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亨利·马什 （Henry Marsh）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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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生的自白：走向生命与死亡的十字路口试读：
前言
我总是开玩笑，我最珍贵的东西是那套藏在家里的自杀工具包，我珍视它们，甚于珍视家中的书籍、祖传的画作和古董。自杀工具包里装有多年来我设法获得的一些药物。但是我不知道这些药物现在是否还有效，因为药物上既没有“保质期”，也没有“最佳使用日期”。如果自杀失败，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或者是在急诊室里洗胃，那该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呀！对于企图自杀的人，医护人员总是夹杂着蔑视与傲慢，因为无论这个人是生是死，他都是失败者，是自我悲剧的始作俑者。
在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之前，我还只是一个初级医师，那时我们抢救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在结束了一段不愉快的爱情之后，服用过量的巴比妥类催眠药，决心自杀。一位朋友发现昏迷不醒的她，将她送到医院。我们把她安排在重症监护室里，24小时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病情稳定之后，她被转到了普通病房，而我就是那个普通病房的实习医生，也是级别最低的医生。在那里，我看着她慢慢地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一开始，她对自己仍然活着的现实感到惊讶，接着，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回到人间。我坐在床边与她谈心，她非常瘦弱，很明显，她一直在节食。戴着呼吸机昏迷了一天之后，她那深红色的短发蓬松凌乱，暗淡无光。她坐在床上，搭着医院的毯子，双腿蜷缩，下巴抵在拱起的膝盖上。她非常平静，这种平静也许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药物，也许是因为她感觉在医院里，自己仍处于生死之间的不稳定状态，因此暂时无须去想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她在医院里住了两天，我们成了朋友，之后她被转到精神病科继续接受治疗。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曾在牛津大学上学，还有一些互相认识的熟人，但是我却不了解她的过去。
不得不承认，当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或者是患上某种不治之症（比如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非常熟悉的恶性脑瘤）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勇气使用自杀工具包里的药物自杀。患上老年痴呆症可能很快就会变为现实。在身体健康时，死亡还是很遥远的事，你总是相当简单地心怀幻想，认为有一天自己会非常有尊严地死去。如果我寿终正寝，而不是突然死于中风、心脏病或是被自行车撞飞，那么我可能无法预测，生命结束时我将有何感受。生命的终结可能恰恰是沮丧痛苦，毫无尊严可言的。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如果我拼命地想要抓住余生那可怜的时间，我也完全不会感到吃惊。因为虽然在有些国家，医助自杀（由医生建议或协助的自杀）是合法的，但很明显，很多患了绝症的人会在最初阶段对快速结束生命表现出兴趣，不过在临终之时，他们大都会放弃这一想法。或许，他们需要的仅仅只是安慰：如果最后的结果非常糟糕，他们可以迅速地放下自我，祥和平静地度过余下的人生。而且，这种态度的转变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因素造成的，当死亡临近时，他们仍觉得自己有活下去的希望。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失调”，即心怀两种完全矛盾的想法。自我的一部分知道而且接受我们即将死去的事实，但另一部分却感觉或想象自己仍有未来可言。我们的大脑中似乎与生俱来就被植入了希望，至少部分如此。
随着死亡的临近，自我感知开始瓦解。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坚持认为，自我感知是一个有逻辑思维能力、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体的自我意识，它仅仅是潜意识这个宏大乐章的扉页，这个宏大的乐章中还存在大量模糊不清、不够和谐的声音。很多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都仅仅只是大脑创造出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能够对我们身体内外感受到的各种刺激、我们潜意识的种种活动，以及大脑中产生的冲动做出解释，也就是说，这种错觉只是具有抚慰作用的童话。
甚至有人说，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它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大脑在捉弄我们。但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垂死的病人拥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一个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另一个则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活着。一个好的医生会与病人的这两个自我交流。他既不能撒谎，也不能剥夺病人活下去的希望，即使这希望只是能够再多活上几天。但是这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保持缄默。忙碌的医院病房不适合进行这样的谈话，因为大多数人都注定会在这里死去。当我们躺在那里，气若游丝，我们头脑的某一个角落里仍会残留着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只有到了最后一刻，我们才会转过身去，面向墙壁，与世长辞。第1章 在退休的三周前守门人的小屋
一间小木屋孤零零地立在运河边上，破旧不堪，空无一物。腐朽的窗框挂在合页上，花园里杂草丛生，在齐腰深的野草里，隐藏着堆积了50年的垃圾。小屋正对着运河和水闸，它的后边有一个小湖，小湖的另一边铺设着铁路。这间小屋所属的房地产公司已经雇人对其内部进行了清理。不管是谁做的清理工作，他都不过只是隔着破旧的篱笆，把屋内所有的东西扔进花园和小湖罢了，所以现在湖边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垃圾：床垫、吸尘器的外壳、饭锅、几把缺了腿的椅子、一些生锈的易拉罐和破烂的瓶子。除了垃圾之外，湖畔芦苇成行，两只白天鹅游弋在远处的湖面上。
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第一次见到这间小屋。为了打发退休之后的时光，我正在牛津寻找一个能够做木工活的地方，一位朋友看到这间小屋正在出售，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把车停在支路旁边，沿着天桥走过去，小汽车和卡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我努力地在路边的树篱上寻找那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出口。在出口处，山毛榉矮小的枝条向下弯曲，形成一个幽暗的拱形通道，通道下一排长长的台阶向下延伸至运河边，台阶上落满山毛榉的叶子和果实。我逐级而下，走到宁静的运河边。这里河水平静，车辆的轰鸣声也戛然而止，我似乎在一瞬间从现实穿越到过去。顺着运河的纤道，(1)走上大约几百码，跨过一座古老的砖构拱桥，我来到小屋跟前。
花园里有几棵李树，其中一棵从一个废弃生锈的机器中间长出来。这个机器像是一个树篱修剪器，有一排能够修剪茂密灌木的往复式刀片。机器的两个大轮胎边缘上用很大的字体印着“艾伦”和“牛(2)津”。我父亲曾经有一个几乎同款的机器，用来修剪他那个两英亩(3)大的花园和果园。父亲的花园距离这里不足一英里，20世纪50年代，我在那里长大。有一次，我站在一旁看父亲工作，他在果园的草地上意外地碾压到一只鼩鼱。看着它血淋淋的身体，听着它刺耳的尖叫，我悲痛万分。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当时的悲伤。
从小屋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平静沉寂的运河以及那个狭窄的水闸上厚重的黑门。没有一条路可以直接通向小屋，只能沿着运河的纤道步行至此，或者是乘坐驳船过来。花园正对运河的那边有一堵砖墙，砖墙边上有几个饮马的水槽。后来，我在水槽上发现了几个金属环，那些拖曳驳船的马匹可能之前就拴在这些金属环上。很久之前，闸门由管理员负责看守，但是现在，运河沿岸这些管理员居住的小屋都已被出售，闸门无人看守，那些途经这里的驳船只能自己操作闸门。有人告诉我，这里栖息着一只翠鸟，另外还有几只水獭，人们经常会看到那只翠鸟掠过水面一闪而过的身影。而仅仅几百码之外，混凝土结构的立交桥上，车流在运河上方呼啸而过。倘若转过身去背对公路，我就能看到田野和树木，以及屋后芦苇成行的湖畔。我能回忆起60年前，我在附近古老偏远的乡村中长大时的情景，那时候这里还没有修建公路。
地产经纪公司的年轻女士坐在小屋入口处的草堤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等我。她打开前门的门闩和挂锁，我走进小屋，跨过地上几封满是泥泞脚印的信件。我低头看那些信，房产经纪人告诉我一位老人独自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转让契约上说他是一位运河劳工。他去世后，多年前就已买下这间小屋的房产开发商开始将它挂牌出售。她不甚清楚老人是在哪里去世的，可能是在这里，也可能是在医院或养老院里。
小屋疏于打理，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破烂的窗户被破旧肮脏的蕾丝窗帘遮盖着，黑乎乎的窗台上落着一些死苍蝇。房间里空空如也，充满人去楼空的屋子里特有的那种令人伤心沮丧的氛围。尽管水电正常供应，房间里的设施却都很陈旧，只有一个破败不堪的室外厕所，厕所门已从合页上脱落下来了。前门边上的垃圾桶里有装满粪便的塑料垃圾袋。
我在附近一个古老的农舍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那个农舍闹鬼，至少，住在农舍对面的怀特夫妇是这样说的，过去我很喜欢拜访他们。他们说夜里院子里会出现一辆邪恶的四轮大马车和几匹马，屋子里会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这是个匪夷所思的故事，自然而然地，我会想象那位老人的鬼魂仍然在这间小屋里。“这间小屋我要了。”我说。
地产经纪人带着怀疑地表情看着我。“您不要再做个调查吗？”“不用了，我会自己做所有的修建工作，而且它看起来还可以。”我信心满满地回答，但同时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体力活，也不确定在没有路通到这里的情况下，我又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或许我不该如此雄心勃勃，执着地笃信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或许自己去做与否已不再重要，我应该雇一个建筑工人。此外，尽管我想拥有一个工作室，但我又不确定是否真的想独居于这个孤零零的、可能会闹鬼的小屋里。“这样的话，您最好给我们的办公室经理皮特出个价。”她回答道。
第二天，我驾车回伦敦。一路上我心神不宁，想到自己将会在这间小屋里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日，最终会在那里死去，我的故事也将终结于此。我想，既然我要退休了，就应该让一切重新开始。但是现在，我的时光所剩无几。一个个病例，一场场悲剧
周一，回到手术室，身着蓝色手术服的我现在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医学和神经外科领域工作了近40年后，再有3周我就要退休了。蒂姆将接替我的职位，他从实习开始就一直在神经外科工作。他非常能干且为人和善，也不乏对细节的关注，在做决定时略微带点偏执，这些都是一名外科医生所必需的。他能够接替我的工作让我倍感欣慰。现在，把大部分的手术工作留给他做看来是合适的，这可以为之后做好准备。如果等我退休之后才突然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的工作和责任，他多少会有些慌乱与不安的。
第一例手术是一位18岁的姑娘，她是前一晚入院并准备做手术的。她怀有5个月的身孕，但却突然头痛难忍，扫描显示她的大脑基部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不过肿瘤几乎可以肯定是良性的。几天前，她是我在门诊时的一个急诊病号。女孩来自罗马尼亚，英语水平有限，丈夫会讲一点英语。当我通过她的丈夫向她解释病情时，她微笑着，毫无惧色。她的丈夫告诉我，他们来自马拉穆列什地区，位于罗马尼亚北部，罗马尼亚与乌克兰的边境线上。两年前，在从基辅去布加勒
(4)斯特的途中，我曾和一位名叫伊戈尔的乌克兰同事经过那里。那里风景殊美，古老的农场和庙宇由木头建造而成，没有一丝现代社会的痕迹，田野里堆着稻草垛，路上有身着传统农民服饰的罗马尼亚人，他们驾着装载稻草的四轮马车驶过。那时罗马尼亚已经加入欧盟，而乌克兰却被拒之门外，伊戈尔曾为此事义愤填膺。一位罗马尼亚同事在乌克兰边境迎接我们，他戴着粗花呢布帽和一副皮革驾驶手套。在糟糕的路面上，他驾驶着儿子的大马力宝马一路飞抵布加勒斯特。除了在锡吉什瓦拉过了一夜，我们一路上几乎未作任何停留。在锡吉什瓦拉，吸血鬼弗拉德（《惊情四百年》里德古拉伯爵的原型）出生的房子依然矗立在那里，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快餐连锁店。
这位女士并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并不属于急诊病例。但可以肯定，她的手术也必须在数日内进行。目标明确(5)的文化界定了英格兰国民医疗保健制度的运作方式，她这样的病例没有依据可参照，既不是普通病例，也不是急诊病例。
几年前，我的妻子凯特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手术前，她在一家著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等待了很多个星期。她急诊入院，顺利地进行(6)了紧急手术，但在几周的静脉营养后，她还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手术。(7)我已习惯了一大袋金属箔片包裹的浓稠液体悬挂在她床头的景象。通过一根插入到与心脏相连的大动脉的导管，营养液一滴一滴进入她的身体。凯特既不是普通病例也不是急诊病例，所以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她可以进行手术。连续5天里，她一直在排队等待，等待着那个可能会有各式可怕并发症的大手术。可是每到中午，手术又都被取消了。最后，在绝望中，我拨通主刀医生秘书的电话。“是这样的，日常手术名单真的不是由医师拟定的。”她抱歉地解释道，“都是由经理，也就是由安排手术的人负责。他的电话号码是……”
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却仅仅收到了一条信息，告诉我语音邮箱已满，不能进行留言。那周周末，他们决定将凯特作为普通病例送回家，同时给她开了一大瓶吗啡。一周之后，她再次入院，大概是获得了安排手术的人的许可吧。手术非常成功，但是之后，在与那家医院的一位神经外科的同事一起开会时，我还是提及了我的遭遇。“作为病人家属，我觉得很难。”我说，“我不想让人们认为，我妻子能够得到好的治疗是因为我是外科医生。但这真的相当难以忍受，取消你的手术已经相当糟糕了，排队等待5天又被反复取消更是糟糕透顶。”
那位同事点头答道：“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照顾，我们又怎能照顾好普通的病人呢？”
所以，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很担心，要是那位女孩术后没有床位，情况就会如往常一样混乱。如果她有生命危险，我可以即刻进行手术，而不需要去寻求医院里相关部门的准许，在床位紧张的情况下为她再寻找一张病床。但事实是，她并没有生命危险，至少现在还没有，因此我知道这天从一开始就不会容易。
在手术室接待区，医生、护士、管理者们精神饱满，他们一边查看用透明胶带贴在桌面上的手术清单，一边讨论着今天可能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我看到有好几例都是常规的脊柱手术。“今天重症治疗室没有床位。”麻醉师苦着脸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先把病人接过来？”我问道，“之后很快就会有空余的病床。”我总是这样说，但得到的回复也总是一样。“不行，”她说，“如果重症监护室没有病床，病人术后就需要一直留在手术室里，直到苏醒过来为止，而这通常都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晨会之后，我会过去把事情协调好。”我回答。
如往常一样，晨会的内容仍然是一个又一个的病例，也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和灾难。“我们昨天接收了一位82岁的罹患前列腺癌的病人。最开始时，由于快要不能行走并且出现排尿困难，他被送去一家当地的医院。但那家医院没有让他住院治疗，而是让他回家了。”住院医师费伊边说边展示了一张扫描图。在昏暗的房间里，费伊的话引起了一阵带有嘲讽的笑声。“不，不，这是真的，”费伊说，“他们给他做了导尿，我看过他的治疗记录，上面写着他已经好多了。”.“但是他妈的仍然不能走路呀！”有人大声说。“嗯，但对那家医院而言这似乎不是问题。至少，4小时之后，他们就将他送回家。在家里度过48个小时之后，家人找到他的家庭医生，然后把他送到这里。”“他肯定是一位没有怨言，长期忍受着痛苦的病人。”我对坐在旁边的同事说。“萨米，”我问住院医师中的一位，“你在扫描图上看到了什(8)么？”几年前，在喀土穆进行医学访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萨米。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尽己所能帮助他来到英国继续培训。过去，把实习生从其他国家带到我的部门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近年来，欧盟综合了各个成员国从欧洲以外引进医生的限制条件，官僚程序越来越多，这些限制使引进医生变得非常困难。而英国是除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之外，欧洲人均医生数最少的国家。萨米从所有的考试中脱颖而出，他的个子很高，为人温和，和他一起工作相当愉快。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深受病人和护士的爱戴。他也将是我带的最后一位住院医师。“扫描显示癌细胞的转移对第三胸椎后部形成挤压。其他部分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这主要取决于他的状况。”“费伊，你觉得呢？”“昨晚10点时，我看到他的腿被锯掉了。”
这句话很残酷，但精确地描绘出一个病人脊髓严重受损之后的状态，损伤部位以下没有任何的感觉，不能进行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恢复的可能性。由于受到损伤的是第三胸椎，所以这个可怜的老人不能再活动他的腿或任何躯干的肌肉了。坐直身体对他来说都是困难的。“如果腿被锯掉了，他的病情就不可能转好了。”萨米说，“现在做手术为时已晚。”“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他接着说。“那这个人还有未来吗？”我问房间里所有的人。大家都沉默不语，所以我自问自答。“他不可能再回家了，他需要全天候护理，为了避免长褥疮，每隔几小时就要为他翻一次身。这需要几名护士一起才能做到，不是吗？他可能从此就待在老年病房里，直到去世。如果幸运的话，身体其他部位的癌细胞能使他很快地从老年病房转入条件较好的安护病房。但如果他预后良好，几周内不会去世，安护病房也就不会接收他。如果不够幸运，他可能会在老年病房里拖上好几个月。”
我想知道，那个小屋里的老人是否也是这样，在某个冷冰冰的病房里孤零零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是否想念过那座运河边上的小屋呢？我带的实习医师们都比我年轻得多，他们身体健康，对于青春满怀自信。在他们这个年纪时，我也是同样这般健康与自信。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在现实中面对老年病人时我总是相当超然。但是现在，我快要退休了，正在失去这份超然。就如我成为医生之前一样，我将再次成为一个下层社会的普通病人，而不是一个地位显赫的专业人士。
有一阵子，屋子里十分安静。“发生了什么？”我问费伊。“他是晚上10点入院的，C医生本打算给他做手术，但麻醉师拒绝了，他们认为这位老人没有任何转好的希望，并且也不愿意在夜里进行麻醉。”“哦，但是做手术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们不可能让他变得更糟糕。”坐在后排的一个人说道。“但是，现实一点来讲，我们是否有可能让他的状况转好呢？”我问。接着我又说，“尽管如此，但平心而论，如果我是病人，为了以防万一，我可能也会说做手术吧。想想都觉得可怕，带着麻痹瘫痪的下半身在老人病房里度过最后的时日。真的，如果在手术中死去，我也毫无怨言。”“我们最后决定什么也不做。”费伊说，“如果地方医院有病床的话，我们今天就打算把他送回去。”“好吧，我希望他们能将他带回去，我不想看到第二个罗西·登特。”80岁的罗西今年年初因为脑溢血入院，我是被迫接受她入院的，因为她根本不需要神经外科治疗。一位医师强迫我以急性神经外科病症准许她入院。如果不这样做，我至少会饱受抱怨和威胁，所以我妥协了。事实证明，我们很难将她再送回家去，她占着病床达7个月之久，直到我们成功说服一家养老院接受她，她才离开了医院。她是一位可爱的、从不抱怨的老人，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尽管她“霸占”着一个稀缺的神经科急诊病床。“我想那没有问题，”费伊说，“只有我们医院才会拒绝接收从神经外科回来的病人。”“还有其他入院的病人吗？”我问。“还有威廉先生，”蒂姆说，“我希望在那个长脑膜瘤的女孩之后再给他做手术。”“他是什么情况？”我问。“他有阵发性癫痫症，最近表现得有些异常。他过去是个工程师或是做着类似的工作，工作效率很高。费伊，你能把那个扫描图展示一下吗？”
扫描图出现在面前的墙上。“你在扫描图上看到了什么，蒂尔南？”我问道。蒂尔南是我们这里最初级的医生，我们称他为“高实生”，“高级实习医生”的简称。“大脑额叶的左部有东西。”“你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一下吗？费伊，请你展示一下弗莱尔大脑(9)序列图。”
费伊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不同的扫描影像，这些序列图很好地表明了肿瘤正在浸润大脑。“看起来肿瘤正在浸润整个左侧额叶以及左脑半球的大部分区域。”蒂尔南说。“是的，”我回应道，“我们不能移除肿瘤，它的范围太大了。蒂尔南，额叶的功能是什么？”
蒂尔南有些犹豫，觉得这个问题有些难以回答。“那么，如果前额叶受损会怎样呢？”我问。“性格会发生改变。”他立刻回答道。“具体是什么意思？”“意味着病人无法抑制自己，会有些神志不清……”但是他无法更详细地描述额叶受损造成的影响。“嗯，”我说，“如果无法抑制自己，一个人就可能会在高尔夫球场的绿地中间小便，这是医生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额叶负责组织和安排我们的社会以及道德行为，如果额叶受到损伤，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的改变，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是一些不好的改变。突然出现的暴力行为和不理智行为都是最常见的类型。一个善良、细心周到的人会变得粗俗自私，尽管他的智力可能仍然完好无损。额叶受损的人很少能够洞察到自身的这种变化，‘我’怎么能知道‘我’发生了改变呢？他无法进行自我比对。我怎么能知道今天的‘我’还是不是昨天的那个‘我’呢？我只能假设‘我’还是那个‘我’。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能了解当下的这个我。但这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说是可怕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蒂姆，你希望手术达到何种效果？”“如果我们移除一部分肿瘤，腾出一些空间，就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蒂姆回答道。“但是手术会让他的性格有任何好转吗？”“或许吧。”蒂姆说。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可能不会。”最后我评论说，“但这是你的病人，我还没有见过他。你是否把这些情况都告知了他的家人？”“是的。”“9点了，”我说，“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床位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具备开始手术的条件。”逐渐褪去的盔甲
一小时之后，蒂姆和萨米开始给那个罗马尼亚女孩做手术。当蒂姆和萨米缓慢地将肿瘤移除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当他们使用显微镜时，手术室的灯光被调得很昏暗。听着熟悉的声响，看着手术静静地进行，我有些困了。各种声响交织在一起：麻醉监测仪发出的“哔哔”声，呼吸机发出的声音，吸管从大脑里吸走肿瘤时发出的“咝咝”声，以及蒂姆指导萨米和助理护士艾格尼丝的声音。“有齿镊……组织镊……止血……艾格尼丝，请注意碎片……萨米，你可以吸一下这里吗？……那里有一点出血……啊，好了……”
我也可以听到手术台另一端两位麻醉师的低声交谈。他们坐在麻醉机旁的凳子上，机器的屏幕上是一系列色彩明亮的线条以及红色、绿色和黄色的数字，这些是这个女孩的“生命机能”—她心肺功能的信息。远处，手术室的准备间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笑声和交谈声，那是护士们正在为下一个手术准备器械。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工作了多年。
我会怀念这一切吗？我问自己。多年以来，这样一个奇特、怪异的地方已成为我的家。在这里，人们切开活人的身体，就我而言，就是切开人的大脑。这里没有窗户，异乎寻常地干净，装有空调，灯光明亮，手术台位于房屋中间，周围是各类仪器，上方是两个巨大的圆形手术灯。几周之后，在我正式退休之时，我是否会毫无遗憾地离开呢？
很久以前，我认为大脑手术非常精细，因为它代表着最高形式的手脑并用，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我还认为脑外科医生一定聪明绝顶，能够洞悉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神奇的大脑—一切思维和感觉的基础。年轻时，我简单地认为大脑是产生有意识的思维与感情的物理构造，是可以被了解和解释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对于是什么样的物质和结构让我们产生了意识、思维和感觉一无所知。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对大脑的惊叹与日俱增。但是我知道，我的大脑会像其他器官一样逐渐衰老。这让我感到困惑，那个“我（大脑）”正在衰老，而它会变成什么样我又无从知晓。我的双手布满皱纹和黄褐斑，而使用它们做手术曾是我人生的主题，所以我很想知道如果对我的大脑进行扫描，扫描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我担心自己会得老年痴呆症，我的父亲当年就死于此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大脑扫描图像看起来像一块瑞士奶酪，满是孔洞和空隙。我知道我非凡的记忆力已一去不返，因为我现在常常需要很费劲才能记住人的名字。
对于神经科学的了解也使我对于任何形式的“来生”不抱幻想，也不会自我安慰地认为那随年龄一同老去的大脑有朝一日会恢复如初。我知道一些神经外科医生相信灵魂和来世，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和那些垂死的人认为自己仍有活下去的希望没什么两样。然而在想到我的本性时，我找到了些许安慰。我的自然属性，那个脆弱的“我”在用清晰的思维写下这些文字时，就像是在深不可测、由电化学物质构成的海面上进行一次前途未卜的航行。每天晚上，这个“我”又会在睡着时没入海面之下。这经历了无数个百万年进化而成的大脑与宇宙同样的神秘。
除了因大脑的脆弱而感到沮丧，我也知道脑外科医生的工作并不能让人对生活有更深的理解。在我结束职业生涯之时，我并不是感到幻想破灭，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失望。较之于大脑的工作方式，我对自己容易犯的错误以及脑外科手术的粗犷（常常必须粗犷才行）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我坐在那里，后脑勺靠在手术室冰冷洁净的墙面上时，我不知道这些想法是否仅仅是一位脑外科医生对职业的倦怠。(10)
那位女士的肿瘤正从颅骨下部一个叫作颅后窝处的脑膜向外长，紧挨着其中一个硬脑膜静脉窦。硬脑膜静脉窦就像排水管一样，持续不断地将大量的深紫色缺氧血从大脑向外输送。而这些血被心脏泵入大脑时还是亮红色的，在流入大脑数秒钟之后，四分之一血液的颜色都会变暗，因为血液中的氧气被输送给了大脑。思考、感觉、情绪以及我们对身体的控制（这些活动多数都是无意识的），都是以氧气为动力的高耗能过程。去除肿瘤有撕裂静脉窦的风险，一旦撕裂，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大出血。因此，我彻底消毒，在最后20分钟帮助蒂姆完成手术。灯光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肿瘤从静脉窦的边缘剥离，避免将其刺穿。“我认为肿瘤已经被完全移除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再给威廉先生做手术了，就是那个额叶肿瘤患者。”蒂姆说，“一点钟我就要去门诊。我很抱歉，您能否给他做手术呢？移除尽可能多的肿瘤，再为他争取一些时间。”“我想可以。”我回答说，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给不太了解的病人做手术，而且我也不确定手术是否真的是病人最好的选择。
然后，蒂姆去出门诊了，萨米完成手术的收尾工作。他将树脂黏结剂填入女孩颅骨上的洞里，又将头皮的表层进行缝合。一小时之后，威廉先生被推进手术室隔壁的麻醉室。我想他应该有40多岁，胡须稀疏，脸色惨白，表情茫然。他穿着白色长筒的静脉曲张袜，脚指头从袜子末端露出来，伸出手推车的边缘，可以看出来，他身材高大。“我是亨利·马什，高级外科医生。”我低下头看着他说。“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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