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秋生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晋商会计史研究试读：
序言
辉煌的明清晋商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它不仅“贸易天下”“汇通天下”“富甲天下”，留下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商业传奇，而且“诚实守信”“稳健审慎”“开拓创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
2008年底，我有幸来到山西财经大学的晋商研究院工作，在从事会计教学与研究20多年后，开始全面接触晋商的历史与文化。通过学习，我发现已有的对晋商历史与文化的挖掘与研究，大多集中于金融、贸易和一般性组织管理范畴，其成果可谓不可胜数、浩如烟海，但是，对晋商创造的熠熠生辉的会计文化，却很少有人涉猎，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在我国著名会计史学家郭道扬先生、晋商研究大师孔祥毅先生的鼓励与指点下，我尝试着从会计学的视角对晋商历史和文化进行审视和思考，居然还写就了几篇文章，这增加了我研究晋商会计史的信心。2012年，在山西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我成功申请立项了山西省高等学校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晋商会计史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总结，终于形成了现在这部书稿。
本书在简要回顾晋商特别是明清晋商兴衰历史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研究了明清晋商的会计组织体系、账簿体系和核算方法，明清晋商主要经济业务的打理和核算，明清晋商的主要理财思想与实践，以及明清晋商的内部控制思想与实践。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以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为依据，进行系统、专业地观察与思考，尽量避免主观随意性，防止断章取义；以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变化为背景，进行历史、客观地分析和评判，尽量避免主观片面性，防止感情用事；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为根据，进行客观、全面地推理和总结，尽量避免主观武断性，防止浮想联翩。
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晋商研究论著，特别是黄鉴晖先生的《山西票号史料》，在此深表感谢！由于晋商会计文化博大精深，也由于自己学习和研究晋商会计文化的时间不长、精力投入不够，以及近期由于工作变动导致研究重点的转移等原因，都使自己在本书中对晋商会计历史的研究很不全面和深入，甚至还可能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吴秋生2015年3月12日第一章晋商兴衰及其原因分析第一节晋商兴起与关公崇拜一、晋商的起源与兴起（一）晋商发祥于解州盐池
近年来有关明清晋商兴盛故事的盛传和影视剧的热播，导致不少人以为晋商就是指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其实，晋商作为开创具有比较鲜明地域商业文化和创造特别辉煌商业业绩的商帮，在中国历史早期就在山西大地上产生了。“晋商”是后人对这一辉煌商帮的尊称。
晋商究竟从何时产生目前还无从确切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晋商是中国兴起的最早的商帮之一。早在我国进入奴隶社会后，晋商就初步形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山西是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的地位所决定的。传说中中国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定都在山西，他们不仅带领当地民众发展农牧渔业，而且允许、支持和带领民众大力发展商业。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至治天下也……其导万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尽管晋商兴起很早，但是成为令全国其他地区民众瞩目的强大商帮，则是春秋时候的事。春秋时期，晋商依赖得天独厚的解州盐池和距离当时政治中心较近的优势，开始贩运晋南解州盐池的食盐到当时的平阳、安邑等都城及全国各地，赚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形成了以盐池周边的蒲州商人为主体的、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阔富商帮。《国语·晋语》载：“夫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绛，地名，春秋时期晋国都城）（二）晋商始祖——猗顿
春秋时期晋商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紧靠盐池和当时国家政治中心等天时地利条件外，“人和”是晋商兴起并长盛不衰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里的“人和”是指当时的晋商已经深谙经商之道，形成了晋商精神的雏形。这其中尤以猗顿最为杰出。
猗顿（约公元前480年—? ），原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贫寒书生。在听到了陶朱公（即范蠡）“三致千金”的消息后，“往而问术焉”。陶朱公告诉他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指养家畜并进行交易。于是，他“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销售牛羊获利后，开始兼营解州盐池食盐的贩运销售，终于使他“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成为当时和陶朱公齐名的大富豪，被后世称为“陶猗之富”。但是，猗顿并非为富不仁的守财奴，他深谙舍与得的道理，太史公称赞他“其财能聚，又复能散”。其墓碑文称其“或者急公奉饷，上有利于国；或者悯孤怜贫，下有济于民”。他“施恩无念，知恩图报，积而能聚，厥后克昌”。他开创了晋商知恩图报的仁义精神，因而被后世尊称为“晋商始祖”。（三）晋商的精神领袖——关公
任何商帮的兴起和强盛都必有其精神因素，晋商也不例外。这种精神不仅可以提高商人们的思想境界，优化其经商言行，而且可以约束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使其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促成商业的成功并持续兴盛。受中国传统神仙文化（相对于西方的宗教文化）的影响，晋商先辈们在经商实践中也认识到，商业精神要想得到商人们的自觉遵守，内化为一种品质，也必须有一个令商人们自觉敬畏的精神化身，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顶礼膜拜。“关羽”这个历史人物的适时被发现和杰出表现，为晋商提供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关羽（? —220年）本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解州人。三国时刘备最倚重的武将。由于他从小就受到晋商诚信仁义文化的熏陶，养成了诚信仁义的品质，所以后来他“桃园三结义”，一诺千金；“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五关斩六将”，赤胆忠心；“捉放曹”，仁至义尽。由于他是晋商正宗的老乡，又是晋商“诚信经营”和“知恩图报”文化的杰出继承者和弘扬者，因而，被后来的晋商及其他中华商人尊称为“财神”，成为后世晋商顶礼膜拜的“精神领袖”。（四）晋商的政治成就
历代晋商不仅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且还在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朝代——唐朝的建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隋唐晋商不但辅佐李渊父子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最辉煌的王朝——唐朝，而且还培养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的祖父是当时著名的晋商大户。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武氏给予了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夺取全国政权后，封武氏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二、晋商的关公崇拜及现实意义（一）晋商的关公崇拜
优良的精神必须借助有效的载体进行传承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信奉神灵是中国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晋商也不例外。为了有效地传承晋商精神，晋商自觉地将诚信仁义的关公确立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尊奉他为自己的“财神”。晋商走到哪里，关帝庙就修到哪里，甚至每一家晋商店铺里都要供奉关帝神像，每天都要对关帝神像顶礼膜拜，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升自己的商业品质，祈求自己能明辨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不仅如此，历代晋商还大力颂扬关帝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质，把关帝的故事代代相传，并最终在明末清初晋商再度走向辉煌的前夕，由一位晋商同乡——山西清徐人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特别是晋商传说的关公故事，整理创作了伟大的历史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把关圣人“诚信仁义”的高大形象推到了极致。笔者认为《三国演义》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更是一部思想巨著，在一定程度上，它为明清晋商走向辉煌准备好了指导思想，也使关公作为整个中华商人“财神”的地位得以确立。（二）晋商关公崇拜的现实意义“神”实质上指的是神像等所代表的某种“精神”，也称为“神灵”。同样，所谓“关公财神”，形式上是保佑人们获得财富的关公塑像，实质上是关公所具有的、代表的“诚信仁义”的精神。诚——真心诚意、诚实可靠；信——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仁——仁者爱人、以人为本；义——公平正义、童叟无欺。这种精神是生财、聚财、理财、用财的人都应当具备的精神。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经商理财就能成功，就能发财，就能事业发达。因此，财神是什么？是关公，更是关公的“诚信仁义”精神！换句话说，财神是诚信仁义的精神。财神不是弄虚作假，不是背信弃义，不是坑蒙拐骗，不是逞强凌弱，不是冷漠无情。
其实，诚信仁义不仅是经商理财者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而且是每一个希望得到他人尊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应当具备的精神品质，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诚信仁义是人们和谐相处、人类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品质。但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弄虚作假、背信弃义、坑蒙拐骗、逞强凌弱、冷漠无情等违背诚信仁义精神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现代社会更加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现代社会人员和信息高度流动，使得违背诚信仁义的行为越来越难以界定和被惩戒。加强诚信仁义的教育和修养，创新信息社会诚信仁义的识别、彰显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提高当今社会诚信仁义水平的治本之策。（三）晋商关公崇拜的会计意义
财会人员通常也被称为单位的“财神”，这从现象上看是因为财会人员掌管着单位的钱财，是单位的理财者，但是，笔者认为，从实质上看，这个称谓更意味着财会人员应当是忠实秉承关公“诚信仁义”精神的人，意味着没有诚信仁义精神的人不配做财会工作。因此，诚信仁义应当是财会人员的核心价值观，是财会人员的“灵魂”。每一名财会人员都应当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像关公那样坚守诚信仁义，忠诚于雇主。现代企业会计人员的雇主不仅是现实的投资者，而且应该包括潜在的投资者。企业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其实就是全体民众，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的真正雇主也是全体民众，因此，现代会计人员坚守诚信仁义精神的根本要求是：坚定地忠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不做假账，不非法获取个人利益，为保护全体民众的利益努力工作！第二节明清晋商的兴盛及其原因分析一、明清晋商兴盛的过程（一）借助明代“开中制”和清代开发边疆的机会实现复兴
明清晋商处于晋商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得益于明清时期统治者给晋商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明朝洪武时期为了应对北方瓦剌和鞑靼等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袭扰，在山西北部等北方前线设立了九边重镇进行防御。由于九边重镇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比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轻这种负担，洪武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由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要塞输送粮草，明朝政府给山西商人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盐引”，这一举措史称“开中制”。善于经商的晋商抓住这个机会，成功转型，从以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促成晋商走向全国，将全国财富聚拢于山西；也促成了晋商率先走出关外（走西口，杀虎口；走东口，张家口），极大地拓展了晋商的贸易控制范围。由于关内外商品的巨大互补性、食盐生意的垄断性，加之晋商丰富的经商经验和崇尚关公诚信仁义的经商文化，其生意日益红火，财富迅速集聚，很快又成为富甲天下的商帮。
清代开发边疆，晋商由此进入蒙俄。晋商利用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机，随军队从事军需贸易，得到了又一次大发展。平定噶尔丹后，清王朝开始大力开发北部边疆，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边疆驿站网络，使北部边疆得以长期安定，为已有一定实力的晋商开发蒙俄的广阔市场提供了重要条件。（二）发明“票号”，铸就辉煌
明末清初，中国商业由萌芽到快速发展，长途贩运是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特征。严慎修先生在《晋商兴衰记》中写道：
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则由镖号保送，故镖号事业，厥时甚盛。但迎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窃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而才智明敏之雷履泰君，出乎其间，乃发明斯业，为金融界开一新纪元焉。雷君时为日升昌号执事，慨运款之不便，悯各商之束策，遂创与汇兑一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此响彼应，无需现运，只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且省路资，免转输，防窃失，一举而三得焉。……一由雷君信用素孚，各商交银犹外府也。职此之故，交款者信任日深，汇款者通行无阻，汇款愈多，汇水愈厚，行之三四年，而获利数倍，由此日升昌汇兑之名大著。金融界之新法亦大行，而继起仿行者日多，其初率由他行改设，或附设之，至咸丰初年，领资本专营票庄者，相继而起矣。
……日增月盛，踵事增华，就总号所在之地，分为三帮，总号在平者曰平帮，在祁者曰祁帮，在太谷者曰太谷帮。设总号于本县，设分号于各省，分号之多，以日升昌、天成亨……为最，皆三十余处。俗云“日升昌汇通天下”，盖谓分号之多也。
是时筹饷例开，报捐者多归票行承办，而事业日盛，嗣洪杨起义，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国家以票行可靠，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规模益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谣传，百万之款立聚，而国与民感受其益，可谓盛矣。……至光绪甲午之役后，祁太平三帮共票庄二十余家，若论每家原本，皆仅十余万两，即后获利倍本，亦不过增至二三十万两，四五十万辆而已，然至四年账期，每股可获利银二万余两、一万余两，其每股获利银八九千两、五六千两者，常数耳。
光绪庚子，清帝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执券之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地，云集雾合，幸赖各铺同心，应付裕如，由斯而信用益彰，生意尤盛。官商士庶，皆知票商之殷实，虽经变乱，亦能保存，凡有积蓄，咸欲存储票庄，以免遗失。官款则于税项、军饷、协款、丁漕，私款则有官吏宦囊、绅富家藏，无不提负而来，堆存号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所以各号存款，积有七八百万两，或二三百万两不等。且官款皆无利息，私款虽有利息，不过二厘、三厘，票庄以此无息之巨款，转放可得六七厘、七八厘之息，存款愈多，利息愈厚。
票号由此发展迅速，并积累了巨大财富。及至“庚子事变”之后，票号“最少也有400家”，每家票号四年账期每股获利银，多的（如日升昌）为两万多两。“每股获利七八千两者甚众，获利五六千两者，下乘也。然此犹除过各码头之应酬、衣资、饮食及一切挥霍而言，若并此计之，则四年中各家获利，尚不止此数。呜呼盛矣！说这山西票庄，自光绪甲午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为极盛时代，信然”。（严慎修，1923）二、明清晋商发展的盛况（一）贸易天下
明清晋商垄断了中国的北方贸易和全国的资金调度，甚至把触角伸向东亚和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至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的经营业务包括盐铁、茶叶、丝绸、皮毛、木材、颜料、铅铜等所有当时能够经营的物品。时人何秋涛曾记载：“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姚贤镐，1962）（二）汇通天下
清道光初年，晋商创办了票号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山西票号迅速发展，兴盛一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票号发展到28家，分号450多个，几乎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1907年，祁县“合盛元”票号克服重重困难，在日本的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国外城市设立了分店，开启了我国金融业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先河。票号先后在国外设立了100多个分号，成了中国最早的国际金融机构。他们经营的资金汇兑业务当时“执中国金融牛耳”。（三）富甲天下
山西票号盈利惊人：每股资本为白银一万两左右，一个账期（三到五年）少则七八千两，多的达两万多两。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七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余秋雨先生写道：“直到20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富裕了的晋商不仅兴建了众多规模宏大的大院，而且置办了巨大的产业，建造了瘦西湖等休闲娱乐场所。三、明清晋商兴盛的原因
关于明清晋商兴盛的原因，至今人们众说纷纭。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有一定的道理。笔者认为，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如实恰当地分析总结好这些原因，对于我们传承优秀商业文化，推进山西及全国的商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明清晋商兴盛的客观原因
这里所谓的客观原因，是指明清晋商兴盛的天时和地利。
就天时而言，明清晋商兴起至少占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天时：
首先，明清时期正值我国现代商业的萌芽与发展时期。元末明初，正是西方商业文明开始影响我国的时期，我国的手工业发展较快，长途贩运等现代商业萌芽开始出现。在这种背景下，明朝初期的“开中制”为具有经商理财传统的晋商再度辉煌提供了契机。其后，清政府执行了加强与北方民族交流融合的政策，也为晋商生意的扩展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其次，明清时期，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制钱是计数货币，银两是称量货币，白银为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然而，无论碎银、银锭、元宝，都有一个“平色”问题。“平”就是银子够不够它标定的分量；“色”就是银子的成色，即银两的含银量足不足。鉴于明清货币“各地官私铸造，不归一律”，造成各地银两成色千差万别，称量银两重量的天平砝码也因地域不同而各异。这为晋商创新经营方式和拓宽盈利渠道提供了可能。这种成色多样的货币，一方面流动缓慢且被偷盗抢的风险极高，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另一方面也为晋商创办票号，开辟获取汇水、得空期贷款利息、折算平余等盈利途径提供了可能，从而形成了晋商独特的生财之道。
就地利而言，明清晋商更是得天独厚。
明清时期，我国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处于争斗之中，交通运输动力仍多用人蓄动力。这两大原因使得山西所在的区域成为当时中原与北方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经商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进一步讲，当时山西的东边是明清的政治中心，不便于与北方游牧民族自由交流；西边是大漠，无法与北方游牧民族便捷来往。因此，山西所在的区域在明清时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来往交流、经商贸易的最理想与便捷的通道。（二）明清晋商兴盛的主观原因
这里的主观原因，是指明清晋商之所以得以兴盛的精神品质。历史悠久的晋商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优秀的经商品质，保证了晋商3000多年的持续辉煌。总结起来，这些精神品质至少包括：
1．艰苦奋斗
与一切成功者都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一样，晋商的成功同样是他们艰苦奋斗的结果。可以说，晋商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勤劳肯吃苦。无论风餐露宿向长城边运粮，还是扶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海东去日本贩卖，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晋商先辈们都不但要忍受“饥渴劳病、寇贼虫狼”、长期远离亲人的痛苦，而且要逾越气候、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还要应对土匪盗抢、官府勒索的考验，其艰辛困苦远非现代人所能想象。
2．诚实守信
讲诚信是晋商最悠久、最看重、最显著的精神品质。他们自觉把诚信仁义的“关公”奉为自己的财神，在明末清初“关公”诚信仁义为主的故事被编写进历史文学巨著——《三国演义》之后，更是为晋商走向辉煌鼎盛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城内的王公贵胄跟随光绪、慈禧出逃西安，路经山西成功兑现携带的票号汇票，为山西票号赢得了“特别讲诚信”的巨大声誉，令其在随后的几年中迎来了空前的业务繁荣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当时光绪、慈禧及其随从一到山西就纷纷将持有的汇票拿到票号兑换银两，以支持奢华生活。尽管当时票号的北京分号在这次战乱中银窖被洗劫一空，许多账本被侵略者毁化，票号本可以战争劫难和难以核对汇票真伪等合情合理的理由延期兑付，但是票号经营者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毅然决定：只要客户拿出票号出具的汇票，不管数目多大，都如数兑付。这虽使票号遭受了一定的兑现损失，并独自承担了战争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但诚信的声誉从此扬名华夏。
3．开拓创新
创新是一切事业成功和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历代晋商的成功也是如此。明清晋商不仅抓住了“开中制”的机遇，实现了从以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从以中原贸易为主转向以关外贸易为主，实现了业务拓展。而且，在长途贩运取得成功之后，他们敏感地发现镖局押运白银会导致结算出现弊端这一点，从而发明了汇票结算方式，降低了结算成本和风险，增加了盈利途径和空间。明清晋商不仅通过创新成功地实现了两次业务转型和跨越发展，而且通过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票号治理和管理制度，为票号的持续有效运转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
4．“相与”同乡
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分散在各地的晋商就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晋商在经营中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形成了特有的“相与”文化：在外的晋商，要成为贸易伙伴须相互经过认真考察，如确认彼此都诚信仁义，便结成“相与”，即患难与共的生意伙伴。“相与”的商号要自觉划分经营范围，不做霸盘生意，更不能相互拆台；要加强协作，相互担保、互通信息，共同应对市场风险；要对遭遇困难的“相与”给予全力救助或债务豁免，共渡难关，不得袖手旁观，更不得乘人之危；要自觉参加山西商会并严格遵守商会制定的行规，彼此间的矛盾要通过商会协商解决。“相与”制度使晋商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第三节近代晋商的衰落及其原因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近代晋商衰落，是指晋商作为一个整体的衰落，不是指个别晋商大户因为穷奢极欲、平庸懒惰等原因的没落，也不是指部分晋商贸易领域或地域因为战乱等原因所受的挫折。因为，古今中外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存在“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性现象，这是行业发展优胜劣汰的必然表现；至于战乱等风险因素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确实重大，但对晋商来说只是局部影响，事实上风雨飘摇、战乱频繁的清朝末期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
晋商作为整体的衰落，大体上始于1905年开始的“慈禧新政”。1907年开始有大票号商破产，如东盛和、东和泰、东生长、东平怡、昌平德五联号倒闭；1910年久负盛名的源丰润票号倒闭，从而波及全国。票号急剧衰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总计26家票号，到1914年有9家关闭，在京城的票号营业者已经寥寥。（黄鉴晖，1987）“票号当辛亥时犹存二十六家，迨至民国之初，其环境渐渐不佳。票号曩日所依赖者，或为政府机关，或为满清官僚，一入民国，旧政府之机关已倒，旧官僚去职，讴堪作靠。加以各省秩序紊乱，纸币毛折，各商埠之放款既多被人倒去，各官场之存款又须如约筹还，内外交困，应付实难。或有一二有为经理划策维持，意在另辟途径，联合新组，无如请示总号，而总号经理莫名其妙，仍以洪杨之役与庚子之乱相比拟，以为票号虽受一时损失，而不久期间仍能恢复。殊不知今夕不能相比，遂至愈走愈穷。民国五六年至七八年间，票号十余家即相继倒闭，除多数存款已经陆续还清外，至内部东家掌柜之存款，及至亲好友之信托存款，交愈厚者亏愈深。”（范春年，1935）（见第20页表1-1）
票号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据票号同业中人言，旧日票号，至今存在者，只有祁县帮之大德恒、大德通、三晋元（源）、大盛川等四五家而已。”（杨荫溥，1931）
曾经创造了“贸易天下”“汇通天下”和“富甲天下”的辉煌晋商，为什么会在清末民初急剧衰落？这个问题至今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汲取晋商的经验与教训，把握商业与商人发展规律，促进我国现代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晋商衰落原因的一般分析
探究晋商衰落的原因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凭直觉，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笔者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应当是揭示晋商衰落原因的理论依据。“物竞天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其本意是：生物是相互竞争的，能够适应自然及其变化者就被选择存留下来，否则就会被淘汰消灭。后来，这种理论被引进于社会学，成了社会学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社会组织之间也是相互竞争的，能够适应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组织就会被社会选择保留下来，就会发展壮大，否则，不顾社会发展变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顽固不化，就会随社会发展被淘汰。表1-1 票号逐年改组歇业统计
晋商的衰落问题本质上是伴随着人类发展而牸生出的优胜劣汰的问题。因此，“物竞天择”理论同样适用于晋商衰落原因的分析。根据“物竞天择”理论来分析晋商的衰落原因，必须从晋商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发展变化入手，必须从晋商对当时社会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入手，进行历史的、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不少人认为晋商衰落的根源是晚期晋商守成求稳。其实，守成求稳在社会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表现往往较为稳健，仍可能使事业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不顾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发生的根本变革及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守成求稳就会演变为故步自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因此，不论曾经多么成功、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会被社会发展所“天择”淘汰。漠视了当时社会发展发生的深刻变化，固守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是晋商在清末民国初期丧失竞争力，被“天择”淘汰的根本原因。
就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言，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巨大变革：洋务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工商业开始建立；外敌入侵使西方工商企业和现代银行大举进入中国；晚清末期的“慈禧新政”基本建立起了中国的民商法体系；辛亥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终结，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产权和人权观念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开始强化；新文化运动使民主、科学的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推广；西方工业革命成果不断输入，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交通运输、通讯、造币等技术快速发展。所有这些都彻底改变了晋商原有的生存环境，使晋商经营的原有观念、手段、方法不再有效，甚至使晋商原有的业务和优势消失殆尽。
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如果晋商能够发扬善于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乘势而上的传统，及时转型发展，应当还是能够继续兴旺发达的。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普遍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孤陋寡闻，对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漠视、恐惧，甚至反感，对有识之士要求改革创新的建议错误理解，坚决拒绝，因而丧失了及时转型、乘势而上的有利时机，导致竞争力急剧下降，终被发展了的社会“天择”淘汰。二、造成清末民国初期晋商顽固保守的原因分析
清末民国初期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为什么会变得顽固守旧、不再勇于开拓创新了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晋商极度辉煌后产生了守成求稳的思想“自甲午、庚子两役之后，为票庄极盛时代。”（韩业芳，1921）极度的辉煌使晋商“执当时中国金融界牛耳”，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享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但是，这也使得当时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利令智昏、盲目乐观、刚愎自用，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恐惧抗拒，以至于慈禧实施“新政”和辛亥革命成功后，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然留恋过去的辉煌及其经验，固守“包养（质押）员工家属”“债务全额赔付”等传统做法，拒绝进行组织和制度改革，终被急剧变革的社会所淘汰。正印证了那句古语——“福兮祸所伏”，以及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盛极而衰”。（二）长期恪守“相与”文化后思想逐渐僵化
晋商兴起之初以长途贩运为主，为了提高在遥远异地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往往采取老乡成群结伙外出经营，在外地的同乡商户自觉结成商会，同乡商户相互礼让、相互帮助等办法；为了控制派外员工对商号总号和东家的忠诚，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晋商采取只任用同乡，包养和质押派外员工家属等办法。这些都促成了具有高度认同的“相与”文化。这种“相与”文化，一方面要求晋商各商号之间要自觉划分经营范围，不做霸盘生意，更不能相互拆台；自觉加强协作，相互担保、互通信息，共同应对市场风险；自愿对遭遇困难的“相与”给予全力救助或债务豁免，共渡难关，不得逼债，也不得跟“相与”打官司；自觉参加山西商会并严格遵守商会制定的行规，彼此间的矛盾要自行或通过商会协商和解。这些做法虽然可以使晋商紧密团结，一致对外，形成对其他商帮的竞争优势和应对经营风险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晋商只能任用同乡，只能“相与”同乡，久而久之形成了封闭的文化环境，没有不同思想、观念、行为等文化碰撞，有的是越来越固化和强化的号规和行规，特别是晋商达到辉煌顶点的时候，财东和大掌柜们越是自我感觉良好，就越信赖既有的号规和行规，从而思想更加僵化，终使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丧失殆尽。（三）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造成了孤陋寡闻
晋商兴起之初，贸易以人畜动力的陆路货运为主，山西所在区域正好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贸易通道的要冲，因而晋商能够借“开中制”崛起。故乡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晋商的经营大本营。又由于晋商实行“相与”文化，只任用同乡，为了加强对派出员工的控制，又要求大本营必须设在故乡，这就不断强化了故乡作为大本营的地位。这种始终以故乡作为大本营的状况，使得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居住在晋中小城和乡下，得不到高水平的文化教育和熏陶，见识和对外交往少，因而大多保守顽固、孤陋寡闻、胆识有限。在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内现代工商业开始发展的清末民国初期，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几乎没有把握国内外商业行情及其发展趋势的能力，更难以对少数派驻大城市、见过大世面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改革创新建议做出正确理解和判断，因而只能求稳守成、因循守旧。三、清末民国初期晋商固守传统制度的落后性分析
清末民国初期晋商固守哪些过去成功而后来变得不合时宜，导致晋商整体衰落的制度和做法了呢？归纳起来，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固守封建管控制度，不符合新社会人权保护要求，该制度最终失效
晋商的票号等经济组织是以人身依附和控制为组织基础的：员工入号需要有豪强名流担保，员工外派需要“包养”（实质是质押）其家属，员工违反号规需要处罚其本人及其家属、担保人等。“凡遇破产，不问原因如何，均须严惩……如分店发生损失，认为经理人过失时，则经理人及其家属全体，对于总店均不可不负连带损失赔偿责任。损失赔偿之未终了之前，下其家属于狱，将彼等之财产全部没收。”“分号重要职掌之人员，均由总号选派，既经派出之后，家族即由总号赡养，实则以此为质，不啻作为保证。在分号任事之时，一切需要，悉取于公，详细列账，存以备查。关于必要之交际，均由号中开支公款，并由号中特备华美衣服，以供使用；来往家信，例由总号代转，不得自由寄发，借此以便检查；及至任事期满之后，持账交诸总号，经总号复核无讹；如在任事期内，确能尽力于职务，或有额外劳绩，号务大有起色，则由资本主酌给酬劳为报，并归还其家属，或者仍回原号之任；如有不能称职者，则由总号调回察看，再定去留；至于舞弊营私，一经发觉之后，则酌量情节之轻重，以定惩戒，甚至没收其财产，拘留其妻孥，不稍宽容，毫无情面。”（东海，1917）这些做法在封建社会是可行和有效的。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封建社会的终结，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观念的确立，顽固的票号财东和大掌柜们仍旧采用的这些人治手段，都成为非法的手段，也就失去了效用，票号等经济组织的土崩瓦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晋商的晚期，驻外经理人员，不执行总号规定，贪污作弊以致劫资潜逃的事例也不少。”（孔祥毅，2008）此种情况就是这种人治手段失效的必然表现。所以，不是辛亥革命摧毁了晋商，而是守旧的晋商被辛亥革命推动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淘汰了。（二）固守“票号式诚信”，不符合新社会产权保护的要求，该方式最终失灵“票号式诚信”是票号在清末实现辉煌的根本秘诀和保证，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以人的信誉为经营活动的基础，因而它只与官府、官僚、官办经济组织、大商号做生意，“票号营业向主对人信用，不重对物信用”。“小商号与人名，则囊不交易。”“货物抵押或不动产抵押，则囊不许做。”（范椿年，1935）二是票号对债务承担全额赔付责任。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产权观念的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物的信用是不存在的，因而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观念也都不存在，因此，“晋商式诚信”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行之有效的商业精神。但是，随着19世纪末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产业开始出现且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事实上的法人组织陆续出现，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西方列强不断入侵，西方政治经济制度逐步被引入，西方现代银行和其他企业逐步进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间和外国列强要求国家承认并依法严格保护私人产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慈禧太后从20世纪初开始实施所谓的“新政”。1903年4月，清政府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参订商律。同年9月，清政府成立商部，统管商务、工矿、铁路等。此后商部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经过几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中国的民商法体系。这一方面使中国从此有了受法律保护的私人产权，有了可作为贷款抵押的物的信用，有了真正的法人组织，有了有限责任制和无限责任制的企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同时有限责任制的西方银行也得以大举进入中国，与票号展开激烈的业务竞争；另一方面使传统的“晋商式诚信”失去了其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商业经营的个人信誉基础已经被资产信用基础取代，债务全额赔付观念已经被有限责任赔偿和无限责任赔偿观念取代。但是，此时仍处于兴盛巅峰且因循守旧的晚期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然固守传统的“晋商式诚信”, “仍效甲午、庚子时应付存款之法，提则应之，索则偿之”。（孔祥毅，2005）结果其经营活动必然是风险和成本越来越高，在与西方银行和中国现代银行的竞争中节节败退。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拥有充分人权的人已不能再成为债务的抵押，封建官府、官僚已被消灭，法制和产权观念得到强化和确立，传统“晋商式诚信”的适用环境彻底消失，票号迅速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三）固守传统经营模式，导致盈利机会丧失，最终走投无路
晋商后期的主要业务是票号经营的白银汇兑和存贷业务。这是一种获利途径较多的业务，包括收取的汇兑手续费（汇水）、收取贷款利息和获取不同成色白银“本平”折算形成的“平余”等。这也是一种获利金额巨大的业务。由于晚清时期国家动荡，国力衰弱，规章制度不健全，金融手续费率、存贷款利率和白银折算率等，都是由各家票号自行规定和掌握的，各类比率自然很高，获利十分丰厚。这也是形成晋商“富甲天下”、空前辉煌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景象随着“慈禧新政”的实施，中国首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在1905年建立而逐渐改变了。大清银行凭借国家信用陆续发行纸币，逐渐取代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1910年清朝颁布《国币则例》，共24条，统一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民国成立后，政府即着手发行统一的银圆货币和纸币。所有这些都使晋商盈利的主要来源“平余”逐渐消失了；相关的汇水也逐渐枯竭，晋商的盈利空间不断被挤压，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如果此时，晋商能够把当时仍然比较雄厚的财力尽快投入到现代银行的兴办或其他工商实业中去，依然可以华丽转身，实现转型，创造新的辉煌，但遗憾的是，利令智昏、思想僵化、无知胆小的晚期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拒绝了李宏龄等有识之士要求改组票号、建立现代银行的建议，终使晋商走投无路。（四）固守故乡大本营，自绝于现代经济大舞台，最终被边缘化
在以陆路货运为主的商业时代，晋商的地理优势可以使其获得贸易成本和时间上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地理优势又促成了晋商“相与”文化和固守故乡为大本营的局面的形成。这也是导致晋商衰落的重要原因。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贸易以人畜动力的陆路货运为主的格局，19世纪机械动力的货运方式崛起，20世纪公路、铁路、海运、航空贸易全面兴起。随着货运方式的转变，贸易中心出现了由通过马路中转的小村镇向通过铁路中转的大城市转变，再向海运港口大城市转变的趋势；经济活动范围由地区拓展到全国，再拓展到全球；经济活动主体出现了由地域商帮抱团竞争向各地企业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再到各地企业自觉分工、相互渗透的趋势。
1840年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开始输入我国，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使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开始起步。20世纪初铁路开始建设，海洋运输开始快速发展，贸易中心开始向沿海大城市转移，贸易活动开始需要全国视野和国际视野，地方商户抱团经商已无优势，获取和拥有更多商业信息、科学技术和经济资源开始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把企业总部设在沿海大城市，便于与国内外客商进行信息、技术和物质资源交流，成为企业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按理，这时的晋商应当将总部及时迁至京城或沿海大都市。如果那样，晋商不仅可以获取更多更及时的商业信息、技术和物质资源，抓住市场机遇，拓展业务范围，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盈利能力，促进业务发展，而且还可以使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拓展视野，增加对外交流机会，提高自己的胆识，就有可能使他们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能力，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实现再度转型和创新，再造新的辉煌。但遗憾的是，深受“相与”文化禁锢和“相与”机制束缚的晋商财东和大掌柜们依旧固守故乡，失去了总部迁往沿海大城市可能获得的各种有利因素的机会，与现代商业中心渐行渐远，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背道而驰，自绝于现代经济大舞台，被“天择”淘汰也就自然而然。四、晋商衰落原因的启示
晋商衰落，不仅给了我们惨痛的历史记忆，而且给了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总结晋商衰落的原因，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必须认真汲取并要牢记的启示：（1）任何组织都必须依据客观环境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方式和方法，才能机体健康，充满活力，茁壮成长；必须密切关注客观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其质变时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乘势而上，及时改革自己的制度和机制、方式和方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组织处于顺境或兴旺时期尤其要注意这一点。（2）对外开放、广泛交流、大度包容、善于学习、博采众长，是组织创新发展、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法则。谁不这样做，谁就会落后、衰退，甚至会消失。在人类社会活动日益全球化大背景下，开放、包容、学习、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3）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大趋势，主动融入社会发展主流，尽快占领制度、科技、信息、区位等领域的制高点，是组织抓住发展机遇，获取竞争优势，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法。谁不这样做，谁就会被边缘化，被欺压，甚至被淘汰。在人类社会组织日益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这一点越来越重要。（4）平等与自由、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保护产权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日益强化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现代组织的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准则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基本价值观之上，才能保证组织的合法性，有效发挥组织的职能作用，否则，管理制度和道德准则就是无效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关的组织或职业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5）传统文化如晋商的“相与”文化、“晋商式诚信”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不顾社会发展而固守传统文化，即使传统文化当时很优秀，也可能成逐渐为组织发展的桎梏。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借鉴和扬弃，进行改造和创新。第二章晋商票号的会计体系第一节晋商票号的会计组织体系一、晋商票号的组织结构
为了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办理汇兑业务，进行资金融通，金融组织都实行了“总分号”的组织体系。票号也不例外，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总分号制。（一）总号的内部组织与地位
票号总号的内部组织大体相似。“即大掌柜一人，为全号之领袖，有总理全号内外事务之权。二掌柜一人，辅助大掌柜总理全号事务，负督促全号人员勤怠之责，故各伙友对之，每较大掌柜尤为畏惧。三掌柜，辅助二掌柜监督全号伙友，负柜台上接待顾客之责。”（李谓清，1937）总号一般设置如下部门：“营业（跑街）三四人，司账四五人，司信三四人，练习生（即学徒）五六人至一二十人。重要职务，大约如此分配，有几家多添交际及庶务人员。”（陈其田，1936）“资本既储总号，获利也归总号计算，以总号为中心，各地分号不过是辅助机关而已，立法甚为严密。”（陈其田，1936）（二）分号的设立与内部组织“票庄业务，大半靠分号在外经营。”（陈其田，1936）所以，票号在什么地方设立分号，派谁去设立和经营分号，如何构建分号内部组织，如何加强总号与分号的联系和对分号的控制力等，对其经营成败就显得特别重要。
关于在什么地方设立分号，票号大体有如下考虑：“有因各大商铺必须设立者，如平、津、沪、汉者等。有因自己营业范围而设立者，如志成信、协成信、协成乾在广东，大盛川、锦生润在蒙古。有因择垫官吏（选择有发展前途的官吏进行政治借贷，笔者注），随至官吏任所收账，因而设立者。”（卫聚贤，1934）
关于派谁去设立和经营分号，票号掌握的原则是：“设立手续，由总号选择干员，携带图章砝码，并路费及开办费若干前往。”“分号经理及成员，亦由总号大掌柜选派，故大掌柜得人，票号营业无不发达者。”（卫聚贤，1934）“至如派遣人位，经理颇费思索，须经一度考虑，方可实现。务以领袖同事，为情不悖，可以加补，不碍业务上之进行为主旨。全盘人位计划，系因事用人，绝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习于娇惰。设或同人（即同仁，笔者注）间有龃龉，即重行调兑，既不欲丧失养成之人才，也不得碍于业务之进行。所以人事方面为第一要义。”（颉尊三，1936）
分号的内部组织也大体相同。“各埠汇票分庄人员数额，虽因各地业务繁简不同，有所增减，而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业务较繁各埠，亦不过于负责人员外，多加一二助员而已。各分庄负责人员，大致均为老板一人，总理分庄中一切事务。管账一人，总理分庄中账目，并负银钱出纳之责。司信一人，办理分庄中文书，并须通告各埠连号金融市况之责。副老板一人，负上市接洽业务之责。各票庄在各埠所设分庄，除少数例外者外，十九皆四五人。其中亦有在总庄练习尚未足期，派在分庄补习者，则大都此伙友与派往分庄之老板有特殊关系。至有因地方情形特别，内部组织较为扩大者，至各庄在北京之分庄，大都人数较多，负责人员，有与在总庄中不相上下者，此则因北京各票庄负代理国库之责，事关重要，不得不慎重处理也。”（李渭清，1937）清末上海分号内部组成人员的范例：“正掌柜一人，副掌柜一人，外账房二人，内账房二人，跑市二人，跑街四人，招待二人，管银一人，小伙二人，司务八人。”（陈其田，1936）（三）总号对分号的管控
总号对分号的管理，不但管人，而且管事，还要管费用。
就管人而言，“分号经理及成员，亦由总号大掌柜选派”。不仅如此，“总店大都出巨款为分店经理人捐一候补道之官衔，以增高经理人之人格，且万一遇诉讼时，出入官衔亦较占便利焉。”（东海，1917）为了保证派出的经理及成员对总号的负责和对东家的忠诚，总店对派出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山西票庄自经理以下职员，除了一二仆役外，清一色雇用山西人，不但为本省人谋生计，而且是为了就近监督其家属，作为保障。”（陈其田，1936）对于分号经理，“凡得分店主任之职位，即举其家属于银行（票号）节制，以为其誓为本店尽职之保证。一经任事之后，家信均须露封，非经店主之手，不许自行送寄。在任事期中，不支薪俸，店内费用及必须之服物，一由银行（票号）开支，但均须详细登记，收存备查。至服职三年，乃持账呈诸店主，店主复核无讹，确知征其任期中之尽职，店务赖以起色，乃多其酬劳，奉其家族还之。否则，尽收其服物，向其家族科以罚金，或拘禁其本人。”（潘承锷，1908）“不但经理个人对总店负连带无限责任，即其家族亦不可不负责任。盖中国自古采用家族制度，凡遇破产，不问其原因如何，均需严罚。不认时效者家长负债，则一家之人，永远必须还清。如分店生损失认为经理人之过失时，则经理人及其家族全体，对于总店均不可不负连带损失赔偿之责。损失赔偿之未终了以前，下其家族于狱，将彼等之财产全部没收。”（东海，1917）为了防止分店出现亏损，经理无力偿还的情况发生，票号还建立了“经理人损失赔偿准备积金”, “即营业决算后依纯益多少由总店分给各分店经理之花红也。此项花红，存积于分店，付以一定之利息以之为填补经理人损失赔偿之需，非经理人出店时决不付还”。（东海，1917）
就管事而言，“假如甲分号开办之后，营业需款时，即由乙、丙、丁分号源源接济，全局统筹，不分畛域”。（陈其田，1936）“票号内部办事程度均听凭总号规定”, “分号对于总号，时有信件，报告营业状况及当地行市。平时用平信，急时用专信，电报通了则用电报。同时并将营业情形及行市向各分号互报，以便互通消息。又如甲分号有余款，视乙、丙分号之缓急，分送各地，以便周转。甲分号应付得法，得利较多。因为甲分号之功，但得到红利均送总号，在总号总结下分红，是以各分号多互相救济。”（卫聚贤，1934）
就管费用而言，“总店不但负担分店之营业费及其他一切店费，及经理人眷属之住宅、衣服、饮食等费用，亦概归总店负担之。”（东海，1917）
上述可见，晋商票号总分号之间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分号的设置权、资金的调度权、人事的任免权和红利的分配权，皆归总号掌握。各分号只有业务的经营权、资金的运用权和人员的管理权。在当时商业经营规模较小，市场变化较慢，同时经营范围比较分散的情况下，票号的这种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还是能够基本适应经营需要的，实践证明也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根据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设计组织体系和运营机制，对于企业经营成败非常重要。
晋商在设置组织结构，配备工作人员，赋予岗位职权方面因事设岗，而不因人设事；职责明确，管控严格。根据工作性质设定不同的岗位薪酬水平和激励机制，也都是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很值得当代企业学习。二、晋商票号的会计组织结构（一）总号的会计组织
总号的会计机构称为“会计课”，也称为账房。账房一般设有管账、副管账各一人，帮账若干人，管银一人。总号账房与信房要“互相资助，司理总号账目，并对分号之申请或报告，详予答复。”（陆国香，1936）
管账先生总理全号账目，包括总号账目和分号账目；负责库存银钱出纳，包括营业开始或营业中向“营业课”柜台支付低于柜存限额的银两，每日营业终了向柜台收取超过柜存限额的银两；负责总号与有关分号之间调剂银两的收付。副管账协助管账先生管理全号账目，并具体负责总号的账务处理。帮账在副管账的指导下负责有关账项的抄写，以及有关数据的算盘计算等具体工作。管银负责银两的收付保管与现银钱账登记。（黄鉴晖，2002）（二）分号的会计组织
分号账房一般分为内账房和外账房。内账房职务分工与总号相似，负责“总清账”，计算利息，编制“月清”和“年总结”等。外账房需要规划账房，负责与总号、其他分号、客户之间的银两收付和“流水账”等。这样不仅可以使“会计课”内管钱与管账工作相对分离，而且可对柜房的银钱收付进行监督和控制。（黄鉴晖，2002）（三）对票号会计组织的评价
票号会计组织规模较小，人员较少，总号账房人员之间是纵向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没有更细的分工。分号虽有内账房与外账房之分，但是，外账房的实质相当于现代银行的营业柜台，因此，只有内账房才是真正的会计组织，但是内账房也没有更详细的分工。这种会计组织设置与当时经营业务规模较小，票号实行经理独裁体制是相适应的，也与封建社会的人治环境相适用。用现代会计的“钱账分管”原则和执行与监督相匹配的原则来衡量，显然，票号的会计组织还缺乏合理的内部分工，会计与出纳没有明确分设和分工，也没有必要的稽核、审计、监督等岗位，但是大掌柜会不定期地进行监督检查，因此，其会计组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但不可与现代企业的会计组织同日而语，不宜过度颂扬。第二节晋商票号的账簿与报告一、晋商票号会计核算的总体情况及分析（一）晋商票号会计核算的总体情况
关于晋商票号会计核算的总体情况，范春年在1935年曾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票号账簿，原属一种旧式簿记，但其组织之完备，登记之详密，亦可称为旧复式簿记。总号除本总号应有之营业各账外，尚有各分号之营业报告，亦须分别记账。每月有月清册，迨到决算账期（大概其十月底者居多），以月清而统造年清，绝无丝毫错误。以当彼时，各地平码太繁杂，银色之差异，而列决算时期，统以本平本色（即本号资本之平色平位）折合入账，曾无发生错讹。旧簿记由总账而转入分类，亦犹新簿记由分类而转入总账，形式虽不同，而其理则一也。”
关于票号注重查账的做法也深得晚清重臣盛怀宣的推崇。他在宣统三年（1912年）正月的奏折中说：“欧洲、美、日均以银行成败与国家财政之得失，商务实业之盛衰相为倚伏，而防弊之法，尤以查账一事为最要关键。……中国本无银行，而钱庄账目，虽亦有月结年结，除西帮票号之外，查账均属虚文。即如近年倒账愈出愈奇，官民均受重累，商务因之萧索，外交亦多一藐视，臣愚以为欲重财政，必兴实业，欲兴实业，必重银行，而银行尤必以查账为急务。”
由此可见，票号会计核算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1）有比较先进的账务处理方法——“三脚账”和“龙门账”。（2）有比较健全的账簿体系和核算组织。（3）有比较严密的会计报告体系——“日报”“月清”“年清”。（4）有比较明确的会计期间——以年度为主要报告期，以3到5年为损益结算分红期。（5）有比较自觉的本位币折算理念和行动，并上升为重要的盈利途径。（6）有比较清楚的会计主体观念——票号和东家的财产、收支、经济活动等严格分开。（7）有比较突出的查账监督制度——内部控制比较健全有效。（二）基于现代视角的票号会计核算状况分析
用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概念的框架来分析明清晋商票号的会计核算体系，可以看出，票号会计核算体系有很多内容是很合理、很先进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