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黑金典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卡伦霍妮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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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黑金典藏版)试读：

此书致力于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是我对患者、对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经验总结出的成果。这一理论的发展历时数年，至今成书，但直到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支持下筹备一系列讲座时，我的想法才最终成型。这些讲座里，围绕这一主题的技术方面，第一场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的问题”（1943）。第二系列的讲座涵盖本书指出的问题，于1944年以“人格整合”为题举行。从中节选的几个主题——“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孤僻的心理机制”以及“施虐倾向的含义”——我在医学院里，面向精神分析促进协会进行了宣讲。

我希望有志于完善理论、改进疗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能从本书获益。我也希望，精神分析工作者们不但会把本书呈现的想法应用于患者，还会应用于自身。精神分析学的进步离不开艰苦努力，必然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困难。如果我们固步自封，那么我们的理论必然沦为枯燥乏味的教条。

然而，我相信，任何一本书，只要不局限于纯技术问题或者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就还会有益于寻求自知、为自我成长不懈奋斗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文明的艰苦条件下，受困于本书所描述的冲突中，需要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有赖于专家妙手回春，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就能走完漫漫心路，解开自己内心冲突的心结。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患者们，他们与我通力合作，让我对神经症有了更准确的理解。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仁，他们对此的兴趣和理解鼓励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里，我不但要感谢同行中的前辈，也要感谢同行中的年轻人，他们在我们研究所接受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探讨给人启发、成果丰硕。

在精神分析学界之外，我想特别感谢三个人，他们以各自的方法支持我推进工作。阿尔文·约翰逊博士，在弗洛伊德传统分析学派是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唯一公认的流派时，是他给了我在新社会研究院陈述观点的机会。我更要感谢克拉拉·迈耶尔，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与自由艺术系主任。多年来，她个人对我的研究始终兴致勃勃，鼓励我将分析工作的任何新发现拿出来探讨。此外，还有我的出版商，W.W.诺顿先生，他提出的建议很有帮助，让我的书得到诸多完善。最后，我还要对米奈特·库恩表示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理清观点、组织材料，让我受益匪浅。卡伦·霍妮简介

不管从何处出发、路途多艰难，最终我们都将发现精神疾病的根源在于人格障碍。几乎任何心理学发现也是如此：这其实是一种再现。历朝历代的诗人和哲学家们都明白，罹患精神错乱的从来不是平静沉稳的人，而是内心冲突得四分五裂的人。用现代术语说，每个神经症患者，不论症状如何，都是人格上的神经症。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理论和完善疗法，必然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经症人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拓性工作日益聚焦到这个概念上——虽然他原本的理论并不允许他这样明确、系统地阐述。但是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工作成果的其他人给出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其中著名的有法兰士·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以及哈兰德·舒尔茨·亨克。然而，他们都没有就这一人格结构的准确本质和动力达成共识。

我自己的出发点则不同。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假想启发我思考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因素会影响我们对不同性别对应不同气质的认识，这一点显而易见；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弗洛伊德的一些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文化因素。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在过去十五年里日益浓厚。与艾瑞克·弗洛姆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一兴趣，他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两个领域都知识渊博，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社会因素在其特定应用中对女性心理的影响。1932年来到美国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巩固。在这里，我发现人们的心态和神经症病情在很多方面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不同，而唯一的解释就是文明的差异。最终我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阐述。该书主要观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发的——具体而言，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障碍引起的。

在我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前的那些年里，我追寻的另一条研究脉络则是由先前假设的逻辑引申而来。这一思路的核心是研究神经症有哪些驱动力。弗洛伊德首先指出，神经症的驱动力具有强迫性。他认为这些驱动力本质上是人的本能：天性追求满足、不愿容忍挫败。因此，他相信这些驱动力的影响不限于神经症本身，而会作用于所有人。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错乱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就必然有误。简而言之，我在这方面的发现如下：强迫性驱动力具体地说是神经症性的；它们源自于孤独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代表着克制这些感受、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其首要目标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其强迫性特征是源于其背后的焦虑感。这些驱动力中的两种——对情感和权力的神经症性渴求——首先得以分析清楚，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虽然我认为我的理论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但至此我认识到，为求更准确的理解而开展的研究已经带我偏离弗洛伊德的方向。如果弗洛伊德认为属于本能的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文化决定的，认为出于力比多的需求实际上是对情感的神经性需求，以由焦虑催生、寻求与人共处的安全感为目标，那么力比多理论便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其他理论差异便也紧随而至。因此，我有必要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另立门户，形成自己的观点。阐明这一观点的成果便是《精神分析新方法》。

与此同时，我继续对神经症驱动力进行了研究。我将强迫性驱动力称为神经症性倾向，在第二本书中描述了其中十个。至此，我也已经认识到神经性人格结构具有核心影响力。此时，我将其视为一个宏观结构，内部有许多微观结构相互作用。每个微观结构的核心是一种神经症性倾向。这一神经症理论具有实用意义。如果精神分析不能首先将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而依赖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内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在不依靠或略微依靠专家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认识并改变自我便完全可行了。精神治疗需求广泛出现、而可靠的治疗依然稀缺，面对这一局面，自我分析看起来有望填补巨大的需求缺口。因为主要内容是关于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局限性及具体方法，我将这本书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该书中对个人倾向的阐述并不能让我完全满意。虽然对这些倾向本身的描述是准确的，但我始终觉得，列举这种表现形式太过简单、孤立。我发现，对情感的神经症性需求、强迫性谦卑以及对“伙伴”的需要属于同一类。当时我未能发现的是，他们共同体现了一种对人对己的基本形态，以及一种特定的人生哲学。这些倾向的核心，即我现在归纳起来所称的“亲近人”。我还发现，对权力和特权的强迫性渴求与神经症性野心具有共性。我称为“对抗人”倾向所涉及的因素大体由此构成。而受人仰慕的需求和完美主义驱动力，虽然都具有神经症性倾向的所有特征，并影响着神经症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但是看起来它们主要关乎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样，被人利用的需求，看起来不如对情感或权力的需求那么基础性；它的影响不如后二者广泛，好像它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从一个更大的整体上剥离出的一部分。

这证明我的质疑是有理有据的。在之后几年里，我的兴趣焦点转移到神经症中各种冲突的作用。我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指出，不同神经症倾向之间的冲突使人罹患神经症。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曾指出，神经症性倾向不但互相强化，而且产生冲突。不过此时冲突还只是一个边缘话题。弗洛伊德曾发现内心冲突的影响，然而，他将其视为压抑与被压抑的驱动力之间的斗争。这时，我开始认识到冲突的性质并非如此。冲突存在于两个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体系之间，虽然发源于对他人的矛盾心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也包含了自我关系中的矛盾心态、矛盾的品格以及矛盾的价值观体系。

随着观察工作的推进，这些冲突的影响让我眼界大开。首先让我震惊的是，患者对自身内部明显的矛盾全然不知。当我指出这一点时，他们闪烁其词，好像对此毫无兴趣。一再遇到这种情况后，我意识到这种逃避表明患者内心深处害怕触及这些矛盾。最终，猛然意识到冲突的存在后，患者的反应是惊恐，这表明我正在研究的是一种破坏力。患者完全有理由想避免直面这些冲突：这种力量能将患者的内心撕得四分五裂，这不由让他们心惊胆战。

随后我开始意识到，为了极力地“避免”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否认冲突的存在、刻意营造内心的和谐，患者投入了何其多的精力和智力。我发现解决冲突的尝试主要有四种，按本书中阐述的顺序列举如下。最初的尝试是打压冲突的一方、将其对立面扶植为主导；第二种是“疏远人”。神经性孤僻的病理此刻看来又有不同。孤僻是基本冲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相互冲突的源头心态之一，但它也代表着解决冲突的尝试，因为与人保持情感距离可以免于引发冲突；第三种则是一种迥异的方式。与疏远他人相反，神经症患者疏远了自己。他的真实自我整个被其所塑造的理想化自我形象所取代，这一新形象中，相互冲突的部分被粉饰一新，看起来像是一个丰满人格的不同侧面，全无冲突的痕迹。这一概念有助于理清很多关于神经症的问题，此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理解，也就无从治疗。这一概念还为神经症倾向中两种原本未能归入体系的倾向找到了合适的地位。现在看来，对完美主义的追求是为了努力接近理想化自我形象；渴求被人仰慕，则是患者期望得到外界的承认，即承认他本人就和自身理想化形象一样优秀。这个形象越是脱离实际，就相应地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试图解决冲突的尝试中，理想化形象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手段，对整个人格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它反过来又在内心制造了一个新的裂痕，又需要再加修补；第四种寻求解决的尝试主要是想消除分裂，只是也像是想用魔法消弭其他冲突。通过我所称的外化，内心活动在自我之外表露出来。如果说理想化形象与真实的自我之间是一步之遥，那么外化就代表着更为严重的分裂。它同样会引发新的冲突，或者大大激化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原有的冲突。

我将其称为避免冲突而采取的主要四种尝试，一部分是因为在所有神经症患者内心，这四种尝试全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另一部分是因为它们明显地改变了患者的人格。但是，解决冲突的尝试绝非仅有这几种。其他不那么常见的策略包括：盲目紧张，其主要作用是压制内心一切怀疑；僵硬自控，完全依靠意志力将割裂的人格强攥在一起；以及愤世嫉俗，怀疑一切价值，从而消灭一切关于理想形象的冲突。

与此同时，我也逐渐发现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冲突所致的结果，我看到这些冲突引发多种恐惧、虚耗精力、难免有损德行，并使患者因自觉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而陷入深深的绝望。

理解了神经症性绝望的影响之后，我才注意到了施虐倾向的含义。现在我已经明白，这些代表着一种尝试，即试图通过让他人受苦来找回自我，而施虐者往往为自身经历所困而深陷绝望。这种不顾一切的激情常见于施虐行为中，源于个人难以满足的报复欲。于是我明白了，伤害他人的需求实际上并非一种孤立的神经性倾向，而只是某个综合性整体的一种始终有效的表达，这个整体，我们称之为施虐倾向再好不过。

自此神经症理论逐渐成型，其动力来源为“亲近人”“对抗人”和“疏远人”三种心态两两之间的基本冲突。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内心分裂，另一方面也需要作为一个完整人而存在，因此他绝望地寻求避免冲突。这样他虽然能成功地人为实现某种平衡，新冲突却不断涌现，势必不断需要更多补救。在为统一人格挣扎的路上，每一步都增加着神经症患者内心的敌意、无助感、恐惧以及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疏远，于是引发冲突的诸多难题愈发突出，得以真正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小。最终患者陷于无助，可能寄希望于施虐行为来恢复人格完整，反过来却加深了他的无助感、引发新的冲突。

于是，描绘神经症发展过程及其所致人格结构的图景就会非常灰暗。那我为什么还称之为建设性理论？首先，有脱离现实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简单得不可思议的方法就能“治愈”神经症，而我的学说打破了这一幻想。但这并不等于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我称之为建设性理论是因为这一理论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着手处理并解决神经症性绝望。我称之为建设性理论，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虽然承认神经症问题盘根错节、十分棘手，但它还是提出了积极乐观的观点，不但让我们有机会调节深层次冲突，更有机会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从而为构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格而努力。神经症冲突不是理性决策可以解决的，神经症患者回避冲突的尝试有害无益，但是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引发冲突的条件而加以解决，认真完成的点滴分析工作将改变这些条件，让患者少一点绝望、少一点恐惧、少一点敌意、少一点对人对己的疏远。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态度源于他对人的美德与成长方面深深的不信任。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注定是破坏与受苦。驱使人类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少被“升华”。而我相信人有欲望，也有能力挖掘自己的潜能，体面地做人。如果一个人与人与己的关系被持续扰乱，那么他的能力和欲望就会恶化。我相信，人可以活到老、改到老。理解得越深，这一信仰便越坚定。 第一部分  PART 01神经症冲突及回避冲突的尝试第一章神经症冲突之苦

我们不妨从这一点说起：有冲突并不意味着就有神经症。我们的愿望、利益、信仰有时难免与周围人发生碰撞。我们与所处环境的这种冲突本是寻常之事，同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本能。交配、哺育、觅食、应对危险，这些行为或多或少都由先天决定，不受个体的决定影响。相反，人能够选择，必须做决策，这对人类而言是特权，也是负担。我们必须在背道而驰的不同欲望间做出决策。比如，我们有时想独处，有时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有时想研究医学，有时又想学习音乐。或者心愿与责任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有人遇到麻烦，需要我们关心，可这时我们却想和情人缠绵。有时我们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坚信应该表达与其对立的观点，这让我们内心撕裂。最终，我们将陷于两套价值体系的冲突中，例如战争时期，我们既相信应该承担危险的工作，又觉得应该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些冲突的种类、范围和激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文明。如果这个文明状态稳定，传承传统，那么选择的多样性就有限，个人内心冲突的范围也就狭窄。但即便如此，冲突也不会缺席。对一方的忠诚往往牵涉对另一方的不忠；个人欲望可能与集体责任相违背。相反，如果这个文明处于快速转型期，激烈冲突的价值观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个人要做的选择就纷繁而艰难。个人可以服从社团的期望，也可以做个人主义的异类，可以交际广泛也可以离群索居，可以崇拜成功或者鄙夷成功，可以相信对孩子要严加管教、或者主张放养孩子少加干涉；个人可以认为道德标准男女有别，也可以认为应该一视同仁，可以将性关系视为人际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将其与感情纽带割裂开来；个人可以心存种族歧视，也可以坚定立场，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和鼻形无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文明中的人，常常不得不做出类似的抉择，可想而知，出现这些方面的冲突也算稀松平常之事。但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对此浑然不觉，因此也就无从做出明确的决策，解决这些冲突。更多情况下，人们放任自流，任由自己被种种偶然所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在不知不觉中妥协；陷入矛盾而不自知。这里我指的既不是人们的普遍状况，也不是理想人，而仅指没有神经症的普通人。

因此，要想发现矛盾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就必然要找到其前提。这些前提分四个层次。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甚至自己的感受如何。我们喜欢一个人，到底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只是觉得因为外界认为我们应当喜欢他？有人去世了，我们是真心感到悲痛，还是仅仅是例行公事？我们是真的想当律师或者当医生，还是仅仅因为这些职业受人尊敬、收入不菲而让我们动心？我们是由衷地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开心、独立，还是仅仅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问题看着简单、却很难回答，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要。

鉴于冲突往往与信仰、信念和道德观有关，要发现冲突，首先便要假定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只是得知某些信念、而未将其内化吸收，那这些信念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导致冲突，也很难成为我们决策时的指导性原则。如果受到新的影响，这样的信念将很快让位。如果我们只是采纳了自身所处环境中倡导的价值观，那么有些冲突就不会发生。例如，一个父亲孤陋寡闻，但他的儿子却从不质疑父亲，那么就算父亲要让儿子从事其并不喜欢的职业，父子之间也不会有多少冲突。一个已婚男子若是陷入婚外情，实际上却是陷入冲突；但是，如果他本来就不确定婚姻的意义如何，那他就会避开阻力、放任自流，而不会直面冲突、做出取舍。

即使发现了类似的冲突，我们还必须愿意、且能够在“鱼与熊掌”这样对立的二者中放弃一者。但是，少有人能明确而有意识地放弃，因为我们的感受和信条往往剪不断、理还乱，此外，这还可能是因为分析到最后，大多数人仍然无法心平气和地放弃任何东西。

最后，决策的前提是自愿为之且能自负其责。这包括决策错误的风险，以及自愿承担后果、不怨天尤人的意志。这就涉及到“这是我的选择，我的行为”的感受，以及所需的内心力量与独立性。不过，当今大多数人恐怕都很难做到。

不论我们多么想否认，冲突扼住这么多人的咽喉、越来越紧，而我们喜欢用羡艳的目光看着那些生活一帆风顺、不受这种困扰的人。这种羡慕是有理由的，这些顺遂的人，可能能力强大，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等级体系，也有可能经年累月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平和的心态，冲突和形势所需的决断失去了颠覆性的力量。但是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通常，因为冷漠、服从或投机，这些让我们嫉妒的人并不能真正面对冲突，也不能基于自身信仰真正地尝试解决冲突，所以只是随波逐流，或为眼前利益所左右。

明明白白地经历冲突虽然可能让人痛苦，但却是无价的资产。我们越是直面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之策，内心就能获得越多的自由与力量。我们只有愿意承受这种冲击，才能接近理想：做自己人生航船的舵手。愚昧的灵魂里生出的伪平静毫不值得羡慕，相反，这种伪平静让我们虚弱，一受影响就轻易沦陷。

当冲突焦点集中在生活的主要领域，正视冲突、解决冲突就更加困难。但只要我们活力充沛，原则上就更能够做得到。要想活得更有自知之明，更有自己的信仰，教育对此颇有助益。对选择中相关因素重要性的认识，能让我们树立奋斗的理想，并由此找到生活的方向。但如果一个人患有神经症，那么他发现和解决冲突必经的困难就大大增加了。不得不说，神经症总是有一个程度问题——如果我说“一个神经症患者”，那我的意思总是“这个人的病情达到了神经症的程度”。他对自身感受、欲望的感知很弱。通常，他们能有意识地清晰体会到的感受，仅限于其弱点受到刺激时产生的恐惧、愤怒等反应。甚至这些感受都可能被压抑。这些真实存在的典型患者受强制性标准影响太深，以至于失去了自己决定行为方向的能力。在这些强制性倾向的操纵下，其割舍的能力已然被废，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神经症冲突与类似的普遍性问题一样令正常人不解，但它们的种类完全不同，所以有人质疑用同一术语指代两者是否可行。我认为可以，但必须知晓其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征有哪些呢？

举一个某种意义上简化了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工程师，在机械研究中与他人合作，时常为间或的疲惫易怒所困扰。有一次，下面这件事又让他发作了：在讨论某个技术问题时，他同事的观点比他的想法更为人所接受。不久，大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且随后没有给他任何提建议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出程序不当而大吵一架，也可以有雅量地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无论采用哪个处理方法，心理都与行为相协调。但他没有选择上述任何一种态度。他虽然感到深受怠慢，却并未据理力争。他只是感觉到了自己的愤怒。至于他内心简直动了杀机的火气，只是出现在他的梦里。这种被压抑的暴怒——其中，对他人的怒火和对自己懦弱无能的怒火交织——是他感到疲惫的主要原因。

诸多因素决定了他无法协调地反应。他自我认识的形象浮夸，需要靠他人的顺从维系。当时这些都是在无意识中起作用：他有如上反应只是因为觉得，在他的专业领域，没人比他更聪明、更称职，任何轻蔑都会削弱这个假设，从而激起怒火。于是，他无意识地产生斥责、羞辱别人的施虐冲动——他自己对这种心态又极其反感，所以又用讨好的态度将其掩盖。这种讨好的心态不自觉地带着利用他人的动机，迫使别人对他也客客气气的。对他人的赞许和情感的强迫性需求，常常与服从、姑息、避免争吵的态度相结合，使得他对别人的依赖性更强。这样就形成了冲突：一方面，是两种破坏性的欲求——愤怒的反应与施虐的冲动——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对赞许和情感的需求与自认为公正理性的欲望之间的冲突。其结果便是内心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混乱，其外显的表现——疲惫感，则让他无力完成任何事。

看看冲突中涉及的这些因素，首先让我们震惊的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既居高临下地要求别人顺从，又卑微地讨好别人，我们实在难以想出更极端的对立面了。第二，整个冲突过程是无意识的。冲突过程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没有被发现，而是被深深地压抑着。内心波涛汹涌，却只有一点涟漪泛上水面。情绪因素被理性包装了：这不公平；这是蔑视我；我的主意更好。第三，冲突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又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有头脑多少察觉到自己所求过度，或者多少意识到自身依赖性的存在与本质，也无法自主修正这些因素。要修正这些因素，就需要先进行客观的分析工作。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被无法自控的强制力所驱使；内心紧缺所致的任何需求，他都难以割舍。但这些需求里，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自己真正缺乏或者寻求的东西。他可能既不想咄咄逼人，也不想卑躬屈膝；事实上，他自己也鄙视这些倾向。但这种情形，对理解神经症冲突却影响深远——它意味着所有决策均不可行。

另一个例子更能体现出类似的情况。一个自由设计师总从一位好友处盗窃少量钱财，外部环境并不能解释其盗窃行为；他是需要钱，但这位朋友应该会像以往间或所为那样慷慨相助。他之所以盗窃的原因尤为惊人，因为他是个注重友情的体面人。

如下才是最深层次的冲突。一个人对情感有明显的神经症性需求，特别是渴望在任何方面都得到关心。这种需求，无意识地与利用他人的动机相融合，其手段便是尝试恩威并用。这些倾向本身使他愿意并渴望得到帮助和支持。但无意识中他又生出一种极端的自负，并相应产生一种脆弱的骄傲感。有机会帮助他的人应当对此感到荣幸：开口求助是件让他丢面子的事。他厌恶求人，这种厌恶感进一步为对独立、自足的强烈渴望强化，使他无法容忍自己承认需要任何东西，或让自己欠下人情。所以他只能主动索取，却无法被动接受。

这种冲突的内容与第一个例子不同，但本质特征相同。而且，任何神经症冲突的例子都会类似地体现出这些冲突驱动力相互之间的不匹配性、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故而总在对立面之间无法抉择。

如若允许模糊区分，正常的冲突和神经症冲突的区别根本上在于，正常人内心冲突各方面的对立程度要比神经症患者心中小得多。正常人是要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选择，在整合良好的人格体系下，这两种模式都是可行的。用图形表示的话，那么冲突因素的方向差异小于等于90°，而神经症患者面对的冲突中，对立因素方向的差异可能会达到180°。

在认识层面，常人与神经症患者之间也是程度上的区别。正如克尔恺郭尔指出的那样：“仅靠如完全无意识、完全有意识的两种绝望这样抽象的对比，远远不足以描绘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的冲突可能是完全有意识的；而从其核心要素来说，神经症冲突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常人可能认识不到自身的冲突，但是稍加点拨他就能有所察觉，而导致神经症冲突的核心倾向却被深深压抑着，唯有排除巨大阻力，方能使真相大白。

正常的冲突可能与当事人要在渴求兼得的两种可能性之间选择有关，也可能与在当事人同等重视的不同信仰之间选择有关，所以，即使选择再艰难，并需要有所割舍，他终究可以做出可行的决策。但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则无法自由选择，他们被方向相反、但同样强大的强迫性力量驱使，而他并不想顺从任何一方，所以就无法做出通常意义上的抉择，进退两难、无路可走。因此，要想解决冲突，就要着力处理相关的神经症倾向，以此调整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摆脱这些倾向的困扰。

这些特征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之苦的原因。这些冲突不只是难以发现，也不只是让人陷入无助，还拥有令人生畏的干扰能力。只有理解并记住这些特征，我们才能理解神经症患者为寻求解脱而做的绝望的尝试，正是这些构成了神经症的大部分症状。第二章基本冲突

在神经症中，冲突的重要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然而，想要发现冲突绝非易事——部分原因在于其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神经症患者竭力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有什么标志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冲突正在潜伏呢？前一章所举的例子里，有两个均十分明显的因素可以表明存在冲突。其一是冲突导致的症状——第一个例子里的疲惫感，第二个例子里的盗窃行为。事实上，每个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个潜在的冲突；或者说，每个症状都或多或少地是冲突外化形成的。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悬而未决的冲突对人的影响，如何引发焦虑、抑郁、犹豫、懒惰、孤僻等诸多心态。理解这方面的因果关系有助于我们调整注意力，虽然无法揭示其根源的确切本质，但可以从外显的乱象聚焦于其根源。

表明冲突正在起作用的另一个标志是不协调性。在第一个例子里，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方面深信程序错误让自己深受不公，另一方面却无意反抗；而第二个人珍视友谊，却又盗窃朋友的钱财。有时他本人对这种不协调性心知肚明；但更多情况下，即使对未经训练的旁观者而言，这些迹象也已显而易见，而当事人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

就像体温上升是生理障碍的特征一样，不协调性是冲突的明确特征。常见的有：有的姑娘恨嫁，却又躲开任何靠近的男子；有的母亲对孩子操碎了心，却时常忘记他们的生日；有的人对别人总是慷慨大方，对自己却省吃俭用；还有的人想自己清静，却从不设法独处；还有的人对别人宽忍为怀，对自己却苛求太过。

与症状不同，其不协调性常常有助于我们对深层次冲突做出试探性假设。例如，严重的抑郁只能说明此人身陷困境。但是如果一个看似尽心尽责的母亲却忘掉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则更可能倾向于认为，这位母亲更专注于其“做个好妈妈”的理想，而非专注于关心孩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理想状态很可能与挫伤孩子的无意识施虐倾向相冲突。

有时冲突会浮出水面——即人们可以有意识地体验冲突。我曾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而这一现象看似可以反驳我的论断，但实际上显现出来的冲突已经被扭曲或者修正过。于是，他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重大决定时，那么即使他有逃避的技巧，除非手段高明，否则有意识的冲突仍然会将他的内心撕裂。此刻他无法决定是娶这个还是那个女子，亦或是否还要结婚；是去做这份还是那份工作，或者是维持还是解除伙伴关系。随后他便要经历最大的折磨，在对立面之间来回碰撞，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断。心情沮丧的他可能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医生，指望医生理清相关具体事务的头绪。然而他必然会失望，因为外显的冲突只是内心种种阻力最终的爆发点。不踏上发现潜在冲突的漫漫长路，上下求索，困扰他的具体问题就无法避免。

在其他例子里，内心冲突可能外化，并在当事人的意识中表现为其本人对环境的不适应。或者，当他发现无来由的恐惧与禁忌扰乱他实现心愿，就可能会发觉内心汹涌的横流来自更深层次的源头。

我们越了解一个人，就越能发现冲突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相关症状、不协调性以及表面冲突——但我们也必须说，矛盾的数量和种类越多，局面就显得越为混乱。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在所有这些具体冲突之下，有没有一个基本冲突，是所有具体冲突的罪魁祸首？我们能否画出一个冲突结构图，就像一个不和谐的婚姻里，数不胜数的分歧、争执，如交友、育儿、理财、用餐、侍者等等，看似互不相关，却都指向关系中某个根本性的不和谐因素？

相信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个古老的观点在众多宗教和哲学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光明与黑暗、上帝与恶魔、善良与邪恶，这些是这种古老信仰的部分表达方式。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诸多方面一样，是一位开拓者。他首先假设在基本冲突中，一方，即本能的驱动力，盲目渴求满足，而另一方，即家庭、社会等外部环境，则加以禁止。环境施加的禁令在早年被人内化，从此表现为严苛的超我。

这里，我们很难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恰当地讨论这个概念。这将需要重新列举所有反驳力比多理论的观点。我们不如自己来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即使我们抛开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余下的也是这样一个主张：自我中心的原始动力与严格的良知相互对立，这一对立关系正是层层冲突的根源。后面也会讲到，我也认为这一对立关系——或者我认为大致相当的事物——在神经症结构中有重要作用。我是对其本质有异议：我认为这一冲突虽然重要，但却是次生的，是在神经症的病情发展中的必然。

我提出异议的理由将在后文阐明，这里只提出一点：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并不能完全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自我割裂的程度，也不能完全解释危害如此之大的结果，患者的人生都可能就此毁灭。弗洛伊德假设的精神状态认为，神经症患者仍保有全身心追求某个目标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过程中被恐惧所阻碍。如我所见，冲突的根源则围绕着神经症患者失去全身心追求任何愿望的能力这一点，因为他的愿望是割裂的，也就是说总是南辕北辙的。事实上，这将导致的情况比弗洛伊德所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认为根本冲突对内心的扰乱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为严重，但是我认为可能的最终解决方案比他提出的更积极。弗洛伊德认为，基本冲突无处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达成更好的妥协，或者施加更好的控制，便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而我认为，基本的神经症冲突首先并不必然出现，即使出现也有解决的可能——前提是当事人愿意承受深重痛苦，并且迎难而上，这一过程无法回避。这个区别不在于积极与消极之分，而是不同的前提必然导致的后果。

从哲学角度看，弗洛伊德此后对基本冲突这一问题的回答很有吸引力。再次把他思路上诸多暗示放在一边，他提出的“生”与“死”的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建设性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相比于两种力量组合的方式，弗洛伊德对引入这一概念并与冲突相关联这方面就兴致索然了。例如，他就看到了有这样一种可能，即施虐与受虐的驱动力可解释为性与破坏两种本能相融合的产物。

在冲突的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需要引入道德价值观。但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是道德价值观非法入侵科学领域的表现。基于这样的信仰，他努力在发展心理学理论过程中避开道德价值观。我认为，他这种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科学”的尝试，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基于其理论的疗法局限性极强的原因之一。更具体地讲，虽然他在神经症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充分认识冲突的作用，可见他的这种尝试难辞其咎。

荣格也对人精神上的对立倾向给予了充分重视。实际上，个人内心的矛盾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面的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外在的女性化特征意味着内在的男性化特征；表面的外向性格，意味着隐藏的内向性格；外显的深思熟虑，意味着内在的强烈感受；诸如此类。目前为止荣格似乎是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核心特征。但是，他进一步提出，这些对立面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互补的，目的是兼容两者，从而追求完整性这一理想。对他而言，神经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陷于部分对立因素片面发展的窘境。荣格在其所称的互补规律中阐述了这些概念。而现在，我也承认对立倾向性包含互补的因素，在完整的人格中任一因素都不可或缺。但我认为，这些因素脱胎于神经症冲突，并与之联系紧密，因为它们代表着为解决冲突所做的尝试。例如，有些人习惯自省，与世无争，这与个人的感受、思想或想象比与他人的关系更密切，如果我们将这种倾向视为真实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该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就应该是向患者揭示他隐藏的“外向”性格，并指出任何一方面片面发展的危险，并鼓励他接纳二者、活出全面的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内向性格（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性孤僻”），就会发现其目的是逃避与他人处于紧密联系中时产生的冲突，所以治疗的任务不应是鼓励其变外向而应是分析深层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后，我们才可以追求精神全面均衡发展这一目标。

现在转而阐述我自己的观点，我看到了神经症患者的基本冲突，冲突的内容是在与他人关系上他习得的根本矛盾的心态。详谈细节之前，我们先注意一下《化身博士》故事中对矛盾的戏剧化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文弱敏感、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则残酷无情、自我任性。当然，我不是想暗示，神经症性分裂总是符合这个故事里的方式，我只是想指出，就人际关系心态上基本的不协调性方面，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要对这个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就要回到我称之为“基本焦虑”的概念上，它指的是身处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一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心里的感受。环境中的大量敌对因素会导致孩子心中产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间接的支配、冷漠无情、怪异行为、对婴儿个人需求的不尊重、缺少切实的引导、盛气凌人的态度、仰慕之情过多或过少、缺乏可靠的温情、父母分歧中被迫选边、责任太轻或太重、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歧视、食言、敌对氛围等等。

在这种情境下，我只想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个因素，即环境中潜藏的虚伪带给孩子的感受：他会觉得父母的爱、基督教的慈善、诚实、慷慨等等可能都只是假象。这种情况下，孩子感知的对象有一部分确实是虚伪的；但另一些则可能只是孩子感受到父母行为中的各种矛盾后所作的反应。然而，各种限制因素往往错综复杂。这些因素可能显而易见，也可能隐藏很深，所以在分析中，我们只能逐步发现它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在这些干扰条件的影响下，孩子们摸索着继续前进，设法与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相处。尽管他自身有弱点，而且心怀恐惧，但还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手段，应对其所处环境中特定的力量。在这过程中，他不止发展了针对性的策略，还形成了稳定的性格倾向，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我称之为“神经症趋势”。

若想了解冲突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绝不能过分紧盯着个人的倾向，而应以全局观审视这样的环境下孩子可能并实际朝着哪些主要方向发展。虽然我们会暂时错过一些细节，但我们必将以更清晰的视角看到孩子为应对环境所采取的关键动向。最初大局可能一片混乱，但不久之后，三条主要的发展轨迹就会浮现出来：孩子可能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者疏远他人。

亲近他人时，他接受了自身的无助，尽管关系疏远、心怀恐惧，他还是努力争取他人的好感，以寻求依靠。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和别人共处是安全的。如果家庭分裂、各执己见，他将站到最有权势的个人或派别一边。他以顺从获取归属感、被支持感，从而让自己觉得不再那么孤单弱小。

对抗他人时，他接受并习惯了周围的敌意，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心对抗。他内心不信任他人对自己的感受和用意，不择手段地叛逆，不择手段地求强求胜、挫败他人，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复。

疏远他人时，他既不寻求归属，也无心对抗，只想保持疏离。他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别人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他构建起自己的世界——或是依靠自然，或是依靠玩偶，或是用自己的书本，或是用自己的梦想。

这三种心态中的任何一种，都过度强调了基本焦虑中某个相关要素：第一种情况是无助感，第二种情况是敌意，第三种情况是疏离。但实际情况是孩子无法心无旁骛地沿着这三个方向里的任何一个发展，因为在形成这些心态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然出现。我们能从全局上看到的只是主导性动向。

如果我们直接对已经发展成型的神经症加以观察，这一情况将更为明显。我们都认识一些这样的成年人：上述三种心态中的某一种在他们身上特别突出。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其他的倾向并未停止对他产生影响。在依赖服从主导型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性倾向和某种对疏离的需求。敌意主导型的人会变得顺从，也会需要疏离。而孤僻型人格者也并非毫无敌意或者无需温情。

然而，其主导心态在决定其实际行为中起到最强的作用。它代表着某人与他人往来时他自己感觉最顺手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孤僻型的人当然会无意识地运用各种手段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任何需要与人保持紧密联系的情形都让他觉得茫然若失。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往往（但并不必然）是本人在意识层面最愿意接受的。

这并不意味着更隐蔽的心态影响力更弱。例如，我们很难说，在看起来对人依赖、服从的人心里，支配欲就比情感需求要弱，他只是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更间接。潜在倾向的影响力可能极强，这一点已有很多主导性心态被逆转的案例证实。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样的反转案例，但是这在童年之后也可能发生。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里男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女性病史也往往揭示出这种转变。一个女孩子，原本是个假小子，雄心勃勃、性格叛逆，但当她坠入爱河之后，她便成了个乖巧、黏人的姑娘，显得胸无大志。此外，被苦难碾压后，一个孤僻型的人可能产生病态的依赖性。

需要补充的是，类似的转变多少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常见问题的答案：童年以后的经历是否无足轻重？童年经历是否一锤定音地调整、决定了我们日后的人生轨迹？从冲突的视角观察神经症的演变，让我们能对此给出更确切的回答。可能的情况有：如果早期环境没有严重抑制人的自发成长，那么日后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将影响人、塑造人。然而，如果早期经历的冲击足以让孩子陷入定势，那么新的经历也无法突破这一定势。其原因部分在于，此人自身内心僵化，已无法吸收新的经验：比如一个过于疏远他人的人，无法容忍任何人靠近自己，或者其依赖性根深蒂固，结果他总是被迫低眉顺目、被人使唤。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按照既有定势来解释新的经历：以攻击型人格为例，这样的人若被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觉得这要么是愚蠢的表现，要么就是有人要利用他，新的经历只会强化这一既有定势。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确实改变了心态，那么很有可能是后来的经历改变了人格。然而，改变并没有表面那么彻底。事实是内外压力相结合，迫使其放弃原有的主导性心态，转向另一极端。但是如果没有冲突的存在作为线索，这种转变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常人内心，这三种心态并无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能对人让步、与人对抗并独处。三者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一者占据主导，那只是意味着在某一方面发展过度。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而言，三种心态不可共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神经症患者内心已经僵化；他被驱使着去服从、争斗或置身事外，不管这样的举动是否合乎时宜，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行差踏错便跌入恐惧之中。因此，如果这三种心态强势交汇，那他必定深陷激烈的冲突中。

另一个因素显著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即这种心态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领域，而是逐渐在整个人格中渗透蔓延，就像一个恶性肿瘤在整个器官组织里扩散开来。最终他们不仅影响着人际关系，还困扰着人与自己的关系，以及总体上人与生活的关系。如果对这种扩散性特征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可能会误认为其引发的冲突是成对的孤立矛盾，如爱与恨、顺从与轻蔑、臣服与支配，诸如此类。然而这种误导，就像在区分民主与法西斯时，仅盯着某一个对立特征，如二者在对待宗教或权力方面的区别。这些方面确实有区别，但是顾此失彼地强调某一方面，反而模糊了重点：民主与法西斯有天壤之别，代表着完全互不兼容的两种生活理念。

某个冲突，起源于人际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影响了整个人格，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人际关系非常关键，它必然塑造着我们的品格，决定了我们的追求，选择了我们信仰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反过来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二者相互交织，难解难分。

我认为，互不兼容的心态导致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可以被称为“基本”。需要补充的是，我所称的“核心”，不只是以其比喻意义表示影响重大，更是为了强调神经症扩散的动能中心。这是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其理论的意义将在后文阐明。宏观来看，这一理论可以视为是我的既有观点的发展，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障碍的表现。第三章亲近人

要想仅靠举一些个例就能说明基本冲突的作用机制是不可能的。基本冲突扰乱人的精神，对此神经症患者围绕基本冲突构建了一套防御体系，一则可以将这些冲突从视野里抹掉，二则可以将冲突深埋，使之不能单纯以本来面目出现。其结果就是，表面上能看得到的更多是寻求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而非冲突本身。因此，仅仅仔细分析病史细节无助于充分揭示其所有暗示与微妙之处。这种阐述必然是千人千面，内容也会过于混杂。

此外，上一章构建的大纲仍须丰富完善。要想理解基本冲突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必须对每个对立元素分别研究。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就要观察不同个案类型里，哪个元素占据主导，以及它为何呈现出更可接纳的自我形象。简洁起见，我将这些类型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以及孤僻型人格。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都应关注当事人更易接受的态度，尽可能不触及其掩盖的冲突。在每个类型里，我们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创造了，或者说至少滋生了某种需求、品质、敏感性、禁忌、焦虑，以及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

这种讲解方式可能有一些缺点，但也有明显的优势。首先选择态度、反应、信仰等相对明显的人格类型，对这些因素的作用和结构加以观察，更有助于在成分模糊不清的病例里发现类似的组合。下一步，观察整个病例，揭示三种态度的内在不一致性。再拿“区分民主与法西斯”这个例子来说：要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在意识形态上的关键区别，我们不会研究一个信仰某些民主理想又暗中倾向法西斯方式的人。相反，我们会首先试着从国家社会主义文献、行动中理解法西斯思想，然后将其与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典型表达方式相比较。两套信仰体系的对比会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妥协的人和组织。

第一组，屈从型人格，显示出各种亲近人的特质。这类人明显需要情感联系和他人的赞许，并且有一种对“伙伴”的特殊需要——朋友、情人、丈夫、妻子，“期望他们实现屈从型人格者对生活所有的期望，好事坏事责任一肩挑，于是确保让他心想事成成为这位伙伴的主要任务。”这些需求符合神经症的所有共同特征：强制性，盲目性，欲求受挫则会引发焦虑或依赖。这些需求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相关“他人”的内在价值，也不依赖于当事人对他们的真实感受。这些需求的表现形式再多变，其核心都是对亲密人际关系的渴求，因对“归属”感的渴求而产生。由于这种需求本质上的盲目性，屈从型人格者往往觉得自己与周围人兴趣相同、意气相投，而无视与他们的区别。他对别人产生这种误解，不是因为无知、愚蠢或者无法观察，而是由于自身的强迫性需求。患者感觉就像一个婴儿被一群陌生而可怕的野兽包围着，威胁着——一位患者画的就是这样。她站在那里，渺小而无助，站在整个场景的中央，周围有一只巨蜂要蜇她，一只狗要咬她，一只猫要扑到她身上，还有一头公牛要用角顶她。显然，其他生物的真正本质已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一点：谁的情感越不可或缺，谁的攻击性就越强，谁就越可怕。总而言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有人喜欢、有人需要、有人渴求、有人爱恋；需要被人接纳、受人欢迎、有人赞许、有人欣赏的感觉；越是重要的人，越要离不开他，这样他才觉得自己对别人越重要；要有人帮助他，有人保护他，有人关爱他，有人引导他。

在分析过程中，一旦向患者指出这些需求的强迫性特征，患者往往会断言这些欲求都再“自然”不过。当然，他是在自我辩护。除了有些人，他们的精神已经完全陷入施虐倾向（后文将对此加以讨论），他们的情感需求已经阻塞、陷入瘫痪；对其他人而言，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想被喜欢、有归属、有支持等等。患者的问题在于宣称，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四处疯狂寻求情感与赞许，而事实上，他们是跌入了急需安全感的无底洞，对情感、赞许的真实需求倒微不足道了。

满足这种渴望的需求非常强烈，他的一切行为都指向这一点。在此过程中，他形成了特定的品格和态度，进而塑造了性格。其中一些称得上暖心：在他能感性理解的框架内，他对他人的需求很敏感。例如，虽然他可能疏忽了冷淡之人保持超脱的愿望，但对别人寻求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情形却很敏感。他自发地想要满足别人的这些期望——或者说他主观认为别人抱有的期望，甚至常常不顾自己的感受。他变得“毫不利己”，自我牺牲，一无所求——他自己对情感的无限需求则例外。他变得低眉顺目，关怀无微不至——尽自己一切可能——过分赞美，过分感恩，过分慷慨。但是他心底并不在乎他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虚伪自私，而他却对自己这一心态视而不见。但是——暂用有意识的术语描述无意识的情况——他说服了自己去喜欢每个人，相信他们都是“以礼待人”“值得信赖”的，而这个谎言不但终将让他失望心碎，更是让他对整个世界的不安全感雪上加霜。

这些品质并没有他认为的那么珍贵，尤其是因为他并未顾及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而是将自己强烈渴望得到的一切都盲目地给予他人，还因为如果没有现实的回报，他会深感困惑。

同时，除了这些特征，还有另一类，以躲开敌视、争吵、竞争为目的。他往往放低身段靠边站，让聚光灯照向别人；他抚慰他人，谋求好感，并且——至少在意识层面——无怨无悔。任何报复心、好胜心都被深深压抑，他自己也常常奇怪：自己怎么这么好说话，即使有气也很快就消了。此时的重点是他主动自责的倾向。他再一次无视自己的感受，不管自己是否真有负罪感，面对明显无理的指责或者突然袭击，他总是把矛头对准自己而非别人，习惯自省或者自责。

在这些心态与严格的禁忌之间有一段微妙的过渡。因为任何一种攻击性行为都是禁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人不愿显得武断、挑剔、苛求、颐指气使、令人难忘、野心勃勃。同样，因为他的生活都绕着别人进行，他的禁忌常常阻止自己谋取个人利益或享受生活。甚至，任何，无论是的经历——一顿饭、一场演出、听音乐还是游山水都变得毫无意义。无须多言，这种严禁享乐的态度，不但让生活索然无味，更让他愈加依赖别人。

除了他对上述所列品质的理想化认识，这种人对待自己的心态也有其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充满了虚弱无助感——“我这个可怜虫”。一旦要自力更生，他便茫然若失，就像小船松开了系泊的缆绳，或者像灰姑娘失去了教母。这种无助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当然，实际的虚弱也被这样的念头助长了：自己无论如何都吵不赢、争不到。而且，患者于人于己都坦承这种无助感。梦境也会戏剧化地强调这一点。患者往往以此作为呼吁或辩解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陪伴我，因为我非常虚弱无助。”

第二个特征来源于其妄自菲薄的倾向。患者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的地位都比自己高，他们更迷人、更聪明、更有教养、更值得珍惜。这种感觉的事实依据是，他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态度确实有损他的能力发挥；但是即使是在个人能力毋庸置疑的领域，他的自卑感也让他更容易相信别人比自己能力更强——无论此人才干如何。面对咄咄逼人或骄傲自负的人，他的自我评价进一步降低。然而，即使是独处，他不但会低估自己的品格、才华、能力，甚至还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属于患者对他人整体依赖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倾向于无意识中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为自我评价。他的自尊随着外人对他的褒贬好恶时起时落。因此，他人的任何驳斥都成了他的灾难。如果有人没有回请，那么虽然他在意识层面不失理性，但根据具体内心世界的特殊逻辑，他的自尊就会一跌到底。换言之，任何的批评、驳斥、或者离弃，对他而言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卑微到尘埃里，去努力挽回威胁到他的人。左脸被打了还献上右脸，他这种行为不是什么神秘的“受虐”驱动力所致，而是其内心各种条条框框的必然结果。

所有这一切构建了患者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自然，随着个人总体的成熟，这些价值观自身也多少得到明确并固化。这些价值观引导人追求善良、同情、爱情、慷慨、无私、谦逊，而自我、野心勃勃、冷酷无情、放荡不羁、怙势弄权者则为人厌恶，虽然有时这些特质会因为代表着“力量”，而被人暗中崇拜。

这些正是神经症患者内心亲近人的元素。现在来看，用臣服或依赖之类的单个词语形容这些特征显然不恰当，因为思维、感知、行为的方式——一整套生活方式——都隐藏在这些特质之下。

我曾承诺不讨论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不知道支配性倾向压抑对立面、巩固自身到何等的程度，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神经症患者是如何一板一眼地死守这所有的心态和信条的。所以，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这幅场景的另一面。分析屈从型人格时，我们发现有多种多样的攻击性倾向被严重压抑。与表面的关心过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意外发现，他们对他人漠不关心，藐视他人，有无意识地依附他人、利用他人的倾向，控制、操纵他人的欲望，总想胜人一筹或者成功复仇的想法。当然，被压抑的驱动力在种类和力度上各不相同。这些部分是对先前与人相处时不幸经历的反应。例如，一份病史显示，自五岁或八岁起，患者即性格易怒，但随后变得一团和气。但受成年经历的影响，攻击性倾向也如此顽固、并日益膨胀，因为多种因素让他心中不断产生敌意。此刻深入探讨这些未免离题太远；我们可以说，自我磨灭和“善良品格”换来的是别人的利用与践踏；进一步讲，依赖他人使得患者心理上特别脆弱，反过来，一旦他对情感与赞许的过度渴求得不到满足，这种脆弱又会使他觉得被抛弃、被拒绝、被羞辱。

我所说的所有这些感受、驱动力、心态被“压抑”，借用的是弗洛伊德的定义，指的是个人不只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执着于对此一无所知，为此焦虑不已、时刻保持警惕，严防对自己、或者对别人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这样，每种压抑都不禁让我们想问：患者压抑内心某种力量能得到什么好处？在屈从型人格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回答。其中大多数人，我们要到后面讨论理想化形象与施虐倾向时才能理解。现在我们能明白的是，敌意的感知和表达，会威胁到患者喜欢他人并被人喜欢的需求。此外，任何攻击性的或自我肯定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显得自私。他会主动谴责这种行为，并觉得其他人也会。于是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的自尊太依赖于他人的认可了。

压抑所有自主性、报复性、扩张性的感受与冲动，还有另一个功能。这是神经症患者为了消弭冲突、获得内心统一性、协调感、完整感而做出的诸多尝试之一。我们对内心协调性的渴求并不神秘，而是受生活中现实必要性的驱使——人不能被不断向两个相反方向同时驱动——也受到不断膨胀、至于极大的恐惧所驱使，害怕自己内心撕裂。以一种倾向为主导、掩盖其他所有矛盾因素，是无意识中组建人格的一种尝试，这是患者为避免神经症冲突而使用的几种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严控攻击性冲动的两重意义，若不如此，患者的整个生活方式就会受到威胁，其内心刻意营造的伪统一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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