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燕杰,张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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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试读：
丛书总序
边燕杰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是关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在变动逻辑、影响作用的社会学研究。“关系社会学丛书”旨在向读者呈现关系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推动关系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建立关系社会学的知识体系。
社会学发轫于欧美。虽然欧美社会学不乏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论和研究范例，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网络分析才有了学科影响力，到了90年代关系社会学才被明确提出。在欧美，关系社会学是一种思维方法论，一种研究视角，是针对“实质社会学”（Substantive Sociology）而提出的。关系社会学视角中的社会行动者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而实质社会学视角中的社会行动者是利益、价值、地位的承载体，理论上与关系无涉。可以说，从实质视角到关系视角，欧美社会学的理论抽象越来越接近现实。
关系视角是中国社会学家对国际社会学的重要学术贡献。早期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注意到，欧美社会学关于社会和社会结构的假设，有实质社会学的倾向，无视社会关系的中心性，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1980年，我和同学访问身居上海的留美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他说“中国只有关系，没有社会”指的就是这个意思。1950年以前，在从关系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和文化内在变动逻辑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社会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论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20世纪40年代，胡先缙关于面子的研究颇具国际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学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关系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发表。1992年，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等系列论文集发表英译本，在国际学界产生新的影响。
创立和发展关系社会学是时代的召唤。一方面，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世人瞩目，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可能有所上升，这和现代化理论预测相悖，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学界，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在过去30年有了长足进步，但许多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分析有效性有待证明，而基于中国关系现象的本土化研究，必将反过来丰富这些认识工具，同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进而形成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流派。关系社会学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学跨越国门、走向世界的路径。
诚挚希望这套丛书对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起到推动作用。导言社会网络——劳动力市场中的另一只手
工作岗位与职业地位对于劳动者的生活福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初职者关心如何能找到一个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好工作，在职者关心能否保持一个好工作，能否持续得到岗位晋升，或者能否流动到更好的工作岗位。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多寡是能否获得好工作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人力资本相同或相近的人，经济收入与职业地位却天差地别；有“门路”的人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有“关系”的人上升快，有更好的职业地位。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看，这些现象并非偶然。本书基于作者多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集中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求职过程与效果。
现代经济学认为，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二者被形象地称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计划体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建设目标，使用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指标，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人、财、物等要素资源的统一配置。虽然这种体制减少了生产盲目性，但也否定了商品经济规律，摈弃了供求、竞争、价格等市场机制，伤害了生产主体的积极性，所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在劳动力配置方面，计划体制集中体现为劳动力的统分统配制度，虽然保证了形式上的充分就业，但是劳动者无权择业，职业不流动，绩效不对接，抑制了劳动积极性，导致人力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增长、深化、完善的市场体制，肯定和尊重了经营主体的产权（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转移、收入等各种权利），承认和鼓励自由竞争，通过价格信号调节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从而提高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劳动力配置方面，市场体制承认劳动者对其劳动力的产权，鼓励雇用方和求职方双向选择，通过竞争、流动、工资等机制，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力资源配置目标。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其主要条件就是清晰的产权界定与完备对称的信息，前者是保证生产与市场交换的前提，后者可以保证市场价格信号的有效性。但是，在劳动力市场，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市场失灵在所难免，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市场失灵的问题尤为突出。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市场，劳动力质量的信息具有高度隐藏性，虽有文凭、证书等信号传递机制，材料不实和刻意造假均屡见不鲜，所以供需双方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即使劳动者受雇之后，用工单位并未拥有其完全的劳动力产权，所以需要设计复杂的合约来监督和激励劳动者，从而形成与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可见，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价格机制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失灵，而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产权的不完全性使得监督和激励等组织手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社会网络是克服上述内外劳动力市场局限性的重要机制。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该理论指出，人类的经济行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而是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的求职行为就是这样一种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行为：许多工作信息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传递的，而信息在网络中流动的双向性、及时性、充分性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一方面，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雇主来讲，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投射出人力资本的难以观测性，学历高只是一个信号，并不能代表一定具备很强的能力，而社会网络可以传递更可靠的信息。对于求职者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者和潜在雇主之间架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从而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搜寻成本。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人各有所长，而只有做适合自己特点的工作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但是，即使个体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偏好，如果缺乏通道，上级也无法掌握你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可以胜任某一份工作的求职者众多，而处于竞争中的他们，其个人能力可能不相上下。这就导致上级更加难以做出选择，而社会关系网络除了提供信息机制外，还能提供信任机制，促使上级对于某些人产生偏好，给予提升和提拔。简言之，在外部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提供了信息传递机制，有助于减少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提供了信任机制，有助于降低监督或签约成本，提高组织治理效率。
以上论述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阐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机制。这一机制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和影响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实证研究问题。此外，社会关系网络除了信息机制外，在怎样的程度上发挥着人情交换和人情影响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证研究问题。例如，在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雇主而言，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的关于求职者的可靠信息，虽然均来自推荐人，但是推荐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受可靠信息本身决定，因为信息的可靠与否还受推荐人的地位、权力、资源、与雇主的关系程度的影响。这在我国关系主义文化盛行的条件下，或多或少存在着人情交换和人情影响，偏离了信息机制所定义的性质。换言之，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者和潜在雇主之间架起的信息沟通桥梁，也包含着人情交换的要素，承担着人情影响的功能。同理，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网络除了提供信息机制和信任机制之外，在促使上级对于某些人给予提升和提拔方面，人情关系的作用是不能排斥在外的。这就是说，无论内部劳动力市场还是外部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网络提供的人情交换机制，在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增加了相当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对于中国社会学者来说，既引发了理论研究兴趣，又提出了实证研究挑战。
本书是作者迎接上述挑战的阶段性学术研究成果。边燕杰长期研究中国关系网络及其对求职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二十多年著述不断；张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近年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本书汇集了他们分别发表和尚未发表的13篇论文，以求职结果为切入点，基于若干大型调查研究数据，特别是“求职网研究”数据，系统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性质和影响程度，其叙述逻辑和学术贡献简述如下。
第一，求职结果的结构特征模型。社会网络观的基本理论立场是，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行动者嵌入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纽结。与这一基本立场相对应，新经典经济学认为，人是利益驱使的动物，是理性支配的产物，所以行动者能否使其利益最大化，关键在于他们的人力资本。这和社会学结构主义观点相呼应：人的社会性是其群体性，群体归属特征，即结构特征，是影响人们行为目标达成的根本条件。为此，分析求职结果的逻辑起点和必要铺垫，是网络视角的结构特征模型。结合我国的实际，第一章、第二章分别阐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求职结果的影响效应。
第二，求职机会的社会网络模型。求职机会是社会网络学者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集中关注点，而职业地位被视为求职机会的直接后果。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开启了此研究的先河，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伯特的结构洞理论，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这个假设的理论内涵和实证研究内容。边燕杰提出的“强关系假设”和信息-人情资源论，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改革前后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本书第三章分析了强弱关系的相对效应，第四章分析了信息-人情资源的相对效应，第五章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叉互动效应。
第三，入职收入的社会网络模型。入职收入是测量求职结果的关键指标，而在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影响入职收入的问题上，来自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给出三种不同的结果：提升效应、降低效应、无效应。受早期理论的影响，这些西方实证研究无一例外地使用关系强度或者关系人资源地位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量。本书第六章基于中国的创新测量和2009年“求职网调查”数据，分析了信息和人情两种不同的关系资源对于入职收入的影响，发现了稳定的提升作用。第七章采取双重视角测量社会关系网络，系统分析关系强度和关系资源对于入职收入的跨时期影响，也发现了稳定的提升效应。
第四，人职匹配的社会网络模型。人职匹配指的是求职者资质与职位的技术要求相吻合，是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如果社会关系网络的信息机制确实减少了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那么，使用关系网络的求职者，特别是那些使用关系信息资源的求职者，其人职匹配程度应该高于没有使用关系网络的求职者。中国的人情交换文化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禁要问，人职匹配的影响要素都有哪些？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人职匹配？社会关系网络如何规避不匹配的职位状态？本书第八、九、十章依据2009年“求职网调查”数据，分别分析这些问题。
第五，求职结果的宏观影响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求职过程和求职结果的影响，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宏观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必然受这些结构的制约。始于1998年香港“求职网调查”，边燕杰开始将三个宏观变量纳入求职网研究项目：城市差异、体制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城市作为“关系作用空间”，基于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测量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化程度的跨城市差异，从而探讨制度变迁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效应的宏观影响。第十一章通过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比较分析完成初步的研究内容。第十二、十三章，对“社会网络作用空间”赋予新的内涵，将这一研究视角推向深入，分析劳动力市场变迁对社会网络作用空间的影响，涉及市场化趋势的跨时期分析（第十二章）和市场化影响的层级效应分析（第十三章）。
本书各章使用了大量统计分析方法，用于证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求职机会和结果的影响效应。除了社会学界常用的一些方法，为了回应研究文献提出的若干问题，包括社会网络效应的内生性问题，部分章节还使用了互动变量、分位回归、倾向值匹配、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等方法。各章秉承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理论分析引导实证研究，用数据分析检验理论假设。每章开始以脚注形式提供原文的出处和其他贡献者，这些贡献者包括张文宏、程诚、郭小弦、郝雨霏、李爱红。博士生姚远同学协助作者处理书稿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第一章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1]——结构特征模型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劳动力市场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将在中国转型背景下继续探讨这一议题。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谓劳动力市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视角。本章在三大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本章的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微观影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关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微观求职过程，应该将这些理论置于体制分割背景之下。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视角不同，对此问题关注的角度与研究问题的方式，以及理论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形成经济收入差异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可以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者说是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原则，求职者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是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更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都不能离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最后，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只不过经济学偏重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其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会更为深刻地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的因果机制。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是否相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二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一）人力资本模型
1963年舒尔茨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的考察，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Schultz，1963），一年后贝克尔从微观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Becker，1964）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自求职者人力资本，劳动力价格或工资取决于其边际产值。一个求职者拥有的人力资本越高，他的生产能力就越强，相对于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与较高的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或是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最主要的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能力就越强，潜能越大；二是工作经验，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验越多，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就越多；三是在职培训，尤其是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曾经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重要的投资方式（Schultz，1963）。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Spence，1979）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力的外在信号，并非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其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可以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劳动者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但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 Education）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的时间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从理论角度，贝克尔（Becker，1962）证明了均衡的教育回报率的存在，明瑟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三个模型：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Mincer，1974）。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7%。但是，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有所上升，因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必然会导致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越少的工作经验。在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后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10.7%。在扩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2.5%。（二）数据、变量与实证结果1.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边燕杰教授主持的2009年“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09）大型社会调查，分别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八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城市作为单独总体，抽取约1000个样本进行入户调查（长春、济南与厦门为700个左右）。先随机抽取足够的社区样本，然后每个社区抽20户，复查率为10%，问卷回答率为60%。最终获得了有效样本7102个。2.变量与实证结果
我们采用明瑟（1974）的三个实证模型测算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是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进入工作年-受教育年-6年。因变量为入职收入，指的是进入当前的工作时的收入。现实的情况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物价的巨大增长，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物价水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2]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的物价指数。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100，则1979年的物价指数=（1979年物价水平/1978年物价水平）×100。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表），我们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主要变量基本分布状况如表1-1所示。表1-1 人力资本模型的变量描述统计
表1-2为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6.8%，由于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的负相关关系，标准模型中的教育回报率为21.3%，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12.5%。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他学者（李春玲，2003；刘精明，2006）的估计结果。表1-2 求职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模型三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一）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而侧重于将二者的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偏重于比较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的社会经[3]济地位指数作为因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为先赋性因素，本人教育程度、本人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并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个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他们的基本结论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与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学者们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其中包括：Swell等人在介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Swell et al.，1969）；Jencks等人去掉了初职变量，增加了本人幼年和成年的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量，还增加了收入变量，目的是说明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Jencks et al.，1988）。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如Treiman探讨了工业化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在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不应仅仅局限在个人特质的影响上，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Treiman，1970）；Bourdieu加入了文化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再生产功能（Bourdieu，1986）。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数林南和边燕杰1991年提出的“单位地位模型”。他们改造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1993；李汉林、李路路，1999）。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Lin & Bian，1991）。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政治身份，也就是党员身份的测量。他们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党员身份变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以看出，地位获得模型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其二，在实证方面，不够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二）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位更多地受其挂靠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基于此，我们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中，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影响的差异性。在变量衡量上，用入职时的收入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在自变量中，除教育水平外，增加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同时，选取了年龄、年龄平方项、性别、职业流动、入职年代、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3所示。表1-3 地位获得模型的变量描述统计表1-4 求职过程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
从表1-4的结果看，先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7.4%，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相比，几乎下降1/3，这仍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刘精明，2000；李春玲，2003）。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此外个人的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说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的社会地位高，往往与父亲的单位性质与权力紧密联系，这样的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以及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政治资本均对子代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进入体制内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更高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职业流动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职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过工作的人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收入要高，而职业地位上与没有换过工作的人没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以本人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一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升大约1.5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一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0.16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一年，获得职业的收入上升7.4%，父亲教育程度增加一年，收入上升大约1.6%。可见，相比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出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比女性的收入普遍要高，而男性的职业声望普遍低于女性的职业声望；年龄大的求职者相对于年轻者，获得工作的收入相对较少，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职业社会地位较高。四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不尽如人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Kalleburg，Althouser & Wallace，1981）。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从个体的角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结构分割现象。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是内生的，是由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所引发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造成市场分割的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造成的，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这种分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Kalleburg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Kalleburg，1981）。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结构位置极大地制约着微观的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Organizational Dualism），企业有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宏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压力，劳动力的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力机会差异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Industry Segmentation）的观点不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二）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分割或是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济回报、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分割的封闭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的过程和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的差异、职业地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背后的差异是资源的配置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分析，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精明，2006）；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2007）。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展到全社会（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2006）。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三）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我们从两种视角看待体制分割：横向的与纵向的体制分割。从横向来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来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1992年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与1993年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属性与入职时间，下文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其差异性。
表1-5右边两列表现的是体制内外各变量对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左边两列反映的是体制内外各变量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先来看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1.9%），在体制外无影响；在体制内外父亲职业地位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7.2%与6.6%。政治面貌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份，二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声望、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乎可以说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的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职业地位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就是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表1-5 横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表1-5 横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续表1表1-5 横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续表2
下面比较一下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职业声望影响子代职业声望，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显示出社会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说明教育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蕴含依然存在。
表1-6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同样，右边两列是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左边两列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先来看经济地位获得模型，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而父亲职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表1-6 纵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表1-6 纵向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续表
在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一年，收入分别增加7.1%与9.7%。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入职收入高出25%，但在再分配时期没有影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份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多一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2.8%，但在市场主导期对收入无影响。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职业声望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凸显出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产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更能得到更高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下面进行比较分析。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职业声望影响子代职业声望，且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对入职收入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对入职地位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政治面貌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均有更高的回报，显示出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五小结与展望
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本章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有以下几点研究发现。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能够略高于其他的经验研究。
第二，求职过程双重地位获得模型存在明显差别。先赋性因素更多地影响社会地位获得，自致性因素则更多地影响经济地位获得。其中教育水平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体制分割对先赋与自致因素对收入、地位获得的作用是有影响的。体制内和再分配主导时期，教育程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相对于体制外与市场主导时期较大；党员身份在市场主导时期及体制外市场更有收入优势；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和再分配主导时期能带来更多的入职收入。
[1] 此章原文曾发表于《社会》2012年第3期，由张顺与郭小弦合作发表。
[2] 数据资料来自《长春市统计年鉴》《广州市统计年鉴》《济南市统计年鉴》《兰州市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厦门市统计年鉴》《西安市统计年鉴》。
[3] 邓肯（Duncan，1961）设计了测算方法来估计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他在职业声望测量获得的有限的职业声望得分的基础上，加上了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回归方程，计算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随后通过回归方程估计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SEI）。第二章政治资本对于求职的作用[1]——结构特征模型之二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治因素曾是影响人们工作单位与职业获得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经历体制与社会转型之际，在人力资本的作用明显上升之时，政治权力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中是否仍然发挥作用？本章将通过对大学生求职过程的研究，回答这一问题。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分析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从恢复高等院校统一招生和相应的毕业生计划分配制度，到建立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毕业生就业机制，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和相应的政策在30年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大致分为3个阶段（任占忠，2008）。第一阶段是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81年到1989年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是国家统一计划分配。大学生就业分配的法定机制是国家根据计划进行分配，家庭的政治背景通过寻租的方式影响或者决定子女的就业去向，大学生本人的政治资本也是步入政府部门或重要岗位的通行证。缺乏政治资本的高校毕业生只能“听天由命”。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3月开始实施的“中期改革”，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通过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逐步市场化，国家权力逐步退出大学生就业市场。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起确立市场导向、供需见面与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自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后，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了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至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基本建立，这种自由签约模式的形成也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可以预期，人力资本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在人力资本理论或者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下，学者们集中探讨了毕业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其就业选择、期望收入与单位落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探讨人力资本在大学生求职时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外貌条件、所学专业、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对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地位获得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陈成文、谭日辉，2004；宛恬伊，2005）。其二，将家庭背景因素作为社会资本变量，发现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就业越趋向选择企业单位，同时期望的月薪起点越高，求职信心也越强，同时他们付出求职的努力越少，单位落实概率较高（郑洁，2004）；也有的分析了家庭背景（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的差异性影响（李锋亮、候龙龙、文东茅，2006）；还有研究从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就业收入等方面进行考察（陈成文、邝小军，2004）；弱关系对大学生就业机会获得的影响强度存在时空差异（钟云华，2007）。其三，探讨物质资本对大学生求职的影响，对于还未真正走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对其就业产生影响的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其家庭经济资本。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因子在大四毕业生求职过程中作用明显（刘德才、罗良针、游圆圆，2007）。其四，从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双重维度分析高校毕业生，一般是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分析模型中，进行对比研究，寻求各自对就业选择与求职结果影响的差异性（陈海平，2005；郑晓涛、李旭旦、相正求，2006；李黎明、张顺国，2008）。也有从理论角度考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的交互影响（方竹兰，2003；项保华、刘丽珍，2007），如项保华和刘丽珍认为社会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的补充，指出人力资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独立的个体”，是没有经过社会融合的人，而社会资本创造人力资本产生和提升所必需的场域，实现信息的传递和情感的交流，获得各种可能的社会支持和发展资源。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大多研究的实证数据依赖宏大的调查样本所得，这样的样本全面性较高，然而样本全面性的提高必然导致异质性的上升。事实上，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总是呈现较大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异质性程度较高。如何选取一个恰当的研究对象检验市场转型及其相关理论也就至关重要。作为劳动力市场入口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经过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几次改革，确立了“市场导向、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劳动力市场，也就无形中成为检验市场转型理论的最好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当今的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作为检验市场转型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样本。
另外，以往有关市场转型研究的因变量大多采用经济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基于社会文化的原因，中国人很怕露富，要准确测量收入也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测量所产生的反应性，数据里面可能有较大的水分。以大学生求职作为研究对象的好处在于，虽然没有准确的经济收入可供测量，但把大学生对工作单位性质的选择和对工作地点的选择作为替代变量来测量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回报，测量效度较高，反应性小，好的工作就意味着较高的收入，选择工作地区与工作类型实际就是选择经济收入。另一个更直接的测量方法是，使用大学生的求职结果，即是否签约作为因变量。二研究假设与方法（一）研究假设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Nee，1989），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将逐步取代国家机关在再分配方面的作用，由于“市场将更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个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不是政治上忠诚的人得到高回报。简言之，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而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根据市场转型论的思路，具体到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我们预计，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职业获得也越具优势。如果把对工作单位性质的选择和对工作地点的选择作为测量职业经济回报的替代变量，那么我们预计人力资本高的学生将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单位和选择在核心城市就业。总之，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容易找到工作，且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和在核心城市工作。所以，根据市场转型理论有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1：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对大学毕业生求职存在重要影响，且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和在核心城市工作；而政治资本对大学生求职选择没有影响。
推论1：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部门的工作；而政治资本对此没有影响。
推论2：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去核心城市工作；而政治资本对此没有影响。
推论3：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容易签约；而政治资本对签约没有影响。
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左的理论如权力维续论、政治市场论等强调，在改革期间，中国的两个核心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和单位体制）仍然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使得政治权力得到维续（Bian & Logan，1996）。权力维续论的基本观点是，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没有完全消除政治资本对再分配带来的回报。具体到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选择，我们可以预期，个人政治资本和家庭政治资本越丰富的学生，在职业获得上越具优势。同样，如果把对工作单位性质的选择和对工作地点的选择作为测量职业经济回报的替代变量，那么我们预计个人政治资本和家庭政治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单位和选择在核心城市就业。就是说，政治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容易找到工作，且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和在核心城市就业。
假设2：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都对大学生职业获得存在重要影响。
推论1：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体制内部门的工作。
推论2：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去核心城市工作。
推论3：在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学生，越容易签约。（二）变量测量1.因变量
我们使用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从不同侧面测量大学生的职业选择。
其一，求职单位的性质，“1”表示“体制内”的工作单位，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0”表示与之相对的“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包括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家族企业和自己创业等。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改革，体现为“抓大放小”“体制外增长与扩展”。现阶段，体制内单位主要是政府部门与大型国有企业，相对于体制外单位，虽然收入不一定很高，但有较为稳定的工作与较好的福利，此变量可以描述大学生对稳定工作与良好生活福利的选择。
其二，求职单位的所在地，“1”表示核心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地级市，“0”表示县镇和农村。相对于县城与农村，核心城市经济发达，收入较高，并且有较多的发展机会。
其三，求职结果，“1”表示已经签约，“0”表示未签约。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是在2006年5月获得的，正值大学毕业生求职的后期，此时是否签约能够表示学生求职的难度。2.自变量
自变量分为政治资本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
大学生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用三个变量来测量：个人政治面貌、父母政治面貌和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它们都是虚拟变量。个人政治面貌，“1”表示中共党员，“0”表示非党员；父母政治面貌，“1”表示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中共党员，“0”表示父母双方都不是党员；父母职业，“1”表示父母中至少有一人为体制内工作人员，“0”表示父母双方都不是体制内工作人员。
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也用三个变量来测量：学历、专业和工作经验。其中学历、工作经验变量表示人力资本的数量。学历，“1”表示研究生学历，“0”表示本科生学历；工作经验，“1”表示上学期间有工作经验，“0”表示没有任何全职或兼职工作经验。学科专业变量描述人力资本的质量，“1”表示理工科学生，“0”表示文史经管类专业学生。三个变量分别从量与质两个层面衡量人力资本。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生源地、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在校学习成绩、学校类别、英语水平与在校是否获得奖学金等，旨在控制这些变量的条件下，比较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大学生求职的影响，对市场转型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章实证数据来源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联合主持的“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该项目是2006年5月1日至20日对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三所西部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的关于就业问题方面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8000份，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表2-1显示的是变量的统计描述。表2-1 各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表2-1 各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续表（四）实证模型设置
我们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共设置了三个研究模型来考察人力资本变量和政治资本变量对大学生求职的影响。
模型1，工作单位性质的选择模型，即“体制内”工作单位或“体制外”工作单位，因变量为虚拟变量（dummy），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政治资本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对大学生对求职单位性质选择的影响，回归方程为：0i1
其中，β代表截距项，β代表回归系数，X为政治资本变量向量，230X为人力资本变量向量，X为控制变量向量，ε代表常数项。
模型2，工作地点的选择模型，即核心城市或是乡镇。因变量为虚拟变量，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政治资本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对大学生对工作地点选择的影响，回归方程为：0i1
其中，β代表截距项，β代表回归系数，X为政治资本变量向量，230X为人力资本变量向量，X为控制变量向量，ε代表常数项。
模型3，求职结果模型，即已经签约或是尚未签约，因变量为虚拟变量，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政治资本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对大学生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回归方程为：0i1
其中，β代表截距项，β代表回归系数，X为政治资本变量向量，230X为人力资本变量向量，X为控制变量向量，ε代表常数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