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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异鸣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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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事试读：

王朝第一

银库亏空后，道光帝下旨彻查。于是处分了自嘉庆五年以来历任的管库、查库官员，分别罚赔银两。已经死去者，由儿孙减半交纳。这其中甚至有慈禧的曾祖吉郎阿，他曾是管库司员之一。由于人早已作古，罚银由慈禧的祖父刑部郎中减半赔了两万余两，赔偿时又因拖延，被革职并加罚了百分之六十，后释放官复原职，继续赔款，一共赔了七八年才了结。对于此次库管渎职，道光帝大发雷霆，骂其“丧心昧良，行同背国盗贼”。

道光帝病重时，将奕、奕一起召到榻前，以便决定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两位王子事先都向各自的师傅讨教对策。奕的师傅旬秉恬教奕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的师傅杜受田则很会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献计道：“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如法炮制，道光果然大悦，说皇四子仁孝，于是把奕定为皇太子。

1849年，道光帝病逝，奕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并加封奕为恭亲王。他之所以在奕的亲王爵上加一个“恭”字，目的显然是希望这位很受父皇喜欢的弟弟，对自己也能恭谨服从。当然，咸丰对奕还是另眼看待的，1852年，恭亲王分府时，就把当时京城内最好的一座宅第赐给了他。

咸丰死后，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位，上层统治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以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的8位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太后垂帘听政，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极度紧张。当时醇郡王奕在热河，由于和小皇帝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使得他果断地站在太后一边，并积极采取行动。他与在京师的恭亲王奕联络，在热河与北京之间，悄悄地进行着周密的政变筹划。其后，他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拿下了肃顺，把他解京弃市。关于奕的这段经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动的回忆：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士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21岁时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咸丰帝去世后，母以子贵，叶赫那拉氏成为皇太后，并垂帘听政。叶赫那拉家族也随之崛起：胞弟桂祥被封为三等奉恩公，享有公爵的尊荣及待遇；在此之前，慈禧的妹妹做了咸丰七弟醇郡王奕的福晋。同治皇帝死后，按照慈禧的旨意，由奕的长子载湉继承大统。这样一来，慈禧依靠一条剪不断的婚姻红线，以伯母、姨母、太后的身份继续临朝。

1865年，在慈禧的暗中支持下，忽有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恭亲王奕。慈禧召集查办，随即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清同治四年（1865年），被誉为西方铁路之父的铁道专家麦克唐纳·斯蒂芬生出现在金碧辉煌的琉璃瓦的大屋下，向同治小皇帝，实际是向龙椅之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建议了一个发展中国铁路计划的神话：“以扬子流域的华中商业中心——汉口为出发点，修筑一条东通上海，西至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的铁路干线。”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谬，于是特地在宣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验一列火车。当这个“怪物”汽笛一鸣，钢轮铁轨隆隆摩擦，声震京华。立在一旁的大臣禁不住大声疾呼，火车会震动先帝陵寝，于庙堂不利。当下“龙颜”大怒，命步军统领衙门，收了“怪龙”。斯蒂芬生非常失望地离开了中国，临走时不禁哀叹：“中国铁路时代尚未到来。”

1869年，太监安德海奉慈禧懿旨南下采购。其招摇过市，威风一时无二。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已接得恭亲王的书函，于是抓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有恃无恐，威胁丁宝桢说：“你们找死吗？”丁宝桢事先得到恭亲王的支持，于是以太监私自出京，违反祖训，安必为冒充为由杀之。

1873年，同治帝下旨重修圆明园。第二年，工程全面铺开，内外重臣普遍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恭亲王奕也屡屡谏阻重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以奕“召对失仪”、“无人臣礼”为由，下旨降奕为郡王，并撤去一切职务。翌日，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奕亲王世袭罔替。此后，奕对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同治帝与阿鲁特氏成婚后，感情甚笃。然而慈禧却要求其疏远阿鲁特皇后，而接近自己中意的慧妃。同治无法从命，也不便与皇后接近。为了免受慈禧责难，于是独居乾清宫。心情压抑时，竟在太监引诱下，私自出宫寻欢作乐。天长日久，染上了淫毒。太医知其病情，不敢言，反而请命慈禧。慈禧传旨说：“恐怕是天花！”于是，以痘药治之。同治暴怒，骂道：“我患的不是天花，为什么要当天花治？”太医答：“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帝默然，含恨而死。

1876年6月，朝廷决定为两宫皇太后册封徽号。按惯例，册封大典由大学士捧上册宝。此次，两位太后同时册封，用人必然要比以往多，于是礼部上奏，要求派大学士16名。这一奏折闹出了笑话。大学士为辅臣首列，是正一品官。其地位崇高，因而朝廷授受历来审慎。按例大学士只有4名，加上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合计是6人。礼部是掌管礼仪的衙门，奏折中平空多出了10名大学士，此等疏忽，尤为不该。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老师，在日记上写了三个字：“可笑也。”

满清皇帝过生日时，各省的督抚都要上表庆贺。1878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8岁的生日。贵州按察使吴德溥的祝寿贺折，竟写成“恭祝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万寿”，把皇上写成了太后。这一错非同小可，皇帝立即颁布圣谕，将吴德溥交有司论处。

慈禧在1866年时，就开始为自己百年后的陵寝作打算。1873年，整个方案定了下来。前后用去近十年时间。1879年，陵寝完工，花费银子共计227万余两。

北京城里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是专供西太后使用的。由于她对机车的震动和声响非常厌恶，以致于让太监拉着列车走，而不用机车牵引。对此，《清宫词》描述说：“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飙轮直过福华门。”1903年，西太后从北京南下谒西陵，乘坐经过专门改装的花车。

贝勒载涛酷爱戏剧，经常排演《盗御马》、《金钱豹》等剧目。在府中串戏如遇人手不足，家人、奴婢都会被安排上阵。一年四季，乐此不疲。老福晋患病时，载涛胞兄载沣入内探视，载涛听说后，急奔入内，牵着兄弟的袖子说：“黄鹤楼排演缺一角色，二哥演周公瑾可以吗？”载沣回绝。老福晋见状拍案怒曰：“我病如此，尔犹酣歌恒舞取乐耶？真是全无心肝。”载涛于是垂头丧气而出。

慈禧太后准备册立德宗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大臣们对立德宗一事均不敢持异议。唯有文祥力陈国家多难，不该废长立幼。慈禧佯装没有听到，众大臣叩首而退。

据一位老宫女回忆，慈禧曾在储秀宫豢养过一只小墨猴，名叫“小三儿”。它浑身上下毛色黝黑，尾巴同身子一样长，赭红色的脸，体态玲珑，如同普通家猫一般大小。这是太后最喜欢的一只小动物，她专门派了两名太监负责喂养。“小三儿”胆子很小，经常藏在条案上的瓷帽筒里，遇到生人还躲到太后的衣襟下。它常让太后抱着，很会撒娇，并且会给太后剥瓜子；慈禧吃东西时，它也凑到桌边，两只前爪合拢，向太后献殷勤；如果自己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便急得直叫。“小三儿”也有受委屈的时候，有一次大年初一，李莲英命人不许给它东西吃，把它整整饿了一个下午，目的是让慈禧亲手喂它。当晚，一个宫女端来一盘醉枣放在炕桌上，没想到它刚刚吃了两颗，便用小爪子去掀太后的俸盒，往外掏果脯，再给枣子就不吃了，哄得慈禧抿着嘴笑。

光绪皇帝载湉4岁即位，此时朝政大权被慈禧太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光绪18岁时，慈禧为他筹办婚事。选后活动在太和殿进行，经过多次筛选的5名秀女依次排列：第一位是叶赫那拉氏——慈禧胞弟桂祥之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最后是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照规定，选中妃子授予荷包，选中皇后则授予如意。慈禧将如意递给光绪，假意让他自己挑选皇后。光绪感到有些为难，不敢擅自做主，慈禧却仍故作姿态，坚持让他自己选定。光绪这才慢慢走到德馨的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的手里，这时慈禧却大叫一声：“皇帝！”并暗示他将如意交给站在第一位的秀女。光绪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给了她。慈禧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便不容光绪再选，匆匆命公主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

孙家鼐去张尚书家赴宴，同席的林侍郎问：“皇上学识如何？”孙家鼐说：“天资聪颖，好学不倦。”话音未落，翁同龢到。主人邀常熟上座，既入座，有人又以林侍郎的问题问翁同龢。翁同龢沉吟半晌，说：“皇上驽钝，久学无进步。”孙家鼐说：“是这样。”又说：“我从来不喜欢对人说起皇上的事，承林公相问，不得不答，实在是说了谎话啊。”德宗为慈禧所忌讳，翁同龢所言，不无深意。孙家鼐随风转舵，足够机警。

奕认定慈禧太后所醉心的只不过一个“权”字，便决心弃“权”而避“祸”。据《清史稿》记载：德宗即位，王奏两太后：“……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致触犯旧有肝病，委顿成废。惟有哀肯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帝成皇帝（道光）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王大臣集议，以王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但令照料普陀峪陵工。从之。命王爵世袭，王疏辞，不许。

1888年12月15日深夜，紫禁城内贞度门失火。东邻的昭德门、太和门及附近的皮库、毡库、茶库等仓库化为灰烬。大火烧起来后，王公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各衙门司员警卫兵等7000余人，用了两天时间，才将其扑灭。火灾过后，光绪帝接连颁布圣谕，奖励救火者。得到奖赏的贵族、官员有156人。其他兵丁、杂役等各赏银2两，受伤者赏银10两。十余处水会赏银万两。肇事者则处死、降级或罚俸不等。翌年正月，光绪帝大婚，此时距离大火发生日仅40余天。婚期在即，被烧毁的建筑无法立即修复，于是搭了几座与原建筑同样的彩棚，作应急之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但清朝没有国旗，而只有象征皇权的黄龙旗。1889年5月，一个叫张荫桓的大臣要出使国外，请求朝廷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于是，龙旗就成为了清朝的国旗。

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德宗（载湉）皇帝举行大婚盛典，各国国家元首和驻北京使节纷纷致贺。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贺礼是一座供玩赏的自鸣时辰钟，钟上用汉字镌刻着一副贺联：“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贺者无心，受者有意。慈禧一见“日月同明”的镌字后，立马脸就拉长了。当即指示大太监李莲英将英国时辰钟搬出大殿，匿迹避忌。德宗皇帝知道后，觉得英国女王的贺联，并非有意嘲弄朝廷。弃之不展，有碍中英外交关系。但在慈禧的怒颜威慑下，未敢进言缓颊。

珍妃特别喜欢摄影，据说她曾在1894年前后，偷偷从宫外购进一架相机，平日不仅自己照相，还教皇帝和太监拍照。她在照相时“不拘姿势，任意装束”，拍摄了不少化装相。其中有一张照片被慈禧无意中发现，曾对她进行了一番责难。后来，珍妃又拿出自己的私蓄，命一戴姓太监在外开了一家照相馆，很快，皇后知道了这事，并告知慈禧。慈禧闻之大怒，立即将姓戴的太监传来讯问，太监在重刑之下不敢隐瞒，只好说出了实情。珍妃受到责罚，戴姓太监则被活活打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宫里再也没人敢谈照相了。

宫女平时的戒律很多，据晚清时期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荣儿回忆，她们在宫里最大的困难有两件：一是睡觉时不许仰面朝天，必须侧着身子、蜷着腿。因为宫里人大都相信鬼神，如果宫女睡觉时大八字一躺，惟恐冲撞了哪尊殿神。刚入宫时，她们不知为此挨过多少次打。二是要严格控制饮食，侍候太后时要干净、整洁、利落，身上不能带一丝异味。宫女们一般都是不能吃鱼的，以免带有腥味。每顿饭只能吃八成饱，更不敢吃西瓜，当差时出虚恭，可就麻烦了。

慈禧太后60大寿的前两天，要在颐和园演习祝贺大寿仪式。这天早上，光绪皇帝率领百官来到颐和园，可演礼官李莲英还没有来，演礼无法进行，只得派人去催。两个多小时后，才见李莲英带着一群小太监来临。待演礼完毕，已然过午，光绪皇帝非常生气，突然下一道口谕：杖打李莲英40大板！本来掌刑的太监奉旨打人时都是虚打，可这次不是虚打，而是实实在在地打了40廷杖。李莲英吃了这次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得更加放肆。他依仗太后的权威，在宫内太监中结党营私，同时，勾结朝中守旧势力，干预朝政。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人士，立意变法维新。李莲英对朝中守旧势力暗加操纵，将慈禧太后包围起来，说皇上勾结党人，要推翻圣母太后，请求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终致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庆贺，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非但没有明显的缩减，就连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也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盆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申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著加恩赏收。”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渤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渤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期，宫中经常对她以“老佛爷”相称。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尝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孝钦为老佛爷。”为此，后人的一首《清宫词》云：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入画图。一自善财承异宠，都将老佛当嵩呼。

醇贤亲王墓道前，有白果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属万年之物。莲英谄事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支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支。太后大喜，然未敢轻动，因奏闻于德宗。德宗大怒，并严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乃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虑其复生芽叶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二年事也。

有个初学当差的太医，在慈禧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句“舒肝顺气”。慈禧听后，脸色马上阴沉下来，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服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请老祖宗开恩啊，奴才初学当差，不会说话。”没过多久，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心眼这样小怎么能把国事办好？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经此一吓，那位太医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

光绪皇帝载湉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因为几个子女先后死去，只剩下载湉一人在宫中当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创伤。1896年，她因长期郁闷而不幸病故。因为她是慈禧皇太后的胞妹、皇帝的生母，所以丧事办得非常隆重：叶赫那拉氏去世当天，慈禧亲自前往醇王府探望；次日，光绪皇帝颁发谕旨，称其母为“皇帝本生妣”；同时，户部行文给内务府银库“准银库付所有醇贤亲王福晋孝差银十五万两”。

每到十月初十日慈禧万寿节的时候，近侍们总会买上一些种类不同的鸟送给太后，慈禧自己也要买一批供“放生”之用。届时她先率领近侍们到万寿山顶的庙中焚香祷告，然后将太监跪呈上来的鸟笼一一打开，让它们重新回到大自然。但奇怪的是，每年总有几只鹦鹉无论如何也不肯飞去。慈禧对此感到不解，一名首领太监便跪下来说：“老祖宗洪福，这些鹦鹉感受老祖宗恩德，情愿留在这里服侍！”其实，太监们在放生前，早就对这些鸟儿进行了一番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博得太后的欢心。更有意思的是，慈禧在山上放生，山后有太监等着捉鸟拿去卖。

满人崇福为伶人，自幼出入宫廷演戏，对宫中之事熟知。崇福长相与光绪帝相似，因而被同班伶人戏称为“假皇上”。戊戌变法后，光绪被幽囚于瀛台，与外界音讯隔绝。崇福趁机勾结宫中守库太监，行走外省冒充光绪帝行骗。二人用“奴才”、“圣上”之称呼，服用豪奢：金龙被褥、玉碗、玉印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光绪帝逃出瀛台”的说法不胫而走，街头巷议，传得神乎其神。城中男女、候补官员纷纷前来参见，来者均行三叩九拜之礼。后张之洞闻言亲自前往探查，结果一举识破。二人遂被抓捕，在阜湖门处决。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临走时还忘不了处置珍妃。命李莲英指挥崔玉贵、王德环将珍妃推入井内，光绪见此情景，心如刀绞，赶忙跪在慈禧面前，请求饶恕珍妃，慈禧厉声斥责光绪，转身命令手下人快执行。珍妃喝令太监不准靠近，径自走到一口八角琉璃井边，自己纵身跳入。崔玉贵马上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珍妃就这样被残害了，时年仅25岁。

逃出京城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时而一日三餐、住宿都无法保证，要向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秫秸秆解渴。然而，此行人一到太原即忘记伤痛，故态复发：享用祖宗当年巡幸时的行宫，着令各省解送钱粮，继续挥霍。各省接到命令，立即开始筹措银粮，先后解送太原的银两达500万之多。行至西安后，愈发铺张。翌年折返京城，开始大修道路，建华丽行宫、驿站、公馆不计其数。而各省孝敬慈禧的私财，从金银到珍奇宝物用3000辆大车还装载不完。

1901年，慈禧一行回到京城。慈禧发布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卒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中靖难，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位号，以示褒恤。”

醇贤亲王之子、光绪皇帝的异母弟载沣在其父病逝后，袭封醇亲王，爵位上达到了人臣的极限，当时还不满8岁。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他曾肩负屈辱的使命出访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一事专程道歉，从而名噪一时，颇受中外舆论关注。载沣回国后，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娶荣禄之女为福晋。随后相继出任随扈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军机大臣等要职。

关于慈禧为载沣指婚的用意，溥仪说：庚子事件前，慈禧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大客气。载沣使德道歉，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大感不安，加深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亲王府撮合成为亲家”。实际上是通过这桩婚姻，在醇王府安插耳目和手臂。况且荣禄之女高傲任性，慈禧曾说“这姑娘连我都不怕”，把她安排在老实听话的醇亲王载沣身边，由不得他不惟慈禧之命是从。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桐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开始实行改服制，但是清政府只允许军队易服而不许剪辫。开始时一些官兵只是将发辫剪去一束，以便于戴军帽。到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练兵处只得下令禁止军队剪辫，命官兵将发辫盘于帽内。虽然下了禁剪辫令，但军中剪辫风仍不减。不久，剪辫风气又从新军扩展到学堂，百姓对剪辫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亦不强行干预。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辫，违者予以严惩。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剪辫之风稍杀。

光绪末年，善耆觊觎奕的位置，蠢蠢欲动。善耆本人轻佻，威仪不足，经常亲执鼓板和下人杂坐弹唱，然其财力雄厚，与之争风者，一时无二。袁树勋曾被提为顺天府尹，奕向其借银50万两，不得，于是对任命一事抑而不发。袁随后被提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前拜谒慈禧太后。慈禧问起顺天府的事，袁说：“……旅居数月，尚未接到任命。”慈禧愕然，方知是奕从中作梗。

孝钦（慈禧）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颔之。翌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同治）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光绪）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而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

珍妃死后，光绪就如同呆傻一般，经常望着珍妃用过的旧物出神，而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从前那种急躁的性情完全消失了。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载湉在西苑瀛台涵元殿去世，慈禧太后比他晚死1天。按照清朝旧制，皇帝即位后便着手营建“寿域”，慈禧太后的“万年吉地”前后修建十余年，所以在其死后次年便顺理成章地入土为安。光绪皇帝虽然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因为一直受到太后的挟制，所以生前从来无人过问他的修陵大事。

1908年11月14日，慈禧任命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规定：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5日，慈禧病势转危，自知回天无术，应该全面交权了。于是，她又颁布一道懿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隆裕太后日常开支大得惊人。她每顿饭必摆百种菜肴，用6张桌子陈放在她一个人的面前。除各种山珍海味之外，每月仅吃用肉类的“定例”就有肉1860斤、鸡鸭各30只。她每年穿用的衣料也有“定例”，包括：各种缎29匹、各种绸40匹、各种纱16匹、各种绫8匹、各种布60匹、绒和线16斤、棉花40斤、金线20绺、貂皮90张……隆裕终日无所事事，却嫌颐和园风景太熟，没有一点新鲜感。宣统元年，她命户部拨巨款，在紫禁城内廷东路兴修水殿，作为新的娱乐场所。此殿“四围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之，殿上窗棂承尘金铺，无不嵌以玻璃”，隆裕自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光绪和慈禧死后，遗命3岁的溥仪即皇帝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则成了清朝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载沣须在太后面前称臣，代行国政时遇有大事也要向她请示。但隆裕对此并不满足，总觉得摄政王监国之制与她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迁怒于载沣，常常与他为难。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毓朗、徐世昌被载沣任命为军机大臣。可几天以后，隆裕却不说明任何理由，硬要载沣撤掉这两个人。起初载沣还婉言相劝，想把时间拖延一下再说。然而隆裕并不肯罢休。弄得一向软弱的载沣也不免生起气来，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两位军机大臣才未被撤职。

慈禧生性贪婪，虽然富甲天下，仍然贪得无厌。她信仰来世，因此死后墓穴中的陪葬价值连城。据记载，其棺材底部铺有七寸厚金丝镶珠宝锦褥，上镶大小珍珠12604颗，祖母绿2颗，红宝石85颗，白玉、碧玺203块；锦褥上的丝褥上绣满荷花，满铺五分重的圆珠2400粒；慈禧所穿的寿衣镶嵌有珍珠、中珠、小珠、宝石等成千上万；尸体在入棺前，头部位置搁有天然翡翠荷叶，脚部位置放置粉红色碧玺大莲花。头顶荷花，足蹬莲花，意谓“步步莲花”，亡灵能很快进入乐土。尸身头戴进口珍珠王冠一顶，身旁放金、翠、玉、宝石雕像108尊。脚边放翡翠西瓜2个、翡翠甜瓜4个。最后为填充棺内空隙，又倒入珠宝4升，价值223万两白银。慈禧棺内之奢华令人咋舌。建造地宫时，再挖金井，又填埋了珠宝不计其数。

慈禧死后，载沣正式开始行使监国摄政王的职权。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于10月27日以宣统帝溥仪的名义颁布诏书：本月22日，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慈禧）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庶几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

军机大臣张之洞家，有个手艺一流的厨子。1909年，张之洞病死后，他出府自立门户，租下一酒家进行扩建，取名“会贤堂”。据《天咫偶闻》记载：云窗雾阁，烹鲜击肥，全是市井一派，而车马盈门矣。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中》说：“到了夏季，我的祖母照例要率领全家人到前什刹海的‘荷花市场’绕一周，买些河鲜之类。至于杂技棚和食物棚，则是以身份关系，照例过门不入的。一览之后照例要在河北岸的会贤堂楼上，过一下把酒临风之瘾。每次必须吃的东西，除了酒席之外，有鸭丁烩莲子或是烧鸭鲜莲子馅的水饺。”

载涛之子溥佳回忆说：“皇帝每餐都有定制，辛亥革命后已有所削减，但菜还是有六七十种之多。这些都是御膳房做的，另外还有四位太妃送来的二十几种精制的家常菜。米饭有三四种，小菜有十几种，粥有五六种。在宫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一看二眼观三’，大概就是形容饭菜多的意思。”

载沣在新旧党争中，当然是同情其兄长光绪皇帝的。他掌握大权之后，正是除掉袁世凯的绝好时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中，主张杀袁和保袁者都是大有人在的。载沣的表现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他担心袁世凯手握重兵，杀袁恐怕激起兵变，形势难以驾驭。而此时的袁世凯，幸喜自己以前的深谋远虑没有白费，于是想方设法寻求逃生之路。他在年轻时曾因骑马摔下伤了脚，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不平，于是便以“足疾”为由主动请求辞职，以图暂时隐退保全。载沣答应了他的请辞，于1909年1月2日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一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加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1911年8月19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载沣被迫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试图通过自我责斥摆脱危机的局面。诏书中明显吐露出他对大清王朝可能就此不保的极度忧虑，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自己的才干不足，“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二是说受小人蒙蔽，官绅只顾谋私，自己对这些“不知”、“不觉”。诏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彷徨，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911年9月26日，清廷批准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皇族无一人参与。这时的载沣也已精疲力竭。10月16日，他向隆裕太后面奏请求退位：“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1912年1月6日，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进宫面见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并递上了一份密折。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国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方法，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糙卷单1912年3月的一份早膳菜单草稿记载：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肋、烹白肉。

少年时的溥杰，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他曾在窗玻璃上写下“小米半斤”几个字，被其母亲发现后大加训斥。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载沣和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将一个英国人领到了毓庆宫。“皇上，这位庄士敦先生，是给您请的外文老师。”“噢，好的。”庄士敦向溥仪行鞠躬礼，溥仪也给他回了个礼。庄士敦从此便给溥仪上英文课。在庄士敦的开导及耳濡目染下，溥仪决定按照老师的穿着打扮自己。于是他下旨意，让太监买来一大堆西装。溥仪自己“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当溥仪得意洋洋走进毓庆宫时，庄士敦一看气得发抖，叫他赶快换掉这身衣服。第二天，庄士敦就带来了裁缝给溥仪量度尺寸，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衣服。庄士敦严肃地说：“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穿那种估衣铺的衣服不是绅士，是……”他终于没有把“瘪三”二字说出来。

溥仪曾这样回忆他对庄士敦师傅的第一印象：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庄士敦对溥仪的印象很好，他在入宫后不久写给英国当局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年轻的皇帝从未学过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但是他对英文学习很热心，思想也很活跃。他在宫中可以读到中文报纸，并且对报上的新闻很感兴趣，对国内外的政治新闻特别关心。他有着丰富的地理知识，对旅行和探险也感兴趣。……他看上去并不虚伪，或者对有关中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言过其实。他身体强壮，发育良好。他是个聪明、活泼、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具有幽默感。此外，他态度很好，毫不骄傲，虽然他身处虚伪的环境和宫廷的浮华之中，但他并无傲慢之气，确实难得。宫里的人尊称他为“天子”，以至高无上的礼节对待他。他深居宫中，从未迈出紫禁城一步，除了偶尔允许他的弟弟和两三个皇族的年轻人陪伴他一会儿以外，他没有机会和其它孩子接触。甚至他每天去书房念书也有着隆重的礼仪，他乘坐金顶黄轿，由一大群侍从人员卫护前往。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患痰症医治无效，在紫禁城长春宫去世，享年仅46岁。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对侍于病榻前的小皇帝垂泣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吾别汝之期至矣。”说完便离开了人世。

清朝末年，庆王奕劻手握大权，但却对时局无动于衷，而其本人也确属无能无志的贪官，乃至清政府覆亡后，他仍整日忙于敛钱。他死后，其家人向逊清小朝廷为其请谥，溥仪说：“丧吾国者，何谥为？”随后愤恨不已地赐了一个“密”字。

明黄色是皇帝的独家占有色，任何人不得擅用。一日，溥仪与其弟溥杰等在养心殿里捉迷藏。玩得高兴之际，溥杰的袖口里的衣里，露出了明黄色，溥仪一见，立即“龙颜大怒”：“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这，这是杏黄的吧？”“瞎说！这分明是明黄的。”“……”溥杰垂手立在一旁。“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即使亲兄弟，也不能逾越界限。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虚辞“国民代表大会”的劝进。次日，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

溥佳《清宫回忆》中说，清朝灭亡以后，住在故宫里的末代皇帝溥仪有一架留声机，庄士敦常送外国音乐唱片给溥仪。溥杰《清宫会亲见闻》中说，1916年前后，祖母多次带他进宫，午饭后大人们说话，他和妹妹便跟着太监到屏风后面，听太监给他们放唱片。

1917年6月16日溥仪身穿朝服，登上养心殿宝座。张勋首先跪下磕头，口称“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赐坐，张勋再次磕头谢恩，然后就坐了下来。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溥仪后来回忆道：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他说：“皇上真是天亶聪明！”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长于宫廷，溥杰十分厌倦当下的刻板生活。于是想出国。然而出国需要大量的钱，他筹措无方，便开始偷窃宫中的值钱物品：他每日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有人问起，便说是皇上的赏赐。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溥杰一共偷到了书画精品400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

1921年，溥仪所在深宫安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了电话本。溥仪开始兴致勃勃地给人打电话，先是让全聚德送鸭子来，又学京腔打给杨小楼，随后又拨通了留洋博士胡适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于是溥仪请他来宫里走走。没两天，小太监递进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溥仪退位后，一直住在深宫中，沾染了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曾仿《陋室铭》作《三希堂偶铭》，开篇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讽刺民国意味明显。

1921年，溥仪满16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和年龄都合乎条件，于是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

溥仪的新婚之夜不是在坤宁宫与“皇后”共度，也没去“淑妃”住的长春宫，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养心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按照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丑、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庄士敦师傅进宫授读后，对太监们的那副形象，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他不只一次地对溥仪说：“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大概只有紫禁城内还保留着中古时代的太监和发辫吧！”“我看了太监的动作和那条猪尾巴（辫子），心里就感到厌恶。”

1923年7月16日，随着逊清皇帝溥仪的一声令下，在宫中当差的近千名太监，一天之内都被驱逐出了紫禁城。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时间溥仪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普遍赞誉和一般老百姓的欢迎。

国运第二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开始主持虎门销烟：他派人在广州东南虎门珠江口的高处，挖开了两口大池，长宽都在十五丈，灌入海水，撒进食盐，把收缴来的二百余斤鸦片切碎抛入，再投入生石灰，利用生石灰和盐的化学反应销毁鸦片。经过烧煮的鸦片，被腐蚀分解成渣滓，随着潮水被冲入大海。一连二十余日，所有的鸦片全部被当众销毁。

1840年6月2日，英军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自以为是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但随后夷船越来越多，张朝发也按捺不住了，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为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林则徐虎门销烟，英人不服，与清朝在广东开战，不胜而北击福建，又败，再北击渤海湾天津。渤海湾是清朝内海，完全可以水陆夹击痛歼英军，而道光吝惜银两，不愿再与英军开战，致使英军得地得款。大清赔列强的银两越多，人家来打大清的军队也越多。英法德日美俄，个个狼吞虎咽。几十年后，清朝就亡了。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道光帝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亲信主和派的谗言，改变了抗英态度，决定惩治林则徐。9月17日，道光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虽然身处不利的境地，但仍然坚持抗英斗争。他还上书给道光帝，阐述了抗英的必要性。同时还建议朝廷制造坚实精致的船炮，坚决抵抗侵略者。他言辞恳切地指出：“即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能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昏庸的道光帝竟把这些卓越见解斥责为“无理，可恶！”10月3日，以“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中国“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贫谋亦一日不辍”。他还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862年2月8日，洪秀全的宗教教师罗孝全在《华北捷报》上发表声明说：“……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个疯子，完全无法使一个杂乱不堪的政府正常运转。他同他的那些态度冷漠的王们亦无法组织一个政府，无法与人民同享利益，甚至无法与旧的帝国政府相比……”

同治六年（1865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曾说：“京中来人所言，都城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或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额良久说：“然则南迁乎？”赵说：“恐则陆沉，未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曾说：“本朝君德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有夺取天下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你不是戏论（说笑话）吧。”赵说：“如老师的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50年矣。

1866年春，左宗棠由广东回到福州。当时，清廷正考虑购雇轮船，左宗棠却主张“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当年夏天，他上疏清廷，阐明其加强海防的主张：“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他还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法国作家雨果曾写道：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人间奇迹，它叫夏宫（圆明园）……人民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是神话般的世界，都体现在这座宫殿中……它有点像神奇的月宫，用大理石、软玉、铜与瓷幻想般构成！用雪松把它架起来，并饰之以宝石，裹之以丝绸。把它变成庙宇、闺房、城堡和鬼神居住的地方，再涂上一层漆、釉、金子和浓浓的色彩。那些具有诗人想象力的建筑师，把《一千零一夜》里的每一个梦都体现在你面前。有一天，这个东方奇迹消失了。两个强盗（法国和英国）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一个胜利者把腰包塞满，另一个赶紧效法把箱子装得鼓鼓，两个人手挽着手，心满意足地回到欧洲。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上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而愤愤不平。光绪手诏答之：“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流言终传至慈禧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本欲前往颐和园给太后请安，得知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慈禧已从光绪寝宫将奏章全部取走，召光绪骂道：“我抚养汝20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未敢发一言，良久，方嗫嚅道：“我无此语。”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皇上病重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光绪变法兴革，尽反之。

1874年，日本借“琉球事件”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迫使清朝政府和日本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5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

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见长，刘永福曾对法军宣言：“永福岂畏尔哉！尔占水，我占山。我有无穷之饷源，尔无久支之兵费。尔纵设立码头，我必频年兴兵，杀尔人，焚尔居，扰尔商政，使尔不得安枕。虽有红江之利，尔法国岂得及享哉？”可惜他在实战中并没有这样做。尤其是怀德、丹凤、山西等地，紧靠红河利于法军炮艇活动，黑旗军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阵地战法，自难抵挡优势敌人的强攻。此外，山西一役，屯驻北宁的万余清军见危不救，给刘永福的心头留下难解之恨。

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慈禧以奕“不欲轻言战”、“委靡因循”为由，发布上谕，开去他的一切差使：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则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蕝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甚严……奕着加恩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居家养疾。

正当冯子材等乘胜追歼侵越法军时，清廷电令乘胜即收，并于1885年4月7日宣布停战撤军。对此，张之洞上奏朝廷称：“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两天后，再次奏请朝廷延缓撤兵时间，以攻克河内。然而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仍令前线将士如期停战撤回，致使中法战争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北洋舰队组建后，日本海军上校、“浪速”号驱逐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应邀参观大清帝国的海军。东乡登上“镇远”号巡洋舰后，看到水兵把洗过的衣服晒在舰炮的炮管上；当他下船后，发现自己的白手套都脏了。于是，东乡在回国后的报告中说：“清朝海军虽然吨位多，但不堪一击！”果不出其然，1894年甲午战争中，堂堂北洋舰队，被总吨位仅有6.13万吨的日本海军一举击溃。

甲午战争前，中国位列世界第7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则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则极为勉强地位居第12位。中国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4亿人口，而日本仅有37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000万人口……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海战”。11月21日至24日，日军在旅顺滥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全城仅36人逃生。

1894年，中日海战爆发。李鸿章督师芦台。孙中山托人将自己的万言书递给李鸿章，并请转达求见之事。李鸿章知道后说：“现在正在打仗，等打完后再说吧。”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国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仅纳人口税，各项机器，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

李鸿章在马关与日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时，如此与对方谈判：

李：“昨日我派经方至贵大臣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丝毫不放松，不肯稍让。”

伊藤：“已让到尽头，万不能改。”

李：“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屡次言明，万万不能再让。”

李：“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两件皆不能稍减，不能稍改。”

……

李：“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

伊藤：“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

郑孝胥听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

1896年，梁启超写道：“……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李鸿章打算开办银行，阎敬铭非常赞同，只是不想用洋人。李鸿章说：“如果不用洋人，人们就不会信任户部了。”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戮，很多与变法有关联的人遭到株连。慈禧为了废黜甚至加害光绪，先是颁布诏书说皇帝得了重病，要求各地推荐名医诊治。然而此举却弄巧成拙，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外国驻京公使也非常关注此事，他们一再通过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为光绪帝诊病。最后，慈禧被迫同意法国医生前往瀛台，结果证明皇帝并没有患重病，借病废帝的企图不攻自破。

1900年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举旗进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中旬，聂士成回师天津，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军。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被联军包围，聂及手下与联军恶战四小时之久，聂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最后悲壮殉国。所部作战官兵“几无一生者，唯见尸身仆于血泊中”。

蒋梦麟上学时，曾写作文让日文老师中川批改，作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字句。中川老师批改时，毫不留情地写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即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晚，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黯然神伤。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对未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御史陈壁、肃亲王善耆等人被赶去挑大粪、搬石头，甚至慈禧太后的姻亲，时任礼部尚书的怀塔布竟也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手拉缰绳，坐在车上，还不时地用鞭子抽打几下，怀尚书一面猛跑，一面回头笑着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1903年发表的《皇帝灵》一文指出：“凡我国人所到之处就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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