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飞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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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天空试读：
自序
作为从事旅游工作近二十年的旅游人，我喜爱行走，行走可以让人心胸开阔，让人烦恼尽失，更可以在行走过程中看到无数的风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之所以将读书和行走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只要走路就会增长知识，而是通过行走学会看，学会思，读懂社会这本大书。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不必虑于他人的感受，不必惧于上司的眼色，不必囿于世俗的偏见，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自己所想，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感受。
一位新西兰年轻朋友和他的德国恋人去黄山旅游，黄山很险，我问他是乘缆车上山的吗？他说不是，他们要体验黄山的险怪。失去了行走，幸福的感觉会失去很多。我们经常看到外国人背着行囊行走四方，他们认为上苍赐给自己双腿就是为了行走，而不仅仅是为了好看，为了平衡。南非“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天生没有腓骨，十一个月大时就被截去膝盖以下部位，装上刀锋形状的高科技碳纤维假肢，但他却参加在伦敦举办的正常男子运动员400米和4×400米接力跑两项比赛，实现参加健全人奥运会的梦想。他明知跑不过正常人，但却可以充分地享受跑的快乐，而跑是走的一种高级形式。令人震惊的是，在2013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他竟在家中枪杀（后来推定为误杀）自己的女友瑞瓦。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听证会上，经过辩论和聆讯，法官戴斯蒙德·内尔做出了批准皮斯托瑞斯保释请求的决定。也许正是因为他举世无双的行走使他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幸福在路上，磨难也在路上。藏民一辈子的劳作就是为了一生中能有一次去拉萨的朝圣。一次，在去日喀则的路上，我看见两位藏民从很远的青海去拉萨朝圣，他们风餐露宿，无论雨雪，亦走亦拜，晚上住在路边搭起的帐篷里，饿了就随便吃点，何时才能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不知道，他们只要是在路上，就有信念，就有希望。两天后，我们从日喀则车返，在路上又见到他们，他们只是走了很短的一段路程，他们依然在行走，不，是拜走。这是行走的力量。《幸福路上》歌中唱道：“把生活的美好装进行囊／听那车水马龙／看这人来人往／我的心随着鸽子快乐飞翔／怀揣一个心愿把梦向往。”我在电视上看过王石的演讲，当他得知自己的腰椎间有一个血管瘤，必须减少行动，最好是坐轮椅，否则可能随时瘫痪，他没有消沉，而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瘫痪之前去一趟珠穆朗玛峰。在登山中，缺氧，山险，体力不支，多少次就要倒下，他甚至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登山的途中，但意志战胜了这一切，他最终登上了山顶，因此也获得新生，并从中获得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这是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一个朋友和我分享了他的行走故事。他去贵州一个大山里旅游，那儿并没有已经开发好的景点，只是充满着大山的原始美和不曾有丝毫异化的民俗，他喜欢这种最为纯正的旅游。那儿很穷，但却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整个山村因为他的到来而如同过年一般，村民用他们的笑脸诚挚地迎接他，晚上专门为他举办了篝火晚会，并盛情邀请他留宿，他在那儿享受到贵宾般的接待。每年他都要进行这样的行走，这是一种接地气的行走，边走边看，感悟人生。
一位游客去到一个山顶看风景，在下山的路上见到一位老者气喘吁吁地艰难登攀。这时，老人问，到山顶还有多远，年轻人说，还有很远，他劝老人不要上去，山顶的风景一点也不好看，说否则会后悔的。老人没有听取他的建议，继续着自己的登攀。老人的想法很简单，不能因为你说不好看我就放弃，好看与否要由自己亲身经历才能知道，而不是别人的评价。正如一个人生命快要结束时，弥留之际对别人说，其实人来到世间就是受苦受累，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不能因为听了这个人的感叹而心灰意冷，了却自己的人生。只有走完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路程，看完属于自己的风景，我们才可以作出自己的评价，因为生命正在于过程，而不在结果。因此，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受，我们必须行走，而不是人云亦云，失去自我。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从北大到台大——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一书中说道：“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成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余秋雨说这段话时是在证明孔子14年行走的伟大。余秋雨先生一直也是在行走中思考的践行者，他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生命状态。这是大家的行走和思考，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从属于自己的行走中获得独立的思考。无奈的是，现在要么是更多孤立的行走，或是没有任何行走的空洞思考充斥着我们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
在多年的行走经历中，我看到了无数的风景，这些风景在我心的底片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像。我虽不能像“驴友”般地闲云野鹤，但也可以在自己的空间里让思想放飞，并力求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这种记录不是照相般的全盘摄录，而是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虽显鄙陋，却是心声，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行万里路正如同读万卷书吧。
访胡适故居
去山清水秀的皖南绩溪县办完事，接着就去了上庄的胡适故居。在我年轻时，对于胡适的印象是模糊的。那时处于“文革”，国内对他的批判十分地激烈，人们看不到他的作品，也不能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胡适。恢复高考后读文学史，才知道胡适是中国第一位白话诗集《尝试集》的作者，便找书来读，那是本半文半白的诗集，读得并不习惯。随着改革开放，西风东渐，才对胡适的形象稍微清晰一些。
到村口，那条胡适不断提到的给他童年生活以愉快的村前小溪，依然流淌着。小拱桥横跨小溪，鸭子在水中悠闲地觅食。这时，已是晚秋，山间层林尽染。近处几棵老树矗立在溪旁，枝叶还算繁茂，溪水依旧潺潺，黑皴的枝干给人以岁月沧桑之感，想必胡适年幼时，它们就在了。胡适曾满怀深情地用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故乡，“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月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样的描述，是再恰当不过的。
故居位于村子后半部西北边，是一座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占地1000多平方米，小青瓦，马头墙。1891年12月17日，胡适就出生在这个皖南乡村的书香人家。大门前是一个宽敞的用鹅卵石铺成的院落，游客不多，一些村妇坐在树下做着自己的活计，对于我们的到来并不太在意。故居的砖雕木刻装饰及壁饰是清一色兰蕙为主体的图案，门壁上的十幅兰花图均为平底木雕，其中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正是胡适学识超群、自命清高的写照。绩溪山深而产兰，兰蕙花绽放时，花枝相映，枝茎交合，清丽幽香，正体现出主人追求的物我相语、情感交融的诗的境界。胡适一生酷爱兰花，以兰草的高洁自勉。晚年寓居台湾，思乡情切，曾作《希望》一诗，开篇写道，“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这是羁客天涯之人所袒露出的乡愁。后经谱曲，成为传诵一时的台湾校园歌曲，后大陆也争相传唱，只是大多不知词的作者。
这是一个保留完好的院落，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前庭有天井，两旁为厢房，楼下是堂屋，楼上为“回”字形通转楼。后进为内庭，栏板隔扇，精雕细刻。前厅正中悬挂着“胡适故居”的黑底金字横匾，由当代书画大师沙孟海题写。下端悬挂胡适中年画像，儒雅俊逸，两旁有对联：“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故居展厅内容包括父母生平简介、胡适的家乡教育、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出使美国、胡适研究成果等，通过翔实史料真实客观地记载胡适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情感追求。其中一幅富有人生哲理的先生手迹“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折射出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待人处世的风范。
胡适五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进入上海新式学校学习，在上庄生活了十四年。应当说，上庄是胡适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这里的生活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尽管后来他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获得国外三十多个博士学位，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和北京大学的校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中国现代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但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从他的心灵深处减去一丝对故乡的爱的情愫，正如绩溪旅台同乡为胡适题写的赠言，“努力做徽骆驼”。
故居里胡适与江冬秀当年完婚的洞房还完好地保存着，古色古香的床、柜、梳妆台一依旧貌，令人感慨的是斯人已去。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过多位传闻女友，但胡适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前些年，工作人员从故居的屋檐下发现了许多捆扎好的婚礼贺联，全部是当时的名人所撰，这一发现令他们惊喜异常。我看着对联想象到，1917年12月30日结婚的那天晚上，一定是高朋满座。胡适诗兴勃发，挥毫自题婚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那晚，正是满月，因妻子江冬秀大自己一岁，胡适自嘲已老，可见酒宴正酣。此时，月明星稀，清风不语，高朋自不会闲，随即挥毫，留下无数佳对。曲终人散后，胡适收拾好贺联，依依不舍地离去。那些对联就如同他以后的人生，归于沉寂。1962年2月24日，胡适客死他乡，蒋介石送给胡适的挽联，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精辟哉斯言。
胡适的故居在很长时间里是寂寞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1949年，胡适寄居美国，后又去了台湾。他一生并不认同共产主义思想，但却从未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他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职务，却屡屡抨击国民党。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他因批评当局钳制人权、掀起现代人权思想大讨论而遭通缉，50年代在台湾当面指责蒋介石查封《自由中国》杂志、打压言论自由的专制行为，至死不加入国民党。结果，胡适成了海峡两边都不讨好的人，这种结果可能和他长期奉守的中庸哲学思想有关。“文革”后，国内才对胡适的历史地位予以客观评价，胡适《我的母亲》一文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2010年9月2日，时任文化部长的蔡武先生抵台访问，第一站即前往胡适故居参观，还特地步行至胡适铜像和墓园凭吊。对于半世纪前曾遭大陆批判的胡适来说，这不啻是一份迟来的肯定。
而今，绩溪的胡适故居已被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拨出专款予以修缮充实，令人欣慰。毕竟，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胡适。胡适的故居在很长时间里是寂寞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
和顺的灵魂
当置身于云南腾冲的边陲古镇和顺，我才真切地感受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中国魅力名镇”评选，为什么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把“第一”的选票投给了和顺，而不是比它名气更响的其他古镇，因为和顺是有灵魂的。
和顺地处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这里曾是马帮重镇和著名的侨乡。六百多年的风雨浸润，成就了古镇自然天成的风情画卷。一代代和顺人远涉重洋，又回归故里，他们在这里创建公司、学校和图书馆。明清时期的祠堂、牌坊、老宅，鳞次栉比地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台地上，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浓郁的人文气息与田园牧歌式的风光相映，让和顺充满了魅力。同其他古镇相比，和顺多了些底蕴和大气，少了些商气和喧嚣。2006年，极少题字的朱镕基总理欣然题写“和顺和谐”匾额，道出了和顺的和谐和气质。
和顺图书馆是中国最富特色的乡村图书馆之一，为中国传统的楼房建筑，前置花园，美观素雅。拾级而上，依次是大门、中门、花园。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和顺同盟会的“咸新社”和1924年成立的“阅书报社”，后经华侨和乡人捐资赠书，扩建为图书馆。1938年新馆落成，胡适、廖承志等大家纷纷题词，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题词这里是“民智源泉”。馆内现有藏书七万多册，古籍、珍本一万多册。当我置身馆内，一半是钦佩，一半是好奇。馆内陈设简单，报纸用传统的报夹夹好，杂志一律用粗线订起，供镇里人阅读。木制书架上的书籍虽已卷角泛黄，却透出书香。服务台后面的图书管理员已上了年纪，老者端坐在那儿静静地看书，大约，他应是镇里最幸福的人之一。
和顺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当属滇缅抗战博物馆，这是民间的私人博物馆。生于斯长于斯的段生馗先生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地收集相关文物，数次深入原始森林探险，几十次涉足缅甸、印度寻踪，收集到滇缅抗战遗物两万多件。馆址位于当年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面积七百平方米，建筑呈三横两纵结构。室内展出包括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美英盟军、民众抗战等方面的文物。他要让人们通过这个博物馆记住抗日战争时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在这个可能是中国最小的博物馆里，每件文物都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展厅一角有一枚并不起眼的芥子气炸弹，是揭露日军在滇西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的重要罪证。2003年，美国俄勒冈大学八十多名文史大学生专门来到和顺，他们是为一枚刻有卢米斯·埃德加名字的戒指而来。作为“飞虎队”十四航空队上尉的卢米斯，母校俄勒冈大学为他自豪，在颁发给他的戒指上专门刻有上尉的名字、专业和毕业时间。1944年5月，卢米斯驾驶的飞机被日机击毁，坠落在缅北江心坡，卢米斯壮烈牺牲。这枚珍贵的戒指，是段生馗在第三次入缅时寻到的。尤为珍贵的是抗日县长张问德的红藤手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赠。老县长曾拄着这根手杖八次翻越高黎贡山，它也成为民族精神的支撑，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博物馆里，日军残酷杀害中国军人和平民的实物令人触目惊心。最不能忘却的是为我们讲解的年轻姑娘，她和她的同事们从博物馆开馆那天起就在这里担任讲解，一天也没有停过，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讲解。她饱含深情地向来人讲述着那段历史，讲述着这里每一件展品或壮烈或惨烈的故事。当讲到一张日军用来残酷杀害中国人的长条凳时，眼中充满着泪水，不能自已，不知她为了这张长凳一天要流下多少悲愤的眼泪。临行时，我悄悄地问了她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作为一名大学生，讲解水平又很好，这里的博物馆如此之小，将来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另谋发展吗？她盯着我反问，你说呢？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到了坚定。显然，她是不会的，她爱和顺，她要向所有来这里的人讲述和顺的历史。
从段生馗、讲解员乃至所有的和顺人身上，我看到了和顺的灵魂，他们懂得坚守，懂得憎爱，他们十分看重自己的人文精神，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铸就了古镇的灵魂。和顺人懂得坚守，懂得憎爱，他们十分看重自己的人文精神，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铸就了古镇的灵魂。
辩经
在拉萨，朋友一再说，一定要去色拉寺看辩经，很有意思。僧人们聚集在一起，用藏文展开激烈辩论，中外看客众多。我在电视上看过太多的辩论大赛，都很程式化，就推说听不懂藏文，不太愿去。毕竟，还有些高原反应，想多挤时间休息。但终究经不住朋友的硬劝，还是去了。
色拉寺全称“色拉大乘寺”，位于拉萨北郊3000米处的色拉乌孜山麓，明永乐十七年（1419），宗喀巴弟子绛钦却杰兴建，成于宣德九年（1434）。“色拉”在藏语里意为野玫瑰，传说修寺时这里长满了野玫瑰，寺因此得名，可惜如今已看不到那样的场景。倒是寺内的树木郁郁葱葱，和寺外的荒山形成强烈的反差。
色拉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主寺之一，这里自古就是高僧活佛讲经说法之地，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僧侣一度多达9000余人，色拉寺作为培养高水平僧侣的地位不可撼动，而辩经也就成为这里最重要的培养手段之一。辩经最早源自印度，是辩论佛教教义的学习课程，是藏传佛教喇嘛攻读显宗经典的必经方式。色拉寺的辩经始于何时，我没有细查，但眼下是代表拉萨最高辩经水平之所，以至于游客来到拉萨，大都不约而同地赶来色拉寺一睹辩经盛况。
进入寺的大门往北走，不远处有个很大的庭院，地面用碎石铺成，树木掩映，辩经场就设在这儿。千百年来，从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五点，除了雨天，僧侣们都会聚集在这里，身着绛红色袈裟的僧侣们往往是两人一组或多人一组，一人站着发问，一人坐着应答。充满激情的辩经，声音之鼎沸令人瞠目。站立者表达观点时，往往捶胸顿足，将右腿踢得很高，长长地伸出左手，右手响亮地拍向左手，发出清脆的声响，并随即右手指向坐在地上的僧侣。席地者显得平静，他们通常会情绪稳定地回应诘问，而站立者已经重复第二个动作，并将另一个诘问无情地砸向对方。
整个辩经场击掌声此起彼落，争论声不绝于耳。中外游客虽听不懂他们在辩些什么，却无一例外地兴趣盎然，好像什么都懂，兴奋的表情写满脸上。而远处上了年纪的僧侣们在辩经时则要平和许多，他们的姿态和年轻的僧侣们差不多，但更像是在讨论一些问题。也许是因为阅历丰富所致的平和，也许他们已经进入另一个层次，不需要再作激情四溢的雄辩。
我问陪同的导游，僧侣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导游说无非是辩些佛教理论，并不能给我具体的答案。后来，我从香港林聪先生所写的《与西藏有缘》一书中稍有了解。站立发问者通常是问任何佛法上的具体问题，交流所学心得和所悟佛法，如“既然世上所有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组合而成，请问冰块中的‘火’何在？火焰中的‘水’又何在？”又如，“‘我’究竟存在脑中，还是身体中，还是身体以外？”等。辩者必须不加思索马上应答。在辩至深入时，问方会瞪眼怒目，手挥念珠分散答方注意力，并大力击掌以壮声威。击掌时右手向下代表降伏邪见，左手上扬代表提弘正见。辩论双方互换角色，一争高下，获胜者才有晋升的机会。在一年一度的广愿法会上，应考僧人必须一人与多位长老同时辩论，方可获取最高的“格西拉然巴”学位，相当于博士头衔，多年的媳妇才算熬成婆。
所有的游客都被这宏大而激烈的辩经场景深深震撼。人们自然不知他们在辩些什么，即便知道上面列举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和我们的思路也是南辕北辙，但从色拉寺的辩经声中却透出真实的存在。他们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力图用自己声嘶力竭的雄辩来征服辩者，让对方俯首称臣。相比我们，更多的是像一个聆听者，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见解，在惯性思维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中外游客虽听不懂他们在辩些什么，却无一例外地兴趣盎然，好像什么都懂，兴奋的表情写满脸上。
美丽的纸教堂
和台湾南投埔里桃米生态村纸教堂景点的邂逅完全是种偶然。那天下午，我们驱车到南投，天色还早，台湾观光部门的同行说，附近有个叫做纸教堂的景点不错，值得看看。我们听着好奇，便欣然前往。
转过小路，眼前便出现一个不大的园子，四周被苍翠的浅山环抱着。一座乳白色的长方形房子像是一个巨型的纸盒置放于一片水的边缘。夕阳西照，房子和不远处绿色的山峦迭合在一起，越发显出一种宁静和幽雅。纸教堂是一座独特的纸管建筑。据管理者介绍，教堂所有的立面和屋顶都是用高密度白色牛皮纸一次成型，58根支柱都是由圆形纸管构成，而每根纸管可以承载6.9吨的重量。建筑主结构是台湾常见的C型钢，设计师把钢材弯成各种形状，让“弯曲的钢”和“硬起来的纸”形成有趣的对比。屋内的座位用长长的圆纸筒制成，四周悬挂着密密匝匝直垂到地面的泛黄或泛白色的粗纸绳，让人联想起少女飘逸的长发。园子的主人很会做足纸的文章，制作有许多以纸为材料的纪念品，纸手提包、纸杯子、纸笔筒等，都透出精致和环保。整个景点设计得非常巧妙，各种微小建筑和纸教堂相得益彰，多彩的色调昭示着生活的缤纷。园内有许多的雕塑：合掌祈祷的青蛙、迎风飞舞的蝴蝶、振翅欲飞的蜻蜓、废铁制作的树木、手拉手的青年，以及随处可见的小挂饰等等，无不在讲述着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表达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在这片蝶飞、蛙鸣、鸟唱的生态美地，纸教堂用最干净单纯的色泽和质朴平凡的建筑空间，为人们诠释出幸福之地和梦想舞台这一美好的人生概念，成为人们携手创造各种幸福时光的理想所在。
纸教堂来自日本。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造成神户市长天区野田北部70％的屋舍倒塌。为了给灾民临时提供一处抚慰伤口、慰藉心灵的去处，在国际著名建筑师阪茂的奔走下，三百多位义工投入纸教堂的兴建。它打破了族群，跨越了宗教，为日本小区在重建过程中驾起了一座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宛如一盏希望之灯，给人以温暖，激发人们的梦想。2005年，台湾“921”大地震重建小区的人们组成访问团，参加阪神地震十周年纪念，得知纸教堂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后即将拆除移建。访问团团长，也是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廖嘉展先生即提出将纸教堂移建台湾，作为两地赈灾重建交流的中心。这一提议获得日方的同意与支持。2008年，飘洋过海的纸教堂，在桃米生态村新故乡见学园区完成移建工程。她以新生的魅力展开新的生命，承载新的梦想。在台湾“921”大地震后重建时期，纸教堂持续抚慰着人们的心灵，陪伴震后重建的人们勇敢地直面生活。
走进纸教堂，飘逸的纸绳墙上挂满了人们的美好祝愿。教堂里正在举行一个演讲。游人坐满了屋子，不少是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前来，他们都静静地坐在圆纸筒上，听着台上低声而温馨的演讲。演讲者是位少女，她在讲述着地震灾害、生命、环保，讲述着人们生活在这个地球的责任和信心。她讲得是那么地声情并茂，我静立在屋角旁听，生出无限的感动。这些游客听得十分专心，似乎是在和天使对话。园子的主人告诉我们，每天都会有志愿者来到这里，站在这个简陋的讲台上和游人分享着他们的人生感悟。而每一场演讲都会坐满听众，他们像接受洗礼一样接受着别人思想的馈赠。我突然间问自己，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心境去认真地聆听吗？实际上，我们已经过于浮躁，太久没有这种聆听的习惯，尤其是面对我们共同的伤痛，只是会在被媒体猛然间提醒时才去被动地关注，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总是会不断地被冷落着。这种聆听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最高的素养，当人们能静下心来聆听，聆听台上低徊婉转的讲述，才是一种最最崇高的境界。环顾我们的四周，哪里还有这样发自心声的讲述者，哪里还有这样虔诚的聆听者？纸教堂用最干净单纯的色泽和质朴平凡的建筑空间，为人们诠释出幸福之地和梦想舞台这一美好的人生概念。
在水的另一侧有一个半截的小木船，船的底部用很粗的弹簧支起，船舱里有十多根细钢筋立起的桅杆。游人踏上木船，船体会剧烈晃动，钢筋因碰撞而发出金属的响声。设计者给这处小筑起了一个很有深意的名字，叫摇晃的记忆，用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地震曾经带给人类的灾难。纸教堂对地震的讲述是含蓄的，他们没有把那大片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垣展示给人看，而是通过纸教堂和摇晃的木船，给人们留下足够思考的空间，通过这些含蓄的手法去安慰逝去的灵魂，激励生者。由此想到汶川地震的遗址，真的不想看到导游那一面面晃动着的小旗子和闹哄哄进出的游客，想看到的是很有教养的人们在默默地聆听和沉思。
贾谊的性格
去长沙出差的次日，便去了位于太平街19号的贾谊故居。贾谊是洛阳人，因在京城遭权臣不容，才在公元前177年贬任长沙王太傅，被后人称为“贾长沙”。故居免票，这让我意外，可见长沙人十分崇拜这位性格很“长沙”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两千多年来，长沙人一直精心保护着故居，像是在保护着一种思想和精神。
故居历代毁建相继，均以贾谊井为中心。据说井为贾谊所凿，站在井边，阵阵古风袭来，思绪在穿越。院内有一株老柑树，传说也是贾谊手植。除此，大约再没有贾谊生前的遗迹了。从明朝成化元年始，故居形成祠宅合一的格局。1938年一场大火，仅剩下太傅殿。1996年，长沙市重修故居，形成了如今的格局，主要景点有门楼、贾谊井、贾太傅祠、太傅殿、寻秋草堂、古碑亭、碑廊等。
在不大的故居里，我发现人们看得都十分仔细，这和国人习惯于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完全不同。贾谊仅活33年，且非位极人臣，历朝历代却有无数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前来凭吊，这种现象实属少有，我努力地想从贾谊的生平陈列里找到答案。
贾谊18岁就精通儒家经典，诵诗著文无所不精，经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2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这是备皇帝咨询的文官，虽无实权，却能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帝。同年升为太中大夫，这是更高级别的议政官员，可以和周勃、灌婴等一批重臣同朝，在庙堂之上纵横捭阖。放在今天，22岁还是个“愣头青”，乳臭未干，即便任乡长也必遭人质疑，而在遥远的西汉，贾谊一步登天却无人质疑，可见，贾谊的才气令朝野叹服。
也许因为发展得太顺，造就了贾谊敢说敢做、自信天真的性格，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缺少城府，不够含蓄。每当文帝议事，博士们大多语塞，唯贾谊对答如流，这给沉闷的朝廷带来一股清新之风。23岁，贾谊写下《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安百姓治天下。同年，又写下《过秦论》这一千古名文，全方位分析秦朝过失，作为巩固统治的借鉴。鲁迅先生评价文章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贾谊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方略，极为文帝赏识，数度欲让贾任公卿高位，但终因群臣妒忌，非但不用还遭贬谪。
可贾谊并未因遭弃而心灰意冷，因为当官之于他并不是人生的目标，他只是要通过这个平台为国家做事。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江水，写下名赋《吊屈原赋》，抒发报国无门的怨愤之情。在长沙，贾谊仍以国事为己任，一遇机会便上疏文帝，提出建议。这期间，他撰写的《治安策》闪烁着思想的光辉，贾谊也因此被称为帝王之师。处江湖之远，贾谊仍不改其天真性格，这在古今的为官者中还是不多的。
公元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不久便召他回长安，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不过，文帝此次没有问他有关治国的方略，只是问了一些鬼神之事。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写诗反讽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次，贾谊未得重任，只是被分派到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后来，梁王坠马摔死，贾谊十分自责，整日郁郁寡欢，33岁时便忧郁地死去。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贾谊仍不忘国事，他冷静分析当时严峻的形势，上《请封建子弟疏》，并被采纳，为国家作出了最后一次贡献。
一位具有着经天纬世之才的思想家就这么陨落了，在故居二楼正厅的墙上，悬挂着毛泽东手书七绝一首：“贾生才调世绝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悲伤付一生。”也许，梁怀王不死，贾谊同样会早早地死去，他是因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施而死。坦率地说，在中国古代，像贾谊这样性格的人是很不适合为官的，不知变通，不会观色，太过直率。但不能为官，又如何做事，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结不解，沉积在胸，死期也就不远。不过，正由于贾谊不改性格，才博得后人敬仰，不断地来到长沙的“太傅井”前凭吊这位永不成熟的政治家。处江湖之远，贾谊仍不改其天真性格，这在古今的为官者中还是不多的。
遭遇堵车
如今，在城里开车，倘有一天早上不堵，那真是奇迹了。堵的原因通常是相互争抢，明明直行，见隔壁的路松一些，便毫不犹豫地逼过去，这时，事故通常在所难免。事故一出，舌仗开打，车流变慢，堵车便开始了。后面长长的车队哪经得起如此的等待，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空，就拼命地往前冲，于是，众多的车子堵成一团，各不相让，拼命地鸣着笛，作无奈地呼号。
导致堵车的原因五花八门，人们似乎对这些已经是司空见惯，倘若哪天不堵，反而有种不适。久而久之，就对堵车有种强迫适应，而应对之策就是不能吃亏，你堵你的，我开我的，逢堵必上，逢堵必钻。老实巴交地礼让，何处是归程。因此，在国内开车，抢占有利地形，把路给堵个严实，是上上之策。也有例外的。一次去桂林，在一个比较偏僻的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南来北往的车子横七竖八地堵上，根本不能动弹。我坐在出租车上，无奈地等待。一位年轻且没有经验的交警站在车子中间，只是无奈地看着。车上的人说着粗话，他也很有修养地装着听不见。许久，一位老司机急了，从车上跳将下来，发出吼声，命令一般地让搅在一起的车子往后退出半个车身，再严禁另一方向的卡车往前挤，大家由于绝望而服从，终于腾出一个窄窄的车道可以让车子缓缓地通过。如同抽丝剥茧，原本成了死结的交通慢慢地通行。其实，当时，只要大家都谦让一点，是根本不会堵上的。但谁会让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在国外遇到过两次必堵无疑的事故，却均没有发生。一次在瑞士，是从日内瓦去洛桑的路上，在蒙特勒的西庸古城堡附近。那里的高速公路悬建在日内瓦湖边的山腰间，单幅只有两个车道和一个逼仄的应急车道。由于这是通往德国的旅游交通要道，车子很多。不巧的是一个小车在行驶道上自燃，火光冲天，我们看着远远的两条车龙，心想今天的工作计划要落空，可车子还能有序地前行，应急车道上竟没有一辆车子驶入。两股道上的车辆都谦让着交互前行，不一会，我们便顺利地通过事发地点。而从日内瓦市方向赶来的清道车也顺利地到达现场，进行施救。另一次是在美国的旧金山，那天正值早高峰，碰巧遇上全城停电，红绿灯都失灵，每个路口又没有交警指挥，可各方行驶的车辆像是约好似的，自觉地分时通过，竟没有一刻的拥堵。
我们的有些部门在治理堵车问题上总是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动不动就去修路、拓路，导致尘土飞扬，PM2.5严重超标。其实，政府不把市民的行车公德问题解决了，建再宽的路也于事无补。南京将刚建了十年多的城西高架拆掉，再花大把的银子修隧道，说是这样就能解决拥堵问题。殊不知，城东龙蟠东路的几条隧道和城南若干高架相接，宽畅无比，可每天照样堵得水泄不通。车德反映公德，解决车堵，从道德和法治层面入手才是正道。不解决开车人的侥幸心理、怕吃亏心理、爱占小便宜心理，以及不惧法心理等等，光靠拓路治堵，只能越治越堵。有不少大权在握者连“红线”都敢越，平头百姓面对马路上规范自己的黄线和白线有啥可怕的，这就形成了城市交通中的多米诺骨牌。推而广之，眼下的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导致堵车的原因五花八门，人们似乎对这些已经是司空见惯，倘若哪天不堵，反而有种不适。
夜宿大山村
大山村是江苏省高淳县桠溪镇的一个自然村，处在重重叠叠的大山与小山之间，背山临水，风水再好不过。村子不大，约两百户，五百余人。村民居住区东西跨度六百米，南北不足四百米。山村的出名得益于桠溪2010年成为中国第一“慢城”之后。我们来这里，是想对“桠溪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调研。县上执意要安排住宾馆，被我们婉言谢绝。当晚，我们就寄宿于大山村的一位农户客栈里，想通过自己的体验看看“慢城”的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山村原来是桠溪镇一个贫穷的村落，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老人和孩子在山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尽管这儿的经济一直不好，可山水却充满着灵性，村落的形态是那么地楚楚动人。上级发现了这儿的优势，决定着力打造这儿的生态环境，让城里人来体验最美的乡村。当时的农民不知旅游为何物，县里选择六户试点，投入引导资金打造乡村客栈和餐饮。不曾想，城里人接踵而至，弄得农家应接不暇，转眼间便富裕起来。其他的农户急了，不再等政府的资金支持，一下子冒出一批农家乐，一个比一个做得好，知名度看升。
倘若将一个大山村做到如此也无什么特别之处。高明在于，他们敏锐地发现，仅仅做一个优美的大山村是不够的，应当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于是，桠溪镇西北部一块面积近50平方千米包含六个行政村的地区便成为重点打造的目标。他们依据山体的走势和景观特色，将黑色沥青路面沿着山体和河流延伸，形成一条长近50千米的风光带。道路的两侧是茂密的树木和绵延不绝的不知名的野草花。休闲的形式也更加丰富，一路上，粉墙黛瓦的山村在绿树间掩映，绿茶园随着山冈波浪般起伏，水田、葡萄园、各种果林、碧绿的菜地遍布山间和盆地。春天，油菜花将桠溪染得一片金黄。到了秋天，村村都可以闻到从炼油坊里飘散出来的芝麻油、花生油、菜油和豆油淳香。车子行走在路上，正像是穿行于欧洲的乡间。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意大利波利卡市市长同时也是世界慢城联盟副主席的安杰罗瓦萨罗乘车绕桠溪镇走了几圈，临走时撂下一句话，“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国际慢城’的标准”。就这样，桠溪成为中国第一个“慢城”。
曾经，我们是多么地向往“快”的生活，“时间就是金钱”，已赶得我们身心疲惫。桠溪并没有在社会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上给他人留下多少借鉴，却充满哲理地告诉人们，其实，“慢”所带给人们的幸福并不少甚至更多。“慢城”不是世外桃源，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节奏。有网友评论说，“比获得‘慢城’称号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生活模式”。“慢城”不是一座城，而是一处充满着蓝天、阳光、新鲜空气、无公害庄稼、静静流淌的小溪，以及由渔歌互答的村民所组成的生态环境。
那天晚上，我们夜宿在大山村一户农家的客栈，大快朵颐地享用从屋后菜地里刚刚拔出的蔬菜、刚刚宰杀的土鸡和味道独特的红烧黑毛猪肉，那是我们吃过的记忆最深的一顿晚餐。饭后，我们坐在屋外的凉台上，看着天上的流星划过，听着鸡窝里时有时无的絮语。晚风吹拂，神清气爽。虽是夏日，但温度适宜，我们在村庄熟睡后躺下，一觉到天明。清晨，不闻鸡犬相扰，村庄太静，怕是家畜还没有醒来。我来到村头，只见青山紫气氤氲，池塘飘散着雾气，每户家前屋后架子上的丝瓜都附着晶莹的露珠。狗躺在村庄路的中央打盹，对我的走近一点也不在意，我相信它们没有把这些不速之客当做外人。一位大妈在池塘边宰杀着一条足有两尺长的鲜活大头鲢鱼。我和她交流，她含笑作答，遗憾的是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可以猜出，她是在为客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西村头高地上的村民活动中心门口，一位老人在给另一位老人理发，我在遐思，城市和乡村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我们离不开城市，同时也离不开乡村，城乡正是阴和阳、雄和雌、天和地、正和反的两极。其实，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种“归园田居”的冲动和向往，因为乡村更接近人的生命的真实。我们的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乡村的发展不能只是每一个孤立的“点”的提升。只有当所有的乡村都是和谐而美丽的，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精神世界里的美好家园。只有当所有的乡村都是和谐而美丽的，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精神世界里的美好家园。
西街印象
那是一个阳光西照的下午，我们驱车从桂林至阳朔徜徉在西街街头。
西街被高楼一般的青山簇拥着，不过一千来米的街市折成几个小的街区。铺成槟榔花纹的大理石街面泛出青光，在宽仅七八米的路的两旁，满是清代遗留下来的老式砖房，以两层建筑居多。粉墙、黛瓦、朱栏和墨黑的窗棂，定格着西街的历史。
小镇的建筑是传统的，但装饰却很国际。每家店面的招牌无一例外地标着外文。店里的装修个性十足，拙中见洋，不经意间溢出浓浓的情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漫步在西街，兴奋且好奇地打量着这儿的一切。他们的步履都不匆忙，透出生活的散淡。有不少外国人是一家老少一道来的，只是在这儿久久闲坐。西街遍布咖啡馆，游人一来到这里，就迈不动脚，坐下来品起咖啡，慵懒着发呆。
西街的语言是一道美妙的风景。从你身边走过的常常是不同肤色的游客，不知他们来自哪个国度。店员、居民以至于街上卖水果的老太，都能讲一口不错的外语。在西街的一个个角落，您经常会看到三五成群不同肤色的游客临街围坐一起品茗聊天，但是却不知他们说的是哪国语言。我在一间店外喝着蓝山咖啡，这时走来一位渔夫，挑着鱼篓立在街中央叫卖。他可以很轻易地猜出路过他身边的游客来自哪个国家，并不时地用英、日、韩语向他们叫卖。老外更感兴趣的是老者挑担立于街市的姿态，纷纷和他合影，并付酬金，而老者可以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表达谢意。
把西街定位为一条商业街是不准确的。不错，西街商店林立，经营着首饰、服装、字画、餐饮、工艺品等，但你只要驻足观察就不难发现，买卖双方对能否做成生意并不太在意。一些行走的小商贩似乎更喜欢找在屋外喝咖啡的外国人贩卖那些小玩意儿，用不同的语言和老外们闲扯着，老外边喝着咖啡，边不经意地和他们交流。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孤客，可以很友好地邀请邻桌共饮，一同度过寂寞的时光。喝完茶，说声再见，各自又消失在人群中。西街不少服饰店T恤上都会印有一些另类的中文，很招惹人，穿的人不少。其实，游客并不另类，另类的只是心情，他们一来到这里，就想另类一回，一旦某日依依地离去，那件另类的T恤就会不舍地放入箱底，成为一种记忆。小镇的建筑是传统的，但装饰却很国际。有不少外国人是一家老少一道来的，只是在这儿久久闲坐。
很多人是背着大大小小的相机来的，他们一到小镇，就忙着拍照，不论镜头对准谁，都没有不快，甚至还很配合。在这里，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的风景，他们就是这样相互地影响着对方，渲染着这里的情绪。
夜晚的西街霓虹闪烁，一间间酒吧里飘散出的音乐在小街上弥漫开来。最喜欢街头那间露天酒吧，桌椅置于树下，方格台布，红烛摇曳，飘着淡雅的花香，高脚杯中的红酒在五颜六色灯光的映衬下不时地变换着色彩，如此情景，早已是未饮先醉了。属于自己的小旅馆就在街的那头，有点醉意，在夜深人散时，迈着散散的步子，沿着那几家咖啡屋的线路，回到温馨的旅店，就像回到自己久违的家，可以枕着街上的音乐稳稳地睡去。
扬州三把刀
扬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十分悠闲的城市，正像是位散淡的文人，整日过着平和自在的生活。即便后来辉煌褪去它也不气不馁，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一如行云流水，悠然自得。最能代表这种特性的，要算是扬州的“三把刀”，即剃头刀、修脚刀和菜刀。
先说剃头刀。在我小时，记得扬州的剃头师傅或沿街开店，或挑担吆喝。师傅通常年纪较大，徒弟要熬成师傅绝非易事，单是刮胡子的本领足够学上三年。要知道，将脑袋交给别人用刀子来比画，技术不老道到炉火纯青是绝不可以的。来剃头的也不单是为了把头发理短，更像是来找乐。只要在那可以转动的高背椅上一坐，师傅就像是在保养整理一件艺术品，专心致志地在形状不一的头颅上梳理剪刮，直整得被理者舒服异常。特别是刮胡子，动静最大，师傅先将椅背放下，用一块热热的毛巾盖住脸以松软胡须，然后将刮刀在油亮的帆布条上荡擦几下，接着便开始畅快无比的面部清扫。被理者似睡非睡，沉醉其中。而今，挑子吆喝已经远去，但扬州小巷中的门店依稀可觅，老人们依然十分钟爱如此的理发形式，只是年轻人早已不屑，花大钱到现代发廊美容美发去了。
扬州人爱洗浴，所谓“晚上水包皮”，就是指的饭后下澡堂子，让整个身子沉浸在热水里，在湿雾弥漫且有点气闷的空间里，悠然自在地浸泡，直泡得骨舒皮润，又去躺在长条木板上，任由师傅搓去浑身的污垢。这时的身子已是血脉相通，身轻如燕。然后，再躺在舒适的躺椅上呼呼睡去，任由修脚师傅在自己的双脚上刀起刀落，除去脚底的厚茧，挖去深陷的趾甲，刮去脚丫的死皮。等一切就绪，已近子夜，睡眼蒙眬地归家，一觉天明，神清气爽。而今，扬州城的洗浴店、足疗店更多，著名的“陆琴脚艺”已遍布全国，店主陆琴将门店从姑娘开成女士，经久不衰。朋友去扬州，晚饭后，主人必定是将碗一丢，便说，“走，洗澡去”。
如果说“晚上水包皮”，那么，扬州人的早上就是“皮包水”。意思是说，扬州人爱喝早茶。扬州的早茶十分地讲究，一杯清淳的绿茶，伴以各式各样的早点。始于1885年的“富春饭店”是老字号知名品牌，藏于深巷却游人尽知。制作的三丁包子、野鸭菜包、千层油糕和翡翠烧卖等选料讲究，制作精细，甜咸适度。包子嫩白如玉，口似鱼嘴，形如荸荠，上面波浪式皱褶细腻匀称，堪称一件件艺术品。所谓“三丁”，即鸡丁、肉丁、笋丁。鸡丁选用当年母鸡，既肥且嫩；肉丁选用五花肋条，膘头适中；笋丁选用鲜笋。三鲜一体，清晨果腹，至午不饥。辅以面点的是各式小菜，都十分地精细，尤以干丝为胜。扬州师傅厨艺功夫了得，一盘大煮干丝，细如线，白如玉，放几根姜丝，浇几滴麻油，清爽顺滑，软中带韧，直吃得乐而忘归。而今，最出名的吃早茶处是在盐阜路乾隆御码头边的冶春，偌大的冶春每早人满为患，不提前预订是没有座位的。听口音，扬州人外地人各半，很多人只能站着享用早茶。游人来扬州，一半是游玩，一半是为了早茶，从扬州早茶的兴盛不难看出扬州人对于吃的考究。
扬州“三把刀”看似一种调侃，折射出的是扬州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是扬州昔日富可敌国的繁华。时世更迭，不变的是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态。扬州人永远把生活当作生活来过，即便并不富裕，照样可以活得滋润，他们把休闲写在了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在江苏的城市中，唯有扬州的城市节奏不紧不慢，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运转，周而复始。在东关街那些老宅子里住着的，也许是市井人家，也许是学富五车的智者，他们听着扬州评弹，哼着抑扬顿挫的扬剧，其乐无穷。
扬州城市建筑的打造也十分契合自身的特点，没有多少高楼，却风格独特，到处花团锦簇，建筑现代而古典。置身其间，如同行走在一座花园之中。如果乘船游览著名的瘦西湖，你会发现，四周竟然见不到一座高楼，尽管湖就坐落于美丽的城中。在扬州人看来，高楼是城市压抑的代名词，只有舒缓，人的心境才会平和，才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扬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十分悠闲的城市，正像是位散淡的文人，整日过着平和自在的生活。
幸福的沸点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摄影家来到贵州一个偏远的山村采风。那儿交通闭塞，生活艰苦，一位满脸皱褶的老太坐在破旧的屋外晒着太阳。摄影家表现出同情，他想给她一些帮助。而老人对摄影家的到来却表现出诧异，因为摄影家头发蓬松，胡须过颈。是老人先说的话，她问摄影家为何如此辛苦地来到这里，摄影家说是为了拍照。老人更是表现出无比的同情，说了句“真可怜”，这让摄影家震惊。他在同情老人，可却反被老人同情。在老人看来，摄影家背井离乡，以拍照谋生，是多么地不易。摄影家得出结论：当你在同情别人时，你也正在被别人同情着，因为每个人幸福的沸点不一样。
问题是，我们现在幸福的沸点却在升高。有了房子，还要求换成更大的；有了手机，还想iphone；有了小车，还要换成奢豪的；有了拎包，还想“LV”。最典型的是轰动全国的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一个20岁的女孩，还是个黄毛丫头，却将自己打造得如同皇后一般，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名头，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且生怕人们不知她的幸福指数，于2011年6月20日在网上公然炫富，引起公愤。人们就是这样使尽浑身解数无休止地在为奢侈、虚荣、享受奔波劳碌。当一个目标实现后，又着急地瞄向下一个目标。人们不懂得知足，想要的太多，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幸福，不惜将自己折磨得疲惫不堪，到头来却并不觉得幸福，人们陷入在这种物质的无穷无尽的比较幸福之中。
最近看到国内一家报纸对索马里留学生和丹（Hodan Osman）的采访。和丹是出生在沙特的索马里籍人，目前在浙江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尽管她的国家很穷，却并不妨碍她对祖国的热爱。她说她以前很爱看反映现代中国人生活的连续剧，比如《奋斗》，现在不看了。因为剧情太现实，都是围绕着房子、结婚、钱的问题，看了让人不觉得幸福。她认为，现在不少的中国人不幸福，原因就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不管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银行存有多少钱，今天吃的喝的穿的够了就行，哪怕只有很小一块蛋糕，但拥有就应该开心。她说她的生活很固定，吃饭、唱歌、看电影，这样很幸福。
正如前面提到的老太和摄影家，他们对幸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摄影家以为老太生存条件低下，就一定不幸福，他是把物质水平的高低视作了幸福的衡量标准。而老太认为摄影家不幸福，她看重的是精神层面，有吃有穿，和家人在一起，尽情享受着阳光，这些都是重要的幸福指数。有时，文化人并不一定比目不识丁的村妇聪明，前者往往关注物质，而后者更看重的是精神的层面。在电视剧《老大的幸福》中，范伟主演的老大最知道“什么才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剧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意思是说，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着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着，你就比我幸福。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真正的幸福，其沸点是不会太高的。
作为央视最具国际风范的年轻主播芮成钢，携新作《虚实之间》在深圳举行读者见面会。见面会上，谈到对幸福的认识。他见过世界上最有钱、最成功的人，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幸福，他认为“钱买不来快乐和幸福”。在芮成钢眼中，“价值观单一”是当下中国人的通病。对物质不切实际的追求，对一夜暴富的渴望，对金钱的颂扬，使得人们为了一种价值观而活。他反问，为什么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个阶层的人，都没有足够的安全感？窃以为，知足常乐已经不再是当下国人生活的信条。人们在占有中生存，在比较中生活，期望值越来越高。持这样的心态，人是幸福不起来的，也就没有安全感可言。有时，文化人并不一定比目不识丁的村妇聪明，前者往往关注物质，而后者更看重的是精神的层面。
下关车站的记忆
前不久，南京的新闻媒体刊登消息说，著名的下关火车站已闭门谢客，也就是说，作为始发站的功能在百年后终于寿终正寝，这引起不少市民的感伤。许多人不约而同地专门从南京城南的中华门站坐上老式的绿皮慢车到下关，一是作告别之旅，再则也算是一次历史的“穿越”。
下关车站位于南京城西的龙江路8号，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908年建成通车后称为沪宁铁路南京车站。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改称为下关车站。汪伪时期，一度又改称为南京车站。过去，这里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北上津浦线的列车乘轮渡从此过江到达浦口，到上海及南去的列车从此始发。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和南京新站建成，过江轮渡才遭废弃，而下关站也如同是人体上的盲肠，可有可无。只是南京始发或是以南京为终点的车子还会光顾这里，向人们提醒着小站的存在。原下关车站外观为城堡形，由英国人建造，多次历经战火。国民政府多次修缮重建，最大一次在1947年，由我国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上海徐顺兴营造厂建造，可惜南京快解放时又一次遭到破坏，才形成现在的外观。不过，再怎么说，下关站还是保留下了许多民国建筑的印记。我多次专门从那儿乘车去外地，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过客，候车、检票、登车都油然地生出无限的怀旧情绪。
可以说，这是一座承载了我国近代许多重要历史的车站，像是一部活的教科书，在永远地向人们昭示着它的风雨沧桑。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便是经过这里进入南京城。十七年后，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遗体从北京用火车运抵南京，也是在这儿上的岸，之后再奉安在中山陵。1946年著名的“下关惨案”就发生在站内。当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集团以南京为中心，策动反共内战。6月23日，上海各界十余万人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群众大会，推举出以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来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当请愿团于当晚到达下关火车站时，担任津浦铁路调查统计室主任的中统特务头子陈叔平，纠集一批暴徒，伪装成苏北难民，把请愿代表围困在候车室和西餐厅，大打出手，殴伤包括代表团团长马叙伦在内的多位成员。前往欢迎代表团的民盟代表叶笃义、现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等也惨遭毒打，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下关惨案”。
南京人对下关车站总是有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据说，政府下一步将会在下关站原址上取而代之建造一座崭新的博物馆。作为南京市民，我期待着这个馆能早日建成。不久前，我去过台湾南投县，在那儿见到了一隐伏于山中的车埕小站。小站原本是日据时期主要为了运送南投的木材和甘蔗而建，兼营客运。但随着台湾林业政策的改变，保育禁伐，昔日的小站因生意清淡而变得冷落。铁路工人的宿舍再没有了往日的歌声，火车进站时明快的笛声归于沉寂。20世纪70年代，小站实现华丽转身，旅游部门将小站打造成全台湾有名的景点，生锈的铁轨，候车的木房子，老式的检票口和站台，废弃的蒸汽机车，以及扳道器、加水箱和随意堆砌的枕木等，都有种亲切，无声地叙述着过去的喧闹，勾勒出往日的美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造访。我驻足小站，分明有种感动，因为小站把我的青春记忆牢牢地镶嵌进去了，充满着无尽的意境和遐思。而德国人对老火车站处理则不同，有一次，我在斯图加特参观一个火车博物馆，那里集中展示了德国工业化时期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整列火车，让人目不暇接，使得人们对德国当年强大的制造业和火车运输业心生敬佩。而下关车站又将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风格，勾起人们怎样的记忆呢？
下关车站用作旅游开发是确定无疑的，但如何开发却要审慎地研究。作为我国铁路建设最早的站点之一，将这里建成为我国最大的火车博物馆，多侧面地展示铁路运输业的历史，下关车站是足可担此大任的。但仅是如此尚觉得不够。这个博物馆应当是流动的，可以增加游客参与的内容。在南京，中华门、下关和江北浦口三个站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分伯仲，倘把这三个站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从南京城南到城西再到城北的一条老式铁路风光线，在这条线上，集中了南京大量著名的景点。想象一下，一列绿皮慢车，缓缓地行进在铺着枕木且生了锈的轨道上，车内，播放着怀旧的乐曲，身穿民国时期服装的老者用一切传统的方式为大家服务着。列车在弯道上画出一条绿色的弧线，缓慢而优雅地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乘客们坐在漆着桐油的硬木椅上，品着茶，头伸出窗外，首尾相望，少女的长发迎风飘逸，大家没有一丝焦虑，有的只是一种对慢的期待和欣赏，尽情地沐浴着和风，观赏着远处的风光，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而过了下关，火车分载上老式轮渡过江，人们眺望着浦口，眼前早已浮现出著名作家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里父亲的身影。“老铁路”的行为艺术可以让这座博物馆平添出无尽的生动空间。
一座老车站就是一道风景，而南京的下关车站更像是一本翻旧的线装书，承载了这座沧桑之城的太多记忆，上辈人从中读透历史，年轻人从中参悟时空，而后来人则会因此而深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里的生存状态如同慢慢驶入小站的绿皮列车。正像曹磊在老歌《车站》中所唱的：火车已经离家乡，我的眼泪在流淌，把你牵挂在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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