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与文化传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费君清主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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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与文化传承试读：

当今，人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时代。美国生物神经科学家、《第四次革命》的作者扎克·林奇说：“人类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革命阶段。信息技术给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带来了根本性变革。”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说：“工业革命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我想，互联网革命也是如此，最终人们会成为技术经济的一部分。”正如他们两位所说的那样，在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具的范畴，它代表着未来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形态都将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不是简单的变化，而是化学反应，对经济活动、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所有行业和产业都会进行革命性的再造。如互联网技术已经给了我们与人交流的新方式、创造内容的新方式、发现和组织信息的新方式。并且，在今后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它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更大的变化。

我们作为信息类高校的教师，身处其中，理所当然格外关注这场革命。一方面，密切关注互联网对整个世界的改变和对人类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出于职业的敏感，也密切关注互联网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媒介的改变。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和传统媒介都在经历着一场称得上是天翻地覆的深刻变革。以新媒介为例，它迅猛发展的浪潮已经大大超出人们当初的想象，使许多业内人士始料未及甚至瞠目结舌，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卷入进去，并被裹挟着前行。

在这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前，我们除了密切关注互联网浪潮带来的诸多新观念、新事物、新动向，关注许多领域的革命性再造，也不得不带着既欣喜又有点迷茫的心情，认真思考一些问题，如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文化、新媒介将带来什么？它们会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媒介做出怎样的改变？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融合到新文化、新媒介中去吗？

围绕上述这些问题，我校一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中青年教师做了初步探索和思考，尤其是针对新文化、新传媒在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上的改变、新旧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新媒介构成要素、表现形态和互动方式上的深刻变革等。本书就是由十六位教师撰写的论文结集而成。这些论文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视野比较开阔，笔触也灵活流畅，大都言之有物，体现了求真求实的朴实文风。论文中有不少佳作，有的具有文化史的宏观视野，对当前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观照和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如《信息科学视域与中国文学史思想转型》《从传统文学研究到新媒介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有的是研究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在当今时代的存在和传播，如《网络时代古典文学传播刍议》《信息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的存在方式论》《信息化社会语境中的古代文学跨媒介传播》《中国古代女诗人及其作品在网络中的传播现状与意义分析》《中国古代舆情汇集制度及其得失探析》；有的是分析新媒介崛起所引起的变革以及它们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汲取，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美国动漫〈花木兰〉的启示》《互联网时代言情小说出版热潮分析——以“红楼同人”小说为例》《华丽的表彰——作为象征资本的电影奖》《国产RPG游戏对中国神话的运用及传播》；有的是从现实发生的具体事例入手，探讨新媒介在互联网背景下出现的新动向，如《文化生产事件中的话语权争夺——以〈爸爸去哪儿〉为样本》《走出媒体报道的伦理困境——以厦门公交纵火案为典型个案》《探析李白形象在网络中的新变化》《美女称谓源流辨——兼论信息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另外，还有两篇涉及出版和文献资料研究的论文，即《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出版政策研究文献分析》和《清代浙江诗人区域分布的数据分析研究——以〈两浙轩录〉〈两浙轩续录〉为中心》。此书的问世，标志着我校文科教师群体开始把互联网时代的新文化和新媒介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信息时代的新文化现象和新媒介革命结合起来，与我校信息学科的特色和优势紧密地联系起来，与平时的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上迈出的可喜一步。我相信，借此书的出版，一定会进一步提振大家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兴趣，会促进更多的学者专家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该领域的学术水平。毋庸讳言，由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起步，可借鉴的资料也不够丰富，故本论文集肯定还存在不少不足，希望大家能多多批评指正。

特别要说明的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蔡圆圆在审阅本书时，非常认真负责，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并改正了稿件中一些文字上的讹误，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2016年4月28日[1]信息科学视域与中国文学史思想转型**王轻鸿

文学史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没有得到有效阐释的问题。中国文学史在现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未能像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那样从传统的文论、诗话、小说评点中获取学术资源,而是与从西方输入的现代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史写作在当前陷入困境,引发了学术界的反思,学术界大体上都主张通过对科学话语的清理和批判,来实现[2]文学史思想的转型。

科学主义将自然科学奉为万能的,用来解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切问题,当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然而,对科学话语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态度,也切断了从科学变革中探寻重构文学史学理依据的路径,自然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强调科学与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结合,是信息时代科学的基本要求。信息时代的复杂性系统不仅是对自然系统的研究,还强调了对社会系统的研究,人作为最复杂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在信息科学诞生初期,维纳、贝塔朗菲等科学家就从哲学的高度,看到了信息科学时代对人的存在的重新定位,认为这些科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的意蕴是不能回避的。系统思想不断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越来越密切,阿尔文·托夫勒说普里高津花费了一生的主要精力,就是为了“将生物学和物理学、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然科学[3]和人文科学重新组装到一起”。钱学森曾多次在《文艺研究》《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介绍复杂性系统的文章,呼吁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来。近年来,有学者在接受关于文学史理论突破的访谈时就说过:“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钱三强也说:‘世纪和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史转型的观念,能否在信息科学的语境中获得新的阐释,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期待的话题。为了厘清科学对文学史的影响,本文引入“系统”这一术语,从这个角度阐述文学史和科学的内在关联,以期提供考察中国文学史思想形成和转型的新视角。一　系统与文学史思想的建构

系统是英文的汉译,又译为体系,来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部分组成的整体。德国哲学家康德将系统和科学联系起来,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每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作[4]科学。”科学这个术语源于拉丁语,本意是知识、学问,康德理解的科学,指向的不是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式等具体的知识、学问,而是超越具体知识、学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系统观念,与德语中表示“一切有系统的学问”的“科学”一词的意义是一致的。现代以来,系统成为科学的应有之义,英语中的科学一词本来特指自然科学,在年出版的《简明牛津词典》将之解释成了“系统化的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只要形成系统,也可以归入科学的范畴,这正是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为重要的影响,鲁德纳在《社会科学哲学》中明确指出:“系[5]统不仅仅是科学的装饰品,而且是科学的核心。”西方现代科学在世纪末期传入中国,启迪了人文学者追求系统的智慧。较早将康德学术思想译介到国内的王国维,研读了《欧罗巴通史》等历史著作后立刻悟出,系统是包括史学研究在内的一切学问的必要条件。梁启超直接将科学与系统等同起来,在《科学精神与中西文化》中反复强调:“有系统之真智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作科[6]学精神。”

就文学史建构而言,自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就受到了系统思想的浸润。迪尼亚诺夫将系统与功能作为建构文学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与系统概念相对的是要素,每一个要素与该作品其他要素以及整个文学系统的相互关系被称为功能,系统处在最为基础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立足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学,才能研究文学史。后来的结构主义批评,视文学史为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并且认为可以按照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建构起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系统和结构作为建构文学史重要的理论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佛克马指出了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形式主义学派把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其特点是该系统的各成分之间存在依赖的关系,那么这一立场就必须叫作结构主义,[7]虽然他们在年以前很少使用这个名称。”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是感悟式的,显得很零碎,同时,“诗有工拙,而无古今”的观念也造成了历时性梳理的疏忽,弥补系统观念之不足就成为世纪初期中国学者文学史写作的直接动因。世纪年代,学术界对早期由林传甲、黄人、曾毅、谢无量等编撰的文学史颇有微词,就在于那些著述包罗万象,像一部百科全书,缺少“见”和“识”即“史观”,还没有充分体现出“一[8]以贯之”的系统思想。有的学者言辞更为激烈,“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的,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有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词’或‘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9]至于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的研究,却大家都不曾梦见”。由此可见,在文学史建构的过程中,学界孜孜以求的就是系统观念。

支撑文学史思想建构的系统观念,是由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提供的。为了认识生物作为自然生命个体的演化过程,进化论要求根据亲缘关系的远近进行分类,依次为界、门、纲、目、科、属、种,在众多的复杂的生物群中划出一条条边界,处于不同的类别就表示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运用概念、分类、比较、实证这些方法,揭示出事物的固有的本质属性,从而建立起关于自然界的整体性认识。对此,恩格斯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0]

一般都认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学史由草创走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影响深远,用郭沫若的话来说,“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11]导着百万的后学”。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系统观念成为这两部文学史建构的圭臬。王国维明确提出:“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12]类之法,以系统而异。”他对西方以“综括”及“分析”为特质的科学思维非常欣赏,将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进行分类看作是科学的体现,而我国有文学而无文法,就在于缺乏抽象和分类的思维方法。在《宋元戏曲考》的写作中,王国维广泛收集、整理了民间演唱样式的资料,通过比较归纳出了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特点,建立起了戏曲发展历史的知识系统。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继承了校勘、辨伪、辑佚等清代朴学的考证法,又能和进化论所倡导的从客观事物出发探寻本质规律的方法论结合,就是因为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科学底文艺论”的影响,才实现了由接受进化论知识到[13]立场、方法的转变。

总体来说,文学史确立写作的对象、书写的方式而成为一门学科,所建构的以民族国家意识、文学观念、史识为思想基础的著述体系,正是在进化论系统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

其一,民族国家意识。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只知道有“天下”“朝廷”,不知道有“万国”,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奋斗目标,梁启超为了唤醒民族国家意识,倡导“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在现代兴起,把疆界看作是神圣的,疆界之内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而迥异于疆界之外,这种意识与进化论的系统思想是一致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倡导民族国家中心论,因此被称为“以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治史的第一人”。文学在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寻求区别于异国异族文学的特征,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基本原则。林传甲年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国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先例,他自称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将“国民教育之根本”作为编写目的,来塑造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后来的学者则将本国的文学直接称为“国粹”,比如来恂裕出于“欲焕我国华,保我国粹”,才编写《中国文学史稿》,身为南社成员的黄人将文学史作为唤醒国民意识、宣扬革命的教科书,考虑到“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才编写《中国文学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现代以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纲领,反映在文学史写作中的要求就是,只有将中国文学各个历史阶段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挖掘出来,才能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园地中毫不逊色的一枝奇葩。新中国成立以后,强调特色、个性的民族国家意识更是被赋予了爱国的含义,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价值取向。年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在解释“中国文学”时,仍然强调的是“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内涵。

其二,文学观念。文学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章博学”的意思,内容十分庞杂。年月日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国文学研究法”,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辞章学等包容在文学史体系之内,仍然未脱窠臼。因此,世纪初期不少学者慨叹,缺少一根明晰的主线将文学串联起来,造成了中国有文学而无文学史之憾。根据进化论系统观,为了确定文学史研究的对象,需要讨论文学的概念问题,通过寻求决定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建立起文学的系统。一种情况是建立起文学的内部系统。在世纪末世纪初,中国学者翻译西方的为文学,将表现人的情感、具备审美形式的作品看作是纯文学,认为广义的文学概念是古人对学术分类不清的结果,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纯文学“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起美感的作品”,并认为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14]正确的概念”。在文学史草创时期,林传甲、黄人、谢无量、曾毅等对文学的概念的理解还比较宽泛,很快就遭到了学术界的诟病,后来胡适、陆侃如、冯沅君、刘大杰、林庚等人都接受了纯文学观,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色彩浓厚了起来。到了世纪年代中期,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要求以纯文学标准来重新评价名家名作和各种文学现象,实则是在延续文学史写作中断了的传统。另一种情况是建立文学的外部系统。公认的最早的文学史著作是年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该著作受进化论影响,认为文学形成和发展是由种族、环境、时代这些外部因素决定的,要求以这些因素来统摄文学史的写作,勃兰兑斯的思想史论、普列汉诺夫的经济与社会历史批评史论都沿袭了这一理论。具体到中国而言,救亡压倒启蒙之后,开启了将政治、阶级看作是文学属性的先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占据了文学概念的核心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优劣、能否进入文学史的重要标准。

其三,史识。关于文学演变规律的认识形成史识,在迪尼亚诺夫看来,“我们承认每一种体系都必定表现为一种演变,另一方面,演变又不[15]可避免地具有系统性”。服从于进化论系统观,兰克除了强调“民族国家”之外,还将“客观真实”“作者意图”“线性进步”作为史学研究的关键词,其中“客观真实”“线性进步”更加引人注目。这对文学史的影响就在于,承认在客观对象上即材料中充分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规律,还原事实就可以把握规律,与写作主体没有关系,通过主客二分,建立起关于史识的系统观念。泰纳将文学比作植物的生长,从进化论中借鉴来的实证研究的方法,成为文学研究的唯一的方法,勃兰兑斯受其影响,完成了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其中的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就是献给泰纳的。世纪初期中国学者提倡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认为中国传统的朴学包含有科学精神,所谓史识,就是史料的爬罗剔抉、钩沉稽索,就像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16]料。”林传甲自信可以超越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就在于自己熟悉本国的文学事实。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当时反响热烈,就在于所引证的材料新颖而丰富。钱基博年完成《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明确提出文学史研究属于科学,“客观之学”就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17]学之范畴也”。不管是王国维所秉持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下之文物、纸上之材料”,还是鲁迅倡导的“考据”,以及胡适坚守的科学精神即“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即“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即“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都深化了文学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到了世纪年代,这种观念被纳入唯物史观,成了最有影响的文学史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证方法继续升温,傅雷翻译泰纳的著作,就是因为觉得“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的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他对文学史的趋向作了这样的总结:“现在所有的大学教授差不多完全受过严格的文学史的训练,大学学位的论文,也无非根据文学史上某个确切的时代与事实写成[18]的。”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史思想的形成,绝不是直接移植进化论知识的结果。恩格斯早就批评过将进化论简单套用到人类社会中来的做法,认为这是很容易的,同时也过于天真,马克思称赞希腊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与生物学上的进化原理完全相左。蔡元培年在给《新青年》记者的信中特别告诫,用“自然淘汰、优胜劣败”的生物学原理来推演人类道德,在逻辑上是十分荒唐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罪恶的渊源。就文学史写作而言,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诸种概念》等著作中,明确指出将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直接应用于文学领域是错误的,否定了布吕芮蒂耶等人以进化论来研究文学类型的路径,认为文学类型不同于生物物种,更不存在生存竞争。直接引入进化知识,在中国文学史草创初期曾经出现过,在这条歧途上走得最远的是胡适,他以“进化”为标准,认为中国戏曲中“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功,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是不符合“进化观念”的“遗形物”,需要“扫除干净”,除此之外,他还对《红楼梦》、杜甫《秋兴》等古代的作家作品横加指责。这种从生物界“优胜劣汰”引申出来的“贵今贱古”的文学史思想是十分荒谬的,言论一出,随即招来质疑,胡适认为持批评态度的人是因为“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而梁启超、章太炎、梅光迪、周作人等学者或通过说理或举出反例,轻易将胡适的言论驳倒,甚至将之看作是胡适不懂文学的例证。鲁迅谈起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经做过这样的反思,“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19]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世纪年代以后,直接运用进化论原理来写作文学史不再多见。可见,在生物学领域形成的进化论知识,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失去了效力;换句话来说,文学史思想接受科学影响,从知识层面跃升到系统层面,才能真正走出貌合神离的阴影。二　复杂性系统与文学史思想的困境

信息科学在世纪中期率先在发达国家兴起,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催生出了新的系统观念,即“探索复杂性”。其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世纪中期,一般系统论将整个自然界看作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在一般系统论代表人物贝塔朗菲看来,“现代的技术和社会已变得十分复杂,以至于传统的方式和手段不再满足需要”,“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20]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问题”。这样一种系统观念在同时期的控制论、信息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世纪年代以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即“新三论”,又解释了复杂性系统演化的特点,主要是以系统为对象来研究其有序与无序、平衡与非平衡等状态的内在机制及转化条件,凸显了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世纪年代以来,对复杂性系统的研究进入了高潮,认为系统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不同的层次、结构,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重新组合,又衍生出种类繁多而又不可分离的子系统,复杂性特点被不断强化。概而言之,整体性、主观性、偶然性、非线性等因子活跃在复杂性系统中,体现了科学范式的转型,就如同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现代科学的整体观正在对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信息与控制、共时与历时、主体与客体……各范畴进行深入的探讨,至今方兴未艾,它主要运用的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信[21]息系统方法。”

在科学领域,如果说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文学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观念的话,到了信息时代,则遭遇了复杂性系统观念的解构。当前,变革文学史思想的呼声日益高涨,原有文学史思想暴露出了许多弊端,陷入了困境之中,其合法性受到质疑,与系统观念的巨大转变不无关联。

首先,文学史固然不能消除民族国家的特征,然而,仅仅凸显个性特色,这其中的危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就其内部而言,分门别类越来越细致,突出了自我个性,但是,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开来了,处于主流位置的汉民族文学的特征被不断强化,其他民族的文学被漠视了,局限性在当今充分暴露了出来,即“传统‘中国’观念,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进入研究者的文学史观,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多民族[22]性受到遮蔽”。“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在年出现,新时期以来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写作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据统计,到世纪末已经有多个民族的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作问世,然而为了追求个性特色只能各自为政,即使将各个民族的文学史集合在一起,也无法展现出中华多民族文学真实的历史风貌,就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只看到‘差异’和‘分歧’,而没有从更大的视角注意到民族间的相互交流与相[23]互融合,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要走出的‘困境’”。就外部而言,中国文学在古代与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的文学有直接的融合、交流,现代以来西风东渐,又受到了欧美文学的影响,文学史本应该是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可是,过去划定严格的国界凸显自我的个性,缺乏与异域文学的沟通,没有将中国文学的历史汇入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进程中,无异于画地为牢,在当今引发了学术界的焦虑。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中国文学史写作走出困境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之两[24]者间的关系。”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希里斯·米勒,从科学变革的角度对民族国家意识的转变作了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工业文明时代的印刷文化的特色都依赖于“相对严格的壁垒、边界和高墙”,“印刷业的发展鼓励并且强化了主客体分离的假想”,使得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相互隔离,形成了民族国家意识。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民族国家的边界被淡化了,出现了全球化景观,米勒反复强调,产生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25]的,然而,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则是最为根本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运用,缩短了时空的距离,改变了“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状况,使得政治、经济以及日常活动成为具有跨国跨地域、超时空的行为,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地球村”置换了。在尼葛洛庞帝看来,“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度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乱,就已经消失无踪。毋庸置疑,国家的角色将会有[26]戏剧性的转变,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发展的空间”。西方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这些说法固然存在偏激之处,民族国家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仍然是作为实体参与其中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精神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将不断增加,在与他者的对话交往中确立自我的存在,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系统特征。极度张扬国家民族特点的文学史观念在当今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其次,坚守文学的固有属性来写作文学史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对着眼于政治等外部因素来书写文学史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力求从文学内部即从文学形式、结构的变化,写出纯粹的、审美的文学史,艾亨鲍姆甚至直接将文学的历史看作是形式演变的历史。文体被看作是充分体现了文学的审美形式特征的,在文学史写作中备受关注,韦勒克主张文学史应以考察文学的内部为主,应该是类型史、系统变迁史和整体民族文学史的统一,并认为文学类型史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中国文学史也往往是按照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来书写,突出了文体形式的特征,文学史就成为文体兴衰的历史。而在当前,要求打破这种格局的呼声不绝如缕,纯文学的写作模式又成为攻击的对象,如李杨对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的质疑,旷新年对“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批评等。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能忽视政治、经济、地域、风俗等外在因素对文学的历史影响吗?

其实,“布拉格学派”的重要成员穆卡洛夫斯基在年就认为,文学史既要注意文学内在的结构发展,也要考虑外来的影响,然而,在他的阐述中,“文学和社会境况”却无法真正融合在一起,只能机械地置于辩证法的两端,这受到了康拉德的指责。韦勒克、沃伦也承认:“文学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相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27]引起。”即承认文学既是一种独立的审美本体系统,又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然而,在纯文学的写作中却无法将这二者统一起来。主要是因为,对文学的概念的理解受到了进化论的系统观念的支配,追求意义的鲜明、纯粹,形式自主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是不能够结合起来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这种困惑的深结,钱理群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也谈到了:“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了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他进一步从科学的层面反思了观念滞后的根源:“第三方面的问题,也许我自己认为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28]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

这种质疑和反思,从深层次来说,与复杂性系统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从欧美蔓延过来的“文学终结论”,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其本意是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文学性的因素在政治、经济、哲学等非文学文本中以及时装表演、广告制作等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了,同时,文学研究也开始关注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了,文学处在了复杂的系统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倡导者反复强调,这是“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29]国中”出现的现象。信息科学的复杂性系统,要求将本质放在不同的系统中加以考察,消解固有的、先验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就是一种不断的、持续的建构。文学的定义就不可能是单一的了,处在不同的系统中就获得不同的意义。任何对文学和非文学的判定都带有相对性,选择不同的参照就得出不同的判断,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因此,揭示文学系统的复杂结构,显示文学发展过程的诸多复杂因素,以此来体现一种整体的文学史观,就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新要求。那么,固守内部或者外部的单一视角,仅仅满足于解释某一种或几种文学要素来书写文学史,在当今也就难以为继了。

再次,从事实中探求规律的史识,也在当代遭受了批判。科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反映出西方学界关于历史的认识要超越客观、融入主观的愿望,普波尔则直接否定了兰克所坚持的纯客观的历史理论。在文学史写作中,仅仅满足于通过史料的收集来完成文学史客观书写的思想,被认为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一大障碍,普遍认为文学史料所包含的目录、版本,涉及校勘、检索,还只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这些材料机械地、生硬地组合在一起,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与此相关的是,通过还原事实去揭示有序的、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规律,更是令人怀疑的,忽略个别、偶然的现象,越是显得有条理、符合规律,被认为距离真实的文学风貌越远。用福柯的话来说:“历史是一个由众多不同元素构成的、不受任何综合权力主宰的复杂系统。”[30]可见,文学史史识存在的这种疏漏,正是从复杂性系统观念出发才发现的。

尽管结构主义文学史观主张要素、结构互相影响形成整体性系统,但是,这种系统观的整体性是在客观对象中体现出来的,最大的缺陷在于忽略了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无法将人的主观性囊括进系统之中,造成了理论上的盲点。狄尔泰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认为,基于人类记忆的历史是一种精神现象,非常看重历史学家个体的体验和情感态度,但是,他是从对自然科学的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的学说的。苏联文学史家巴赫金在世纪年代也认为,人文学科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而不是研究无声之物和自然现象的科学,提出人文学科要坚持对话思维,突出人的主观性,也是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角度来阐述的。这些学术思想,都未能从科学中获取后援的力量建立起复杂性系统观念,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在信息时代的科学语境中,复杂性系统观念潜滋暗长,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发动了对史识的猛烈冲击。在信息科学诞生初期,维纳等科学家就阐述了信息科学突破客观实在论的特点,即不再单纯依靠探究客观事实来推演事物的运动、发展轨迹,而将主观性、无序、不确定性、混沌等引入复杂性系统观念中。耗散结构理论强调,在远离平衡态和非线性作用的条件下,无序与有序可以并存和转化,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其创始人普里高津在《探索复杂性》中认为,系统复杂性不再仅仅属于生物学了,它正在进入物理学领域,似乎已经根植于自然法则之中了,阿尔文·托夫勒对这个发现给予很高评价,之所以将之命名为“第三次浪潮”,是因为“这种得自对远离平衡态的研究的新见解与非线性过程结合起来,并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反馈系统时,便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甚至对“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现实观有类比[31]的意义”。赋予“主观性”“非线性”在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的是复杂巨系统理论,在钱学森看来,当今时代的科学离不开灵感、想象,他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研究的巨系统,非线性因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又是巨系统又是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因素,所以混沌的出现是必然的。有序是以混沌为基础的,低层次的混沌造成高层次的有序,我看这就是混[32]沌和有序的辩证关系。”可见,在信息科学语境中,从客观事实出发来总结文学史规律的做法,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三　探索复杂性:文学史思想之再生

结合信息时代的科学来研究文学,在世纪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由于只是大量挪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熵、热力学定律等科学的概念、图标、公式等,未能从复杂性系统的高度去审视,因此,这种结合难以消除隔膜,结果不欢而散。就信息时代的复杂性系统而言,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复杂性系统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只是露出了端倪,现在匆匆作出结论,显然并不合时宜。然而,对其中所包蕴的某些革新和突破进行辨析,却有助于探求文学史思想转型的学术增长点。

第一,关注与异国异族文学的互动。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观”,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要求民族文化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更大的系统内寻求对话和融合,这样一种文化阐释策略,对文学史写作开辟新的蹊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年月在西宁举办的第三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上,“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自年起《民族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起关于“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开始自觉发掘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探讨相互之间的融合、互动,强调在整体性的系统中获得意义。少数民族丰富的古歌谣、神话、史诗成为文学史写作的资源,从系统观念出发重构中国文学史,就是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其中,看作是中国文学通史的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像楚辞、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创作成就的文学形式,被看作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和文学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张炯则主张撰写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要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涵盖进去,他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正是这样一部比较“完整的文学史”。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将中国文学的历史看作是汉民族文学与各少数民族文学数千年碰撞融合的产物。

按照学界的观点,“比较文学”是被归入文学史的,属于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过去为了突出民族国家的特征也常常运用“比较”,比如郑振铎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每一卷的第一章专设“鸟瞰”一节,把同时期的中外文学进行比较,以凸显中国文学的特色,林纾早年翻译西方文学时在序跋中常常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主要是为了找出不同之处。而现代的比较文学的“比较”的含义发生了逆转,是相互对话、交融关系的确立。对此,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马·法·基亚在其所著《比较文学》一书的前言中作了明确的阐释:“在国家方面:把不同类型的二甚至三部著作集拢进行比较,这不等于是比较工作。至年间对莎士比亚和拉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比其实只是一种评论,一种雄辩;寻找出这位英国戏剧家对蒙田了解了些什么和《论文集》中的内容有哪些被吸收进他的戏剧中去了,这才是比较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33]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这种科学方法,与复杂性系统是较为一致的。“危机”“消亡”的声音曾经长期萦绕着比较文学,然而到了信息时代,比较文学却获得了蓬勃的生机。比较文学发展已经经历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两个阶段,基本上是在欧美大体相同的文化、文学体系中进行的,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学参与比较的不多,正在兴起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要突破一个文学体系中的内部的比较,实现异质文化的跨文化文学研究,寻求中西方文学的联系。显而易见,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寻求到了一个新的接合部。

多民族文学史观、比较文学史观将民族国家文学置于复杂的系统中来阐释,这种思想早已萌生。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指出了精神文化产品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将会克服片面性,改变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断增强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成为人类公共的财产,于是他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贝塔朗菲说过,他在创建系统论思想的时候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信息时代使得全球化成为现实,复杂性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将会为文学史写作思想开辟出新的境界。正如钱学森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是不是只是到了贝塔朗菲才有系统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没有呢?不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说过,现在研究自然已经不能把它分割开来,而要把它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这个思想很清楚,不是系统观点吗?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限于那个时代,还来不及发展这个思想。所以我们现在发展系统论,绝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要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34]学。”

第二,融合文化的多种元素不断切换考察文学的范围。在世纪末期兴起的“文化史派”,将文学概念的含义与文化联系了起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就是在要求文学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同时,从文化演化的历程中,把握文学的演进与文化诸因素之间的整体性联系。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的,文学史写作试图依靠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重现新的生机,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具体来说,不仅仅要关注“审美”“虚构”“形式”“文体”等内部要素,还需要与外部要素结合起来,并对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析,努力揭示文学与其他文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进行一种综合性的解读。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就是要突出文学史的多面性、流动性、整体性,主张文学的历史受文化复杂系统的制约,服从文化的总体特征,与其他各文化因素交互作用而产生整体效应。世纪以来,孙康宜、宇文所安等海外学者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与过去《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按照文体划分不一样,而是按照朝代来安排,主要是不想把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对文学的复杂影响排斥在外。詹姆逊在《年代断代》中曾经说过:“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35]的客观环境,因此也才有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文化史观的这种转型,是将文学置于不同的系统中来看待的,并且意识到不同系统的联系,体现了复杂性系统的基本要求。

文化史观关注文化因素,并不是回归到了社会历史学派。社会历史学派把文学看作是社会因素决定的,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这无疑与进化论是一致的;而文化史派不仅关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还注意到经济与文学、朝代与文学、地域与文学等种种不平衡现象,避免了单线平图式的描述,将文学放回到文化之中去考察其历史,充分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广泛的、密不可分的复杂联系,发掘出其间复杂的关系。另外,不少学者将文学置于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来讨论,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相通之处,然而,后现代文化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走向了虚无主义,这种观念与文学史的文化史观还是“终隔一层”,文化史观并没有否认本质的存在,只是将文学的本质置于复杂性系统中来确认。有学者直接借用了复杂性巨系统的理论,对文学史这种内在机制与外在形式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文学史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运动的结果,它是多种合力的产物。它根生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中,并以此同种种社会风习以及哲学、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各部门相伴生长、互相[36]渗透。”

第三,在史识中渗透“主观性”和“随机性”。当前在对从纯客观的文学史料出发去还原文学发展规律的做法进行质疑的同时,呼唤以当代的、个人的视角介入文学史写作,恢复文学史的非线性发展的风貌,尽显出了复杂性系统的特点。“主观性”。自世纪年代语言学转向以来,巴尔特、怀特等人从叙事的角度,指出了作为“话语”的历史与作为实际存在事件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尽管实际历史事件具有客观真实性,但这些实际事件已不可能为人们所直接感知,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表述出来,因此,历史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受此影响,有人主张文学史要将“历史”分为“事件的历史”和“述说的历史”。所谓“事件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史或原始的历史;所谓“述说的历史”就是评价的历史,是史家重新理解的历史。文学史作为述说的历史,绝不是关于过去各种事实或文学现象的编排,而是编撰者的一种创造与发现。当前的文学史观还将事实和现实区分了开来,认为事实是孤立、片面的,而只有经过了主体的中介,事实才能成为现实。真正的现实性是历史的具体性,即事实在各种联系的总体中的定位,卢卡奇说:“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也就是说,将主体也纳入了整体性的系统构建之中,文学史由单纯的古板的“记事”,变成了充满文学史家的自我主体性的“理解”和“建构”的产物,文学史不是纯客观的产物,在不同的主体的笔下,应该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种文学史观主要来自接受美学文学,姚斯在著名的《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这一论文里认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只重作家作品,侧重历史的客观性而忽略文学接受影响之维,是一种重大的失误,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学史就是“文学效果史”“接受史”,把文学史进程看作是依靠读者的“期待视野”来展示的,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这样一种新的史识的形成,与信息时代的科学转型密切相关,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时下用辩证论、突变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等各种观念加以观照,更将汇聚成五光十色、奇姿异彩的景观。……刚才谈到的从循环论到进化论,到阶级论,再到当前多元化文学史观的演进,不正体现出中国文学史学自身性质[37]的转换,提示了这门学科由传统向近代、现代过渡的轨迹吗?”“随机性”。对于文学史的规律,人们从随机性或者偶然性、非线性这些方面,试图给最混乱的文学史以某种秩序。人们发现,文学史并不是过去所认识到的简单、统一、整齐,其间充盈着混乱、偶然的因素,将这些因素表现出来,才能尽可能逼近文学真实的历史。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这样一种原生态式的把握,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是纯粹偶然论的,而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随机中有着有序,有序中又有着随机;无序中孕育着有[38]序,有序复分为随机。”文学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多元异质的空间,复杂性系统拓展了文学史写作的视野,有的学者将文学史看作是蔓状生长的状态,以突出延伸的随机性,有的学者则直接引用复杂性系统理论来阐释:“一部文学史是一个在空间上千汇万状、在时间上千变万化的巨系统:既有无数鲜活的个体(如作家作品),又有许多流动的整体(如文学运动、思潮消长、形式嬗变);既有连续性的逻辑展开(如总体流向、进化趋势),又有非连续性的偶然突变(如局部缺环、非必然转向)……偶然!在许多时候,那一类不确定性系统中的纯粹偶然却可以焕发迷人的色泽,甚至可以影响、改变文学的局部进程,文学史家没有理[39]由用逻辑的水火棍把它们驱逐出文学史的领地!”

[1]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CGZW10YB)。

　　** 作者简介:王轻鸿(1967-　),男,湖北荆门人,文艺学教授。

[2] 樊柯.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05(2):194-197.

[3] [比利时]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M].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

[4] [德]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

[5] [美]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M].曲跃厚,林金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9.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3.

[7] [荷兰]佛马克,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林书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9.

[8]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3.

[9]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691.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

[1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06.

[12] 王国维.静安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13.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62.

[14]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32:5.

[15] 转引自陶东风.文学史:走出自律与他律的双重困境[J].文学评论,1990(3):79-88.

[16] 转引自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

[1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4.

[18] 傅雷.傅雷文集·文学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11.

[19]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

[20] [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与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2.

[21] 陈明远.科学与社会[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246.

[22] 李晓峰.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J].民族文学研究,2007(3):10-16.

[23] 王瑜.“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3):77-81.

[24]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J].文艺理论研究,1999(3):48-50.

[25] [美]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J].陈永国,译.文艺研究,2000(5):134-148.

[26]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78.

[27]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09.

[28]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J].文艺理论研究,1999(3):48-50.

[29] 王轻鸿.文学终结论[J].外国文学,2011(5):111-119.

[30] [法]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63.

[31] [比利时]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M].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

[32]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24.

[33] [法]马·法·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

[34] 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J].文艺研究,1986(1):4-11.

[35]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60年代断代[M].张振成,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

[36] 王钟陵.总集与评点[J].中国社会科学,1993(4):25-38.

[37] 陈伯海.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1997(5):56-64.

[38] 王钟陵.论文学史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展开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94(3):131-145.

[39] 陈一舟.文学史的形态与语式[J].社会科学辑刊,1991(3):121-128.从传统文学研究到新媒介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林新华

新媒介的兴盛带来了网络文学在线阅读的快速发展。“榕树下”“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等专门的文学网站,新浪、网易、搜狐、雅虎等综合性的大型网站都开辟了专门的文学板块,登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成为原创网络文学的重要资源。我国出版产业化、立体化进程的推进使得网络文学的线下出版、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等文艺作品立体传播模式也应运而生。网络文学已经成了新媒介文学的主打形态。中国的新媒介文学研究主要是在网络文学研究范式下进行的。网络文学研究的兴盛可以说是对新媒介文化时代文学生产实践的理论回应。然而,无论是网络论坛还是刊物专著,对网络文学的定义和特征仍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界定。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国内网络文学的研究也已经陷入了某种瓶颈状态,难以形成新的突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下的文学研究范式进行反思,重新梳理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形成新媒介文学研究的有效范式,对以网络文学为主的新媒介文学实践进行充分的学理性解释。一　为什么要进行范式转换

国内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年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对网络文学的定义有明确的概括:“通过互联网发表或传播的小说、散文、诗歌、连载漫画等文学作品。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互联网首次发表的网络原创文学[40]作品。”这是一种较为宽泛的定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传统的文学定义出发,对网络文学的限定范围要小一些,一般是指通过网络发表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学作品。显然,一些被制成电子版搬上网络,供网友浏览欣赏的传统文学不在网络文学之列。网络作家李寻欢在《关于我的网络文学观》一文中认为:“我认为它的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41]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在这里,他主要是从网络文学的主体——“网人”,网络传播的渠道——网络,网络文学的创作动机——“供网人阅读”三个层面上着手界定网络文学的,而且他认为第三个层面显得尤为重要。且不管他定义的宽窄,我们还是看到了李寻欢先生所下的定义中除了新的传播介质,作品的预设读者,也就是隐含读者指向也是特定的。而在隐含读者这一点上,传统文学也是如此。榕树下文学网站的主编朱威廉先生就认为:“……网络文学就是新时代的大众文学,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42]天地更为广阔。”朱威廉先生对网络文学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因特网)这一传播技术的作用,同时他又认为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仍然是在传统文学的定义之下的。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问题上,他认为是没有质的区别。有一些人也坚持认为“纸上的文学”与“网上的文学”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网络文学”并不成立。作家曹文轩先生就明确表示:“有一种叫网络文学的吗?网络创作了一个新的文学门类吗?没有……文学并没有因为网络而改变它的形态,写小说只是按照小说的规则在写,最多也就是网络语[43]言。”更有甚者,网友三只钉子认为:“网络对文学来说,现在是、将来也只能是一种工具。它不能代表文学的某个特殊的现象或者观念……‘网络文学’这个词语,若不定义为‘内容与网络有关,并只描[44]述网络上发生的事件与情感’的话,它必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网友三只钉子看来,网络只是文学的传播工具,网络文学是文学,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新的展现形式。

上述这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见解对我们研究以网络文学为主要形态的新媒介文学很有启发:并不能因为传播介质的改变而判定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关于网络文学概念广义或狭义的争论并不是当前新媒介文学研究的切入点。袁跃兴先生在论述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问题时对此做了非常精到的阐述:“不能否认的是,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表现方面,主流文学、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需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引发社会话题的讨论,它们却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没有这些文学特征,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文学,都[45]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其实,不管哪一种定义,也不管是传统的文学作品还是借助现代新媒介发布的文学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文学”。而正是这一关键词使这些形态迥异的作品拥有了自身质的规定性。因此,找到这些通过新的媒介呈现出来的文学在文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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