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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2 15: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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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库尔特·安德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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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之地:从梦想到狂想,美国精神五百年

梦幻之地:从梦想到狂想,美国精神五百年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梦幻之地:从梦想到狂想,美国精神五百年作者:[美]库尔特·安德森排版:昷一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5-01ISBN:9787508695020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此书献给琼和鲍勃·安德森以及奥马哈市66学区的教师们——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思考自欺是世上最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

一切。——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我们正在被伪现实无休无止地轰炸。但真正的现实不会

因你不再相信它而消逝。——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发明自己的事实。——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第1章现在踏入梦幻之地

这本书酝酿已久。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写过几篇短文——关于美国政治如何畸变成为娱乐产业,婴儿潮一代人如何想方设法延缓老去,不真实的阴谋论如何成为主流,以及兴起的电台访谈如何渐渐抛弃了对事实的追求。1999年我出版了一部关于电视制作人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制作了两档开创性的节目,一档是关于虚构人物与现实中的警员一起追捕罪犯的探案剧,另一个则是一档新闻节目,播出的却是主持人的私生活。

但是这部书中的观点和论述真正成型是在2004—2005年。先有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背后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引入“基于现实的社会”(reality-based community)这一发人深省的短语。卡尔·罗夫告诉一名记者:“在‘基于现实的社会’中,人们相信对可辨现实的审慎研究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世界已脱离了这种模式。”一句玩笑话却一语中的。一年以后,《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开播。在首秀刚开始的“今日热词”(The Word)环节中,主持人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扮演了一名右翼民粹人士,从“似实性”(truthiness)一词即兴发挥开来。他说:一些语言警察和词汇专家一定会说,“似实性”可不是

个词!这么说吧,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字典和参考书

可没什么兴趣。这些精英主义的东西,总是在向我们说教什

么一定是对的,什么一定是错的,或者什么事件发生了,什

么没有发生。《大英百科》凭什么告诉我巴拿马运河在1914

年完工?假如我就想说它是1941年完工的,那也是我的权

利。我不相信书籍——里面只有事实,没有人情。面对现

实吧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些人用头脑努

力思考,而另一些人用心感受就能知道……女士们先生们,

因为真理就来自直觉。

对,就是这样,我当时想,这番话真让人拍案叫绝!我意识到美国已经变得像科尔伯特描述的一样。进入21世纪后,像“基于现实的社会”和“似实性”这样的玩笑才有了市场。

几年以后,我开始写一部小说,写一群20世纪60年代早期玩着007角色扮演游戏长大的孩子在1968年参与了一场007式的真实反政府事件。我逐渐明白了社会为什么朝着这种方向演变。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现实与梦幻的界限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变得模糊——不仅对于我笔下的虚构人物,对很多现实中的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构思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开始对那个时代和它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除了那个时代的逍遥和社会、文化剧变带来的正面影响,60年代也是“似实性”大爆炸的时刻。如果说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全国性的精神崩溃,那么我们不应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你永远不会真正地痊愈。

我还意识到,美国复杂的转变经历了上百年而非几十年的酝酿。要想真正了解我们对于梦幻的欲罢不能,我还得追根溯源——回到美国的起点。

至于哪些思维习惯、信念和行为属于梦幻、假想的范畴,读者们一定会对我的划分产生异议。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触及个人信条的问题上过于武断。我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过我的猎物。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宗教、非主流信仰体系、阴谋论或妄想都无凭无据。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摇摆。我们都会有解释不了的直觉和迷信。

但当我们对直觉和迷信过于推崇的时候,事情就过了火。这时主观臆断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人们以为自己的意见和感受可以代替可考的事实。美国模式原本是启蒙时代思想自由的试验田,赋予每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由,现已背离了它的初衷。从一开始,我们的极度个人主义就与宏大的梦想甚至宏大的幻想难舍难分——每个美国人都是上帝的选民,致力于定制一个自治的乌托邦,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意愿重塑自己。在美国,启蒙主义激荡人心的一面掩盖了它清醒、理性、实证主义的另一面。

就这样一点一点,美国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越来越沉迷于魔幻式思维、随心所欲的相对主义和玄学,用或大或小的臆想来安慰、刺激或吓唬自己,并且这种趋势近50年来愈演愈烈。而且大部分人没有察觉这种怪异新奇的思维习惯已经如何根深蒂固。就像“温水煮青蛙”的老生常谈所说的那样。

美国人比其他发达地区的数亿人都要更加相信——而且是真的相信——超自然现象和神迹。他们相信撒旦在地上横行,相信有人刚刚去过天堂旅行,相信生命就如同几千年来所传说的那样,在几千年前被瞬间创造了出来。

新千年伊始,我们的金融业幻想着风险债务不再有风险,不计其数的美国人幻想着房地产泡沫永远不会破灭,以为这样就可以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我们相信政府和它的帮凶向我们隐藏了诸多骇人的阴谋:关于暗杀事件、外星人事件、艾滋病的源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真相、疫苗的副作用等等。

我们大批地囤积枪支,要么是因为对曾经的拓荒时代充满幻想,要么是为了对想象中的歹徒和恐怖分子提前采取行动。我们找来军队的制服和道具,冒充战士——或者是精灵、僵尸——在没有人阵亡的战场上杀敌,或者在以假乱真的虚拟世界里继续战斗。

所有这些还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后事实”(post-factual)和“后真理”(post-truth)这样的词语。我们还选举了一位总统,他对待阴谋论、是非观和现实真伪的心态之开放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我们已经穿越了镜子,掉进了兔子洞,现在的美国已经变成了梦幻之地(Fantasyland)。***

我们对错误想法的执念到底有多深?有多少美国人正活在自己的想象里?任何关于人们信条、意见的调查都只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泛泛的描述,但是通过仔细挖掘、对比和提炼近20年的大量研究数据,我们可以粗略但有效地描绘出美国人信仰什么,盲从什么,又幻想什么。

依我所见,只有少数人坚持以事实说话。他们大概能占美国人的三分之一,但肯定少于半数。比如说,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圣经》中的《创世记》并不应该以字面意思理解。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完全不相信传心术和鬼魂。

对比之下,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相信“天使和魔鬼在人间活动”。至少一半的人坚信天堂存在,并且被一个有位格的上帝统治着——不是某种无形力量或宇宙精神,而是一个人。多于三分之一的人不仅认为气候变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还认为这是一个由科学家、政府和媒体一起编织的谎言。

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我们最早的祖先跟现在的人类别无二致,相信政府和制药产业一起向公众隐瞒了癌症的“天然”解药,相信外星人最近来过(或者已经定居)地球。

四分之一的人认为疫苗接种是自闭症的元凶,并且认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普选选票的多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上届总统奥巴马是敌基督。四分之一的人相信有女巫存在。让人惊讶的是,仅有两成的人认为《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神话传说——却有同样比例的人认为“媒体或政府在电视信号中植入了一种能对人进行精神控制的秘密科技”,以及美国高层自导自演了“9·11”事件。

当我说三分之一的人相信X、四分之一的人相信Y时,要说明的是这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所包含的并不是同一部分美国人。沉浸在不同幻觉中的美国人组成一个个“幻想国”,他们的幻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譬如,相信外星人造访和挟持事件的人更容易相信政府在对民众隐瞒大量事实,进而相信更大规模的阴谋策划,而这又与耶稣再临和世界末日的迫近感不谋而合。梦幻之地好像欧盟,后者由申根区之内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相互独立的区域组成,允许民众在各个区域之间自由穿行,就像匈牙利人和马耳他人可以自由来往法国和冰岛那样。

另一方面,就如同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反感一样,梦幻之地中的各个“幻想国”也相互鄙夷,其程度不亚于整个梦幻之地合力面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现实——时所怀有的敌意。许多福音派人士视五旬节派为异端,而福音派和五旬节派又都视摩门教为异端;帕特·罗伯逊称山达基教为撒旦化身;梵蒂冈视奥普拉的粉丝信徒为迷途羔羊;人人都高举真理的旗帜,视异见为谬误。很多人坚信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尽管大量科学共识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而这些人又反过来斥责不相信气候科学的人。的确,梦幻之地的历史就像大学篮球联赛分组预测: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角逐中,一些球队滑向失利(如清教徒),另一些逐渐占了上风(如摩门教徒),但至今仍旧缠斗不休。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这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最简洁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因为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相信任何我们愿意相信的事,我们的意见与他人的平等,甚至高于他人的意见,就算他人拥有专业知识——去他的专家。一旦这种态度在人们头脑中扎根,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颠倒,任何因果关联都会摇摇欲坠。可信与可疑之事可以随意换位。

近些年来,“主流”成了贬义词,如今它是偏见、谎言和精英控制的代名词。这些被憎恨的“当权者”包含了曾经保护我们免受谬误和荒唐侵袭的机构和势力——媒体、学界、政界、政府、企业、专业协会、众人中受尊重的声音。然而,即使是这些机构和势力也在过去的十年中扶持和助长了每一种可能的幻想。

一位在美国一所极具威望的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资深医生拥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并在每天的直播上宣传奇迹疗法。极具影响力的有线电视台纷纷播出将美人鱼、怪物、鬼魂和天使视为真相的纪录片。一位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主持人在节目中推断说,“马航”飞机失踪是神秘力量所为。州立法部门和美国两大政党之一颁布专门措施,来抵御幻想中的“新世界秩序”和伊斯兰教法的实施。一名政治学者只需攻击“‘公众’生活在同一个现实、同一种理性、同一套判断理性的统一标准里”这样的理念,就可以轻易获得同事肯定,并被授予大学终身教职。一名白人女性可以宣称自我感觉是黑人,并装扮成黑人,进而通过这种荒唐的手段成为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官员——当闹剧被揭穿时,她还宣称:“这已经不是一副我可以随便戴上或者脱下的面具了。我不会说自己是非裔美国人,但是我会说自己是黑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基金会投资了一个鼓吹神创论(creationism)的伪科学组织。以前被边缘化的这一切已经逐渐成为主流。理性的缺失变得受人尊敬,有时甚至势不可当。当一些幻想获得关注并变得越来越有传染性,被滥用的宽容会鼓励人们拥抱越来越多的幻想。这就像一种变了味的“黄金法则”在潜意识中控制着人们:如果他们可以相信A,那我们也有权利相信B。

我们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以及社会中相互影响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文化、宗教、政治、智识还是心理层面——都给惊人的谬论和谎言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又进一步使它们以不同途径滑向更多令人兴奋的胡言乱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危险的滑坡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永久的雪橇滑道网,滑道错综复杂,出口难觅。瞧:梦幻之地已然建成。***

这本书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那些清晰确凿、可以证伪的谎言的传播现象本身。我只有在退后一步、将眼光放远的时候,才真正看清楚了美国究竟是怎样演变成这副模样的。我看到,妄想和幻觉在政治、宗教甚至科学这些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大命题上的扩散蔓延,其实与充斥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虚构和半虚构元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所指的“梦幻之地”中不仅仅有大行其道的谬误,还有将各种虚构元素日渐渗入生活方式的普通民众。一边是阴谋论和魔法,另一边是梦幻橄榄球和虚拟现实,这两种幻想的表现方式让日常生活更加刺激和戏剧化。它们在现代美国的爆炸式增长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思维方式大转变。美国人的思维运作系统自此有了新的规则,仿佛人们非常确信他们自己才拥有真正的真理:做你自己的事,发现你自己的现实,一切都是相对的。这种思维模式既可以是外露的,也可以是暗藏的,既可以是有意识的,又可以是不自觉的,但总之已经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第二个转折点始于新的信息交流时代。数字化技术让仿真的虚构元素变得更加强大,不管是在生活方式和娱乐中,还是在意识形态、宗教以及伪科学中,不管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互联网上有着不计其数的网站,不论你相信什么,在其中总能找到兴趣相投的幻想家同伴,并且分享使这些幻想成立的“确凿证据”。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疯子们大都被孤立,他们很难一直坚持自己编造的现实。而现在,无线电波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和他们一样虔诚的相同意见者,这对他们来说与看到了真实的新闻别无二致——好像所有的幻想一下子都得到了证实。

与此同时,计算机将我们(大多数人)眼中的幻想以更加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虚拟世界中,我们可以扮成任何时空、任何星系中的任何人或物。但当我们离开这个由CGI(电脑三维动画)创造出的世界,离开路德维希·马克西斯博士(Dr. Ludvig Maxis)和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女士(Lady Jaina Proudmoore),幻想并不在我们下线的一瞬间消失。在显然是虚构的游戏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正是因为网络世界的匿名化,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成为虚拟化的自己,真人与真人之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把每一种幻想分开来看,它们并不足以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们仅仅是用幻想来替代生活中的一些真实而平凡的细节。世界看上去更像一个电影片场,变得更加光鲜、刺激一点,就像希区柯克对于戏剧的定义——戏剧就是生活减去沉闷细节之后的形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觉得自己像一个更具魅力的主人公,活在一个更加炫酷的故事中。在这里,少年可以一夜成熟,年长者返老还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碎片式的幻想逐渐侵占了我们生活中更多的领地。终于,整片草坪都变成了人工草皮。我们不再能分辨出真与假、实与虚。

从前,如果你想一夜暴富,你得到拉斯维加斯去。如果你想在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虚拟世界中穿行——假设你没有精神错乱——你得到迪士尼乐园去。曾经,“主题”(theme)还没有变成一个动词,色情还没有变得无处不在,美容整形还不流行,乳房还没有变得不可思议地丰满坚挺,面部也还没有不自然地光滑紧致。我们还没有拿着逼真的道具进行夜以继日的战事重演。我们还没有制造出电视真人秀这个肥皂剧和伪纪录片的杂交产物。

当然,接受丰胸手术的人和英雄联盟的玩家并不一定相信自己需要购买一打半自动步枪来防身,或是相信疫苗导致自闭症,又或是相信地球的年龄只有6 000岁。但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自由量身定做个人的现实,相信任何我们愿意相信的事,假装我们是想象中的任何人。这使得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切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几近消失。普遍来讲,真相成了个人喜好,变得可以屈伸。我们成倍增长的各种幻想之间还产生了一种协同效应:这些幻想有大有小;有些毒害不浅,有些仅供娱乐;我们承认有些幻想是完全虚构的,对另一些将信将疑,而对有些宗教、科学和政治方面的幻想则确信无疑。科学家告诉人们要警惕环境中的化学制品和人脑中的药物在一起产生的“鸡尾酒效应”,因为不同的物质混合在一起可以相互激发。我觉得各种幻想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样。我们畅饮的这杯“美国鸡尾酒”深不见底,它以各种各样的幻想调制而成,而这些幻想,不管是有意识的、半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一起相互激发、强化。

我们喜欢享用这种毫无节制的自由,我们坚持它的好处,尽管我们害怕、厌恶一些执迷不悟的美国同胞将它滥用。18世纪的时候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说过,“事实真相是固执的”,但压倒一切的美国式个人自由在当时还没有写入《独立宣言》或《宪法》,还没有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美利坚合众国也仅仅是一个梦想。两个半世纪以后,亚当斯参与创立的这个国家却以多数人的暴政在事实上反驳了亚当斯所说的大道理:“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志趣”和“我们情感的决定力”现在显然正在“变更事实和证据”,因为我们极端的认知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已经高过了一切。***

我所讲的这一切并不只适用于美国这个把现实生活虚幻化、把荒谬理论当回事的国家。我们只不过是特别地沉浸其中。在众多发达国家之中,我们的喜好带有极端性,我们接纳各种幻想的广度和深度都超出了一般范畴。当然,那个以虚假研究发起反疫苗运动的医生是英国人,发明动漫角色扮演(cosplay)——把自己打扮成幻想人物——的是年轻的日本“御宅族”(otaku)。尽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超自然主义、预言和宗教伪科学的追捧者,世界上却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地区像美国这样,让这些信念成为众多人个人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是全球幻想之境的熔炉和中心。

这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21世纪版本。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我们的特殊性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仍旧富有而自由,仍旧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强大、更具影响力;美国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代名词。但与此同时,我们越来越轻信,越来越封闭,对事实的把握越来越弱,这些改变淹没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真正的特别之处,我们正变得离“发达”二字越来越远。

特朗普的当选使许多人震惊,他们觉得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新美国现象。事实上,现在发生的一切,正是一直以来美国特质的最终结果和表现,而使美国成为例外的诸多心态与本能,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历史——甚至可以说始于美国建国以前。我写这本书是为了界定和明确我们的生存状态,描绘这种状态的规模和范围,并提出一些新的思路来解释我们的国家怎样走到了这一步。

美国是由虔诚的教徒和热情的梦想家建立的,也是由唯利是图的推销者和情愿上钩的受众联合建立的——在四个世纪的过程中,这几股势力让我们变得容易被幻想控制。从塞勒姆猎巫事件到约瑟夫·史密斯创立摩门教,从P. T. 巴纳姆到亨利·大卫·梭罗再到“说方言”,从好莱坞到山达基教再到阴谋论,从沃尔特·迪士尼、葛培理到罗纳德·里根、奥普拉·温弗里,再到唐纳德·特朗普,他们无不例证了这种倾向。换句话讲,让我们将史诗般的个人主义与极端宗教相混合,将娱乐产业与一切其他事物相混合,并让这所有的一切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慢慢浸泡和烹制,再加上自由至上的20世纪60年代和互联网时代,我们便得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居住着的美国,这个现实与幻想纠缠不清的美国。

我希望我们只不过是走在一条暂时的弯路上,尽管路途漫长,但是终将回到正轨。如果我们处在狂欢中,多时沉醉于用幻想调制的鸡尾酒,如果这是我们跌倒、疯狂、歇斯底里的真正原因,那我们是不是迟早也应该清醒过来,恢复神志?希望如此。但首先你要认识到,这种倾向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国民基因。第一部分美国横空出世:1517—1789一个人……从襁褓中就能够被看出完整的面貌,国家的

发展是一个相似的过程,它们都会留有一些最初建立时的印

记。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我们会发现……偏见、习

惯、强烈的爱好——简而言之,一切构成国民性格的元

素,都可以被追根溯源。——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  第2章信仰即真理:新教徒

起初,它甚至没有一个名字:“新大陆”只是一个临时的代称,就像企业律师把客户新创立的公司一律叫作“新公司”(NewCo)一样。对于白种预备居民来说,新大陆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于他们而言,美国始于一个狂热的梦、一则神话、一场幸福的幻觉、一种奇想。事实上,新大陆正是始于各种各样的幻想。1600年左右,人们满心确信这些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大部分人甚至愿意为实现它们而抛弃一切——朋友、家庭、工作、常识、英格兰、熟悉的世界,甚至生命。很多人真的在奔向梦想的途中丢掉了性命。

我们的国家是第一个凭空设计、创造出来的国家,是第一个像一部史诗一样被撰写出来的国家——正巧在那时,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也在创作着现代意义上的虚构文学。新大陆上的第一批英格兰人把他们自己想象成了历险故事中乐观的英雄。这些极端主义者把自己想象成虚构人物,抛弃了已知的一切去追逐他们炽热的信念、他们遥远的梦想和希望、他们心驰神往的异象。

但是让我们先拓展一下托克维尔的比喻。如果第一批英格兰定居者通过在新大陆的努力建成了新生的美国,即合众国的雏形,那么让我们倒回几步,试图理解一下这个与众不同的婴儿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在柏林南部一个新建成的地方大学,一个虔诚而博学的年轻神学教授对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异议。当地大主教的一些行为让他尤其恼火。主教为了垫付他升任红衣主教的庆祝仪式的费用,鼓励当地的基督徒为自己购买赎罪券(还可以为已经去世的亲人代购),宣称可以让他们在死后缩短在炼狱的等待时间。除了自掏腰包之外,这些购买了赦罪之恩的人还要在诸圣节当天参加当地教堂的游行,瞻仰其实大多为赝品的圣物。这些造假的圣物包括耶稣降生的马槽里的一根稻草、婴儿耶稣襁褓上的丝线、圣母马利亚的一些母乳、成人耶稣的一根胡子、最后的晚餐上的一点面包屑、耶稣受难时头冠上的一根荆棘。教会的商业行径震惊了这位年轻的神学家,他写了一份长达三千词、形似原始版幻灯片的情绪激昂的批判书,在诸圣节前夜钉在了教堂的大门上,并且将他的檄文额外发了一份给大主教本人。

如果这次事件发生在1447年,也许它只会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但1517年的欧洲已经跨入了机械印刷时代半个世纪之久,神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因为在这个时机以自己的宣言引发了公众事件而改变了一切。他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立刻被大量印刷,从拉丁文翻译成各地方言,在整个欧洲广为传阅,不断重印。新教诞生了,罗马天主教不再是基督徒们唯一可选择的组织。

这个新的基督教教派诞生之后,印刷业促成了它的传播。路德的诉状主要针对当时教会兜售假冒天堂贵宾通行券的行为。《九十五条论纲》的其中一条写道:“从来没有神圣的权威可以向人宣讲,当金币掉入箱底叮当作响的时候,灵魂就能立即飞出炼狱。”短短几十年之内,这一论述失去了它原本的冲击力,因为梵蒂冈也终止了售卖救赎的行为。但在当时,路德还提出了两个更重要的革命性想法,它们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石,也成了美国的根基。

路德坚称神职人员并不享有接近上帝、耶稣或是真理的特权。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在《圣经》里了。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并且应当自己阅读、阐释经文。正如新教徒们所言,信徒皆祭司。

这样的想法如果出现得再早一点点都会是痴人说梦,在历史的长河中稍纵即逝。依据梵蒂冈长久以来的规章,只有神父才被允许拥有《圣经》,特别是从拉丁文翻译成现代通俗语言的《圣经》。这条规定实施起来非常容易,因为在当时《圣经》十分稀有且昂贵。15世纪50年代的时候,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印刷了第一本书——一册拉丁文《圣经》——而在当时,整个欧洲所有种类的书籍加起来只有3万本,平均下来大概每2 500人才有一本。但到了1517年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的时候,也就是谷登堡《圣经》出现的60年后,人们印刷了2 000万本书——其中的《圣经》多过其他任何书。

有人印,就有人读。在第一批英文版《圣经》印制出来的一个世纪里,英语人群的识字率增加了两倍。现在,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可以实现路德所提倡的DIY(自助版)基督教。天主教会和它的神职精英阶层不再是上帝的中介。一个颠覆性的新发明?在火药和蒸汽机问世之间相隔的上千年里,没有其他任何一项新技术能够比得上印刷术对社会的冲击,而新教正是靠它迅猛传播的第一个文化现象。

除了把宗教权力下放给普通人——也就是说,对个体自由的极大扩张——路德的另一个重要想法就是,相信《圣经》里的超自然故事,尤其是关于耶稣的那些,是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唯一的先决条件。你不能通过做好事来赢得升入天堂的资格。你只需持有一套特定的信条。(而根据严厉的早期新教,即便是这些特定的信条也不能保证你能进入天堂。)

新教最初的诉求似乎是理性对天主教的批判——付出金钱或者瞻仰(假冒)圣物当然不能让灵魂加速升入天堂。但新教的主张只能说是更为公平或合乎逻辑,却并非更加理性。就像是争论格林童话《侏儒怪》中磨坊主的女儿如果没有猜对侏儒的名字,最后还能不能获得自由一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分歧,不过在于他们共同幻想体系中的魔法规则内部的自洽性。

然而,就在16世纪,新生的新教孕育了美国式思维的雏形。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什么是真,什么为假,不管各路专家怎么说。他们进而相信,狂热的信仰才是一切的关键。梦幻之地的地基已经筑成。  第3章闪闪发光的一切:寻金者

同样是在16世纪,欧洲对于辉煌现世的幻想刚刚获得了令人激动的新启发和关注点。1492年,哥伦布扬帆向西,为了寻找一条比丝绸之路更短的欧亚航行路线——这在当时和此后400年间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哥伦布没有到达日本,却到了巴哈马群岛。但正是这样,他发现了新大陆。在5 000千米以外,人们幻想着这块处女地上可以得到的财富和荣耀。

更多的欧洲探险者追寻着哥伦布的脚步,源源不断地前往新大陆。他们中很多人追逐着西北水道(Northwest Passage)的梦想。在17世纪初,船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带着这个梦想和英国投资者的支持,驶向新大陆。史密斯幻想着能沿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一直驶向太平洋,却仅仅到达了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Bethesda)。1609年的时候,英国人亨利·哈得孙(Henry Hudson)也做着亚洲航道的梦,但他仅仅到达了现位于纽约州的奥尔巴尼(Albany)。一年之后,那些对西北航道抱有信心的英国投资者鼓动哈得孙再次尝试。这一次,他没有到达中国,却到了安大略;他的船员远不如他执迷不悟,当哈得孙想继续向西航行的时候,船员叛变,哈得孙从此没了踪影。

然而追随哥伦布的西班牙人没有徒然寻找通往亚洲的西北水道,他们掉头驶向西南。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和这些文明建立的城市——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和南美洲的印加。随之发现的还有阿兹特克和印加的金子——他们偷取金子并开采金矿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建立起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帝国。

英国人对此妒火中烧——不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的突然崛起,更是为了新大陆的金子。

如果新大陆的南方金矿如此丰富,为什么不能也在北方——离英格兰更近数千千米的北方——采矿呢?由此,16、17世纪之交时,寻金成了未来的英国殖民者挥之不去的追求。对金子的追逐也开创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主题:只要给他们一个并不确凿的事实,美国人马上就能编造出一整套激动人心(或是令人恐慌)的故事,并热忱地信以为真。

为王室工作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是英国16世纪八九十年代最踊跃、最有影响力的美洲迷之一。他从早期探险者的报告中挑选出精华部分——这些报告大多是二、三手资料——描述了一个完美的天堂。他在一份长达4万词的手稿中写道,这些对北美东部的探索“确凿无误地证明了这些探险者发现的金银……珍宝、绿松石、翡翠……”遍布海岸线。南边“遍地都是金银”;北边也一定有金子,因为“土地的颜色证明了这一点”;就连最北端也有“关于金银的记载”。在那时候,英国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所以哈克卢特建议把“懒惰的人们”运送到美洲,“让他们在金矿中劳作”。

不巧的是,新大陆北部已经有人居住了。哈克卢特的报告中写道,原住民“天性善良、温和、友好,会乐意服从于我们”。那时北美洲的人口密度还不足不列颠岛的5%,所以对于新来者基本就是一块空地,一块白板,供英国人描绘他们的乌托邦。

哈克卢特对美洲的记录是在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的委托下写成的。雷利当时30岁,贵族出身,他是诗人、花花公子、探险者、狂热的新教徒、痴迷黄金的新大陆迷。他是一个富有魅力、雄心勃勃的后起之秀——在英格兰殖民地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俨然是一个典型的行动派美国人。哈克卢特对新大陆的报告实际上是为了说服伊丽莎白女王殖民,报告写就,雷利在三年之内一跃成为沃尔特·雷利爵士,获得了王室的支持来开发、治理北美东海岸,并派出三个探险队分头寻找黄金。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

尽管雷利自己从来都没有到过北美洲,他却相信,除了藏金以外,他的管辖地或许就是《圣经》中的伊甸园。英国神职人员从《圣经》中计算出伊甸园处在北纬35度——他们称,那刚好是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的纬度。而且在弗吉尼亚,更多(道听途说)的证据表明上帝在施展魔力:一名植物学家在他的著作《新大陆令人欣喜的新闻》(Joyful News of the New Found World)中写道,很多只生长在北美的植物能够包治百病。一位著名的英国诗人发表了《弗吉尼亚旅行颂歌》(Ode to the Virginian Voyage),把弗吉尼亚称作“地上唯一的天堂”,在这里英国人可以“尽享珍珠和金子”——很多英国人真的对伊甸园的说法信以为真。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什么伊甸园。雷利派出的一大部分定居者都生病或死去了。他又派出了第二批掘金者。这次探险也失败了,所有这些殖民者都死去了。

但这并没有浇灭沃尔特爵士的掘金梦。在他1595年启程去南美洲的时候,寻找传说中“黄金国”(El Dorado)的梦想破灭了,但这没有阻止他继续向英国人宣传这个美好的幻想。他出了一本书,里面净是二手的历史奇闻趣事,意图使这个幻想看上去更加真实。在雷利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精雕细琢的伪经验主义诞生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演变成了梦幻之地所特有的见证风格——它有关宗教,有关伪科学,有关阴谋,有关迅速走红畅销的一切。

1606年,新晋英国国王詹姆士不顾雷利的灾难性失败,特许两个新的私人集团——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和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Plymouth)——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南边的殖民地在伦敦的庇护下被命名为詹姆斯敦(Jamestown),从英国国王的名字而来。他们的王家特许状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主要使命:“挖掘、开采、寻找一切可能的金矿……拥有并享用这些黄金。”托克维尔在两个世纪后写道:“被送到弗吉尼亚的都是……掘金者。除了获得收益以外,新居住地的建立没有任何高尚的思想或是理念作为基础。”第一批掘金者有上百人,其中的三分之二很快死去了。他们的领队却回到英国,声称找到了“堆积成山的黄金”。

哈克卢特作为伦敦公司的负责人,自始至终都未曾到过美洲,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黄金的执念。当然,尚没有人发现过黄金——在1609年他也是这样向其他负责人报告的——但他仍坚持,有个参与过早期探险并会说印第安语言的英国人声称:“据印第安人讲……在弗吉尼亚我们旧堡垒的西南面,有大量的红色金属矿。此外,我们自己手下的印第安人最近也透露过有一座矿藏丰富的金矿,不是这一座就是另一座……在某座山附近。”据说地点就位于失败的定居地西面。

还是没有发现黄金。约翰·史密斯,即那位向西寻找太平洋航线而不是去寻金的船长,也有轻信的毛病——他把一个印第安人的口述当作确凿的事实,报告说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人们“在山中捕猎猿类”。但尽人皆知的是,他并不相信通过开矿一夜暴富的美梦。“没有讨论,没有希望,没有实干,人们只知道寻金、掘金、炼金、运金,”对他在詹姆斯敦的殖民同伴们,他这样评论道,“人们成了黄金梦的奴隶,唯一的希望是能捞一笔。”实际上,他们把在詹姆斯敦开采的矿石提炼并运回英国后,发现那其实是黄铁矿,“愚人金”。

在伦敦的投资人紧张起来,他们要求殖民者至少要拿出一桶真金来。1610年,寻金行动开始后三年,他们新派一人去把事情摆平。他到岸时,正有一批幸存的殖民者终于放弃了梦想,准备起航返回英格兰。德·拉·沃尔勋爵(Lord De La Warr)说服他们下船并振作起来;他带领一队人深入内陆,去寻找又一个印第安人谣传的金矿,到了地方后,德·拉·沃尔的手下杀了一些印第安人,但最终……也没有找到金矿。

不是只有南方的殖民者做着黄金梦。与此同时,普利茅斯公司派遣到新大陆的120名人员在缅因海岸登陆,也在寻找黄金和通往亚洲的捷径。他们两样都没有发现。但是他们对不可能之事的迫切信念既好笑又可悲。殖民地的领导者在家书中写道,目前还没有发现黄金,但是“原住民坚持说,在这一片地区有三种不同的肉豆蔻”。新英格兰难道有热带香料?“他们还向我肯定地说……离我们的要塞最多7天路程的地方,就是一片宽广而深邃的海域……这只有可能是南海,一直延伸到中国。”跟他们在弗吉尼亚的伙伴们不同的是,到达缅因的新英格兰殖民者很快适应了现实,承认了失败。登陆后几个月之内,半数的殖民者返航,剩下的在之后的6个月里也陆续离开。他们无法成为日后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拒绝轻信和幻想。

但是……也许他们只是没有问对原住民,或者是没有在正确的地方寻找!1614年,又有一支普利茅斯探险队扬帆驶向新英格兰,这一回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黄金。他们的船上有一个原住民,被先前的一批普利茅斯公司船员在鳕鱼角(Cape Cod)附近俘获并奴役。这名印第安人在被囚禁于伦敦期间学会了英语,并了解到囚禁他的人对金光闪闪的金属有某种痴迷,于是他特地为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我所居住的岛上就有一个金矿,他谎称,我会带你们回到那里,让你们把它占为己有。当英国人在马撒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抛锚停船的时候,这个原住民跳了船,他的部落兄弟们从独木舟上射箭,为他的逃生打掩护。英国人意识到自己被戏弄了,返航回家。

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弗吉尼亚,截至1620年,已经有超过6 000人移民到了詹姆斯敦,相当于一个中等英国城市的规模。他们之中至少四分之三的人在殖民地建设中死去,但不死的是他们的梦想。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不停地到来,做着黄金梦,直到希望变成了虚妄的幻想。这是一次没有黄金的淘金热。詹姆斯敦建立15年之后,一名殖民者写信给朋友,请求给他寄来钉子、餐具、醋和奶酪,并解释自己为什么还没有发财:“因为我身体有恙,加上虚弱,我没能探索这片区域的山岭和河谷,但现在我准备每天都要进山,因为这里的山下藏着金银。”

疾病、虚弱和死亡没有停下脚步,金子却仍旧只是一个传说。17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就像一个走向失败的创业公司,公布了产品却没有发售,上演了一出悲剧和闹剧。但在英格兰本土,投资者和广告商继续印制海报和夸大的见证,发行数十种图书和小册子,组织抽奖,放烟幕弹。因此,第一批说英语的美国人大都属于天真轻信而又痴心妄想的类型。“在17世纪的12万名签约(向南)扬帆航行的探险者和他们的用人当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在他的美国史著作《自由就在转角处》(Freedom Just Around the Corner)中写道,“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仅仅是听信了赞助者的宣传。”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则尖锐得多,他指出:“美国文明建立在一种自然选择之上,甄选出的是更容易相信广告宣传的那些人。”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广告宣传,就是为了吸引梦想家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建立美国。

作为一个宣传快速致富的公司,弗吉尼亚的泡沫破灭了。留下来的殖民者不得不回归单调劳苦的农业,但真正拯救了他们的农作物就像是对未来美国的预言——它土生土长、新奇迷人、无关紧要却刺激神经,并且让人上瘾。那就是烟草。

另一个对殖民充满热情的领袖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英国政府官员兼哲学家,现代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他对新大陆事业的清醒认识带来了一缕清风,看上去比当时第一批美国人都更理解一厢情愿的信念所具有的曲解力量,更理解幻想会如何遮蔽现实。他在1620年写道:人类的理解一旦采纳了一种观点(或是被大众广泛接受

的观点,或是令人愉悦的观点),就会用其他任何事物来支

持这种观点,使它们与之契合。即使与之相反的观点能找到

充足有力的论据,人们仍会选择对其忽略或轻视,或者依据

某种区分标准将其弃置一旁,凭借这种极其有害的预先决

定,使自己之前结论的权威能够不被动摇……这就是所有迷

信的运作方式,不管是占星术、解梦、预兆、神的审判,还

是其他类似的事情;在这一点上,虚荣的人类记下了预言应

验的事件,对没有成真的事件则绕道而行,即使后者要普遍

得多。

培根在他在伦敦的圈子里说,殖民事业的开展是建立在“金子、银子和短期收益”之上的,而不是为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然而,对于下一批想成为美国人的英国人来说,传播某一套特定的基督教迷信、预兆和神的审判并不仅仅是用来掩盖一夜暴富梦想的嘴上功夫。对于他们而言,殖民的前景恰恰在于把他们的超自然幻想输出到新世界。  第4章建立我们私有的地上天国:清教徒

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对金子和西北水道的设想并不完全是痴人说梦。两个世纪以后的弗吉尼亚州的确有金子被发现,有金矿被开采。3个世纪以后,一艘小船真的通过一条西北水道,穿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到达了太平洋。但在17世纪20年代的时候,经历了英国在新大陆40年的殖民失败,理性的人们不会再继续搭上身家性命去追逐不可能的梦想。最初的假设,即遍地的黄金和一条通向亚洲的航线,按照逻辑学家的讲法,是“可以被证伪”的,并且最终已经被证伪。没有金子。不存在去中国和印度的捷径。欧洲移民或许可以在新大陆生活,有时甚至可能发家致富,但只能以他们在旧大陆所熟知的手段:培育、制作和销售。所以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人们放弃了寻找金子,转而种植烟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打败了不顾事实的幻想。

但在另一方面,大多数超自然的宗教信仰是无法证伪的。一位创造了世界并按照一个永恒的计划来管理世界的上帝的存在、耶稣的神迹和复活、天堂、地狱、撒旦在人间的踪迹——这些永远无法被证明是虚假的。

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第一位新教君主。她的继任者詹姆士也是一名新教信徒。登基后,他立即下令翻译新版的官方英文《圣经》,即英王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4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仍是美国最流行的《圣经》译本。这一版《圣经》的译制正值国王詹姆士——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最高领袖——特许普利茅斯和弗吉尼亚两个公司在美洲开拓大英帝国的时期,所以这两个公司的使命宣言自然也包括了传教——“将基督教信仰传播给仍然生活在黑暗和愚昧之中的族类”,即当地原住的“异教徒和野蛮人”。17世纪初期,大部分的英格兰人(和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已经改信了新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新教这个一开始反抗当权者的教派成了当权者的代表。

然而,不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有古老的普世等级制度和一个最高领袖,新兴的基督新教在骨子里就是好争端而不稳定的,其不久前的诞生正是由毫不妥协的反叛者一手缔造,因他们不愿遵循专业高层神职人员既定的阐释和规则。这是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新宗教,茁壮成长在欧洲文化和经济领域全面革新的时代。因此,新教与印刷业、全球贸易、文艺复兴、现代科学的开端以及启蒙运动一起,成了所有这些令人兴奋的新潮流的一部分。它独特的卖点就是激进。官方领袖失去权威,每个虔诚的人都能够并且应当决定真理的新标准,也就是说,通过阅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判断基督教各种幻想的正确含义。从建立之初,新教就致力于激烈、去中心化、自助式的真理寻求和灵魂洁净,这自然导致自以为义的教派分裂源源不断地滋生。

第一批极端主义者在新教创立短短几十年之内出现在英国。他们认为新的教会体制和神职人员既过于专制,又过于松弛。过于专制,是指他们要求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严格遵循总会对于《圣经》叙事的阐释;过于松弛,则在于他们对信徒在教会以外的行为放任自流,人们走出教堂,就把《圣经》和上帝抛诸脑后。就像路德和其他最初的新教徒拒绝天主教当权派一样,这些英国极端新教徒认为他们自己更圣洁、更敬虔,并且比新建立的教会体制更加纯正。体制内的基督徒嘲笑他们是“清教徒”(Puritans),于是这个称谓就一直延续下来。

清教徒与英国国教会在教义上的分歧其实并不大。他们基本上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都同意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加尔文是比路德小一辈的神学家,他受过法律训练,这绝非偶然:根据他的裁定,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天堂,“选民”在出生之前、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被上帝拣选,因此不论一个人生平做过什么,都不能改变他很可能会下地狱的命运。

因为清教徒(奇异而又恐怖的)基本信仰与英国国教会非常相似,所以历史学家通常把它们之间的争端解释为对权力的争夺,认为这不过是利益集团政治伪装成高人一等的假敬虔。但理性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也就是说,大部分现代学者)都很乐意把一切动机归结为理性主义和犬儒主义。其实,真正把清教徒和主流新教区别开来的是个性和举止。做一名清教徒,意味着成为毫不妥协的狂热分子。(他们就像今天的某些美国政治狂热分子,除了反对当权者的理念,也不能忍受他们理性节制的举止。)而且,清教徒们相信,理想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完全沉迷于基督教信仰的生活。

这些极端主义者中最极端的是分离主义派清教徒(Separating Puritans),他们想要在英国国教会之外建立自己的教会。在这群铁杆分子中间有几位教牧人员和他们的会众,聚集在一个叫作“斯克卢比”(Scrooby)的小村庄。他们决定不仅要脱离英国国教会,还要脱离英国。1609年,他们自我放逐到离英国最近的一个新教势力渐长的国家——荷兰。

改变居住地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本性,他们仍是一群吹毛求疵、满腹牢骚的人。他们住在莱顿(Leiden),一个典型的荷兰大都市,那里充斥着现实世界所司空见惯的不敬虔。莱顿还是一个偏自由派的新教教派的中心。换句话讲,这些英国清教徒在荷兰被又一种令他们厌恶的异端包围了。对于他们而言,此刻的地狱就是那些对他们的信仰并不感冒的人。回家的后路已经断了,尤其是在这个反清教徒势力正在英国国教会内逐渐兴起的时候。

所以他们只能继续前进。激烈地相信一部古老文献中所有的奇迹和神话远远不够。他们早已不仅仅是一群住在欧洲大城市的冒进而不满的英国乡下人。他们是一个多年来一直流离失所的部落,就像《圣经·出埃及记》中的故事;他们坚定地寻找着应许之地,如同《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因为,说实话,一旦你有自由——噢不,是有义务——自己去理解幻想中的真理,并依据这种真理创立你自己的新型宗教(新教),然后再在其中建立一个派别(清教主义),继而再从中建立一个更小的派别(清教主义分离派),还有什么能阻止你实现最终的梦想,即缔造属于你自己的乌托邦国度,将它奉献给你所创建的全新的、完美的宗教?

去哪里建立这样一个乌托邦?沼泽遍地的弗吉尼亚已经被那些钻到钱眼里去的挂名基督徒占领了,他们没找到金子,便开始种植烟草。英国殖民下的美国北方仍未被白人占据,应该是个绝佳地点。约翰·史密斯受够了弗吉尼亚的拜金者,而后者也受够了史密斯,他便起航向北进行勘察,并于1616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描述他的所见。他对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赞不绝口:可用于建造房屋的石材木料、可供食用的鱼类,还有“温和”的气候。(他走访北部时正值春夏季。)“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无比优良的地域,适于健康和繁衍?在世界上我所知道的4个还没有人类定居的地方中”——他显然忘了算上之前在同一份报告中提到的原住民——“我宁愿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安家。”4年之后,那几十个住在莱顿的极端清教徒起航,远离了堕落腐化、纷争不断的欧洲,驶向这块远在新大陆的伊甸园般的净土,想要在新英格兰建立他们的新耶路撒冷。

也就是说,美国是由一个发了疯的狂热教派建立的。

当我小时候学习美国历史的时候,我肯定学到过詹姆斯敦,但那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都对失败的弗吉尼亚淘金热一无所知。在学校和流行文化中,美国的创立仍旧被认为始于后来那批北方的英格兰定居者——朝圣先辈(Pilgrims)、“五月花号”(Mayflower),还有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詹姆斯敦作为他乡的一次失败的实验,已被悄悄隐去。

美国人了解并庆祝普利茅斯的建立,而不是詹姆斯敦,这能说明诸多问题。在我们建构的神话中,真正重要的第一批外来定居者是理想主义者,是一群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们来新大陆寻找信仰自由,将激荡人心、精心设计、全心全意的幻想付诸行动。而另一个版本的主角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希望新大陆有利可图,一旦计划破产便抛弃了梦想。哪个版本更有吸引力,实在是一目了然。我们也更喜欢谈论“朝圣先辈”而不是“清教徒”,因为前者没有染上后者那永远摆脱不掉的负面意味。

朝圣先辈——至少他们当中最虔诚的一半——其实就是美国的清教徒先驱。其中一位朝圣者领袖只在普利茅斯停留了短短几周,就返航回家,鼓励其余的分离主义者追随他的脚步。在他1622年写的小册子《关于离开英格兰前往美洲定居的合法性的理由和考虑》(Reasons and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Lawfulness of Removing out of England into the Parts of America)中,他解释道,新大陆就像以色列之于古时犹太人一样,是上帝赐予他的新一代选民——清教徒们——的应许之地。新大陆是一片“广袤而空虚的混沌之地”,原住民没有做过任何有益或者开化的事,而他们的“皇家领导人”,即当地的印第安人首领,正巧“已经接受英格兰国王陛下为他的主子和指挥官”。然而,即使一半的朝圣先辈活了下来,他们效仿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也没有真正成功。普利茅斯种植园建立10年之后只有300名居民,詹姆斯敦的人口超过它的10倍。

下一任国王查理一世比他的父亲詹姆士更加不能忍受他的清教徒臣民。他娶了一位正统的法国天主教女人,并毫不掩饰地叫她“玛丽亚”,他的清教徒臣民也因此对他更不待见。英国国教会正变得越来越反清教,在神学教义上更加折中,在教会礼仪上更加严格——换句话讲,更加接近天主教。

正当普利茅斯的朝圣先辈开始叫自己“朝圣先辈”的时候,一批人数更多的清教徒——来自上层社会的极端主义者——说服自己离开了英格兰,前往美洲建立自己的宗教乌托邦。他们说服国王的代表给他们的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颁发了王家特许状,并商定他们将分享在自己地盘上开采的任何贵金属2%的收益,而这实际上是个障眼法。国王和他的王家幕僚乐意与任何向往金子的人沟通生意——而这新的一批清教徒殖民者所真正神往的,是在离普利茅斯不远的地方建立一个更理想的政教合一的国度。从1620年到1628年,总共只有8条船到过普利茅斯。而仅仅在1629年到1630年的一年之内,就有20多艘船驶进了马萨诸塞湾,1 000余名清教徒登陆。对于这些自称是上帝子民的人,他们朝思暮想的旷野中的锡安山此刻仿佛成真了。梦想确实有可能变成现实。“什么使得新英格兰不同于美洲其他的殖民地和种植园?”两代人之后,一位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牧师在布道中这样问道。这是一个设问句。托克维尔也意识到,这些早期美国白人带着打算付诸实践的异象和方案而来,他们确有显著的奇怪之处。他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指出,他们“横跨大西洋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或增加自己的财富。纯粹是智识上的渴求使他们远离家乡的舒适。当面对不可避免的流亡之苦时,他们的目标是某个理念的胜利……新英格兰是个奉献给了梦想的地区”。在当时,“梦想”(dreams of fancy)就是“幻想”(fantasy)的意思。

幻想延续下来,幻想传播开来。第一批清教徒到来几十年后,一位新罕布什尔州的牧师做了一次布道,警告说普通人在这片区域不受欢迎。“新英格兰永远要记着,”他说,“我们的种植园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要让越来越多的商人记住这一点,现世的利益不是新英格兰建立、设计的初衷,信仰才是。”

传统上,人们认为清教徒比朝圣先辈更加“温和”,这就好比说“基地”组织(al-Qaeda)比“伊斯兰国”(ISIS)更加温和一样。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清教徒的神学思想在疯狂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批清教徒比朝圣先辈举止更加优雅,受过更多教育,对英国统治阶级的政要少了一些傲慢。他们来到美洲前的身份认同,并非那么紧密地与离开英国国教会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看上去都很温和,因为他们就是当权者的典范——谈吐大方、衣着得体、清醒理智,并且对权力习以为常。但他们的温和在皮不在里。如果宽容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和,那么普利茅斯的朝圣先辈实际上更加温和——他们能与异客和平共处。那时,“神权政治”(theocracy)这个词刚刚出现在英语中,对于清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他们禁止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踏上他们在波士顿和塞勒姆(Salem)新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美洲殖民地,他们绞死贵格会(Quakers)教徒,并通过法令,绞死任何胆敢前来的天主教神父。

人们一般认为,中世纪在美国建国之前至少一个世纪就已经完全结束了。在17世纪20年代的旧大陆,对《圣经》末世预言的字面解读与笃信已经式微,与之一同衰落的还有其他中世纪宗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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