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罗斯）科斯敏斯基 著,郭守男 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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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史学史试读：
中译本前言
科斯敏斯基院士所著《中世纪史学史》，在苏联国内和国外都受到重视。这不只是因为它能代表一家之言，更主要的还因为它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述内容从奥古斯丁起，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十九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这部分内容，则另有莫斯科大学古特诺娃的续纂本。书中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才有详细的论述，以前的部分没作为本书的重点。
作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还没牢固建立时，来讲授中世纪史学史的，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在学术领域内所承担的战斗任务，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当时已有列宁格勒大学瓦因什坦的《中世纪史学史》问世，而作者的开创之功，应该受到尊重。
像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本书也存在些不够完备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应满足于接受别人现成的科学研究成果，尤其要努力深入钻研，使本学科继续得到提高和发展，迅速改变我们的落后面貌，并把它逐渐推进到应有的现代水平。
我们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大不相同。我们是面向世界。从作者逝世（一九五九年）迄今，世界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各种史学流派，也比作者当时要多得多。这就要求我们提高鉴别能力，吸收其中合理的部分，使之为己所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史学史，而不是未经科学检验，就轻率地接受或否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应当成为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书中明显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评价兰克中批判的篇幅过多，反之，对其史学中存在的积极意义却没提到，不免失之偏颇。“兰克学派在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抽象推理、空疏论证，提倡尊重史实、尊重史料诸方面即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36页，谭英华文）。这对于我们不难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总之，本书不失为一部马克思主义中世纪史学史的奠基之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关键在于我们坚持正确对待的态度。
中译本主要由尹曲、陶松云组稿，书中凡未署名的各讲都由我进行过校对。作为定稿人，主观条件不完全具备，由于集体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勉为其难。如果学术上出现错误的话，都不应由其他校译者来负责。郭守田一九八五．十．十七于长春
编者的话
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斯敏斯基院士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近四十年之久，已于一九五九年逝世。他这部中世纪史学史教程是初次发表。
叶·阿·科斯敏斯基曾用这部教程为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中世纪史专业的学生授课多年（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略有中断），当时他正领导莫斯科大学的中世纪史教研室。
中世纪史教研室集体主动承担了这一出版任务，以唯一保存下来的叶·阿·科斯敏斯基的演讲速记记录为基础，这份记录稿使他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一九四〇年五月暂时中断的该教程第一次讲座得以再现。
发表的这部教程包括西欧中世纪学的历史，从公元五世纪初（它从研究中世纪史学的鼻祖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开始）到十九世纪中叶。不过，作者对于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史学，仅得以用法国和德国的材料来研究。此外，从序言中可以看出，叶·阿·科斯敏斯基在着手讲授这部教程的时候，本打算把中世纪学的历史一直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还准备用大量篇幅来批判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史学，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中世纪学，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最反动流派，他还打算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历史著作和苏联中世纪学的成就加以评述——略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这一领域里的历史。遗憾的是，疾病，接着又是战争，妨碍了叶·阿·科斯敏斯基去完成这一庞大计划。就是在战后的年代里，他也因忙于其他研究，未能认真地继续研究这部教程，甚至连那现成的速记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未及准备付印。
结果，这部教程在某些章节没有完结，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带有草稿的性质。即使如此，这些讲义作为构建一部概括的、系统的中世纪史学史教程的首批成功尝试之一，对于苏联读者仍不失其重大意义。
叶·阿·科敏斯基是苏联中世纪学界研究中世纪史学史的发起人和热心人之一。除本教程外，后来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史学史的重要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在很多方面对这部未写完的史学史教程作了补充。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叶·阿·科斯敏斯基对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①初的俄国资产阶级中世纪学尤为注意，对当代资产阶级史学的最反②动流派进行了锐利的批判。同时，他还为年轻的苏联中世纪学做了③许多宣传工作。
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八年，当叶·阿·科斯敏斯基着手讲授所发表的这些讲义时，他几乎不得不白手起家，因为当年对史学史几乎没进行过研究，在苏联高等院校里还不曾讲授过这类概括教程。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自建教程，并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为自己的听众彻底而系统地讲述了以往的史学。
在第一次讲授这部教程之后的二十年间，许多中世纪史学史的专④著和论文使得苏联书籍丰富起来。这些专著和论文在某些方面补充了叶·阿·科斯敏斯基的结论，并使他的定义更准确，有时还对史学史的个别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一九四〇年，奥·勒·瓦因什坦的中世⑤纪史学史简明纲要问世，此书内容写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止。
但是，因为所发表的苏联伟大历史学家的这些讲义在当时具有研究性质和革新性质，所以直到今天仍保留着它们的科学价值和思想教育价值。它们的特点是，对以往的历史学家的精辟分析、鲜明的独特评论与广泛概括相结合。这部教程以马列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对以往史学持批判态度，并将其阶级基础揭露无遗，这部教程并没有把史学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充满了丰富的真实材料，尤以极大的历史可靠性见长，对史学发展中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划分得一清二楚。叶·阿·科斯敏斯基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历史，不仅以中世纪学为基础，而且多少也以古代世界和近代的史学为基础，而主要是与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发展相联系。在整个教程中，作者对研究方法的发展史（其中包括对史料的评价和处理方法）都给予了注意。
在出版这部教程的时候，莫斯科国立大学中世纪史教研室遵循着要把这部重要著作变成广大历史工作者的共同财产的意愿，教研室集体认为，这部教程是中世纪史学和历史科学的宝贵参考文献，不仅所有的中世纪学学者兼历史学者（其中包括专攻这个领域的大学生）可以使用它，其他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也可使用它。此外，教研室集体把这次出版工作看作完成编撰一部讲述至今的、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中世纪史学史教程这一迫切任务的开端，并把在近几年内筹备一部在年代上承接我们发表的这些讲义的、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中世纪学历史的新著，当作自己的责任。
叶·阿·科斯敏斯基这些讲义的付印准备，需要大量的编辑工作。作为此次出版基础的速记记录稿未经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仍保留了口头讲授的全部特点。
为使本书具有实践和教学价值并符合当代读者的需要，编委会对讲义进行了文字校正。但是，编辑人的任务不仅是要保留叶·阿·科斯敏斯基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且要保留他素有的风格特点。编者所加的按语和补充，一如惯例，并未放在正文里，而是放在脚注里。
编委会不得不对原文加以删节，其中是因为叶·阿·科斯敏斯基出于教学法上的目的，在每一讲的开头总要很详细地重复前一讲的主要结论，作者对史学某一个流派所做的概括，被分散在某讲的不同部分或分散在不同讲里，在编辑时将它们尽可能地集中在一处，力求避免重复。此外，为减少本书篇幅，在某些情况下把个别与讲义主要内容无关的段落略加删节。因为速记稿中各讲之间的划分不都是依据讲授内容而定，却常常随其讲授日程表而定，编委会为使其与内容相符，将该教程重新划分为若干讲，这样，把速记记录稿的三十四讲编成了二十九讲，单独地分出一篇绪论。
在编辑时，补充了本教程速记记录稿中所没有的参考资料。对讲义中所提及的历史学家生卒年月，凡正文中没指明的，一律加进去；如果某些历史学家的传记材料在速记记录稿中没有，则放到注释中去。在注释中对历史著作俄文、外文名称和出版年代也加以校对，凡作者在讲义中曾引用过的书籍及引文都作了核查。
编委会对讲义此次出版加了许多解释性和补充性的注释，这是考虑到在叶·阿·科斯敏斯基讲授本教程之后所发表的中世纪史学史的苏联文献，还加了一个简明书目（供全教程用的和各单元用的）。
参加编辑叶·阿·科斯敏斯基这本教程的除编委会成员外，还有历史科学硕士勒·姆·布拉金娜和克·诺·塔塔丽诺娃。
参加编参考书目的有在中世纪史教研室就读的研究生、大学生及教研室资料员勒·德·别斯帕里柯和斯·勒·普列什柯娃，后面两位还协助做了讲义付印的技术准备工作。
编委会感谢所有参加教研室的这一重要集体工作的同志们。
弗·阿·柯岗—别伦什坦教授曾提供关于本教程的补充手稿资料，为附印叶·阿·科斯敏斯基的教程，她也曾协助编委会做了讲义付印的准备工作，编委会谨在此致以谢意。编委会【注 释】
①见他的论文：《英国土地史和俄国的历史学派》，载于《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和哲学版，1945年第2卷第3期；《西方中世纪史研究（俄国历史学家文集）》，载于《苏联科学院通讯》，1945年10—11期；《特·诺·格拉诺夫斯基的生平和事迹》，载《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4期，等。
②例如，见他的论文：《日耳曼种族主义者所描述的中世纪》，载《反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历史伪造》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载《历史问题》，1957年，第1期）；《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历史哲学》，载《反对伪造历史》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等。
③例如，论文《苏联中世纪研究的总结》，载于《苏联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5期；《二十五年间的中世纪史研究》，载于《苏联历史科学的二十五年》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42年版；《苏联历史科学中的西欧封建主义基本问题》，载于《苏联代表团在罗马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年会上的报告》一书，莫斯科，1956年，等。关于叶·阿·科斯敏斯基著作，1956年莫斯科版《中世纪》论文集第8册中他的著作目录有较完备的报道。
④所有这些专著与论文在本教程相当篇章所附书目里被予以指出，书目里还指明近年来出版的苏联学者关于哲学史、政治和经济学说史等概括性的集体著作，以及涉及叶·阿·科斯敏斯基讲义所谈时期的历史思想、社会学思想、发展问题的著作。
⑤见奥·勒·瓦因什坦：《与中世纪开始到当代的历史思想发展有关的中世纪史学史》，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白玉译）绪 论
在开始讲授我初次担任的这门中世纪史学史课程时，我深感这一任务的复杂和所肩负责任的重大。
首先，我想就这门课程的任务和范围说几句话。《中世纪史学史》这门课的名称本身，也许就得稍加解释。史学史，这本身就是历史的撰写过程，当我们言及史学史时，就是指对历史学家们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加以评论。这门课程应从历史的观点上给我们讲清撰写历史的历史，也就是历史科学的发展史。为此，这门课才如此称呼。但是，《史学史》这一名称对我来说是未免过大了，我看还是把这门课程叫作《中世纪史学史》为好，这样稍欠准确，却更习惯一些。
史学史这门课程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也不敢说能全部解决。我更多只能作一个史学史大纲，而不是一部完美的教程。我把这些讲义当作一部教程初稿，还有待于继续加工。
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对以前的历史思想体系，首先是资产阶级科学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作批判的研究。当然，在本教程的许多篇章里，也将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但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科学的历史给予批判的叙述。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史学史是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部门，它总是涂着政治色调，被各种途径或明或暗的办法装扮起来，我们从这门科学中所摄取的宝贵东西，也难免掺杂上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批判地对待史学史的材料，便是对这门课所提出的首要要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揭示曾推动以往的历史学家建立各种思想体系之阶级动机。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概念与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教程应能揭露某一个历史学家在何等程度上代表资产阶级历史思想某个流派，并从这一观点出发，指出批判他的观点的途径。
每一个时代都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念和对待过去的态度，其中包括对待中世纪这样的时期。这种态度是由时代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总合，首先是由显示这个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因此，不仅政治性的攻击文章和政治理论是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武器，就连历史科学也是。
但是，不应把史学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理解得太简单化了。当然，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统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它的内部也在进行着一定的斗争。其中，在资产阶级时代，一方面应考虑到封建主义的残余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考虑到中间阶层，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影响，还应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出现，无产阶级已创立了自己新的革命思想体系，还应考虑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适应自己目的而阉割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企图。总之，我们面临着意识形态影响的复杂局面，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此外，不应认为阶级斗争只在历史科学中反映得最清晰、最明显，其实它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社会学领域或哲学领域里表现得更为完全。时代的伟大斗争，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脑海里经常被反映得变了样。因此我们不应脱离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总思潮去研究史学史，纯粹的史学史是对某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加以评论，如果我们不将它与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总思潮联系起来，对于批判的方法来说，既得不到什么圆满结果，也得不到足够的材料。当然，当我们谈及中世纪史学史又把它与该时代的社会思想总发展联系起来时，①就不可能只恪守在中世纪学的范围之内。显然，能完整地标志某时代史学史特点的那些最重要流派，不仅在中世纪学学者的著作中，而且在古代史和近代史专家的著作中也反映出来。所以，我想预先申明：在这部教程中，中世纪史学史不能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史学史毫无联系。再者，我主要还得涉及所研究的一些历史学家的共同观点，他们对整个历史（其中包括对中世纪）的观点；还将涉及他们著作的方法，但是，如果它们与共同问题直接无关，我也未必能研究这些专门问题。这里，我也不想把诸如中世纪庄园史或中世纪城市史，或英国革命史，或尼德兰革命史等专题纳入史学史，因为这都是专题课的任务。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本教程所面临的批判任务和论战任务，特别是那些距当代愈近便愈复杂化了的任务。史学史教程应对每一个历史学家、每一个历史学派给予评价；它应坚决揭露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局限性，揭露资产阶级观念的矛盾，内在的谎言和经常而且公然的无良心。最后，它应指出历史科学中一切最反动的歪曲的赤裸裸的丑行。教程不仅应教会我们从资产阶级科学中摄取所能提供的宝贵东西，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教会我们去其糟粕，揭露蓄有敌意的东西。我们愈往下讲，与敌人打交道的机会便愈多。
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产阶级史学史一笔勾销而不顾及它的成就，那当然是件蠢事和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史学史的阶级内容和政治思想内容，这仅仅是历史科学的历史的一个方面而已，尽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过，史学史不是只对社会斗争作或多或少的适当反映或纯粹的政论。它同时还有一定的研究方法，依据一定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客观地认识以往，尽管它常常浑似反科学的政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会失去自己的价值。对我们来说，更宝贵而重要的是要扩大史学史所引用事实的范围，使方法精益求精，使研究技术发展。这就是可以向前辈历史学家学习的东西。
我应该指出，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史的著名代表人物、学者（他们也真不愧学者之称）尽管有方法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但还是使历史研究方法得到改进，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基础，积累了新的事实。史学史中的这一方面我们不应忽略。史学史永远是时代的社会思想的反映，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一下，与史学史平行发展的同时，历史工作方法是怎样精益求精的，历史研究更精确的方法是怎样被采用的，便于研究的史料领域是怎样扩大的，新的材料是如何吸收来的，怎样开始从新的观点来研究史料的。对史料的批判态度随着历史科学发展的程度而加强。新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法和分区法等等）被采用了。同时，在研究技术（历史研究的方法）的发展方面，我们不仅要指出它的上升时，还得指出下降时，直到当今它在某些资产阶级国家里（那②里的文化正在法西斯主义的土壤上腐朽）完全蜕化的背景。我们见到，每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要回避不利的问题或为自己的目的而寻求歪曲答案时，他们忘记正确研究方法是何等屡见不鲜。
我们还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的技术和研究方法论这两个方面往往分道扬镳，这一分歧有时造成科学中悲惨的、啼笑皆非的状况。
因此，研究历史的史料学基础的扩大过程，完善史料的评定方法和完善研究方法也是我们这门史学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任务之一。
历史科学的历史较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里，在评价每一单独历史家的或每一单独的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常常还得完成新的工作。
还必须说明一点，研究如史学史这样的问题，按照某一时代的大历史学家们的指导线索来行事，总是容易多了。但是，这种方法往往不能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完整的图景。大历史学家在最显著地反映整个某一时代的社会思想状况上，并不总“高人一等”，就是说那些具体研究、科学方法的制定，积累史实等工作也不只是由大历史学家们包办的，而往往是以小规模的学者们集体工作的形式来完成的。在一个时代的历史杂志和历史论文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往往绝不是在某一大作家的著作中反映得最清晰。我们这门课讲得离现代愈近，我们便愈多地从许多史学流派的共同气氛中，从期刊和争论中而不是从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察觉到历史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向。
对于较早的时代，我们不管乐意与否，也得循着高大的路标走，这些路标就是大历史著作家。这与其说是一种正常的方法，还不如说是我们教程结构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
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非常困难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这门史学史课程也正应从这个问题开始。从本质上说，它从下述时间开始是正确的，即：当中世纪史第一次被认识成目前这样的时候，当中世纪史开始与近代史分庭抗礼，中世纪也被给以固定特性的时候，当中世纪作为一个特定时期这一概念出现的时候，文艺复兴即人文主义时代便是这个时代：当时，人文主义作家在奠定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同时，开始把中世纪作为一个区分古代文化与文艺复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对立。菲特就是用这个时代来标明作为一门科学的学③科的历史开始年代的，他是一部最认真的史学史著作的作者。这就是一定的创立。人文主义的史学对后来一切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独特方法和他们的历史思潮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历史学家那里，或者说，在意大利，感觉得十分强烈，他们的历史思潮在十九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那里也可感觉到。
但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体系本身和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用这个时代来与中世纪（即十四—十五世纪以前的时期）作对比本身，只有我们对这一更早时期史学形成一种概念，才可被理解。为了理解十四—十五世纪那些与更早时代的编年史家相对立的历史作家，必须对这种世界观和在更早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著作有个概念。诚然，在史学史中对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有过轻视态度。在这个意义上，④指出伯伦汉及其关于历史方法的著述或拉什的重要著作《历史的批⑤评的发生和发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们二人都否认中世纪历史学家有过什么历史方法。
在他们之前，早就有位博克尔对中世纪历史学家们及其人为的谱系而嘲笑他们，断言似乎批判主义根本不是这些历史学家的固有属
⑥性。
这并不十分中肯。以后我会向你们指出，中世纪的历史家是采用过一定的历史批评方法的。如果说这种历史批评很幼稚，很软弱，不足以使我们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名副其实的科学著作来谈的话，那么这也不能剥夺他们被我们注意和研究的权利。此外，在我们这门史学史教程中，不仅要谈科学的历史，还要谈到反科学的历史，即使我们研究到历史科学的极盛时代也是如此。因此，以上的判断绝不能成为把中世纪历史家真正地排除在史学史课程之外的论据。
另一方面，认为史学史教程一般应从晚于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开始，这似乎言之有据。因为我们所理解的中世纪，比在人文主义者那里曾有过的、直到当今还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解稍有不同。我们把中世纪时期与封建生产关系在西欧的统治时期联系起来并⑦直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止。从这一点出发，把我们的教程从十八世纪的史学开始，即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代开始还是最正确不过的，其时已开始科学地研究历史，其中包括中世纪的历史。但是，如果将我们的教程从启蒙时期、也就是从十八世纪开始，那么不研究前几个时代，即人文主义时代、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家，就很难理解这一时期的史学。因为历史科学是沿着论战的道路发展的。一切历史巨著都是为了反对某些其他历史观的。
因此，解决关于史学史教程从何处开始的问题，切不可简单从事。
在总结上面针对这个问题所说的一切时，我想还是从中世纪史学史（五—十四世纪）开始这门教程在方法上是最正确的，也就是从这个时代的历史家如何理解和评价他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他们把这个时代摆在世界史中的什么位置上开始。但是，详细研究这一切问题会需要过多的时间，那样我们就未必能在本教程中越出中世纪前半期的范围了。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这门教程作如下安排是比较合适的。我当真从中世纪的头几个世纪开始，但不在这个时期上多纠缠，只是以几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限而概括地评述这一时期的史学；然后，转向更详细地研究人文主义时代的历史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较晚的时代，集中到十八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不过，在从中世纪历史家讲起的同时，还得考虑到，他们实质上在颇大程度内依赖于古代作家，是仿照古典的模式而构成自己的学说的。遗憾的是，在本教程中对这方面不能详细提及，我们只能顺便涉及它一下，评定个别历史家，尽管古典史学不仅对中世纪的历史家有影响，而且对当代的历史家有时也继续发生影响。
我们这部史学史教程只谈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家，中世纪东方的史学史不在其内，作这么一个限制也是迫不得已。本应该把它包括在内，因为研究西方中世纪的科学的发展也不可能与研究中世纪东方的史学完全脱离，但我是力不从心。我们多少只包括些拜占庭的历史，这本是一门专题课，在教程末尾，我打算离开本题而涉及革命前俄国和苏维埃时代西方中世纪的研究领域。当然，我不能在这部教程里涉及俄罗斯历史的史学史的发展问题，但是我认为，指出革命前俄国史学和苏联历史科学在研究西方中世纪的领域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还是应该的。⑧
这就是我在准备这门史学史教程时所拟大纲的计划。
尽管本教程所承担的任务有这一切限制，但是这些任务也够广泛了，因此我不敢很自信每一章节都能使我的听众十分满意。它们也不能时时使作者本人满意，我常常被迫面对一些很少被研究过以及还全然未被马克思主义科学触及过的问题。前已申明，我是第一次讲授这门课程，从材料涉及的广度和劳动量上说，这门课是特别难，因为准备每一讲时，我都得研究材料。因此，教程中的某些缺陷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必须指出在编撰这部教程时可用的一些共同的参考书目。我们暂时还没有一部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史学史教程。资产阶级史学史中也没有一部公认的教程，那里只有史学史的泛读教程。首先，我要提名的是已提到过的艾·菲特的著作——《近代史学史》。这是一部纲要，里面有十分丰富的材料，历数了一、二流的历史家，并附有他们的传记材料、评论和著作一览表。
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枯燥的著作，很难读，主要可用于查询。尽管菲特试图在历史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定的连贯性，把历史学家们分成一系列学派，但是在他的著作中，这些学派的相互关系说得很不明白。菲特划分学派本身常常带有人为的性质。此外，菲特只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史学史作了详尽的表述，而对较后的时期则非常粗略。
人们常常称赞菲特，说他异常公允，说他似乎能超脱任何党派或阶级的好恶。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菲特的书写得充满自由主义精神，但它根本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书，更确切些说，是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只就菲特有意识地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便可看出。他这部书共计785页，谈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总共才七行，还是用小号铅字印的，这且不说，在这几行里还断言，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本不存在。菲特写道，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历史理论，但根本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史学史，好像马克思主义者没写过什么历史书籍。即使考虑到菲特这部著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他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派有相当的了解；但是，无论怎么说他当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总该是了解得不错的。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忽视，无论如何不是偶然的，怎么也不能证明作者是不偏不倚的。
总之，我认为，菲特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部史学史教程，不如说是一本工作中可以使用的参考资料。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一书和菲特的著作相差不⑨远，它主要也是参考性的，况且也未越出十九世纪史学史的范围。有一部集体著作《五十年来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对最近五十年间的⑩史学作了概述。还应指出一部书，就是里特尔的《从最重要著作来⑪看历史科学的发展》。书中对历史观念的发展作了尝试，如作者主要谈到在历史科学中他所认为的几个最大的人物，实质上他是从整体上忽视了这门科学的发展。他的选择一直引起争议。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保守的，他在称马克思的观点为“片面”的同时，用“最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抗衡。
在俄文的中世纪史学史文献中，可以指出德·诺·叶果罗夫教授的⑫石印讲义，那是他为莫斯科高等女校授课而编的。讲义生动、有趣，试图把史学史与社会思想史科学地联系起来，但这种尝试具有非常表面化的性质。有时，作者还受到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反动思想的影响。
我还可以指出一本书，就是勒·尤·维彼尔的《十八、十九世纪的⑬社会学说和史学理论》一书。它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但只对中世纪史学史一个部分。它的书提供了许多关于启蒙时代，尤其是十九世纪初欧洲反动时代的宝贵东西。其实，维彼尔只搞了一个中心问题，即进步思想问题，即进步思想在史学中的发展。这本书的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有争议的。在普·格·维诺拉多夫的⑭《中世纪史讲义》教程、还有阿·诺·萨文关于十一—十三世纪和十四⑮⑯—十六世纪历史的石印教程和诺·阿·奥索钦的《中世纪史》教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对史学史都作过简短的概述。
还可以推荐一本旧的，但非常详尽的著作为参考材料，那就是右⑰派黑格尔学者勃·奇切林的《政治学说史》，其中详尽地讲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
在结尾，我还得再强调一次：以上我列举的所有著作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本教程的研究中，它们只能作为事实材料和参考材料⑱来使用。（白玉译）【注 释】
①资产阶级研究家们照例都把历史科学的历史与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割裂开，他们认为历史科学的历史中有一个思想自我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某些学派总是不经尖锐斗争和思想冲突而代替另一些学派。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们戴着“客观性”的假面具，忽视各个历史学家和学派的阶级根源问题和著述的思想倾向性问题，并回避提出关于他们世界观的反动性或进步性问题。（编者注）
②历史研究技术的没落和对事实及史料的公然伪造，在当今不仅是法西斯主义流派的历史学家的特性，也是目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中泛滥的资产阶级史学史的最反动思潮的共性。（编者注）
③见菲特（E. Fueter）：《近代史学史》，慕尼黑和柏林，1936年。有法文译本，巴黎，1914年。
④伯伦汉（E. Bernheim）：《史学方法教科书》，莱比锡，1889年。
⑤拉什：（B. Lasch），《历史批评的发生和发展》，柏林，1887年。
⑥亨利·托马斯·博克尔（H. T. Buckle）（1821—1862）：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历史家，实证主义史学和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英国文明史》（两卷本，186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书中对中世纪的编年史作了尖锐的批判。（编者注）
⑦根据1940年之前苏联历史科学中所采用的历史分期方法，近代史时期的开端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现行的1640—166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编者注）
⑧前已指出，作者所拟的这个广泛的大纲，没能全部完成，这是一件憾事。（编者注）
⑨见古奇（G. P. Gooch）：《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纽约，1913年；第二版，纽约，1952年。
⑩《五十年来的历史和历史学家。1876—1926年历史著作的方法、成果和性质》，法文版，为《史学评论》五十周年而出版的论文集，共两卷，巴黎，1927—1928年。
⑪里特尔（M. Ritter）：《从最重要著作来看历史科学的发展》，慕尼黑和柏林，1919年。
⑫见德·诺·叶果罗夫：《中世纪·史学史和史料学》，两分册，根据女听众笔记整理出版于莫斯科，1912—1913学年。
⑬勒·尤·维彼尔：《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学说和史学理论》，依万诺沃—沃兹涅欣斯克，1925年。
⑭普·格·维诺拉多夫：《中世纪史讲义》，莫斯科，1900年。
⑮见阿·诺·萨文：《十一到十三世纪西欧史》，两分册，莫斯科，1913年；《十四到十六世纪西欧史》，两分册，莫斯科，1912年。
⑯见诺·阿·奥索钦：《中世纪史附中世纪史学史纲要》，喀山，1888年。
⑰勃·奇切林：《政治学说史》，两卷本，莫斯科，1869年。
⑱从叶·阿·科斯敏斯基开始讲授本教程迄今的二十五年间，苏联中世纪学因发表了若干关于中世纪史学的专著和大量论文而丰富起来，这些著作是这一科目的有益参考资料。我们把苏联历史学家的这些著作列于书末的参考书目中。（编者注）第一讲奥古斯丁的历史观
我从历史科学在中世纪，在奴隶制社会结构和封建制社会结构之交的初现时讲起。①
希波城的主教奥古斯丁的名著《De civitate dei》（以译为《论②天国》一名为佳）是一部最富有特色的著作，在思想史中尤其人类历史观念中这一转折时刻，在书中得到了反映。
奥古斯丁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是把古代与中世纪划分开的这一转折时期奴隶主阶级思想意识的最鲜明的表达者，这个时期不但对这位教会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他的整个一生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研究史学史时，我们不仅要对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对他的性格也要给予一定的注意，因为他的传记能对他的思想体系给予解释。有许多历史学家的生平充满了戏剧性，以至我们不能不去研究他。
奥古斯丁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发展史，对我们尤其重要。以他为例，我们见到，一个人由于受到他所目睹的社会关系变革的影响，是如何在他的生活中产生了剧烈的精神危机，产生了一切观点的真正转变。
我们发现，奥古斯丁在很大程度上以正在死亡的古代文化为基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的基础，形成了对自然、对人、对历史的新观点。换言之，以他为例，明显地看出，中世纪的世界观是在古代文化的根子上萌生出来的，尽管它是与以前有质的差别的一种思想体系。
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了中世纪教会世界观和教会的神权政治信条的基础，找到了后来在格利哥里七世或英诺森三世那里明显表现的教皇权思想体系的根源。同时，奥古斯丁的观点往往对各种偏离教会正统信仰的倾向发生过影响。宗教改革派的领袖威克利夫、胡司、路德和卡尔文也都曾向奥古斯丁的思想求教过。此外，在研究十九到二十世纪的史学史时，我们常常与许多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点打交道。奥古斯丁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时代那些持宗教观点的作家的著作中也表现出来，尽管是以屈折了的形式。这样一来，认识奥古斯丁的观点，不仅对评定中世纪历史观是重要的，而且对完整地理解迄今为止的史学史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我们还经常碰到那种逐字逐句重复奥古斯丁思想的思想和观点。直到目前，奥古斯丁本人还是个不断被研究的对象。关于奥古斯丁的文献甚多，在概述当代史学史时，我们不得不涉及某些历史家对待奥古斯丁的态度。
正是上述这些，使我从奥古斯丁开始来讲我的史学史概述。在某些古代历史家那里已现出了关于人类大一统的思想，即怎样把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历史联成世界历史的思想。基督教为了以宗教为基础把全人类联系到一起，竭力要超出各国家和各民族的界限，因此，它是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
这种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基础的世界史理论，正是这位顽固地坚持人类大一统观念的奥古斯丁所创立的。
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完全建立在他的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当时，他作为基督教会领导人之一，不得不一方面同古代世界观的代表人物，同多神教徒作斗争，另一方面同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派别作斗争。他的宗教观是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在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是在这种斗争当中形成的。
为了把奥古斯丁的宗教观和历史观的渊源弄得更清楚些，我首先要提醒一下他的传记中的某些事实。奥古斯丁生于公元三五四年，卒于公元四三〇年。他曾目睹西哥特人对罗马帝国领土的初期入侵和罗马城在四一〇年为阿拉里克攻陷。这一事件直接推动他去创作他的主要著作《论天国》，这部书是从公元四一二年直到公元四二六年写成的。他死于汪达尔人包围希波城期间，他曾在那里任过主教。这样，奥古斯丁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所处的时代最重大的戏剧般事件的参加者，他的写作受到了五世纪初笼罩着罗马帝国并很快导致它覆亡的那一严重危机的直接影响。但这一危机不仅表现在罗马帝国在蛮族人打击之下的衰落上，也表现在帝国内部人民群众的起义上。在如何对待自己所处时代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即如何对待奴隶、隶农和农民起义问题上，奥古斯丁必须采取一定的立场。他同多那图斯派的斗争正好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
奥古斯丁传记的最重要史料是他自己的回忆录，或叫《忏悔录》③（confessiones）。这一史料引起了许多疑义，其中许多内容是为基督教作宣传的。遗憾的是，奥古斯丁的其他著作不能验证被《忏悔录》④里引用的那些事实，许多西方的研究家和俄国学者，如盖里叶、特⑤鲁别茨柯依等人，依据这本《忏悔录》和奥古斯丁的弟子波西迪为⑥他写的辩解性传记，以及他的另一弟子、历史学家奥罗秀斯关于他的辩解材料，把奥古斯丁的人格理想化了，把他描写成一个最忠诚的，为了宗教狂热而忘我献身的人。
对我们来说，对奥古斯丁的人格进行一番伦理道德上的评价并不多么重要。要肯定的只是：奥古斯丁是当时知识广博、多方面受过教育的一个人。随便读他哪一篇著作，你都会深信他是个精通古代文学、哲学的人。我们所见到的奥古斯丁，是个集古代文明之大成于其一身的人。
奥古斯丁生于罗马行省阿非利加的塔加斯特，生于一个小康市民之家。他父亲是个多神教徒，但母亲是个基督教徒。奥古斯丁受到良好教育，主要是雄辩术教育。
奥古斯丁诞生并就学的罗马的阿非利加，四世纪后半期是罗马帝国中最文明、最罗马化的行省之一。但是，罗马文化只波及当地社会的上层，而包括腓尼基人和努米底亚人在内的广大人民阶层，则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自己的宗教。
基督教在阿非利加出现的日期很难确定。一开始，它在这里是社会下层阶级思想意识，后来也开始在上层中传播。在中等市民阶层里和人民群众中从四世纪初则开始流行各种异端，尤其是多那图斯派和亚哥尼斯特两种异端。
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和国家同异端的斗争，成为奥古斯丁生活时代阿非利加省的特点。他内心世界的发展和思想体系的形成，大大受到这一斗争的影响。
让我们再回到奥古斯丁的传记上来。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写道，他青年时代曾过着放荡不羁的欢快生活；但是，这未免有些夸张。可能出于醒世说教的目的，后来他的禁欲主义心情逼迫他夸大了自己生活方式上的放荡。早在他青年时代，科学和哲学已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少年时代，他受到了西塞罗著作的很大影响。西塞罗是把希腊哲学向罗马社会介绍的最著名中介人之一，奥古斯丁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钻研哲学。但我们看到，与此同时，他对宗教—伦理还有一定的追求。古代哲学思想认为，一个智者不仅要本人发挥智慧的力量，还要发挥道德的本质。最高知识只有在一定的道德完美化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这种思想当时是左右了奥古斯丁的。
奥古斯丁在结束学业以后，先是在塔加斯特任语法教师，接着又在迦太基教授修辞学。在这个时期，奥古斯丁迷上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同时，初次接触到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在这个时期使他这个受古代哲学培育的人感到厌烦，因为他感到它过于简陋和如儿戏般的粗鲁。《圣经》对他来说，好比一部寓言集。尤其令他不能信服的是：基督教学说不待证实便令人去相信，它的信条具有无须理智验证的命令性质。
在作宗教追求时，奥古斯丁曾一度迷恋于摩尼教。根据这种起源于拜火教的二元论理论，世界是黑暗侵犯了光明所造成的结果，世界的目的是解脱这一黑暗再还原为原始的光明。这种思想曾一度左右过奥古斯丁，但是，如果相信他的《忏悔录》，这种思想很快不再使他满足了。
公元三八三年，奥古斯丁来到了罗马。可以想象，他到此不只是为了寻求真理，还为了来谋求前程。不管怎么说他很快获得了米兰一所高等学校的修辞学教席，这对于一个外省教员来说，真是一步登天。在他留居罗马期间和留居米兰的初期，他抛弃了种种神秘论宗教学说，甚至把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都抛弃了，开始赞同那些鼓吹纯不可知论，怀疑一切和讲只能大概知晓的哲学家们的观点。
但是，很快他就对不可知论感到失望，重又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此时，在他眼里的基督教比青年时代要有吸引力多了。他那著名的《呼吁》便是这一时期的著作，三八七年他加入了基督教。
奥古斯丁自己在《忏悔录》中所叙述的这一转变，是一种内心悲剧，它肯定是在某些外部影响和作用之下才成熟的。
加入基督教以后，奥古斯丁不再在米兰的高等学校任教，返回阿非利加，先是做神甫（三九一年），后来当了希波的主教。在那里，他不得不为加强教会这种拥有规定宗教“真理”的绝对权的组织权威而战，他宣布一切不合乎宗教“真理”的都是异端。关于教会有权在必要时用暴力强制人们去理解这些真理的问题，愈来愈控制着他的意识，主宰着他的行动。
这条“权威的路”，现在已决定了奥古斯丁的整个世界观。神学和哲学对他来说，已不是自由地去研究和认识神，而恰恰是接受无须证实的东西，如同去服从权威。
奥古斯丁以主教的身份与各种异端作了坚决的斗争，这些异端反映了当时发生在阿非利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其中包括他对多那图斯派的斗争。我们已指出，多那图斯派曾与下层人民的运动有关联。在与多那图斯派的斗争中，奥古斯丁发展了不在教之人不能得救的学说，⑦成为他的“天国”思想的基础。⑧
奥古斯丁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另一异端是佩拉究斯教派。在与佩拉究斯教派的斗争中，奥古斯丁提出了神恩学说和命运前定学说，他认为，正统的罗马教会是神恩的唯一体现者。这两个学说，与他的名声关系最大。
奥古斯丁的神恩学说与原罪思想有关联。奥古斯丁主张“原罪”，（也就是最早的人违背了对上帝的誓言）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行为。自从人们犯了这个罪，人类的自由便永世与这个罪分不开了。人们只有靠上帝的神恩，只有靠超自然的力量才能得救，这种力量是上帝给予的，是在圣经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的，它在基督的赎罪牺牲中得到了最圆满的表现。这样，免罪是“神恩”，神恩又是无偿赐给的，是与任何功劳无关的，但又不普及于一切人。奥古斯丁关于命运前定的学说就出现了。一些人命中注定要得救，另一些人则命中注定要死亡。而且，那些命中注定来生享福的人为数最少，而绝大多数人预先注定被判罪。
奥古斯丁《论天国》一书中所阐述的他的历史哲学，是以他关于意志自由，关于罪过和命运前定这一学说为依据的。这本书是在罗马城被阿拉里克攻陷的影响下写成的。多神教信徒们断言，罗马于四一〇年陷落，是因为它背离了神们的古老宗教。神们一度造就了罗马的宏伟并保卫了罗马。这样，基督教在帝国的传播被解释成为罗马陷落的原因。奥古斯丁在《论天国》一书中，试图反驳这种非难，并阐述了他对人类命运，罗马的命运和历史的未来进程的观点与之对立。
奥古斯丁在他书中所谈到的那个“天国”，在某些情况下，被他当作一个组织与教会混为一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他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来表达。这个王国，或上帝选民的团体，从人类历史最初开始，从圣经的第一批族长开始，一直存在到基督降世。基督，他的学说和基督教会，是上帝的这个王国继续昌盛的新基础，属于这个王国的只是选民，就是被上帝注定要得救的人。当世界的末日来临时，一切罪人都将受审，而这些选民们在永恒的极乐中，在永恒的“天国”中与上帝永世地团结。
照奥古斯丁看来，世界史就是实现预先命定的神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逐步发展和完善这个“天国”——上帝选民的王国。
这样一来，从奥古斯丁的观点看，上帝是历史中主要的定性力量；一切都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已不是作为新柏拉图哲学所描绘的那种抽象实质出现，而是以基督教的创世主和圣哲出现，上帝用它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的全部发展。在奥古斯丁那里，关于“奇迹”的概念与此有关。他证明说，没有上帝所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并指出，这种违背是时时在发生着的。后来，天主教的和新教的中世纪史学完全盲目相信奇迹，这种盲目信仰是以神的预先注定和上帝万能的思想为依据的。
奥古斯丁还认为，世上是恶在统治着，尽管这个恶对奥古斯丁并未表现为某种独立力量，却是远离上帝，尘世对他来说仍然是罪恶的世界，悲惨的命运。奥古斯丁不惜笔墨地去描绘在一个人生活道路上步步等待着一切意外事变。对世界的悲观主义观点统治着他。在奥古斯丁那里，“天国”的思想有时以遁世的思想出现。这就是那种以修士生活为基础的情绪。
在这种对世界、对人生的悲观主义观点中，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所经受的重大危机。但是，根据奥古斯丁的学说，统治世界上的恶和罪，可以被神恩所战胜，神恩在人类历史上是以“神启”的形式被逐渐发现的。“神启”开始由上帝通过犹太人的族长们，通过摩西和先知来转交。最后，基督的赎罪是这一神恩的终结行动。
奥古斯丁把整个历史描绘成统一的过程。这种思想是奥古斯丁的主导思想。他主张，人类种族统一，这种统一是以圣经历史与多神教各国历史合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但是，在奥古斯丁那里，“上帝的选民”和弃民在历史中起不同的作用：弃民与其说是“天国”建立的参加者，莫如说是上帝用来惩罚那个违背“上帝旨意”的，“被选定的”犹太民族的一种“神的工具”。
实现历史中神的这一计划，被奥古斯丁描绘成一种独特的进步的过程。但是，奥古斯丁只把这一“进步”归功于“天国”；至于涉及人类之大部分所隶属的那个人间王国，则被他描绘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这方面，《论天国》一书中专谈尘世国家历史的第十八册意义重大。奥古斯丁给历史作了几种不同的分期。一种分期法是按君主制，虽然他只提出了两种君主制：亚述—巴比伦君主制和罗马君主制。
第二种分期法，是把历史分为基督诞生之前和基督诞生之后两个时期。
此外，他还采用了按年龄分期法，这种方法在中世纪历史家的理论中常见，西塞罗也用过这一分期法，他认定人类有四种年龄。
奥古斯丁计算人类有六种年龄：婴儿期、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半老期，最后是老年期，老年期的特征是虚弱无力、多病患，行将死亡。死后开始了第七种年龄这就是选民们在“天国”里新生和享受幸福生活。
有趣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第六种年龄是从基督教产生开始的。他认为基督教的产生是人类的老年期，这一时期是尘世毁灭之前的那个时期。这种关于人类已在死亡的概念，关于古代世界老朽的概念，在奥古斯丁那里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临近毁灭的目击者。
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恰恰相反，基督教会的出现应标志着人类的再生。奥古斯丁用这种办法摆脱了这一矛盾，他说，一个古老的肉体的人的衰朽伴随着一个新的、精神的人的诞生。对他来说，人类的发展是神授真理被揭示的过程，是培养人类去理解这一真理。
那么，他的“天国”与人间的国家又是什么关系呢？奥古斯丁发挥了他在罗马国家处于衰亡状况那个时代的观点。因此，当他谈到尘世的国家时，他就用了与谈“天国”时截然不同的调门，他提出了十分现实主义的历史哲学。其中，他谈到国家产生于暴力。
他认为，人类社会中永远是使弱者服从强者的斗争统治着。他们宁愿服从斗争和混乱的永恒的状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
照奥古斯丁看来，国家就是一伙强盗。他认为，罗马是一伙由各种罪犯组成的强盗建立的。罗马的历史是从犯罪开始的，即从罗慕洛杀害莱缪斯开始。照《圣经》的同样准确说法，罗马城的第一个建设者是兄弟者该隐。
奥古斯丁极端鄙视那些似乎巩固了罗马统治的公民美德。照他看来，所有这些公民美德都归结为对统治的追求。同样，奥古斯丁也反对多神教那种上帝创造了罗马统治地位的主张，嘲笑罗马神。奥古斯丁证明，相信这些神就是一条最愚蠢的迷信的锁链。与此同时，他自己多少也相信它们的存在，把它们视作魔鬼。他把基督教关于魔鬼的学说，转用于罗马神话上去。他认为，在多神教的一切奇迹后面都有黑暗的力量。
在谈到罗马时，奥古斯丁断言，上帝以其目的为工具缔造了这个国家。在罗马帝国中已完成了全世界的联合，这就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样，从奥古斯丁的观点看来，在对选民无形的精神联盟——“天国”的关系上，世俗国家应起辅助作用。尽管这“天国”是无形的、在地上没有确定位置，它总还是被包括在能以自己的神秘拯救人的教会之内，世俗国家实际上应为教会服务。这种对世俗国家作用的观点完全是由于四—五世纪西罗马帝国中国家组织的总崩溃。照奥古斯丁的意见，教会作为一种新力量，应该承担起世俗国家从前行使⑨过的那些职能。
照他看来，教会和他所认为的教会为之服务的国家应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呢？其中，奥古斯丁是怎样对待奴隶占有制，对待剥削、对待劳动阶级的不自由呢？
奥古斯丁本人当然没有提出这种问题来，也没有提出这种问题的任何愿望。但在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倒可以猜想出来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奥古斯丁说，上帝把人造成自由的，但奴隶制是罪恶的必然产物。当奴隶，是罪人的命运。在这种主张中包含着为奴隶制作道德上的辩护的内容。这样一来，奥古斯丁从他那“天国”的观点出发，并不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相反，采取了保护这种制度的立场。他在把历史发展的重心移到好像是“天国”的同时，实际上却把整个教会组织置于为现存的“人间”制度服务的地位上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中，关于应与“天国”有关的任何社会变革问题，全被回避了。这里，奥古斯丁完全站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观点上讲话。在他那贵族式的理论中，在“选民”论、“命运前定”论中，他证明了自己距离向下层民众的渴求作任何⑩让步是何等遥远。上述奥古斯丁与多那图斯派的斗争便是这一明显的标志。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原来是与他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的。这一哲学，后来成为中世纪里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哲学的基础。奥古斯丁的观点，他那神学的、充满反动神权政治精神的人类历史的构想，长久地注定了中世纪历史思想的发展。（白玉译）【注 释】
①奥里略·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论天国》，拉丁文版，二十二卷，莱比锡，1909年。俄译本见《圣奥古斯丁文集》，基辅，1901年。
②某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另有它译——《论上帝之城》。但是，如叶·阿·科斯敏斯基在下述中所指出的，civitas在奥古斯丁本人赋予它的涵义上是个多义词，最好译为“国家”。（编者注）
③奥里略·奥古斯丁：《忏悔录》，拉丁文版，慕尼黑，1955年。
④见B. И. 盖里叶：《圣奥古斯丁》，莫斯科，1910年。
⑤见E. H. 特鲁别茨柯依：《五世纪西方基督教的宗教社会的理想》，莫斯科，1892年。
⑥奥罗秀斯（Orosius）：《保罗·奥罗秀斯的历史上最博学的人们开始到奥里略·奥古斯丁》，威尼斯，拉丁文版，1500年。
⑦关于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详见下文。（编者注）
⑧根据佩拉究斯（Pelagius）的学说，人有意志自由和选择善恶的自由，因此，他可用自己的行动来求得上帝以“神恩”形式所给予的恩惠，并以此进入那些被注定得救的“选民”之列。佩拉究斯教派反映了帝国更广大的居民阶层的心情和期望，它对意志自由问题的解释与官方教会学说针锋相对，而奥古斯丁是支持并发展了后者的。叶·阿·科斯敏斯基在下边要讲到这一学说。（编者注）
⑨奥古斯丁的这一原理，后来成了教皇的神权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教会高于国家的依据，它在中世纪里的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起了十分重要而又反动的作用。
⑩在这方面不能不指出，奥古斯丁在承认适于“天国”发展的进步的同时（这是广义上的、接近上帝的以及“选民”的永世幸福之义的“天国”），又否认历史上尘世间国家的任何进步，而人类的大部分是隶属于尘世国家的。这一人间世界的历史，从头至尾都被他用同样阴暗的笔调所描绘。（编者注）第二讲关于中世纪编年史的评述
本讲并不想对人文主义世界观产生之前的中世纪史学史进行全面的评鉴。那是一件十分繁重的任务。我这里想描述的仅仅是该时期中世纪编年史的某些共同的最重要的特征。以求对史学史今后发展的评价获得一个出发点，并逐步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课程。
因此，我们不准备讲到早期中世纪的史学家。对中世纪编年史特征总的评述，准备从研究十二世纪最著名的编年史家之一弗列辛根的主教奥托（一一一一—一一五八）的著作开始。
弗列辛根的奥托出身于很显赫的家族，是皇帝亨利四世的外孙，还是另一德皇——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叔父。弗列辛根的奥托在巴黎就学并接受了在当时看来是很好的教育。他曾参加过西托派修士团，是明朗谷的伯尔纳的热衷的崇拜者，不过他并不完全同意后者的观点。作为弗列辛根（在巴伐利亚）的主教，他不得不处于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他执行过皇帝的许多委托，熟悉当时政治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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