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董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试读：

引子

帝国梦可是在中国有2000多年了，但那是帝王之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虽然时间不过15年，但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太诱人，引得中国社会2000多年来只为这一个目的杀杀烧烧，千万冤魂白骨成就了一个又一个集权的皇帝。

1916年，袁世凯的垮台才算彻底终结了皇帝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种专制的帝国前后历时2137年。

帝国之下，国家是谁的？2000多年来，中国人被封建思想不断洗脑，认为国家是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皇帝是“君权天授”“天子受命于天”。

100多年前，国家是谁的，百姓似乎不太关心，只要能够安居乐业，帝国和集权也可以受到拥戴，拥戴和歌颂那个体恤百姓并勤政的皇帝，虽然天下都是他家的。

可是到了1840年，2000多年的帝国体制受到致命挑战，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生产的先进武器，以区区几千人马和几艘军舰，就可以轻易打开帝国的大门，并让帝国俯首称臣、丧失主权，让国家和民族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皇帝的颜面没有了，百姓的生活也困顿了，无奈之下，从皇帝到臣子，从知识分子到平头百姓，都在思考和寻求中国的出路。

皇帝不想放权太多，臣子们还想救亡图存。于是，向西方的老师们学习，想出了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并演绎出“戊戌六君子”菜市口被砍头的悲剧。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各地开设租界，抢夺资源。为了救亡图存和维护大清的江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又称维新派）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虽然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宣传变法的时候提出了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但在真正实施变法的时候，为了争取光绪帝的支持，也是因为光绪帝态度的变化，没有提出君主立宪。但是，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皇帝的君权开始动摇了！

人们开始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共和思想有了萌芽的土壤！

帝制的基础是君权，共和的基础是民权。

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革命派，也可以称作共和派，开始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

共和制与君主制是完全对立的。它最主要的原则是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定期选举产生，而非由一家一族世袭。“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其核心则是public，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意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是民众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国家，再也不是皇帝个人的了。孙中山先生有一个概括：“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以往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毫发未损，明朝灭亡了，清王朝的帝制还可以继续延续二三百年。但是，这一次，在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推动下，清王朝的君权或者说是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向终结，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已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第11次起义。经过几十年的各种思想启蒙和革命军的前10次起义，清王朝的帝制已经失去了执政的根基，变得摇摇欲坠，只是历史选择哪根稻草压倒它而已。

起义当天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兵权。事后，他向上峰汇报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虽说是推脱责任，但也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清已“民心尽失”。

起义军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为了共和！”

辛亥革命的胜利，对近代中国确实意义重大，可以说出很多条，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推翻了清王朝及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皇权制度，让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才会有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才会有袁世凯的恢复帝制不得人心，并且在人人诛之中抑郁而死。

辛亥革命胜利了，但是，革命果实昙花一现，理想的共和国并没有建立起来，反而演变成更加混乱的军阀割据。现在来看很清晰了：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成熟，革命党还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还没有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8周年，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规约。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内改组完成。在“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把他多年来对人民民主的追求凝聚成一段著名的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思想已经足够先进，但可悲的是，国民党内部混进了太多的没有理想而只想捞取个人利益的人，国民党最终还是走向了独裁。

有人说，在国民党内部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人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绝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32岁的生命。可惜，当时的中国、当时的国民党只有一个宋教仁，而后是段祺瑞、张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一个个大军阀，直至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重归统一，成了时代的第一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首要任务。这个时候，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但是非常弱小，只有各种革命力量的联合，才可能成就一些事情，实现一些目标。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8个军3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革命的曙光已经显现，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统一的希望。可是，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他要的是蒋家王朝，而不是共和国。他背叛了革命，撕毁了统一战线，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最后彻底葬送了大革命！

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党国”，变成了“蒋家王朝”。1927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年，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年，国民会议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再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由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民国成了“法定”的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一切，都要受到军委会的钳制。1937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最高统帅之权，同时还授予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关键是，我们知道，这个军委会的委员长，一直就是蒋介石，所谓的“蒋委员长”，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独裁的代名词。

国民党已经没有了共和的理想，还成了实现共和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中国人的百年共和梦，也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出席代表13人。后因法租界搜查人员介入，转至浙江嘉兴的一艘船（红船）上继续进行，最终圆满落幕。中共一大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方向和领导力量。

中共一大没有制定党章，只有一个党纲，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即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共和国的大旗，历史地扛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血腥的镇压下，在四面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民主共和国的实验。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出席大会的各界代表有610人。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模拟共和国的《宪法大纲》，除了规定共和国的平民性质、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外，对民生问题做了比较细致的约定：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实行绝对政教分离原则；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等等。这些内容，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雏形。

在战争的环境下，这个实验性质的共和国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根本无法完成《宪法大纲》规定的任务，更多的带有军事斗争的痕迹，一切任务要服务于反“围剿”斗争。但是，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与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个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该地的办事处。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型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在本质上与苏维埃政权并无区别，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但是，从阶级内容到组织形式又有了自己的独到之处。它不同于工农民主专政，更不同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阶级和阶层的联合专政，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具有更广泛的阶级基础。

首先，它实行了参议会制度。各级参议会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和弹劾权，是抗日根据地真正有职有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实施。它的选举办法是真正体现选民意志的，即“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达到选民总数的75%至80%，有的甚至[1]90%以上。选民可以直接对政府工作提出问题、批评和建议，政府要虚心听取选民意见。

其次，它建立的是“三三制”政权。所谓“三三制”，就是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员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2]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作为施政的方针。”

第三，它探索了新型党政关系。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3]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同时，又强调，不是一党专政、党委包办。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和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直接命令的方式。“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4]参议会及政府机关。”

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提到一位叫李鼎铭的开明绅士，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位李鼎铭先生就是“三三制”政权的代表人物，他出身农家，曾从事教育事业10余年，并开办医馆治病救人，很受当地百姓赞誉。1941年夏，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先后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他的关于“精兵简政”的议案，就是在参议会上提出的，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和称赞。而且，这个议案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对度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三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最久、形式最完备、经验最丰富的政权，也是最有共和国雏形的政权，因此对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也就最大。正是基于对“三三制”政权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了战后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联合政府的全面纲领，指出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今后民主中国的模型。

抗战胜利后，有一个争取和平民主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力量确实想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实现国内和平，建设民主国家。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着重点是解决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并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设计了议会制和内阁制。但是，享受惯了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是不能容忍分权的，和平很快被打破，中国又陷入国民党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血腥内战。

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反攻以后，胜利的天平倒向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更加从容地进行未来共和国政权的探索。在新老解放区，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新解放区城市实行带有过渡性质的军事管制制度，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民族自治制度。

在农村，贫农团和农会逐渐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土改完成后，普遍成立了区、乡（或村）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正式的权力机关，并由它选出政府委员，组成区、乡人民政府，实行“议行合一”制度。此后，贫农团和农会变成了群众组织。在新解放的城市，一般都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临时性、过渡性的人民政权形式。在解放了的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1935年12月至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中，开始从理论上论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和要建立的国家形态。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政权”“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概念，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完成了理论思考和设计。

时间到了1948年，胜利可以按天来计算了，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五一口号”。

关于“五一口号”，还有一个小故事。4月下旬，中共中央前委的周恩来、任弼时，与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在西柏坡办公，毛泽东在几十公里外的城南庄办公，新华社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五一节快到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请示有什么重要新闻要发布，但是电报口吻有点幽默：“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周恩来看了看电报，笑道：“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战争残酷，环境恶劣，电报语言却如此诙谐，只能说是当时的上下级关系宽松和谐。

4月30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会议，廖承志的电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在笑声中，会议首先讨论“五一口号”。大家一致认为，“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

5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见报的“五一口号”一共有23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最后一个口号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些口号和以前的口号比变化很大，确实行动性更强。尤其是第五个口号，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华大地。

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第五条的原稿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要成立新的政府了！要替代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了！最令人振奋的是，新的政府是民主的，是联合的；新的国家是一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共和国。

为了阐释和落实“五一口号”的第五条，毛泽东于4月27日给刘仁写了一封信，5月1日给中共沪局港分局发去秘密指示。这两份文件主要表达了：一、中共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一个是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中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想要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二、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是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三、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日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而且，还开出了一个29人的名单，李济[5]深、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吴晗等都在名单中。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确实是民心所向，一呼百应。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12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此前一天，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

5月份，马来西亚、暹罗、法国、加拿大、古巴等地的华侨团体纷纷致电响应“五一口号”。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

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

6月，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宣言，6月4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125人声明……

7月7日，郭沫若给香港南方学院的大学生们演讲，激情澎湃：“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府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郭沫若号召：“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6]吧！”

北上，北上，民主人士的北上，成了1948年后几个月中国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毛泽东的心里，建立新的共和国的时间表也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而改变。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作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认为中国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是蒋介石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宣布：“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1951年解放全国大陆。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撤出延安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9月会议坚持5年打败国民党的时间表，决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还在政治上第一次提出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思想，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四个阶级联合”“推翻三座大山”。

1948年11月14日，仅仅两个月后，毛泽东第一次修改了他的时间表。这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写道：“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毛泽东修改胜利的时间表，从现有文献看，应该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灭敌人47.2万人，与国民党集团进行大兵团决战，已经信心满满。东北解放区成了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并且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东北野战军兵种齐全，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强大机动力量。二、1947年3月底，毛泽东刚刚渡过黄河，在黄河边回望延安，对杨尚昆说了一段话：“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就是“传檄而定”的下坡了。三、就是民心所向。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从新加坡到香港，又于夏天到达大连，见到大连党组织负责人李一氓。胡愈之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民党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他的这个见解，中共旅大区党委报告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

有了这个改过的时间表，1948年过得更快了。战场上，解放军势如破竹；在民间，民主人士以各种方式奔向解放区，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可以说，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民主人士们不是已经到达解放区，就是在赶往解放区的路上。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东海上航行的一艘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上，乘客们正进行一场特殊的欢庆新年到来的聚餐。原来，这些神秘的乘客是中共秘密组织的从香港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他们是1948年12月26日从香港出发的，为了庆祝新年，大家一起包饺子，还拿出了各自携带的鱼子、腊鸡、牛肉、水果等，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共话未来。茅盾准备了一个大笔记本，请大家题字和签名。李济深即兴写下一首诗：“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朱蕴山在途中吟诗多首，其中有“神州[7]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意味深长的佳句。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思想上忠于蒋介石的胡适，与傅斯年在长江边饮酒唱和，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两个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他们俩人的泪是感慨“忽值山河改”，而中国的普通百姓和民主人士期盼的，就是“山河改”，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即将到来的1949年丰富而多彩。而本书只是围绕主题，重点叙述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围绕着这个崭新的胚胎是怎样发育、成型，进而呼之欲出，完成了共和国的设计和定型，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百年共和国的梦想。

时间的指针，即将转向1949年——

第一章

一月

1.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

1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

1949年1月贯穿大半个月的事件是平津战役，也就是给新的共和国解决首都问题的战役。

2.1月5日，新华社发表系列评论，第一篇是《评战犯求和》，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第一篇是毛泽东撰写的。

3.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

1月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并非真是要和平，有可能是缓兵之计，还是要继续打下去。

4.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

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至22日），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了徐州。

战役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

战役第三阶段（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

1月10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各前委发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指示。

5.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五项求和主张。

6. 1月16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

7. 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月25日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尤其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很强硬。

8.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1月21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9. 1月22日，已在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

10. 1月31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

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1月31日下午来到了西柏坡，2月8日凌晨离开西柏坡。整整7天多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

1949年1月1日。

凌晨2时，56岁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

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时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8]险。”

新的一年，以毛泽东思考如何和平解放北平——这个未来新的共和国的首都开始了。

字里行间，全是对傅作义及其部属的考虑、安排。如果回顾一下傅作义及其部属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狂、嚣张和反动，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胸怀。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取胜的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嚣张地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

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

的全部主力。……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

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

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震动了国内外。梁漱溟听闻此讯，发出了一声叹息，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时的傅作义又得意扬扬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

可是，时间表是按照毛泽东走的。

仅仅两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计较傅作义了，而是作为一代伟人，为傅作义设身处地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未来的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

元旦，天一见亮，人们会在报纸上见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这两篇文章似乎就是中国1949年的路线图，已经预示着1949年的中国道路之方向。

蒋介石从1940年起，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的文告，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这原本是例行的工作，但是，在1949年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时局下，这次的元旦文告的内容格外引人关注。《申报》就提前预告，说蒋氏将在文告宣示重大决策，“说明政府企求和平之一贯主张，并指出症结所在，借以澄清时局，安定人[9]心”。

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在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作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意”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并在日记中记道：“以今日大难，不在敌寇之共匪，而乃在内奸之桂逆也，故此文用意，对桂多于对共——讨论至十一时半散会，余告其决心发表，非此不可之意。”[10]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里最重要的一段：“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问题的决定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唯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1948年1月1日，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还在说：“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之后，[11]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时隔一年，1949年的这个“新年文告”，语气确实与蒋介石以前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有了很大不同，甚至让一些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再骂共产党为“匪”了，主动求和了，甚至还要根据民意决定自己的去留。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初对文告印象不错，不骂“共匪”了，主动求和了，承担过错了，还表示可以隐退，似乎和平真的有了一线曙光。但很快，司徒雷登就发现问题很多：第一，文告的语气还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对叛逆分子的居高临下，完全忽视国民党军事、经济全面崩溃的现实。第二，文告中的五个“只要”，分明是五项和谈条件，没有任何让步的姿态和条件，这样的和谈根本没有可能。第三，蒋介石还在继续推卸责任：“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司徒雷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共党之反应甚易揣度，其态度必然为不妥协者。”

司徒雷登猜得很准。但是他有些绝望地说：“我能做什么呢？只[12]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

国民党区的出报条件好，应该先看到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天大亮了，充满油墨香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广大读者的眼前，头版头条就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首先对解放战争进行了回顾：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采取的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转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并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熟知的“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到了毛泽东写这篇檄文时，“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就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其“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一个外国人也听得懂的《伊索寓言》里的故事：“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决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毛泽东说：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3]

文章的最后，为1949年画了一张路线图：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

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

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

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

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

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

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

府。

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年献词（文告），加上毛泽东画出的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而且，毫无悬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人民的共和国，从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必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这天的《人民日报》一版，为了配合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还刊登了一封中共中央祝贺华北前线我军伟大胜利的电报，电文如下：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

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

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以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

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意外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

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时间内歼灭了敌正规军十四个整师，解

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

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

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

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

名城、重镇、县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敌军陷

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

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平津而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1月1日，这一天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军管会发布的第一号布告指出：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同日，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

在毛泽东的心中，北平已经属于人民的了。

打扫房间，战略决战，全歼华北的国民党主力兵团，最终解放北平，成为1949年1月的主要任务。

为了细化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勾画的1949年解放和建国的路线图，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党在1949年的主要任[14]务细化为17条，远远超过“新年献词”中的三个段落。这17条字数不少，但还是有必要抄录下来，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党是怎么样孕育崭新的共和国的。乙、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

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

是全部。（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

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增调和训练好。（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

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

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

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

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

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

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

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

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

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

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

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

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

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

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

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

普及全军，成为定制。（八）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

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

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

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

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

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

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

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

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

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

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

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

术工作亦是如此。（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

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

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

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

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并通过共同纲领。（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

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

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

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

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

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

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

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

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

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

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

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

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949年，只需按照这个路线图走即可，时间表就在毛泽东的手里。

淮海战役是1月10日结束的。说到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就不能不提到济南战役。

进入到1948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范围的机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取得全国战场的主动权。但是，其间打的大多是运动战。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主力都被压缩在几个大城市中，转入被动的战略防御，因此，在我军的战略决战的部署中，攻克大城市，打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就摆在了统帅和将领们面前。

说起打攻坚战，本应该东北野战军最有条件，兵肥马壮，兵种齐全，特别是攻城不可或缺的重炮，就有660门。但是，林彪经过两次四平保卫和攻坚的失利，心理留下阴影。先是不同意毛泽东南下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后来改变初衷同意了林彪的战役构想，也许是想打下长春也可以给解放军的城市攻坚开个好头。因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就需要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攻坚战来树立信心，好进入到战略决战更高的层面。可是，在初期攻城没有奏效并出现一些伤亡后，或许是四平战役的阴影的作用，林彪攻占长春的信心出现动摇，改变了对长春的战略。5月29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提出改硬攻长春为长困久围。6月25日，对长春的“长困久围”正式开始。

大城市的攻坚战是必须打的。在林彪放弃了硬攻长春之后，毛泽东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图转向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东北野战军的华东野战军，转向了更能领会其战略构想的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也物色了攻城前线指挥员——少林寺出身的铁血将军许世友（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攻坚的城市选在了济南。这个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标志性战役，就这样从东北野战军转到了华东野战军身上。

当时，山东大部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唯有济南等少数几个城市被国民党军控制，成为阻碍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极大障碍。济南西临运河，北倚黄河，南靠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到1948年9月，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以日伪工事为基础大举扩建加固，已经拥有160余个永久性、半永久性碉堡组成的支撑点式主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王耀武声称市区可以固守一个月。

但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王耀武也明白，孤城难守。他专程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也建议国民党军撤出济南。但是，蒋介石认为济南地位重要，甚至可以等同京、津、徐的战略地位，不但不同意放弃，还制订了《济南会战计划》，想用固守打援的方式寻求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

有意思的是，华东野战军最终的战役计划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异曲同工，也是要攻济打援，攻打并重，寻求决战。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守，一个攻，但都想在济南打一场大仗。1948年7月16日，一天之内，毛泽东给粟裕、许世友、谭震林等连发5封电报，都是和攻济作战有关，可见心情之急迫。

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14万人，打援集团18万人；王耀武集团守城11万人，外围增援集团17万人。可见双方的决心都很大，都想在济南一赌输赢。

攻城作战也很有创意。王耀武把守城主力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应该在西面，在解放军攻城之前，就把预备队的两个旅西调充实西部守备区。按照预定计划，华东野战军由西部兵团担任主攻任务，东部兵团担任助攻。但是，在下达战役命令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许世友、聂凤智等人临时把东部兵团的“助攻”也改成了“主攻”，济南攻城战就演变成了双主攻的模式，把王耀武打得措手不及，摸不清头脑，也乱了阵脚。原以为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阵地，一夜之间就丢掉了。

从9月16日到22日，济南的外围据点基本清除，逼近内城城垣。王耀武不甘心失败，调整部属，想凭借城内工事继续坚持。不料就在国民党军东调西遣、混乱不堪之际，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未经休整再次展开强大进攻。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拿下了济南城，守敌全部被歼。济南战役一共8天时间，共歼敌10万余人，守军司令王耀武被俘。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