉三国时又称阿兰。希腊、罗马文献称Aorsoi、Alanorsi，奄蔡、阿兰即其音译。奄蔡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咸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嗣后，因北匈奴西迁，阿兰亦逐渐西徙，部分去欧洲，停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部分则滞留在高加索以北。公元4世纪中叶，Huns（一说即西徙之部分北匈奴）越顿河，侵吞了阿兰，杀其王。5世纪中叶，Huns王阿提拉（Attila）率阿兰人西征，直抵法兰西中部奥尔良。在此以前，部分阿兰人在5世纪初先已西南行，停住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后与该地西哥特人融合。

安息

古代中东的地名和国名，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作为地名，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帕提亚原为古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治下的一个郡。该郡居民主要是巴塔哇人（Parthava，此族名见于约公元前520年大流士一世的Bihistūn摩崖碑）。公元前250～前248或前247年，郡中一部落酋长阿赛西（Arsaces）兄弟起义，宣告独立。波斯史家多称安息的创建者为Arsak，汉人遂因其王名称其国为安息。安息的早期都城希腊名为Hecatompylos，义为“百门之城”；《汉书》中称为番兜，《后汉书》称为和椟。一说番兜即Parthia或Parthava之音译，和椟系番兜之音讹。

安息至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I，前171～前138或前137）时期，才大大强盛起来。他即位后几年间，击败东邻大夏和西边塞琉古治下的叙利亚，在中东建立了东自大夏、身毒，西至两河流域，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的大帝国。他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Ⅱ前138或前137～前128或前127）统治时期是安息最繁荣强盛时期。汉使张骞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到达大月氏（即月氏）、大夏时，正当弗拉特二世末年。张骞虽未亲到安息，但听到了一些安息的情况。

张骞归国后不久，可能由于大月氏南下的压力，中亚好几支塞人（Sakas）主要是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和帕喜人（Parsii）等部南下侵入安息北部，从木鹿（Merv），经赫拉特（Herat），直到锡斯坦（Seistan）。

经几年的骚乱，直至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adatesⅢ，前124～前87）继位后，安息才派贵族苏林（Suren）率大军赴东部镇压入侵的塞人，费时十年始得东部平静。于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塞人从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东徙，越过苏莱曼山进入南亚次大陆。公元前120～前80年间，一支塞人南下占据了西海岸，直到卡提阿瓦（Kattiawar），建立了几个塞种小国，西方记载称之为“天竺——塞种”（Indo－Scythia）。另一支自公元前80年始，沿印度河北上，拓地经旁遮普直抵喀布尔河流域，进入

宾

密司立对提二世死后，安息渐衰。这时；西方有新兴的罗马势力，东方有已吞并了大夏的大月氏及其后继者贵霜王朝，在两强压力下，安息处境日益困难。公元1～2世纪，它和罗马为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进行了长期战争，在人力、物力方面都蒙受重大损失。它后期的都城斯宾（Ktesiphon），曾三次遭到罗马军队的洗劫，宫殿多被烧毁。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来商业就十分兴盛的中东贸易中心斯罗城（Seleuceia）也在公元164年完全被破坏。其末代君主阿尔塔邦五世（ArtabanusV，213～227），终于在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I）连年攻击下，兵败被杀，国亡。

安息帝国在中东存在470余年，它由很多小地区、小部落组成，很不稳定，不是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因它在地理上居欧亚贸易要道，而在经济上得以繁荣。古代“丝绸之路”和几条重要支路都要穿过安息。若从帕米尔以西取道索格底亚那，西南行经号为“小安息”的重要商业城市木鹿、旧都和椟、阿蛮（Acbatana，今伊朗哈马丹）、冬宫斯宾，即达斯罗。斯罗是中东贸易枢纽，据说有60万人口。自斯罗沿底格里斯河南下可达于罗（Uruk）和条支（Antiochea，即Charax Spasinu），西行可达安条克、帕尔米拉（Palmyra）、大马士革，乃至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若另从皮山启程，越悬度，经宾、

乌弋山离

大秦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伊朗高原东部的一个地区或半独立国家。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I，前171～前138或137）时在中东建立了东自

大夏

身毒

苏林在东方的胜利使他在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西亚两郡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安息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两个地区，西部仍在阿塞西（Arsaces）王朝统治之下，东部则在苏林家族统治之下，仅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其政治中心即在锡斯坦。《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的东部地区称为乌弋山离国。乌弋山离国是其首都Alexandria－Prophthasia前一字之音译；此国名亦称“排特”，是后一字之音译。公元1世纪乌弋山离国被新兴的贵霜帝国吞并。大夏

中亚古地名和国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古希腊人称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Bactriana），主要指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以南，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以北地区。原始居民为伊朗人。在古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帝国时代，大夏都是其所属的一个郡。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有很多希腊军人和殖民者留居此郡，他们在各处兴建坞堡，进行屯田。公元前255年，郡守狄奥多塔斯（Diodotus）向塞琉古王朝宣告独立，他割据的土地除本郡外，可能还包括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汉称粟弋、粟特）和阿拉科西亚郡（Arachosia）的一部分。它以监市城（亦作蓝氏城，古波斯称为Zariaspa，即今阿富汗巴里黑Balkh）为都城，此城是古代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区宽大，人口众多，日后阿拉伯人称之为“众城之母”（Ummvalbilad）。

大夏在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前230或前225～前189）和德米特里（Demetrius，前189～前160）父子在位时期，向四方扩展疆土。北面曾一度到达费尔干纳（汉代称“大宛”）；西向占有玛尔吉亚那（Margiana）及阿里亚（Aria）郡；南面囊括阿拉科西亚、德兰癸亚那（Drangiana）等郡，并跨过兴都库什山侵入帕拉帕米萨德（Parapamisadae）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一时形成了庞大的希腊—大夏王国。德米特里及其将军弥南德（Menander）的南侵，曾深入到印度中部和恒河下游，此为大夏极盛时期。

公元前167年，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受塞琉古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Ⅳ，前175～前164）之命，率军西来，攻占了伊朗高原东部各郡和大夏，又越过兴都库什山占领帕拉帕米萨德，篡夺了大夏王位。公元前159或前158年，欧克拉提德死，其子黑黎欧克里（Heliocles）继位，国内纷乱，大部分领土复为安息所得，只剩下大夏本郡和索格底亚那南半部。此时，大月氏（见月氏）人从东北迁入中亚，先占有河中地区，迫使该地塞人南迁入安息及大夏。不久，约公元前140～前130年之间，大月氏又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先以大夏为臣属，张骞于前128年左右抵此时，还说月氏“臣畜大夏”；可能就在张骞归国后不久，大月氏便跨过阿姆河灭亡了大夏，占领了它的全部国土。西方的记载称此后的大月氏为吐火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便逐渐通称为吐火罗，但中国却长期仍称之为大月氏。大夏王及其破落王室后裔的残余势力，则退居到喀布尔河流域和南亚次大陆各地，分成为几个小国，维持着希腊殖民者最后一点力量。贵霜

中亚古代民族名和王朝名。原名似作Kusa.Kusi，今贵霜一名似来自此字的形容词Kusana。贵霜人曾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活动于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贵霜王朝则开创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

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从中国迁走的大月氏（即月氏）移居中亚的粟特地区和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古大夏国之地，分置五翕侯，其一为贵霜翕侯，领地据说在今瓦汉山谷西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ēs）兼并其他四翕侯，建立贵霜王朝，继大月氏而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并与统治着宾国（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希腊王阴末赴（Her-maueus）结盟，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击破并据有高附（Kabul）、安息（此指阿富汗南部的安息人之地）等地；接着，又灭宾国，统治了整个喀布尔河流域。－其子阎膏珍（Wima Kadphisēs）更进入天竺（即身毒）。以后，Kadphisēs王统似乎被另一王统所取代，后者经历Huviska，Vasiska而传至迦腻色伽（Kaniska）。迦腻色伽在位期间，贵霜王朝臻于极盛，与中国、罗马、安息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贵霜王朝在传播大乘佛教，发展犍陀罗艺术，沟通东西文化等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关于贵霜王朝的崛起及其取高附、灭宾、攻天竺的历史过程，因与一系列民族的迁徙有密切关系而存在着许多疑难问题。首先，包括贵霜翕侯在内的五翕侯是否与大月氏同属一个民族的问题，在学界即异说甚多，迄无定论。许多学者认为大月氏与贵霜并不同系，但也有人坚持贵霜等于大月氏的观点。后者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即贵霜王波调（Vasudeva）曾被曹魏明帝赠予“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如果他是大夏或吐火罗出身，就不会甘心接受早已灭亡的大月氏的称号。其次，关于迦腻色伽的在位年代问题，学界争论近一个世纪之久，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原因在于《后汉书》只揭示了上面提及的丘就却、阎膏珍两位贵霜王的名字，后续王统只能借助于碑文及钱币进行考订，所以不能确断迦腻色伽即位的所谓“新纪元”相当于公元何年。在多种异说中，近年哥舒曼提出的公元后144年说，因立论比较充分而获得学界较多的支持。宾

古代中东东北部的一个国名。西汉时期的宾在今兴都库什山以南阿富汗境内喀尔布河流域。古希腊人称该河为Kophen，宾即其音译。首府循鲜，即古加毕试（Kapisa）城，原为希腊亚历山大大王所筑，称为“高加索之亚历山大城”，位于兴都库什山南麓，扼守着巴克特里亚（大夏）通往喀布尔、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大道的咽喉，是古代中东及印度西北的交通和战略要地。希腊—大夏王德米特里南征时占领宾，以阿拉科西亚和锡斯坦两郡并封第四子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前185～前167）为副王，以循鲜为首都。公元前167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之婿、将军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东征，袭杀德米特里家族主要成员，夺取了大夏和宾。公元前141年，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I，前171～前138）第二次东征大夏，夺取了宾和犍陀罗（Gandhara），但欧克拉提德的后裔安提埃耳基达斯（Antialtidas，前140～前90）旋于公元前138年收复了突和犍陀罗，在今印巴边境建立了希腊人的王朝。公元前124～前114年间，入侵伊朗东部的塞种受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部属苏林东征的压力，沿赫尔曼德河（Helmand）而上进入宾，逐走希腊人，建立了塞种王朝。

公元前115年，张骞西使乌孙，派副使至宾，汉与宾始有往来。汉与宾交通的道路是从位于“西域南道”上的皮山西南行，经乌托和印度河上游吉尔吉特（Gilgit）一带的悬度，到达宾，路途虽险，但距离较近。从此再西南行，便达乌弋山离。这条道路当时称“宾乌弋山离道”。《汉书·西域传》宾国条中之塞王乌头劳，即斯巴莱尼斯之封号“国王之弟”的希腊语音译。斯巴莱尼斯于昭、宣帝时（前86～前49）曾数次剽杀汉使，但汉廷隐忍不发，仍与维持友好关系。斯巴莱尼斯死，子斯巴拉革达玛斯继立，遣使朝汉，元帝（前48～前33）派文忠护送其使至循鲜，后斯巴拉革达玛斯又欲害文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即希腊王赫尔毛攸斯，前50～前30）共合谋，攻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宾王”。文忠与阴末赴的交往是汉王朝与希腊遗嗣往来的最早记录。文忠之后，赵德使宾，其副以下七十余人复被阴末赴所杀，后阴末赴遣使上书谢罪，元帝宽宥之。公元前30年阴末赴死，子继位，仍朝汉，但约于前20年被塞种所灭。

塞王斯巴莱尼塞斯·阿泽斯一世、阿泽里塞斯·阿泽斯二世一家数代依次统治宾，约于公元15年亡于安息人岗多法勒斯（Gon-dopharnes，公元15～46）。公元45～50年间，阴末赴的亲属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Kadphisēs，公元20～75）击败安息，夺取宾，宾遂成为贵霜帝国的领土，从此不再是独立国了。身毒

印度河流域古国名。始见于《史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原文为梵语Sindhu，古波斯语讹为Hindhu，古希腊语更转为Indus。其后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其领域有时亦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左右到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听说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身毒国，并在大夏看到从身毒国贩运来的邛竹杖和蜀布。张骞认为大夏在汉西南，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则身毒应距中国蜀郡不远。汉武帝听信此言，从蜀郡四道出使，企图从中国的西南部地区经身毒通大夏，但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没有成功。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中国在2世纪时对身毒的地理、物产、宗教、政治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且知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这是由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的缘故。大秦

汉代西域古地名、国名。《后汉书》说，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西使大秦。甘英到了波斯湾口的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说“海水广大”，航路难行，故未向西进。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来献幻人（魔术师），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献。安敦乃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同书说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说“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魏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黎轩，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魏略》更明言：“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古大秦相当于何地，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谓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谓指罗马帝国，一谓指黎轩即亚历山大城。三者中以后一说较妥当，因诸书多言大秦即黎轩，且言以石为城。所谓“海曲”，实指自波斯湾口之条支或安谷（Orcoe）水行经波斯湾，出湾后西航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至亚丁，转北入红海，直达埃及东海岸的伯伦尼卡（Berenice）或米奥斯戈尔莫斯港（MyusHormus），登陆至科普托斯（Coptus），换船顺尼罗河而下即达亚历山大城；若航至红海北端阿尔斯诺（Ars-inoe），再通过古运河亦可达亚历山大城。此“海曲”在古代是很繁荣的一条海上商路。言海西亦多指此海曲之西。总之，自大秦至汉有四条路：一、自大秦出红海跨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北上直到九真、日南或广州；二、自大秦同样跨印度洋东北行至缅甸，循伊洛瓦底江而上达掸国，由此而东至汉永昌郡；三、自大秦循“海曲”至波斯湾口的条支、安谷，穿安息沿丝绸之路东达中国；四、自大秦航海至安条克（Antiloch），再东行经安息亦与丝绸之路接。大秦与中国海陆直接间接交往，在汉代亘三百余年。

朝鲜

古国名。秦汉时其地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战国末叶，燕国向东北发展，势力曾达到鸭绿江南。当时朝鲜在箕氏统治之下。秦统一中国后，在燕国故地东部置辽西、辽东郡。燕、秦之际，齐、燕一带已有不少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引进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汉初，燕人卫满东走出塞，渡过坝水（今朝鲜清川江），杀箕氏朝鲜末代王箕准，割据朝鲜北部，建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朝鲜半岛土著真番、临屯等部族都服属卫满。汉初和卫氏朝鲜基本上相安无事。

汉武帝刘彻为防御匈奴，加强了北方边郡的守卫。元朔元年（前128），一度在辽东塞外置苍海郡，但三年后即罢撤。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令涉何出使朝鲜，诏谕其王卫右渠（卫满之孙）。涉何在归途中杀死护送他的使者，诡称斩朝鲜将以邀功。这种错误行为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武帝遣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勃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东南下渡鸭绿江，夹击王险城。次年夏，荀彘始击败朝鲜军，陷其都城。汉在其地设置四个郡：乐浪郡（或谓因古时东方有“良夷”之称而得名），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也就是箕氏朝鲜几世纪以来所统治的地方；临屯郡，统治以涉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的土地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只有东南角名曰辰韩的一小块地方尚独立。

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真番郡。元凤六年（前75）又罢临屯郡，同时把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仅领三县，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西汉时领县二十五，东汉时减至十八。汉末，公孙康据有辽东，割乐浪郡之一部分置带方郡，领县再次减少。自乐浪始置郡，至为高句丽所并，前后凡四百余年（前108～公元313）。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不仅见于文字记录，而且从朝鲜境内许多汉墓出土的封泥、印章、兵器、漆器、织物以及瓦当等，也能充分证明。同时，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了辽东、辽西及幽州各郡。

倭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泛称。首见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可能指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国家。《后汉书·倭传》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 “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即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傩县。这说明公元1世纪中，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朝交通。

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倭国出现了女王卑弥呼治下的邪马台国，辖有伊都国、奴国、斯马国等二十多个小国。另外，日本列岛上还有不属邪马台国统御的拘奴国。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日本学界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之争，迄未定论。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卑弥呼死，国乱，渐衰，中断了与中国的交往。

扶南

中国史籍所载1～7世纪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古国名。三国时康泰（见朱应、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以及陈寿的《三国志》已见著录（或谓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最早）。又作夫南、跋南。学界多主张该名系吉蔑（khmer，今译高棉）族古语Bnum（Vnun）或现代语Phnōm的对音，意为“山岳”。约在1世纪初建国。其领土当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鼎盛时达老挝南部、泰国西部乃至马来半岛南端。

自223年（三国孙吴黄武四年）至588年（南朝陈祯明二年），扶南不断遣使来华，同时也与贵霜王朝有联系。3世纪中期，朱应、康泰奉吴大帝孙权之命出使该国，回国后著有《扶南传》、《扶南异物志》。504年（梁天监三年），梁武帝曾授其国王憍陈如耶跋摩以安南将军、扶南王之号。扶南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颇为频繁。“扶南大舶”远近闻名，“扶南乐”早在三国时即传入中国，隋代和唐初被列为九部乐之一。南北朝时期，扶南僧人宋华在扶南馆等处泽经，番禺（今广东广州）的佛寺中曾供有扶南国所造石像。6世纪下半期，其北部属国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26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骠国

7～9世纪缅甸骠人（pyū）所建的国家。魏晋时的《西南异方志》、《南中八郡忐》等书首载其名。同名异译还有剽、、傈、缥、、漂越等。其都卑谬（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故《大唐西域记》也称之为室利差罗。另外，《新唐书》还记有朱波、突罗朱、徒里掘等异称。

8世纪时，其疆域北抵南诏（此处指今云南德宏和缅甸交界地区），东接陆真腊（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西接东天竺（今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等地），南至海，据有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有9个城镇、18个属国、298个部落。近代在骠蔑一带骠国旧址发现了一些佛像、佛经及刻有骠文的碑铭。832年（唐大和六年），骠国为南诏所败，自此渐趋衰落而为缅人所建的蒲甘王国所取代，其族也逐渐同化于缅人。

唐贾耽《皇华四达记》和樊绰《蛮书》详细记述了中国与骠国交通的数条通道，足见当时双方往来之密切。该国向以佛教音乐著称于世，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归服唐朝，骠国王雍羌也想内附于唐，曾几度遣使来华献乐。801年（唐贞元十七年），骠国王由南诏王异牟寻引荐，遣子舒难陀（Shwenadaw）率乐队和舞蹈家抵长安表演。唐德宗授其国王以太常卿、舒难陀以太仆卿之号。诗人白居易专作《骠国乐》书其事，《新唐书·骠国传》对其歌舞艺术有详尽的记载。

粟特

中世纪中亚讲伊兰语的粟特人居住地区的名称。又作 利（sūlīk），古代波斯称之为Suguda。主要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文献作那密水）流域。泽拉夫善河东西长约六百五十公里，沿河有许多绿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以出产瓜果及葡萄酒著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里相继出现了玛拉干达（Maracanda）、阿弗拉西阿卜（Afrāsiāb）、瓦拉赫沙（Varakhsha）、阿滥谧（Ramithana、Ramitan）等城镇，前两者形成康国（即萨末、飒抹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两者形成安国（忸蜜、副货、布豁、捕喝，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6～8世纪初是粟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除为首的康国、安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城邦国家，如：石国（赭时、者舌、柘支，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米国（弭秣贺，当位于康国东南）、史国（羯霜那、乞史、怯沙，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何国（屈霜你伽、贵霜匿，康国西北约四十公里处）、曹国（劫布那、伽不单，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北）。

以上康、安、石、米、史、何、曹七国的名称，均见于各种汉文文献。据说，这些城邦居民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破，西逾葱岭，到达粟特地区，枝庶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新唐书》在以上七国之外加火寻（货利习弥，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伐地，又名西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而统称之为

昭武九姓

中世纪粟特人的特点是擅长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这使他们在四周邻国的政治生活、东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昭武九姓国作为唐朝的羁縻州府，隶属安西都护，从而受到唐中原地区的某些影响。例如，粟特钱币方孔圆环，与开元通宝形制无异，唯钱币上的王名镌以粟特字母。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粟特钱币上的王名有许多已可与汉文文献记载的昭武九姓王名相印证。从8世纪初起，大食势力越过阿姆河北上，粟特地区逐渐为大食所控制。751年（唐天宝十载），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至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齐亚德·本·萨利赫（Ziyadb.sālih）交战，唐军因葛逻禄部临阵叛变而败绩。唐军被俘虏的工匠将中国造纸术传至康国，粟特纸遂广泛传布于穆斯林世界和欧洲。

在12世纪以前，粟特语因粟特人四处经商而成为广泛流行于中亚的语言。敦煌古代烽燧下曾发现“古粟特语信柬”，年代当在3世纪初或4世纪初。19世纪末叶以来，在蒙古高原多次发现粟特语与古回鹘语的双体语言碑刻。近几十年，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以东的穆格山（Mug）和片治肯特（Panjkent）等地发掘到了中世纪粟特文书和文物。古回鹘文字体来自粟特文，老蒙文和满文又受到古回鹘字体的影响。昭武九姓

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敦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昭武九姓胡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袄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胡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二、中外活动

中外经贸

丝绸之路开通于西汉武帝时期。但中国与欧洲、中国内地与边疆的丝绸贸易却比这早得多，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时，古罗马文献中就称中国为“赛里斯”，意思是“产丝之国”。而当时中国内地与西北边疆的丝绸贸易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1977年在新疆阿拉沟等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贯通创造了条件，张骞出使西域后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才正式开通。

1世纪到6世纪，丝绸之路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与欧亚大陆上几个强大的政权，如罗马帝国、安息王国、萨珊王朝、贵霜王朝、东汉王朝的兴起有很大关系，它们管理着大片的领土，有利于商旅的往来。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尽管3世纪之后中国出现了分立政权对峙的时期，但西域、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区相对稳定，这些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都十分重视对外交往和贸易，中国西部的丝绸之路并未中断。7～9世纪，由于隋唐王朝的大统一，和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西亚、欧洲的强大，丝绸之路进入顶峰时期。9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又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欧亚大陆上的陆路丝路有被海上丝路取代之势。元、明时期，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一度繁荣，但其规模已经没法与汉唐时期相比，逐渐被海上贸易取代了。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殖民者和商船直接驶入太平洋，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才彻底衰落了。唐代丝绸之路示意图

作为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中国境内的局势变化和各王朝、政权的政策，对于欧亚大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总体说来，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分立政权并存时期，都对丝绸之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力度、作用仍有一定差异。在两汉、西晋、隋、唐、元等统一王朝时期，国家较为强大，西北边疆虽然也发生战争，但相对安定，丝绸之路较为畅通，在内地的贸易也比较方便。这也受到了过往中外商旅的欢迎，促进了中外贸易、中国内地与边疆的经贸往来。两汉时期，西域都护维护着西域地区政治安定，并保护着过往商队和西域“胡商”的商业活动。隋朝打通丝绸之路河西段时，西域各国首领和“胡商”们都意识到这是有利于发展商业的重要事件，纷纷向隋朝官员表示归诚之心，商路打通后四十多个西域小国遣使“朝贡”。唐朝初年，西突厥控制着西域，太宗派军平定西突厥之后，使西域各国“胡商”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对安息国使者讲：“西突厥已经平定，商旅可以通过了！”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及至安史之乱发生，战乱不利于商旅的往来，唐朝收复河陇之地后就规定，如果商旅往来、贩运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沿途关隘不得无故阻拦。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期，多个政权并存于西北边疆，这些政权为增加赋税，一般都对商旅加以保护，但商队要穿过几个政权的辖区，各政权之间又发生过多次战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当然，即使如此，丝绸之路依然通畅，不少政权、官吏还着力保护丝路，吸引国外商人来华贸易，且成效明显。比如三国时期，仓慈担任敦煌太守期间极力保护西域“胡商”，他们对他十分感激，在他死后为他建立祠堂进行纪念。又如北宋时期，不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开封，宋朝以优惠的政策加以鼓励。1017年（宋天禧元年），阿拉伯商人麻利思等人经丝绸大道进入宋朝辖区，北宋政府特许他们在沿途出售所带商品，并减免一半的商税加以鼓励，此后阿拉伯、印度的商人接踵而至。11世纪后期，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商人在20年内三次到开封，他们都是越葱岭、经新疆进入中国的，带来了鞍马、刀剑、珍珠、玉石等，宋朝也回赠锦、缎等丝织品。贡与赐：政治性的特殊交易

从先秦时期起，朝贡和赏赐的对应观念就已出现，也就是说诸侯、边疆民族或境外的政权定期朝觐商王、周王，或者首领亲自前往，或者派使者前来，并献上方物（土特产）和贡品，而商王、周王则“赏给”一定的物品。《尚书·禹贡》中就规定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贡品的种类，一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后期，又带有许多理想化的色彩，有关贡品的规定也难免有些理想化，但至少反映了当时包括边疆在内的各地方给天子进献各类贡品的某些情况。

秦汉至明清，边疆政权、民族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的记载史不绝于书，中原地区的王朝、政权也给予一定的赏赐。这些朝贡与赏赐无疑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自命为“天朝上国”的中原王朝因“四夷咸服”而感到已“德被四海”，又以大量的赏赐奖励“蛮夷”的“忠顺”。其中，确有一些边疆民族的首领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中原王朝的认可，比如西汉时的呼韩邪单于因匈奴内讧而归降汉朝，双方最初的朝贡、赏赐之间显然带有更多的政治性，也带有表忠心与赏“忠顺”的真实性。同时，这种朝贡、赏赐具有更多的经贸往来倾向，由于中原王朝强调前来朝贡才是“忠顺”的，“忠顺”了才能给予“赏赐”作为交换，所以许多边疆政权就打着“朝贡”的旗号，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一些境外的商人也仿照这一做法，早在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罗马帝国）就有商人到中国经商，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献上象牙、犀角和玳瑁，而《后汉书·西域传》中就记为“大秦王安敦遣使”献物。对此，中原王朝有时出于自大看不清楚，有时候即使看清了也不愿承认，明明是边疆政权、境外国家的商旅也一概称为“称臣纳贡”的贡使，到明清时期更发展到了极端，葡萄牙、荷兰等国的商人来华贸易，也往往被明、清朝廷称为“贡使”，连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都被当成了“贡使”。

古代中国，中原王朝、政权与边疆民族的“贡赐”贸易，往往因双方的实力决定“贡”与“赐”的主动性、自愿性有多大。当中原王朝、政权比边疆政权强大时，边疆民族、政权的首领会比较自愿地“朝贡”，既加强与中原王朝、政权的政治联系，以免不测之祸，又可获得大量的“赏赐”，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有收益。中原王朝、政权国力强盛，也乐得以这点“赏赐”显示恩惠，表现的也较为主动。如果前提相反，边疆政权“朝贡”的热情就减弱，一些政权甚至用军队的进攻代替使者的“朝贡”；中原王朝此时往往会文武并举，在派军防范的同时，要在“赐”的方面表现得主动一些，有时连“赐”的口气也没有了，改成“奉”、“赠”之类的字眼了，尽管国家衰弱了，也要拿出东西，讨好边疆民族的统治者。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就同时出现了这两种情况，双方的关系颇为典型。西汉初年，匈奴多次南下，在平城之围后汉朝不仅实行“和亲”政策，而且每年“奉”上一定的絮（粗丝）、缯（丝帛）、酒米、食物；武帝时不愿再委曲求全了，便用强大的军队出击匈奴；匈奴后来被打垮了，其中的一支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归降汉朝，他多次“朝贡”，表现得极为“忠顺”，汉朝多次大量“赏赐”，给予大批的物资，帮助他壮大力量。

两汉以后，这种“贡赐”贸易历代相沿，成为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特殊贸易形式。南北朝时期，北疆的柔然、突厥以畜牧业为主，辅以狩猎，需要和中原地区在经济上互通有无。柔然与北魏存在“贡赐”贸易，并通过“和亲”的机会加强经济往来，434年（魏延和三年）柔然遣使北魏朝贡，献上的马多达3000匹，北魏也不会亏待它，在双方“和亲”时自然要“赐”予大量的嫁妆。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强大的柔然成为严重的威胁，它们主动地送去金帛钱财，又以“和亲”嫁妆的形式送去礼品，以争取柔然贵族的支持。北齐、北周对峙时期，它们竞相送给突厥金帛财物，又出现了同类情况。隋朝时期，与突厥曾战争不断，但“贡赐”贸易却强化了双方的关系，如594年（隋开皇十四年），突厥各部向隋朝进贡马1万多匹、羊2万头和骆驼、牛各500头；607年（隋大业三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向隋炀帝献上3000匹马，炀帝则回赐丝帛多达1.3万匹。

隋末唐初，由于突厥极其强大，北方又处于割据混乱之中，刘武周、李轨、梁师都、王世充等割据势力都主动入贡突厥，“奉”上财物换取它的支持，及至唐朝统一中原、平定突厥，“贡赐”贸易的主动权就主客易位了，出现了边疆各政权争相“朝贡”的局面。在唐代，边疆各民族政权，如突厥、吐谷浑、吐蕃、南诏、回纥（鹘）、奚等各族与唐朝之间，既有“和亲”时的“贡”与“赐”，又有遣使“朝贡”时的“贡赐”贸易。其中，回纥与唐朝的“马绢贸易”也是以“贡赐”的形式进行的。回纥派到唐朝的使者，少者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除担负有政治使命外，大部分兼做买卖。马是回纥的主要贡品，多时达到上万匹，唐朝则按数予以“回赐”。按照当时的市价，每匹马不过换20～30匹绢，但因为安史之乱中曾帮助唐朝平叛，唐朝又想通过它稳定北部、西北边疆，便用1匹马换40匹绢的价钱“赏赐”。

宋辽夏金时期，宋朝为安定边疆，对辽、金每年都“奉”上“岁币”，对国力较弱的西夏称为“岁赐”，多少挽回了点面子。尽管仅仅是单向的，对方并不给予同等的“赏赐”，宋朝只是在花钱买和平，但也可以看作一种经济交流渠道。西夏与辽、金之间，则存在着西夏“贡”和辽、金“赐”的“贡赐”贸易。元、明、清时期，这种特殊贸易逐渐发展成为了完善的制度，对北部的蒙古各部首领、西藏的政教领袖、云南的土司等，都规定了贡期、使团的人数和行程及所带贡品的种类和数量，并对“赏赐”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做了规定。针对“贡使”往往自带货物的问题，明清时期在会同馆专门举行“贡市”，由边疆各使者和境外各使团把各自的货物拿出来出售，先由宫廷、官府派人选购，再让民间前来购买各地、各国的“进口商品”。这些措施的出台，表明明、清朝廷默许了“贡”、“赐”及其附带贸易的商业性，并希望把它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以达到以贸易显“恩惠”的效果。当然，这种限制轻者引起不满，重则引发战争，明前期蒙古各部就不断增加使团人数，以扩大既得利益，明英宗时期进行了限制，结果引起瓦剌贵族的不满，其首领也先以此为借口大举南下，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明军全军覆灭。“贡赐”贸易的交易主体仅仅是中原王朝、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统治者，但交易的物品却包括从奇珍异宝到生活用品的各类物品，比如在宋朝与甘州回鹘的“贡赐”贸易中，贡品包括白玉、琥珀、玛瑙、硇砂、乳香、牦牛尾等，“赏赐”物品有白银、铜钱、绢、帛、丝、茶。又如清朝对于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规定每两年遣使“朝贡”一次，贡品为哈达、铜佛、舍利、珊瑚、数珠、藏香、氆氇等，而清廷“赏赐”达赖、班禅的物品有镀金银茶桶、镀金银瓶、银钟和蟒缎、龙缎、妆缎、片金、闪缎、八丝缎等丝绸以及哈达等，并赏给正、副使蟒袍、雕鞍、银茶桶、银执盂、缎、毛青布、虎皮、豹皮、獭皮等，连跟随前来的喇嘛也赐给缎、毛青布。

民国初年，北京民国政府沿袭清朝的制度，边疆各族政教领袖仍保持“进贡”的惯例，大总统也会颁发奖章、发给财物以示勉励，在共和时代这当然不能再称为“贡”与“赐”，但显然与“贡赐”贸易一脉相承，仍带有政治、经济的双重意图，依然是强化中央与边疆联系、促进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一项措施。互市：官方控制的贸易

互市也是古代中国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重要渠道，这是政府控制之下的贸易。这种贸易上起秦汉，下至明清，既发生在中原王朝或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也存在于边疆地区的部族、政权之间，一般由双方议定在辖区交界地点设立市场，宋代称这种市场为榷场，由双方派官吏管理。

中原王朝、政权与边疆政权、部族进行互市时，往往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首先具有政治上的意图，力图通过互市强化与边疆民族、政权的联系，开通互市以显示“中原天子”的“恩德”，停止互市以表明对不“忠顺”的首领的制裁；同时，经济上则希望互通有无、繁荣内地经济，内地商人、边疆地方官、百姓更看重这一层的作用，因为互市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商人可以赚钱、官员可以出政绩、百姓可以交换物品，一旦实行制裁就往往与对抗、战争相伴，更是商人、百姓所不愿看到的。

汉朝与边疆民族、政权的互市长期进行，特别是与南越、匈奴之间。岭南地区在秦代设置郡县，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比以前要频繁得多，秦末赵佗建南越，与内地的互市仍然存在，公元前196年汉朝授予赵佗玺绶，赵佗称臣，双方又划定边界，交界地区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双方主要进行金器、铁器、农具、马、牛、羊的交易。公元前183年，汉廷下令禁止与南越的贸易，又有传言讲赵佗在北方的祖坟被挖、兄弟被抓，赵佗便称帝反汉，汉廷则增兵岭南。文帝即位后改对抗为安抚，赵佗自去帝号向汉称臣，交界地区的贸易又恢复正常。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灭南越，岭南之地回到汉朝直接统治之下，与内地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

汉朝与匈奴的贸易在两汉时期持续进行，即使汉初双方战争不断，但匈奴贵族觉得汉朝“奉”上的物品并不够用，仍希望双方开展边境贸易，以得到更多的汉地物品。汉朝也想通过互市加强联系、牵制匈奴，便在边界地点开展贸易。后来，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被东汉击败远迁，仍希望与汉朝贸易，84年（汉元和元年）还派人赶着一万多头牛马到东汉的边境，要求进行贸易。在双方的贸易中，汉地从匈奴输入了牛、羊、马和毛皮等，匈奴则从汉地得到铁器、铜器、陶器、金银、粮食等，既满足了双方的需要，有利于北部边疆的发展，又增强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形成了你需要我、我离不开你的局面。这也是促成西汉时呼韩邪单于归汉、东汉时南匈奴归附的重要因素。

隋唐以后，互市依然是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的重要渠道，如隋朝初年曾与突厥长期战争，这对内地与边疆的经济往来产生了不利影响，等到隋军击败沙钵可汗的攻势，突厥各部先后对隋称臣，594年他们献上大量的马、牛、羊，隋朝才答应在沿边地区恢复互市。元、明、清时期，内地与边疆的互市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在官方控制的“官市”结束后，允许民间进行“私市”。比如明朝时期，准许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与中原交界的地区每月在适当地点开设月市；又在辽宁义州（今辽宁义县）开设木市，用内地的粮食、生活用品换取蒙古地区的木材。“茶马贸易”在明朝时尤其突出。从明朝初年起，由于藏族聚居区需要从内地输入大量茶叶，而明朝又需要从那里购买大量的马匹，就采取了政府垄断的方式开展“茶马”贸易。明朝在陕西、四川地区收贮汉中茶、巴茶，后来又从湖广收贮茶叶，专门用于“茶马贸易”。明朝在今天甘肃、四川、青海的天水、临夏、临潭、雅安、松藩、西宁等地设立茶市，设茶马司统一管理与藏族的茶马互市。为确保购买到足够的马匹，明朝禁止贩运私茶，严禁内地商人到藏族地区收购马匹，也禁止藏族商人到内地购买茶叶，如发现汉地商人贩运私茶出境者和关隘失职者，一律凌迟处死。在互市时，马以上、中、下和年齿论价，茶叶则分为上、中等，并禁止劣质茶叶输出，以免影响马匹的输入。茶与马的比价由明朝规定，各时期、各地方的比价有所差异，主要随供需形势而定，比如明朝初年，雅州（今四川雅安）的茶多马少，就规定1匹马给1800斤茶叶，而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的茶少马多，就规定上马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土木之变”后，明朝战马损失很大，由于急需马匹，就提高了比价，规定上马100斤、中马80斤。另外，明朝还曾用盐、绢、布、牛、银等换马，并规定了比价。

在北方，明朝还在指定地点开设马市，与蒙古各部和女真进行以马为主要商品的互市。每年开市一两次，按品种、等级定出牲畜的价格，明朝或者用银、钞收购马匹，或者用绸缎、布匹、铁器、茶叶和其他生活用品折价换马。这种马市称为官市，明朝派官员进行管理，驻军维持秩序，各部的首领也派人到市场上监督、管理自己的部属和商品。如果互市顺利，明朝官员就在结束后设宴招待边疆各部的主管头领，以明朝朝廷的名义给予“赏赐”——市赏。如果对方在互市时有敌对行动，或者扰乱市场，明朝就用不发市赏甚至是停止马市的手段加以制裁。

明朝将互市中得到的骟马送到边关用于作战，或者发往各都司卫所进行训练，而母马、马驹和尚未调拨走的都送到苑马寺饲养。明朝设了许多养马的处所，如陕西和甘肃都有苑马寺、行太仆寺。应当说，茶马贸易不仅仅使明朝获得了大量的战马，而且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边疆的蒙古、女真、藏族等地区获得所需的盐、茶叶、铁器等物资，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农牧业、副业等的共同发展，对边疆开发更具有积极意义。

在统一王朝时期，互市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经贸往来，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在多个政权分立对峙时期也是如此。这在宋辽夏金时期颇为突出。为开展互市，宋、辽在交界地区设立榷场，辽的榷场设在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地，宋设在雄州、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县）、广信军（今河北徐水县境内）等地。宋从辽输入银钱、布匹、马、羊、骆驼等，而向辽输出缯、帛、漆器、粮食等，不仅在互通有无中便利了百姓的衣食住行，还使两国政府从中获得大量的税收。不仅如此，辽朝还在境内的北部地区设立榷场，与女真等民族进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榷场设在宁江州（治所混同县，在今吉林松原市境内），女真人的主要交易物品为金、布、蜜腊、药材等。

宋朝在与西夏交界地区也设有榷场，西夏从内地输入丝绸、粮食、布匹、香药、瓷器和其他日用品，向内地输出骆驼、马、羊、毡毯、蜜蜡以及柴胡、麝香、红花等各种药材。双方在互市中形成了互补，特别是西夏对内地生活用品的需要量很大，因此当关系恶化时，宋朝就用停止“岁赐”、互市的办法进行制裁。1039年～1042年间，双方战争不断，元昊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却在经济上打了败仗，因为宋朝为此停止了“岁赐”，关闭了榷场，这对宋朝影响不大，西夏境内则出现了粮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短缺，引起物价上涨。元昊的对宋战争政策让官民颇为不满，于是转向了议和。

宋朝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不断，十分需要战马，为此在西北的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河州（治所今甘肃临夏市）和西南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南部的邕州都设立榷场，以内地出产的茶叶和其他土特产换取吐蕃各部、大理的马匹，这种贸易历史上称为“茶马贸易”。这就使吐蕃、大理与内地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有利于西南边疆的发展，而宋朝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战马，据记载绍圣年间（1094年～1098年）每年购买的马多达2万匹。

南宋与金朝1142年议和之后，在交界地区广设榷场，但此后双方时和时战，榷场也时开时闭。尽管如此，双方互市的品种、数量都相当可观，南宋从金朝输入貂皮、珠宝、人参、甘草、绢、松子等等，向金朝输出茶叶、生姜、陈皮、牛、米、象牙、犀角、檀香、丝织品等等。茶叶是双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1223年（金元光二年），仅河南、陕西的50个郡从南宋购买的茶叶，总值就高达30万两白银。互市促进了南北经贸往来，金、宋政府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赋税，比如1196年（金承安元年）金政府就从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榷场获得了122099贯的税收，而南宋从输入金朝一个榷场的税额也达到了43000贯。

金与西夏之间设有榷场，但规模较小，时断时续。经过西夏多次要求，1141年（金皇统元年）金朝才答应互市，双方在保安（治所在今陕西志丹县）、兰州、绥德（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等地设置了榷场。西夏以珠宝、玉石交换金朝的丝帛，金世宗认为这是“拿无用之物换我们的有用物品”，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停止了保安、兰州两个榷场；1181年恢复了绥德榷场，10年后恢复了所有旧有榷场，但1193年（金明昌四年）又全部关闭；以后一度恢复兰州、保安榷场，但又因双方战争而关闭。民间的自发贸易

在古代的中国，民间的自发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商业形式，它有时是官控贸易的补充部分，只要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公开的纳税、私下的贿赂等——无论内地的商人，还是边疆的商人都有机会进行合法的贸易，比如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一般都得到沿途官吏的保护；有时则走向官控贸易的对立面，发展成为走私，特别是茶叶、食盐等利润丰厚，政府又以专卖的手段独占利润时，就成为了“不法”商人走私的对象。

商人是民间贸易中的主角，他们以自己获利为目标，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内地与边疆的经贸往来。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胡商”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东进中国内地丝绸产地，西进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在自己获利的同时，起到沟通中外、联系内地与边疆的重要作用。清代，不少商人随军西征天山南北、北进蒙古大漠，在协助清政府解决战马、军粮的同时，又获利颇丰。一些实力雄厚的盐商还参与新疆屯田，还有的商人在边疆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有利于边疆的开发。

近代，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即使在这种险恶环境中，中国内地的商人仍在边疆占有一席之地。19世纪后期，漠北喀尔喀蒙古各地的内地旅蒙商人多达20万人，固定的商号约500家，其中就有“天义德”、“元盛德”、“大盛魁”等一些大商号，这些内地商人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元、明、清三代与内地的贸易活动频繁，尤其是与邻近各省的货物贸易品种多、数量大，从四川、云南、甘肃等省输入茶叶、棉布、丝绸、白银、红糖、原铜等商品，西藏的羊毛、羊皮、兽皮、氆氇、瓷器和藏香，以及鹿茸、麝香、虫草、贝母等药材则大量销往邻省。大量的内地商人成为这些商品的经销者，清朝时拉萨有汉商两千多户，19世纪末英国对西藏大肆掠夺，倾销茶叶、棉布、丝绸等商品，即使如此，20世纪30年代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商人在拉萨仍然颇为活跃。

1931年以后，西藏与中央关系日益密切，与邻近省区的关系有所改善，与内地的贸易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沿海被日本侵占，大量的布匹、医药等经西藏远销内地，不仅西藏的商人积极参与内地与西藏以及中印贸易，而且不少内地商人还把商品由内地经云南、印度转运西藏。西藏地区的贸易因此获得很大发展，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市舶司

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

北宋开宝四年（971）设市舶司于广州，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陆续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设立市舶司。除广州市舶司外，其余几处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废。三年，宋政府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设市舶务。南宋建炎二年（1128）复置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从此，又恢复了两浙、福建、广南东路三处市舶司并存的局面。乾道二年（1166），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处市舶机构皆称为市舶司。北宋末大观元年（1107）始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南宋前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通称“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罢两浙路市舶司后，原属两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机构只称“场”或“务”。福建、广南东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广州，下设场、务。

宋代市舶官制变化十分频繁。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和负责地方财政的转运使共同领导，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体事务。元丰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市舶兼职，而由转运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后又专设提举官。南宋时，各处市舶司曾一度并归转运司，或由提点刑狱司、提举茶事司兼管，但为时不长。两浙路各处市舶务的“抽解职事”由地方官负责。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仍设“提举市舶”一职。

宋代没有关于市舶制度的统一、完整的规定，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①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②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③“阅实”回港船舶；④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⑤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⑥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42万缗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统治危机深重，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不过一千万缗，市舶收入即达150万缗。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财政。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初置香药榷易署，当年获利30万缗。

宋代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所造海船载重量可达5000石（300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广泛应用于航海，还出现了记载海路的专书——《针经》。与宋王朝有海上贸易的达五六十国，进出口货物在四百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

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南宋时期更是如此。对市舶司中能招徕商舶的有功人员，往往给予奖励，对营私舞弊的行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闽等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处港口设置。

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辖。每司设提举二人，从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设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国家经营买卖的商人，同时也经管市舶事务，但为时不长。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①根据舶商的申请，发给出海贸易的证明（公验、公凭）；②对准许出海的船舶进行检查，察看有无挟带金、银、铜钱、军器、马匹、人口等违禁之物；③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货物），押送回港；④抵岸后，差官将全部货物监搬入库，并对全体船员进行搜检，以防私自夹带舶货；⑤将舶货抽分，细色（珍贵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后改为细货十取二，粗货十五取二。另征收舶税，三十取一。之后，发还舶商自行出售。对于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市舶司也采取类似的管理办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400斤，金3400两。当时人说市舶收入是“军国之所资”，可见它在元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重要地位。

市舶司初建时，一般均沿用南宋制度，日久弊生，严重影响市舶收入。至元三十年，元政府制订了“整治市舶司勾当”的法则22条。延元年（1314），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22条。这两个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增加更多的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则比宋代更为严密，说明封建国家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但是，贵族官僚常常带头破坏规定，使它流于空文。

元代见于记载的与中国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一百个以上，东起日本、高丽（今朝鲜），西至东北非和西南亚。进口的舶货，种类繁多。据庆元市舶司的资料，细色130余种，粗色约90种，共220余种，主要是香料、药材、布匹、宝物等。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贸易的开展，有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设立，使海外贸易趋于制度化，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存在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往往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开展，元代中期以后特别明显。

明代沿袭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诸国朝贡和贸易事务，置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属下吏目一人，从九品。提举，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盐课提举司提举兼任。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因此，税收大权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长官手中。直至明末，采取了定额的包税制，才改由提举负责征收。

吴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设市舶提举司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今江苏太仓附近），洪武三年（1370）以太仓逼近京城改设在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后移至福州）、浙江的宁波各一司。在广东的是专为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刺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诸国朝贡而设，在浙江的是专为日本朝贡而设，在福建的是专为琉球朝贡而设。七年，上述三司曾经一度废止。永乐元年（1403）又在广州设怀远驿，在泉州设来远驿，在宁波设安远驿，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国贡使及其随员。广东怀远驿，规模庞大，有室二十间。广东市舶司命内臣提督。六年，为了接待西南诸国贡使，又在交云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港）设市舶提举司。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罢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广东一司。不久亦被废止。直到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的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

佛教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

伊斯兰教

东汉 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惟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或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成实、三论、毗县、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祗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

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

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隋唐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的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它们在佛教中应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击，统一内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把一切佛教经典著作按照本派学说毫无遗漏地给以分类。如天台宗判教，《天台四教义》是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和神学体系分类的。华严宗，如宗密《原人论》，把佛教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禅宗按渐悟和顿悟划分佛教。各宗派通过自己的分类，来说明佛教的各种理论教义是佛根据不同听众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时间采取的深浅不同的讲经方式，其目的在于说明：佛经的基本教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看来好像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互相补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各种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可见，隋唐佛教思想不仅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它还反转来对当时的基础起着加强、巩固的作用。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随着当时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佛教理论也从中国传播到东方一些邻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学者，不少是外国僧人，他们多是来中国传授佛教的。隋唐时期国际著名学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国僧人到中国来，多是来向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并把在中国学到的佛教宗派哲学介绍到他们的国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经找不到原本，也有从中国的汉译佛经中转译回去的。汉译佛经与藏译佛经也经常互相交流。邻国朝鲜、日本各国也开始有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到过长安的国际僧人，终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有关音乐、艺术、建筑、雕塑等，也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这虽是佛教思想传播中的副产品，但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其影响也相当广泛。

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儒、释、道并称“三教”。国家重大节日或庆典，招三教讲论于殿廷。开始时三教讲论多标榜自己的主张而贬低另外两教的主张，后来则多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立场，以论证三教的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佛教与道教两个以出家为号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时间互争高低，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由于僧人献《大云经》，为武后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朝廷又规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班次排列不分先后，终唐之世，遂成定制。

为了使佛经得到长期保存，隋代僧人静琬于幽州云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经的先例，雕刻石经，把重要的佛教经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继续刻制，使这里成为佛教文物宝库，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石刻本。除房山数量最多外，尚有山东泰山和徂徕山、山西太原凤峪、河北响堂山等处。隋唐时期在敦煌、洛阳龙门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画艺术精美，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还保存有手写重要佛经及其他书籍。敦煌唐人写经与房山石经是极珍贵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学者的重视。

隋唐时期佛教僧众日渐增多，朝廷制定了管理僧众的法规。隋开皇十五年（595）政府颁布《众经法式》作为管理僧尼的依据。唐朝后期，百丈怀海撰有《百丈清规》，是禅宗僧众首领自己制定的管理规章，后经历代不断修订，成为佛教徒（不限于禅宗）公认的僧规。

佛教经典及注释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历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断雕印，《大藏经》卷数也逐渐增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984年起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余种，合计两万三千余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录学、分类学也趋于完善。经考古发现，隋唐时代已有印刷的佛像，为后来宋代印刷《大藏经》准备了条件。

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渐由盛变衰；从形式上看，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与道、儒三教鼎立，逐渐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佛教的宗教理论和思想渗透到儒家的伦理纲常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学所吸收。

北宋时期，除了徽宗、钦宗两帝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统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据佛教史料记载，从太宗即位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普度僧人17余万人。同时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使中断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重新恢复。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从北宋开始出现雕刻佛经，为以后佛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量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禅宗为最盛，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也较活跃。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南宋偏安，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趋于衰微。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特别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禅宗、律宗继续流行发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000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感情。明代诸帝中，多半“与佛有缘”，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总趋势中有所发展。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佛教界出现了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们都是禅教皆通，对内融会禅、教、律学说，使佛教各宗趋向融合；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进而达到“三教同源”。作为宋明理学中明代理学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禅宗思想影响很大，提倡“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万历年间在佛经雕刻方面出现了《方册藏》（又称《径山藏》、《嘉兴藏》），初刻于五台山。《方册藏》的出现，“省梵筴本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是请藏之风极炽”。

清代前期几代皇帝重视佛教。康熙年间，对汉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雍正重视藏传佛教，但提倡儒佛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壁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一些佛教宗派和组织又有所抬头，如清末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五四运动后，太虚等人曾通过兴办学校，印刷出版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但西方现代思潮已涌进中国，佛教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成为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中国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

景教

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

摩尼教

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21人，许其传教。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唐天宝四载（745）玄宗下令改称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仅建于长安，地方府州也有。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止。后来衰微，元代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摩尼教

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的宗教。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其教义是糅合波斯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印度传入的佛教及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而成。摩尼教曾不容于波斯，摩尼本人亦被处死。然摩尼虽死，其教向外传布却甚为迅速，3～6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

据考证，摩尼教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由波斯人拂多诞传入中国。拂多诞所持者为二宗经，“二宗三际”是摩尼教的根本教义。即“光明”与“黑暗”为二宗，三际是“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认为经过三个阶段，光明即战胜黑暗。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远在拂多诞得到官方承认以前，摩尼教已在中国民间流传多时。当它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的排斥，唐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只准许胡人信奉。但它在回鹘，却受到可汗的尊崇。安史之乱后，回鹘人以助平乱事之故，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倚仗回鹘人的势力，大大发展。各地多有摩尼教寺院，称为“大云光明寺”。清代末期在今蒙古国境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摩尼教在回鹘可汗大力支持下传布的情况。此碑又称摩尼教为“明教”。这个称号到后来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李炎灭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摩尼教多在民间秘密传布，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用以组织群众的工具。五代后梁时，陈州毋乙、董乙的起义和宋代的方腊起义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朝末年，韩林儿、刘福通的起义以白莲教号召群众，有人认为白莲教就是摩尼教与佛教弥勒派的结合。

20世纪初外国探察者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了钵罗婆语、粟特语、古突厥语、汉语的大量摩尼教经书断简，石窟壁画中亦有摩尼教内容。同时，敦煌文书中也出现了汉文的摩尼教残经。这些残经的重新发现，把对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研究推向新阶段。伊斯兰教

7世纪初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伊斯兰一词，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尊奉安拉（中国穆斯林亦称真主）为惟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立法和行为道德规范的依据。穆罕默德创教不久，因受迫害，于622年动员大批教徒从麦加迁至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Ummah）。后来穆斯林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632年，穆罕默德完成了创教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事业。以后他的继承人（哈里发）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随之在亚、非、欧广大地区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

史学界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651年8月25日（唐永徽二年八月初四）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瞰密奠末腻）首次派使臣来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这是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第一次遣使聘问。但民间交往可能更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来到中国。陆路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唐都长安。当年的长安有西市，内有“波斯邸”、“胡店”。海路前来中国的商人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唐书上称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为“蕃坊”，这些商人被称为“蕃客”。他们在蕃坊内建造清真寺，过宗教生活，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伊斯兰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穆斯林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穆斯林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七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伊斯兰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南海交通

南海是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通道。据《汉书·地理志》，由日南边塞（出海口在今越南岘港）或徐闻、合浦出发，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五月，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全程1060海里；船再行四月，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全程840海里；再船行20余日，到谌离国（指暹罗古都佛统），全程约100余海里。由谌离国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与下缅甸直来人居地，包括萨尔温江入海处和仰光一带），全程300公里。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建志补罗，出海口为马德拉斯），全程1728海里。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Sihadvipa，意为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乃循原路而归。

王莽辅政时，黄支国遣使至中国赠生犀牛，该国使臣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到达皮宗（即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全程1700海里；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西贡，到日南、象林界（越南岘港），全程1700海里。

由此可见，日南道又分南、北两线。北线自日南、徐闻或合浦，船行经都元、邑卢没、谌离后，舍舟登陆，步行至夫甘都卢，再乘船至黄支，汉使南下多循此线；南线则由黄支经皮宗至日南，黄支使臣北上即循此线。

汉使南行皆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日南至谌离，乘坐暹罗湾或印度支那半岛南部船只，船形狭长如龙舟，以人力划桨前进，只能在近岸的浅海而不宜作远洋航行，平均日行7海里。自谌离横越半岛以后，改乘印度洋孟加拉湾的船只，船体高大，利用季候风扬帆，每日平均能行28海里。黄支国使臣至皮宗所乘亦此种船，只是到苏门答腊后要等待半年转换一次的季候风，故实际所需时间也仅两月，同皮宗至日南一样，日速28海里。《汉书·地理志》还载黄支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所产明珠、璧琉璃、奇石等，自汉武帝以来，源源流入中国；中国的特产也通过馈赠、贸易，不断输往上述各地。

荷兰侵占台湾

指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的侵略。荷兰在17世纪继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将韦麻郎率军舰两艘偷袭澎湖，伐木作舍，拟长久占领。明朝总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率兵面责，荷方理屈，于十一月退出澎湖。天启二年（1622）五月，荷兰舰队再次侵占澎湖。四年二月，巡荷兰殖民者投降图抚南居益派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等收复澎湖，擒荷将高文律。荷兰殖民者强占澎湖的阴谋未能得逞，于同年八月转而侵占中国台湾岛西南部，先在大员建台湾城（荷人称热兰遮城），后又在赤嵌地区建赤嵌城（荷人称普罗文查城）等城堡，做为军事侵略统治据点，并使用武力镇压高山族，烧毁村社。崇祯十五年（1642），荷军又打败于天启六年侵占台湾北部鸡笼（基隆）淡水的西班牙殖民者，夺占了台湾的西南部和北部。荷兰在台湾对汉族、高山等族人民施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剥削。在政治上通过任命汉族和高山族“长老”进行统治；在经济上将台湾土地全部占为已有，向台湾人民强收高额地租，每甲田（约合11亩）年收租为上田十八石，中田十五石六斗，下田十二石二斗，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在文化教育上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向台湾人民灌输宗教思想，创办学校，推行奴化教育。荷兰的殖民统治，遭到广大台湾人民的多次反抗，其中以清顺治九年（1652）郭怀一起义规模最大。十八年四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在台湾登陆，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九个多月的战斗，于翌年二月一日迫使荷兰侵台长官揆一投降，将其全部赶出，结束了荷兰在台湾的38年的殖民统治。

交布政使司

明初在大越国（今越南）北部、中部设置的行政机构。全称交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大越国，中国封建统治者称之为“安南”。明永乐四年（1406）七月出兵征讨大越国，次年于其地设交肚都指挥使司，交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等处提刑按察使司，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尚书黄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布政司治所在安南之东都，即今河内市。所辖府、州、县前后有变动。据《明太宗实录》和永乐《交总志》载，永乐十三年共有交州、北江、谅江、谅山、新安、建昌、镇蛮、奉化、建平、三江、宣化、太原、清化、义安、新平、顺化、升华等十七府。广威、嘉兴、归化、宁化、演州等直辖州和其他散州计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由于升华府地为占婆国所控制，故实际管辖范围约当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以北的地区。宣德二年（1428）十二月底，大越国再度独立，吐布政使司废。

东西洋

元代以来中国古籍对大陆疆域以外海洋的合称。对东、西洋的范围的划分有个认识发展过程，其概念因时代、载籍不同而有区别。13世纪末，徐明善的《天南行纪》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已提及“西洋”之名。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同时提及东洋、西洋的著作。依该书所记，元代的东、西洋应以中国雷州半岛一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为分界。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及其以东的海域、地区为东洋，其中爪哇岛、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岛、帝汶岛直至马鲁古群岛一带被称为大东洋，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群岛被称为小东洋。西洋指加里曼丹以西至东非沿岸的海域和地区，其中又以马六甲海峡为界而分为大西洋和小西洋。今南海西部谓之小西洋，印度洋当即大西洋。这种划分自元代至明代中期没有多大变化，郑和下西洋时所说的“西洋”，实际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大，小西洋。但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则以西洋名国，专指印度南部一带。

明末清初，东、西洋的范围与概念又有变化。明张燮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东西洋考》总结了长期以来舟师、水手的航海经验，明确提出应以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一带为界，来划分东、西洋，《明史》基本上沿袭其说。这一时期东洋的范围逐渐东移，原来的小东洋被称为东洋，而台湾、琉球一带则被称为小东洋。至于元代称为大东洋（爪哇岛至马鲁古群岛一带）则被改称为西洋的范围。同时西洋的范围亦渐西移，原来的大西洋（今印度洋一带）被称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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