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峰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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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智囊团·大宋名相试读：
总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是宋代范仲淹在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句。一段话道尽了自己身为庙堂之臣的心路历程。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上这群被称作宰相的人所处的尴尬位置，和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的崇高志向的真实写照。
宰相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令人为难的职务。虽然历朝历代称呼不同，秦、汉、唐都习惯叫丞相，宋代叫参知政事，明代叫内阁首辅，清代叫军机大臣，但其职权范围却变化很小。我们可以用“总理政务，调和阴阳”这八个字来概括其职权范围。
何谓“总理政务，调和阴阳”？“总理政务”指的是宰相的日常工作。皇帝身为一国之君，在国事上可以抓大放小，但宰相身为百官之首，在国事上却必须事无巨细。全国大大小小的事务由各部门统一汇总到宰相那里，宰相再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呈递给皇帝御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基本的行政流程。“调和阴阳”指的则是宰相在国家机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宰相向来都是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在皇帝眼中，宰相是百官之首，是百官的代言人；而在百官眼中，宰相却是皇帝的助理，是皇帝的代言人。因此，身为宰相，就必须懂得如何调和阴阳，平衡皇帝与百官之间的关系。
这两点既是宰相的职责，同样也成了宰相难做的原因。总理政务让宰相庶务缠身，一刻不得清闲；调和阴阳又使得宰相劳心劳力，时时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斡旋。由此可见，国之宰辅一方面位高权重，于运筹帷幄之间决定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忧谗畏讥，小心翼翼，否则这一刻还“居庙堂之高”，下一刻便会被流放，“处江湖之远”。
正是由于宰相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使得宰相这个群体拥有了别样的精彩，这也正是本套丛书成书的原因。身为个人奋斗所能达到的最顶点，身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我们可以在历代的宰相们身上看到个人奋斗与王朝兴衰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此，本套丛书选取了秦、西汉、唐、北宋、明、清这6个最有延续性也最具代表性的朝代，每个朝代选取数位名相。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王朝的发展脉络，看到这个王朝究竟因何而兴、为何而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古之名相，无不是人中之杰，今之人可以此为鉴。第一篇赵普——叱咤风云的“小吏”
赵普，小吏出身，但却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吏。赵普很清楚，对于每个人而言，一生的时间很长，但关键之处也就那么几步。对于历史而言，虽然更加漫长，但决定其走向的也往往只有几步。于是赵普抓住了机会，从一个小吏变成了北宋王朝不可或缺的缔造者，在青史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笔。第一章风云际会
综观赵普的初期奋斗历程，抱负二字可谓贯穿前后，这让他在风起云涌的五代末年脱颖而出，同时为北宋王朝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幼年赵普随父亲四处颠簸，所见所闻都让他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感，以至于对天下苍生怀有兼济之心。入仕之后的赵普虽然屡有不得意，但是其志向始终未改，这就让他的个人能量越积越大，只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就会大举释放出来。遇到赵匡胤之后，赵普随即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想尽办法赢得赵匡胤的信任，然后又帮助他定鼎乾坤，表现出了经天纬地的惊人才干。战火燎原
唐朝末年，地方政权尾大不掉，分裂割据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渐感不支。唐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五代十国拉开序幕。
当时的天下，可谓一片混战。朱温虽然名义上建立了政权，但大多数藩镇只是迫于其势力强大，暂时不敢与其作对，真心归附者屈指可数。与此同时，一些较大的军政势力都在和他唱对台戏，比如晋、歧和吴，依旧奉唐朝年号，并且视朱温为叛臣逆贼。其中，占据太原（今山西太原）的晋王李克用，尤其兵强马壮。在朱温称帝之后，他随即誓师征讨，双方兵马连年混战。幽州作为他们争夺的焦点地带，常年沐浴在战火之中，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不断遭受蹂躏。
此时的幽州，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势力范围，由于势力较弱，他只能依附于朱温，属于半独立政权。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承了他的遗志，持续对后梁用兵，幽州作为交战地仍旧兵祸不断。最终，李存勖利用刘仁恭父子内斗的机会，成功将幽州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梁龙德二年（922），赵普就出生在李存勖统治下的幽州治所蓟县（今天津），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赵普出生的第二年，李存勖宣布建立后唐政权。这个时候，他已经将整个后梁势力彻底剿灭，在中原地区风头一时无二。可惜，乱世之中从不缺少战争，就在李存勖建立后唐的同时，居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势力迅速崛起。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马背上的契丹士兵神出鬼没，来去如风，对后唐政权形成了极大威胁。幽州作为边镇重地，首当其冲地暴露在了契丹的兵锋之下。
事实上，在赵普出生的前一年，耶律阿保机就曾率众包围幽州城。当时，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全城百姓也被调动起来，前后苦苦支撑了百日有余。最后，李存勖亲率5000精骑赶来解围，才迫使耶律阿保机无功而返。这个时候，幽州城内的情景已经惨不忍睹，四处弥漫着硝烟，能吃的东西都已经被啃食干净，受伤的将士相互搀扶着艰难前行，普通百姓更是面如死灰，十室九空。赵普一家就夹杂在这些人群当中，他们一起协同后唐将士作战，一起迎接李存勖进城，虽然筋疲力尽，心头却存有一丝欣慰，毕竟这是保家卫国的胜利。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让赵普对家国形成了极深感情。然而，家国的概念在少年赵普的心中又是那样模糊，此时的汉族政权仍然处在一片混战之中，他们相互攻伐，不断开启战端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灾难，苦果最终都要由老百姓吞咽。值得庆幸的是，赵普的祖上都是读书人，即使在如此乱世，仍然能够找到一处安身之所。比如他的曾祖父赵冀，曾经做过三河（今河北三河）县令；祖父赵全宝，曾经做过澶州（今河南濮阳）司马；父亲赵炯，曾经做过相州（今河南安阳）司马。相对优越的成长环境，让赵普在遭受战乱之苦的同时，也在发愤读书。
赵普4岁这一年，战火中的幽州城再度发生形势变化，还好这是一次好的转折。当时，耶律阿保机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开始全力进攻渤海国（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因而对于幽州的战事无暇多顾。李存勖抓住这一难得机遇，果断调整全局部署，主动出击，派出大将赵德钧治理幽州边境一带。等到耶律阿保机荡平了渤海国，再度率兵来到幽州，赵德钧已经夺取各处险要地势，并且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驻扎大军。耶律阿保机无计可施，只能放弃无谓的进攻，幽州的百姓终于得到一丝喘息机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外部祸患刚刚缓和，后唐政权的内部又出了乱子。定州（今河北定州）节度使王都忽然起兵反叛李存勖，耶律阿保机为了策应他，迅速派出精兵进攻后唐边疆，战火再一次燃烧到了幽州。还好，此时的后唐政权正值兵强马壮，李存勖接连调兵遣将，先是消灭了孤军深入的契丹援军，接着又攻入定州城，及时镇压了王都的叛乱。但经过如此一番祸乱，刚刚恢复一点元气的幽州百姓，再次遭遇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赵普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内心当中越来越清楚，战乱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平息的，同时也不会平息在这些自私自利的军阀手里。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渴望有一位名君能让天下太平，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事实上，赵普的祖辈虽然都是小官小吏，但本质上属于读书人。只是五代时期武夫当道，他们才被排挤到了官场边缘。出于乱世谋生的需要，他们只能在官府当中充任小吏，这也是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无奈。但是尽管无奈，他们仍旧以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为己任，赵普也是这样的人。
赵普15岁这一年，幽州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对军阀彻底失去希望。当时，李存勖已死，后唐政权陷入内乱，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求一己私利，居然自毁长城，引契丹兵进入中原，帮助自己扫除障碍。作为交换条件，他把中原政权的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契丹，幽州自然也在其内。如此一来，幽州成了沦陷地，赵氏一族也跟着成了亡国奴。读书人的气节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赵普一家心系祖国，他们举族搬迁，逃离幽州，来到常山（今河北正定）安居下来。
在这里，赵氏一族与当地望族魏氏交好，赵普还因此迎娶了一位魏姓女子，成为他的第一任正妻。可惜天不遂人愿，赵氏一族本想过几年安稳日子，偏又逢常山节度使安重荣举兵反抗石敬瑭，常山很快成为这场战乱的中心。父亲赵炯为了避祸，决定脱离族人，带领全家继续逃命，最终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定居下来。这里地处我国中部地区，相对于战乱频发的东部而言，已经有几道险关可守，因而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赵普在父亲的指引和帮助下，开始进入官场做事。
官场上的玄机难不倒赵普，他生性聪慧，又饱读诗书，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在长年的颠沛流离中，赵普目睹了太多的百姓疾苦，对于百姓的内心诉求也感同身受，因为小吏的工作本身就是和百姓打交道。他很清楚，战争之源乃是各地军阀的私心私欲，如果混乱的局面得不到终结，天下将永无宁日，百姓会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亡国灭种的灾难都随时可能发生。所有的这一切，对于赵普最终的思想建立，无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奇才与明主
从赵普一家的搬迁史可以看出，其父赵炯并不希望一家人生活在战火之中，所以才最终来到了局势相对稳定的洛阳定居。遵从父亲的遗志，赵普出仕后也选择了相对安定的西北一带为官。这里地处我国函谷关以西，而函谷关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雄关一闭，便可安享太平。赵普自己也曾说过“普托迹诸侯十五年”，所言就是这一段经历，以他说这句话的时间进行推算，可知他入仕的年龄在25岁左右，而此时的他已经练就了不世出的吏治之才。
史料记载，赵普“少习吏事，以吏道闻”，可见他的才干是从这一时期的吏治生涯中得来的。然而后世评价赵普，多认为他不读书，甚至借此诽谤他的政事能力，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赵普志向远大，从仕途历练中摔打出来，其能力和见识并不在读书出身的官员之下。何况，五代十国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习武从军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只能依附着军事豪强，生存和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受此历史潮流影响，赵普虽然读尽天下书，却只能屈身小吏，庆幸经过一番摸爬滚打，到底还是练就了一身实打实的政治本领。
具体来说，赵普先后在凤翔节度使和永兴节度使帐下效力，如《丁晋公谈录》曾记载他做过陇州（今陕西陇县）巡官。在这段时间里，赵普除了公干，还做了一件意味深远的事。包括太宗李世民在内，关中地区共有18位唐朝皇帝的陵寝，然而这些陵寝都被先后挖掘毁坏。挖掘者只识珍宝，不顾棺椁，因而大部分唐朝皇帝的遗骨都被抛诸荒野。赵普听闻此事之后，不禁扼腕叹息，但他能够做的，也只是耗尽家财，收集唐太宗李世民的遗骨并妥为安葬。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圣君，赵普对他格外崇敬，由此表明其希望国家统一富强的宏伟愿望。
在他33岁这一年，静观时变的赵普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转机，他被刚刚上任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聘为从事，自此进入地方军阀的核心机构。此时，中原地区已经几次易主，先是石敬瑭的势力被契丹人攻灭，其麾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建立了后汉政权，并且抓住机会重新统一了中原地区。后来，大将郭威遭到后汉隐帝的猜忌，郭威制造兵变，成功取代后汉，随即建立后周政权。郭威死后，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而刘词正是柴荣麾下的主要军事将领之一，赵普也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刘词此人，比较注重招纳人才，因而他的幕府当中人才比较充实。其中很多重要谋士，都在后来成为响当当的大人物，赵普接触到的人，也由此发生了层次上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赵普兢兢业业地为刘词谋事，很快得到了他的认可。为此，刘词不仅能重用赵普，还在去世之前将他推荐给了柴荣。很快，刘词的推荐名单就受到了一位军事将领的注意，这个人就是赵匡胤。
名单中的楚昭辅和王仁赡在当时名望很大，赵匡胤知道他们到朝廷报到后，立即找到柴荣要人，并很快如愿得到两人。而赵普虽然同在推荐之列，却因为资历较浅，没有受到赵匡胤的关注。更为尴尬的是，朝廷也没有正式任用他，只是让他留在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待命候缺。此时，赵普已经35岁，有着十余年的吏治经验，同时也在节度使幕府中得到了认可，却仍然还要等下去。如果换做一般人，可能早就沉不住气了，但是赵普却没有丝毫怨言，只是静静地蛰伏了下来。
与此同时，整个后周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柴荣即位之初，北汉皇帝刘崇趁其立足未稳，发兵讨伐。当时的后周将领多不能战，世宗柴荣为了稳定大局，只能御驾亲征。战场上，大将樊爱能与何徽畏战奔逃，把世宗置于危险境地。时任宿卫将的赵匡胤见形势危急，与张永德分兵两路冲击北汉阵营，最终大获全胜，解了世宗皇帝的危局。这一战史称高平之战，此战中，赵匡胤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其锋芒之锐利无人能挡。功过赏罚，樊爱能与何徽等七十余名将领被诛，赵匡胤则因表现突出受封殿前都虞侯，同领严州刺史。
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军力，一方面也是为了收束权力，世宗柴荣在高平之战后，进行了一系列内外改革。如此一来，大批郭威时期的老将被裁撤，年轻的将领们开始掌握兵权。而赵匡胤作为大家公认的军事奇才，自然得到了着重提拔，殿前都虞侯一职的任命，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后来，世宗整顿禁军，赵匡胤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也为他后来升任殿前都点检打下了基础。
军队既然整顿完毕，接下来就要攘外图强。当时，后周政权面临的局势仍然相当险恶，刚刚被打败的北汉虽然不足为虑，但是其背后的契丹仍然是心腹大患。而在南方，南唐和后蜀的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只是相比较而言，他们的威胁比契丹要小一些。通过朝臣商议，世宗确定了“先南后北”的征战方略，即先消灭南唐和后蜀政权，再回过头来消灭契丹及其附属的北汉政权。在加强了北部边境的防务之后，世宗决定首先进攻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凤（今陕西凤县）四州。
虽然初战告捷，但是后蜀君主孟昶很快反应过来，他一面调兵遣将迎击后周军，一面联络北汉和南唐政权，请求他们出兵围攻后周。北汉和南唐都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尽管不肯大举进军，却也在边境陈列重兵，因而牵制了大量后周军队。很快，兵力不足的后周攻势陷入了停滞，两军在凤州相持不下。这个时候，以宰相王景为首的后勤班底，认为战事不宜久拖，建议世宗收兵。世宗不愿就此作罢，派赵匡胤赴前线视察，希望找到取胜之法。赵匡胤不负众望，深入敌军腹地调查，很快发现后蜀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后周军再坚持一段时间，后蜀防线将不攻自破。
回到军中，赵匡胤将探听到的情报回禀世宗，并积极献计献策。世宗认同了他的计策，于是率领大军一起压上，后蜀军果然不敌，全线溃退，从此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大为减小。大败了后蜀军队，世宗再接再厉，兵锋直指南唐。南唐的势力纵横江淮流域，可谓沃野千里，物产充盈。后周若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得到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到时候再去征战契丹，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了。然而，世宗的想法如此，南唐君主李璟的想法却更进一步。他趁着世宗进攻后蜀的机会，出兵灭掉了更南方的闽、楚两国，此时正待联合北汉和契丹，南北夹击后周。
为了加大胜算，世宗决定先发制人，趁着淮河水浅之际忽然发动进攻。战事发展和先前进攻后蜀时如出一辙，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然而当兵锋推进至寿州（今安徽寿县）时，南唐主力赶到，双方形成僵持局面。为了振奋军心，世宗亲临前线，并且动手搬运炮石。随军护驾的赵匡胤更是组织敢死队，驾着竹筏率先冲入护城河突击。城上后唐守军见状，一排连发弩射下来，如果不是副将拼死保护，赵匡胤很可能命丧于此。两国在此激战了百日有余，寿州城却仍然岿然不动。这个时候，雨季已经临近，南唐的浩大水军正在上游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冲下来给后周军队致命一击，形势对后周越来越不利。
千钧一发之际，世宗及时转变策略，改为进攻寿州周边的几座小城，以此来彻底孤立寿州。作为世宗的得力干将，赵匡胤得到了最艰巨的任务———攻占滁州（今安徽滁州）。此城前卫清流关易守难攻，且有大将重兵驻扎，赵匡胤数次进攻都被压了回来。但守城的后唐将士并不知道，赵匡胤的几次进攻，其实都是试探性的，同时也是为了纵敌自傲，使其放松警惕。入夜，赵匡胤带领小队人马秘访山民，得知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清流关，直通滁州城。因此，等到后周大军第二天出现在滁州城下时，真可谓神兵天降，守将皇甫晖猝不及防，被赵匡胤活捉，滁州城破。
消息传来，后周军士气大振，世宗为了巩固战果，令赵匡胤暂时驻守滁州。既然要守城，就要派遣有吏治能力的官员，相关事宜由留守开封的宰相范质统一安排，正在候缺的赵普闻讯之后立即开始运作，最终顺利当上了滁州军事判官。当时，那么多肥差美职都没能让赵普动心，为什么他偏偏要去滁州前线这种危险的地方做官呢？事实上，赵普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英明神武的赵匡胤早就已经吸引了他的目光。此次滁州大捷，进一步坚定了赵普追随赵匡胤的决心，眼见时机已到，他自然不会再继续等下去，去滁州做军事判官正是他进入赵匡胤视线的大好机会。
到滁州城履职之初，赵普虽然每天认认真真地工作，但是赵匡胤忙于军务，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他。后来，有位将领抓来大批战俘邀功，但是据赵普判断，这位将领很可能抓了无辜的百姓假冒战俘来领赏，通过审讯确实如此。这位将领的做法，也是赵匡胤所深恶痛绝的，只是当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赵普将此事揭发出来，正好给了赵匡胤一个契机，他借此整顿三军，在大幅加强了军队作战能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当然，赵普也因此开始得到赵匡胤的关注，见面交谈之后，二人顿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很多史料记载，赵普之所以得到赵匡胤的青睐，是因为他的足智多谋。实际上，赵普固然足够深谋远虑，但其实他在同时代的人物当中并不突出，而且他一无家庭背景，二无资历名望，之所以得到赵匡胤的垂青，大部分原因是他与赵匡胤的家人交情很深。据史料记载，赵匡胤守滁州期间，其父赵弘殷同在后周军中作战。后受伤来投，赵匡胤每天忙于军务，赵普便主动担起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他对赵弘殷的照顾无微不至，以至于老人对赵普“待以宗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视如己出，为人至孝的赵匡胤自然对赵普感激不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周和南唐两国之间的战争进入了全面僵持阶段，世宗根据形势发展再度转变策略，开始集中兵力主攻寿州。为了服从大局，滁州被主动放弃，赵匡胤也率军连夜赶往寿州参加会战，保护赵弘殷转移的重任则落到了赵普肩上。在转移的路上，赵弘殷不幸伤重离世，赵普以人子之礼为其送终。赵弘殷虽死，但赵匡胤的母亲杜氏把赵普的孝行看在眼里，再加上赵普对她的侍奉同样殷勤备至，老人家对赵普的感情甚至比赵匡胤还要笃厚。
赵匡胤率部赶到寿州后，还没等参加围城战，就被派往扬州救急。这一次，他得到的仍是最艰巨的任务，即驻守军事重地六合（今江苏南京北）。六合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唐大将李景达很快率兵两万来攻，而此时的赵匡胤手上只有两千人马。但是李景达听说自己的对手是赵匡胤，畏战不出，只是积极修筑工事，对外宣称要等弄明情况后再作打算。赵匡胤知道他被自己的威名吓阻，立即率军冲入敌阵，南唐军始料未及，大败而逃，自相践踏和坠江溺亡者不计其数。六合一战，赵匡胤威名远播，世宗再次擢升他为殿前都点检，同领匡国军节度使。
接下来，赵匡胤抖擞精神，在寿州战场上屡立奇功，终于帮助世宗拿下寿州城。整军再战，赵匡胤所部俨然成为世宗的尖刀部队，整场战役下来，几乎无往不胜。最终，南唐军溃退至捷州（今江苏淮安），以赵匡胤为先锋军的后周军队转瞬追至，一通冲杀之后，南唐就此退出中原地区。归朝之后再次论功行赏，赵匡胤领忠武节度使，就此成为后周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赵普也正式进入了他的幕府当中，任掌书记。
南方既定，按照此前的战略规划，世宗经过一番准备，便开始北伐契丹。战事发展非常顺利，后周军出发仅一月有余，就接连攻下三州十七县，益津关（今天津西南）、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和淤口关（今河北霸州）尽皆攻破，被契丹奴役的百姓更是对后周军队夹道欢迎。后周军兵锋进至燕山脚下，世宗担心大军太过深入，才终于稳住阵脚，驻扎下来和文武大臣商议进取幽州的稳妥方法。然而，世宗这一停，就再也没有继续推进，原因并不在战场上，而是他的身体经过多年舟车劳顿，再也支撑不住。加强防务之后，世宗在一众大臣的苦劝之下，才勉强回京养病。
其间，世宗怀疑另一员大将张永德有不臣之心，免去他的所有职务，赵匡胤的权势也越来越大。显德六年（959）六月初二，世宗爱女夭折，他的病体更加沉重。十九日晚，世宗不幸辞世，其子柴宗训即位，即位时只有7岁。黄袍加身
世宗为什么如此信任赵匡胤？原因不只在于他战绩显赫，更在于他虽然功劳很大但却从不居功，而且对政治也不感兴趣。然而，赵匡胤虽然出身行伍，处事风格比较粗线条，但是其头脑并不简单，他给世宗和众人留下武夫印象，正是其高明之处。不过，赵匡胤的智慧最多也就是明哲保身，等到赵普加入其阵营后，就开始潜移默化地催动其进取之心了。
后周军事力量的组成主要有三个部分，分别为殿前司系统和侍卫司系统中的马军司和步军司。世宗即位之初，这三大系统分别由樊爱能、何徽与李重进掌管。高平之战后，樊爱能与何徽被诛杀，世宗心腹张永德接管殿前司，李重进则统领侍卫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永德和李重进始终处在明争暗斗中，矛盾也是越积越深。赵匡胤虽然在张永德麾下效命，且得到他的高度欣赏，却并未以张永德的家臣自居。在赵普的建议下，他注重结交当时的杰出将领，比如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和王政忠，此九人在后来和赵匡胤进行了结拜，被称为“义社十兄弟”。
这个时候，赵匡胤想要更进一步，只有取代张永德的位置。但是张永德位高权重，李重进尚无法撼动其地位，赵匡胤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快，赵普给了赵匡胤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借世宗之手拔掉张永德。然而，世宗和张永德的关系非比寻常，根本不可能听赵匡胤的话，借他之手拔掉张永德谈何容易。对此，赵普又给出一条计策，那就是帮助张永德发展个人势力。这一计策乍看上去无关痛痒，实际上无比歹毒。唐朝灭亡的例子就在眼前，此时的君王最忌讳的就是武将坐大，而张永德一心想着和李重进斗法，自然乐得赵匡胤如此做，丝毫没想到他是想置自己于死地。
果然，世宗开始渐渐对张永德生出戒心，并且在病危之际解除了他的兵权。赵匡胤的计策得逞，且恰逢如此良机，真是天命使然。不可思议的好事还在继续，世宗为了防止身后有变，安排赵匡胤掌管禁军，同时派李重进赴边境驻守，以防敌国发难。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为赵匡胤铺就一条康庄大路，这同时也是赵普所乐见的。事实上，世宗死后，新君年少，整个后周政权都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浓重气息。因为自五代十国以来，政权更迭时有发生，大将篡权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赵匡胤虽然也萌生了不臣之心，但是慑于世宗的威严，却从没有想过要付诸行动。如今世宗已亡，自己又大权在握，再加上赵普一班人的不断鼓动，他便再也坐不住了。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世宗尸骨未寒之际，后周与辽国边境忽然发生一场小型骚乱。这场骚乱其实并没有继续蔓延开来，但消息却越传越凶。镇州（亦指今河北正定）和定州的边报到达开封时，已经变成了“辽国与北汉联合，要对后周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就在所有人都皱起眉头的时候，赵普却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朝堂之上，太后与幼帝慌作一团，只得将内外权力委任于宰相范质。范质为人正派，丝毫没有意识到事有蹊跷，因而不辨消息真假，立即派遣赵匡胤赴前线平乱。
如果是在开封城内，赵匡胤的权力还会受到重重节制，他想要举事也没那么容易。一旦他出了开封城，那就大大不同了，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赵匡胤瞬时就会成为出笼的猛虎。大年初三，赵匡胤率大军经开封爱景门出城，在郊外举行规模盛大的践行仪式后，三军开始向边境进发。但是仅仅到了傍晚时分，大队人马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时，便缓缓停了下来。赵普联名赵匡义、石守信和王审琦等大将，忽然发动兵变，拥戴赵匡胤为帝。
赵匡胤装作始料未及，假意推脱。赵普则慷慨激昂地当众陈述天下大势，表明若无一人定鼎乾坤，世宗遗志将无人继承和光大。赵匡胤不是没想过当皇帝，但是当这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让他感到天旋地转般地惊诧。此时，赵普已经把事情做绝，前一天晚上，他就命人散播了赵匡胤称帝的消息。此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世人皆知，开封城内更是上下乱作一团，守城将士已经在忙着修筑工事。
正月初四，赵匡胤率领大军回师开封，在内应的帮助下顺利进城。赵普命人颁下告示，约束三军不得骚扰百姓，违令者严惩不贷。如此一来，赵匡胤大军虽兵临城下，却各自有序回营，赵匡胤只带少量亲兵入城，前后甚至没有引起骚动和混乱。史料记载，赵匡胤率军入城时，“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幼帝禅让诏书下达后，赵匡胤便以藩地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为国号，建立赵宋王朝。其间，城中也有兵将想要反抗，但赵普已经准备多时，并没有让这些人掀起多大的波澜。
宰相范质率领群臣往赵匡胤军中质问，赵匡胤无言以对，泪流满面，表示自己是被部下逼迫。范质等人见此情形，越骂越起劲，一个个泄起私愤来。帐前卫士罗彦瑰得赵普令，闯进帐内，拔剑而立，大声喊道：“检点（指赵匡胤）已贵为天子，再有犯上者，立斩！”范质等人知道大势已去，既然私愤已泄，接下来就得表态。赵匡胤之所以容忍他们如此无礼，也是在等这个下文，毕竟他还要给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一个交代。数人当中，王溥得到赵普授意，他看明形势，首先当庭下跪，口呼万岁，向赵匡胤行天子礼。范质等人顺势拜伏，赵匡胤则立即上前搀扶，从此将众人收为臣僚。
赵匡胤并不是一个残忍凉薄的人，赵宋政权建立后，他不仅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对于后周王室成员同样待遇优厚。有宋一朝，后周王室的遗老遗少都是名门贵族，如《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一出场便尽是风流倜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村野民夫，或者是地痞流氓，见到他都要礼让三分，可以算作一个佐证。此外，“狡兔死，走狗烹”的时代悲剧，也没有发生在宋朝，赵匡胤在临死前更是留下了“不杀文士”的遗训，因而知识分子在宋朝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这也让宋朝在文化与科技方面硕果累累，空前绝后。
与此同时，“陈桥兵变”也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那就是建立一个偌大王朝的政变，竟然真的可以兵不血刃，和平进行。此次变局中，由于赵匡胤推行赵普的“严敕军士，勿令剽劫”政策，非但宫廷和官员没有遭到祸乱，连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可谓“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其实，古往今来，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得成功，或者说用多大的破坏为代价获取成功，是判断一位政治家远见卓识的重要依据。“陈桥兵变”能够在波澜不惊的情形下完成，这一方面得益于赵普运筹帷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赵匡胤当机立断的王者风骨。
如今，引发“陈桥兵变”的那场边境骚乱，是否为赵普故意谋划，已然不可考了。但是这件事显然帮了他的大忙，如果没有这场骚乱，赵匡胤只能继续留守京师，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随时可能将他湮没。届时，不要说建立一个王朝，就算全身而退都将成为奢望。退一步讲，即使赵匡胤在政治斗争中获胜，在“大将一出，黄袍加身”事件不断上演的当时，也会被后周王室严防死守，他想要取代后周基本是不可能的。这场骚乱发生的时机实在太巧，而且“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并没有派兵出征，而边患却自动解除，这种种情由不得不引人遐想。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五，赵匡胤改年号为建隆元年，定都开封，正式建立大宋王朝。此时的赵普也因功得到擢升，开始进入政府机构，任右枢密直学士，兼右谏议大夫。然而，这样的封赏并不足以与赵普的功绩相配，很多人都为他叫屈。但赵普很清楚，此时天下未定，如果内政不稳，赵匡胤就会陷入内忧外患。要想确保内政平稳，后周一朝留下来的大批旧臣就必须得到妥善安排，因为这些人虽然没什么能力，挑起事端来却一个比一个聪明。何况，枢密院是掌管军国大事的核心机构，赵匡胤将他安排于此，自然有更深远的意味。赵普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如果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争长短，就显得太失水准了。
事实上，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之后，真正的恶战才刚刚开始。首先是盘踞在各地的节度使，这些人虽然势力大小不一，但是想要过一把皇帝瘾的却大有人在。只是因为赵匡胤作战英勇，且手握重兵，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一时只是持观望态度。其次，还有一群前朝留下来的重要将领，这些人多是封疆大吏，为后周政权镇守一方，麾下将领多身经百战，对中央政府尚且态度轻慢，赵匡胤用非正常手段上位，这些人自然不会真心实意地归附于他。最后，还有在边境外虎视眈眈的敌国军队，如果赵匡胤不能迅速平定内乱，随时可能招致敌国的大举入侵。
第一个打起反宋大旗的人是李筠，此人是后周太祖郭威时期的老将，当年建立后周政权时劳苦功高。世宗继位后，李筠被安排在北部边境驻扎，防备契丹入侵。由于长年与契丹军交战，李筠不但战功显赫，在后周军中具有极大威望，而且手下的将士更是能征惯战，死命效忠。而李筠之所以挑头反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也已经窥视后周皇权很久了。此次，他打着剿除叛逆的旗帜对赵匡胤用兵，如果能够胜利，也许就会开创中原政权的下一个朝代，他本人也将成为新的皇帝。
北汉君主刘钧得知李筠反宋，立即倾全国之力来助，但李筠并不领情，因此双方只是貌合神离，并无实质性合作。然而，赵匡胤却丝毫不敢怠慢，他安排大将韩令坤到南部边境设防，以防有变。安排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因避赵匡胤讳改名）留守开封，自己亲领大军出征，赵普陪伴左右。李筠并未想到赵匡胤出兵如此神速，被石守信和高怀德率领的先锋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退守泽州（今陕西泽州）。赵匡胤率领大队人马赶到，立即催动三军猛烈攻城，很快将泽州拿了下来。李筠见大势已去，投火自尽，由他挑起的祸乱就此平定。经此一战，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各地节度使一时也就没了异动。但是赵匡胤想要坐稳江山，还有一个人必须解决，那就是盘踞在扬州（今江苏扬州）的李重进。
李重进和李筠一样，也是后周太祖郭威时代的老将，当年郭威去世时他就是托孤大臣，如今世宗柴荣去世，他又是托孤大臣。而且李重进此人有勇有谋，他在军队中一级一级地拼打上来，威望之高比李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手中也握着后周政权整个侍卫司系统的兵马。但李重进和赵匡胤共事多年，深知他的勇武谋略远在自己之上，心中早有惧意，只想着向赵匡胤称臣了事。可是他一方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柄，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乃是前朝重臣，赵匡胤必定不会放过自己，一时陷入两难之中。
赵普早已在他身边安插了耳目，得知他的种种想法后，便向赵匡胤献上逐个击破的计策，进攻李筠的同时，派人给李重进送去丹书铁券，以安其心。李重进果然中计，他和李筠勾结在先，却在对方危难之际坐视不理，直到赵匡胤把李筠的势力荡平，他才如梦方醒，仓促起兵。赵匡胤既然消灭了李筠，正愁没有口实收拾李重进，李重进主动撞上来，他立即下定了出兵平乱的决心。
这一次，赵匡胤照例还是御驾亲征，赵普仍然陪侍左右。由于李重进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固守扬州的打算，赵匡胤顺势将扬州城团团包围。此时，李重进的部将知道大势已去，作战并不卖力，再加上赵普积极联络内应，扬州城三日即破。李重进得知城破，重蹈李筠的覆辙，带着一家老小投火自尽。赵匡胤进城后，只处死李重进的死党百余人，其他人等并不追究，同时委派赵普赈济受灾百姓，迅速平定了乱局。
赵匡胤虽然僭位篡权，但是在赵普等一批谋士的帮助下，制定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以至于在半年时间里迅速平定内乱，安稳地完成了国家的权力过渡。当然，摆在赵匡胤面前的难题还远没有结束，且接下来的事情还会更加棘手，同时赵普的命运也将进一步和赵匡胤绑在一起，并借此登上历史大潮的中央舞台。荣登相位
赵匡胤建立政权以后，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拥护，基本上留用了后周的所有官员。如后周重臣范质、王溥和魏仁溥，便先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作为回报，三人也都不遗余力，为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不少贡献。当然，赵匡胤的做法实际上只是权宜之计，他真正倚靠的是以赵普为首的谋士集团，以及“义社十兄弟”为首的武将集团。北宋政权建立后，他们被封的官职虽然不高，却都是一些掌握实权的要害部门，赵普所担任的枢密直学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枢密院起源于唐朝代宗时期，由一些掌管机密文件的太监组成，这些太监都是皇帝的心腹，没有职位却权力巨大。不过，没有职位毕竟不好办事，很多事情也不适合太监去办，因而发展到五代时期，枢密院开始由皇帝的心腹人士组成，并且正式掌管军国大事。赵匡胤沿用了这一行政机制，他虽然任用范质、王溥和魏仁溥为宰相，却剥夺了他们参与枢密院事务的权力，因而，他们的职权只涉及行政事务。赵普作为赵匡胤的心腹，进入枢密院之后渐渐掌握了实权，识趣的人都唯其马首是瞻。
李筠之乱平定后，赵普因功得到提升，成为枢密副使，也就是枢密院的二把手。事实上，谁都知道赵普成为宰相只是时间问题，所谓的加官晋爵，只是走个形式罢了。范质、王溥和魏仁溥三人能够历经三朝皇帝而不倒，自然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早就看明了势头，赵匡胤的江山正在日趋稳定，自己的作用越来越小，兔死狗烹的悲剧在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因此，三人屡次上书，想要告老还乡，同时举荐赵普做宰相。
宋乾德二年（964）正月，随着范质、王溥和魏仁溥的接连离任，赵普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大宋王朝的宰相。这个时候，赵普42岁。他自幼胸怀大志，通过吏治练就个人才能。结识赵匡胤后，以私交得以近身，又帮助他积极谋事。平定内忧外患后，赵普仍旧一声不响，隐忍待发，此时终于修成正果。之前，赵匡胤为了握紧权柄，将国家权力分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大块，由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分别掌管。但是到赵普出任宰相后，赵匡胤“事无大小，尽咨决焉”，让他总领行政、军事和财政事务，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范质、王溥和魏仁溥三人为相，前后不过四年，而赵普一人为相，就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他“独断政事”、“参总庙权”，得到赵匡胤毫无保留的信任，这在我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要知道，君权和相权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共同体，而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二者之间的矛盾显然占据主要地位。通俗来讲，天下的事情太多，皇帝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因而需要百官辅佐。即便如此，统筹百官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皇帝如果想让自己轻松一点，同时把国家治理得更完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代替自己管理，宰相的职位由此而生。
而作为皇帝来讲，让人办事就要给人权力，可权力一旦给了出去，想要收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因此，一旦相权过重，就会不可避免地威胁皇权，甚而导致宰相谋权篡位，取皇帝而代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皇帝必须想尽办法束缚和牵制宰相，总体来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强监督，就是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各个部门，一旦宰相有异动，皇帝就能够及时察觉；另一种就是分权，比如北宋初期，宰相范质、王溥和魏仁溥就只能分管行政事务，军国机密则由赵普所在的枢密院决定。当然，更多的时候，皇帝会兼用以上两种方法，甚至采用其他更多的方法。如赵普这样，能够统领国家权力，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就足以证明他登峰造极的为臣之道。第二章王朝初立
宋王朝的建立，虽然大有帝国崛起之势，但是其内部环境仍然危机四伏，其中最主要的威胁仍是藩镇割据。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新生的宋王朝很可能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成为下一个被新王朝取代的对象。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中央集权的加强势在必行，为此，赵普策划了一系列改革办法，将零碎的国家权力重新集中起来，表现出了一名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果敢。在此之后，“君弱臣强”以及“中央弱地方强”的社会局面不复存在，宋王朝的综合实力开始飞速发展。杯酒释兵权
在赵普的帮助下，赵匡胤基本稳定了原后周势力范围内的朝野局势，而随着外部矛盾的大幅减弱，内部矛盾随即上升为主要矛盾。对此，当时的赵匡胤主要有三点担心：首先是后周势力的死灰复燃；其次是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再有就是以“义社十兄弟”为首的武将集团干涉朝政。
面对后周残余势力，赵匡胤的政策是既拉又打，只要对方没有树起反旗，他就采取各种方法拉拢安抚。但只要对方树起反旗，他就会予以坚决打击，前面提到的李筠和李重进就是这种情况，自此二人及其势力被消灭后，后周残余势力实际上已经不足为虑。至于文武两大集团，因为平定天下和治理天下需要依靠他们，赵匡胤的忧心虽然越来越重，却丝毫不敢贸然做出举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梁、唐、晋、汉、周的命运，赵匡胤又不能坐视不理。最终，他作出的决定是以文制武，即依靠文官集团牵制并打击武将集团，这就给了赵普更大的政治舞台。
宋初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沿袭了五代十国，而五代十国的军事体制，又是唐朝军事体制的发展结果。
从经济方面来讲，唐朝各地方的税赋，只有一部分交给中央，地方政权可以留下一部分进行自主建设，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军事力量的建设。安史之乱时期，安禄山和史思明掀起的波浪不可谓不壮阔，但是即便他们拿下了大唐首都长安城，还是在各地武装那里屡屡碰壁。一番消耗下来，唐王朝还是唐王朝，安禄山和史思明却被永远烙上了叛贼印记。唐王朝的统治阶层在这种国家体制上尝到甜头，不顾此一时彼一时的基本历史发展规律，继续加强这一国家体制的建设，最终导致中央政府的大权旁落。到唐朝末年，地方豪强已经完全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武装割据时代由此形成，这才有了五代十国的大乱局。
进入五代十国末期，武装割据的社会局面进一步升级，地方豪强称帝建元的事件层出不穷。后晋一朝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曾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所有手握重兵的将领都想过一把皇帝瘾，而只要他们打了大胜仗，就会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可惜，这些武将有定天下的神通，却没有治天下的方法，在他们谋权篡位之后，大多会被后来者赶下台，如此循环不止。以至于五代十国短短五十余年间，居然换了五个朝代，出现了十三位皇帝，其中不乏死于非命者，欧阳修对此曾经表示说：“五代之乱，可谓极也。”
大将篡权的事情频频发生，自然导致君主对大将提防之心日重，而大将为了提防君主痛下杀手，也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自保，“黄袍加身”有时也属无奈之举。这种“君不信将，将不信臣”的现实，不仅苦了君主，更苦了大将，因而为君为臣者都期望这种情况能得到改善。建立政权之后，由于赵匡胤的亲兵部队足够强大，其他将领想要篡权夺位的通道基本被堵死。上述两点，为赵匡胤解除大将兵权，包括解除各地武装，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
不过，具体怎么做，赵匡胤还是要依赖赵普。长期的君臣合作，已经让他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哪怕必须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经过赵普带领的文官集团运作，也能够把解决问题的难度降到最低。有时候，甚至不必使用军事手段，仅凭赵普集团的运筹帷幄，就能够让问题迎刃而解。经过一番周密考量，赵普慎重地提出了兵制改革策略，即“先中央，后地方”，同时建议赵匡胤首先解除“义社十兄弟”的兵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匡胤居然对此存在犹豫，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兄弟”断然不会背叛自己。何况，一旦国家出现乱局，还要依靠他们去平叛。
为了打破赵匡胤的幻想，赵普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不按照自己说的办，北宋将会成为下一个后周，他也将会成为下一个世宗。听了赵普的话，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采纳赵普的建议。一日朝议之时，赵匡胤故意把时间拖得很晚，然后顺势设宴，款待众将领。菜过无味，酒至半酣，赵匡胤忽然吩咐闲杂人等退出，然后颇为感慨地说：“世人都觉得做皇帝好，朕却觉得这是天下最苦的差事，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做皇帝。”
赵匡胤的话一语双关，明面上是说其他国家的君主，实际上却暗指在座的各位将领。在座的各位都是人中龙凤，赵匡胤此话一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因而齐刷刷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是真心拥护赵匡胤，绝对没有二心。
赵匡胤却说：“朕当然相信你们，只是担心你们的属下贪图富贵，胁迫你们做天子。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受到形势逼迫，就算不想做皇帝，也会身不由己啊。”
众将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请赵匡胤明示，这才听他说道：“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啊，我们拼死拼活地征战四方，说到底就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最多也就是想让自己的子孙过上好日子。既然如此，何不释去兵权，置办良田美宅，从此安享齐天之乐呢？朕欲与你们结成亲家，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朕的子孙，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
众将这才弄清赵匡胤的真实意图，他们也早就厌倦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纷争，再加上赵匡胤的恩威并施，因此谁都没有提出异议。第二天，众将领纷纷递上辞呈，称病求退。赵匡胤再假意挽留一番，随即批复了他们的请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事后，赵匡胤说到做到，不仅赏赐众将大量财物，而且与他们结成亲家，修永世之好。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赵匡胤将诸将兵权进一步解除，同时提拔越来越多的年轻将领和底层士兵。这些人对赵匡胤怀有崇高的敬意，手中权力又非常有限，自然不敢窥视皇权，来自朝中大将的威胁就此消弭于无形。兵制改革
对于此次兵制大改革，赵普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实际上乃是他改革的理论基础。赵普认为，国家权力自古都是由兵权和政权组成，此二者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兵权宜分不宜专，而政权宜专不宜分。如果国家兵权集中在某位将领手中，朝廷就会对他失去有效的节制，这位将领很容易因手握重权而生出异心。与此同时，如果国家的政权分散到多人手中，将很难出台统一政策，国家治理注定会举步维艰。
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赵普在谋划一系列政权和兵权策略时，就能够拥有足够的高度和深度。比如赵匡胤建立政权初期，看似一切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暗藏不尽杀机。试想，一旦赵匡胤像后周世宗柴荣那样英年早逝，其麾下大将谋权篡位几乎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而赵匡胤出身行伍，多少有一些意气用事，他并不信自己的结义兄弟会篡夺自己的江山。另外，以石守信为首的结义兄弟，也是赵匡胤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若在此时解除他们手中的兵权，很容易让人寒心，甚至激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叛。
赵普却能够冲破这些思想局限，他不遗余力地游说赵匡胤，一定要尽早将兵权收归国有，庆幸最终得到了赵匡胤的认可。事实上，建立北宋政权之初，正是赵匡胤进行兵制改革的最佳时机。首先，大家至少在名义上都拥护赵匡胤，他在这个时候发布命令，一定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其次，赵匡胤的亲兵部队实力强劲，任何想要违背其命令的人，不仅要担心被扣上欺君罔上的罪名，还要担心遭到实际征讨；最后，以“义社十兄弟”为主的将领，虽然手中握有重兵，但他们的势力均在赵匡胤之下，尤其政治羽翼并未丰满。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才得以成功举事，顺利完成权力过渡。
当然，将权力收归国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如何划分和驾驭才是关键。对此，赵普的改革思想还是分权，具体就是把军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一分为二，人事权继续由枢密使掌管，指挥权则进一步分成三大块：包括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人共同管理禁军部队，是为“三衙”体制。需要提出注意的是，“三衙”虽然都是武将，但枢密使基本都是文臣，这也是有宋一朝“以文制武”局面的开端。
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时候，赵匡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通常会临时任命一些将领统辖军队，战事结束后再各归其职。这样既可以防止握有重兵的将领在战时做强，也可以防止指挥作战的将领在平时做大，实际上是人事和指挥二权分立的升级做法。与此同时，这种战时临时组建的统帅部，还会被赵匡胤糅进副职武将和主职文官。其中，副职武将通常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主要在军事上牵制主职武将。而文官则通常被任命为监军，以便在兵政上牵制主职武官，同时充当皇帝的耳目。
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军事体制虽然有利于维系皇权，在战场上却会不同程度制约军事主将的正常发挥。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我们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合理，以及制定和推行这一制度的人是否独具智慧，要看这种制度是否适用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赵匡胤在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帮助下，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了改变当时“主弱将强”的不利局面，采用这种政策方针显然无可厚非。经过如此一番梳理，宋朝的军官可谓“彼此相制，罔敢异志”，武将篡权的局面基本得到了遏止。
军队部署方面，赵普向赵匡胤提供的政策以“相互制衡”为原则，实际上还是“分权”思想的演变。虽然名义上皇帝是天下兵马的统帅，但他不可能顾及全国所有驻军，因而必须由将领代管。而如果兵权落到有异心的将领手中，对于皇帝来说，将等同于自取灭亡，至少也是自找麻烦。为此，赵匡胤将一半禁军派往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塞驻扎，另一半则留在京师附近驻扎，同时又在都城内和皇宫内安排两股防御力量，以求全面拱卫中央权力。由于两部分禁军实力相当，如果地方军队有变，可以派中央军去平叛；如果中央军队有变，也可以调地方军队来平乱，是为“内外相维”政策。
在此基础上，赵普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更戍法”，并且得到了赵匡胤的认可。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的所有军队，都要不断地更换驻地，以防他们在同一个地方驻扎时间长了以后无限制地坐大。这个政策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中央禁军和戍边禁军的换防，在当时有一举三得之妙。首先，可以避免戍边禁军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权力；其次，也能够让中央禁军在行军途中和边境作战中得到锤炼，保持其作战能力。或者说，在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下，根本就没有中央禁军和戍边禁军之分了；最后，还能让禁军士兵对全国地形有所了解，以便在作战的过程中增加胜算。
总体来讲，赵匡胤治兵遵循了赵普提出的三条原则，即少、严、精。首先是少，主要指士兵的年龄，因为年少的士兵身体强壮，思想单纯，很容易培养成为优秀的职业军人；其次是严，主要指对军队的管理，赵匡胤对各级士兵奖惩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最后是精，主要指对士兵的磨砺，在赵匡胤的授意下，赵普进行了各种训练科目的设定，同时派遣文官和经验丰富的将领讲解兵法，赵匡胤还曾亲自给士兵上课，并且用自己的战斗经历现身说法。
由赵匡胤发起，由赵普主持的此次兵制大改革，让当时的宋朝军队为之面貌一新。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兵制大改革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君将之间的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经过制度和法律规定，一直深化到了各级军官和基层士兵当中。发展到后来，皇帝对将领的要求，以及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的要求，都是忠诚大于能力，以至于大批能力平庸的将士得到提升任用，导致了宋朝“养兵而不强兵”的异常局面，彻底背离了赵匡胤和赵普最初的治兵初衷。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会在后续内容中逐步阐明。中央与地方
自赵匡胤平定李筠和李重进之后，地方权力便不复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但是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权限过小，中央和地方基本上属于两个世界。当时，地方政权不仅建立了强大的私人武装，而且具有人事任免权，同时还掌控着财政大权。他们名义上隶属中央，每年按时缴纳税赋，实际上却自成一体。只要中央政权有变，就会纷纷恢复到之前的割据状态，不再向中央缴纳税赋，甚至称王称帝，与中央分庭抗礼。这也是自唐朝藩镇割据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基础性社会问题。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由于不断征战四方，中央政权无暇顾及地方事务，地方权力暂时留在了地方政权手中。此时天下既定，中央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也已经解除，是时候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一次大洗牌了。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大纲领。
其中，“稍夺其权”并不是一次性政策，而是一种持续性政策，即一点一点地夺取地方政权。这里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一个“稍”字，因为当时的地方政权虽然势力较小，但是，如果中央操之过急，激起大范围不满，很有可能迫使地方政权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到时必将生出祸乱。因而，这实际上是一条“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就是让地方政权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殆尽，等到他们终于反应过来，已经彻底无力反抗。当然，就算他们此时起兵反抗，也根本不是中央政权的对手。赵普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地方权力尽可能平稳地过渡到中央手中。
其次，“制其钱谷”是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地方政权之所以无视中央，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掌握着财政大权。有了钱粮，就可以招兵买马，有了兵马就可以攫取更多钱粮，从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就是地方藩镇的自肥之道。赵普对地方财政大权加以限制，乃是从根本上断了地方政权的生命线，只要假以时日，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度逐步加强加大，地方政权就会失去“活水之源”，迟早面临土崩瓦解。
再者，“抽其精兵”是一条保险之策，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当时社会，精兵强将是地方政权赖以坐大的资本。只要断了地方藩镇的兵源，就算他们有心谋反，且积攒了足够的钱粮，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胜算。再加上中央军队（禁军）连年行军打仗，地方军队（厢军）只是维持社会治安，二者的实战能力便越来越悬殊。如此一来，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地方政权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小，地方政权也就逐渐成了中央政权的附属。
经过如此一番整治，“禁军强悍，远胜前朝”的局面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由此初具规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赵匡胤以前，也有很多君王想要推行这样的改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重用像赵普这样的文官领袖，也就没有得到文官集团的大力支持，因而都未能制订系统的改革方案，其改革计划也就多半面临中途夭折的命运。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原本可以有一番建树，可惜天不假岁，英年早逝，呕心沥血建立的大好局面，让赵匡胤捡了便宜。赵匡胤此人，虽然出身行伍，且隐隐有意气用事的风范，但是对赵普的信任和依赖，让他享受到了文官治国的巨大红利，因而才能完成前人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北宋王朝。
一般认为，赵匡胤之所以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收取地方权力，其完全掌控了当时的局面自然是强大外因，但主要功绩还是要归于以赵普为首的文官集团。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赵匡胤急于平定内部，以防外敌发难，采用疾风骤雨式的方法解决问题最为合适。但是在赵普看来，既然地方政权已是囊中之物，就应该使用相对温和的政策，如此名正言顺，不仅能够让地方政权折服，而且能够使百姓免受战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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