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尼古拉斯·费恩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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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试读：
序言 如何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西方有句俗话说：“与其学习交易技巧，不如学习交易本身。”然而，对哲学家而言，有些“技巧”仍是相当重要的。理性思考需要在正确时刻运用正确的哲学工具，像是奥卡姆的剃刀、休谟的叉子，或者其他思想家提供的思考工具，等等。这群伟大哲学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工具和研究方法，比起他们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或是用这些工具所解析的对象、工具或方法本身更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卓然生辉。本书希望能带领读者从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简单例子出发，穿越时空，一路踏上现代专业哲学家所运用的“标准”工具领域为止。最大的目的不仅在于发掘这群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内容”，而更要能够展现其思考“方式”。有些哲学家，比如奥卡姆和吉尔伯特·赖尔，他们留下的思考方法应用的范围较为具体；而另一些哲学家，如泰利斯与尼采，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应用上则较为通范。因此，本书所谈到的方法并非巨细靡遗，许多伟大思想家也未收录其中，例如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之所以未加介绍，并非由于他们的方法革新并不重要或无人继承，而是考虑到本书宗旨在于提供一般读者最有用也最容易理解的内容。
学习如何运用伟大哲学家所倡导的哲学技巧，对于了解其学说内容帮助甚大。我们无须成为小提琴家即可欣赏维瓦尔第的音乐，但消化吸收知识的方式却与音乐欣赏之道大相径庭。作为能够思考的人类，任何知识若只是死记硬背而无法加以活用，似乎仍有不足。例如，要了解某数乘以七如何运算，问题不单是记住七的乘法表而已。许多小孩知道二乘以七等于十四、三乘以七等于二十一之类，但除非他们能计算这些已知范例以外的各种情况，如十三乘以七、两百乘以七之类，否则便不能说他们懂乘法。学习者只有参与其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任何事物，只有在我们能对其加以运用处理或触类旁通之后，才算真正知道，而本书的设计便是希望读者也能培养这种能力。此外，在阐明哲学家如何思考问题时，我希望一般读者注意到自己也能以类似方式加以思考。那些天才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思想具有完全的独创性，而同时也完全可以加以复制。以专业哲学素养构筑的思想方法并不一定需要哲学大师才能重现。虽然哲学著作本身有时会显得过于玄奥而难以理解，但背后用来建立理论的工具往往却相当简单，读者可以很快地加以掌握，进而对自己的一些想法有所启发。
泰利斯的井
一滴水中的世界世上的一切，不管是金属、山脉、气体，还是人类，皆可还原到单单一组属性。任何现象在经过还原后都会变得更易掌握，也不再如此神秘，因为组成元素比起整个系统来说更容易为人所理解。
1999年夏天，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大意是说“爱情”其实只是一种药物成分。确切地说，它是血液里面多巴胺、苯氨基丙酸和催产素三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会让我们产生所谓迷恋的感觉。研究人员认为，爱情事实上是一种由化学成分引起的疯狂举动，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身体对这些化学成分产生免疫力为止；而通常到产生免疫力之前的这段时间是蛮长的，足以让两个人从相遇相爱到结婚生子。这种理论乍听之下，就算没那么令人反感，也总让人半信半疑。一般人都觉得，爱情是发生在人身上值得称颂的最重要的情感，怎么会像是在打针一样，被注射了与爱无关的药呢？康奈尔大学的这份研究是基于所谓的“还原论”（reductionism） 原则：任何事物只要简化为组成元素即可被理解，任何复杂而较大规模的程序只要从较简单的角度切入也是如此。或许有一天，康奈尔大学的这项研究成果会被推翻，但如果它终究没有被推翻，那就说明我们的错误观点已被还原论的思考方式消除，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再举一个还原论的例子。医学界相信扁桃体炎是由某种侵袭身体的细菌引起的，要对付这种疾病，最好的办法便是直接用抗生素把病菌消灭。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虽然许多西医并不建议）是把该疾病视为整个身体的问题，认定为是由于整个健康系统“失衡”所致。这种“整体性”的观点衍生出了各种有效或无效的治疗法。常见的身体不适状况，整体性观点可能最切合实际，至少也是医疗还原方法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例如，要想缓解心脏不适，有时并不需要使用药物，只要让病人戒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即可。然而，即便是这种例子，也是还原论者在研究人体化学作用与生理机能后才得到的结论。
虽然还原论在现今带来了科学上的进步，但这个字眼却有点令人不悦。有些人认为，人类为了解宇宙竟不惜对其加以污蔑。凭着上帝神圣恩典才创立的这一切，人类却利用显微镜闯入其中，又借粗野之口到处传扬。植物学家挟基因科学以自重，声称已解开了玫瑰的基因组。有些诗人如威廉·布莱克，对这类科学家则冷眼以对，大力控诉科学“为解剖而谋杀”；或者如19世纪唯美主义大师沃尔特·佩特所描写的，科学家的花园里“花朵的茎干上飘动着手写的标签”。虽然并非我们所有人对还原论都心存畏惧或厌恶，大部分人在直觉上仍会认为，还原论必然是用一种粗略的简化方式，“将自然世界降低至人类层面”。但是，人类层面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层面，因此它应该是完全合理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则认为，人们对于自身能力不应过度谦虚；他说自己身为科学家，不仅能以美学的眼光欣赏花朵，还会对其复杂精细的生化结构啧啧称奇。不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是对还原论的极端应用，前者把人类的经验过度还原到“性”，后者则是过度还原到“经济”层面。还原法这个工具固然会被误用，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太空旅行和“人类基因组计划”都是肇因于它。
第一位还原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众所公认的第一位西方哲学家—希腊人泰利斯（Thales，公元前636—前546），他生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米利都，是希腊七贤之一。希腊七贤指的是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一群人，以其作为统治者、立法者与智囊的智慧而闻名。他们的箴言往往被刻在位于戴尔菲城的阿波罗神庙的墙上。在整个远古世界，到处都有这群年长而留着胡须的人的镶嵌画像，旁边会加上诸如“认识你自己”和“凡事勿过度”等箴言。泰利斯为了从其他国家收集各种知识，足迹曾远至埃及和巴比伦王国；返乡后在各类知识领域上贡献卓著，于是希腊人尊他为科学、数学与哲学的创始者。他的名声也部分源自150年后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32）所记载的这样一个传说：泰利斯利用他在东方其他国家学到的天文学知识，准确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食（根据其他专家的说法，他只是运气不错猜对了而已）。就在那一天，米堤亚和吕底亚的军队正要开始打仗，因为他们将日食视为诸神的警告，很快便停止战争并签署了和平协定。现代天文学家已证实该次日食出现在5月28日，这意味着此次流产的战争是我们唯一能确切知道其发生日期的古代事件。
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7）曾描述过泰利斯有天傍晚在观察星象时不慎失足落井的故事。一位美丽的女仆听到这位哲学家的叫喊，于是把他从井里救上来，接着嘲讽泰利斯是一个“研究天上的星星，却看不到自己脚下的人”。这样的评语似乎不太公平，因为泰利斯也并非总是神游苍穹，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他具备实用的才能。他曾力促爱奥尼亚希腊城邦进行政治联合，作为遏制其对手吕底亚领土扩张意图的唯一手段。虽然当局对这个建议没有多加理会，但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证明，他的建议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亚里士多德曾描述泰利斯因生活贫穷而受指责，这也被人们用来证明哲学对谁都毫无用处。为了回应这一指责，泰利斯用他自己的方法预测到下一年的橄榄将会丰收，于是购买了米利都所有的橄榄榨油机（可能经由借贷方式）。后来，一切如他所料，橄榄大丰收，他因此而大赚一笔。泰利斯78岁时在观看一次体育比赛时热死了。他的墓碑上写着：“伟哉泰利斯，虽长眠于此窄墓之中，然其智慧之名远达天际。”
没有证据表明泰利斯曾留下任何著作，但他显然说过，如果有人传扬其思想时不据为己有，而能归功于他，他也就心满意足了。泰利斯相信宇宙由水组成，这点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非常乐意让他居功。泰利斯认为，水是一切事物组成的基本材料，物质是压缩过的水，而空气则是蒸发后的水。他也坚称整个地球是一座浮在大湖上的圆盘，大湖产生的波浪和涟漪便是地震之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泰利斯第一次萌生这种想法，是由于观察到水对于自然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生命皆不可或缺。如果我们想想水的三态变化—固体、液体和气体，泰利斯的理论也算对追寻真理做了一番合理的尝试。虽然结果并不正确，但他的想法却是见诸历史记载的第一项科学假设。
泰利斯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一种整体式的还原法。世上的一切，不管是金属、山脉、气体，还是人类，皆可还原到单一属性—水的属性。因此，只要对事物探究得够深入、剖析得够详尽、观察得够仔细，你找不到铁、石头或是肌肉这些东西，唯一找得到的只有水。要了解某件事物竟不透过事物本身，反而经由其他事物来加以说明，这样似乎有点奇怪，但这正是还原法所运用的模式。我们若是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便意味着必须以自己可以理解的事物为基础。而对事物加以还原就好比将它翻译为一种较易理解的语言。任何现象在经过还原后都会变得更易掌握，也不再如此神秘，因为组成元素比起整个体系来说更容易为人所理解。
然而，如果简单化是还原法的唯一目的，那么现今的许多还原都将失败。就我们目前所知，泰利斯虽然没有谈到水如何形塑自然世界各类现象的种种细节，但至少水这种物质大家都相当熟悉。可是，像当代原子理论中使用的数学，却只有一小群经过适当训练的人才会懂。因此，尽管还原法使事物更容易理解，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所有人来说都较容易理解。由于少数人的“知识”经常会凌驾于多数人的“常识”，还原论因而必定引发某种程度的怀疑。再加上所谓的较简单，如果用术语加以解释，通常意味着更接近物质层次，这使得还原论者往往也是个物质主义者。这样一来，还原论遭受怀疑的程度也更加严重。此外，还原论者还因术语的选择，阻碍了原本更为深刻的含义。不管任何现象，还原法真正“还原”的只在于解释的复杂性，对于其他需要解释的这一现象的一切全然没有触及。然而，这仅限于需要还原的是某种“真正”现象，若是像灵魂或神这类还原论者可能不相信的事物，他们会很乐意将其抛在一边。虽然简单一点的解释因为比较接近众人所知道的基本事实而被视为“较低等”，但我们同样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解释排除一切不相关而模糊的细节，直探事物本质，而将其视为“较高等”。如此一来，还原论在知识与理解方式的等级排列上即可视为一个正金字塔，而不是倒金字塔。
既然还原法就是简单化，便永远存在过度简化的危险。因此，哪些部分真正被还原、哪些部分仅代表还原法所具有的解释能力，个中差异便值得留意。在还原过程中，我们必须追问，在还原某一事物时，我们是否仅将事物排除在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之外。例如，杏仁的味道可以还原为人类味蕾上的味觉接受细胞与杏仁分子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如此一来，是否忽略了实际品味杏仁时的口感？如果有人从未尝过杏仁，要了解杏仁的化学成分毕竟还是可能的。不过即便如此，排除法有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人类经由两种方式增进对事物的理解：收集事实发现新的现象，之后将这些现象置于还原解释的简化作用之下。但有时，在对已获得的证据充分还原后又出现了新的资料给先前的还原结论带来疑问，要求我们重新检视所有的现象。
为了解常见的自然变化过程，例如水为何会在沸腾时蒸发，就必须求助于这个世界构成系统中“较低”层级且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比如质子与电子，想来似乎有点矛盾。如果说人类一向面对的“较高”层级的事物—不管是云层、咖啡杯，还是我们的眼泪，反而都是一场幻觉，未免有点奇怪。当科学还原论者声称人类“只不过是一堆原子”时，其立场离“视一切为虚幻”仅有危险的一步之遥。关键在于“只不过”这几个字。如果这里的意思如同说一本小说“只不过”是纸上油墨痕迹的集合，或者说大脑“只不过”是神经细胞的聚集，那也不算错。但若宣称人只是一堆原子，除了说明了这些看似无害的原子所具有的惊人潜力外，对于人性的诸多面貌似乎着墨不多。
然而，还原论者可能用另一种方式主张只有最基本层次的描述才能表示真正的真实。自然界似乎在微观的层面做出大多数重大的决策。但正如美国哲学家杰瑞·弗德尔（Jerry Fodor，1935—）所言，没有探讨“星期二”的科学，因为科学只承认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以及将原子核聚集在一起的强核力与弱核力。科学界已证明弱核力为电磁力的一种形式，他们更期待不久之后能发现所有四种基本作用力都是某种单一统一力量的不同面向。最顽固的科学还原论者认为，世上发生的一切都起因于这四种作用力，绝无其他原因（尤其没有“人的意愿”这种缥缈的概念）。例如汽车这种肉眼可见之物，这些作用力因为对其组成的原子发生作用，进而对汽车本身产生影响。若要从这四种作用力运作的观点对一切自然变化过程加以解释，唯一充分的解释是从微观世界切入。例如，我们可能会说持续炎热的天气带来旱灾，导致庄稼歉收。然而，真正精确的解释应该提到空气分子不断增强的震动，而不只是用“热”来说明。如果有人问我要怎么去参加宴会，我说打算开车去，我不会希望对方纠正说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我踩了油门让汽油燃烧后产生推进力，车子才能开到那里。若问我的人接着开始谈起化学反应和碳化合物之类，我想我只会更糊涂而已。越是极端的还原法，越是需要说明它如何与人类日常概念相结合，否则很难让人相信我们和还原论者所谈论的是同一事物。日常经历中的某些事情，无论是开车参加宴会的行为也好，或是品尝开胃杏仁也罢，都必须在还原过程中加以保留，才能将还原法视为对事物的一种“解释”，否则我们只是听到别人讨论另一个不相干的主题，而仍无法得知我用何种交通工具前往宴会地点这类问题的答案。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我因为车子没加油而在半路抛锚，还原论者所做的解释反而可能更具说服力。
这四种基本作用力或许为一切事物提供了稳固的说明基础，从云层的移动到意大利面条的烹调方法都适用。但光靠理解这些作用力，物理学家并无法像气象学家那样预报天气，或者像顶级意大利厨师一样制作面团（也许将来会出现一种机器人厨师，掌握基本作用力的全面知识，以及运用这一知识的超人能力。若要叫这种机器人单靠一些数字组合调制出美味佳肴也并非不可能，可是要获得生活中的这一简单快乐，实在没有必要绕这么一大圈）。再者，很会做菜或能正确预报天气这些技能，和是否了解整个宇宙实在是大相径庭。要掌握宇宙根本的面貌，还原论者的思考方式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是说还原论“仅仅”在解释事物的次原子物理学时才能派上用场。一般而言，经由还原后从下一层角度加以理解，往往对事物会有更进一步的掌握。例如，只要了解食谱中面粉与番茄汁的正确配比，要做出更好的意式宽面条便不难；而要懂面粉，又需往下一层进一步了解—制作面粉时所用的各种谷类应怎样调和，以便你选择最精致的硬麦当原料。你可以不断往下一层探索，直到原子与分子这一层面，不过等到你想好要用多少氢才适合时，很可能早就饿死了。要理解某个现象，通常正好处于其下一层的事物用处最大，而不是其他更基本、更深奥难解的更低层级。还原式解释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重新往上了解，如同舰长视察了引擎室再回到驾驶台后对船舰性能会更加了然于胸。唯有往下探寻更基本的层级，才更能了解较高层级的差异所在。
虽然还原论有其实际用途，但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表现出愤世嫉俗。例如，还原论者说，某人捐款给慈善机构又自愿花时间当义工，也“只”是出于自利的动机；或者像公司行号所推展的一些计划，表面上是改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福利，其最终目的“只”为维护公司的长期利益。这样说起来，如果宣称公司这样做只是出于基督徒式的仁慈也符合还原论者的观点，因为要成为还原论者，只需用另一个更基本的东西来解释某件事，或者用另一个单一事物来解释多数事件即可。还原主义若只能被理解成这样，那就太无辜了。但话说回来，要找到一种解释力如此之强且又不能有害的东西，也的确是难上加难。延伸阅读：
泰利斯：西方哲学的开创者
泰利斯是西方第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被誉为哲学之父。虽然大多数古代作家都断言泰利斯没有写下他的科学和哲学原理，但至少有四篇论著归于他名下：《航海星象学》《论起源》《论二至点》及《论二分点》。不过，这些著作今已佚失，只有题目保存下来。泰利斯的学说以传统的口述方式流传下来，直到希腊学者收集其学说、格言及逸事为止。
在数学方面，泰利斯证明了圆被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对角相等；内切半圆周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等定理。在天文学方面，他最早测量了太阳从夏至点到冬至点的行程，并相当准确地估计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太阳、月亮与各自运行轨道的比例。他在这个领域的最大成就是在公元前585年预测出当年5月28日的日全食。
泰利斯是哲学上爱奥尼亚学派（Ionian School）的奠基人。该学派主要探讨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泰利斯首先摆脱传统的神创论观点，提出并探讨了世界的本原问题。他说，世界可以不必求助于神而得到解释。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来自水，又复归于水。他还补充论述，大地是漂浮在水上的平板。这个关于世界存在形式的学说，古代没有人加以阐释，直到亚里士多德才猜测泰利斯把水当作世界本原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以为，泰利斯也许是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而且热本身也是从湿气中产生出来的；水维持动物的生命，万物的种子就其本性来说是潮湿的，而水则是湿性的来源。也许因为古希腊神话中把海神当作创造万物的祖先，而泰利斯将神话改造成哲学。
或许有人会问，如此幼稚的思想，怎么会使泰利斯得到“哲学之父”的美誉？这个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指出水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在于它是最早被记录下来的试图用自然原理来解释宇宙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思考了万物之所以产生的本质问题，而且试图去寻找大千世界复杂现象背后唯一的终极因素，因此，他决定了希腊哲学的性质和方向。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智者派才开始抛弃对宇宙的思索，将哲学重点转移到对伦理的探索上，关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及人作为政治动物所具有的性质。
普罗泰哥拉和猪
人是万物的尺度吗？人人有权拥有个人信念，某些人的观点不会比其他人更正确。普罗泰哥拉认为猪只要有能力表达出来，就有权享有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似乎意味着他的学生付了一大笔钱受教的“意见”，居然未必比猪的意见来得高明。
流行音乐歌手斯汀（Sting），为解救亚马孙雨林，曾于20世纪80年代积极奔走，不断为当地的卡雅布族印第安人争取保存其生活方式的权益而努力。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巴西总统同意设立印第安保留区，于1991年授予该部族约65000平方公里的受保护区域。然而，此项协议达成后，卡雅布族诸酋长却开始和采矿及伐木公司进行交易，并从中赚进数百万美元的财富。据说他们把这些钱都花在房子、车子和飞机上，用于村民身上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个故事很讽刺地告诫我们不应轻信，但其中仍不乏正面的道德寓意：它阐明了人类固然有文化上的分歧，但是大家努力争取的东西其实大同小异。虽然和人权的全球化相比，对快餐或汽车的喜爱更容易获得共识，但至少已跨出第一步。有些道德专家认为，之所以找不到使人权普及的万灵丹，原因在于没有任何普遍价值可以适用于每种文化里的每个人。相反地，他们主张任何道德系统都自成一格，一切行为对错只能依特定文化体系而定。这种学说称为“相对主义”。当代的相对主义者更进一步，宣称每个人都在建立一套自己的价值系统。“凡事皆为个人意见”这类观点早已是老生常谈了。这种论调宣称，任何人皆有权拥有个人信念，某些人的观点不会比其他人更正确。
人称“相对主义之父”的是生于色雷斯的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5—前410）。古希腊时期有一群以教人智慧之学维生的旅行雄辩家，称为辩士，普罗泰哥拉是第一位。他们所推崇的智慧典型，是那种能够在辩论会场和法庭上舌战群儒的人。一个好的辩士即使站错了立场仍能赢得辩论。西西里岛的雄辩家高尔吉亚（Gorgias，公元前483—前378）主张，一切辩论主题的相关知识皆无必要，因为采取任何立场皆为虚妄，用字遣词除了用来哄骗说服别人外并无任何固定意义。因此，以“辩士”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来看，他们并不能被算进哲学家的行列。然而，辩士不应被视为坏蛋恶棍而加以排斥，辩士的精神特质源自对所谓客观真理的不信任。这种精神本身便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且这种立场直到今天才得以复兴。
普罗泰哥拉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辩士，而且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通过收取昂贵的学费积聚了一大笔财富。他自夸拥有诗歌、文法与法律的天赋，还亲自为位于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图利起草了宪法。他第一次造访雅典时受到雅典人盛宴款待，但却在公元前415年因撰写世上第一本不可知论的小册子而遭放逐。他说：“关于诸神，我无法确信其必然是如何，或必然不是如何，也无法确信其外观为何，因阻碍确定知识的事物何其多，如知识的模糊隐晦与人类生命的短暂便是。”普罗泰哥拉于五年后，就在他70岁生日前，在渡海赴西西里途中沉船而亡。他的书被公开焚毁，只有少数断简残篇留传下来。我们对于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包括出现在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普罗泰哥拉本人，虽然他的出现只是为了让苏格拉底对其思想加以反驳。
普罗泰哥拉最有名的主张是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即，除了人所察觉到的部分外，真理并不存在。此观点的基础在于，世上没有事物是可以依其自身而确认其本质的；相反地，事物是借由与其他事物的互动来获取其本质的。没有任何事物就“是”某件东西，每件事物都处于一种“变成”某物的过程中，而“变成”某物的过程就是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的过程。例如，白色这种颜色并不在你双眼之内或之外，相反地，它是你自身与所知觉之物互动的结果。所有知觉的性质均是如此。如果我觉得风热而你觉得风冷，那么风便同时对我而言为热，且对你而言为冷。这并不是说风同时是热的又是冷的，因为温度并不存在于风本身，而只存在于风与感觉风冷或热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某人知觉某物的方式只对该物及其知觉者有意义，与其他人毫无关系。另一个人觉得风冷并不意味着风对我而言不暖。既然事物只经由被某人知觉的方式而获取其具体本质，那么我知觉某物的方式便永远不能说是错的。事物的本质无法反驳我，因为没有我的知觉便没有事物的本质；同样地，其他人的证据也无法反驳我，因为他们的知觉和我自己的知觉没有关系。
这里马上出现一个问题。确实有些人明显的精神错乱，有人可能认为自己是拿破仑，但他并不因此就成为那个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依照普罗泰哥拉的说法，对“这个人”而言，他可以真的是拿破仑，因为这个“拿破仑”与他的精神医师所知觉到的是两个不同之物，而非对同一物产生歧见。因为事物的本质是依该物与知觉者之间的互动而决定，而现在处于疯狂状态的我和头脑健全的我是两个不同的知觉者。普罗泰哥拉因而断定，知觉不可能有错，而且所有错误的信念事实上都不可能存在。
关于这一点，在《柏拉图对话录·泰提特斯篇》中，苏格拉底追问普罗泰哥拉为何只停留在“所有人类的意见都应一视同仁”上，这对其他生物（例如猪）而言不是不公平吗？为何猪的意见不能和人的意见一样站得住脚呢？普罗泰哥拉一开始甘受抨击，但很快便予以正面回应。他回答说：“只要猪也有能力产生自己的意见，它们完全有权享有自己的意见。”不幸的是，这样一来似乎意味着，普罗泰哥拉的学生付了一大笔钱受教的“意见”，居然并不比猪的意见来得高明。但普罗泰哥拉声称自己是美德专家，并教授特别的知识；他认为，既然人人的知觉都同样真实，智慧必然是某种和“进行真实判断”不同之物。他又说，某些意见之所以比其他意见更好更明智，并非因其更真实，乃因其对持这一意见者的生活更有利。例如，有些想法会让你在法律或政治领域中更加无往不利。他正是因传授这些想法而收费。
然而，即使像普罗泰哥拉这样聪明的老师，也有可能犯错或引人误入歧途。据说他曾告诉一名年轻学生，如果这名学生没有在法庭上打赢第一场官司，他就免除这名学生的学费。结果这名学生的第一场官司却由普罗泰哥拉本人控告他，要向他追讨学费。该名年轻学生最后让老师陷入两难：如果他打赢官司就无须支付学费；如果打输了，要是普罗泰哥拉遵守先前的诺言，便无权要求他赔偿学费。假设普罗泰哥拉违背承诺，那他的学生便会发现普罗泰哥拉过去的教学并无大用，甚至更有可能反过来咒骂自己如此容易上当，居然错信老师的教诲会帮自己在法庭上赢得公众赏识、漂亮地打赢官司。即使过去对此学生“自己”而言，他对普罗泰哥拉的信心都是真的，也没什么值得安慰之处。事实上，他的确是错了，因为这份信念的真实与否，并非相对于个人知觉，而是取决于老师的态度—本以为老师会遵守诺言，结果他看重的反而是学费。但我们也无须为了找寻类似的例子而进一步去打击普罗泰哥拉的信誉。人对于何者对自己有益往往会犯错。身体不舒服时，医生对于如何让我们康复所做的判断，通常比我们自己的意见更值得信赖，这是因为医生的诊断比我们的看法更有可能是真的—不只“对医生而言”为真，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为真。
如果普罗泰哥拉不因既得利益而热衷于捍卫自己身为老师的资格，或许他会维持原先的看法而不加反对：人并不比猪更聪明，或至少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毕竟，今天有许多人摒弃“陈腐的白种欧洲男性”（Dead White European Male）的建议，将之视为狭隘政治偏见的产物。有一些人生病时偏爱替代疗法，而不是常见的西医。不过，一些较无偏见之人则会同意合格的医生与前述的白种男性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真实”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一种喜好罢了；选择如何看待世界是个人权利，无须把别人的观点强加在自己身上。然而特别的是，有一种看待事物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此，那观点即是“相对主义并不正确”。如果人人有权拥有个人意见，对于“真实不是相对的”这种观点，相对主义者能说什么呢？若此观点和其他观点一样站得住脚，说相对主义是错的便也同样是真实的。
只要主张相对主义便无法不自相矛盾。要么相对主义一定假或一定真，要么加上一些特定条件才能主张相对主义为真。但假如“真实是相对的”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不仅仅是主观意见，那在其他领域，真实为何也不仅仅是一种喜好？旅行者和人类学家的经验说，各种不同道德体系都同样能带来稳定快乐的社会。若接受他们的结论，则获致这一结论的观察方法也要一并接受。然而，这种方法若用在其他学科领域，却不一定会产生相对性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造访过东德西德两国的经济学家，从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可以轻易地断定计划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不如自由市场经济有效率。只要容许“真实并非相对的”这样的论调存在，随时都可以驳斥相对主义，即使是在相对主义本身的研究系统中也不例外。相对主义者想要鱼与熊掌两者兼得，但只要同时宣称“相对主义为客观事实”以及“真实并非客观”，必然会自相矛盾。不过，单是这样还算幸运，因为世上毕竟还有比相信自己是拿破仑更糟的事。我们大概不太想承认，像希特勒这类人有权拥有个人意见，或者说他的意见和其他人一样正确。
虽然将普罗泰哥拉的结论加以引申会导致自相矛盾，但他的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见解：任何真理都需要某种衡量尺度。真理并非就其本身而言为真，它必须放在某种思想体系之中，或依某种测试它是否为真的规则而定，即使客观的衡量尺度只有一种亦是如此。二加二的确等于四，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正确地使用加法，才会永远得到四这个结果。另一方面，一双鞋子对乞丐或国王而言或许价值不同，但无论是乞丐还是国王，鞋子价值多少都是一种“针对某人而言”的价值。在上述两个例子当中，真理的衡量尺度都外在于其所适用的范围，尺度对错好坏是另一个问题，答案也并非总是显而易见。若说衡量尺度所呈现的便是“真实”或“事物本质”也于事无补，因为如何得知事物本质正是问题所在。
这个问题放在道德价值领域则更显重要。人类依生长环境或所处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于是非善恶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在爱尔兰，即使孕妇的性命危在旦夕，堕胎仍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到了中国，因为控制人口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堕胎被视为道德义务。于是结论很容易变成：道德责任依人类所处的特定社会而定。很多人之所以宣扬对不同文化应保持无条件宽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然而，很多不同道德体系的存在并无法证明这种立场是对的，因为“宽容”也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其正确与否亦取决于文化差异。一旦我们推定还存在一个超越此标准的理论，便等于承认世界上种种个别文化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判断准则。同时，这种主张也包含自我矛盾的成分在内，因为像纳粹这种文化，我们并无法对其保持宽容态度。纳粹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道德体系，有它自己的对错标准、实践方式和历史渊源，只是种族仇视在此体系内却被视为一种美德。就我们的了解而言，西方社会所讲的文化宽容或许相当美好，但如果只能容忍与自己文化差异不大的别种文化，谈文化宽容似乎显得空洞而毫无意义。更糟的是，对于和自己文化不同的其他文化中我们不应该容忍的某些方面持容忍态度而视而不见。虽然如此，在观察世界上各色各样的文化之后，大部分人不得不认为应该对其保持宽容态度，尽量不受盲目爱国的沙文主义的影响。即使我们相信只有一种正确的道德准则（或至少是最好的准则），我们也很难肯定自身所处的文化系统刚好就是那一个。
然而，如果主张一切文化同样合理，等于在概念上否定了任何一种道德进步的可能。欧洲人在五百年前曾以道德的名义，彼此把对方烧死在火刑柱上。对于这样一种恶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加以谴责。如果今天世界上某个角落的文化再度流行这类习俗，我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吗？我们之所以对这种恶行加以谴责，是基于我们有对所有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来说何者为善的观念。虽然世界各地的文化颇有分歧，但仍不应忘记所有文化皆有很多部分相同。例如，很难找到一种文化将滥杀幼童视为善。此类行为如此罕见，一旦发现某个民族竟将任意杀婴作为习俗保留，我们该做的应是对此现象加以适当研究，而不是直接推断该民族将滥杀幼童本身视为美德。举例来说，也许他们相信众神要求小孩作为祭品，才能使庄稼兴盛。进一步研究后或许会发现，这些人渴望的和一般人没有太大差别，诸如健康、财富和快乐等，只不过他们达成目的的手段相当奇特（或者说是一种悲惨的错误）。
无论何时，只要两种文化彼此交会并讨论道德观，那么他们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两种不同文化的道德体系不具任何共通之处，道德对话根本无从开始。没有任何文化是一座孤岛。时至今日，要与新发现的社群建立道德关联，永远都有可能。就算是相互憎恨也有其共同点，因为这至少证明双方争论时想的是同一件事。同样地，如果没有彼此承认的温度度数来判定风或水是冷是热，也永远不可能产生异议。正因为我们都了解而且同意“冷”和“热”这些措辞，才能在某一具体情况中意见不同时发生争论。不同意与同意有时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当然，可能有些热带雨林的印第安人部族，在受到流行音乐歌手援助，也看到其他文化愿意出力后，宁愿保留其原始的自然状态，以坚果和毛毛虫为生，即使遭受瘴气之苦、长期暴露于大自然的恶劣气候之中也甘之如饴。如果他们情愿忍受这样的环境以保存自己的传统，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我们也该问问，这究竟是所有族人的共同选择，还是仅是领导者的选择（社会基本结构一旦改变，损失最大的便是领导者）。如果是族人的选择，也是世代相传的选择，那或许他们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与我们的没有共同标准；假如他们的传统还包括杀婴、乱伦和习惯性屠杀，那就更是如此。或许在有些社会体系中，这样的行为代表高尚的道德，但人类学家却从未发现。一旦哪天要是真的发现，而且这些习俗被证明也没有反映某些对神明或大地的错误信仰，那么不将这些习俗假设为该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假设在这个文化中不存在道德感，会是较为明智的做法。
普罗泰哥拉或许也会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任何人的想法都不能与别人协调一致，因为其中的内涵差异相当大。不过他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人类甚至无法相互沟通，因为沟通需要以共同点为基础。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得知事物真实的、客观的衡量标准为何，但如果我们因为某些观点是别人提出的就认为其不真而加以摒弃，我们将永远无法发现客观标准。这种态度不仅对他人的意见表现得毫无尊重，对于他们作为拥有思考能力的人也没有多少尊重。延伸阅读：
普罗泰哥拉：最伟大的“智者”
普罗泰哥拉活了大约70岁，是古希腊智者学派中最著名的一位。“智者”是以教授人们修辞为谋生手段的学者。在古希腊，修辞是希腊人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普罗泰哥拉也教人分析诗歌，同时，他教授语法和句法，并且是将语法和句法系统化的第一人。他宣称他同样可以教人美德，这在《柏拉图对话录·普罗泰哥拉篇》中有相关的记载。
据说，普罗泰哥拉本人是诚实而谦逊的，但他的一些学生就没有那么小心谨慎。他们用机敏的诡辩术赢得不公平的案子，并且使得“智者”这个词成了“狡诈”的同义词。因此，普罗泰哥拉在当时备受指责，因为他传授“如何使坏的事情看上去是好的”。据说他晚年因“不敬神灵”被控，著作《论神》被焚，本人被逐出雅典，在渡海去西西里的途中逝世。尽管他写过很多著作，包括《论真理》《论神》《反逻辑》，但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学者们试图通过柏拉图的两篇对话《普罗泰哥拉篇》《泰提特斯篇》和亚里士多德以及恩比利克斯所引述的部分文字来组合他的哲学思想。
普罗泰哥拉接受了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流变的思想，认为变动不居的感觉现象是真实的，万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但是他从这种朴素的感觉论走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断言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可靠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根据各自的感觉做出不同的判断，无所谓真假是非之分。因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是怎样。由此他又断定“知识”就是感觉，主张只要借助感觉就可获得知识。他根据这种观点对传统宗教神学提出了怀疑：“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
普罗泰哥拉的伦理思想也具有相对主义特征。他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作用和价值，表现出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后来成为人道主义的一个命题。普罗泰哥拉认为，人以自身的感觉获得知识，也以感性的欲望和私利的追求作为道德的标准。因此，道德并不神秘，正如技艺一样，它是人在从事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中的智慧的表现，它能调和家庭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城邦国家的事务。他指出，公正、智慧、节制等是人们必备的品质，人和人之间应以尊敬和正义为原则。他反对苏格拉底的先天道德论，主张“德行可教”，并力图证明德行不能凭天性或自发生成，而是一种可以传授并须经过苦心修养才能获得的品性。
芝诺和乌龟
归谬法的使用阿喀琉斯跑多快都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他每次赶上乌龟时，无论时间多短，乌龟都多少可以前进一些距离。归谬法不在于论证某个观点是否正确，而是突显出某个论调若是成立，其结果将令人无法接受。
高级酒吧里经常流传着一种怀疑：有恐同症完全不代表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恋，事实上，这是不知如何面对自己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时所做的一种掩饰。但如果对他人的憎恨是源于对自我的憎恨，我们同样可以举例说，三K党成员的性格中其实藏有受压抑的美国黑人那一面。以上这种嘲讽方式即是使用了所谓的“归谬法”，字面上的意思是“归于荒谬”之意。使用此方法时，目的不在于论证某个主张不正确，而是假设若是该主张为真，其衍生出的结论将令人无法接受。日常生活中，攻击别人的说法当然要比建立自己的立场容易，哲学里也是一样。某项政府政策或某桩操之过急的婚姻有何荒谬愚蠢之处，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看得出来，但若利用逻辑论证，一切过程便会加快许多。
第一位使用归谬法的哲学家是芝诺（Zeno，公元前490—前435）。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他是一位长得高大优雅的希腊人，约于公元前490年生于埃利亚。芝诺是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510—前440）的学生，巴门尼德教导他世上存在的一切“诸多”与“变化”之物，实际上是单一永恒的实在，称为“存在”。巴门尼德认为否定“存在”，以及想象“存在”会产生变化，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芝诺著作留存下来的大约只有两百字，不过似乎他在年轻时即完成了自己不十分满意的一部哲学作品，而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为流传，然而，他却因该书而闻名于遥远的雅典。柏拉图曾记载，巴门尼德和芝诺在大约公元前450年时一起造访该城，又在那里遇见年轻的苏格拉底。芝诺在雅典停留了一阵子，向前来听他演说的贵族收费。传说他回到埃利亚后便卷入政治圈，并策划推翻该城暴君尼亚库斯，结果阴谋尚未发动即遭逮捕，以叛国罪名被拷打致死。关于他的审讯过程有几种不同版本流传。其中一个是说，他并没有出卖同伴，反而供出了一些暴君的朋友作为共犯。也有的说，他咬掉自己的舌头吐在尼亚库斯面前，甚至还跳到暴君身上咬下了他的鼻子。不过这些故事和芝诺的哲学相比，可信度似乎还高了一点。
芝诺想要证明世界所呈现的多样性不过是一种幻觉，“现实”是由永恒不变的“唯一”组成。他否定一切时间、运动或任何多样性的概念。为了抨击人们习以为常的时空观念，他先假设这种观念为真，再不断加以推演至各种矛盾的地步。芝诺一生共留下40个悖论，大部分都已散失，但其中有三个悖论困扰了哲学家和数学家长达2500年之久。
芝诺悖论里最有名的是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的故事。由于阿喀琉斯素有“飞毛腿”之称，便让乌龟先往前推进十米。表面上看来，只领先这样少的距离对乌龟很不公平，但事实上却足以让乌龟赢得比赛。比赛一开始，阿喀琉斯迅速起跑，很快便追上了十米；这时乌龟却只前进了一米，阿喀琉斯接着一步便赶上了。然而，乌龟也在阿喀琉斯赶上时又前进了十厘米。阿喀琉斯虽然一下子便追上十厘米，但乌龟此时又往前进了一点。等到阿喀琉斯追上后，乌龟则又往前了一点点，即使距离已相当接近。芝诺认为，无论阿喀琉斯跑得多快都永远无法追上对手，因为要追上之前得先拉平和乌龟的距离。但这永远不可能，因为阿喀琉斯要赶上乌龟先前所处的位置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不管时间多么短），而乌龟即可趁机前进那么一点。虽然两边的差距越来越小，但绝不会变成零，因此乌龟会永远领先对手。
或许阿喀琉斯会觉得泄气，但赛跑场地还有另一个悖论，可能会让阿喀琉斯的信心跌落谷底。为抵达终点，阿喀琉斯首先要跑完全部路程的一半，之后又必须跑完所剩距离的一半，而最后的那四分之一又可以分成两半，不断细分下去，似乎永无止境。为抵达最后那一点，阿喀琉斯必须经过无数个一半。既然每个一半都有一些长度，要经过也需要花些时间（无论时间多短），若要跑完全程，势必花上无限的时间。但也不知幸或不幸，阿喀琉斯其实根本不必担心要跑到何年何月，因为根据同样原理，他永远不可能起跑。前面一半的跑道同样也可无限细分，阿喀琉斯若要跑完全程的一半，必须先跑完四分之一，若要跑完四分之一，必须先跑完八分之一，依此类推，也是无穷无尽。由于无限细分的结果，他要离开起跑点就需要花上无限的时间。
如果从飞箭悖论来看，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抛在一边，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物体可以移动。飞箭在空中可细分为许多“瞬间”，那可能是时间最小的测量单位。如果飞箭在任何瞬间中移动，表示它从这个瞬间的某处开始，而在另一处停止。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谈论这个“瞬间”的必要了，因为这段时间仍可进一步细分。一旦找到真正的瞬间—依定义无法继续细分的时间，那么它便是无法发生运动的最短时间单位。然而，这便意味着飞箭从未移动，因为“没有移动”的瞬间就算数量再多，也无法加总成为移动。既然飞箭没在任何一点移动，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当然也不曾移动。
飞箭悖论是众多悖论中最容易解决的一个。运动需要时间，如果抛开时间不谈，而用“瞬间”来取代，那等于也否定了运动。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飞箭可能不会在某个特定瞬间移动，但只要将运动定义为“物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在不同地方”，它仍然可以移动。但涉及阿喀琉斯和乌龟的悖论可能稍难一些。芝诺主张，只要将可以再细分这种概念拿掉，这些悖论仍可加以避免。他认为，要是这样有违常识，那是常识自己有问题。然而，像芝诺一样用另一个荒谬取代原本的无稽，显然是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公元前5世纪时芝诺与同时代哲学家所没有的数学工具来避开这类困境。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一段距离由无限个有限部分组成，这段距离本身必然为无限的假设根本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建构一个数列从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一直不断往下累加，大部分数学家都会承认最后总合为一，而非无限。因此，在空间中无限细分没什么不可能。同样，要于有限时间内穿越赛跑场地的无限部分也没什么不可能。所以，在阿喀琉斯尚未被飞箭射中脚后跟之前，他就可以离开起跑点，毫无阻碍地超越乌龟。
芝诺对于归谬法的使用算是相当充分且全面的，因为他从一组信念出发，进而从逻辑上推衍出了各种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不过，要合理使用归谬法，也不是一定得提出悖论才行。不充分的归谬法所衍生出的推论或许只是令人无法接受，而不是违背常理到不可能的地步。例如，反堕胎的哲学家对于赞成堕胎的道德体系可能会加以排斥，即使从未以公开方式表示赞成。或者，某些政治理论家可能会摒弃激进的革命，因为它可能让人将无辜者的死亡视为达成目的的合理手段，即使其拥护者并未将屠杀的权利视为核心原则。就此层面而言，归谬法仅是一种论证技巧，因为你觉得荒谬的，别人不一定也如此认为，问题反而会落在道德偏好（如堕胎）之外的纯粹逻辑领域。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偷窃之所以是错的，原因在于此类行为无法加以普遍化。换言之，如果人人到处偷取财物，就会让偷窃赖以存在的“私有财产制”无所立足。这个归谬法论点或许无法说服每个人，但至少可以说服窃贼。在美国作家约瑟夫· 海勒（Joseph Heller，1923）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中，故事里的英雄约瑟连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当他拒绝飞行，不愿再进行任何炸弹攻击时，指挥官问他：“如果大家都拒绝飞行，结果会如何？”约瑟连回答：“那么我要是和别人不同，就是该死的大傻瓜。”归谬法之所以有效，大部分取决于一些大家皆认同的可笑想法。
极端状况下才会产生的荒谬现象，是否可用来抨击一般情况下视为真实的信念？这个问题对各种归谬法而言都同样重要。例如，许多人相信偶尔使用大麻并无大碍，反毒法等于侵犯个人自由。而反毒团体一贯的说法是：如果法律允许人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社会便会瓦解。这个说法或许没错，但社会瓦解这个结果却和偶尔抽抽大麻相去甚远。日常生活中，过于极端的论点通常容易为人诟病，归谬法也因此较不具有说服力。大多数情况下，归谬法越极端，结论越不易为人所重视。之所以如此，嘲讽的成分可能大于轻信，因为归根究底，似乎没有什么观点是无法被化约为某种荒谬形式的。
也有人希望抵挡归谬法的到处肆虐而宣称一般人的信念并非哲学思维—换言之，他们想的只限于特殊的情境，而不是层级较高一点的普遍状况。因此，说明了恐同症的原因也不必然便是说明了其他各类憎恨的原因。对恐同症者为真之事，对进行种族迫害的激进分子而言或许并非如此，尽管这两类人有时可能完全是同一群人。然而，替某种观点进行辩护，也就等于在替那些用来建构此观点的方法进行辩护。在前面的案例中，“对他人的憎恨乃是源于对自我的憎恨”便是一个并不可靠的观点。总归一句话，归谬法若要成立，必须正反两方都同意哪些结论“无法令人接受”。既然如此，对于主张将不易上瘾的毒品合法化的人来说，归谬法大概永远无法说服他们。延伸阅读：
爱利亚学派
芝诺是古希腊爱利亚学派（Eleatic School）的哲学家之一。爱利亚学派是公元前6—前5世纪在南意大利城邦爱利亚形成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色诺芬尼（Xenophane）、巴门尼德（Parmenides）、芝诺和麦里梭（Melissos）。
色诺芬尼是爱利亚学派的先驱，据说他是巴门尼德的老师。他是最早反对以神灵的名义随意对事物进行解释的人之一，并且寻求能使物理力与观察相符合的自然解释。他批判了传统神话的神人同形看法，提出“神是一”的理论。他嘲笑人们按照人的形体、性格、容貌和语言描绘神的形象，还批评了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和赫西俄德（Hesiod），指责他们用人类的缺点描述神，把有违神美德的偷盗、通奸和欺骗行为加在神的身上。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心目中的神都是黑皮肤塌鼻子，而色雷斯人则认为他们的神是红头发蓝眼睛。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能塑造神的话，它们造出的神就会是它们自己的样子。色诺芬尼的思想为巴门尼德的哲学和爱利亚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对后来的哲学和宗教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巴门尼德是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影响反映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其中《巴门尼德篇》最为有名。他的著作只有一首标题为《论自然》（On Nature）的不完全的长诗留存下来。
巴门尼德说：“如果我们能够思考、谈论某物，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思考并不存在的事物。当我们思考过去的事物时，它们一定依然是其所是地存在着；当我们思考将来的事物时，它们现在一定存在着了。”因此，巴门尼德推断说，变化是一种错觉，事物作为永恒的所是而继续存在着。宇宙一定是始终如一的，运动是一种错觉，因为在物体之间没有虚空。
作为巴门尼德的学生和朋友，芝诺捍卫巴门尼德的学说，并与之共同进行政治活动。他的著作现在仅存四则残篇，其中最重要的是否认运动的“四个悖论”，涉及运动和静止、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矛盾。为了巩固巴门尼德的学说，他提出了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巴门尼德认为，真实的存在是一和不变的，所以芝诺否定多和运动，并试图运用归谬法来证明多和运动是不可能的。
芝诺否定多的论证大致如下：（1）如果“多”存在，那么它一定既是无穷大又是无限小的；（2）它一定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数目。在他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中，“阿喀琉斯和乌龟”和“飞矢不动”最为有名。
芝诺的论证可称为无限可分的悖论，或者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芝诺发明的辩证法的一部分。辩证法的观念在芝诺的哲学体系中是重要的，就如同在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柏格森（Henri Bergson），以及爱因斯坦的哲学中一样。对他们来说，这种辩证法展示了我们时空观重要的内在矛盾。芝诺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他的论证，为后来的哲学家首次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
麦里梭是否到过爱利亚、见过巴门尼德，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属于爱利亚学派。他和芝诺一样，以捍卫巴门尼德学说为己任。不过芝诺用反证法，而麦里梭则从正面直接论证“存在”是“一”。他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学说，否定了巴门尼德关于“存在”是有界限的、像球形的观点，提出“存在”是无限的论断。他认识到，假如说“存在”是有界限的，就得承认在它之外还有别的存在，或者还有个虚空，这就同巴门尼德的学说自相矛盾。如果说“存在”像球形，就得承认它有形状、有量度，也就要承认“多”。这显然不符合“存在”是“一”的观点。这样，麦里梭便将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贯彻到底了。
苏格拉底的探问
借由询问发现真理若是立论能前后一致，那么就等于找到真理了。如果我去应聘保险公司的工作，自己却喜欢披头散发或穿鼻环、舌环，要符合一致的意思便是说，要么彻底改头换面，要么另谋高就。
令政治家高兴，却让哲学家懊恼的是，只要不经过理性推论，任何事都可以轻易说服普罗大众。然而，像普罗泰哥拉和高尔吉亚这类古希腊辩士，他们的听众接受度则更高。对于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来说，没有什么娱乐比聆听伟大演说家的辩论更吸引人了。为了参与当时的民主政体，在专业辩士门下锻炼修辞之术是年轻贵族教育必要的一环。今天的政治阶层摒弃了传统教育的优点，仅将辩论技巧加以保留，实在令人遗憾。目前统治英国的工党会在举办特训的周末将想要成为竞选助选者的人送到某处，让他们学习如何避免回答过于直接的问题。进阶练习中包括一项面对面的测验，应试者只需回答“何谓时间”这个问题。如果他可以就这一话题持续谈论15分钟而回避掉答案，他就可晋级下一轮。没有人会透露下一轮要考什么，就算有也最好不要随便相信。这群伪善者虽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练习说话技巧，但碰到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可就遭殃了，因为他可说是发现或重新发现禁锢辩士之锁的人。他提供的思想方法便是今天知名的苏格拉底方法—一连串持续不断的问题，用辩士自己的话语及其承认之事来瓦解辩士原本所持的立场。
苏格拉底是个天生的思想家。他可以赤脚在雪地上深思数日，或者就像有一次正要走进朋友住处之际，却停在门槛上数小时之久，安静地沉思哲学问题。由于体格强健，苏格拉底早年还是一名士兵，而且自诩酒量很好。他70岁时过世，留下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显然仍在襁褓之中。苏格拉底也因其貌不扬而闻名。曾有一位善于相面的旅行者告诉苏格拉底，他拥有一张足以犯下任何罪行的怪兽脸，结果这名哲学家回答道：“你真是了解我啊，先生！”其他人可能宽厚一点，像年轻美男子亚西比德便将苏格拉底比作丑陋无比的赛利纳斯雕像，可以像它那样公开展示其内在美。亚西比德显然认为这样说可以讨好苏格拉底，结果不过是证明了希腊人脸皮之厚令人自叹弗如。
如果有什么能弥补他在外貌上的不足的话，那就是苏格拉底不管在什么场合出现都能充分带动谈话的效果。他会请对手考虑到他年纪已大，提问题时尽量简单扼要，以免他摸不着头绪。苏格拉底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围观的群众能否专注。一般人若要充分受惠于他的思想，必须学会如何倾听。该全神贯注的是答案与问题的内涵，而非仅对其华丽的辞藻赞叹不已。对今天的辩论家而言，如何借问题表达个人立场已是一种为人熟知的辩论策略。但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公认为西方哲学的创立者，并不是因为他的修辞之术。苏格拉底的目的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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