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纯,吴晚云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学生GE阅读.第11辑试读：
大学讲堂
中文专业的无穷魅力与独特优势
《三国演义》与政治智慧
明智：非理论的智慧
中国隐逸文化讲演录中文专业的无穷魅力与独特优势余三定根据安排，要我来和中文系2012级新生作一次交流，并且是要求我谈谈对中文专业的看法。我作为在高校学习中文专业、毕业后又在高校中文专业任教三十多年的老师，当然很乐意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我的基本看法是，中文专业有着无穷的魅力与独特的优势。围绕上述基本观点我想谈两个方面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就是，我所认识的中文专业的专业特点，也就是我所看到的中文专业的魅力和优势所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谈谈我对中文专业学生如何搞好学习的建议。
一、关于中文专业的魅力与优势
关于中文专业的专业特点，即中文专业的魅力和优势所在，我想既针对一般情况谈，又针对特殊情况（即针对湖南理工学院的具体情况）谈。我认为中文专业有这样四个方面的特点，即四个方面的魅力和优势。
1.中文专业是一个基础学科。
与基础学科相对的就是应用学科。基础（Foundation）指建筑底部与地基接触的承重构件，它的作用是把建筑上部的荷载传给地基。因此地基必须坚固、稳定而可靠。什么是基础学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财源调查时对基础学科的定义是：基础学科的研究目的是获取被研究主体全面的知识和理解，而不是去研究该主体的实际应用。我们平常讲的一个概念叫“学术”，“学术”这个词拆开来讲，“学”讲的就是学问，“术”讲的就是方法。一般情况下可以说，“学”就是基础性的东西，“术”就是应用性的东西。理工科里面最基础的专业，大家都知道是数学。基础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关系就是，你基础打好了，学什么专业都行；你基础不打好，学其他专业就会有困难。就像我们建这个教学楼，你基础没打好，上面做得再好看，它也不牢固，还存在危险。
如何看待基础专业的特点和重要性，我想引用一位学界权威人士的话来回答，这位学界权威人士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他刚刚卸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曾经到我们中文系作过讲座，那是在1998年，当时真是盛况空前。陈平原教授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他这篇文章是今年上半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的致辞。我念几段给大家听一下：“也许你从小就喜欢文学，进入北大中文系，乃如愿以偿；也许你不是第一志愿进来的，一开始有点委屈。但这都没关系——四年乃至十年的熏陶，定能换来你一声‘不虚此行’的感叹；而且，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你会以曾就读北大中文系为荣、为傲。因为，有些大学乃至院系的好处，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中文系的好看与耐看，必须浸润其间，才能逐渐体会到。”“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各位，十年后归来，中文系的老师们，绝不会检查你是否腰缠千万。生活上过得去，精神上很充实，学术上有成绩，那是我们对于学生的期盼。是否发财，不应该是大学衡量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起码，在中文系教授眼中，‘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耻辱和失败’。”陈平原教授的基本意思就是，学中文的一定要有情怀，除了智商，情商也一定要高。而且中文专业的魅力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要经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更长时间。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另一位老师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包括50年代、60年代前半期、70年代末期，高考时文科中的才子或者是以“才子”自居的人，其第一志愿大都是报北大中文系。在北大校园内一说是学中文专业的，大家都会刮目相看。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文专业不再是“显学”（热门专业），以致文科的高分考生很少第一志愿报北大中文系，而是去报热门的应用型专业（如经济类、管理类、法律类等）。不过近几年情况慢慢回归正常，已有部分文科的高分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北大中文系。
陈平原教授在另一处地方说：“这样来看‘人文’（‘人文’主要是指文、史、哲——引者注），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呈。”由此可见，中文专业作为基础学科的特点，借助庄子的话就是“无用之用”，无用即是大用。
2.中文专业最能做到将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相结合，最能做到将学习和娱乐、休闲相结合。
我先讲一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任中文系主任。
在新生报到后的第一个晚自习，我到教室里去看看。看到一个学生在看一本长篇小说，我随意拿过来翻看。当我拿过来看的那一刻，那位同学马上站起来，他非常紧张地说：“老师，是不是不准我们看小说啊？！”我把他从教室里叫出来，问他：“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老师不准我们看小说，谁如果看了小说，不但要挨批评，而且还要被没收小说。”原来，那位同学在中学阶段时，老师严格要求他们只能围绕课堂和考试学习；而看小说被认为是单纯的娱乐，会影响学习，所以是被禁止的。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看小说就是专业学习，看得越多越好；并且老师会帮助你们看，告诉你们怎么看。
不仅看小说是这样，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看电影、电视、戏曲等也既是休闲、娱乐，又是在进行专业学习。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还经历了这样一场小争论。那时候星期六上午还要上课。当时学校是每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放两场电影。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大家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每次放电影时，绝大部分人都去看电影了。在学校的一次系主任会上，某理科系的系主任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一个星期看两场电影，太影响同学们的学习了，这怎么行？”我马上反驳说：“一个星期看两场电影当然可以！你不要把看电影仅仅看成是娱乐，看电影既是娱乐、又是学习。”那位系主任又反驳我说：“你们中文系的当然可以一个星期看两场电影，因为你们娱乐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娱乐。”你看，连理科系的系主任都知道，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相结合，学习和娱乐、休闲相结合，是中文专业的主要特点之一。
3.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适应面广。
当今情况下，上大学考虑将来就业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认为，相较而言中文专业毕业生适应面非常广。在今年新生报到的第一天，一位音乐系的新生来找我，说她想要转到中文系来就读。我问她为什么要转专业，她讲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她说她最喜欢中文专业了，她在高中阶段就看完了《红楼梦》等不少中外名著。第二个理由，她说她现在学音乐，将来的就业面比较小；而学中文专业就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考研、考公务员、考选调生、考教师等等。这就是一个音乐系的学生对中文专业的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
我们还看到，在中学里，一个中文背景的老师，让他去教其他课是可以的，只要是文科的课像历史课、政治课、地理课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让一个学历史、或学政治、或学地理的老师来教语文课，那一般是教不了的。我再举一个我儿子的例子。我儿子当时是考入某师范大学的新闻学院，他自己选择了学编辑出版专业。学了一年以后他要求转入中文专业，他的理由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主要精力在学学识、打基础；而编辑出版专业（也包括其他新闻专业）的学生主要精力在学技术性的、操作层面的东西。于是我去找我儿子所在的新闻学院的院长，新闻学院院长是我的好友，他和我讲话真诚而又真实，他听说我儿子要从他领导的新闻学院编辑出版专业转到文学院中文专业去，他一点也不反感，反而非常高兴，甚至有点赞赏。新闻学院院长诚恳地告诉我，该校毕业生在新闻系统工作得最有成就的，不是学新闻专业的，而是学中文专业的。为什么呢？因为中文专业培养了学生的学识基础、人文素养。而新闻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技术性、操作性的东西。技术性、操作性的东西可以在毕业后较短时间内学到，而学识、素养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他说，一般情况下，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到新闻单位去工作，可能适应得很快，但是往往后劲不足；中文专业的毕业生适应可能慢一点，但往往后劲比较足，发展潜力较大。只是由于该师范大学制度上的原因，我儿子转专业的愿望未能实现，至今仍有些遗憾。
4.我们所在的湖南理工学院中文专业有着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
首先，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我们湖南理工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岳阳市南湖畔，湖岸线有五公里多，这在湖南省的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高校中也极为少见。南湖水面面积达1200公顷。湖面终年碧波荡漾，幽静雅洁，湖岸多湾，港湾曲折，有“一龙赶九龟”的地貌造型，现在被列为自然风景保护区和国际龙舟赛场。唐代诗人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的诗是对南湖的精彩描写。我曾经陪一位已经退休的省里领导和夫人到校园里的南湖边上散步，这位老领导以前到我们学校来过几次，对我们学校比较熟悉，走到哪里老领导总是回忆说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他夫人兴趣极浓，走着走着就忍不住埋怨他先生说：“这么好的地方你怎么现在才带我来看呢？！”后来，她又突然跟我说：“你这个地方好是好，只是到处都是湖，如果有同学遇到问题想不开了要跳湖那怎么得了呢？”我笑着回答说：“恰恰相反，我们有些同学如果想不开，只要跑到南湖边上一看可能就想得开了。因为在南湖畔可以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心旷神怡！”
其次，人文氛围好。岳阳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是出文人的地方。历史上的屈原、李白（多次来过岳阳）、杜甫（杜甫客死岳阳）、范仲淹等著名文人大家都熟悉，就不讲了。新时期，由于岳阳在戏剧、小说、诗歌、绘画、评论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被誉称为“文坛岳家军”，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创作《曹操与杨修》的陈亚先、创作《喜脉案》的吴傲君、创作《八品官》的甘征文、创作《镇长吃的农村粮》的段华、创作《那山那人那狗》的彭见明、创作《故乡》的彭东明、创作《通天人物》的艾湘涛、创作《红墙里的桑梓情》的张步真等等。
再次，我们所在的中文专业经过四十余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优良的学风，具备了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较为全备的图书资料。
二、关于学好中文专业的建议
所谓学习建议就是谈学习方法。我提的学习建议只是供你们参考。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千个师傅千个法。就是说各有各的方法，我说的方法可能对大家有参考作用。我一共有6条建议（希望）。
1.希望要认真听课。
什么叫认真听课，就是听课的时候除要全神贯注用心听外，还要做好笔记，并且听完课以后要认真做好老师布置的思考题（作业）。
2.希望要大量阅读。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成为真正的读书人。我个人认为大学生，甚至大学教师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真正喜欢读书；二是同时读专业以外的书（一个人如果只看专业书，那只能称他为“专业人士”，而不能称他为“读书人”）；三是具有一定的藏书（藏书多少都不要紧）；四是能写书，这个“写书”是广义的，包括写文章、写笔记、写日记、写博客等等。学中文的人，除了要多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外，还应该有广泛的阅读，特别是要多读历史、哲学方面的书。关于大量阅读我还有一条建议，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到图书馆看看报纸杂志。报纸杂志要看比较高层次的，少看或不看那些纯消遣性的。前几天给中文专业大三年级同学讲课的时候，我做了个调查，我说知道《新华文摘》的同学举手，结果居然有一些同学不知道有《新华文摘》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刊物。接着，我让看过《新华文摘》的同学举手，结果只有一少半举手。这说明中文专业的同学其阅读量太少、阅读面太窄。
3.希望要选择好书读。
我曾经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听过《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的发言，他的题目叫作《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个题目其实是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当时讲“书读得越多越蠢”指的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沈昌文讲的意思是，不加选择地乱读，就会越读越蠢，因为有的低层次的、庸俗的书会降低我们的品位，会把我们的人生境界都降低了，当然会读得越多越愚蠢。今年上半年我看到一篇文章，与沈昌文的观点很一致，该文的标题叫《误读书比不读书更可怕》，该文写道：“阅读缺失固然很糟糕，但有一种比不读书更糟糕的结果，即误读书。实际上，读书不是问题，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才是问题。”所以同学们一定要选好书读。
那么，什么样的书是“好书”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用排除法来回答，即回答哪些书（“不好”的书）不要去读。我在这里引用两篇文章的观点。一篇是《焚书取暖，你想先烧哪本？》，该文写道：“如遭遇一场千年不遇的极寒，你被迫躲进图书馆，只能焚书取暖，你会先烧哪些书？作家马伯庸的选择是将成功学、励志书、生活保健书、明星自传等列为首选。近日，马伯庸的一篇短文《焚书指南》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许多网友认为这类图书太多太滥又缺乏营养，烧了也不可惜。”另一篇是《多少“应景书”，过把瘾就死》，该文写道：“这些年书市颇多‘应景书’，上架快下架也快，畅销容易常销难。不少应景书赶火爆新闻事件的场，追一次性行情，加上质量粗糙，过不了多久便进了冷宫。”我个人很赞同上述两文的看法，我的观点比上述两文更加明确，我的观点是：不要读“畅销书”！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畅销书”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下，绝大部分是炒作起来的，绝大部分华而不实，绝大部分是垃圾。第二，“畅销书”并不是读者最多的，销量多并不意味着读者多。不少人把“畅销书”买回去后，自己不看，而是作礼品送给人家，而接受的人也不看，只是摆在家里。第三，我们大学生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而“畅销书”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的，所以我们要少读或不读“畅销书”。
我现在从正面来回答什么样的书是“好书”。我借用一句话来回答：“真正的读书就是读经典。”这是《在今天，该怎么做一个读书人》一文中的第一个小标题，该文写道：“当今有一个概念叫‘信息爆炸’，这是很多人说没有时间读书，或纷纷选择‘快餐式阅读’的一个重要借口。但我完全不赞成这个判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和‘信息爆炸’几乎同样流行的高频词叫‘泡沫’。这些‘泡沫’本身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知识和新经验，不符合‘信息’的基本界定，所以如果只是‘泡沫’喷涌和膨胀，就不能称作是‘信息爆炸’。而之所以很难判断是否存在‘信息爆炸’，是因为我还固执地相信知识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如同GDP不能代表经济真正的增长一样，借助现代传播技术而大量复制的意见和言论，尽管体量庞大，但却完全不同于知识本身的增长和进步。而那些在深层决定着各学科基本知识形态的东西，在我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一旦拂去熙熙攘攘的喧哗和骚动，它们的数量很有限，要读完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对经典的要求不仅是通读，要熟悉到如数家珍，而且还应当作枕边书反复读。”“所以在我看来，真正的读书就是读经典。”“而如果想尽可能少上当受骗，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经典，特别是古人、前辈认可的经典。”我以为，我们中文专业的学生读经典，就是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如古代小说中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等，古代戏剧方面如《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等，古代诗词方面如李白、杜甫的诗等等，还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的名著等等。
就我个人的爱好来说，我最喜欢的经典，第一是《庄子》，第二是鲁迅的著作。
4.希望注意锻炼自己的理性思辨能力。
大学中文专业的同学阅读文学作品不能停留于单纯的感性欣赏，要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对作品有所评析和研究，从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希望同学们平时的课外阅读除了阅读文学作品外，还要阅读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章和著作。我建议同学们在候车和坐火车时，有意识地选择理论文本（包括论文和著作）阅读，这是锻炼理论思维的一种好方法。
5.希望善于提问题。
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学问学问，学本乎问》。该文写道：“学问学问，学本乎问，非问无以成学。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有共识，中国古人有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其实就是‘问’，是人类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所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至于西方，英国哲学家弗·培根说过：‘多问的人将多得。’为什么问比学重要？爱因斯坦回答：‘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教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史学大师蒙文通晚年任教于四川大学，斯时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当然，更让学生大开眼界的是他的考试方式：蒙文通考试，不是老师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老师。考场也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如何考呢？考试那天，学生按指定分组去陪蒙先生喝茶，喝茶之际，由学生向先生提问，蒙先生回答。这是一着高棋，说它高，首先是因为这种方式真正将学生变成了考试的‘主体’，享有相当的自由度。其次，老师根据学生提问的水平，完全可以判定学生的专业水准。学生虽然变被动为主动了，但是如果没有掌握所学，没有读懂指定的参考书，一开口就要现相。所以，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即能考出学生的学识程度。更重要的，当然还是这种方式能真正培养出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并在与老师的互动中逐渐培养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6.希望积极参与实践。
我这里所说的“实践”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就是指要动笔。这里说的动笔可以是在自己的书上做标记、写评语，可以是在读书笔记本上写提要、做摘录，还可以是写读后感和心得体会。第二方面是指可以尝试一下“写”。包括写小说，写散文，写评论，写小论文等等。第三方面就是要把阅读与自己的人生实践联系起来。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宋人的读书境界》。该文有一部分专写“宋人读书追求高雅境界”，文中写道：“两宋时期，不仅读书之风盛行，而且宋人读书多表现出一种对高雅境界的追求。这种高雅的境界，既有‘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又有积极的入世情怀与执着追求修身齐家的精英品格；同时也有无数以读书为终身爱好、或以读书为乐的普通读书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手不释卷，长年累月，坚持不辍；即使身处困境或逆境，仍是读书终日，以书疗饥，以书御寒。应该说，这就是读书的一种高雅的境界，是一种智慧的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因此，我觉得一个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联系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情趣，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三国演义》与政治智慧沈伯俊《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脍炙人口，长盛不衰。22年前，我曾经用这样一段话概括它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罕见的杰作，《三国演义》问世六百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典籍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华文化越来越广泛地向海外传播，它也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今天，《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海外华人，还是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朋友，凡是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都将把《三国演义》当作必读书。
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存在不少争议；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文化人在其论著和各种讲坛中，随意评说《三国演义》，其中包含若干误解乃至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和听众。有鉴于此，我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三国演义〉思想内涵三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等论文，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作出一些新的阐释，希望有助于这部名著的传播和研究。
一、《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
当今一些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必须强调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作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
还要指出的是，谋略是用于对敌斗争的。在赤壁之战中，东吴老将黄盖用苦肉计，是为了瞒过曹操，以便实行诈降，火烧曹军，从而使孙刘联军赢得了这一关键战役的胜利，他自己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如果他找人把自己打一顿，然后声称身受重伤，拒绝出战，那就叫作欺骗主帅，畏缩不前，成了可耻的骗子、逃兵；如果他竟然诬陷是同僚故意打伤他的，那就更是成了卑鄙的小人。
一些人把《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归结为谋略，上文已经阐明，这是片面的；有的人又把作为中性词的“谋略”偷换为具有明显贬义的“权谋”、“权术”，这不仅是偷换概念，而且是歪曲原著，更是应予批评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究竟是什么？在《〈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一文中，我用五句话加以概括：
其一，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这是《三国演义》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分鼎立，彼此相争，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
其二，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三国演义》之所以“尊刘”，是由于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爱民，二是敬贤。《三国演义》对曹操有褒有贬，贬的是曹操的虐民和害贤。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政治人物的评判和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其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三国演义》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
其四，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三国演义》让人感到魅力无穷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积淀在其中的中华智慧，是这种智慧的多彩展现。可以说，《三国演义》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智慧的结晶，作为全书灵魂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化身。
其五，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三国演义》在描绘形形色色人物的时候，表现了对以“忠义”为代表的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这五句话，每一句都可以用一篇乃至多篇专题论文加以阐述。其中第四句“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与其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谋略之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智慧之书。《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大致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政治智慧，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人生智慧。下面，我们着重谈谈《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
二、《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
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发掘。这里提出笔者认为特别重要的六点：（一）善于把握天下大势，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能否综观天下，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衡量政治家水平高低，决定其成败兴衰的最重要的指标。曹刘孙三家之所以能在群雄并争中脱颖而出，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三方都有一流的政治家，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曹魏集团——荀彧的奉迎献帝之策。《三国演义》第14回写道：兴平二年（195），控制朝政的李傕、郭汜彼此攻杀，长安大乱。汉献帝离开长安东归，途中被李、郭追击，大臣死伤惨重。建安元年（196），献帝回到洛阳后，只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居民仅余数百家，无可为食，处境甚为狼狈。曹操闻知，聚谋士商议。首席谋士荀彧提出：“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采纳荀彧之谋，从兖州起兵，前往洛阳保驾。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曹操又纳董昭之计，迁献帝于许县，自任大将军，封武平侯。从此，朝廷大权尽归于曹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此事本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三国演义》没有写的是，在荀彧献此计之前，袁绍的重要谋士沮授曾经提出类似的建议：“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等到曹操迎献帝至许县后，袁绍才感到后悔，但已悔之晚矣！在官渡之战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实力较弱的曹操之所以胜，实力强得多的袁绍之所以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宣称“奉天子以讨不臣”，在政治上占有了明显优势。
孙吴集团——鲁肃的“江东对”。《三国演义》第29回写道：建安五年（200），年轻有为的孙策因遭袭击，伤重而死，孙权继领江东。周瑜向孙权郑重推荐鲁肃，孙权即命周瑜聘鲁肃来辅佐自己。一天，众官皆散，孙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抵足而卧。夜半，孙权问鲁肃：“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余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鲁肃曰：“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此事本于《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极为精辟；他为孙权规划的“两步走”战略，成为孙吴始终遵循的建国方略。鲁肃这番精彩对策，学界称为“江东对”，它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蜀集团——诸葛亮的“隆中对”。《三国演义》第38回写道：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天下大事。诸葛亮指出：“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段话，几乎照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个别字句略有差异。这一精辟分析，高屋建瓴，为三分鼎立规划了蓝图，为刘备集团制定了最佳的战略方针。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荀彧（163-212）提出奉迎献帝之策时，年仅34岁（虚岁，下同）；鲁肃（172-217）提出“江东对”时，年仅29岁；诸葛亮（181-234）提出“隆中对”时，年仅27岁！他们把握全局的深刻性，拟定战略的前瞻性，不能不使后人衷心佩服。（二）善于协调君臣同僚，和衷共济
在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能否处理好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往往直接影响其决策能否顺利实施，甚至决定其成败乃至存亡。在这方面，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堪称楷模。
诸葛亮与刘备——鱼水相谐，推心置腹；诸葛亮与刘禅——君臣相得，善始善终。《三国演义》第39回写道，诸葛亮一出山，刘备就“以师礼待之”。关羽、张飞不悦，刘备解释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此后，诸葛亮辅佐刘备十四年，刘备一直对他倾心信任，言听计从。直到刘备临终之时，还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85回）这段话，基本上照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真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末对此作了公允的评价：“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刘备临终，留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第105回）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始终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可谓君臣相得，善始善终。（三）善于治理，造福一方《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百年战争史，描写政治家治国理政的篇幅不多；而在有限的叙述和描写中，仍可看到真正的政治家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的智慧。
例如，第34回写刘备依附刘表，驻扎新野，“玄德自到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5回又写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又如，第87回写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效：“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这虽然带有夸张成分，却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陈寿就高度评价道：“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也充分肯定诸葛亮：“凡是封建剥削階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对于后世的政治家或一般官员而言，能否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是衡量其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四）善处得失，知所进退
一个政治人物，经常要面对升沉进退、得失荣辱。能否正确对待，乃是其政治智慧高低的又一个重要标尺。
有的人善处得失，知所进退，赢得人们的普遍敬重。例如赵云。在蜀汉集团中，赵云资格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两次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尽管提拔的速度比黄忠、魏延等人都慢，他却毫不介意，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首次北伐，前锋马谡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说：“三军无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赏，乃丞相赏罚不明也。且请寄库，候今冬赐予诸军未迟。”透过这番真挚感人的话语，其律己之严格，胸襟之开阔，均可洞然如见。对此，“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钦敬。”（第96回）
反之，也有人昧于荣利，轻浮躁进，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名位，往往自取其辱，身败名裂，成为反面典型。
例如李严。李严系蜀汉大臣，才干突出，蜀章武二年（222）任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刘备白帝城托孤，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顾命，升任中都护，留镇永安（今重庆奉节），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北伐，他以都护督运粮草。李严身居如此高位，仍私心膨胀，汲汲于加官晋爵。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出兵祁山。他因军粮不济，命人向诸葛亮谎报军情，称吴国欲入寇蜀汉，使诸葛亮不得不迅即退兵；他却向后主奏称军粮足备，以掩己过。诸葛亮奏明后主，废其为平民，徙居梓潼。至此，原本可以成为一代名臣的李严，却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结局。
又如杨仪。杨仪精明强干，办事效率很高，深受诸葛亮赏识，以他为随军长史、绥军将军。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向他密授退军之计。诸葛亮死后，他依法率军撤退，顺利回到成都。但因他性格狭隘，诸葛亮没有推荐他代为执政，而以蒋琬为接班人。后主遵诸葛亮遗言，以蒋琬总统国事。杨仪自以为资历早于蒋琬，且恃功高而未得重赏，竟大发怨言，胡说什么：“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可谓不知进退，丧心病狂。结果被废为民，徙汉嘉郡（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县北），羞惭自刎而死。
安常守分，宠辱不惊，知所进退，智之大者！（五）善于识才，后继有人
能否识才用才，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是关系到一个政权是否后继有人、长盛不衰的重大问题，政治家的智慧，在这一点上又是高低判然。
就刘蜀集团而言，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在识才用才、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方面，也堪称楷模，他选拔和重用的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都是德才兼备，不愧为栋梁之材。《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当代一些人常常谈到蜀汉人才不继，批评诸葛亮不善于培养人才。其实，正如《后出师表》所说，蜀汉人才，“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是从刘备开始创业起，经过长期积累而得，包括刘备由荆州带去的人才，益州原有的人才，以及从各地投奔去的人才。而在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各地人才的自由流动被打断；曹魏占据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才基础雄厚；孙吴幅员广阔，经济文化基础较好，人才来源也较多；蜀汉则僻居一隅，经济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人才来源较少。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不应责怪诸葛亮。
就孙吴集团而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一流统帅前后相继，不仅是一时之盛，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也十分罕见。这自然得益于孙权的识人之鉴、用人之明。（六）高风亮节，遗爱千秋
真正优秀的政治家，不仅勤政务实，建功立业，造福兆民；而且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以高风亮节遗爱千秋。可以说，建一时之功易，遗不世之爱难。岁月如流，人心如秤，历史是公正的，民心是永恒的。以满腔热忱做实事，不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仰不愧天，俯不怍民，真正赢得民众的尊重、爱戴，乃至遗爱千秋，才是更高的智慧。在这方面，诸葛亮仍然是难以企及的不朽典范。《三国演义》第105回，写诸葛亮逝世后，灵柩回到成都，“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这样的描写，应该说还是很不充分的。实际上，诸葛亮遗爱千秋，历代记载，绵延不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裴松之注引袁子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按：《诗·召南·甘棠》颂扬召公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憇。……”）南朝梁殷芸所著《小说》云：“桓宣武（按：指东晋大将桓温）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与谁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宋代大文豪苏轼诗云：“武侯来西国，千年爱未衰。”在蜀汉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各民族民众把许多美好的事物，如火把节、泼水节、种糯谷、住吊脚楼等等，都归功于诸葛亮，世世代代，缅怀追忆。直到今天，诸葛亮已经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这种令人惊异的历史文化现象，已经不仅仅是政治智慧所能概括得了的。《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智慧，犹如一座宝库，值得人们进一步发掘，为后人提供深刻的借鉴，无穷的启示。（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明智：非理论的智慧葛桂录一
我在前年于浙江大学召开的“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问题、路径与窗口》的大会主题演讲，其中曾说过：“文本细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那我们凭借‘什么’去对文本加以‘细’读，并写出具有专业色彩的文章？可能首先想到的武器就是理论方法。”
理论方法特别是当代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果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奇功效吗？对那些擅长套用某种理论方法解读中外文本的著述，我心存疑虑。最近重读陆建德教授的《麻雀啁啾》，其中有一篇《明智：非理论的智慧》，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书评，颇受启发，因为它有力支持了我的疑虑，对我关于思想史语境解读文学经典的倡议也是一个鼓舞。此次演讲我同样以《明智：非理论的智慧》为题，一则表达对陆建德先生的敬意，二则借此大力倡导这种“非理论的智慧”，因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陆建德先生评英国史学家汤普森《共有的习惯》而作的文章《习惯的力量》（收入他的文集《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中，曾提到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第一章写了一个卖掉妻子的场景，这是主人公亨查德在醉酒后发生的行为。如何分析这一细节，我们以往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女权主义批评话语，亨查德因而被严厉谴责。不过，根据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调查研究，“买卖妻子”这种英国下层社会常有的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质上是使离婚合法化的一种仪式。汤普森《共同的习惯》也提供了不少史料，表明出售妻子有一套不成文的程序。首先，所有交易都是公开进行的，有的甚至事前张贴布告，地点都是集市等公共商业中心。交易那天，丈夫在妻子脖子上或腰间系一条缰绳，手执缰绳把妻子牵进场内。成交后卖方把缰绳交给买方，作为“交付”的象征。要怒斥这一交易现象，再容易不过。但汤普森不同意那些非得把自己的姐妹说得可怜兮兮才觉得过瘾的女权主义者。他说，交易因婚姻破裂而进行，假如这样的习俗使公开离婚和再婚成为可能，很多当事人是乐于被出售的。这表明当时无所不在的教会对性行为的监督已经有所放松（比较霍桑的《红字》），而世俗政权（包括法庭）也较为宽容，对这类行为予以默认。汤普森强调的是当时被买卖的妻子的独立性和活力。女方同意交易，一般都为了使婚姻状况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她们甚至还是交易的积极推动者、参与者。尽管她们身上系着缰绳，她们还是会和围观者高声交谈，毫无惧色，有的还挥舞手帕作欢庆状，发出大笑。拍卖虽然公开，买主却往往早就内定的，他就是女方的情人或非法同居者。当时有报道说，成交后女方与买主开开心心地离去，而“交付”（deliver）一词确有予以自由，由一方转交另一方照看的意思。在集市上真正受辱的反而可能是手执缰绳的男方，他被戴了绿帽子，还非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履行“走形式”的职责。华盛顿·欧文《见闻札记》描写的强悍女子，并非纯系“男权社会”的虚构。很多妇女可能是家里的强者。汤普森引用了一首民谣：“丈夫如果不从，她破口大骂，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给了她的老家伙，许多次狠狠的打击。”当时的一幅图画：负责照管婴儿的丈夫正在偷喝啤酒，此举被妻子看到，她拎起一只鞋子往他头上打去。陆建德先生在这篇题为《习惯的力量》的文章中，对此作了详尽解说，值得仔细关注。如此，我们对诸如《卡斯特桥市长》里的类似情景，就要作历史语境（包括社会风习）的分析与评述。
因而，我在前述演讲内容中提倡：从文学现象（文本）的历史（思想史）语境，而非从模式（理论）着手开展工作，跳出“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也就是说，慎重使用各种理论话语及其推导出的结论，因为它们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二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写下这样一句题词“Wege-nicht Werke”（道路，而不是著作）。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探索。在他看来，学习哲学就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爱智慧）永远“在路上”。哲学不是知识（结论），而是思考（过程）。不是定型的智慧，而是探求智慧的路径。爱智慧的快乐，不在于“有智慧”的结果，而在于永远的探求和追问的过程之中。毕达哥拉斯首先称呼自己为“爱智慧者”，而不自称为“智者”。柏拉图《理想国》中要求执政者是一批“爱智慧者”，而非任何的“哲学家”（智者）。重视过程，甚于看重结果。人不能抓住真理（好比人不是上帝一样），只是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路上。这才是一种人生行动的“智慧”。
这启示我们如何对待诸种理论：爱各种理论在其推导“过程”中存在的智慧，而不必执着于诸理论的“结论”。喜欢“过程”（智慧之爱），这是爱智慧的表现，而将理论当作“智慧之学”，则是非明智的。因而，要善于做一个爱智慧（φιλóσοφοζ）的明智之人。
为何要关注理论话题？我想：（1）并非仅仅为了写文章（伪功利主义意识）；（2）更非为了吓唬人而搬用晦涩难懂的概念术语；（3）亦非为了赶时髦，加入“旷然大空”式的中国当代话语概念的大合唱。明智的做法是：了解认知某种理论批评方法的逻辑与历史的出发点、路径、目标，以及警惕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话语概念的泡沫化趋向。在此过程中：（1）训练自己的理解、认知与评判能力，即提高所谓“理论水平”；（2）把握文学、历史、知识、信仰、思想之间的语境联系，逐步形成讨论问题的历史主义方法论；（3）达到知识、学问、人生伦理、世界观之间的互通关联，培养个体生存的经验主义立场；（4）获得参透人生的智慧：“有所为，有所不为”，“执着而不痴顽”，“成就自己，不伤害，不拖累别人”，或者说“知识增进道德，学问滋养灵魂”。
如何看待理论或批评？理论均源自于某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理论创新也生发于我们被迫对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任何接触过理论大师著述的人在被其理性逻辑之美吸引的同时，也增强或激发了自我的创造活力。因而，理论批评方法不可或缺，它能够指示我们全面而生动地思考，引导我们说出学理性的话语，帮助我们建构某种交流的思维空间与合理的评述尺度。问题是如果教条主义地过度倚仗某些理论批评方法——即如伊格尔顿所说：“教条主义意味着拒绝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而只是一味地信奉权威”（《理论之后》）——就会渐渐失去我们自身对某些问题的评判能力。
这就是说，理论批评方法是我们认知与讨论“文学问题”的助力，不能也无法代替“文学问题”本身。即便讨论的就是西方理论方法问题，我们也要尽量遵循自己的评判立场。弄通理论史或学术史，可养成较好的眼光与品位，但无法自动获得神力。还是要在具体的问题研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值得养成的品质是对习见的话题常问些为什么？如：尼采为何说上帝死了？
尼采曾说：“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与酒精在本质上相同：都有力量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以为是自身的和这个世界的缺点，都是不必介意的；二者均削弱我们培育自己的问题的决心；二者都剥夺我们自我完成的机会。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头脑里产生的；他们没有勇气去攀登山峰，所以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很让人喜欢。基督徒也希望享受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内容（地位、智力超群、创造力），但没有勇气忍受这些享受所必须经历的困难。基督教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因而，尼采对于人的将来给予无限的想象和希望，他要求我们不要停留在山下喝酒，而去接受攀登的痛苦。这就是其超人哲学的思维基础。
尼采在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不希望读者成为他的信徒，常讲这样的话：“你只要忠实地跟随你自己吧：那你就是随从我了”；“这就是我的路——哪里是你们的呢？——我这样回答那些向我问路的人。”尼采只让大家信仰一句话：“认识自己的路”，并在读他的著述时处处防备他：“我要唤起对我最深的猜疑”；“一个大师的天职是要让他的学生防备他自己。”因为尼采觉得一切意见，一切真实，都要自己亲身体验，亲手去做，绝不是一件物品或是一种技术似乎可以互相传授。这是尼采学说不同于其他诸多“理论”、“主义”的地方。前者关注的是接受者潜能的最大发挥（使人超越自我的思维）；后者看重的是自身势力的无限拓展（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让人服膺理论权威的思维），所以对诸如此类的（尤其是来自西方的、玄学式的）“主义”、“理论”多加甄别。
胡适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概就是认为那些坚持“主义”者，将某“主义”视为“绝对真实”的信仰，或“绝对真理”，而不加以合乎理性的思考。伊格尔顿指出那些有着教条主义或专制主义禀性的人会相信这些“绝对真理”，而其实“他们终身都在怀疑的氛围中度过。”（《理论之后》）之所以“怀疑”是因为现实的具体问题可能会不断冲击着那些“主义”的信念基础。胡适提倡实学方法研究“问题”，正是考虑到“主义”（理论）的某些束缚作用。
还有陈乐民先生，他是搞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也对美国舶来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简单复杂化”的“玄学”，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不足取法”。他说：“治学之道，本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东西，老老实实去做就是了，走捷径不行，想讨巧也不行。尤其是治文、治史（国际问题也不例外），脱不出太史公的‘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积累丰富的资料），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话虽过简，却是千古不易的经验之谈，舍简求繁、求‘玄’，真划不来。”
如果过度借鉴当代西方理论，会给文学研究带来什么弊端呢？我想至少有三：
其一，理论先行。就是说先有了可以依靠的理论（如后殖民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然后将它比附到文学作品上去。这里，文学作品是某个理论的注脚，如此有的时候难免削足适履。该现象即我们常说的头重脚轻：理论往往讲得十分复杂、严谨，但是应用到文学文本上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轻了下去，有点本末倒置。
其二，见树不见林，对文学现象简约化理解，有时候过度关注一个主题（母题），甚至是一个理论术语自身的因果及逻辑联系。这种对理论的运用，实际上对文学自身丰富复杂层面的揭示，没有起到应有的功效。
其三，千篇一律，即公式化的套用。一段时期内，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地运用当代最受欢迎的理论，只是将它们套用到有差异的不同文本上，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差不多。此为“过度设定”——过度设定理论的评述指向。当你看到论题，就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理论，基本上知道他的论述是怎么回事，所达到的结论也大概可以猜得到。三
理查德·罗蒂认为当代社会“以理论取代明智”的愿望十分强烈。“明智”（Φρóνησιζ）——多数英译者用prudence（审慎、精明、节俭）来解释——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理智德性”中提出的一种“完整的人”的德性，即“实践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不同。亚氏指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明智是理智的最高状态，即如节制是欲望的最高状态一样。“明智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种技艺。”明智“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因为，明智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明智显然不是科学。……明智是同具体的东西相关的，因为实践都是具体的。”亚氏在此说，科学（如数学一样，是抽象出来的）不是处理具体的事务，明智则同具体的东西相关。
这就是说，明智来自实践，经验尤其宝贵。在人的社会生活里，“有经验的人比有理论的人占先。明智是实践。理论与实践两者都为必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经验。”17世纪上半叶，笛卡尔把几何学的推理与演绎法应用于哲学，在其独重方法的知识体系里，“明智”难有立足之地。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面临被贬为自然科学的奴婢的危险，征兆即是对理论和方法的极度尊崇。20世纪以来充斥着独尊方法的时代迷信。各种理论与方法的诱人之处不言而喻。
英国批评家伊恩·瓦特曾抱怨，他的学生一心企盼一劳永逸地掌握一把理论或方法的钥匙，凭它开启一切文学作品的奥秘。这是唯科学主义（数学是科学的典范，数学的知识由抽象而来）的副产品。正因为相信的是科学的理论，不必有积极的个人投入，随风俯仰的墙上芦苇应运而生。
英国文学研究专家黄梅在《“反科学”的批评？》（这是关于D.H.劳伦斯文论选《灵与肉的剖白》的书评）一文中也说：“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似乎越来越像科学论文了。各种‘主义’的文论不论其理论内容如何，大抵都渗透着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科学风格或精神，变成有一套术语（其中不少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有自己的操作程序的专业化活动。局外人听专家们津津乐道地议论什么‘语序轴’、‘语谱轴’、‘能指’、‘所指’，不免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近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