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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3 21: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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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嘉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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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

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作者:马嘉骊排版:HMM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4-01ISBN:9787508682938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CHAPTER1中东奇遇

埃及/约旦/以色列耶路撒冷街头开罗,奇迹之都

2011年初,我突发奇想,要去以色列看一眼。得知在国内办理以色列签证不易,又听说在埃及的办理难度相对低很多。带着实习挣来的不多的积蓄,我到了埃及首都开罗。

当时入住的青年旅舍位于解放广场一侧,地段极好。解放广场在开罗市中心的心脏地带,毗邻尼罗河,埃及国家博物馆、埃及中央政府大厦、开罗美国大学等都在步行范围内。作为各类游行示威的固定场所,它如同埃及政治的晴雨表。

一日早上,我被楼下震天的喊声吵醒,跑去阳台一看,发现楼下聚集了乌泱泱的人群,他们正在示威。从没见过这阵仗的我既好奇又害怕,只敢趴在阳台观摩,看那蚂蚁般大小的人儿举着标语高喊。

一会儿,同宿舍的韩国女孩萨拉回来了。我挑起话题,“他们疯了吧”,想博得认同。呐喊的方式多种多样

没想到此前少言寡语的她竟认真地纠正我:“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疯了’。他们只是在提出诉求,这是他们的政治自由,而我尊重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

她的解读让我的言论显得无知和浅薄,也让我当即决定下楼走进集会圈子里,去了解他们的诉求。

广场上,有老人在孙子的额头上系了标语,小小的孩子跳上了车辆,高举着他看不懂的横幅,老人则因为体力不支,坐在椅子上高声呼喊着。有看似温文尔雅的中年人突然脱下鞋子,去拍打手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画像,还有人烧起了埃及国旗,被身边愤怒的人群齐声制止,更多的群众则是高举着国旗在呐喊。

渐渐地,有愤怒的老年人上前来向我控诉,手里握着一张印有人像的报纸。身旁有好心人来为我翻译,说报上图中的人是老人的儿子,他因为加入反穆巴拉克团体而被处死。也许是错把我当成记者,也许是希望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多关心埃及局势,向我控诉的人越来越多。有控诉国家银行吞钱不吐的,有控诉国民经济衰退的,也有控诉国家经济结构存在极大缺陷、自己读完了研究生却不如本科生就业前景乐观的。还有认为国家政治体制僵化、人权遭受侵犯的,有认为埃及政治经济权利分配不透明的,有抗议政府腐败又不思改革的。尽管每张嘴说出的理由和境况各不相同,但诉求却是极统一的: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渴望一个更民主的新政府。

在埃及旅行的时日里,我感受到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又在民间看到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观念,于是我问那位渴望民主政府的路人:“新政府做到了你要的民主,就能实现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就能解决就业、贫困、经济结构等问题吗?”对方思忖一番,答:“不尽然,但起码我们清楚穆巴拉克政府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这一头,我认真地倾听着偶尔夹杂英语的陌生人的控诉,尝试厘清内容;那一头,竟有青年人过来找我合照。

这些青年人无论在前一秒有多么愤怒,总能在见了我之后,露出一副“哟,外国女生”的讶异模样,嬉皮笑脸地提出合照请求。自拍过后,他们又能马上恢复愤慨,走回那支震怒的队伍里。

这让我想起在埃及最大的市场罕哈利利市场里的一幕:我和萨拉正走马观花地逛着店铺,一位埃及男店主晃动手中的玻璃球,问:“只卖10美元,要吗?”我摇头,拉着萨拉要走。对方又说:“1美元,你拿去吧。”我还是摇头。对方不罢休,“给我一个吻,这个免费送你。”我和萨拉只笑,还是不要。店主哭丧着脸,指着地面问我:“你看到了吗?”我扫视一圈,地上什么都没有,便问:“看到什么?”他捂着胸口道:“我破碎的心啊。”埃及男性的搭讪功力可见一斑。

再后来,我与萨拉买了一元一枚的假银戒指,戴在无名指,遇着搭讪,就说自己已婚。若是遇到脸皮更厚的人说“那你还需要一个埃及老公”,我们便装出着急的模样,说“我的孩子在旅馆等着我回去喂奶”。此法万试万灵,对方听了掉头就走。午后3时,刚刚还在游行的人群齐齐礼拜午后3时,刚刚还在游行的人群齐齐礼拜

经历了这个合照插曲,我才观察起现场的女性参与度来。悲哀的是,整个解放广场的革命现场几乎没有当地女性,只有记者和游客模样的外国女性穿插其中。我去问身旁会英语的路人,为何不见当地女性身影。他扑哧笑出来:“埃及女性?她们能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但不能来参加革命,因为女性是不会成为领导者的。”

午后3时,到了晡礼时分,宣礼楼的喇叭开始唤礼。只见先前还散于各处的乱糟糟的人群,在听到喇叭发出的经乐时,都迅速聚到了广场中央,集体朝着克尔白的方向跪拜。完全不需约定,是信仰的力量把人们此刻的行动变得如此一致。

这场让我感受复杂的革命,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突尼斯发起“茉莉花革命”带来国内政权更迭后,这股情绪迅速蔓延到了其他文化、语言和社会背景相似的阿拉伯国家,而埃及正是第二个受此影响发起革命的国度。

那之后几天,我独自前往埃及南部的卢克索等城市,就在我沉醉于尼罗河的日出日落时,有卢克索人告诉我,在开罗的革命已不再温和,反政府的活动形式从最初的集会和游行,已发展到罢工、示威和骚乱,有人放火焚烧了政府大楼,有人朝政府车辆扔火球,参与抗议的人已达百万之多,有人在混乱中被开枪打死,情形十分激烈。

卢克索的街头闲逸依旧,身在这里,倒是丝毫体会不到那股来自开罗的热潮。一天,我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正在街头慢悠悠地前行,遇到一位主动问好的埃及青年。他很有礼貌地说,自己的妹妹很希望结识外国人,问我可否同他回家拜访他妹妹。见我犹豫,他说,家就在河对岸的村落里,如果我到了村口不愿意进去,大可乘船回来。那是大白天,我见渡河的船夫向青年问好,态度平静,便相信青年是住在附近的人。

跟他进村到了家,他的妹妹迎上来抱住我,弟弟则羞赧地躲在屋角。他的家由土埆砖砌成,家里除了木质长椅和书架外几乎没有家具,更不要说电器。他的父母非常开心,母亲跑到后院去抓了一只鸽子,我怕给人家添负担,连忙说我已用过餐。但他母亲执意要给我做饭,我只好请她不要杀鸽子。

菜上桌后,丰盛得叫我傻了眼:四块面包、两个馕、一碟鹰嘴豆、一大砂锅的炒鸡蛋配着小碟的孜然粉、酸萝卜和中东奶酪。当然,更叫我傻眼的,是随盘配上了一把生的油麦菜。

为了不辜负心意,我把大部分的食物都吃完了,最后还学着他妈妈的样子,把生蔬菜也吞了下去。见我下咽的表情难看,他们笑我:“难道中国没有这种蔬菜吗?”我只好笑笑,不说话。

这家人好可爱,待我用完餐后,母亲和姑姑串了几户邻居,借齐了工具,要给我化个埃及妆。

离开他家时,我把随身带着的笔和记事本送给弟弟和妹妹,还在看了弟弟用我手机拍的照片后,给他写了张英文小字条:“你有成为摄影师的潜质呢!”希望他有天会看懂。

当我再回到开罗时,埃及政坛已是另一重天。穆巴拉克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了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站在金字塔之巅30年的他,一定料想不到被民众推翻的这天,就连地铁站里的穆巴拉克人像也像他手中的权力那样轰然坍塌。她激动地抓起家里唯一的一只鸽子换了一身埃及装束

那时的我已经在埃及旅行了数周,再回到开罗,所有的景物都已不再新奇,就连楼下那家曾叫我流连忘返的比萨店也去腻了。于是心里想着,是时候前往以色列了。

在开罗,我请路人把以色列大使馆的地址用阿拉伯文写在纸上,带上它一路咨询,走一段,又搭一段顺风车,总算到了。还未走近,便遥遥望见使馆门前警察聚集,荷枪实弹,异常肃穆。

黑衣警察看见我,使劲摆手喊:“闭馆了闭馆了!”一问才知,以色列驻某国的大使馆受到袭击,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未雨绸缪,闭馆以加强安保。

我当即决定前往约旦拿以色列签证。约旦签证办理容易,递交翌日便可下签。

在旅舍认识的韩国女孩萨拉与我在开罗同游数日,结下颇深情谊。她陪我买到了当晚7点从开罗开往边境港口“牛尾巴”的车票。Nuweiba谐音“牛尾巴”,是埃及东面的一个小镇,从这里的港口可驶往对岸的约旦。抵达“牛尾巴”后,我还需要买船票,才能乘船前往约旦。

离开前的那晚,我在旅馆与萨拉唠家常。突然,她推推我:“不早了,我替你感到时间紧张。”

我抬手看表,6点45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15分钟,而我还要从旅舍搭出租车去车站,心中不免也咯噔一下。

萨拉为我拦了出租车,一把将我塞进车里,挥手冲我喊:“Carrie,我在开罗等你回来!”

顾不得伤感,我捏着车票问出租车司机:“你觉得能赶上吗?”

司机瞅了一眼车票,耸了耸肩,明确表示:小姐,你没戏了。

这位司机一路横冲直撞,将车子开上绿化带,让我过了一把电影大片的瘾。尽管如此,到达车站时已是7点半了。

我背着背囊,一路冲进出发大厅。距安检机器仍有几步之遥时,我把背囊一把抛过去,又在安检机器那头把背囊拽出来,疯子一般。

偌大的候车室,只剩一辆准备出发的长途车。我拉着一位工作人员,近乎绝望地问:“去约旦的车开走了吗?”“早就开走了。”

那一刹,我的泪流不出来,又恨自己没有时间观念,挤不出一个恰当的表情。

他好心拉来一位司机,叫我跟司机交流。还怎么交流,车都开走了。

司机拍拍我:“你现在马上坐出租车去‘妈妈啦’车站追那辆大巴;如果你到了‘妈妈啦’车站,发现车已开走,那就等我的车,我要前往的城市,离‘牛尾巴’很近,你下车后再换车去‘牛尾巴’。”

听了这话,我却迈不开脚步,也许是觉得坐出租车追一辆已发车的巴士这种做法太过滑稽。司机打量我一下,又回头凝视一眼正等着他发车的满车乘客,呼出一口气,似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说,走吧,我帮你找出租车。

我似乎一下子就有了底气,跟着大巴司机走了十几分钟。他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还帮我砍价,嘱咐司机一堆事项后,把我送上了出租车。

抵达“妈妈啦”车站,已是晚上8时。我不抱希望地问车站工作人员,前往约旦的大巴开走了吗?

人家笑:“还没开来呢!”

5分钟后,我乐颠颠地登上了期待中的大巴车。

也许是巴士在路上还要停车载客,也许是交通阻塞导致巴士晚点,也许是老天爷施法将巴士冻住了一会儿……反正,我搭一辆出租车追上了一辆开出1小时的大巴这件事,是真切地发生了。此等事情,恐怕也只会发生在开罗。

反正开罗又名“奇迹之都”嘛。韩国女孩萨拉带着折纸,为随时可见到的埃及小朋友折纸鹤与码头同眠

作为开往“牛尾巴”的大巴车上唯一的外国人,我备受照料。行车途中,阿拉伯男人们聊至兴起,站起来大声说笑时,会偷偷地瞄我一眼,生怕他们的声音吵到我。只要我觉得冷,扯一扯披在身上的外套,必定会有人帮我调整头顶空调的温度。

夜间10点,车停了。我一激动,以为到了“牛尾巴”,收拾背囊准备下车。前座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告诉我,只是停车休息而已,乘客可以下车吃东西和上厕所。

车上的人几乎都下去了,我没动,披着外套看窗外的漆黑大漠。

戴帽男子上车来,递给我一瓶可乐,并告诉我,很快就能到终点站“牛尾巴”了。

巴士终在午夜时分抵达,我却被告知码头并不通宵开放,驶往约旦的客船要次日一早才开始售票。为省钱,我决定在候船大厅睡一夜。

一走进满是阿拉伯男人的候船大厅,挑逗的口哨声四起。放眼望去,人们横躺在深棕色的木质长椅上,整个大厅杂乱而闷热。我找了一处稍显干净的位置坐下,一个敲着铜锣大喊“咖啡——茶——咖啡——茶”的男人朝我走来。“砰!”他敲了一下铜锣,问我:“茶?”我摇头。“砰!”铜锣又响了一声:“咖啡?”我再次厌恶地摇头。埃及精明狡猾的小商贩多如牛毛,我早已被锤炼得麻木。

他却不走,依然对着我说话,表情还挺着急。见我实在听不懂,他拉来一位警察。

两人交流几句后,警察对我命令道:“跟我走。”

我只好无奈地起身跟他走,也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

走出候船大厅,警察领我走近邻栋建筑。只见他掏出身上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飘着漆香的木门,一个崭新的候船大厅渐现眼前。这里还未对外开放,刚髹漆的外墙颜色灿白,地板净亮,座椅宽大,风扇叶片不见一丝积尘,与刚才的候船大厅可谓天壤之别。警察嘱咐我在这休息。我还来不及同他道谢,他就走开了。

我有点不安,抱着背囊不知该睡在哪。恰在这时,大巴上认识的戴帽男子走了进来。

他择位而坐,毫不见外地聊起自己的人生往昔。聊天时,我的余光瞥见一个矮个男子在窗外扒头探脑,窥视着我们。

戴帽男子说,他以前是名歌手,常四处商演,后来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婚后有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到来,让他的歌唱生涯戛然而止。

他诗意地说:“有了孩子,取而代之的是换不尽的纸尿片和午夜爆发的啼哭,我的生活里就再也没有歌唱了。”他露出无奈的笑。

那时的我年纪小脑子笨,问他:“那你后悔有孩子吗?”“后悔?有孩子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后悔?”说完这句,我们陷入沉默,而后他自顾自地唱起歌来。

空旷的候船大厅里只有我和他。他唱的是阿拉伯语歌曲,我一个字都听不懂,音律成了共同的语言。他的歌声浑厚悠扬,像“牛尾巴”码头湿润的空气一般,包裹了一张又一张的长椅,拂过了一把又一把的转扇。

那是多年后,我依然能够回忆起的场景。陌生人、善意、奇遇等要素的齐聚,让它看起来充满了旅行的意味。

怕打扰我休息,他并没停留太久。极度疲劳的我,在他走出候船大厅后,立马便把背囊放倒作枕,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因为总能感觉到窗外有偷窥的男子走进候船大厅,我醒来好几回。他每次走近,看我几眼便离开。但每次他的脚步声趋近,我都伸手去握身下的小刀。

第二天一早,这男子把我推醒。

一看才5点,我气得吼他,问他有什么意图,将我的词汇表里有限的肮脏恶毒词汇,全朝他砸过去。

他本冲我叽里呱啦地、接近嚷叫地解释着,但见解释一会儿后我依旧这般愤怒,知道自己说不清楚,便低头沉默。思考了一会儿,他抬起手来,双臂闭合,忽而展开,模仿售票处的格局,嘴里重复着一个词:“船。”

他竟是提醒我,售票处开门了。而他夜里进来好几回,是特意来察看我的安危。

那一瞬间,连夜的误会都烟消云散,我被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不知如何回报,在背囊里一番乱掏,掏出一盒清凉油,塞在他手里。他却使劲地摆手:“我们是朋友,朋友!”

这份朴实的情谊叫我羞愧。单纯的人,我哪曾把你视作朋友。我以为你心怀不轨,连对付你的小刀都备好了。

还没走到售票处,我就被排队的长龙吓坏了。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男人,从售票处一直排到了港口外,售票窗口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人。

这时,售票处的门被拉开,一名白衣男子探身出来,冲着队伍说了一番话。话音落下,我眼前排着队的人群居然悄无声息地分成了两排,中间腾出一条通道,身旁的人示意我从这里走到队伍最前方去。

刚走到队伍前头,办公室里的白衣男子又说了一番话,只见阿拉伯男人们一拥而上,把护照叠放在一起,此时我身边的人把我手中的护照取走,“啪”的一下,叠在一沓护照的最上方。如此一番,作为最迟排队的人,我居然成为买到船票的第一人。

后来才知道,埃及很多景区都实行外国人优先排队、购票的政策,以彰显对他国游客的友好。如今每每看到舆论热议外籍友人在中国享受优先待遇,我就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埃及受到的这番礼遇,深明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旅者,在异国他乡受到优待时,心中是多么地感激。我的约旦父亲,阿拉法特

在埃及,我曾有几次向穆斯林女人问路的经历。被问及的穆斯林女人们不是匆匆转头走开,就是对我怒目而视,更有一位穆斯林母亲见我向她走去,竟拉着儿子转身就跑。途中她的儿子转头看我,被她恶狠狠地一把拧回去,我真想上前看看那头被拧坏了没。

尽管我没拿地图,也没带相机,但我那没遵循当地习惯包裹起来的身体线条和来回观望的好奇眼神已暴露了我的游客身份。在埃及女人看来,独旅的女性似乎是不守妇道的洪水猛兽。若无必要,我自然不去与埃及女人打交道。

登船后,船舱里坐着一溜的阿拉伯大爷,船行数小时,若我一个女孩独自坐在他们身旁,肯定招人耳语。再试图另寻座位,只见五位结伴而坐的穆斯林女人旁边,仍留有一个空座。我干脆豁出去,坐在她们身旁。

埃及女人果然没让我闲着,但这次居然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开船不到10分钟,身旁的女人忽地递来一块牛肉馅饼,我刚接过,对方又递来锡纸包裹的烧茄子,不一会儿,拿着面包的手又伸向我。我摆着手说吃不下了,她们却依然给我递着一样又一样的食物。实在招架不住这番热情,我的胃被填得满满的。

欧美地区游客前往约旦旅行可拿落地签,因此在我们乘坐的船只上设置了出入境办事处。在船上的几个小时里,我逛来逛去,和几位签证人员混熟了。

客船在约旦会停几次,第一站是小城佩特拉的码头。签证人员都知道我要在佩特拉下船,于是在船停时,好几人满船找我,提醒我该下船了。

下船后发现,欧洲游客都留在船上办签证,只有我一人下来了。本计划好与欧洲游客一块打车前往佩特拉城区,此刻也只能想别的办法。此时,在船上见到过的一位导游说,他在佩特拉带西班牙旅行团,他们乘坐的旅游大巴可以把我带上,至于价格,导游让我和司机商量。只见司机两手十指交叉思考后说:“10约旦币。”导游见我犹豫,帮着我说:“学生出游,省钱至上,可否便宜一点?”司机见状毫不犹豫地把价格减至5约旦币。

一下就减了一半,似乎意味着开价过高。一路上,导游都在为满车乘客细心地解说,我却半句都没听进去,仍在想着我付出的5约旦币,不知自己是否被导游和司机联合坑了。

就在大巴车快抵达旅行团下榻的酒店时,我才想起自己连旅馆都没预订,无奈之下,翻出包来找资料。此次出行仅带了一本孤独星球出版的《埃及》,随书附赠两页约旦住宿信息。这两页信息可是帮了大忙,我指着最便宜的那家旅馆,告诉司机那是目的地。

司机把西班牙游客送抵酒店后,载着我,一路问人,总算找到了那家单人间只收10约旦币的小旅社。下车前,导游和司机告诉我,他们是在帮助我,而不是专坑游客的骗子。我半信半疑地道谢后,找到旅舍负责人,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无关房价,而是“从码头搭车到这里,一般收费多少?”

对方不带犹豫地告诉我,至少40约旦币。

我再次为自己的小人之心羞愧不已。

此时细看,才发现坐在迎客桌后、样貌和善的旅馆负责人是身障人士,坐在轮椅上。问最低房价,他答是20约旦币。我一惊,问他为何贵了一倍。他无奈地解释,近几年中东物价飞涨,20约旦币已属很低的价位。

他见我犹豫,便打了个电话,挂了后对我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独自来佩特拉的中国游客,想必一路也不易。而且,看你相貌亲和,我决定帮助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跟我走吧,我帮你找到了15约旦币的旅舍,是我表哥经营的。请你放心,我会帮你把价压至10约旦币。”

他推着轮椅出门取车,打开车门后,通过滑板装置,将轮椅推进司机位。驾驶位经过特殊改造,没有靠椅,整个空间恰好容下他的轮椅;离合器也经过改装,常规的刹车和油门都由手旁的操纵杆来控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心情复杂,敬佩他把自己活出了肢体健全的尊严和模样,也感恩这不知来自何处的运气,让我一路遇见好人。

帮我把房价谈至10约旦币后,他离开了。而我,在住了两晚后,决定前往约旦首都安曼。

我计划上午游览安曼,下午的时间用来办理签证。在胡乱要价的司机群里,我找了一位看起来胖而憨厚的司机,上了他的车。

司机叫阿拉法特,会一点英语。我让他载我去古城区中心的古罗马剧场。

到了剧场后,我下车游览,阿拉法特一路陪着。因为身躯肥胖,他走得很吃力,却还时不时好意地问是否要给我拍照。偶尔我来了兴致让他拍照,他便步子蹒跚地踏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剧场里坡度大级数高的石筑阶梯可真难为了他。我并未按导游的标准来付他钱,而只是根据车内计价器来付车资,他大可坐在车上等我,那么下车陪伴游览自然是出自他善良的个性了。

我又让他载我去古堡,回程路上遇到堵车,他熄了火,指了指计价器,傻笑比画着,大意是等待期间会跳表,他想为我省钱。等待时间太长,他下车去买咖啡,问我喝不喝,见我摇头,还说:“我请你喝,不贵,才1约旦币。”而我眼前的计价器暂停在10约旦币,这杯咖啡的价格已及车费的十分之一。种种微小细节,把阿拉法特的友善展露无遗。

他问我,下午想游览哪里。我说下午要去办理以色列签证,然后直接奔赴以色列。他很诧异:“你打算拿落地签?”“对啊,我的韩国朋友就是在安曼拿到了以色列的落地签。”阿拉法特直言:“可你拿的是中国护照啊!”

短暂沉默后,阿拉法特给他在大使馆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后,让朋友跟我通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几乎以吼的方式告诉我:“中国人不能拿落地签,你必须去大使馆!”

突变的情况叫我措手不及,随之而来的住宿问题也成了烦恼。

阿拉法特关切地问我,晚上住哪。我往窗外随手一指,说,在这里找家旅馆吧。他说,首都住宿贵,不如你住我家吧。

他说得那么轻描淡写,依然是那副憨厚的表情,没有笑容,认真之中却透着遮掩不住的傻劲儿。

我没有应答。

阿拉法特从裤兜里摸出钱包,指着相格里的女人和孩子说:“不用担心,我有老婆孩子,你看,这是我的小儿子,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

见他有家室,性别这层顾忌我终于放下了,于是点了点头。阿拉法特激动不已,说这就载我回家。

开了一会儿,车行至富人区,连排的别墅和缤纷的后花园叫我傻了眼——难道阿拉法特住在这里?想起国内的出租车行业利润并不丰厚,我一边感叹国情不同命运不公,一边拿出相机。刚要拍照,阿拉法特忽然一只大手挥过来,重重地把我的相机压下,眼睛都瞪圆了:“这里不许拍照!”

我惊魂未定地看着他:“这不是你住的小区吗?”

他拍拍额头,哭笑不得地说:“这里是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住的地方!我带你来参观而已。这里到处都有军人监视,你可千万别拍照!”他激动地比画着,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

车子驶离国王住所,往下坡开。阿拉法特呼出一口气,扬起手来,轻松地说:“好啦,可以拍照啦!”我却只知道笑。

这回总该去他家了吧。

车往前驶,只见驶经的土路坑坑洼洼,甚至越往前开越黑暗,沿途幽深僻静得瘆人。

渐渐地,路灯完全消失了,视野里出现了漆喷的骷髅头,在满月的照射和纯白墙面的衬映下,更显阴森。阿拉法特究竟想把我载往何处,是想把我卖掉,还是真的住在这般穷困的区域?那时的我年轻又无知,不懂天高地厚,只知道去摸包里的小刀,盘算着如果情况危急,就和阿拉法特拼个你死我活。

忽然一个急刹车,阿拉法特停住了车子。从副驾驶位置看向车外,满墙的骷髅头画像,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安。阿拉法特关上车门,掏出钱包,一摇一摆地走进一间小屋,出来时手里捏了两张纸,笑着朝我挥手,示意我跟他一起走进大门。“那是什么?”我喊着问他,不敢走近,暗暗地握实了小刀。“门票啊!”他一脸的热情。

我简直哭笑不得——阿拉法特带我逛动物园来了!至于满墙的骷髅头喷画,只是因为这家动物园里还经营着娱乐性质的鬼屋。

跟着他走了一路,我又叹又笑,既为自己的猜疑,也为阿拉法特不同于常人的可爱想法。这家动物园,不仅有狮子老虎,还有猫狗鸡鸭。这头是大铁屋里关着的掉毛小狗,那头是阿拉法特望着小狗,露出叹为观止的表情,叫我笑岔气。

参观完动物园,阿拉法特总算要载我回家了。车的前方有一支骆驼队,阿拉法特问我:“Carrie,你在约旦骑过骆驼吗?”见我摇头,阿拉法特一个激动,居然一脚急刹车,拍着大腿兴奋地说:“Carrie,去骑骆驼嘛!凡事都有第一次啊!”

不忍扫他兴,我只好下车走向骆驼队。还未问价格,阿拉法特就连拽带拉把我弄上了骆驼,还使劲拍了一把骆驼屁股。牵驼人扯着绳,试图把我带入后山的老林里。我看他面相不善,又意图不明,便强烈要求下骆驼。

骑了不到2分钟骆驼,一问价,30美元。不仅我,阿拉法特也愣住了。只见他开始跟骆驼队砍价,看他比画的手势,大意是,我就住这附近,你们给点面子,不要这么贵。我哪有阿拉法特的好脾气,骂人的话全都飙出口了。骆驼队的人见我生气,也不在乎,嚣张地说:“一口价,5美元。”

他们人多势众,加上天黑地处偏僻,我只好妥协说:“5美元可以,但得再让我上骆驼。”其实,遇上这群土匪,哪还有心情骑骆驼,只是这5美元给得不甘心,总不能让恶人得逞太多。

上车后,阿拉法特把钱包打开给我看,里面只剩下1约旦币。他的意思是,他想帮我付账,但实在有心无力。他的傻劲儿再一次打动我,让我那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让我去他家休息,肯定不是骗人的把戏。

车子开了10多分钟,这回总算是到家了。眼前的阿拉法特家,是一栋两层的房子,外墙崭新,刷成淡淡的鹅黄色。

我兴奋地跟着阿拉法特走进家门,却迎面碰上他那凶神恶煞的妻子。小小一方门口,我满是期待的脸、阿拉法特尴尬的脸,还有他妻子那张愤怒如狂风肆虐的脸,三张脸齐刷刷地凑在了一起。

见丈夫把我带回家,她那由于超重而挤作一团的五官被愤怒冲开。她狠狠地一把将阿拉法特拉进厨房,一面炒菜,一面劈头盖脸大骂。我在客厅对着五个可爱的小孩子发愣,而厨房里的骂声随风乱窜。我心里盘算着,可不能害惨了阿拉法特。

哄女人并不难。我把包里的东西翻出来,找出一瓶新的润手霜,走进厨房,谄笑着递向阿拉法特的妻子。

她一转头,见我手上有礼物,上一刻还在噼里啪啦的嘴忽地就安静了下来。她把润手霜接过,左看右看,冲我抿了一下嘴,冒出一句阿拉伯语的“谢谢”。

总算熬到开饭的时刻,五个小孩不喜欢吃饭,阿拉法特和他妻子也任由他们看电视去了。我独自一人面对这夫妻俩,生怕自己又害阿拉法特挨骂。

我跟阿拉法特聊起天来。我说的内容,大部分他都是听不懂的,却能理解成另一番意思,还自顾自地哈哈大笑。阿拉法特的妻子不懂英语,却也受气氛感染,跟着笑了起来。

阿拉法特给我递了一块又一块炸茄子之后,才意识到妻子不悦了,立马拿起一块炸马铃薯递给她。

这时,一直表现得不会说英语的她,说了第一句英语:“No. Thank you.(不用了,谢谢。)”

我忍着没笑,继续看戏。阿拉法特胆怯,看着妻子,冲口说出一句“I love you(我爱你)”。而他那位可爱的大胖妻子,轻蔑地瞪瞪他,说:“But I don't love you.(然而我不爱你。)”我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三人都笑作一团。

吃完饭,胖胖妻子取了一把葫芦状的铁质咖啡壶,给我煮起了土耳其咖啡。煮好后,并不过滤,泡沫和咖啡渣一并倒入了杯子里。我喝了一口,几乎要吐出来,赶紧摆手说不喝了。胖胖妻子以为我是客气,当下把我面前的大壶添了个满。

茶和咖啡是中东人家的待客之道,代表了主人的诚挚敬意,客人最好趁热把它们喝完,不然就是不领情。可眼底下的咖啡实在比辣椒油还难下咽,我只好密谋着给自己解围。

为了把话题从“咖啡”移开,我从包里翻出一瓶只用了两次的驱蚊花露水,递给胖胖妻子,告诉她这个可以防蚊。她嗅一嗅,喷一喷,惊喜之情溢满了脸。趁她欣赏防蚊水之际,我把那壶土耳其咖啡偷偷地往洗手池里倒。

她让阿拉法特用英语问我,这是喷于沐浴后吗?我解释道,这不是香水,还模仿着蚊子“嗡嗡嗡”地飞。只是,连阿拉法特也听不明白,我只好作罢,留下被“国际名香”彻底征服的他俩,洗澡去了。

阿拉法特的妻子赶忙冲进卫生间来,给我递上装热水的桶。接过来的桶洁净干燥,墙上的热水器几乎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一旁的冷水管却积满水垢。安曼是沙漠气候,入夜后气温并不高,洗热水澡应是生活常态。怕是热水贵,这家子平日都洗冷水澡,却把所有慷慨都倾在我这位陌生人身上。

夜里,阿拉法特和妻子把主人房收拾干净,让我独自睡主人房的大床,他们一家都睡在客厅的地毯上。尽管我再三强调自己对住宿毫不挑剔,他们依然坚持把主人房让给我。我不好意思独霸主人床,便把他们的小女儿拉过来一起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胖胖妻子叫醒了。一看表,才6点。阿拉法特的小女儿咳嗽得厉害,我夜里一直照顾她,一会儿拍背,一会儿喂水,没睡好,精神不振,暗自埋怨这么早被叫醒。后来才发觉,6点起床为我拿到以色列签证留足了时间。

阿拉法特家虽大,物品却很少,没有沙发,甚至连床都只有一张,可见经济并不宽裕。同他的妻儿道别时,妻子在屋里一顿翻找,送了我一只印着中国制造的瓷杯子,杯子正面印着她看得懂的“I love you”。我吻了杯子,又吻了她,便坐进阿拉法特的车子,由他载我前往以色列使馆。

阿拉法特在门外等候,而我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安检,总算进了以色列大使馆。等待办理签证的人已排起长队。只见人人手上都有一张申请表,我便上前打听在哪取表。

人家惊奇:“你不知道?在约旦申请以色列签证,需要在网上申请,然后去银行交款,拿着交款的收据到大使馆办理签证,等待3个工作日才可取签证。”

总不能再在约旦多耗时日,更不能给阿拉法特一家再添麻烦,于是我硬着头皮进了签证处,准备打感情牌。

负责接待的一号窗先生问我:“小姐,你的收据呢?”“抱歉,我没有收据。”“真抱歉,没有收据,我无法为你服务。”

于是,我尝试告诉他,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我一路去了哪些国家,经历了什么。他打量我一会儿,善意地告诉我:“你去找四号窗先生吧,他负责发放签证。”

我再一次诉说了自己这一路的不易,四号窗先生听了之后,宽慰我说:“没关系,今天是周四,明天休假,你下周一来吧,你只需等待几天,我一定会为你办理的。”这不是我要的结局,我继续说着:“先生,我只是想去你的国土看一眼而已……”

四号窗先生听得很认真,嘱我稍等。只见他和主管商量了一会儿,主管盯着我看,眼神并不友善。眼下签证计划即将失败,我开始收拾材料,准备离开。

把材料装好,抬头看这俩人。这一看,居然看到主管先生点头了。四号窗先生旋即转身,高兴地告诉我,你现在马上去银行交款,拿到收据后回来领签证。

当我拿到收据,再次回到大使馆后,门口的保安问我怎么又来了。“来拿签证。”“不可能,我还没见过谁一天内可以拿到以色列签证。”

不多做解释,半个小时后,我拿着贴好的以色列签证在他面前一晃而过,留下傻眼的他。他朝着走远的我,比了个大拇指,喊:“中国人好厉害!”

阿拉法特在炙烤的艳阳下等着我,看我从使馆门口奔出来,举着护照一路向他跑去。阳光下,他的表情却并不全然是由衷替我高兴的欣喜,似乎更多的是不舍。

我让阿拉法特载我到出境处,阿拉法特向我诉说:“Carrie,我还有孩子要养,你也看到我的房子足有两层,光是交租金就能把我累垮,生活很不易。”

我当然明白生活的难处,况且阿拉法特为了我,已经两天没有开出租车谋生了。于是,除了付给他车费,我还把身上所有的约旦货币都给了他。车到目的地,我紧紧地抱了他一把,告别了约旦,告别了他。

有生活压力的阿拉法特希望在我这里拿到应得的报酬,这是最真实的人性,也是我期盼中最好的结局。如果他分文不收,我反而觉得那种善良来得不够真实。

离开之前,阿拉法特把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拼凑在一块儿,说:“Today, Carrie, here, good! Tomorrow, Carrie, not here, no good!”他想表达:我在这里,与他一道,这是美好的一日;明天我已不在,他将回归司机生活,生活似乎不像这一刻这么美好了。

我曾告诉他,我在中国有亲生父亲,而如今,又多了一位约旦父亲。

也不知他听懂了没。遭遇以色列式“审讯”

踏在以色列国土之上,一路的翘盼总算得以实现,感觉有点不真实。

本以为可轻松入境,却没料到还有一番“审讯”。

排队等候入境的队伍并不长,却移动缓慢。前面的美国男孩告诉我,入境时还要被工作人员盘问,如若有半点让人质疑,就要在一旁的小屋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直至等到第二轮“审查”,才会得到通过或被遣返的结果。

美国男孩的外婆在耶路撒冷居住,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外婆。他说:“我每年都没法通过这第一道关卡,总被带进小屋接受‘审讯’,有一次他们居然问我,我祖父的祖父从事什么职业,天啊,我哪知道。”这时,旁边负责带领芬兰旅行团的女导游把小脑袋凑过来抱怨:“我上一次带团来这里,被关进小屋盘问了9个小时。嗷,我几近崩溃!”

入境后,人与行李要分开接受安检,每个人通过入境盘问后方能取回行李,而人们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以接受盘问。而我完全不知道这一条例,把所有身份证明都放在另行检查的背囊里,身上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我是位纯良的游客。

美国男孩没有打破自己的纪录,又被带往“审讯室”了。芬兰的女导游,也被告知前往“审讯室”等待通知。以色列的政治环境众人皆知,风声鹤唳本是自然,可以理解。一路上扫清了这许多外来障碍,我并不觉难堪;只是如今这股阻力居然来自以色列本身,叫我困惑。我同身边同在排队的西班牙女孩说,如果让我等待超过3个小时,我就折回约旦探望“父亲”。

西班牙女孩似懂非懂,只配合地点了下头。她神情凝重,担心手上那一大沓工作证明是否能让她顺利入境,前往耶路撒冷开工作会议。

总算轮到我了。坐着的女签证官面无表情,头也不抬地问我:“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想看一眼以色列,看一眼哭墙,感受犹太人的血泪受难史。”“带旅行指南了吗?”“没有。”“有旅行计划吗?”“没有。”“明天会去哪里?”“没想好。”

这时恰好有一位犹太裔的男签证官进来,女签证官立刻转过身去,叉着手向他抱怨:“她说自己来旅行,居然没有带旅行指南,也没有旅行计划,她甚至连明天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又转头问我:“为什么你连计划都不做?”“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计划好了,就会少了一份未知的惊喜。”我答得毫无底气。

对方也泄气,似下了决心要把我送进“审讯室”,随口抛出一个问题:“好吧,告诉我,你对我们国家了解多少?比如说,我们有哪些公众假期。”

我觉得自己没戏了,不再努力想答案讨好她,只孤注一掷地答道:“正因为我对以色列一无所知,所以我今天才站在这里,要亲眼看一下这个国度。”

没想到,这个坦诚的回答博得了她的好感。她起身,笑着对我说:“不要过多地与陌生人交谈,要注意安全。祝你旅途愉快!”

我顾不上去猜究竟是哪个用词打动了她,只在一声道谢后赶紧入境,生怕她反悔。

入境后,在取行李处遇到同样成功入境的西班牙女孩。她得知我最后一个回答后,评价道:“这似乎什么都没答,又似乎解答了一切。”

就这样,我终于踏上以色列国土,前往耶路撒冷。易卜拉欣的和平小屋

在抵达耶路撒冷前,听开罗青年旅舍里的萨拉提起过,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名叫易卜拉欣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家命名为“耶路撒冷的和平小屋”,给全球游客提供免费住宿。

我问,如何找到易卜拉欣呢?对方答,只听说他很出名,去橄榄山上打听,人人都知道他。

在入城的小巴车上,一位好心的犹太人听我讲述后,着急地问:“你可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街头若掉下一块招牌,砸到的十个人里可能有八九个都叫‘易卜拉欣’?易卜拉欣(Ibrahim)是《古兰经》中记载的古代阿拉伯地区的著名先知之一,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始祖,这在中东可是个极受欢迎的名字。”

见我失意,又觉得如果我执意独自前往橄榄山无异于冒险,这位乘客叫我跟着他下了小巴,为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还谈好价钱,让司机载我去橄榄山。命运就是这般奇妙,这位司机居然说自己听说过易卜拉欣,因为多年前曾载过一位日本背包客前往易卜拉欣的小屋。

车到山腰,再也不能前行,我不得已下车,准备在夜幕里独攀山路。司机担忧我的安全,问山路上一位头顶着大盘食物的男子是否认识易卜拉欣,对方说认识,可以带路,司机便安心驶离了。

我跟着男子,默默走了一路,山路漆黑,我质疑地问:“你确定我们去的是易卜拉欣的家?”

男子头都不回:“是!”

山路越走越黑,而我越想越怕,再问:“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他“扑哧”一下笑出声:“我是易卜拉欣的儿子!”

半信半疑地尾随他入屋,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两位丹麦志愿者正在屋里负责登记来客。原来易卜拉欣不仅提供免费住宿,连家里的水果、饮品、肉类等食物,还有电脑、洗衣房都供陌生人免费使用。家门口放了一个捐赠箱,用以让离开的留宿者随意捐款。

我做了登记,被告知是多年来第一位入住的中国人。我心里异常好奇,急切地想要见到易卜拉欣,却被告知他生病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第二日一早,我看到有一位阿拉伯老人在厨房里炒饭。

老人是新面孔,想必是新来入住的。我立马担起介绍的职责,把各楼层各房间的功能都给他介绍了一遍,还指了指桌上的水果:“喏,那些都任吃。”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

末了,我扬起下巴,伸出手:“对了,我叫Carrie,你呢?”

老人笑得灿烂,一把握住我的手:“Carrie你好,我叫易卜拉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我又惊又喜,并不担心他怪我喧宾夺主。

那日领我入屋的易卜拉欣的儿子是出租车司机,一日,我与同在和平小屋寄宿的几国游客一道付他车资,请他载我们前往临近的巴勒斯坦地区。其时是2011年,巴勒斯坦尚未像现在这样受到越来越多联合国会员国对其“国家”属性的认定。

在耶路撒冷的以巴边境,我见到以色列人只需扬一扬手里的护照,就能轻松跨进巴勒斯坦境内;而巴勒斯坦人却在进入以色列领土前,受到呵斥和搜身,稍有不从,立马被以色列士兵一把推向军车旁,用枪抵着头,命令其举起双手。

与我同车进入巴勒斯坦的都是欧美人,而有着中国面孔的我,在巴勒斯坦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

同行的阿瑟看中了一块蛋白石吊坠,询价时被店主反问是哪里人。一听阿瑟是美国人,店主说:“80美元。”我在一旁站着,瞄见吊坠盒子侧边贴着30美元的定价,捂着嘴偷笑。店主顺着笑声看过来,问我:“你是中国人?”我答是。他把蛋白石捧到我面前:“中巴友好,我们的道路和基础设施都亏得中国援建。你要的话,10美元就好。”耶路撒冷清真寺

阿瑟气得跺脚。

游览完古城后,随车去了死海。我们几个吝啬的人,不舍得买高价的死海泥,便徒手挖着岸边的泥巴,敷满了全身。说起旅途上的节俭,其实阿瑟并没这个必要——他原本住在耶路撒冷的五星级酒店,在酒店走廊遇到易卜拉欣的表亲,对方说:“你住高档酒店,该有多无聊呀,我的兄弟提供免费的住宿,你来吧。”于是,他便住了进来。我和贝蒂娜不愿出钱买死海泥,干脆自己动手挖

在巴勒斯坦的游览并不是一路都这般愉悦,更多的是看到民不聊生而引发的同情与沉思。多年过去,以巴冲突仍是我关注的新闻焦点,那一张张友好又刻满苦难的巴勒斯坦民众的面孔,总是随着新闻画面一起显现眼前。

随车回到耶路撒冷后,我们又回到易卜拉欣的和平小屋。

住得久了,我会在入夜后与老房客一道聚在客厅,听易卜拉欣讲人生故事。“老房客”这一称呼毫不夸张:易卜拉欣从不筛选前来入住的人,不问背景和目的,只按性别来分房间,甚至不去过问对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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