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侯惠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3年3月18日

文前辅文

当人类跨入21世纪，谈论最多的就是谁将是21世纪的标识。有关于“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的种种猜测，更有现在的世界老大美国豪称要“再领导世界一百年”。这一状况反映了当今世界的一个特点，即这是一个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世纪，而造成这一重大变动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有人这样描述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世界震撼：“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纪带来的可能是[1]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道路是如何开辟的？中国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它将给世界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是加以总结和回答的时候了。

[1] 张维为：《中国震撼》，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页。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创性“修”出来的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的选择检验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个只会跟在别人后面“走路”的民族，不要说永远无法超越别人，而且因为要付“买路钱”、要看别人的脸色，因而永远不能直起腰来走路。而一个能够用几十年时间创造出别人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业绩的民族，则必定是具有“开路”精神的。如果这还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饱受百年蹂躏而积弱贫穷、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走到了这一步的民族，那么这必定是一个具有伟大开拓精神和百折不挠意志力的坚强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发展，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洗刷百年耻辱、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成为现实。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做出的正常判断。可是今天恰恰就有超越正常人思维来做的判断，还自以为其是今天的“改革新思维”。请欣赏以下奇文：“‘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一些人以为我们过去35年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道路在于我们的模式好，我们不仅要坚持，外国人也要向我们学。事实上，我们35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后发优势，我们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1]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发表这样无知的言论自然令人吃惊，然而作者的所谓“著名学者”的身份则使我们只能发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的感慨。

其一，按照“走路”必然快于“修路”的逻辑，后发展国家必然都能持续快速增长，用几十年走过两百年的路应该是普遍现象，然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后发展国家无不举步维艰、陷阱重重，如中国这般既非发达国家“盟友”，亦非依附性小国能够脱颖而出者，绝无仅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以9.8%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现在不仅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而举世瞩目，而且以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家经济面临升级转型压力的严寒中，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第一贡献国而“一枝独秀”。今天，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3万亿美元，是名列世界第三的日本的1.6倍，现在人们普遍议论的是中国何时而不是能否跃升世界第一。

但是，必须看到，“二战”以后能够创造经济20年以上高速增长可称为“奇迹”的例子极少，其中可算得上“后发展国家”创造的“奇迹”更是寥寥，而作为区域性后发展大国创造的“奇迹”则中国仅此一家。曾经创造了“日本奇迹”的那个国家大概不能算为“后发展国家”吧！而对于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如果说其高速发展是因为按别人修好的路“走路”的结果，除了招骂，还能有别的待遇吗？虽然今天对于发达国家提出了种种预警，预测10年后、20年后以致40年后世界经济版图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将有多少后发展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但这一切不仅都还是预测，而且其根据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成功。其实，就目前而言，即便是“金砖五国”，除了中国，其他国家还没有使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现实。结论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别人两百年的路，不仅极为罕见，而且绝不可能是“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

何以如此？因为先“修路”前行的国家遵循的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侵略扩张逻辑。它们不仅大肆掠夺别国的财富为自己修路，而且大力打造“隔离带”对道路进行全封闭管理，以致让别国无法“上路”。不要以为资本主义“修了路”就使阳光得以普照大地，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2]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前行者断了后来者的路，使得后来者不但不能“自然走得快”，而且是“夜深沉、路漫漫”，这就是历史展示的普遍图景。对于后发展国家，不仅要探讨如何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在此后还要面临着如何发展的新的严峻考验，哪有什么“别人修好”的现成的路可走？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亦即“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凝聚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使财富创造的源流涌现，盘活并有效整合现有的内外资源；最大限度地捕捉和利用每一个发展的机遇，应对每一个阻碍发展的挑战，不管你承认与否、学习与否，这个“模式”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分析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事实，指明这一事实在历史上的罕见和来之不易，最后不能不回到“中国模式”这一根本点上。把中国的成功视为“走别人修好的路自然走得快”的观点之所以荒谬，首先在于它找不到历史事实的根据。论据的贫乏决定了结论的武断，其不能认为中国“体制优越”的判断也就必然荒谬。现在包括国外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必须正视中国发展和“西方模式”不同的现实，既不能视其为“异端”，也不能视其为“偶然得手”，而必须从中国逐步成熟、完善的中国体制内部寻找其成功的原因。

的确，离开中国内在原因去谈论中国的成功，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一些表象的、偶然的条件，给人一种“幸运”的感觉，而通常的结果则是把中国的成功实际上归结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功劳，中国的成功似乎是印证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别人修路我们走路”就是一种最坏的外因论，其无法自圆之处在于，如果外部条件相当的众多国家中，唯独我们“能”，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要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就会不断接近问题的真相，回到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制度这一根本点上。

从最为直观的观点看，似乎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其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中的外需扩张，通过“中国制造”打开世界市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全球化的机遇对于各国是均等的，为什么别人抓不住而唯独中国能抓住？再有，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绝非中国的发明，此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国家不乏先例。问题在于当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时，许多以“外贸立国”的国家却风光不再，致使中国能独领风骚。因此，问题就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抓住机遇，中国的外需拉动为什么能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这种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当然只能从“国家体制”上去寻找。

从较为流行的观点看，中国的成功似乎得益于所谓的“人口红利”，即大量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力，使中国得以不断地在海外市场攻城拔寨，抢占先机。但是，起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高于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海外市场却没有丢失？何以还能维持高速发展？答案只能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是孤立地出售廉价劳动力，而是和劳动力的技能及素质提升、国家的产业升级及经济转型同步发展的人的力量展现，因而至今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问题就又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国际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一关键点上，国家政策及其制定的“国家体制”便又首当其冲。

从“唱衰中国”的观点看，中国的成功似乎都是靠“不入流”的手段获得的，即所谓“寄生性经济”“透支式开发”“欺诈性贸易”等。就局部现象而言，此类偏见似乎也并非全是栽赃，然而从总体上看，的确是无稽之谈。从一个在国际经济中不具影响力的后发展国家，成长为在当今世界稳居第二位且仍在不断上升的经济体，岂是一个“寄生”“欺诈”了得？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的中国及世界财富的巨大增长、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民生改善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是靠“寄生”“欺诈”手段能够做到的吗？尽管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了商业和金融欺诈，然而马克思还是断然拒绝把资本主义经济归结为“欺诈”和“暴力”，因为这些手段只能转移所有权，而不能创造新财富，因而必须立足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基本事实。这就是说，任何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经济体系，都必须从其经济运转方式和“国家体制”上进行分析。

从较为贴切的观点看，自然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改革开放”，尤其在今天，释放“改革红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私有化？每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改革，同时也都需要设置改革的底线。底线的设置既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了“改革红利”释放的空间。中国的成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释放“改革红利”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根据。比如，许多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国等几个国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言下之意这是大势所趋。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从中释放出“改革红利”，更没有推动其城乡均衡发展？这说明，把破除私有化的禁区作为深化改革的攻坚点完全是一种误导。作为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成功的“制度”保障，我们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发挥这一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不断完善这个制度。

其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就是以“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导向，以“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为要求，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路径，不让特殊利益合法化、既得利益永固化、人民利益虚幻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不是名词之争，而是维护和实现谁的利益这一实质问题上的对立。制度是利益的守护神。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这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保证。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还必须允许某些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实际存在。但是，这个制度不允许特殊利益合法化，不允许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不允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私有制本身就意味着特殊利益的合法化、既得利益的永固化。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增加社会公共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政策，但其不可能撼动更不可能打破垄断利益的藩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已臻于成熟，我们在不断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内在地包含了改革自信。中国的改革有机地融入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格局中，成为发展的动力源。全会不仅确立了改革对发展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的“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对党的十八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落实。

中国的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活力，展示了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能够打破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破除的利益固化的藩篱，能够消除阶级对抗和两极分化，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上释放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这就是三中全会满怀信心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制度保障，这也是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我国又面临经济转型的强大压力下依然能够保持近8%的经济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提升的第一贡献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有力支撑着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已经不是外在的强制，更不是词语的点缀，而是灵魂。总的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已经不可动摇。在这一前提下，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的改革话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还有“基本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型国家”等；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和“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至于社会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就更为鲜明，如“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促进共同富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上述话语不仅成为我国改革的思想平台，而且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熟悉和认同。试图把当今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新理念”，因其不合时宜，不仅和者甚寡而落寞，而且当众出丑而丢人。下面，让我们更为具体地阐发开辟“中国道路”的这一不寻常历史。

[1] 张维迎：《改革必须走出的理念陷阱》，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2013年12月10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62页。二“中国奇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面对着危机重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弗朗西斯·福山满怀信心地要给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画上一个句号，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以“历史的终结”这一极其大胆的论断而轰动一时。1992年，受到“苏东剧变”的鼓舞，福山进一步从历史观上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使“历史的终结”演绎为一种完备的历史分析框架。他指出：“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的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1]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他的这一分析似乎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其后的岁月，在西方乃至世界，几乎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不管你是否喜欢资本主义，可你必须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来还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战现实，可最终还是无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构；也就是说，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取代它。齐泽克是这样描述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极具洞察力地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2]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乐观也罢，悲观也罢，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哪怕是左翼思想界也无法摆脱的一种普遍情绪。

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代中国，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历史格局，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具有了历史讽刺意义。似乎是为此佐证，一个认识福山的西方人，在临近2007年岁末之际，对这位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进行了“揭老底”：“我在1992年结识福山时，他正在为新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做宣传。他不厌其烦地向所有人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市场之间的重大冲突已不复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似乎正逐渐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模式’。这句话真是充满诱惑且给人以希望，似乎进化过程即将达到快乐的终点。我很想知道他会怎样解释2007年临近尾声时的形势。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发展得很好，但它们并未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范例，倒是满怀厌恶地对这个范例提出了挑战。对全世界的许多人来说，民主的愿望不像安全和繁荣那样迫切。今年年末，这两个大国比柏林墙倒塌后的任何时刻都更满怀信心。有趣的是，就在他们抱定目标意识和蔑视态度的同时，西方却对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民主的发展充满了怀疑。——《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美国[3]的强盛程度已经比不上布什政府刚刚就任之时。”这并不是个别人的偏激情绪，而是近年来开始在西方主流思想界弥漫的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历史的终结”成为现实，希望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不可动摇，希望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挑战永远成为历史。可现实和理智又告诉他们，世界远远没有到达其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终点，世界向何处去，现在看来至少还是不确定的——历史并没有终结。

十分有趣的是，福山本人似乎也否定了自己做“历史的终结”预言时所使用的方法，即忽视重大历史事件去谈论历史的过程。他最近主编了一部新书《出乎意料》，书中收录了各学科未来学家和政策分析师的作品。福山在序言中指出：“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该书指出，专注于那些真正算得上“战略意外事件”的未知事件，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其中“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美国霸权地位结束：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则被列为七大“战略[4]意外事件”之一。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的一统天下已经不复存在。

实际上，在1997年，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世界宣告，“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5]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通过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更高地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2007年，处于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的中国，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深刻总结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6]论体系。”这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扎根于实践沃土的鲜活经验，它生动地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实现这一伟业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7]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实际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已经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主义仍然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主导力量；理论及共同理想所激发出的政治热情、参与共同体生活的积极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代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国内外都存在着大量的误读，要害就是将其等同于“非马列主义化”“非社会主义化”，甚至视其为资本主义化的代名词。最新的一个例证是，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刚踏进2008年，执掌印度西孟加拉邦政权的印共（马），在庆祝建党42周年之际，“正式改信资本主义”。而该党领导人巴塔查尔吉居然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意识到，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中国和越南的工[8]业化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中得到启发。”在西方主流思想界，毫无例外地把当代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统统归功于“资本主义化”，而且他们确信通过他们的“柔性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合作）可以有效地加速这一进程。而当他们确信中国已经在经济上与其接轨以后，便越来越把“资本主义化中国”的眼光瞄准了政治领域。美国卡耐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我们必须更具进攻性》的标题下，反复声称：“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这是自由世界观：我们与中国人做的生意越多，他们就越会变得与我们一样。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这种经济战略中所缺乏的东西：支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一种信念，即只要经济合作就会带来变革——通过法治国家原则和通过形成一个以后将要求得到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等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9]实：这也许不起作用。”西方反华势力一直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捆绑在一起，从社会存在和社会认同两方面颠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为此，必须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创新性、道路上的开拓性、制度上的合理性，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转化为巨大的实践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能够说服人，而理论说服人的奥秘就在于其能够不断把握时代脉动而特有的前瞻性，因而创新决定了一个理论及以之武装的党的命运。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过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中国共产党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命题，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是进一步用党的十八大精神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的关键。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九十多年革命建设改革的“三件大事”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刻领会并加以阐发的。

首先需要弄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从什么意义上概括的。毫无疑问，不能从淡化推翻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就、淡化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10]探索的价值上去理解，而要把“九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的内在联系上去把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11]历史任务”。包含两大主题的历史任务指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实践上看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和实践则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九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强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一致；二是强调革命和建设、推翻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内在一致；三是强调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强调内在一致性，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极其艰难的长期探索，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依据，的确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1]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代序第2～3页。

[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页。

[3] 亨利·波特文：《中俄让“历史终结论”落空》，英国《卫报》2007年12月2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12月25日第3版。

[4] http：//news.sina.com.cn/w/2008-01-30/102214861878.shtml.

[5]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页。

[6]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2版。

[7]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4版。

[8] 《参考消息》2008年1月27日第3版。

[9] 德国《时代周刊》2008年1月1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月24日第16版。

[10] 正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评价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三“结合”——中国创新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思潮，更不是后现代式的虚无主义解构，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并推进新世界诞生的改变世界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就在于它始终和一个伟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运动血脉相连。任何否认或淡化这一联系的做法，都将导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之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历程同在，必定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需要共进，必定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集体话语。这就注定了它无论如何地“形而上”，也不可能将其经验基础完全蒸发；无论如何地回归“生活界”，也不可能成为“个人的独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既具有一般科学创新的特点（尤其在原创性方面），又具有一般科学创新所不具备的特点。一般科学的创新主要是一种工具性更新，是一种解释框架（“范式”）的变换，因而可以“断裂”，甚至需要“深刻的片面性”。然而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