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辑人的世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泓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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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人的世界试读：

壹 书缘·情缘

网络书缘

一个老百姓和她的泣血之作

怀念南都有“民间纪事”的日子

说说我所知道的李希光

结缘深圳报坛“三剑客”

天堂里要不要勇敢者代言？

认识曹鹏很偶然。2001年3月，我在一家出版网站的BBS上见到网名叫云中君的一个贴子：“我有一部茶书，文笔稍胜余秋雨，专业略逊陆鸿渐。”并附有电子邮箱地址。我感觉此人口气颇大，或许是个率性才子，虽不知匿名作者为何方神圣，仍寻踪而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并留下电话。

次日，不意接到云中君打来的电话，自报家门，方知这位仁兄乃经济日报发展部副主任、媒介经济学博士曹鹏。不过我并不知他已在媒介理论界颇有些声名，那时我从内地某出版社调到南方日报不久，不太清楚传媒界的底细。我只关心他的那部茶书，便叫他将书稿发到我的电子邮箱里，待看过再作确切答复。这是《功夫茶话》正式出版前我跟他通的唯一一次电话，其后一切都靠电子邮件往来。

曹鹏后来告诉我，这部茶书是他闲暇时写下的，原是《保定晚报》上的专栏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计划外生育”，并不急着出版，所以没有找他熟识的出版社，而是将信息发到网上，静候懂行的编辑知音。

看过书稿后，觉得此君文字功底颇深，闲适中透出典雅、精致，有一种身旁摆着一杯清茗，躺在阳台的椅子上轻松阅读的快感。这部书稿每篇六七百字，作者不只是论茶说茶，而是写“茶事”，叙“茶缘”，说“茶艺”，讲“茶道”，娓娓道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知识，令读者悠然心会，心旷神怡，恍若置身于茶香袅袅的茶室。我立即向社委会力荐这个选题，认为这类高质量的休闲读物满足了现代都市人愉悦性情、放松自我的需要，肯定会有市场。社委会非常支持，选题很快上马，我一边着手编辑，一边就出版环节中的一些事宜与曹鹏不断交换意见。两个多月后，这本从内容到包装都十分雅致的茶书正式出版。该书小32开，218页，封面用特种纸印刷，黑白单色，配了齐白石画的一把古拙的茶壶，书名用隶书字体，下方加几行小5号宋体的导读《功夫茶话》曹鹏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7月版文字，封面右侧模压凸出篆体“茶”字。风格简约，一如内文文风。

曹鹏收到样书后，将我俩往复的电子邮件缀到一块发给我，居然有70余封。记得那天夜里，我坐在家里的电脑桌前，打开这封电子邮件后吃了一惊，完全没料到他居然那么细心，完整保留了我俩往来的每一封邮件。我将这封约有八九千字的特殊信函细读了两遍，心中涌起一阵阵的感动。这些信都是围绕《功夫茶话》的出版展开的，虽然简短，却真实记录了一个作者与一个编辑是如何联系、探讨并接生一部新书问世的，也见证了我俩之间纯洁的交往与合作。这种文化的共鸣，精神的交往，带给我的愉悦是巨大的。曹鹏也在后来的信上说，“《功夫茶话》略带传奇色彩的出版，是2001年我最得意的快事”。2001年9月21日的《生活新报》选登了我们最初的4封电子邮件，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出版人是如何同一个素昧平生的作者结缘的。“不惜歌声苦，但伤知音稀”。曹鹏说每每在各大书店、书城里见到自己的著作，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这本茶书出版后，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全国有40多家报刊先后发表书讯或书评，积极推介。西安、辽宁等地的几家报纸还部分连载了这本书。这本薄薄的小书虽谈不上十分的畅销，但在当下低迷的市道，能重印3次，销出1万多册，已经很不错了。

2002年8月间，著名茶文化学者阮耕浩先生费了不少周折找到曹鹏的电话，说读到了新出的《功夫茶话》，并告诉他《茶博览》将复刊，希望他写点什么。上海文新集团的贾亦然是曹鹏个人专栏“传媒观察家”的责编，两人相交多年，却不知彼此都迷恋茶学，读到该书后喜不自禁，约好下次见面一定专门聊茶。书出版后，不断有读者打来电话，希望和他切磋茶艺。有意思的是，浙江一家茶庄的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是看过《功夫茶话》后，有种找到同道的感觉，并盛情邀请我和曹鹏去他的茶庄喝茶。前不久，深圳的一位读者找我要到曹鹏的电话，说是一定要上北京专程拜访他。2001年9月在昆明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书市上与曹鹏首次相见

与曹鹏第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9月。我去昆明参加全国书市，正好当地的《生活新报》邀请曹鹏帮忙办10期“书市特刊”。在书市上，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云中君”曹鹏先生。见面时我们都有些许的激动。我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因为这般年龄的人文字很难如此老到。记得曹鹏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一啄一饮，莫非前定’。喜欢不喜欢喝茶，喜欢喝什么茶，这也是缘份。”其实，在这尘世之上，两个人能否相识，乃至相知，何尝不也是一种缘份。写于2001年12月一个老百姓和她的泣血之作

1999年9月，我从内地一家出版社刚调到成立不久的南方日报出版社，正苦于手头没有好稿。这时有朋友介绍我去找素有彭城才女、彭城女济公等美誉的作家兼画家袁成兰老师。袁老师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一篇涉及“梅花奖”舞弊案的杂文，打了数年官司，1997年根据这一经历写了《我当被告》，一时洛阳纸贵。那时她正在深圳红荔艺术馆办个人画展，忙得不可开交。接到我的电话后，她热情地说：“我给你推荐一部书稿，是讲述自己如何替丈夫打官司的独特遭遇的，非常感人，写得比我的那本书好，我给你地址，你去跟她谈。”于是，我便与这部书稿的作者朱雪芹联系上了。没几日书稿便寄了过来，厚厚的一摞，名为《恶梦》（正式出版时改为《我替丈夫打官司》）。我很快被书稿的内容震惊了：一是我干了多年图书编辑，从未见过如此原汁原味的由老百姓自己写出来的书！二是书中揭示出的残酷事实深深震撼了我。我没有预料到，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退休女工，居然能够写出如此情文并茂的作品。《我替丈夫打官司》，朱雪芹著，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经过紧张的编辑加工，《我替丈夫打官司》于是年年底出版，随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市当月，在广州最大的书店广州购书中心，该书荣登最新畅销书排行榜。《南方日报》、《西藏日报》、《贵州都市报》、《蜀报》等数家报纸连载后，先后有数十位读者来信来电，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还有好几位读者诉说他们有着与作者相似的遭遇，希望与作者联系。甚至有两位读者把一大叠上诉材料直接寄给我，请我转交给有关部门。

有人评价这本书：“这是自高玉宝之后，最震撼人心的百姓文本！”事出有因，举报信惹来一场横祸

朱雪芹退休前是徐州一家商店的营业员。她待人热情，性情刚烈，办事很是泼辣。丈夫杨启信生性耿直、木讷，不通世故，是公认的老实人；曾在部队服役18年，后被安置到徐州市经济技术协作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协作公司”）工作，担任人秘科副科长。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要不是丈夫杨启信的举报信招惹一场横祸，他们和3个活泼可爱的女儿本可以一直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

徐州市计委属下的“协作公司”虽然级别不大，背景却不小。它由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亲自主管，曾经一度盛传它是市里的小金库。杨启信进“协作公司”不久，很快发现公司领导郭振贵有重大经济问题。他搜集了大量证据，一连写了数封举报信，分别寄给省市领导和有关检察部门。这位老实人没有料到，他写的那些举报信一一落入郭振贵的手中。就在他痴痴等候上级来人查处时，郭振贵已通过司法机关整他的材料了。结果他反被公安局抓走，经徐州市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判了5年徒刑，罪名是诈骗公司2万元伙同王某某做生意，导致公款无法追回。而事实上，与王某某做生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杨启信举报的公司经理郭振贵。郭批准借款给王某某合伙做生意，让杨启信把款汇给合伙人，后来生意砸了，罪名便扣到这位告状人的头上。朱雪芹曾经幸福的一家

公安局秘密抓走杨启信那天，朱雪芹正好出差在外。她得知消息连忙赶回来，但四处打听，都无从知道到底是哪个部门抓走了自己的丈夫。朱雪芹带着三个孩子，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南京申诉。刚开始还不太懂得如何告状的她，学着古戏上秦香莲的样子，顶着状纸和孩子们一起跪在省政府的大门口，大声喊冤。她的身边围了不少好奇的人，但载着她希望见到的大官的小轿车从她的身边一一驶过，丝毫没有理会。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她慢慢知道了该如何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上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弱女子，要告倒有层层关系网保护的特权人物，其中遭遇的曲折、磨难和屈辱，岂是文字所能表述的！就拿寻找丈夫的下落这一看似简单的事情来说，也要等到她四处奔走上告，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之后，因市政府秘书长被惊动，亲自打电话过问才得以解决。

由于丈夫的举报信牵扯到了市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朱雪芹越告，这些人就越害怕，对她的迫害也就越厉害。当她第二次去南京告状时，省委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竟然编造省委重要领导要出面接见她的谎言，把她骗进监狱，第二天逼她写下再不来南京告状的“保证书”后才释放她。在徐州，一些办案人员更是迭出高招，时时刻刻想算计她。为了防止她外出告状，公安局在春节期间下了“拘传令”，限制她的自由。甚至企图罗织罪名，把她也投进监狱。只因苦无证据，这一阴谋才未得逞。在公、检、法一些部门，有那么一些人不仅不施援手，反而奚落她、刁难她，落井下石。身心俱损的朱雪芹曾一度陷入绝望的深渊，产生过与迫害她的恶人同归于尽的可怕念头。

庆幸的是，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有人或暗中予以点拨，传递信息，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特别是她终于找到了一腔正气的著名律师张汉良。张律师凭着他的智慧和勇气，替她把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后使丈夫平反昭雪。不平则鸣，字字得来皆血泪

朱雪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文人用笔墨写书，我用的是生命和泪水。”

对过去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朱雪芹本想尽量淡忘，让时光慢慢褪去心中的伤痛。可是，她欲罢不能。那些梦魇般的往事不时袭上心头，使深受创伤的心灵无法复原。丈夫平反不久，她萌发了写书的念头，想把自己替丈夫打官司的经历写出来，以警醒世人。但想到自己文化有限，又没有什么写作经验，就把这一念头打消了。1995年，她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举报信，冤判五年刑》一文。文章在徐州的一些领导和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件事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决意要写这本书了。

她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记下的10本厚厚的日记帮了她不少忙。开初上访时，有位老干部对她说：“你最好记日记，把当天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你好根据这个分析案情，也好作为日后的证据。”从那天起，她就开始记日记，一天都没间断过。为了使书中的情节更加真实、生动，她还重新回到北京、南京等曾经上访过的地方，再次体验当时悲苦无助的感受。这样做对一个心灵曾经遭受重创的人来说，未免太过残酷，但会使书中的叙述更有现场感，人物更有血有肉。为了写好《奇异的审判》这一章，她多次到徐州市中院参加旁听。

为了使写作不受干扰，3年的时间里，朱雪芹独居一室，熬更守夜，一提起笔，往事就历历在目，思绪如潮水般奔涌。一触动到伤痛的神经，她就止不住泪流满面，再也无法下笔。这样和着血泪写就的文字，累积有两百余万字。有时，她半夜躺在床上，突然被一个情节所激动，再也睡不着，于是披衣而起，打开台灯，一直写到天亮。她给小女儿立下一项规矩，在她写作的时候不可打扰她，就是到了吃饭时间也不行。所以，她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女儿虽然一直遵守这一规定，却心痛得要命，禁不住抱怨：“妈妈，你不要命了！”

由于流泪太多，朱雪芹患了严重的眼疾。给她看病的崔大夫说：“再晚来几天，你的眼睛就危险了！”在随后几个月的治疗中，她仍然没有停止写作。

经过四易其稿，《我替丈夫打官司》终于脱稿了。

在朱雪芹笔下，一个个心态各异的人物粉墨登场，纤毫毕现。在这本书里，她并不急于评判事情的是非善恶，而是自始至终固守一个平民的视角，让一步步推进的场景去说明一切，这种独特的表述方式也让读者从一开始就欲罢不能。从打官司的角度说，这本书堪称一部详尽的告官指南；从揭露法制腐败的角度看，这本书又可以被称为当代《官场现形记》。我们在为书中叙说的故事扼腕叹息、心酸落泪的同时，也为这位能够著书的“秋菊”感到欢欣鼓舞。好评如潮，百姓文本更动人

据我所知，朱雪芹是自高玉宝之后文化最低的畅销书作者。当年，只念过几天书的高玉宝硬是用画圈作记号等方法写出了一部《高玉宝》，30岁以上的人没有谁不知道其中《半夜鸡叫》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通过几十年的扫盲，高玉宝这类文盲或半文盲著书的环境不复存在了。正因为这样，朱雪芹的这本书才显得弥足珍贵。而且，这本书和许多专吃文字饭的作家的作品比起来，毫不逊色。你几乎不敢相信这本情文并茂的书出自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退休女工之手。难怪这本书出版后，有些读者不相信是她本人写的，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问她，这本书是否请了专业作家代笔。听到这话，朱雪芹总是自豪地笑起来。《我替丈夫打官司》一书出版后，徐州市从市长到平民百姓，许多人读到了这本书。由于从一开始，朱雪芹就不想有丝毫的虚构，所以在她这本书里，从市委书记到一般办事员，她都是用其真实姓名。有人问她：“你点了那么多人的名字，难道就不怕他们报复？”朱雪芹倔强地说：“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有什么好怕的！”当初办过她的案子的法官孟昭伦说：“你能这样真实生动地把这个案子写出来，真不容易，我们应该感谢你。”检察官李汝梅说：“我看过之后掉了泪，你打官司时那么坚强，想不到书也写得那么好。有些内情你还没弄清楚，你的书如再版的话，我会详尽地告诉你。”

朱雪芹打官司的坚强毅力感动了很多读者，也让不少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深受鼓舞。有好些读者找到她，希望她能帮助申冤。朱雪芹只是个弱女子，自己九死一生从官司中走出来，哪有能力再替别人打官司呢？不过她还是热心地联系以前曾帮她打官司的正义律师张汉良教授，看他是否合适出面。她在打官司以及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认识了一些记者，有时她也找到记者们请他们帮助申诉。《中国法制报》记者胡震杰见到这种情形，感动地对她说：“以后碰到这类事，叫他们找我，我会尽力而为。”

朱雪芹告诉我，丈夫老杨落实政策的事已尘埃落定，三个女儿也先后出嫁，现在一家人享受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她还告诉我，她正在写第二本书。她说：“写作并非文人的专利，我要通过现身说法，让大家知道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原载《海上文坛》2000年第7期补记《我替丈夫打官司》出版很多年了，没想到作者朱雪芹还会专程来广州看我。2007年1月5日上午，她发来短信说已经到了广州。因为学院开了一整天的会，到了下午6点，我才开车赶到广美生活区的公交站前接到她。虽是初次见面，但我们通过很多信，已彼此熟悉。我见过她的照片，她却没见过我。她说我跟她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只是要瘦削一些。这回她从徐州带来了一大包苹果、银杏，还有两把自己做的鹅毛扇。2005年夏天，我也曾收到她寄来的同样两把扇子。转眼间，《我替丈夫打官司》一书出版已逾7年。距离我来大学城也已经一年半了，但仍有不少作者惦记着我，这让我感到分外温暖，也夹杂着一些不安。我俩坐在珠江边一家叫聚龙湾的餐馆里，一边打边炉，一边聊着这些年发生的故事。她谈到了她完成的第二部书稿，老杨及三个女儿，她和周围一些人的是是非非，还有我和作者朱学芹在大学城南亭村目前在徐州老年大学的学习。她跟我母亲同庚，都是1946年生人，经历了太多人生的悲喜剧。那天晚上，本来安排她住D2栋的招待所，但因为军训住着很多军官，没有空房，只好让她住在C2的学生公寓。朱雪芹是第一次来广州。她说看到满城盛开的紫荆花，感觉很新奇、很开心。2007年1月6日怀念南都有“民间纪事”的日子拿起笔，记录生活，你也是记者

当年《南方都市报》的民间纪事创刊词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坚持用独立的民间的眼光打量周围的现实。我们推崇一种新的记录历史的方法。那种我们熟悉的四平八稳的历史，像一个正对照相机的人，面孔平庸而虚假。我们不知道那些类似八股的记述与历史真实行进的姿态距离到底有多远。平板的记述后面可能是一群人的哭泣与叫喊、欢呼与跳跃。而过去的历史顶多只记录了那个挥舞着旗子的人的姓名，真正鲜活的东西尘封在逝去的时间里面。希望您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记录者才能提供一幅真正鲜活而全面的历史图景。纪事簿打开了，它的记录者来自民间。

现任《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曾经是《南方都市报》一个副刊编辑，负责编辑《生活话题》、《老百姓》两个版面。后来，《老百姓》与《生活话题》加上后来延伸出来的版面《民间纪事》，合起来成为一周出一期的《百姓周刊》。2000年，我请他和石晓文将上面的文章结集出版《边缘部落》和《隐情地带》二书。《隐情地带》，钭江明、石晓文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由钭江明喊响的“拿起笔，记录生活，你也是记者”那句口号，不知激励了多少人勇敢地第一次用文字忠实地记录发生在自身或身边的真实故事。他们不是职业写手，甚至不是业余撰稿人，但他们发乎真情，也许平生第一次用心去写自己经历的事情，倾吐自己的郁闷、迷惘、苦难、欢乐，这些文字虽然稚嫩，但非常鲜活，极具生命的穿透力。正如一位常给这个版面投稿的打工仔所说：“我没有发现哪家报纸愿意像《南方都市报》这样辟出如此大量的版面，真切地关注众多藉藉无名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一位笔名叫船海的民间记录者（这位草根写手后来到了《南方工报》，在我的大学同窗手下当了一名记者）这样看待“民间纪事”的意义：一、真实的鲜活的资料。“民间纪事”的所有文字都是来自民间的，是民间——那些挣扎者、劳动者、歌唱者发出的声音，这声音与汗水与泪水贴得很近很近，它反映的是广大人群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些文字的记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没有谎言的窗口，它让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良知和眼睛去看世界，它让我们远离了瞒骗，接近了真实。二、这里有安慰。来自底层的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来自底层的记录者记录底层老百姓的生存，读者可以读到未经虚饰、未经过滤的真实生活，这就是一种安慰：原来我们也可以像名人一样放声讲话，我们也可以是“主要”的，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我们的辛苦和挣扎，也可以获得许多尊重和掌声。三、这里有历史。中国的历史记录的全是帝王将相，而对草根社会不感兴趣，2000多年历史记录原来是如此残缺。现在有“民间纪事”来记述老百姓的生活，还原了生活的本真面目。传媒关注民间的努力，他们的根本目的正是要使历史完整甚至真实起来。民人记录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

有两件事鼓舞我着手策划“民人”丛书：一件是南都“民间纪事”这个栏目的空前成功，另一件是我责编的《我替丈夫打官司》一书引起的轰动。《我替丈夫打官司》于1999年底出版。这部由上访人亲笔撰写的非虚构作品出版后好评如潮，有六七家报纸连载。我想，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家庭妇女，居然可以写出如此具有震撼力的文字，可以想见被知识界普遍忽视冷落的底层民众中，蕴含有多么丰富的资源啊！于是，我打算策划一套“民人丛书”。

出版一套由老百姓自己写自己的书，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破天荒头一遭，难度可想而知。如果你见过“民间纪事”版的编辑怎样把一篇文理不通、字迹潦草的长稿提炼、打磨成能够发表又不失原有韵味、底色的文章，你就明白做这件事该有多大的耐心和智慧了。我打算先将“民间纪事”上的文章结集成书，再寻觅民间具有写作潜质的作者。

我的想法与“民间纪事”版的编辑一拍即合。在我的催促下，钭江明和石晓文抓紧利用业余时间将栏目上的文章剪辑下来，分门别类，辑录成册。2000年秋日的一个早晨，生性腼腆的钭江明笑眯眯地将一大摞稿件堆放到了我的桌面。

在一个多月紧张的编辑过程中，我不时被其中原汁原味的百姓故事所打动，虽然平日我也常浏览“民间纪事”这个栏目。《边缘部落》和《隐情地带》两书的封底，有我写下的这段文字：《诗经·大雅》：“人有土田，而汝有之；人有民人，而汝夺之。”民人，就是咱老百姓。我们为什么要出版“民人”？因为民人记录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民人发出的声音是最真切的声音，民人表达的语言是最质朴的语言。我们认为民人记录的有血有肉的文字比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名人的作品更有价值，民人源自生活的思考比那些自以为深刻的学者的高头讲章更有思想，民人发自肺腑的嬉笑怒骂比那些惯于吟风弄月的作家的创作更有灵性。

昆德拉曾经预言：“到了21世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今天，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这两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游医的独白、骗子的忏悔、“枪手”的尴尬、打工仔的工资单、二奶的自述、发廊妹的日记……这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为我们提供了生活中触目惊心的部分真相。“大众的声音”

很遗憾，现在的南都已经没有“民间纪事”这类栏目了。南都最初的口号是“大众的声音”，风格颇具平民化。它的一些栏目如“城市笔记”（这个栏目我也将其结集成书，名为《速配的尴尬》和《钞票的表情》）、“民间纪事”等有着鲜明的民间立场。当时该报的主编是性格刚直、豪爽的关健先生，他每天坚持用“无为”这个笔名在头版发表一篇短评，针砭时弊，广受欢迎。2000年5月，他因为某篇招惹麻烦的报道受到牵连，被调离南都，到南方日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我得以有幸在其手下共事。不意仅过了一年多，他因罹患肝癌辞世，令人扼腕。

我很怀念那时的南都，虽然有人嘲笑它是“民工看的报纸”。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民工，反正很喜欢这张报纸。据说南都后来取消“民间纪事”这类栏目，原因是这类读者不是社会消费主流人群，对广告商没有吸引力。我不明白，这份有72个版面的厚报为何留不住一两个版面的“民间纪事”？“民间纪事”栏目不见了，“民人”丛书计划也搁浅了。虽然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取消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反对者认为它面对的是社会弱势群体，消费能力有限。近些年来，名人出书热一波接着一波，炒作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名人的书总是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前列。面对这一事实，颇觉无奈。

2002年年初，南方日报出版社安排我负责传媒类图书的出版，“民人”丛书的后续出版计划更是无望。当初编辑《我替丈夫打官司》，作者32万字的书稿，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硬是将它删削到20万字。《边缘部落》和《隐情地带》二书，则因为要赶那年10月南京的全国书市，编辑活就干得差远了，留下许多遗憾。

2001年，我约请《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记者陈文定写一部关于周立太律师的书，后来跟周立太也通过几次电话。周立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几近文盲，竟自学法律成才，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他从1996年在深圳开始专门为民工代理工伤索赔的官司至今，受理各类工伤赔偿及劳动争议案件上万件。约请陈文定写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替周立太树碑立传，而是想让读者通过这样一部书了解到底层民工的真实状况。那时陈文定在一线做突发记者，每天忙于采访，如流水线上的新闻民工，根本停不下来思考，写了一章便放弃了。后来周立太主动向他提供素材，让他继续写。他断断续续花了好些年，终于写出了《从底层滚出来：文盲周立太何以名值千万》一书。

2009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大学城内环路跑步，意外接到陈文定的电话，说当年约请他写的周立太一书刚刚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准备寄我一册。放下手机，我突然感觉刚才这声音有些不真切，似乎隔着一层幕障，从远处飘来。是啊，都已经过去8年了！写于2006年8月7日改于2012年4月19日说说我所知道的李希光

认识李希光颇有些戏剧性。

2002年春节期间，我从网上搜集到了国内一些知名传播学者的背景资料，有选择地向其中几位约稿，其中就有李希光。我主动向他约稿，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经常浏览他负责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发现内容挺好，有些可以整理后出版。

电子邮件发出去不到1小时，即意外地收到他的回信，说他手头正好有一套刚整理完毕的书稿，愿意将书稿拿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的这套“传媒前沿”丛书——《新闻学核心》、《媒体的力量》、《全球新传播》和《下一代媒体》。

那是我第一次和李希光打交道。我最早是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知道他的大名。这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著作，使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妖魔化”一词也从此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词汇。

春节刚过，李希光即从北京飞到广州，带来一大摞打印好了的书稿。这次他还约了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陈婉莹教授来到广州，一起商量编辑出版事项。陈婉莹也是记者出身的知名学者，曾在美国、台湾等干过10多年新闻，因为揭露大陆偷渡事件的系列报道一度遭到黑社会追杀。她年约60，矮矮的个子，一脸的和气，很难想象她当初居然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卧底调查。

当时出版社的总编辑是关健，他拍板定下出版这套“传媒前沿”丛书。这套丛书本来还包括美国记者协会主席科瓦奇的《新闻学要素》（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陈婉莹教授已经请人翻译好了，后来因为作者不同意译本做任何删节，出版社只好忍痛割爱。

陈婉莹教授回香港后，很快给我发来丛书的序言，里面写道：“这套‘传媒前沿’丛书正是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通过细致的个案分析和综合分析，多层《新闻学核心》，李希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次、多角度、多方位在研究问题的成果。丛书尽管还有不足之处，但标志着清华新闻传播学的诞生。”

丛书中的《新闻学核心》赶在4月23日召开的“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上亮相。这次会议由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新闻信息传播系联合主办，李嘉诚基金会赞助。会议召开的前天晚上，我带着刚刚印出的200本新书上了飞机，赶往会场所在地点北京东方广场的君悦酒店。

第二天上午，每位入会代表领到了一本猩红色封面的《新闻学核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贝蒂·迈斯格（Betty Medsger）教授，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Williamf. Woo），美国网络新闻学创始人，《圣何塞信使报》科技专栏作家丹·吉尔摩（Dan Gillmor），以及《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北京青年报》总编辑张延平等分别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坐我身旁的一位年轻学者带着同声翻译耳机仔细聆听，会间休息时闲聊，始知他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崔保国教授，从日本回来的博士。后来他成了我策划的《走进日本大报》一书的作者。

下午，李希光带着一帮国外专家去了国务院新闻办，赵启正主任跟他们进行了座谈。我则去新华社组稿，接着拜访了北京的一些作者和朋友。

26日返回广州时中途在岳阳站下车，想趁机在老家呆上两天。还没出站，就接到李希光的电话，说他现在汕头大学，第二天要去广州讲学，南方日报也安排了一场演讲，希望我们能在广州见面。于是，我在家只呆了几个小时，又上了火车。

28日上午快9点时，广州市委宣传部政策宣传处处长（后担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广州市社科联主席）顾涧清陪着李希光来到报社二楼会议厅，演讲《阳痿的新闻与僵硬的宣传》，主要谈僵化的宣传模式与宣传语言如何使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

第二天，应市委宣传部的邀请，李希光教授在广州艺博院的“广州讲坛”发表“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媒体传播”的演讲。“传媒前沿”丛书给人的感觉是“新”，在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有些不同凡响。有位读者在让我转交给李希光教授的信上写道：“您的《新闻学核心》与以往我读过的新闻传播理论著作不同，您的书将我脑中那么点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新闻传播的概念在我眼前清晰起来——原来新闻传播是那么一个生动的东西！”

这套丛书发行量至今已超过一万套，《新闻学核心》更是重印4次，销售达到1.5万册。这对于一部学术专著而言已殊属难得。

2004年年底，《新闻学核心》已经脱销。考虑到该书已经面市近3年，我在跟李希光的一次通话中，谈了对这本书的修订意见。他也正有此意，希望能将近两三年新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修订、补充，李希光发来了50余万字的《转型中的新闻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商业环境中的新闻学、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学、全球传播中的新闻学、党报环境下的新闻学、好新闻的标准和新新闻观与新闻教育。这本书成了李希光的代表作。

李希光的言论总是能够引起业界广泛的关注。喝彩者有之，痛骂者亦有之。他的一些观点常引起人们巨大的争议。例如，他指出“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或掉进以金钱为目的的‘新闻策划’或‘媒体策划’的陷阱里，二者都走进了一个远离新闻学真谛的真空世界”，结果被一些人骂为“对传播学一窍不通”；他提出的“美国报纸比《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新闻来源”，“比起中国新闻界，美国新闻界在什么决定了新闻这个问题上看法更统一”等观点，被人讥为“妖魔化中国”的翻版，是“御用学者”的一贯手法；他接受采访时随意说出的一句“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在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轰动一时的“李希光事件”，网民的唾沫差点把他淹死。

他的行为也总是饱受争议：有人说他太偏激，有人说他富有激情；有人说他太喜欢炒作，有人说善于利用媒体；有人说他太投机，也有人说他会拿捏学术与政府互动的分寸……总之，只要学术界李希光存在，争议就不会停止。他永远都是学术界的一个另类。

有次我去某学院演讲，中间介绍了自己编辑的一些书。事后，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底下有位教授听了我的介绍后不大高兴，因为我给李希光出的书太多了！

作为责编，我当然了解李希光的一些毛病。进入学界时间不长的李希光，近年来发表了大量言论。他的某些观点有失偏激，表述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论证也有不严谨的地方。另外，他善于利用媒体包装自己的做法，与传统学者低调行事的做法格格不入。他被各级政府宣传机构频频邀请，也被人看作与官方贴得太近。

我是从编辑的立场去看待李希光的。我认为李希光在学界的存在具有独特价值。比如，他富有激情，注意与西方学者交流，所以，他的著作能吸纳许多新观点。而且，他的作品读起来比较轻松，即使那本厚厚的《转型中的新闻学》，也不会令人恹恹欲睡。他授课生动，课堂非常活跃。他知道利用媒体的价值，所以他不光自己“做秀”，也在各级干部培训班上，鼓励官员们大胆“做秀”。

新闻传播学界与媒体、政府互动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做到三者之间既能达到良性互动，又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不光是李希光个人所面临的困惑，也是目前学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写于2006年12月17日结缘深圳报坛“三剑客”

2005年11月，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了45万字的《对话美国报业总裁》。这是我国第一部实地探访、全面揭示美国报业集团发展、运营和管理的力作。该书跟我先前担任责任编辑的《走进美国大报》和《走进英国大报》同属一个系列，都是对英美两国报业的实地考察记。

我国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报业的专家学者颇多，但像他们三位作者这样却甚为少见：同为记者，供职于同一家报社——深圳特区报，毕业于同一所名校——中国人民大学，均被深圳市政府派往海外进修，回国后相继推出大部头专著，又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且都在业界引起热烈反响。这三人的经历，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词：三剑客。“三剑客”何许人也？他们就是《走进美国大报》作者辜晓进、《走进英国大报》作者唐亚明和《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作者苏荣才。“中国传媒的容闳”

上个世纪末期，中国传媒业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传媒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报人在深入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同时，亟欲了解英美等国报业运营最新态势及运作的细节，尤其是需要通过发达国家的传媒来观照中国的现实，回答中国报业改革和经营中碰到的各种问题。

基于上述判断，2000年底，我准备策划一套能够真正揭示西方发达国家传媒业经营内幕的图书。我和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和业界朋友不断讨论这一构想，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认同和支持。我还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一起策划了“美国大众传媒研究”丛书，准备约请北京的一批知名学者参与其事，但经过接触，我发现这些作者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太少，无法给读者提供直观的感受，于是，这套丛书便搁置下来。

我要找的作者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有较扎实的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知识，眼界开阔，是那种“学者型报人”；二、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呆过一段时间，对国际知名媒体机构作过详细的实地考察访问；三、有敬业的态度和钻研的精神，真正了解到了这些媒体运作的要领和一些重要细节。四、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作品要有一定的可读性。

但符合这些条件的作者并不多。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媒体机构派往国外考察的人一拨接着一拨，然走马观花的多，取到真经的少，至多也就发几篇文章，所以自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出版后，已经长达10年没有此类著作问世。

为了寻觅到合适的作者，我一面通过专业报刊以及网站寻找线索，一面托熟识的专家学者及业界朋友帮忙物色。这样大约过了1年的时间。

2002年春节刚过，展江教授和时任经济日报发展部副主任的曹鹏差不多同时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深圳特区报的辜晓进刚从美国考察学习回来，打算写一本关于美国报业管理方面的专著。辜晓进和他们俩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时的同窗好友，曹鹏跟辜晓进还是室友。辜晓进回国后跟他们在电话里聊自己在美的观感，还谈及自己正着手写一部关于美国报业最新态势的书。展江和曹鹏没有忘记我的嘱托，及时把我引荐给他。有他们俩的介绍，辜晓进对我自然很信任。不几日，我即接到他主动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事先，我已收到展江和曹鹏发给我的电子邮件。

虽然是第一次通话，但我们谈得颇为投机，可谓一拍即合。之后，我们便互通邮件，就这本书的体例和写作思路不断交换看法，很快达成了一致。

辜晓进从最基层的记者干起，先是在江苏科技报社，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社，累计有20余年的新闻从业经历。2001年出国考察前担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助理总编辑兼经济部主任，回国后即被委任为《深圳日报》（英文版）总编辑。《走进美国大报》，辜晓进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辜晓进赴美的任务并非考察报纸，他是被组织上安排到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采访都是他利用假期及周末完成的。居美一年，他的住宿费、电话费、邮费等都比别人多得多。为了采访，他还特意买了一辆1991年产的丰田佳美，临回国时又登广告卖掉。这些全是个人掏腰包，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揽的私活”。其间，他驱车两万余公里，访问了《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每日新闻》、《新闻日报》、《纽约邮报》、《芝加哥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等18家报社，其中9家报纸位居全国十大报纸行列。另访问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报业集团甘尼特公司、目前综合实力排第二的论坛报公司、综合实力位居第五的道·琼斯公司共3家大型报业集团以及两大报业集团合作的产物——底特律报业公司。总共采访了近40位报界专家，其中近30位是各报或报团的老总，包括12位总编辑、1位发行人，并列席了一些著名报纸的编前会和社论委员会会议，从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回国后，辜晓进先赶写一份调研报告交差。深圳市委组织部要求每个访问学者交一份不少于5万字的调研报告，他足足写了7万字，被评为“优秀”。在这个基础上，又用了4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赶写出了40余万字的《走进美国大报》。书中不仅介绍了美国报纸在采编、发行、广告诸环节的运作和被访报纸的发行数据、广告数据、员工规模、内部结构等，还介绍了各家报社的沿革，以及2001年美国各报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都是中国报人感兴趣的内容。

我跟辜晓进第一次见面时，书稿已经发排。此前，我们已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意见，前后计四五十封，内容均围绕标题、体例、图片、文字的增删乃至最后的版式等等，可谓神交已久。那天，我正端坐在办公室电脑前，只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用有些熟悉的声音打听我的名字，我抬头望见一位中等身材，皮肤微黑，戴副眼镜，风度儒雅的中年男子正笑脸迎我，便知他是辜晓进先生。我指着门上的《走进美国大报》招贴对他说：“这份招贴昨天才印出来呢，它倒抢在我的前面迎接你了！”

第二天，辜晓进受邀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楼会议报告厅作了一场关于美国报业现状的演讲。效果不错，从听众提问看，报社同行最感兴趣的是他讲到的NIE（“报纸参与教育”）、JOA（“报纸合作经营协议”）等内容。《走进美国大报》赶在2002年10月福州全国书市上亮相，这本定价56元的专业书一下子订出去了5000多本，表现不俗。

台湾《新新闻周刊》社长王健壮把辜晓进比作“中国传媒的容闳”。他在给《走进美国大报》繁体字版所作的序言里说：“在大陆报业史上，虽然出版过许多有关美国报业的书籍，但几乎都是翻译书，辜晓进自己就曾经翻译过《报业管理艺术》。即使是在传媒丛书多得不计其数的台湾，我印象中似乎也只有曾经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李子坚，以及曾经在《时代》杂志工作过的姜敬宽，写过他们在这两家知名媒体工作经验的书籍。即使如此，他们写的只是单一媒体的故事，并不像辜晓进这本书写的是18家报纸与4家报业集团的故事。因此，《走进美国大报》这本书，可以说是华人世界第一本根据第一手采访资料而用中文写的美国报业书籍。”来自世界报业竞争最激烈之地的报告《走进美国大报》上市时，唐亚明正在英国学习考察。他接到夫人从国内打来的电话，说辜晓进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反响很大。唐亚明闻听此言，赶紧让她快递了一本。他阅后大受鼓舞，便也打定主意弄一本关于英国报业的著作。打这以后，他穿梭英伦三岛之间，一家一家地访问了具有代表性的十几家报纸以及一些行业组织。

唐亚明是辜晓进的同事，时任深圳特区报经济部副主任。辜晓进曾是他的前任。他出生于1968年，正好比辜晓进小了近一轮，也是在90年代初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

英国是现代报业的发祥地，也是当今世界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甚至有人大胆放言：如果一份报纸能够幸存于伦敦，那它就可以生存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下，英国报纸不断创新，在新闻采编和经营管理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在报业自律、发行量审核等方面也建构起一系列较为成熟的游戏规则。因此，英国报业所积累的各种经验，对中国的报业实践最具借鉴的意义。

唐亚明先后访问了英国9家主要的全国性日报、2家全国性星期天报纸、1家最大的免费日报、2家典型的地方报纸、2家各具特色的知名杂志以及2家在英国报界有重要影响的独立机构——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发行稽核局，可谓门类齐全。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既有运筹帷幄的总裁、总经理、主编，又有在一线冲锋陷阵的部门主任、普通记者乃至街头报贩。好在英国国土面积不大，唐亚明不用跑辜晓进那么多的路，但他的认真劲丝毫不亚于辜晓进。比如他造访泰晤士报，从联系采访到终于走进该报大门，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唐亚明回国后很快整理出几十万字的访谈及背景资料，并着手撰写一部考察报告。因为有《走进美国大报》的成功，而我在跟辜晓进的不断交往中已经成为惺惺相惜的朋友。于是，唐亚明希望把他的这部处女作拿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在辜晓进的热心推荐下，唐亚明和我联系上了，并给我传了个简略的提纲。我一看那些章节目录，第一感觉就是“有戏”。刚好报社正在开2004年选题会，会上一拿出来，就得到大家的普遍看好，列入次年的重点选题。

因为这部书稿可以看作《走进美国大报》的姊妹篇，而且《走进美国大报》这种写法得到了读者的一致肯定，我建议书名就叫《走进英国大报》，体例亦依照《走进美国大报》。起初，唐亚明对此建议有些犹豫不安，担心背负跟风的嫌疑。我劝他不妨坦然些，毕竟他的这部书稿内容跟《走进美国大报》完全不同，只是借鉴了写法而已。唐亚明最后听从了我的意见，还表示若按这种写法反倒省心不少。之后，他果真一气呵成。

我在2004年底广州的一个会议上碰到浙大新闻系系主任吴飞教授，聊及辜晓进、唐亚明的两本书，他就对这种写法大加赞赏，认为脉络清晰，有媒介MBA的风格，读者易于接受和消化。

2003年1月7日，我去深圳大梅沙海景大酒店参加由辜晓进负责牵头组织的深圳新闻培训交流中心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美国报业管理高级研修班。我此行的目的是请密苏里大学的克罗普（Fritz Cropp）教授及留美博士章于炎先生推介美国有影响的新闻实务类图书（2005年底出版的《调查记者手册》即得力于他们牵线搭桥）。

第二天上午，我前往深南大道深圳特区报大楼拜访唐亚明。虽然跟他打了多次电话，通了好些封电子邮件，却未曾谋面，寒暄之后，方知他的妻兄乃我中学同学，也在深圳工作。不由感叹这世界真小。

我们在豪华气派的深圳报业大楼顶层的餐厅靠窗坐着。冬日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射过来，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从窗前远远望去，可以看见蔚蓝色的深圳湾。虽是初次见面，但我们都觉得颇为投缘。至于书稿之事，因为事先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反而谈得不多。

也许是成长在海边以及记者跑腿多的缘故，唐亚明皮肤比辜晓进还要黑，也有些粗糙。他的话语不多，表情有些严肃，但很实在，给人以低调沉稳的印象。他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很少，功力深藏不露，在同行眼里几乎默默无闻。

唐亚明平时工作比较忙，书稿大多是在晚间动笔。起初我对该书能否赶上5月份的全国书市颇有些担心。还好，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他挑灯夜战4个月，终于顺利完成书稿。出版社加班加点，做出两本样书上了书市。和《走进美国大报》一样，《走进英国大报》书市上一炮打响，受到业界的广泛好评，在不少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多次名列其中。《走进英国大报》篇幅接近《走进美国大报》，内容上前者偏重报业的经营与管理，后者则偏重采编业务及版面设置。唐亚明的文字冷峻而且简洁，近40万字的稿子偶有几处个人心绪的袒露和一闪而过的幽默，看得出是老练的记者笔法。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童兵教授在给《走进英国大报》作序时说：“作为本书的第一读者，我读罢书稿后还有两点想法。一是深圳市注意选派青年走进英国大报》，唐亚明著，南业务骨干出国考察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6月版法值得赞扬。一年前我们读到辜晓进去美国考察回来后出版的《走进美国大报》，这次唐亚明去英国考察一年，又写出了《走进英国大报》。外派的业务骨干选得对，有成果。这比一些省市派人到外国走马观花，不出成果，不知好多少。深圳市领导没有白花纳税人的银子。二是唐亚明和辜晓进均是身处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回头再搞研究，其成果明显有别于学院式研究。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需要有一段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从校门到校门搞研究，不易出成果。我向来主张招收有工作经验的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辜晓进和唐亚明的成功，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资深记者、《大败局》一书作者吴晓波在2004年向读者推荐的20本书中，其中两本就是《走进美国大报》和《走进英国大报》。他说：“这两本书都是用眼睛和脚写出来的，所以很真实，我还记起当年看胡舒立写的《美国报业见闻录》，这些书对于从事传媒的人来说应该很有价值。有时候读一下，你至少对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不会太多失望：在这里地球上，真的有人在实现你的记者理想。”窥探报业集团运作的秘诀

2005年八九月间，在审完苏荣才发来的样稿后，我不得不对名不见经传的他刮目相看。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苏荣才能否胜任《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一书的写作有些怀疑。一是因为他的年轻（出生于1971年），和辜晓进和唐亚明相比，是不是太嫩了一点？二是他考察的对象是美国报业，而辜晓进的空前成功无疑加大了他突破的难度。但是，苏荣才出乎意料地以独特的视角和流畅的文笔完成了这部40多万字的处女作。《对话美国报业总裁》，苏荣才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苏荣才也是由深圳市政府和深圳报业集团委派到美国考察学习。他于2003年11月赴纽约市立大学进修，在美国一年间，足迹遍及一二十个州，采访了15家报业（媒体）集团。其中既有年销售额在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媒体集团，如美国最大的三家报业集团——甘乃特、奈特-里德、论坛公司，又有几家中小型、地方性的报业公司，如社区报业控股公司、世界日报社；既有以报纸为主要或唯一经营业务的媒体集团，如奈特-里德、麦克拉奇等，也有赫斯特、考克斯公司那样从事多种类媒体业务的综合性媒体公司。这15家公司的历史沿革、经营理念不尽一致，他将每一家公司作为单列的一章，注意突出这些集团的个性特征和最值得借鉴之处。比如，甘乃特公司侧重发展历程、公司组织架构、分片管理模式；奈特-里德公司则详细展示了美国大型报业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模式和报业应对挑战的策略；而论坛公司、媒体将军公司则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美国报业集团推进“报台网”多种类媒体融合的发展战略，等等。这样既可以使读者对美国报业（媒体）集团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又可以从中找到国内报业集团最感兴趣的部分。

据粗略统计，苏荣才在15家报业（媒体）集团里先后采访了美国报界、传媒产业界和媒体研究专家40人左右。像甘乃特报业总裁盖瑞·沃森先生，论坛报业总裁杰克·富勒先生（现已退休），麦克拉奇的董事长兼CEO盖瑞·普鲁特先生，赫斯特报业总裁乔治·爱尔兰先生，国际数据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先生等，都是业界风云人物。

一年时间，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苏荣才成功地采访到这么多有影响力的报业（媒体）集团高管，花了不少心思，体现了一个记者的功力。

苏荣才告诉我，为了采访这些著名报业集团的负责人，他费尽心思，精心准备，让他们觉得作者去采访他，不是单纯地为了采访而采访，也不单纯是为了完成个人的研究课题，而是为了要把美国的情况和对方的观点介绍给中国的同行，以推动中国报业的发展。

这里选取作者采访美国第一大报业集团——甘乃特公司的报业总裁盖瑞·沃森时的提问可以看出这点。如：作为报业总裁，你平时是如何来指挥和管理公司所属的101份日报和660份周报的呢？报业部与地区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你所管的地区报业集团的总裁，他们有哪些事情在作出决定前，需要向你请示，获得你的同意和授权？在收购和兼并报纸，特别是一些大的报纸和报业集团的时候，你们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每收购完一份报纸，你们都要换掉那里的负责人吗？你如果看待报纸的前景？据作者说盖瑞·沃森一开始不是很热情，但后来被说动答应接受采访。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只寒暄了一句，就正襟危坐开始访谈。后来，他们越谈越欢，结束后，他亲自把作者送到电梯口，在过道和电梯间里，又聊了好长一会儿。这主要是作者准备工作充分，提的问题比较准，也对他的口味。

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奈德-里德公司华人副总裁刘诚中不仅接受了访谈，还欣然为这本书作序，希望中国的读者通过这本书试着了解到：在美国，媒体到底是如何运营的，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如何？媒体是如何保持其中立性，达到“为民喉舌”的功能的？同时，媒体企业是如何提高其价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其他媒体展开竞争的？

苏荣才回国后，唐亚明立即把他介绍给我。他们的互相推荐有点像接力，最后把棒交给了我，让我有种重任在肩的感觉。苏荣才在电话里声音老成，让我猜不到他到底青春几何。等到2004年国庆节在深圳见面时，才发现这个开口喊我“老赵”的人，虽然个头不高，却很机灵帅气。

苏荣才动笔时，和我商量书名。不等我发话，便声明决不能用“走进”二字了。“若用‘走进美国报业集团’，那要笑死人了。”他说。

我倒喜欢他的直率，心想这书名得跟《走进美国大报》差别大一点才行，以免读者弄混，可很长时间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于是请荣才贡献智慧。荣才倒颇积极，用手机短信请教报社的一帮同事，然后把征集到的一串书名发送给我：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与媒体总裁面对面；对美国15家传媒集团的实地探访；发问传媒总裁——对美国15家媒体集团的实地探访；美国媒体集团实探；美国报业集团巡礼；报业集团化运营之道；美国报业风云实录……我觉得都不太合适，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更好的，最后还是用了第一个书名。

2005年12月底，曹鹏来广州讲学，我赠以《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一册。曹鹏对中国报业集团素有研究，199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即以此为题。他回京后发来电子邮件：“书粗略看过，与晓进的书很像，还蛮好的。连长相小苏与晓进都有点像，这让我很觉得有趣。”《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书名虽然没有用“走进”二字，封面设计风格和前两本书相比差异甚大，但体例、内文版式及文字风格，跟前面出的两本书都非常的接近。

作为一名编辑，最重要的职责是不断发现市场的空白点，并寻找到合适的作者，跟他们一起共同努力，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我有幸和深圳报坛“三剑客”结缘，一起催生出这三部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报人和传媒研究者的著作，就是这种不懈努力的结果。正如《编辑人的世界》一书的作者格罗斯所言：“最好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相互肯定、尊重、欣赏，并且在才能上互补，这种关系才能造就出最好的书。”原载《中国编辑》2006年第3期天堂里要不要勇敢者代言？那些惊世骇俗的悲剧本身并不会说话。它们需要勇敢者代言。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那些有良知的“扒粪者”更需要特殊的素养：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也要有活动家的周旋；既要有士大夫的礼数，又得有梁山英雄的豪气；既要有文人的悲天悯人，又得有法官的冷静理性……——《中国式调查报道》作者题记

2006年9月22日下午，华国兄走了，中国新闻界损失了一位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

之前的一周，华国兄发来电子邮件，我方知他正与癌症搏斗：“在我的放疗计划终于结束时，书终于可以很快见到了。以前一直不敢告诉你们病情，害怕病情影响你们的要求。如果你们有什么宣传计划，可以告诉我，我会尽量以身体条件为前提参加。许多北京的资深媒体人希望有这样的活动。”

去世当天，印刷厂终于送来样书。当晚，打他的手机不通。今晨，从网上得悉噩耗。

本来，国庆日是他35岁的生日，可癌魔吝啬得连8天时间都没给他。

他太年轻，走得太可惜。

华国兄是广东肇庆人。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他是个极具天赋的记者，思维敏捷，文笔犀利，不久即崭露头角，报道了几起震惊国内的大案要案。1999年，他跟踪报道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参与走私的大案，险些丧命。后来，他又参与报道了轰动全国的刘涌黑社会及慕马案、萍乡爆炸案等。这些报道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中国式调查报道》，曾华国也招惹了不少麻烦。他离开新华社跟媒著，南方日报出版社9月体环境不够宽容有关。

我虽给华国兄编过两部书，却未曾见过面。其间仅通过数十封邮件，打过几次电话，但彼此颇为投缘。他在今年2月16日的来信上也说到：“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相信咱们已是哥们。”

华国兄最初是通过新华社的老同事联系上我的。那时他在英国华威大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写成了《媒体的扩张——大众媒体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全球化》一书的初稿，正寻求出版。这本书主要介绍当今西方媒介经济学和媒体企业运营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知名媒体企业的扩张案例。全书结构宏大，视野开阔，风格完全不同有些学者关起门来写的专著。

此书于2004年1月出版。不久，华国兄回到国内。那时，他刚做父亲，妻子是哈尔滨人。临回国前，他和我通了次电话，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回国后仅两年多的时间，华国兄在媒体圈如鱼得水，腾挪了几个地方，始终做得有声有色。他先在上海的《瞭望东方周刊》任总编辑助理，使新华社旗下的这份杂志抹上英国《经济学家》的色彩。大约过了一年，他又受邀担任南京《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辑，力追《哈佛商业评论》。去年初，他离开《董事会》，到北京一家媒体投资公司担任总裁，具体负责媒体投资以及媒介推广。

2005年11月，我以南方日报出版社特聘编辑的身份向华国约稿，他回复正有一本书的写作计划，内容以他在新华社作内参调查记者7年时间写出的最有影响的报道及连续两年获全国名档目“新华视点”的文章为基础，分析我国深度报道的互动采编模式与传播渠道和社会影响力。华国兄在新华社作调查记者时曾写过刘涌案等大案的采访手记，在《瞭望东方周刊》工作时又写了一系列探讨调查报道采编模式的文章，所以这本书写起来驾轻就熟，没有费太多时日。

今年1月20日，华国兄发来了这本书的目录，书名为《中国式“扒粪”——调查报道、大众传播和社会变迁》，信上说明“原本是准备纯探讨‘扒粪’新闻写作的，后来写成了“扒粪”与社会变迁了。涉及到一些大众传媒与政治公共空间领域。看来，我的PHD影响还是十分深刻的。目前正在修改。估计一个月能够修改完毕。”我曾就全书的架构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他参考。

春节过后不久，华国兄发来全部书稿。我审读一遍后，即交清钰兄负责文字处理及安排出版事宜。

如果顺利的话，此书本可以在五六月间出版。无奈主管部门认定书名有问题，勒令更改。后来我跟华国兄商量，拟将书名改为《真相的权力》。可这个书名出版社又有人认为太虚，主张仍用原先的《中国式“扒粪”》，希望再次报批。碰巧主事者准备出国，没有心思处理此事。等此君回国之后，出版社专门打了报告，依旧不肯。这样又浪费了一个多月。等出片下厂，已到了9月。

一个好书名没有了，也许这正是中国出版现状的一个缩影。而华国兄未能生前一睹他的新作，又让我愧疚不安。

我若早些知道他的病情，此书提前几周出版应该可以做到的。

据他的朋友讲，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MSN上跟人聊天，还在更新他的博客。

没想到第二天就遽然离世。

虽然一生短暂，但他——

生如闪电之耀亮，死若彗星之迅忽。

走好，华国兄！写于2006年9月24日

贰 编读余话

新闻学需要更多的良知和胆识

《走进美国大报》编后记

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是自己的雇员

来自传媒航母的严峻挑战

媒体的扩张与扩张的理论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电业突围

通信革命的力量

品牌，媒体竞争之利器

李希光教授的《转型中的新闻学》一书二校样交到手上时，意外地发现一丝不苟的校对员在校样的首页上用铅笔写上这么一行话：“佩服作者，有良知，有胆识！”

这是我10多年编辑生涯中，第一次见到校对员在校样上写上跟自己业务毫无关系的话。也许是这位老校对在校完这本书后，被作者的学识和道义感所打动。我相信，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会深有同感。

这是一部50余万言、16开本厚达660多页的学术专著，封面简朴高雅，深蓝色的仿宋体书名印在不易觉察的浅纹白底上，显得非常清秀。这部沉甸甸的著作不仅记录了李希光教授自1999年离开新华社记者岗位进入清华园以来几乎全部的学术成果，也是我两个多月没日没夜伏案工作的一个见证。

作者在《新闻学核心》一书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此书。全书架构经过了大《转型中的新闻学》，李希光的调整，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内容也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增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读者完全可以视作一本新书。《新闻学核心》一书于2002年4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是李希光教授主编的“传媒前沿”丛书之一种，其他3种分别是《全球新传播》、《下一代媒体》和《媒体的力量》。《新闻学核心》出版后，有人评论它为“目前最具创新性的新闻学术性著作”。有位杭州的读者在托我转交给李希光教授的信上写道：“您的《新闻学核心》与以往我读过的新闻传播理论著作不同，您的书将我脑中那么点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新闻传播的概念在我眼前清晰起来——原来新闻传播是那么一个生动的东西！”《新闻学核心》重印了4次，销售达到1.5万册。这对于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而言已属不易。

2004年年底，《新闻学核心》已经脱销，但需求者仍众。考虑到该书已经面市近3年，内容需要增补更替，于是我跟李希光教授通电话，详告本人对此书的修订意见。他也正有此意，并希望能将近两三年新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修订、补充，李希光教授发来了50余万字的《转型中的新闻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商业环境中的新闻学、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学、全球传播中的新闻学、党报环境下的新闻学、好新闻的标准以及新新闻观与新闻教育。相比较《新闻学核心》，这本书体系更加完备，叙述更为严谨，材料也更为丰富扎实了。我认为，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李希光教授学术成熟期的一个标志。

打开第一章，我们即感受到作者对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深表忧虑。开篇言道：“有人相信，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会满足人民的知情权。现实恰恰相反。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给我们新闻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新闻报道的视角和焦点是追求丑闻化、片面化、脸谱化、简单化、戏剧化。很多人只看到了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媒体、短信、QQ、报纸给媒体的投资者带来的大量利润，但是没有考虑到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的负面效果——信息过剩和垃圾信息。”

记者出身的李希光教授在书中始终反复强调新闻媒体的责任，即让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去努力挖掘真相，尽量做到公正、客观、没有偏见，而不是发表充满个人观点的评论。

但是，媒体的商业化使得记者在第一时间争抢新闻，很多不真实的甚至有害的信息来不及过滤即发布出去。特别是当新闻报道因为垄断失去竞争时，新闻的核心价值即公正性受到威胁，媒体往往丧失独立的立场，甘受有钱人的摆布，谁有钱就可以垄断信源和操纵信息。

李希光教授提醒人们，商业媒体每天充斥大量的坏新闻——新闻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随意猜测、片面报道、煽动仇恨、低级趣味；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使得中国的传媒在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上，特别是涉及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方面反而加以轻视。记者在这种媒体环境下，高远的新闻理想正被商业化的低级炒作一步一步地蚕食，逐渐沦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奔波的人。他甚至不无担心地指出：“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身体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的传递信息的邮递员。”

他还尖锐地指出，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众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因为“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而那些代表商业利益和媒体投资者利益的报纸报道的选题和内容虽然多半与读者的真正需要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拥有大量的读者。长期以往，读者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想要看的新闻，而把那些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报道不当成他们需要看的新闻。所以，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报纸应当通过大胆的新闻改革，用更吸引人的报道方式去争夺读者。

李希光教授同时对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表现出担心。一方面，他认为网络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新闻采集和传播上的缺陷，另一方面，在新闻垃圾层出不穷、新闻出口呈现多元、新闻越来越娱乐化的大众传媒时代，新闻的核心功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特别是在全球化传播时代，新闻信息越来越被少数跨国传媒集团所控制，人们从互联网、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上面看到的国际新闻，往往代表着美国政府的声音。所以，他从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度，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未来的新媒体没有丰富、新鲜和可用的内容和新闻，这些网民就只是美国人开的麦当劳或比萨饼屋里的又一个食客。最可怕的是，这一亿中国网民听到的或看到的信息和新闻都是美国在线这样的网霸过滤过的内容。

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中国的声音将来会在哪里发出？中国人每日思考和谈论的话题由谁来设定？李希光教授这样的喝问的确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和教学经验的教授，李希光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教会学生如何去写新闻。本书最后三个部分即主要总结了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经验，有很强的实用性。他指出新闻就是一门寻找故事的艺术，一个好的记者应该具有讲故事的高超技巧。所以，李希光教授别开生面地在清华大学设立“大篷车新闻学课堂”，把学生带到罗布泊、带到川西藏族地区、带到蒙古大草原，让学生在活生生的实践中学会如何去寻找故事。这种走在路上的新闻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的一位学生感言道：“跟随老师‘走在路上’，我逐渐学会了：洞若观火地观察事件；辨别事物最最细微的差异；寻找真实却不落俗套的采访视角；吸引读者眼球的写作技巧；进入对学习、生活、工作充满活力的、激情的状态。”正是凭着“走在路上的新闻学”，李希光教授于2004年获得“全国十大教育英才奖”。

在《转型中的新闻学》这本书里，作者带给我们以下思考：在商业媒体环境下，新闻工作者如何坚守自己的良知；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各种信息；在全球化传播格局当中，中国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充斥各种坏新闻的今天，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变革吸引更多的读者；在社会需要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背景下，如何打破僵化的新闻学教育模式……

透过《转型中的新闻学》，我们看到了李希光教授既忧心忡忡又激情满怀的形象。原载《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0期《走进美国大报》编后记《走进美国大报》是中国报人期待已久且终于有些解渴的一本书。

1991年，胡舒立女士在单枪匹马考察有代表性的美国报纸后，出版了一本《美国报海闻见录》。这是中国大陆报人对美国报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接触和生动细致的描述，许多报人正是通过这部访问记对美国报业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就在同一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研究生的辜晓进翻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外国报业管理专著《报业管理艺术》。

10多年过去了，中国报业获得长足发展。新的报纸不断诞生，从业人员不断壮大。人们发现，报纸变得越来越厚了，内容越来越丰富了，广告越来越多了，版式越来越活了……但中国报业产业化、集团化程度还非常低，各地报社还处在转型期的阵痛当中。反瞻西方，报业产业化风雨兼程数百年，在新闻采编、报业管理及集团化运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现实的巨大渴求使得国内媒体人越来越关注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报业发展的最新动向。

涉深水者得蛟龙。2001年，时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助理总编辑兼经济部主任的辜晓进，作为深圳市委第五期出国进修干部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他利用假期及周末，驱车积两万余公里，访问了《纽约时报》等18家报社，采访了近40位报界专家，其中近30位是各报或报团的老总，包括12位总编辑、1位发行人，并列席了一些著名报纸的编前会和社论委员会会议，从而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书中不仅介绍了美国报纸在采编、发行、广告诸环节的运作和被访报纸的发行数据、广告数据、员工规模、内部结构等，还介绍了各家报社的沿革，以及2001年美国各报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重大事件。

辜晓进此行是中国报人窥探美国报业内幕的继续。但这次他带的疑问更多，接触的范围更广，访问也更加深入。事实上，这些年也有不少传媒人士到欧美考察学习，但大多只是走马观花，像他这样取到真经的少得可怜。这一方面由于他有着令人感佩的敬业精神，锲而不舍地走访一家又一家报社，这种脚踏实地的“笨工夫”一般人是做不来的；另一方面由于他来自新闻第一线，有着多年办报的经验，作为内行人深谙其中的门道。

辜晓进回国后，与同窗好友曹鹏、展江等人通话长聊，共同分享赴美一年的真切感受，并吐露自己正准备写一本美国大报访问记。曹鹏和展江听说后连忙把我引荐给他。不日，我即收到曹鹏、展江发送来的电子邮件，差不多同时又接到辜晓进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书名最初为《走访美国大报老总》，后经反复磋商，改为《走进美国大报》。该书出版后很快热销。2003年4月2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一篇题为《出版界劲吹媒体图书出版风》的文章开篇写道：“《走进美国大报》、《解析传媒变局》……自去年9月以来，书界突然涌现这样一批媒体理念、媒体管理及运作实例的图书。与以往媒体类图书侧重新闻理论分析，只为学界所知，三五千册销量就算不错的情况不同，这批书引起了传媒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的书走进了街头书报亭，登上了网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

当初，在我的不断催逼下，辜晓进仅用了4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写出了这部长达40万字的著作。他在后记里坦言“这本书写得很苦”，甚至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弄出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要知道，他还分管《深圳日报》（Shenzhen Daily）的一摊子事！去年5月中旬，我参加桂林书市时巧遇晓进的一位同事，惊悉他生了重病，正在上海一家医院治疗，我不免内疚地想，当初是不是把他逼得太紧了！《走进美国大报》是一部以中国传媒人的视角揭示美国报业运作秘要的力作。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美国同行工作时的氛围——饱经“9·11”劫难之后的《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甘尼特公司豪华气派、通体透明的新办公大楼，《芝加哥论坛报》热闹的社论委员会会议，纽约《每日新闻》头版陈列室……一切都有历历在目的现场感。书中很多材料直接采自作者近50个小时的谈话录音，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作者对每一次采访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带着问题去的，所以这些谈话针对性都很强，对国内同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内容主要涉及诸如报业的兼并与扩张、广告与发行营销的手段、版面的设置与安排、总编辑的职责、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报业集团跨媒体经营等具体的问题。作者严谨踏实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如他在2001年11月20日好不容易采访到《纽约时报》的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先生，得到了两个小时的录音资料，结果录音机出故障弄丢了。但他没有气馁，于12月12日再次造访百忙中的雷恩斯先生。为避免同样的话题令人兴味索然，他又准备了另外的话题。《走进美国大报》2004年9月修订版

他不光真实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还将源自各类渠道的有用信息及背景资料尽量注入相关的章节，我们从书末列出的大量参考资料和书目中，可以窥见作者的这一匠心。为写好这本书，作者回国后与美国报界朋友一直保持联系，曾数十次向他们核实或索要资料，同时充分利用在美国注册的ABC网站账户及纽约公共图书馆上网密码等资源，不断补充内容和更新数据。所以本书资料翔实、信息密集、事例生动、数据新鲜，加之配有一百多幅精美的图片，使人耳目一新。透过此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美国报业发展的历史及最新的格局，而且能够大略了解到美国的媒体企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走进美国大报》出版后，好评如潮。《中国图书商报》发表书评指出：“这份来自美国报业现场的最新报告，其中所蕴含的报业老总办报理念和著名报纸的经营要诀，是我们接轨全球化时候最好的参照和归依。”《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中华读书报》、《新闻战线》、《新闻记者》、《中国报业》、《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20余家报刊纷纷发表书讯、书评或摘登。新浪、搜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等著名互联网站连载了这本书，最多时全国有200多个网站刊登了该书的评论或摘要。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日报报业集团、天津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等全国一大批报社都为骨干员工或领导班子购买此书，以促进业务学习。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数十家新闻单位和相关机构先后邀请作者做专题演讲。另外，作者还收到读者100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

令我感愧莫名的是，海南出版社资深编辑张大椿老先生对此书青眼有加，一口气买了好几本分送给《中国日报》（China daily）总编辑、新华社海口分社社长等新闻界朋友，自己一边仔细阅读，一边将文字及译名方面的差错校正一遍，之后又将订正过的书与一封语重心长的信寄给我。这样的编辑与读者是我素来所敬重的。

2004年2月，以出版高品位文化图书而著名的台湾左岸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走进美国大报》繁体字中文版，读者反响热烈，岛内多位主流媒体负责人纷纷撰文评介。台湾《新新闻周刊》社长王健壮以《辜晓进让我想起容闳》为题作序。曾任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台湾政大新闻系教授，现任台北市副市长的金溥聪，则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称“这本书的作者完成了许多新闻人的梦”。该书台湾版一面市，即上了“金石堂”和“博客来”两大连锁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获五颗星的最高读者人气指数。《走进美国大报》首印6000册不到3个月即告售罄，2003年2月赶紧加印了4000册，结果刚到年底又脱销了。看来当初对这本书的市场预测保守了一点。

2004年春天，晓进先生开始修订此书，后来虽病休在家仍笔耕不辍，以使本书能够跟踪反映美国报业最新态势。修订版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第二章增添“雷恩斯受丑闻牵连辞职”一节，介绍发生于2003年的《纽约时报》记者造假丑闻、该报高层的人事更迭以及现任总编辑状况；第三章增补“伍德沃德仍是明星”一节，介绍水门事件名记者伍德沃德2004年出版披露伊拉克战争决策秘闻的新书《进攻计划》及其在美国社会引起的轰动效应，以及一直守口如瓶的伍德沃德，在“深喉”——白宫神秘线人于2004年7月27日逝世后，终于揭开真相；第五章增补“女总编辞职令人扼腕”一节，介绍《今日美国》一位参与创刊的资深记者涉嫌造假以至牵连该报总编辑和执行总编先后辞职事件，折射美国报纸自律精神；第九章增补了报业巨子布莱克2003年的酬金丑闻及其辞职情况；第十一章增补了论坛公司发展广电事业的历史及近两年经济发展情况；第十九章增补“虚报发行量造成惨重损失”一节。等等。二是对几乎所有数据作了全面更新。如原版自序《21世纪美国报业现状》中增加了2001年以来直至2004年第一季度美国报纸广告的变化和具体数字；各报的发行量也取自2003年第四季度的数据。附录中美国20大日报最新发行量排名、美国20大星期天刊发行量最新排名及美国最大20家报业集团总发行量排名均取自2004年的最新统计数据。另外，修订版也进行了一些文字上删改及润色，以使行文更加顺畅，并改正了文字及译文上的差错。《走进美国大报》是部并非容易过时的书。虽然如今图书在书店摆架的时间越来越短，新书像走马灯似的换，但我对这本书到底能摆放多久还是挺自信的。经过此次修订，相信它的生命力会更持久旺盛。写于2004年9月2日传媒的核心竞争力是自己的雇员——《傲视财富：世界顶尖财经媒体透视》读后

今年早些时候，新华在线的“新华传媒工场”及其战略合作伙伴联合组织了一次“新港传媒之旅”的传媒考察活动，国内13家财经和大众媒体中的高层人士近20人先后考察了位于新加坡的道琼斯亚太区总部、亚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CNBC和位于香港的道琼斯中国区总部、星岛集团、香港联交所、香港有线台数码新闻中心，这些都是当今全球或亚洲最著名、经营最成功的财经类媒体。一位参加“新港传媒之旅”的媒体高管谈到自己此行的体会时说，员工其实是媒体运营中最重要的资源，而保有和发展人力资源是媒体管理之道中的根本，是培养和挖掘媒体经理人的关键手段。

纵览全球，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无不将其雇员视为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南方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傲视财富：世界顶尖媒体透视》一书对这一观点作了有力的注解。该书选取《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财富》、《福布斯》、《经济学家》、路透集团、道琼斯公司、布隆伯格集团等世界顶尖财经媒体，对其管理机制、品牌经营、报道特色等方面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本堪称世界顶尖财经媒体最新解读的著作，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唐润华先生主编，该所数位同仁参与其事，费时二载始告其成。

该书在谈到布隆伯格集团独到的科学经营管理理念时指出，布隆伯格集团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的财经新闻信息服务领域不断发展壮大，势头直逼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路透集团和道琼斯公司，是因为它贯彻了这样一条原则：布隆伯格的主要资产不是技术、数据库、专用通信网，甚至也不是客户，而是自己的雇员。这条原则就是布隆伯格致胜的法宝。20年前由30万美元起家的布隆伯格集团，现已成长为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各种新闻信息、电视、广播、出版和互联网等服务的新闻信息商，拥有雇员7000多人，设有9个营销办事处、2个数据中心和79个采访分社，年经营收入超过20亿美元。《傲视财富：世界顶尖财经媒体透视》，唐润华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将战略重点定位在“发布世界最有活力的商业新闻和信息”上的道琼斯公司，始终将工作寄托于所有雇员的责任感上。为激励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大会每年均做出决定给高级职员金额不等的股票认购权。该公司经常性地在其遍布55个国家的90个分社中为员工提供升迁和换岗的机会，使员工在这种积极的变化中感受到工作的乐趣和新的挑战。

在跨媒体传播时代，随着“旧经济”公司进入互联网，新旧经济日趋一体化，旧的管理模式日趋落伍，经营管理的手段和技能在这种环境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路透集团、道琼斯公司、布隆伯格集团集中了它们的优势资源实现了财经传媒的立体化运营。通过其所拥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等信息发布机构，信息产品通过不同的媒体表现形式被多次销售，充分发挥了大型通讯机构的整体优势，使一笔投入获取最大限度的回报。而这种立体化运营的成功关键，在于它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

2001年7月，41岁的美国人汤姆·格罗瑟担任路透集团总裁一职。这是路透社150年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新闻工作者且由美国人担任最高领导人。这一变化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路透社正在逐渐采用国际上现代企业通行的聘用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最高管理者的做法。

本书所探讨的这些世界顶尖财经媒体完全采用企业化运作，从信息采集与加工的流程上来看，在这些媒体内部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链和作业流程，保证了作为媒体机构的信息专业性和作为一个企业机构的运作效率。这些都是各路媒体精英们施展绝技的结果。

与这些国际知名财经媒体相比，我国现有财经媒体还很雏嫩。掐指算来，中国真正的财经媒体为数并不多，或者说正在成长过程中。从2001年开始，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财经领域的信息需求日趋旺盛而引发的一场至今仍未消退的财经媒体热，直接导致了一批财经报刊和电视财经频道的诞生。财经媒体间的竞争也凸显出来。要造就自己的强势品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人才的引进和管理。在传媒领域，一流的财经编辑记者最为缺乏，这和我国财经媒体的发展相对滞后及新闻教育对这一领域的长期忽略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国内财经媒体竞争的加剧以及跨国传媒集团的渗透，财经媒体人才的挖角战会日趋激烈，媒体企业如果不能做强做大，相对处于劣势的媒体会很快败下阵来。在媒介经营管理方面，人才也是捉襟见肘。在中国媒介步入市场经济环境之后，经营管理队伍却无法跟上职业化的步伐，特别是缺乏懂经营懂管理同时谙熟媒体运营规律的“媒体经理人”，这已成为媒介业人力资源最大的缺陷。

媒介市场化使得媒体人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经营问题：我的用户是谁，我怎样获得收益，怎样发掘并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怎样实行成本控制，怎样合理安排运营流程，怎样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等等，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就是现代化管理。衡量一家媒体企业是否成功，一要看利润，二要看占有的市场份额，达到这两个目的的关键在人才。将职能教育培训作为谋求媒体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注重结合现代新闻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让每位员工都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并采取开放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做法，在企业内外招聘能人，努力做到人尽其才，这才符合现代媒体企业运作的规律。原载《中华新闻报》2002年9月28日来自传媒航母的严峻挑战——《解密国际传媒集团》一书读后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研究员与他的数位同仁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国际著名传媒企业的研究，继去年出版《傲视财富：世界顶尖财经媒体透视》之后，又于日前推出了《解密国际传媒集团》一书。作者多角度地从运作方式、品牌打造、全球战略、跨媒体扩张、企业文化特征、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等方面，对全球最大的6个跨国跨媒体集团——维亚康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旺迪环球、迪斯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

经济的全球化打破了过去的传播格局，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对我国的传媒企业构成了直接的竞争。他们凭借规模化经营和雄厚的财力，借我国加入WTO后开放市场的机会，纷纷抢滩中国。中国传媒业正面临来自国际传媒集团的巨大挑战。这些超级传媒航母凭借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上世纪90年代以来，6大国际传媒集团的总裁或董事长频频访问中国。美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已选定MTV音乐电视频道这一娱乐形式，先行来到中国。迪斯尼已经携手“海虹”，正式进军中国互联网，而美国FOX公司办事处也已正式进驻上海。最早在国内图书分销市场试水的德国媒体巨头贝塔斯曼正与新华书店旗下的新华驿站积极接触，探讨进入中国书报刊零售市场的可能性。

维亚康姆中国区主管李亦非曾感慨道：“过去10年里，许多在更早的10年被预测为不可想象的事情都一一实现了，所以很难说下一个10年里不会发生什么事。在对传媒的政策上，中国正在逐步地开放，窗户在一扇扇地打开。”按照“国民原则”，国外的大众传媒也将逐渐享受与国内传媒相同的待遇。

我国传媒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受众群体。在信息时代，拥有用户就是拥有财富，传媒产业所拥有的用户资源，是一般行业所无法企及的。这意味着传媒产业在吸引资本上有着天然的优势。我国的传媒产业，经过1980年代的市场导入阶段，到1990年代进入高速成长期。中国传媒产业经过较快的增长，市场竞争也越趋激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提高市场竞争实力，就必须整合资源，充《解密国际传媒集团》，唐润华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8分利用资本的力量，加速扩张，通过资月第1版源的优化配置，大规模涉足以信息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新型传媒领域和市场潜力巨大的公众娱乐领域，将传媒业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建立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传媒集团。

相比较已经国际化的西方传媒集团，中国传媒企业大多数规模小，竞争力弱，总体实力显得相当薄弱。如维亚康姆公司2002年收入达246亿美元，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只有不到70亿人民币（注：直到2009年，中央电视台年总收入230亿人民币，跻身全世界电视台前50位）整个中国电视一年的总收入也仅仅300多亿人民币（注：2009年中国电视广告收入达到675.82亿元），加起来不如维亚康姆一年的收入多。中国报业中年广告收入最高的是广州日报，目前达到14亿人民币，而《纽约时报》一天的广告进账就有近1个亿人民币。差距是惊人的。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具有真正经济规模的传媒集团，从而难以形成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规模和语言影响力的限制，中国传媒要取得国际性的影响，尚需时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其与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要求中国传媒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传媒实力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取得话语权的必备条件。因此，我们今天有关中国传媒业的讨论，应该上升到关乎21世纪中国整体竞争力的战略高度。而且，在当今这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时代”，外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也必然会选择与中国本土的传媒机构合作的方式。因此，对国际传媒集团的了解和研究今天显得愈发重要而迫切，只有这样才能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人们对于6大国际传媒集团应该并不陌生。贝塔斯曼图书俱乐部在中国就拥有150多万会员，维亚康姆MTV频道早已落户珠三角地区，香港迪斯尼乐园已破土动工……一些国际传媒大亨的传记流布坊间，光默多克的传记就有10余种之多。一些读者对国际传媒集团的故事与发展轨迹的了解大多是从这类著作中得到的。但总体来讲，人们对国际传媒集团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其组织方式、操作流程、资源共享规则、市场策略、发展战略等等深层的东西还知之不多，尤其是在把以集团化为核心进行结构调整作为传媒发展基本战略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必须直面国际传媒集团的竞争的时候，就更感觉到因缺乏对它们深层次的了解所带来的困惑。从这一角度看，《解密国际传媒集团》一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如作者在介绍世界第一大娱乐传媒企业维亚康姆公司时，重点放在对其经营要诀的解读上，简单讲就是国际传媒企业的三部曲——ABC。A即Acquire（购买），就是购买和开发最好的内容；B即Brand（品牌），就是对内容进行品牌建设；C即Copyright（版权），就是为自己创建品牌的内容进行严格的版权保护。在介绍维旺迪环球这家前身为法国古老的水务公司，后通过快速兼并，迅速成长为当今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际传媒集团时，作者对其兴衰史做了一番全面的分析，特别指出由于它没有处理好资产与负债、快速扩张与资源整合、传统业务与新增业务、资本运作与经营业绩的关系，近两年出现巨额亏损，以至于举步维艰。

通过并购手段进行扩张是传媒集团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但并购常常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惊羡国际传媒集团通过并购手段实现其大其强时，也应该看到并购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并购的目的不是唯求其大，而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企业最终要靠业绩说话。总结国际传媒集团得失，探究其运作之奥妙，为国内媒介企业的扩张与资源的整合提供有益的借鉴，乃《解密国际传媒集团》一书价值之所在。原载《中华新闻报》2003年9月22日媒体的扩张与扩张的理论——读曾华国的新著《媒体的扩张》

跨国媒体公司是知名媒体企业在不断扩张中形成的，它们往往先做大，然后再做强。我们对国际著名跨国传媒集团传奇般的扩张经历多少有些了解。媒体的扩张不单单是一味地向做大的方向发展，而且也有媒介扩张理论支撑，这就是传媒研究人员探究媒体公司不断扩张的动因所在。英国华威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任新华社《瞭望东方》总编辑助理的曾华国先生在其新著《媒体的扩张》一书中，运用西方媒体扩张理论，深入探讨了大众媒体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全球化问题。英国利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obin Brown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旁征博引的著作，结合了MBA和传统媒介研究方法，以丰富的案例分析阐述媒介经济理论，“即使在欧美学界，也鲜有先例”，“或许西方的媒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但市场经济的规律是相通的。跨国媒体公司的扩张理论，无疑对于研究改革中的中国媒体市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媒体的扩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解决媒体经济的基本概念、跨国媒体公司的主要扩张形式以及跨国经营的成败得失。对概念的论述主要通过大量知名媒体的个案来完成。第二部分转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在结论中，作者对中国媒体扩张的方向进行假设，为进一步进行研究提供线索。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本全面介绍西方媒介经济学的著作。《媒体的扩张》，曾华国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版

作者根据媒体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及媒体市场的双重性，对媒体企业的发展扩张总结出“水平扩张”、“纵向扩张”以及“跨媒体扩张”等媒体企业三种基本扩张模式，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媒体品牌化”和“媒体全球化与本土化”方略。目前国际上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走过这三个阶段。比较而言，国内大多数媒体的发展，还只不过是第一阶段的初始步骤。中国加入WTO后，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音像、电子和网络传媒等在内的文化产业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压力。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单位偏重于宣传功能，在打造品牌，推行媒体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战略方面考虑甚少，滞后于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在跨媒体集团化发展方面，与国际一些大型文化传媒集团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公司、大集团。就拿电视而言，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网，广播人口覆盖分别为93%和94%，拥有10亿听众和观众。中国的有线电视网已达300多万公里，用户1亿户，年度电影观众曾经创下293亿次的记录。然而，居世界百强电视台第一位的时代华纳，1998年的营业额是123亿美元，而世界排行57位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年营业额才6亿美元。

曾华国指出，中国媒体经营管理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各地各级媒体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水平分割和垂直分割使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机制；政企不分，经营意识不强；市场竞争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缺乏传媒业高级管理人才。作者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线从业者，深知中国的传媒产业，不仅在固定资产等硬件上与西方发达国家难以匹敌，在经营管理、思想观念、人才素质、新闻传播的教育体制等软件上的差距实则更大。

曾华国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中，既强调文化殖民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又指出在全球化冲击下，媒体开放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企业为了谋求丰厚的经济利益，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大量影视节目，扩大其卫星电视覆盖网。如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自办、合营、合作的卫星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10多家，不仅在英国、德国、印度、日本等国扩张，更把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拉美地区作为进军重点。1993年以5.25亿美元购得香港卫视63.6%的股份。目前在亚太地区上空有200多个卫星电视频道，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电视集团对亚洲开办的电视频道，其文化产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现在，美国控制着全球75%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出售的节目高达几十万小时，面向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节目市场的局面。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60%~80%的电视节目来自美国，几乎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非洲的外来节目更占节目总播出的90%。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仅有1%~2%。有基于此，作者一方面指出媒体产品无可避免地隐含着社会价值观。如果任由外国媒体产品进入中国，势必会造成中国文化身份的混乱与丧失。文化保护主义虽然极端，但适度的准入规矩也是需要的。另一方面呼吁中国传媒企业面对西方实力雄厚的文化传媒集团的竞争，加速产业的重组整合，提高产业化程度，尽快培育建立一批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文化产业集团，承担起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

原载《中华新闻报》2004年3月15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广电业突围——《走进美国广电传媒》一书读后

2001年2月，深圳市委派一批出国进修干部，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调研。其中有深圳市委宣传部的钟海帆。在此期间，他走访了CBS、ABC、NBC等著名电视网、时代华纳有线电视、纽约市信息技术和电信局、纽约电影、戏剧和广播电视办公室等单位，请教专家，查阅资料。《走进美国广电传媒》一书即在7万余字的调研报告基础上扩充而成。该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广电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电大国，但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效益上，我们和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广电媒体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学习借鉴美国广电媒体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探究其媒体运作的奥妙之所在，非常的必要。面对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从管理层到地方媒体，都深感传媒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广电业体制正在进行着结构性裂变和战略性重组。由于广电业在“新经济”格局中，特别是媒介产业形态格局中的龙头地位和作用，这次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传媒业，甚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我们广电业长期存在的分散和资源浪费、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都是体制性障碍造成的。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允许强势媒体在各自组建集团的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打破地方和部门所有制，实现跨媒介、跨行业、跨地区、跨集团、跨级别的媒体兼并。有基于此，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17号文），进一步明确了要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对比较敏感的传媒业融资问题、媒体与外资合作、跨媒体发展等问题都做了积极、具体的回应。有线电视台、网分离，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合并，组建广播影视集团等，都是管理层目前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走进美国广电传媒》，钟海帆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4月版

与此同时，我国正不遗余力地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促进我国媒介产业的升级，为媒介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整合提供统一的平台。媒介产业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高新技术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媒介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传媒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前数字化革命已强化了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各种文字、资料、声音和图像都可以转化为数字信息，而网络技术则把各种数字信息连成一个整体，从而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全球数字化浪潮使得广电业既面临空前激烈的竞争，又开拓出诱人的巨大市场。随着数字电视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试播，专家们估计，在未来10年内，中国的数字电视及其上下游产业将会浮现出1.5万亿的商机。

兼并、联合、重组，走集团化道路，是西方媒介集团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广电产业的重构，使得在不长的时间内，全球媒介市场已经成为九至十个最大的跨国媒介公司的天下。在全球化浪潮下，企业更趋巨型化，只有通过并购等手段扩大公司规模才能赢得巨大的经济优势。因此，美国政府不断放宽针对广电产业的限制性政策。1999年维亚康姆（Viacom）出资406亿美元收购了CBS，加上Viacom收购的两个最大的广播网——无限广播网和W集团，维亚康姆成为拥有电视台和电台数量最多的公司。它在美国最大的20个广电市场中的18个市场拥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覆盖全美41%的人口——这一点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1996年《电信法》中“任何一个广播电视集团不得覆盖到美国国内受众的35%以上”的规定相违，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出面阻止这一收购。按照美国政府实质上所一贯奉行的支持广电产业中大企业的策略，FCC对广播电视公司覆盖率的限制随着广电集团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放宽。而且，由于新兴的媒介技术进一步引入媒体中，高科技企业、通讯公司与传统媒介企业集团的合并也成为一种趋势。当今美国最大的25家企业集团，都是包括了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广告、音像、出版、电影、娱乐、体育、零售业等多个产业在内的庞然大物。复合多样化的经营使企业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补性极强，并且形成了从制作、销售到服务以及衍生产品开发的一条龙，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极大的提高了媒介集团的综合竞争力。这种按照产业发展规律进行的组合经营，往往能迸发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业已建成的广电集团，实际上只是依靠行政命令捏合而成。从市场运行的结果看，我国传媒集团化是在缺乏竞争性的产权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广电事业单位必须彻底实施“自主经营，企业化管理”。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体还很难称之为企业，整体而言还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实施“产业化”，但新闻媒体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产业的性质，也具有各种生产要素，拥有物业、设备等各种有形资产，以及具有专营性质的刊号、呼号等无形资产，这些生产要素和资产都可视为资本，通过资本运营的方式实现价值增值。只要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就应该允许它到资本市场上去融资，促使媒介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媒介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对接与融合。资本运营就是将经济体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各种生产要素都视为有经营价值的资本，通过流动、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方式，进行优化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媒介集团要真正做大做强，需要成功的资本运营手段才能实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技术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广电业正面临内挤外压的态势，管理体制需要一场大的变革，行业发展需要一次有效突围。《走进美国广电传媒》一书不仅有助于管理层及广电传媒从业人员直观地了解到美国广电业的最新态势，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操作手法。比如FCC对电台电视台的技术指引和监督、纽约市对有线电视的管理、大型媒体集团的架构及运作、媒体的财务管理和广告经营等等，相信这些都是迫切需要了解和熟悉的。原载《南方电视学刊》2003年第3期通信革命的力量——评《中国通信图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波通信及光纤通信专家叶培大先生有言：“信息的流动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确实如同血液之于躯体。”信息的有序流动需借助一定的媒介或技术，而通信则是服务于人的信息表达、存储和传送的技术。回顾历史，从结绳记事到烽火狼烟，从雕版刻字到图书报刊，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在不断更新和拓展。每一次通信技术的革新，都会极大地加快人类信息传递的速度并拓展其传递范围，带来社会乃至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并推动人类通信历史迈向新的里程。

近年来，国内学界、业界对人类通信史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成果层出不穷。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信图史》，称得上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该书作者以社会史和技术史的视角，探索了口口相传的语言交流、文字符号系统的产生、造纸术的发明，尤其是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巨大通信系统的起源与发展。在渐次展开的历史图景中，人们看到了通信工具是如何借助国家力量得以创设，并逐步从公共领域延伸到私人领域，从公共空间进入私人生活的。《中国通信图史》，黄和生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9月版

掌握翔实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该书亮点之一便是资料具有丰富性、完整性、代表性以及典型性。全书从远古时代发端，探寻中国通信的历史渊源，然后一直延伸到21世纪，梳理了中国通信史的发展脉络，构思精巧，视野广阔。为编著此书，作者倾注多年精力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收录了很多通信行业最新研究成果与数据。更有精心挑选的图片近千幅，有些还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图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对材料进行梳理，将它们整合为有序的谱系是很艰巨的任务。通信技术的发展并不像社会历史发展那样，新的历史诞生的同时也就宣告了旧的历史的终结。在通信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即使有更先进的新技术产生，也并不意味着旧的技术被淘汰，相反新旧技术大多会并存甚至相互融合。对此，人们要用符合通信发展内在规律的独特视角解读中国通信史。《中国通信图史》提出将中国通信史划分为话语时代、符号时代、仿真时代、虚拟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显示了编著者的智慧与气魄。作为有着丰富通信行业经验的专业人士，他们以自身对通信的深刻理解，坚持主张通信本质上是服务于人、离不开人的，提出以通信所依据的人类感官使用模式为基础断代，从而构建起了中国通信历史的整体框架。这种划分既有创新，又具有非常合理的依据，突出体现了编著者对通信发展内在逻辑的独特性的准确把握。

该书的另一特色体现在对图片资源的利用上。在阐述历史时，文字固然能以其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来对历史进行描述和提炼，但若只是单纯的文字说明，则较抽象并会使读者产生距离感。而图像相对直观，有时比文字更能取得“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阐释”效果。该书以图说史、图文结合，便是一种极好的做法。《中国通信图史》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求真写法，对如山似海的资料进行精心摘取和选编，力求避免材料的堆砌。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辅以各种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和通信技术知识链接，将史实、图片、故事、技术资料以及简要的议论有机结合，加上平实晓畅的行文表述，从而使较抽象、专业的通信技术史变得有趣、生动起来，有利于被一般受众所接受。整部书体系严谨，图文互释，装帧精美，尤其是对通信历史的概括、划分、总结，超越了前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由《中国通信图史》人们还可以深深体会到中国人在通信的历史长河中那勇敢搏击、自强不息的精神。符号时代，造纸术的发明是对世界信息传播的一次重大革命，它轻便了内容载体，丰富了视觉内涵，使信息传递范围更广、更准确。仿真时代和虚拟时代，尽管中国在起步上落后于外国，但中国人并没有放弃自主创新的努力。在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主研发通信发展的关键技术：1998年12月31日，中国“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建成，使我国通信传输网的技术层次、网络规模跃入世界先进水平；2000年5月，中国TD-SCDMA正式成为国际电联认可的三大国际3G标准之一，这是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通信标准；2004年12月25日，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核心网（cernet2）正式开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纯IPv6互联网，从而使我国在世界下一代互联网发展上占得先机。

如今，电话、电视与个人计算机共同构成了宏大的通信革命的三块基石，互联网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着通信革命向纵深发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编辑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在其所著的《距离的消失》一书中把邮件、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通信技术的革新看成是“人类三次伟大的运输成本革命之一”。他认为“19世纪，蒸汽机船与铁路革命性地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20世纪，先是发动机汽车然后是飞机，降低了客运的成本；在新世纪，这一技术（指通信技术——本文作者）将降低知识与新观念的传输成本”。诚然，在通信革命浪潮中，电子邮件、视频通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新通信技术正在迅速淡化距离，人们可以在家工作，也可以在飞机、航船等移动状态中工作。尤其是在数字网络时代，中国互联网所蕴藏的无穷力量更是让人类对通信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专家预测下一代互联网将开启人类真正的数字生活，任何人都可随时随地用任何一种方式高速上网，任何可能的东西都会成为网络生活的一部分，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调控，甚至在网上可传播气味，可触摸虚拟现实。如果这些构想都一一实现的话，必将是人类通信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读史使人明智。”言说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当下和未来，以史为鉴，借古察今，才能更加理智地面对未来。新通信技术不仅改变了政府与民众、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交往、生活习惯以及思考和讲话的方式。当人们在为通信技术变革带来的便利、自由而欢欣鼓舞时，也不由得产生一些隐忧：如垃圾信息泛滥、数字鸿沟、工作与闲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原载《中国编辑》2010年第4期品牌，媒体竞争之利器——“中外传媒品牌经营丛书”评介

围绕着品牌经营这一当下传媒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从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品牌定位、核心价值的构建以及各类传媒品牌资产要素如何管理，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视角，系统研究了传媒企业的品牌经营问题。书中富有操作性的实战案例、故事性的叙事语言更增添了其可读性。

由金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外传媒品牌经营丛书”，在林林总总的媒体经营书籍中，因以“品牌经营”这一关键词统领而令人耳目一新。《专业报刊品牌经营》、《都市报业品牌经营》、《电视与新媒体品牌经营》三册中论述的品牌经营之道基本涵盖了新旧两大类媒体。

围绕着品牌经营这一当下传媒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从报刊电视以及网络媒体的品牌定位、核心价值的构建以及各类传媒品牌资产要素如何管理，丛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视角，系统研究了传媒企业的品牌经营问题。书中富有操作性的实战案例、故事性的叙事语言更增添了其可读性。

媒体要打造品牌，首先需要有准确的定位——“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能在读者心目中占有什么位置”？这是媒体品牌定位必须回答的几个问题。《广州日报》的回答是：我是“大米白饭”，没什么特别，但市民的日常生活少不了，体现了“服务性”这一品牌差异化的核心识别；我能“提供各类信息服务——新闻、生活及各行业资讯、政策解读；至于“我能在读者心目中占有什么位置？”它的答案是“引领潮流永立潮头”，做都市类报纸的第一。书中对《广州日报》的定位表达，是都市类报纸中品牌定位描述的生动一例。

专业报刊的品牌定位则更加精准、读者群更加细分，在秦朔看来，财经类报刊的读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核心读者，即比较专业的受众；2.个人投资者或中小投资者；3.兴趣人士。他认为《第一财经日报》选择的占位就是要做财经日报这一领域里的领导者。再如《中国企业家》、《中国经营报》定位为不同层次的企业家，《中华工商时报》则守望民营企业，《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瞄准商业精英，《中国经济时报》则定位为经济工作者和政府官员不可缺少的读物；《南方周末》、《南风窗》面对的是全国的读者，尤其是知识层消费者。市场化报刊所以需要准确定位，在于市场已经细分，在于要吸引一个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任何一家媒体虽然不可能吸引普天下的读者，但却可以吸引普天下需要该媒体的读者。

看准了读者，清楚他们需要什么，并且有一个清晰的占位目标，这是品牌打造的第一步。

品牌建设最关键的一环是核心识别的，即品牌DNA的构建。《都市报业品牌经营》一书第三章以广州地区报纸为例，从《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的先后崛起和逐渐形成的各自差异深入分析了报纸的核心识别构建：《羊城晚报》靠内容上的关注社会热点、浓浓的文化味为特色的“晚报风格”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为广州报业市场的领导者，《广州日报》则以“早报”、“厚报”为特征的“服务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取代了《羊城晚报》的第一地位，而《南方都市报》则在两个巨人之中找到了“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的“空当”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己的人文关怀特色，很快占据广州报业市场的第二。

在《电视与新媒体品牌经营》一书中，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的‘非常6+1’的特色”、“CNN能够拿到全球范围内焦点事件第一手材料的组织能力和敬业精神”、“北京电视台与皇城根儿的家常话特色”、“凤凰卫视台标代表了民族话语”、“腾讯网的‘企鹅传奇’”中的评说中，分别从品牌的产品、组织、个性、标识等品牌延伸识别的四个层面论述了电视媒体的品牌差异化问题，读来深受启发。

面对新媒体的竞争，是所有传统媒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丛书的三册中，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它进行了论述：

在《今日美国》执行主编金赛·威尔逊的“第三代媒体消费与‘面貌书’”一段中，讲述了《今日美国》这一传统媒体如何通过“面貌书”这一网络新媒体找到了融合、联合的途径，并且使报纸的品牌得到了延伸；《广州日报》将网络首页的排版模式引用到报纸，开创“导读与索引”版，在报纸网站——“大洋网”上开设“报网直播室”，《广州日报》向全媒体的进军，使报纸品牌生命力获得了进一步提升；《北京青年报》社长张延平的观点：“未来读者群会是报纸价值观的认同者”，以及《芝加哥论坛报》的“提供‘芝加哥式见解’”，则从报纸应发挥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层面，提出了与新媒体竞争中传统媒体品牌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构筑与自身价值观和风格认同的受众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家地理》则利用自己的网站加强与受众的互动，请读者评选下一期的封面图片、在网上组织过网友对美国的《国家地理》和《中国国家地理》品牌标识——封面设计的对比。

品牌资产管理是考量传媒领军人品牌管理智慧的重要课题。正如书中所言，“品牌资产管理，是将品牌定位和品牌识别体系规划付诸实施的一项经常性的品牌管理工作。”从品牌创建、维护到品牌发展，都要靠各种市场营销手段让品牌“落地”，在丛书的相关章节中，这些都通过不同的媒体案例及操盘手得以再现：从《华盛顿邮报》如何通过“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事件”的营销令其成为成功捍卫新闻自由的报纸而名垂青史、《广州日报》为何因里程碑式的“97版香港回归特刊”策划而名声鹊起，到《南风窗》怎样通过“大学生调研中国暑期社会调查”让老化的品牌焕发青春、英国弗里曼特尔媒体公司打造的“流行偶像”真人秀品牌电视节目如何风靡30多个国家，还有“第一财经”品牌如何从电视、网络到平面媒体的联合立体互动令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

丛书中大大小小的案例以及故事性的叙事风格也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像《南风窗》品牌的起家、腾讯网的“企鹅传奇”、CNN创办者特德·特纳的“冒险经历”、《21世纪经济报道》“汉芯一号”造假调查案侦探小说式的描写等，读来栩栩如生。原载《中华工商时报》2010年12月24日

叁 作者答问录

访谈国宝级艺术大师

美国报业像成熟得快烂的苹果

一个女心理医生的爱情新说

直面后单位社会

曹鹏：《大师谈艺录》是《中国书画》系列专栏文章的结集，访谈对象都是当今中国书画艺术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都是值得一书的。像这种聚集了这么多大师级人物的访谈录，以前还未曾有过。特别是这些大师级人物平均年龄超过了85岁，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集中这些国宝级大师进行访谈了。我同我的几位助手做的这项工作，就是为了替中国传统文化薪尽火传做点贡献。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一部名著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我们的这部《大师谈艺录》，在篇幅与定位上，应当是这样一部同时具有艺术文献价值与文化传记价值的图书。在艺术性与思想性、可读性等方面，《大师谈艺录》都更有时代感。在这里我可以预言，此书会成为研究当代艺术家的必读书，一定会传世的。《大师谈艺录》（共2册），曹鹏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007年，该书获广东省首届优秀出版物奖赵泓：我见到你们为这套书做的宣传招贴上，有最醒目的一句话——“一本杂志和一项文化‘抢救’工程”。“抢救”两个字用得好！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这套书的价值。你能留下这些大师对艺术及人生的第一手资料，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曹鹏：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后一批文化大师留下的声音，以后几乎没有谁有机会和能力做这件事了。我之所以说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文化大师，是因为今后虽然不乏书画大师，但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上，和这些前辈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文化现在已面临一个断层，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正一块一块地丧失领地。这些大师大多已届耄耋之年，我们做这项工作，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抢救。有的文化大师，像施蛰存先生、钱仲联先生、周而复先生等，已列入我们的采访计划，或正进行采访，却遽然仙逝，令人扼腕不已。当然，不是说别人就一定见不到这些老先生，而是很难进行如此深度、广度的思想交流与人生、艺术的探讨。赵泓：这是一项繁巨的工程，做下来不容易啊！

曹鹏：这也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如果不是我有幸创办《中国书画》这份杂志，也很难办成这件大事。自2001年创办《中国书画》杂志以来，始终得到各方朋友及书画界各位大师的支持和帮助，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这份杂志办成了中国品味最高端的艺术杂志，这些大师也很认同这份杂志。对这些大师的系列采访虽然进行得十分艰巨，但还算顺利。可以说，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如果没有事业心与敬业精神，是很难进行的。我所做的访谈准备，几乎都是按照至少是博士论文的研究水准，访谈的劳动强度非常大，这主要是指高强度的艺术造诣与相关知识调度，以及话题设计与掌控、引导，再有，就是对由于大师们年事过高、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导致的各种情况的灵活处理，比如，二十几位大师分别是天南海北的，所说的话带有不同的方言色彩，多亏我在大学读过方言这门课，又多年全国各地跑，否则仅仅在语言交流上就很难胜任。赵泓：大师就是创造了经典作品的人。“大师”之大，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技艺的超凡脱俗，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大师的艺术必定是某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代表，也一定对艺术的形式语言有创造性拓展或经典性总结。对于一个时代而言，大师往往是十分稀缺的。你认为书中收录的这些大师能得到业界、乃至中国美术史的承认么？

曹鹏：我们对“大师”这一名号始终心存敬畏之心，不会因为利益因素降低评判的标准。这些大师都经过我们严格的挑选，他们堪称中国书画艺术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主要内容。看看这套书的目录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可以掂量出这套书的份量。说实话，我们也曾有过不少诱惑，一些人找关系托人情，希望我们能将他们纳入这个访谈系列，甚至有人以赞助数十万元作为交换条件，但被我们拒绝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大师访谈系列是《中国书画》的一个品牌，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弄砸了！2004年5月中旬第十四届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我和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赵焜森在《大师谈艺录》首发式上。赵泓：著名美术理论家陈传席看过你对启功的访谈后，撰文认为这是他见过的中国美术界最有价值的访谈录，称赞说“采访者的水平和知识面决定了被采访者回答的心情和深度”。访谈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人是否具备对话的能力。拿启功访谈录来说，陈传席对以往媒体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不甚满意，就是因为采访人的素养还不够。

曹鹏：是的。一个记者是否有水平，就看他如何提问，看对话的效果。有家电视台也想做对这些大师的访谈节目，因为采访者没有恰当的人选，最后还是想到了我。经常有人提倡学者型记者，其实，依我看更理想的不是学者型记者，而是学者兼记者，甚至是专家、权威兼记者。赵泓：我了解到你兴趣广泛，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但拜读过《大师谈艺录》后还是暗自有些吃惊，那么多专业的书画知识，而且牵扯到众多的名物掌故，你却和这些大师侃得颇为投缘，真不容易！毕竟书画不是你的专业。我想你在采访前一定做过不少功课吧？

曹鹏：（笑）那当然！说实话，我在美术史专业也还算是专家，不少人问我的博士学位是不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得的。我把每一个人物的访谈都当作一个学术课题来做，事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这些大师的著作凡是能找到的差不多都啃了一遍，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参考书。为了做好这件事，我下的功夫还真的不在美术史专业博士或教授研究员之下。你得提这些大师感兴趣的问题，还得找机会把这些问题引向深入。他们谈的东西如果你听不懂，或者话不投机，那怎么行！被访者擅长多个领域，像启功、黄永玉、王世襄、周汝昌、饶宗颐等等，其身份已非“书画大师”所能局限，因此访谈录的价值也远远超出书画领域。赵泓：那要看很多的书啊！

曹鹏：我去过的美术界人士书房，美术专业书很少有比我多的。我对于占有资料非常重视，因为我相信“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在访谈时不打无准备之仗。光是大师们的著作与作品集、画册就买回来一大堆，当然有些是老先生们赠送的。我所访谈的每一位大师，几乎都题赠给我图书，这些都是我访谈的必读书。很多书画集价格都不菲，像王世襄老先生的书我们就买了几千块钱的。我的阅读速度与读书方法还行。每次访谈前，我都会用自己设计印刷的专用卡片记下问题清单，少的三五十张，多的一二百张，现在我有一个小柜子装得满满的全是提问的卡片，《中国新闻出版报》的记者王燕枫来看过，非常吃惊，说从未见过这样做采访准备工作的，这简直是把访谈当成学问来做了。赵泓：临时抱佛脚肯定不成。你先前本来就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再充充电，才能做到应付裕如。

曹鹏：我其实从小就对书画感兴趣，自己还一直练书画。艺术方面的书以前就读过不少，至少比美术专业的学生读得多。要具备同这些大师对话的能力，光了解书画方面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文史哲等领域的训练。像启功先生，他首先是位大学者，然后才是大书法家；像周汝昌先生，人们一般只知他乃红学界泰斗，其实他的书法自成一体，有大家风范。像徐邦达、史树青等先生，都是大学问家，所以在文物鉴定领域，别人无法超越。他们都是艺德双馨的大师，我能面聆这些大师的教诲，真是三生有幸！赵泓：这些大师谈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许多可以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珍贵史料。我感觉里面有些内容这些老先生平常都不见得与人谈起过。

曹鹏：是的，从这种角度看，这可以看作一部中国艺术史的《往事并不如烟》，书里面确实揭示了不少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些内幕。有些史实足以改写中国美术史。访谈中披露的一些细节，在杂志上刊载时不便公开，这次收入书中也只好忍痛割爱了，等以后有机会再发表吧。也许，在此书以后再版或修订时可以补进去。美国报业像成熟得快烂的苹果——《对话美国报业总裁》作者苏荣才答问录2005年11月，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了45万字的《对话美国报业总裁》。这是我国第一部实地探访、全面揭示美国报业集团发展、运营和管理的媒体力作。作者苏荣才先生系《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2004年受深圳市政府和深圳报业集团委派，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进修深造，环美访问了15家著名报业（媒体）集团，与一批报坛巨子、传媒大亨、媒体高级经理人和专家学者促膝交谈，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和最新资讯，回国后撰成此书。以下是笔者与苏荣才之间的对话——这本书定位于报业的经营管理赵泓：你和你的同事辜晓进、唐亚明到国外进修深造后，都各自写出一本算得上大部头的著作，你的这本《对话美国报业总裁》和《走进美国大报》、《走进英国大报》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特别是报业同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初，你写这本书的动因是什么？

苏荣才：首先，我想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组织部、深圳报业集团给我提供了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我也要感谢辜晓进、唐亚明等几位先期出国进修的同事，他们开了个好头，为我树立了榜样，也提供了许多帮助。

2003年11月，我参加“深圳市第八批出国干部进修班”，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史坦顿学院进修、深造一年。这本书就是根据在美一年期间学习、采访的所见所闻而写的。

我写这本书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驱使：一是好奇心，二是危机感，三是如何有效利用时间。

所谓好奇心，就是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报业的改革和探索不断深化，集团化经营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的报业集团搞了10年，成绩有目共睹，也碰到了不少问题，报业集团究竟应该怎么搞，下一步往哪里走，众说纷坛。而美国是世界媒体产业和报业最发达的国家，人家是怎么干的，美国报业集团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现在又是如何运营、管理的，我很好奇，想亲眼看一看。

所谓危机感，就是身为报纸的记者，在这个媒体生态剧烈变化、新型媒体层出不穷的形势下，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隐的危机感，始终对报纸的未来不太乐观，感到它的中长期发展形势不太妙。这种危机感，驱使我要作一些实地探访和考察，试图让自己对大势看得清楚一些。

另外，如何合理高效地利用出国一年的时间，也是我采访、写作这本书的动因。

大学毕业10多年来，我一直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现在，有机会到美国深造进修一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极为珍视。出国一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稍不留神，就会一晃而过。确定一个题目，然后开展研究，再作一些实地考察，条件许可的话写一本东西，这样做，一是可以提升专业水平，开阔视野，学点新东西；二是逼着自己提高英语水平，要不然，出门访问，如何开口？三是以此为契机到处走一走，加深对美国社会的了解，这比单纯地旅游观光要好得多啊。应该说，辛苦了一年多，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赵泓：为什么选择报业集团这个题材？你以前对这方面的情况作过研究吗？

苏荣才：选择报业集团这个题材，主要是因应国内报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其说我眼睛盯着美国报业及报业集团的发展，不如说我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报业和报业集团。

坦率地说，出国之前，不要说对美国的报业和报业集团，即使是对中国的报纸和传媒产业，我也不甚了了。我长期做记者，对报业和报业集团的运营、管理感兴趣，但只是个旁观者。

出国前，我对美国报纸的了解，主要通过两本书。第一本，大约是在1991年前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时，看过胡舒立写的《美国报海闻见录》，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第二本，就是前两年我的同事辜晓进写的《走进美国大报》。赵泓：辜晓进已经出了一本《走进美国大报》，在业界已有了口碑，你再写一本关于美国报纸的，不觉得难度太大了么？

苏荣才：这个问题当初也有很多人问过我，但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要干的活，与胡舒立、辜晓进这两位学长所涉及的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二位主要偏重于新闻采编、办报风格理念、编辑部运作和管理，而我则定位于报业的运营、管理。很多人看了我的书，都觉得基本上与前两本避开了，讲的不是一码子事，不是一个话题。我动了不少脑筋才采访到这么多重量级人物赵泓：我看书中你跟美国报业老总提的那些问题都显得很内行，想必你事先一定做了很多的功课吧？你是如何着手准备你的采访的？

苏荣才：这个说来话长。刚到美国时，可谓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首先，我对研究对象知之甚少，美国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如何，有哪些报业集团，规模怎么样，谁大谁小，有哪些类型和特色，我一概不知，甚至不清楚应该从哪里、找谁才能获取这方面的信息。第二，我在美国的新闻和媒体圈内没有任何朋友、熟人可供咨询，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第三，我的英语水平还需要提高，刚到美国时，不要说出门采访，就连打电话也够呛，那时，拿起话筒前先要考虑如何组织单词、句子，对方说得稍微快一点，我就不太懂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把在美国一年的时间大体切成两块：一块是前半年，主要提高、突破外语，同时依托大学这个平台，从外围了解情况，开展专业研究；另一块是后半年，待口语提高、可以交流之后，就展开实地采访，然后根据采访情况，搜集、充实材料，为下一步的写作作准备。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当初提供帮助的一些人。比如，到美国不久，我曾向几位美国大学的老师发去电子邮件，希望他们推荐一下我应该去了解哪些报业集团、读哪几本书最管用、上哪几个网站。虽然素昧平生，但他们都分别回了邮件，提供了不少信息，可以说，这给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后来，我就是凭借这一缺口不断扩大、深挖，广泛联络，一步步摸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赵泓：你在美国采访到很多报业巨头，他们都是知名报业集团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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