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璀璨的群星（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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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璀璨的群星（中）试读：

内容提要

乒乓球运动，它的故乡在欧洲。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之前，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绝大多数还都是欧洲选手。中国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于1953年。那时战绩平平。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世界乓坛骤然间起了风云变幻。

从1959年至1986年上半年，二十几年间，我国运动员在所参加的十二次世界锦标赛和

六

三

中华之光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乒乓球运动，它的故乡在欧洲。

二

从1959年至1986年上半年，二十几年间，我国运动员在所参加的十二次世界锦标赛和六次世界杯赛中，总共夺得了五十多项冠军。硕果累累，举世无匹！1984年4月在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选手甚至囊括了全部七项冠军。我国乒乓球运动的长盛不衰，在世界乒坛上是绝无仅有的。而长盛不衰中的显赫人物，当然应该首推我国乒坛升起的第一颗明星——容国团。

容国团是直板快攻打法的运动员。他球路广，变化多，搓攻、快攻，旋转变化，左右逢源。尤精于发球。他能用看起来毫无二致的动作，发出转与不转，或旋转程度有天壤之别的球来，发球之前，他常常握球在手，先观察对方的表情，从而推断对方的心理状态，然后判定对方接发球是攻是守的打法。若对手虎虎有拼杀的意思，他便发下旋，攻必下网；对手慎重求稳，似要以搓球缓冲时，他仍以同一姿势，却发出个侧上旋来，回球必高，他乘势霹雳闪电般抢攻，一板敲死。

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与匈牙利在半决赛中相遇，以3比5败北。这无疑给所有关心着中国体育腾飞的人们，心头罩上了一层乌云。而容国团，这个一心要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青年，在男子单打比赛中，用他智勇兼备的拼搏，为中国体坛呼唤出万道霞光。

参加男子单打，中国派出了五虎上将：庄家富、王传耀、杨瑞华、徐寅生和容国团。在猛将如云的角逐场上，前

四

五

冠、亚军之战，是在中、匈选手之间展开的，容国团大战在团体赛中曾赢了自己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决赛之前，中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都献计献策，做了认真研究，容国团运用集体的智慧，充满信心。老将西多，能攻善守，身经百战，曾获得过七次世界单打冠军。这时，公认冠军非他莫属，匈牙利队甚至连“献给世界冠军的花”都准备好了，这场角逐的艰难和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观众屏气息声中，中、匈两员战将挥板上阵。战幕一拉开，西多旗开得胜，以21比19先拿下了第一局。容国团出师不利，但他镇定沉着，临危不乱，他意识到以2分之差负于对手的关键是失之未能放开打。气可鼓而不可泄，易地再战，容国团不背包袱，他针对西多逼角反攻的打法，采取拉右侧上旋球的战术，逼着西多回高球，然后，便如饿虎扑食般地冲上去猛扣猛杀，取得了场上的主动权，以21比12扳回一局。容国团越战越猛，再接再励，又以21比15胜了第三局；在他频频起板，球似流星划着白线飞舞中，容国团又以21比14，拿下了第四局。连扳三局，以3比1战胜西多。至此，容国团连闯八关，终于杀上了最高一级的领奖台。

在异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义勇军进行曲”庄严的旋律中徐徐升起，容国团为中华民族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这之后，1961年在我国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又是我国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之一。

1963年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全国妇联、团中央和教育部等，纷纷提出：中国乒乓球男队连获两届世界团体冠军，女队怎么仍然问鼎无缘？妇女要打翻身仗！

容国团拍案而起，受命于艰难之时，出任女队教头。他尽心竭力，秣马励兵。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65年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时，女团比赛他先派遣直板快攻的两员骁将李赫男、梁丽珍出战，连克雄关道道，一路顺风地夺得了决赛权。在与多年称雄乒坛、直板攻球的日本女队最后一战时，容国团运筹妙绝，派出横板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冲阵。本来对李赫男和梁丽珍做好了充分战斗准备的日本队，对此大出意外，未战就先乱了方寸，惶惶然上阵，结果中国女队以3比0赢得了女团桂冠。容国团的老谋深算，赢得了世界乒坛一片赞誉之声，这位胸中有兵甲百万的教头，指挥中国姑娘成功地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了女子团体世界冠军。

容国团，是中国乒坛上升起的第一颗明星，是祖国乒乓球运动长盛不衰功勋卓著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是体坛英雄、中华之光！

从渔行童工到冠军

容国团是容勉之夫妇的独生子。解放前，两位老人家因为多年失业，贫病交加，生计没有着落，在容国团十三岁时，不得不忍痛让他到渔行里去当童工。童工，那是地狱般的生活啊，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睡眼朦胧地从床上爬起来，搬鱼拣鱼，跑里跑外，饥一顿饱一顿，还要经常被老板训斥，没多少日子，小小年纪的容国团因劳累气闷过度，和他的父母一样，也染上了肺结核。

然而，为了挣钱糊口，容国团咬牙默默地忍受着，苦苦地撑持着。偶尔晚上有点空闲，他还要经过那五光十色的皇后大道，跑到灯光昏暗的筲箕湾（贫民区）他家那“霸王屋”（没经当局批准私搭的蓬屋，随时会被赶走），去看望自己体弱多病的老人。

容国团的父亲是一位老海员，过去曾参加过香港大罢工和广州公社起义，当时是香港工人的进步组织——工联会所属的海员工会会员。靠了这层关系，容国团有机会在工作之余，到工联会俱乐部的“康乐馆”去玩，也正是在这里，他幸运地得到了工人叔叔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显露出了他打乒乓球的才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话还真有几分哲理。就因为容国团酷爱打乒乓球，又打得不错，1954年10月1日，工联会组织庆祝国庆乒乓球表演赛，容国团参加了。没想到为此惹得渔行老板勃然大怒，竟然冲着容国团大发雷霆，又吼又叫，非要他写“悔过书”不可！容国团理直气壮，慷慨驳斥：爱国何罪？！写“悔过书”？掉脑袋也不写！

容国团受了委屈，怀着一腔愤懑回到家里，本想对父亲说“不干了”，但想到一家人的生计，话到嘴边又被紧闭的嘴唇“扣留”了。可是，这话却从老人家的嘴里说出来了，并陪他一同到渔行取回了行李。

后来，经过工联会负责人的帮助，先给容国团找到了一个在零售店当记帐员的工作。后来，发现这对容国团打乒乓球不方便，就又特地安排他到“康乐馆”工作，晚上陪着会员们打球，白天可以自己练习。这真如大旱之逢云霓啊！从此，这匹骏马有了驰聘的天地。凭着他的聪颖和勤苦，进步如飞，不久，他的球艺竟对香港一流选手形成了威胁，但一个穷孩子要与乒坛明星竞争，其势不亚于虎口夺食。在参加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时，代表团中本来有容国团，也应该有他，出人意料，上飞机前，不知怎么被人捣鬼给换掉了。

1956年，日本乒乓球队参加了第二十三届世界锦标赛后，到香港访问比赛。有人故意安排让容国团和刚刚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荻村伊治郎对阵，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借荻村这把盖世宝刀，来杀掉稚嫩的乒坛新秀容国团的威风。“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容国团对替他担心的父亲说：“我是缸瓦，他是瓷器，我不怕他。”父亲看着十七岁的容国团竟有这般见识，心里踏实多了。比赛时，容国团因为思想上没负担，敢拼，敢搏！打来得心应手，攻似电闪，守如泰山，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比赛结果，容国团以2比0的绝对优势大胜荻村伊治郎。顿时全场观众发出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自然，把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震得傻了眼。

容国团大胜荻村，无名小卒打败了世界冠军的消息，立即轰动了香港，也轰动了世界乒坛。

第二年，容国团代表工联会参加香港比赛，他威风八面，不仅取得了团体冠军、男双冠军，还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功成名就的容国团，已是鱼龙变化。在香港，他不愁没有洋房、汽车、优厚的薪水……然而，他毫不看重这一切，他所执意追求的，是继续磨练自己，为中华民族争气。在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毅然决然地回到广东，要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

九泉有知应含笑

1966年，在中华大地上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多少无辜者忍辱含冤而死。容国团也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8年含冤死去。

容国团死后，他的妻子悲愤异常，除了踏着容国团的足迹，把自己的精力默默地贡献给祖国的体育事业外，还贤惠地照顾公公容勉之老人和哺育孩子。

容勉之是一位思想开朗豁达的老人，当初，容国团回国时，国家体委曾问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容勉之老人爽朗地说：“我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不能讲价钱。让阿团先走一步，我们随后也去。”这时，老人家看到儿子离开了人世，人死不能复生，怎好让年纪轻轻的儿媳妇就这么守下去呢？苦口婆心再三再四地劝她改嫁，儿媳妇先是不允，后来看到老人家为此闷闷不乐，便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做为老人家的女儿，奉养老人终生。这样父女俩都有了依靠。

打倒“四人帮”以后，人民没有忘记曾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乒乓功臣，为容国团平反昭雪。近年来，为了纪念在我国乒乓事业上建立过功勋的三位杰出人物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建立“三英杯”乒乓球比赛，以示人们永远怀念他们。容国团在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关键时刻，曾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这句含义深刻隽永的名言，不仅已为广大运动员所熟悉，而且千万个中华健儿正用它来激励自己去为祖国建功立业……

愿一代乒坛名将，九泉含笑。

庄则栋的故事

难忘的一课

1955年的冬天，一夜大雪，北京城披上了美丽的银装。第二天早晨，十三岁的庄则栋，和他的小伙伴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沿着红墙绿柏的人行道，急匆匆地走进景山公园少年宫业余体育学校。他们一进办公室，小伙伴便叫道：“辅导员，他来了！”

哦！辅导员抬起头打量小小个儿的小庄。只见他面孔端端正正，眉毛浓黑，大眼睛虎虎有神，冻得通红的小手紧紧握着一块厚海绵球拍，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好像就要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似的。辅导员见他这副严肃模样，不由得好笑，问道：“你就是他们说的‘小球王’吗？考试那天你怎么没来？”

小庄马上答道：“我不知道那天考试。那天，我赛球去了。今天来，您说，行吗？”

这小家伙一点不胆怯，说话爽爽朗朗。辅导员高兴地说道：“当然可以啦！咱们国家，这么多业余体校，就是为爱好体育的少年办的。走！”

辅导员带着小庄走进乒乓球室。嗬，这么大的屋子，一字儿排着好几张乒乓球台，每张台子都有人在练习。这儿的设备、光线、台子、网子，样样比学校、比那些机关的标准多了。小庄正在四下观望，辅导员叫他和一个正在练球的孩子打打着。他立刻脱下棉衣，拿了球拍，往台前一站，拉开架势，挥拍就杀，一会儿就把对手打败了。一旁观战的孩子们哪里肯服气，不等辅导员说话，他们就一个挨一个地上阵，和小庄来了一场“车轮战”。小庄不管对手是多高多大的，他都是挥拍噼噼啪啪一阵杀。当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时，才转过身来，不眨眼地盯住辅导员，那眼神，好像在担心地问：行吗？辅导员早已满心欢喜这个大胆、泼辣的学生了，他满意地说：“你考取啦！”小庄高兴极了，反而腼腆地笑了。可是辅导员却接着说道：“不过，你还需要从头练起。你打得很猛，但是缺乏基本技术训练。”小庄一愣，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一时还没有理解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学校里，小庄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乒乓球队，经常向各机关的大人队和各学校高年级递挑战书，比赛。他特别爱打比赛。辅导员教他练基本功，一两个钟头老是打一个动作，他觉得真没意思。当辅导员一走开，他便高兴地向对手嚷道：“不练了，不练了，咱们打比赛，记分，多过瘾呐！”

小伙伴当然都是争强好胜的，哪有不赞成的道理。于是，按照他们订的一条“秘密”规定比赛：输了的，要叫胜了的一声“哥哥”。小庄常常当“哥哥”，他觉得这样比赛有趣。

辅导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觉得这个新来的学生又淘气又可爱，便走到台前和蔼地对小庄说：“不要光打比赛呀，首先得练好基本功！”

小庄答道：“两人老往一个地方打来打去，谁也打不死谁，那多不带劲儿呀！”

辅导员又讲了基本功的重要性，小庄虽然不言语，心里却不同意。等辅导员一转身，他又偷偷地和小伙伴打起快乐的比赛来了。

辅导员看得清清楚楚，心里琢磨：这孩子个性这么强，怎样才能引导他走上正规练习的道路上来呢？他的基础、条件不错，但是，一味这样乱打下去，成了习惯，将来再训练、再改变、再纠正，就困难了……

有一次，小庄又跟小伙伴打记分，辅导员走过来，他立刻机灵地把球抓在手中，向对手使个眼色，改练基本技术。他想：这回，辅导员准要批评了。谁知辅导员却笑着说：“继续比赛吧，我给你们记分。”

小庄得到鼓励，兴致高极了，随心所欲地打了起来。

辅导员说：“你打个好球给我瞧瞧。”

小庄满心喜欢，扬拍一击，啪一声，球重重地击中对方右角。“好，真漂亮！照这样再来一个！”

小庄用足了劲挥拍打去，嗤一下，球钻进了深绿色的网里。他捡起球，发了过去，对方回过来，他又猛杀一板，球却飞出台外。他很恼火，一心一意要打出漂亮球，一阵猛抽猛打，一个好球也没有打出来。

辅导员举手喊“停”，接着问道：“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小庄皱着眉摇摇头，答不上来。

辅导员认真地分析道：“第一个漂亮球是碰上的；你可以碰上一个两个，可是打不出三个四个，原因就在你缺乏基本功。练基本功，很单调，也挺艰苦。但是练好基本功，就能使这些偶然出现的好球经常出现。”说到这儿，辅导员又耐心地启发说：“我们打球为了什么？增强体质，将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同时，你们不是想作个优秀的运动员，将来为祖国争光吗？那么，不下苦功练习基本功，不迅速提高技术，你们怎样实现这个志愿呢？你们都很有志气，我相信你们不会怕苦怕累，准能坚持练习基本功……是吗？”

这一席话，对小庄来说，是那么新鲜，仿佛把他领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使他懂得了许多道理：原来打球并不只是为了好玩；一心想作个优秀运动员，但是优秀运动员可不是随便乱打出来的……想到这儿，他仰起头，倔强地说：“辅导员，往后我决不乱打比赛了，我一定好好练基本功，您瞧着吧……”“对。我完全相信你会踏踏实实练习。”

辅导员给小庄上了终生难忘的第一课。

半夜送球拍

195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小庄家里的古老的自鸣钟敲了十下。小庄的母亲，脸上现出不安的神情，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天这么晚了，小庄还没有回来。又等了很久，门开了，小庄耷拉着头慢慢地走了进来。母亲十分惊异。以往，这孩子人未到，嗵嗵嗵的脚步声先传来，一阵风似地冲进门，准是兴高采烈的。可是今天，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则栋，你怎么啦？”

小庄简直要哭了，难过地说：“拍子丢了。”

这球拍丢得真不是时候。明天他要参加北京市少年乒乓球单打复赛。球拍，犹如战士的枪，是乒乓球运动员的“武器”。失去用惯了的球拍，对比赛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啊！他寻找了一天，直到此刻，也没有找到。

母亲觉得着急没有用，便安慰他说：“再买一块吧！”“这么晚了，商店早已关门了，上哪儿去买？人家明天一早就要比赛啊！”

时钟的短针指着十一点半了，已是午夜时分，小庄还不肯睡觉。突然，咚咚咚响起一阵清晰的敲门声。小庄心里骤然升起一线希望，也许是什么人捡到拍子，给送回来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是很平常的事呵！他飞跑出去打开大门，出乎意外，门口站着的是他最熟悉的人——辅导员。“你——”

小庄瞪大眼睛，猜不透辅导员在这深更半夜里到家干什么。

辅导员笑道：“丢了拍子，还在着急吧？”

小庄毫不掩饰地回答：“都急得睡不着觉了！”

辅导员从提包里拿出一块淡黄色的球拍，说：“给你。这是梁指导送给你的。”

梁指导就是我国著名乒乓球老教练梁焯辉。这天傍晚，辅导员和梁指导在北京体育馆开完会出来，小庄正坐在大门口台阶上等着他。辅导员这才知道小庄丢了球拍。当他把小庄劝回家去之后，梁指导问道：“这小家伙是谁？他怎么了？为什么像在发愁？”辅导员告诉梁指导，这是他们少年宫乒乓球班的小运动员，是个顽强的孩子，明天就要参加北京市的复赛了，今天却把球拍丢了。老教练听说小庄在紧要时刻丢了拍子，知道小家伙一定很着急，也可能影响他比赛时的情绪，便将辅导员领到自己家中，取出一块存放了多年的好球拍，请辅导员连夜送给小庄。

小庄听了这番话，双手捧着球拍，仿佛捧着老教练一颗滚烫的心，一股热烘烘的暖流迅速传遍全身。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的，此刻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站在强劲的秋风中，目送辅导员的背影消失在深沉的夜色中，才回到屋里。在明亮的灯光下，他反复端详这块球拍，越看越心爱。他握起球拍做了几下击球动作，十分称心应手。他心花怒放，幸福的波澜在他心中翻涌……

他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千千万万少年儿童，为他们派来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教练、辅导员，而这些人便像勤劳的园丁一样，全心全意地培育祖国的花朵，使他们健壮地成长。

为国争光

春风吹拂，桃花盛开，满城葱绿。1961年的灿烂春天来到了首都。大街上、橱窗里，到处张贴着耀眼的巨幅宣传画：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街头巷尾，人们到处在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比赛。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乒乓球的热潮。

年轻的乒乓球运动员们，生活在紧张、兴奋的气氛中。每天，无数的观众接踵来访；从祖国的边疆、海岛、草原、农村、城镇，充满期望的信电犹如雪片飞来。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庄则栋，无法遏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争取世界冠军，这是多少人的期望呵！多少亲人的嘱咐在他耳边回响，多少亲人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

那是1960年春天，庄则栋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参加北京市文教群英会的时候。在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到他的跟前，用慈祥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又一遍。庄则栋都给瞧得有点不自在、有点难为情了，这位年老的代表才轻声问道：“你是小庄吧？”

庄则栋立刻站起来，点头答是。

老人紧紧拉住他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对你的希望可大呢！”

庄则栋全身热血沸腾，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少期望、多少鼓励呵！此刻，那位老太太仿佛就站在面前，那含笑的眼睛，那充满感情的神态，那深切的叮嘱……怎么能够忘记！庄则栋又打开了那张发黄了的报纸。这是一位华侨老人寄来的剪报。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庄则栋还没有出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讽刺一支出国访问的中国的足球队：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鸭蛋，在鸭蛋上写着“中国”两个大字。华侨老人来信说道，当他看到这幅侮辱自己祖国的漫画时，真是义愤填膺，便把这张报纸剪了下来，放进箱子，保存起来。他多么盼望祖国的体育运动有扬眉吐气的一日呀！当他知道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要在北京开幕的消息时，他将这张报纸寄回祖国，希望祖国的年轻运动员夺取冠军，为祖国争光。

决赛开始的前夕，领队同志来到庄则栋的寝室，通知他参加团体决赛的决定，并且同他研究决赛的形势……那时候，日本乒乓球队是世界冠军队，他们拥有许多世界名将，如有被人称为“智多星”的荻村，有被人称为“猛狮”的星野，还有球路怪特的木村兴治……这次，他们还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技术：弧圈形上旋球……

庄则栋深深知道，这场比赛，困难重重。他想，党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培养我，是为了什么？去年匈牙利队来访，徐寅生、杨瑞华等老将不上，领导偏派我出场，又是为了什么？当时，自己还不肯上场，怕打不好丢掉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面子。领队却坚持我上，并且说：“把重担子交给你，就要挑起来。”这次比赛，虽然没有很好地打出风格和水平，但它给了庄则栋一次可贵的锻炼机会。此刻，面临着这个重任，他心情激动万分。他懂得了，祖国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他，这就是对他的莫大信任，也是他最大的光荣。为了祖国人民的荣誉，担子再沉也要挑起来；再湍急的江河也敢游过去，再险峻的高山也要攀登上去；再强硬的对手，也有战胜他们的信心！他扑闪着一双火热的大眼睛，坚定地说道：“我上，有信心！”

领队望着这位满怀激情的十九岁的青年，满意地微笑了。

窗外，月光如水，星光闪耀，北京4月的深夜，是这样静谧、美丽。庄则栋象战士出征前检查枪支一样，从枕头下抽出了他心爱的球拍，翻来覆去地瞧着。这块红色的球拍的木板上，镂刻着四个红字：加、迅、尽、打。那意思是：加紧训练，迅速提高，尽最大努力，打出最高水平。这是国家体委领导向年轻的乒乓球运动员们提出的要求和号召。庄则栋把这四句话缩成四个字，用针尖刻在木板上，牢牢记住。为了实现这个要求，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隆冬的早晨，冒着寒风，他从不间断练习长跑。北京工人体育场通向北京火车站的路上，每天每天，他都洒下热气腾腾的汗珠子；他那球拍背面，被手指抠出了一道道深槽……现在，为祖国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他抚摸着球拍，兴奋地说：“伙计，咱们一起努力吧！”

第二天晚上，他怀着对祖国人民的热爱，象一个战士一样，投入了激动人心的战斗！

在和日本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的决赛中，庄则栋担负了打头阵的艰巨任务。他的对手是日本的全国冠军、被人们称为“凶猛的雄狮”的星野。庄则栋以2比0战胜，为中国队立下第一功。在第五盘比赛中，他又击败了荻村。二战二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5比3击败了雄踞世界冠军宝座八年之久的日本男子乒乓球队，第一次荣获了斯韦思林杯。

这一天夜里，有多少人拍红了手掌，喊哑了嗓子，兴奋得不能入睡！但是，庄则栋却在冷静地考虑下一场战斗：在单打比赛中，他将与日本的木村交锋。木村左手握拍，拉出来的弧圈形上旋球有强烈的前冲力量。在中、日团体决赛中，他出人意料地击败我国名将容国团和徐寅生。外国记者们展望说：“木村是这届锦标赛的冠军希望。”“不，一定要击败木村，一定要保持住中国人的世界冠军。”

庄则栋下了决心。

4月11日，夜里，庄则栋和木村的比赛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第一局，他不适应木村的球路，失利了。第二局，又以0比7远远落后。场上一万五千多观众，电视机前，收音机旁的成千上万观众、听众，都替小庄捏一把汗。但是庄则栋站在台前，神态自若，没有一点慌张神色。他成竹在胸，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艰难比赛。在思想上、技术上，他都作了最充分最艰苦的准备。徐寅生在团体赛中输给木村后，总结了一条经验，他连夜告诉了庄则栋：“你要打在木村前头！”徐寅生这种以集体为重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着小庄。现在，经过一局多的实际较量，他逐渐适应了木村的“怪球”，开始发挥出了“打在前头”的威力，压住了木村，使他拉不出弧圈球。庄则栋接连夺回两局。在这当儿，场上突然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在邻台上比赛的张燮林，用他那奇妙的削球挫败了星野。战友的胜利，鼓舞了庄则栋。他拿起挡板上的毛巾，擦了擦满头大汗，对教练说：“劲儿来了。继续比赛。”他越打越猛，真如一只刚奔出丛林的小老虎，活蹦活跳的，球如同闪电白光射向对方台面，很快击败了木村。接着，他又打败荻村，并且战胜了自己的战友徐寅生和李富荣，获得了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在圣勃莱德银杯上，又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成了举世闻名的冠军。

雄风犹在

阳春三月，一代乒乓名将庄则栋在全国十大乒乓球建设城市之一的三门峡市讲学期间，笔者慕名采访了他。已经52岁的庄则栋，浓眉大眼，满面红光，看神态面容仿佛只有40来岁，乍暖还寒的天气，他却习惯地只穿着单薄的运动装，扑面就给人们带来暖融融的春的气息。谈吐举止，谦和豁达，当年独步乒坛的矫健雄姿和“乒坛美男子”的英威之气呼之欲出……

独创“两面攻”曾经辉煌难泯没

庄则栋1940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三次蝉联（26、27、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和28届世锦赛男子双打冠军，国家体委连续三次给他记特等功并授予奖章和奖状，其独创的“两面攻”技术也成为震惊世界乒坛的“杀手锏”。

谈到这里，庄则栋绘声绘色地向笔者讲了一条以往“从没有向新闻界透露过”的“独家新闻”：去年他携夫人访问日本（顺路探亲），星野夫妇俩专程到大阪把他两口接到奈良一叙。星野问：“庄先生，我一直心里纳闷，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日本发明弧圈球的？”庄则栋答：“那时欧洲联队访问日本队时，输得那么惨，都是5:21、6:21、7:21，当时我们一看比分，明明白白地摆着吗？——日本肯定有新东西，发明了‘秘密武器’！我们就搜集日本的最新乒乓球杂志和有关资料，并从中证实了日本发明了弧圈球。于是，我们就练习对付弧圈球的打法。”一听到这里，星野直跺脚：“这怎么能让你们知道得这么快呢？我们的保密工作真没做好！”接下来庄则栋也问道：“我也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弧圈球到底是谁发明的呢？”星野说：“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一个名叫西村的先生发明的。他拉得不太好，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打法好，就都练，对付中国。”26届世锦赛，星野胸有成竹地上场，第一场就碰到庄则栋，结果以0:2输掉了。他下场后对教练只说一句话——“我们日本完蛋啦！”他们的弧圈球在中国的“两面攻”面前，就像一只手对付两只手，难以招架。自此以后的32年间，日本乒乓球竟再没有翻过身来！

历数乒坛事寄厚望于后来人

采访逐渐转入乒坛热门话题，庄则栋——谈出他的见解。

关于中国乒乓球尤其是男子乒乓球队霸主地位的失落原因，庄则栋不无激动地说，主要应归咎于久居胜者之位，主攻无目标，技术无创新，世界研究中国多，而中国研究世界、中国研究中国不够。我们国家是“两面攻”的故乡，但对其发展创新缺乏应有重视，甚至认为过时而要放弃，结果让别人拿“两面攻”来打我们，令人扼腕。

庄则栋认为要想研究中国乒乓球近年来是如何下来的，有必要研究一下瑞典队是如何上去的。追溯到27年前的1966年，瑞典队访华，中国出了四个队，以36:0打得瑞典队全军覆没，使瑞典举国哗然。他们认为，今后要想打败中国队，必须学习、研究中国。他们分析了中国自1952年到1966年的13届全国男单冠军情况，发现13届中“两面攻”的打法就占了7届（王传耀56、57、59、60年，庄则栋64、65、66年），而其他打法一共才有6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要想打败中国，必须走“两面攻”的道路；同时，瑞典也学习日本的弧圈球，不但正手能拉，反手也能拉；他们还注重学习的灵活性，结合自己的特点，用横板学习“两面攻”，发展“两面攻”。结果20年以后，瑞典队果然战胜了中国队。

中国乒乓球是如何下来的呢？这也要先了解中国乒乓球是如何上去的。五十年代，我国乒乓球既打不过欧洲，又胜不了日本，属于“老三”。荣高棠当时指出：首先必须战胜欧洲队，然后才能战胜日本队；胜不了欧洲，那么连日本也够不着。并提出要想战胜欧洲的削球，必须培养一批削球选手，我们按这个方针做了，1959年末就打败了欧洲。到了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弧圈球，荣高棠又提出了“中国也要培养弧圈球选手”的要求，我们这样做了，一直保持20年长盛不衰。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太明确，而瑞典则非常明确，即在发展中打“两面攻”。而偏偏此时我们的一些教练认为“两面攻”打法过时了，甚至打“两面攻”的选手再好也不愿吸收到省队、国家队，致使中国的“两面攻”打法几近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乒乓球尤其是男队霸主地位失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谈起世界乒坛的发展方向，庄则栋指出：继续走向“两面攻”，不但两面能攻，而且向快速、旋转的方向发展。

著书《闯与创》自我总结叹人生

回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庄则栋感慨道，过去我犯过错误，除那个时代原因外，就是自己读书不多知识贫乏。为了总结人生，提高自己，写好这本书，我系统地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文学、数学、力学、体育等方面的书籍，在写中读，在读中写。书写成了，自己的综合知识和思想境界也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

再结新情缘甜酸苦辣言难尽

庄则栋自1985年与我国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女士分手以后，于1987年12月19日和日本女士佐佐木敦子结为伉俪。

看到他们夫妇二人恩爱相随的亲密样子，我自然地把话题扯到了他俩的婚恋上。庄则栋警觉而谨慎地说，自从和前妻鲍蕙荞离婚后，不久在日本认识了佐佐木敦子，几经接触，双方都有所了解，于是便“好”上了。但申请结婚时遇到了麻烦，还是李瑞环直接向邓小平说了此事，才获批准同意。结婚后，敦子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加入了中国国籍，专心经营他们的“两人世界”。

记者进一步追问敦子，想套出点“有价值”的新闻，谁知他们夫妇俩早有默契，敦子只是温顺地笑笑，让庄则栋作全权“新闻发言人”，庄则栋干脆亮出“底牌”：我们的婚姻一向不对别人透露，我想在以后适当时候自己写本书作详细叙说，奉献给关心我们的人们，书名初步设想为《被邓小平批准的婚姻》，打算写成后在日本出版，因此，专有材料绝不外抛。不过，我们总的生活情况可以奉告：我们俩生活得很幸福、很和谐，平时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一起打打球，听听音乐，有时还一起去旅游观光，浏览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一句话，我们过得很快活。

面对出国潮耿耿忠心献故土

近年来，体育名星纷纷出国“扒分”，特别是乒乓球运动员更为严重，形成了国际大赛“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被动局面。记者就此征询庄则栋的看法，他说，运动技术是无国界的，但运动员是有祖国的。我国是乒乓球强国，被外国邀请的人必然要多。球星外流，这也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提高的过程。当然人才的外流必然导致技术的流失，有时在重大的比赛中或关键的一场一局会使我们受挫于这些人之手，但这也从另一方面逼迫着我们在乒乓技术上不断创新。

谈到自己，庄则栋很干脆地说，我不打算出国，虽然有许多国家邀请我，虽然我可以沾夫人的光到日本定居，但我甘愿留在中国，在北京市少年宫，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教球育人方面做些实事。

当问到他以后还有什么打算时，庄则栋充满激情地说：一门心思只想把“两面攻”的法宝传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两面开攻，八面威风，把“狼”赶走，重振中华国球之雄威！

“胡丫”纪事

第一块“球拍”

胡玉兰什么时候开始对那个给她带来巨大荣誉和幸福、也使她人生的道路充满挫折和磨难的小小的乒乓球感兴趣的呢？那是她在上小学五六年级，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们小学的走廊里有一张乒乓球台，当然，那是男孩子们的“领地”，女孩儿们只能在窗口伸长脖子当“等外观众”。但是，久而久之，小胡丫和几个好动的女孩子不甘心了：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也要打乒乓！可是，男孩子那块绿色的“领地”，她们不敢去，怎么办？她们头碰头，咬咬耳朵，“占领”了教室前面的讲台，中间用粉笔划个“球网”，用硬板夹当球拍，兴致勃勃地打将起来。

开始，还觉得好玩。打几回之后，就觉得不过瘾了：“球台”那么小，那么低，腰躬得怪疼的；“球拍”没有把儿，又没有弹性，打上去，球都不愿往前跳，真没意思。“走，挤进去！”胡丫憋不住了，看着男孩子们那热闹的“战场”，对几个胆大一点的女同学说。“他们……他们肯让我们……”一个女同学怯生生地小声问。“怎么不行，男女生平等！来，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排队接拍！”“谁是最后一个，我们也接拍！”胡丫和小伙伴头一次挤进男孩儿的“领地”，大声挑战！

几个球兴正浓的男孩子，看了看他们的“挑战者”，虽没表现出什么热情，但也未加拒绝。他们知道，那几个“小山雀”是“硬纸板级”的，连正式球拍也未摸过，构不成对他们“领地”的威胁，接就接呗，接不着球，她们出洋相，却正能显出自己的“高水平”。胡丫排在女生中的第一个，她的后面是那几个和她咬耳朵的女孩。男孩子换一个又一个，终于轮到胡丫了。但是，她们手里只有硬板夹子，没有球拍。怎么办？胡丫急中生智，返身跑回了教室。男孩们瞪大眼睛，等着看她拿回什么“秘密武器”。当他们看清胡丫手中握着的“球拍”时，不禁哄堂大笑。那是什么球拍呀？一块斑斑驳驳的黑板擦！

正规军中的“土八路”

1959年，胡丫十四岁了，和小学的几个“黑板擦”上了同一个中学，那时，刚好是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不久，在全国的青少年中掀起一股“乒乓热”。学校体育老师看到胡丫和几个女孩爱玩乒乓球，就把她们组织起来，每人给买了块新球拍。她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武器”——该有多么开心啊！从此，她深深地被小小的白球迷住了。但是，她每天在学校打球，都不敢告诉家里。有时，因为打球，她回家晚了，爸爸问起，她就说在同学家玩。一个星期天，她悄悄将球拍掖进后腰里，正要往外跑，爸爸问话了：“怎么假日还出去？”“去义务劳动！”爸爸刚要深追，她一溜烟跑了……

就这样，背着家里，搞了几个月的“地下活动”，学校要她参加锦州市成年人比赛，她竟一下子得了个第三名。后来，玉兰爸爸知道了这件事，出乎意料，没有责备她，倒还淡淡地赞扬了一句“这么小的丫头，得了个成年人殿军，还不错嘛！”这就等于默认，不，等于支持啊。从此，胡丫再也不用搞“地下活动”了，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展开那理想的翅膀，飞翔了。

不久，比球台高不了多少的胡丫，又作为锦州市代表队成员，去参加辽宁省的比赛。因为她个子太小，比赛时的那些成年人左一个右一个吊她、逗她，小胡丫疲于奔命，脚不沾地左蹦右跳。哎呀，可真要感谢那些“恶作剧”的大人们，他们那一“吊”一“逗”，倒给这十四岁的孩子带来了决定命运的机遇：正在比赛场上物色苗子的辽宁队教练，觉得这女孩儿动作虽然很不规范，但挺机灵，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比赛完了，省队教练选了一批青少年留在省里试训，别人都是经过业余体校正规训练的，只有胡丫是拿着黑板擦闯出来的。技术不好，缺乏战术意识。总共挑了八个女孩子，她老是打第八。试训结束后，她却是三个入选队员之一。有人开玩笑地说：“正规军”不要，倒收下个“土八路”！

以后，小胡丫走过的路，证明了这位伯乐的眼力，他捕捉住了一位体坛明星最初的闪光……

别出心裁的“抗议”

1960年，十五岁的胡玉兰正式进辽宁队集训。她，还是一股男孩子气，精力充沛，训练完了，爬树、上房，什么都干。星期天没事，她爬上沈阳体育宫的屋顶，写上“胡玉兰到此一游”，弄得领导和教练哭笑不得。这丫头太淘气了，实在太淘气了！别的孩子，教练的话近乎“圣旨”，她却敢与教练顶撞，有一次，因为与教练顶嘴，被罚三天停止训练。她和别的小孩不一样，不哭，不闹，她爬上树，坐在树梢上生闷气；她把饭端到屋顶，在房盖上就餐……这种别出心裁的“抗议”，招来了好多人，连领导也来过问了：“胡丫怎么啦？”“又给停训啦！”“为什么？”“顶撞教练。”

领导到队里给胡丫“说情”去了。自然，也把胡丫从房顶上请下来，抚摸着她的头，耐心教育她：当一个运动员，不能任性，要守纪律，懂礼貌……这时胡丫倒认错了，流泪了。

守球也能“痛快”

她原来打直板攻球，不久，又改打削球了。但是她好斗的性格却和她的削球打法产生了矛盾。以前，她打球喜欢干脆、痛快，狠狠攻上几板，要么胜，要么败下阵来，很少磨磨蹭蹭。可是，守球，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打法，需要沉稳、耐心和韧劲。这些，胡丫都没有。刚开始打的时候，她觉得别扭极了，人家左一板，右一板，忽而长拉，忽而短吊；而自己，则穷于应付，简直是受罪。有时，削起来她就火了，冲上前去，气急败坏地胡乱攻起来……

看到这景况，教练觉得，对这个风风火火的女孩子，改变打法的工作不能简单化，光有技术上的改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思想要转过弯来。于是，耐心启发她：在乒乓台前，并不是攻球就痛快，守球就受罪，张燮林不是打守球的吗？他却使那些世界名手望而生畏，外国人形容他削过去的球，像一团火，“受罪”的并不是张燮林，而是那些攻球手。在乒乓球比赛中，重要的是你如何制服对手，先得21分，不在攻还是守。

胡丫一想，也对。我不能被动挨打。攻，要攻得“痛快”，守，要把对方守“死”。当然，要做到这点，关键是要有本事。从此，人们看到，胡丫不是以前的胡丫了，她不再爬树、上房，干起事来，也不再风风火火了。姑娘要在平时的小事中，培养守球运动员的心性。过去，她打攻球时，恨不得一板就拍“死”人家；现在她要磨练耐性，哪怕削上几十板，也要磨“死”对方。

就这样，时间在“消”、“磨”中度过，汗水洗涮着胡丫的火爆和浮躁。她渐渐成熟起来了。

意外的调令

三年过去了，1962年的胡丫一晃十七岁了。

在一次东北三省加河北省的四省邀请赛中，她得了第三名；不久，在国家队到辽宁表演的两场比赛中，她打败了当时的国家队队员。

小胡的守球终于守出了信心；信心给她带来了希冀和生机。

打完比赛，国家队教练员要小胡填写一张登记表：年龄、打法、成绩……有经验的运动员都懂得，这是调往国家队的前奏。

但，命运之神扑灭了姑娘心头的第一次希望：这年，国家集训队调整，只调出，不调入！

已经从守球中磨出耐性的姑娘，没有灰心，仍是一板板、一局局、一天天地守、守……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小胡已对调往国家队不再有什么想头了。因为她知道，填表那年，几乎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她若再长一岁，就更不会调了。这年，小胡去上海参加全国比赛。辽宁队，属于中等水平，小胡也成绩平平。但又是一串意外的动作，引出了国家队教练的“灵感”：那时，运动员到另一场地拣球，都是把挡板移开，走过去。可这位辽宁姑娘，却一次次从档板上跳来跳去。那时的挡板是木制的，又笨又重，要是绊上，会重重的摔个嘴啃地。可这姑娘，挺勇敢，而且挺灵活……

真是出乎意料！1964年初，胡玉兰终于接到了调到国家青年队的调令。

激动吗？姑娘当然是激动的。但，她毕竟已是个青年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感情溢于言表。姑娘把喜悦藏在心里，把思索引向更深一层：国家队，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和荣耀；但，有机会迈进这体育圣殿的人们，肩上也同时有沉重的担子，我，能承担得起吗？

把心扑在球台上

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十九岁才进入青年队，是不多见的。胡玉兰知道，与队里的小妹妹相比，她的时间有更大的局限，因而，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到青年队集训的几个月，她连一次街都没去，星期天也一头扎进训练馆，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墨绿色的球台上。

她写了一条条警句，贴在球网前：“顶住困难的最好良方，就是毫不动摇的信心。”“记住，守球运动员的格言是：不靠一时的冲动，要靠持久的热情。”“急躁，与其说是性格的特点，不如说是无能的表现。”

严格要求和刻苦磨练，使胡玉兰的技术在不断提高。

1965年，北京国际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参加的有日本、朝鲜等世界强队。胡玉兰与印尼选手马拉迪合作，获得女子双打第三名。

年底，她作为国家队成员出访欧洲，在与外国强手的交锋中，一场未输……她开始显露才华。

然而，非常不幸，十年动乱开始了。同其它事业一样，体育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小胡，自然也逃脱不了这厄运。

第二次改拍

1970年我国体育事业，在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开始恢复。作为开路先锋，我国乒乓球队将重新去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时，胡玉兰已经二十五岁了，从天真烂漫的胡丫变成了“胡阿姨”。

这时，世界乒坛，特别是欧洲的乒乓球运动，有了飞速发展，他们摈弃了原本稳削死守的传统打法，吸收了中国近台快攻和日本的弧圈球打法，形成了横拍两面攻和快攻结合弧圈的新打法。这给初步恢复训练的中国乒乓球队，带来了极大了威胁。为使我国运动员适应这种新打法，领导上让胡玉兰将原来的横板防守，改为横板两面攻。

这，对于胡玉兰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不像儿时那样，思想和性格的可塑性很大，技术尚未定型；现在，她二十五岁了，已是成年人。要改变打法，无异于“另起炉灶”。但是，为了尽快适应外国新打法，为了发展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她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她起早贪黑，台上台下，进行艰难的探索。尽管动乱的岁月，夺去了她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最佳的年龄期，体力已经开始下降，新打法又带来一个又一个新课题，但她没有退却。以前，她坚信几十板也要削“死”对手，现在她又恢复了一板就拍“死”对手的信念。她立志要在我国女队中树立一个过得硬的“欧洲对立面”，使主力队员能适应、进而越过她这个“障碍”，重登世界高峰。

攀上了高峰

1973年，胡玉兰已经二十八岁。从年龄上讲，她早已过了运动员的“最佳时期”。但由于她的毅力、刻苦，却迎来了她运动生命的“黄金时代”：这年，她作为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主力，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这些比赛中，她和队友出师不利，团体决赛，输给了南朝鲜队，胡玉兰和同伴流了两天眼泪，两天没好好吃一顿饭。但是，在领导和教练的帮助下，她很快认识到：泪水是洗刷不掉失败、耻辱的。要挺直腰板，去迎接新的战斗。她当时对教练林慧卿说：“放心，我一定把单打拿下来！”

一轮又一轮，胡玉兰淘汰了日本的横田、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瑞典的拉德贝里等名将，最后以3比0战胜了捷克斯洛伐克选手格罗福娃。继邱钟惠、林慧卿之后，成为我国第三个女子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

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曲折，她终于攀上了自己事业的高峰。

羽白色世界中的一只“红筝”

一

能使得这种强烈，宝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烧着，能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这是人生的成功。——佩特一

这是一幢非常普通的五层楼房，但房顶70平方米的露台却成了孩子们编织美丽童话的“迪斯尼乐园”，这里也成为庾耀乐成长的第一级台阶。性格、脾气、好胜心、自信心，还有灵敏度、速度、反应都在这里找到了培养的沃土和锻炼的“拳台”。

风和日丽，蔚蓝的晴空，虽然澄碧无限，但却缺乏实在的活力和动感，聪明的孩子们做起了风筝，扯起了银线，在这张无限的“画布”上，创造着流动的“盖世作品”，这似乎是在写诗，又似乎在谱曲。庾耀乐也成了这幅集体作品中的一个小“大师”。

庾耀东是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声中诞生的，1951年11月17日，庾耀东的父亲为自己中年得子欣喜若狂。这位广州电木粉厂的工人颇得祖传医术之精髓，是广州荔湾区宝源路一带有名的“中医圣手”，所以人们认为庾耀东——这根庾家的独苗呱呱落地是庾父多年行善的善报。然而，谁能料到，这位能治百病的名医，在庾耀东六岁时，就被肺病夺去了生命。庾耀东与母亲成了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庾耀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楼房的露台上，斗风筝使他的童心得到了极大快乐。

广州的孩子放风筝并不看重风筝的观赏价值，兴趣在于风筝的格斗技能；一般风筝有二种，一种叫“高庄”，结构十分简单，形状呈菱形，“高庄”灵活，速度快，不易控制，却富于进攻性；另一种叫“尾拉”，就是在“高庄”的尾部糊上一条长长的纸尾巴，与“高庄”相反，“尾拉”稳定，易掌握易控制。庾耀东玩风筝从来不做“尾拉”，做就必做“高庄”，他甚至嫌“高庄”不够刺激，把风筝涂成了好战、勇猛、热烈的红色。

开始，庾耀东在宽阔的“拳台”上，总是落败，但他在实战中终于练出了一手好技术。在庾耀东家对面楼房有一个水平相当高的名手，多次击落他的“战鹰”，但庾耀东从不服输，却是越战越勇。一次，他与那位敌手正斗得性起，突然，乌云漫卷，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对手见势欲鸣金收兵，庾耀东怎容对手走脱，一阵猛攻，终于击落了“敌机”。但他的“空中霸王”，也被无情的雨箭射得千疮百孔了。

逐渐，对面楼房的那个高手再也不露面了，庾耀东终于取而代之，获得了“霸主地位”。随后，他又四处征讨，与周围的风筝展开了空中大战，他一天最多曾击落三十九只风筝，自己仅掉了七只。在这之后，只要他的红色风筝一升起，四周的风筝就象在海上航行的船员见到了黑色的海盗旗一样，望风而逃，避而远之。

可能完全是巧合，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员中的确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玩风筝，而且往往他们的球技与“筝技”是相互争辉的，庾耀东后来终于被羽毛球运动这强大的“磁石”吸了进去，他象迷上风筝一样，很快又迷上了那只洁白的羽毛球。二

1964年盛夏的一个雨天，庾耀东与一个同学跑到广州体育馆门前避雨。“阿东，你看那是什么。”

庾耀东随着同伴的手指，看见墙上贴了一纸布告：

暑假到了，现拟举办暑期羽毛球训练班，欢迎有兴趣的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报名后将进行速度灵敏、耐力素质的测验。一个星期后将公布录取名单。

广州市体育馆业余体校

1964年×月×日

好动的庾耀东当即拉起同伴的手，到报名处报了名。一周后，录取通知写上了庾耀东的名字。

庾耀东当时就读的学校是广州荔湾区宝盛沙地小学，但并不是重点开展羽毛球活动的学校。所以，在1965年广州市荔湾区小学羽毛球赛上，无人注意。谁料到，庾耀东在有一百多人角逐的单打比赛中，一鸣惊人，一举打入了决赛。决赛的那天细雨濛濛，庾耀东赤脚上场了，论技术，当时那位金雁里小学的对手要胜庾耀东一筹，但庾耀东如同斗风筝一样，死死缠住对手，最后终于以2比1击败了对手，获得了他羽毛球运动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

青年作家陈小奇有一首《海天情怀》是这样写的：

摘下一片白云彩，

做一个风筝飞到蓝天外，

赤足追逐在阳光下，

放牧着美丽的梦，

放牧着满天的爱；

风筝里有多少回忆，多少期待，

扯断手中线，

告别白云彩。“扯断手中线，告别白云彩。”庾耀东赤足争魁后第四个月，被调入了广东省羽毛球队集训，从此，他真正扯断了手中线，与自己心爱的风筝告别，跨入了另一个羽白色的世界。“触目纵横千万朵，赏心只有二三枝。”与庾耀东一起报名参加业余体校羽毛球班的中小学生当时竟有三千之多，但经过多次淘汰，能入选省队集训的仅有三人，而最后正式披上“广东”队衣的仅仅剩下庾耀东一人，他又成了胜利者。

蓝天里，那只红色的风筝正在搏击风云。三

庾耀东与风雨有缘。与风雨中的风筝格斗；是风雨把他推进了体育馆的大门；在风雨中，他夺得了第一个冠军……

1966年，他又遇上了一场漫卷神州大地，人为的急风暴雨——“文化大革命”。

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庾耀东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解，这时走过来的一位持“伞”人，他领护着庾耀东，在风雨中走着自己的路，他就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羽坛名将——侯加昌。

侯加昌也非常喜欢玩风筝，而且他放风筝的技术，完全可以与他的球技媲美，在这方面，他也可以当庾耀东的教练。侯加昌这次的确当了庾耀东的临时教练，但教的不是风筝技术，而是给他传授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一流水平的羽毛球技术。

当时，羽毛球队基本上没有人再练球，但侯加昌带着庾耀东，还有加昌的弟弟侯宏昌一起埋头苦练，因为他太爱这片羽白色的世界了，怎可轻易放弃呢？庾耀东有幸遇到了一位名师。

庾耀东刚进省队时，身体非常瘦弱。侯加昌首先在身体素质训练上向庾耀东提出了高要求、高强度的训练，为庾耀东以后技术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羽毛球基本技术的全面训练，从接发球技术，到网前技术、后场技术，从手法训练到步法训练，尤其是步法训练，是当时广东队的看家绝技。侯加昌对庾耀东进行了系统的步法专项训练：并步跑、并步高跳、跨步、垫步、步法变速……

庾耀东的球艺与日俱增。四

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传统优秀项目要恢复，两个小球（乒乓球、羽毛球）不能丢。就这样，1972年在北京正式组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支国家羽毛球队，庾耀东幸运地成为了当时男队的“八骠骑”之一。他们在北京西郊偏僻的红山口训练基地开始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刻苦训练。

奥地利心理学家A·阿德勒曾经说过：“心理功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是兴趣。”从体校到省队，从省队到国家队，庾耀东对羽毛球运动的热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正是有这种欲罢不能的不懈追求作为基础，技艺才可能腾空上升。如果把庾耀东的运动生涯比作一枚刺破青云的火箭，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加昌对他的指导和训练可以说是第一级推动器，进入国家队后，汤仙虎则又点燃了推动他前进的第二级推动器。

汤仙虎的后场扣杀，无论是落点、力量、速度都是超乎寻常，令对手防不胜防。为了使庾耀东更快掌握和领会要领，他手把手地一拍一拍地教。直到今天，庾耀东回忆起这些，仍十分动情。庾耀东是进攻型的打法，以“大力重磅扣杀”而著称，不能不说其中颇得汤仙虎后场技术、网上技术的真传。

1973年，亚洲运动会联合会通过决议，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第七届德黑兰亚运会便成了我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参加的大型比赛，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羽毛球男团决赛中，我国遇上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劲敌印尼队。自1963年7月印尼队首次访华以来，中国已与印尼进行了多次交锋，但在大型比赛中相遇，这还是首次。

男子团体决赛，庾耀东与侯加昌列在第三号位置，他们的对手是名将梁春生与洪跃龙。比赛开始，不但印尼选手未曾料到，也出乎我队预料，庾耀东与侯加昌密切配合，一路顺风，先拔头筹。易地再战，双方争夺更加激烈，最后打到14平。梁、洪二将毕竟国际比赛经验丰富，关键时刻险过头关。但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庾耀东当天扁桃腺发炎，高烧达39.5℃，一个病人在场上能打出这样的水平可以说是超极限的。最后虽然庾、侯二勇士以1比2负于对方，但也把对手的体力彻底拖挎了，后来当中国队与印尼队总盘数战成2比2时，中国队三十五岁的老将方凯祥一举击败了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春生，不能不说这里也有庾耀东、侯加昌的功劳。“同归于尽”——庾耀东的“风筝性格”在球场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1976年金秋，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风景优美的南方城市海德拉巴摆开战场。

当时，印尼新秀林水镜已日趋成熟、在技术上已压倒七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宝座殊荣的梁海量。庾耀东随同中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参战亚洲锦标赛，雄心勃勃的庾耀东当时的目标是打入四强，与林水镜决一雌雄。然而，在争夺进入前八名的比赛中，庾耀东就中箭落马了，而且这支箭实在太冷了，这仅仅是一名印尼的三流选手，至今庾耀东仍不知道他的名字。0比2的惨败，使庾耀东陷入了沉思。

回国后，在领导、教练、队友的帮助下，庾耀东作了深刻的反省。海德拉巴之败除了思想上轻敌麻痹、心理上适应和应变能力差之外，在技术上也有需用“针药”之患处。首先，对进攻的含义理解片面，造成打法单一；第二，网前技术不够细腻；第三，防守能力较差，久攻不下，易产生急躁情绪。带着这些缺憾，他投入了1976年的冬训。五

一年之后，中国与印尼在第二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上再次相遇，庾耀东终于与林水镜狭路相逢了。

这次比赛，中国队除了侯加昌以外，都是新手，庾耀东、栾劲等在印尼队看来似乎不屑一顾，为此印尼报界还对中国的羽毛球水平作了一番点评。他们认为：中国队除了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等老一辈的球员之外，其他年轻球员不值一提。更有甚者，林水镜与庾耀东比赛的当天，中午不休息，上街买东西，似乎非常“放松”。

晚上，庾耀东、林水镜面对面站在了香港伊丽沙白体育馆的球场上，林水镜斜眼瞄了瞄网后左手持拍的对手，一个轻盈优美的手势，“啪”地一声，发了一个高球，挑战开始了。0比2，1比6，2比8！不愧为本届比赛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林水镜以其迅猛凌厉的攻势，迫使庾耀东节节败退。

此时，庾耀东想起了侯加昌赛前的叮嘱：“林水镜优点突出，弱点也很突出……”

在1976年第四届亚洲锦标赛上，我国第一个战胜林水镜的侯加昌为庾耀东制定了“作战计划”：不与林水镜打对攻，而是多点多拍，多打对角变线，破坏林水镜的进攻节奏，在稳守中，寻机突击。

于是，庾耀东拍面一抖，马上招数大变，竟一口气追成9平，林水镜毕竟是一流名手，未容庾耀东反攻，又把比分拉成12比9，庾耀东非常镇定，关键时刻，多次发短球抢攻，频频得手，当打到10比12时，庾耀东利用变线技术，调动林水镜，最后林水镜竟扑球不及，滚倒在地。接着，庾耀东利用林水镜多次失误，终于反败为胜，以15比12胜了第一局。第二局，庾耀东打得主动，牵制住林水镜，以4比1，7比3，以渴骥奔泉之势，直取“九宫”，最后以15比4的悬殊比分再胜一局，成为我国第二个击败林水镜的球员。

淘汰了林水镜之后，庾耀东又碰到了本届第五号种子，日本全国男单打冠军钱谷钦治。当时庾耀东除了打单打外，还要与侯加昌配双打，一天有时要连打三场球，体力消耗过大，所以，当庾耀东以15比3轻取一局后，第二局竟然劳累得手指抽筋，钱谷乘虚而入，以18比13追成平手。决胜局中，庾耀东抖擞虎威，咬紧牙关硬是以9分的优势把钱谷打落马下。最后，他又战胜了队友栾劲，夺走了第二届羽毛球邀请赛男子单打桂冠。

永不服输，顽强搏杀，这就是庾耀东的“风筝性格”。六

1978年4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庾耀东力克羽坛另一名怪杰，来自恒河流域的印度名将普拉卡什，蝉联冠军；接着，同年11月份，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庾耀东过关斩将，勇冠群雄，一并摘取了男单、男双（与侯加昌合作）两项王冠。

庾耀东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在世界羽毛球大赛上夺得金牌的男运动员。

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出访泰国，在颁奖仪式上，邓小平同志亲自把金光闪闪的奖牌挂在了庾耀东的胸前，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在国外亲自为我国运动员授奖。庾耀东在高高的“1”号奖台上，握着邓小平同志有力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说了一句：“祝您身体健康。”

邓小平同志点了点头，高兴地笑了。在世界体育奖台上，他们相视而笑了。

我的羽球生涯

我的羽球生涯作为运动员早已结束，作为教练员还在继续着。我和那个小小的白球，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那个纯净洁白、欢蹦乱跳的小家伙，有人知道我的

一

童年时代的生活是最令人难忘的。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永远那么甜蜜。

我的童年是在美丽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度过的。我的家在中爪哇三宝垄市。家的屋子四周，树木苍翠，庭院里花草艳丽，终年散发出芬芳的气息。室内宽敞而舒适。屋后有一个沙土地的羽毛球场。我父亲在工作之余，常和他的朋友们在那里打球。我和两个哥哥是最忠实的观众。

有时，父亲他们打累了，在场边稍休息一会儿，我和哥哥便欢天喜地地奔进场内，兴高采烈地模仿着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一场想像中的“激战”。我们“打”得那么认真，那么激烈，又是吊球，又是扣球，活蹦乱跳，大吼大叫，俨然象一场正式的球赛。我们有时还会为了一个球的胜负而争吵不休，逗得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哈哈大笑。这时，我们便不好意思地偃旗息鼓，因为我们手里其实连球拍也没有。

也许是经常观摩和“激战”，熏陶了我和两个哥哥，我们对打球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长大了要当个真正的球员！

有一次，父亲和同事打球，忽然，一位同事打断了一把球拍，随手就把它扔到一边。我们看见了立刻跑去把两截拍子拾起来，如获至宝，绞尽脑汁琢磨着怎样把它接起来。父亲看我那么认真，就帮我把断面锯开，用胶水粘上，再用锌皮包紧，钉牢。虽然它比正常的球拍要短好几厘米，却是我的第一把球拍，带我走上了人生之路。

我和哥哥，同邻居的小伙伴们，常在屋后沙土球场上打羽毛球。热带的孩子们习惯整天光着脚东奔西跑，我们也同样不爱穿鞋，总光着脚打球。我的脚不止一次被沙土中的尖刺瓦砾刺破。更讨厌的是，夏天列日把沙子晒得滚烫，光脚根本无法踩那场地。于是我们就从球场边的一口深井里汲水，泼在场地上降温，球场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却汗流夹背了。但谁也不愿歇一歇，而是争先恐后地奔进球场。

我们对当时印尼的几个著名球星崇拜得五体投地。我最崇拜的是曾获得过世界冠军的陈友福。我在打球时，不但学他的动作，扣球时还高声呼喊他的名字。打一下午球，有时把嗓子都喊哑了。可是我心里却感到十分得意，觉得自己简直无一处不像他。

虽然没有教练，但由于我们经常练习、观看，开始掌握了一些打球的要领，再加上伙伴们互相指出毛病，天长日久，我们的球艺真有些进步了。

十四岁时，我第一次参加当地球会举办的一次比赛。那一年的印尼全国女子单打冠军王凤娘，由于没有对手，只好参加男子组比赛，正巧安排和我同组。比赛中，我一鼓作气战胜了她。最后，我打败了丙组的所有对手，获得了冠军。父亲前去观看了比赛，对我的初次胜利感到非常高兴，我当然更高兴，为此他买了一把新球拍奖励我。可是对这次比赛的成绩我并不满足。我觉得仅参加一个队的比赛不够劲，于是又参加了另一个球队。二

1957年3月，中国羽毛球队首次到印尼进行访问比赛。当时中国队的成员有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施宁安四员大将，他们的到来在广大华侨心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印尼，羽毛球被视为“国球”，举国上下都极为重视，水平也确实是非常高的。而今中国的球队要来比赛，这自然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事。华侨同胞想亲眼一睹中国队的风采，而且盼望着中国队能取得胜利。

为了能看到这场球赛，我父亲四处奔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到了全家人的球票。我们全家人天天都盼望着比赛的日子快些到来。而我更是欣喜若狂，只要一想到看球的事，就兴奋得坐立不安，其他什么事都不想干。

比赛开始后，我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观看双方队员的精彩表演，一心希望中国队能胜，拼命为中国队欢呼鼓掌，加油叫好。可是，令人惋惜，比赛的结果是中国队输给了印尼中爪哇代表队。

比赛结束后，我仍然在赛场边发呆，迟迟不肯离去。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走到我身边，有位叔叔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样？你将来能不能代表中国队打比赛？”另一位叔叔则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语气深沉地对我说：“好好学，将来看你们的！”

他们说这些话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但句句都刺进我的心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就在那不眠之夜里，我暗暗地下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当一个运动员。总有一天，我要穿上中国队的运动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为中国争荣誉。

1960年3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终于乘上了“芝加莲加”号客轮，离开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离开了亲友和朝夕相处的伙伴们，离开了我生长的第二故乡，在一望无涯的大海中，开始了回归祖国的航程。

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我们安全抵达了祖国的南大门——广州。一下船，我们就被送到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校的师生们热烈地欢迎我们新归来的同学。在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我的三哥和几位老同学，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全然忘记了旅途的劳累，一放下行李就和他们叙谈起来。

广州体院的训练基地之一——二沙头，是珠江中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树木苍翠，环境十分优美。我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开始了。三

到1964年，我国羽毛球不仅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技术风格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保持“快速”、“凶狠”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了“准”（准确）与“活”（多变），形成了“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

这年6月，刚刚第三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印尼队，来我国访问比赛，首场比赛在广州进行，我代表广东队迎战印尼队。比赛中，我以悬殊的比分，再次战胜了印尼冠军翁振祥，广东队也以3比2获胜。紧接着，我又乘飞机到北京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尽管在飞机上我吐得很厉害，但由于有坚实的技术基础作保证，在比赛中，我和汉恂合作，仍然击败了印尼老将陈友福和乌囊，取得了男子双打的胜利。

战胜了童年时代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英雄，打败了自己曾一招一式、一个习惯动作都不时地进行模仿的印尼名将陈友福，并一举击破了他在我国全部比赛不败的纪录，这对我来说，好像肩上突然长出了雪白丰厚的双翼，在太空中任意翱翔……兴奋之情难以言传。

1964年底，由仙虎、汉恂以及颜存彩、徐权亨和我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去印尼进行访问，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我们多次战胜印尼队的事实面前，印尼队不得不承认我们比他们强，但是又对我们说：“你们对付亚洲人，行。欧洲人身材高，力量大，技术好，你们靠快攻打他们，尤其是对丹麦人，不行！”

听到这番话，我们十分不服气，盼望着能有机会与欧洲人、与丹麦队进行一次较量，让事实来回答。

我们没有等待太久。

1965年冬，由前辈羽毛球名将王文教任教练员，由仙虎、凯祥、建成、俊盛、我以及羽坛著名女将陈玉娘、梁小牧、陈丽娟等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受命远征北欧，访问丹麦。我们乘坐的大型客机，降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国际机场上。来迎接我们的丹麦羽协官员，看来彬彬有礼，但那言谈举止，明显地表露出傲慢之情。

我国驻丹麦大使告诉我们，几天前，丹麦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对电视观众介绍：“据说……中国的羽毛球水平很高，但是真是假，我们谁也不知道。说句实话，对中国人究竟会不会打羽毛球，我们还很怀疑。”

听完这番话，我们谁也没有作声，心中却燃起了一团烈火。我们顾不得游览哥本哈根美丽的市容，也无心参观令人神往的海上“鱼美人”，大家一头扎进训练馆，投入了紧张的战前练兵。也许是丹麦队认为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训练时，他们连看都不来看。

按原来商定的赛程，我们应先到丹麦其它城市作访问比赛，最后再回哥本哈根，由双方国家队进行正式的中、丹对抗赛。但丹麦羽协官员却突然提出要求：改变原定计划，首先进行正式的对抗赛。我队商量后，一致认为可以同意改变原计划，这样我们也可以趁体力充沛之时争取胜利。

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全部战胜了对手，这出乎丹麦人的意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样，在第二天的决赛中，除一场女子双打由中、丹运动员对垒以外，其他四场决赛，全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最后，我们获得五项冠军和四项亚军，赢得了对抗赛的全部胜利，打破了原来对我们“会不会打羽毛球”的怀疑，他们大大地吃了一惊。

由于中国队多次战胜素有“羽球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队和世界羽球强国丹麦队，又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重大胜利，世界羽坛一致公认，中国羽毛球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称誉我们为“无冕之王”，并说：“凡是中国没有参加的比赛，任何一个冠军都是不实在的。”确实，中国羽毛球队的水平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

在这些年中，由于仙虎和我始终作为主力队员，参加国内、国际比赛，并多次获得突出的成绩，人们把这一时期，赞誉为“汤侯时期”。我觉得，如果要说“汤侯时期”，倒不如说，这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的黄金时期。

正当中国羽毛球队扬起风帆，劈风斩浪，向着胜利的彼岸激流勇进的时候，“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停止训练和比赛，而且被下放到了农村。四

1972年1月，从中央传来一大喜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正式成立国家羽毛球集训队。当我接到正式通知，要到北京去报到时，真是欣喜若狂，匆匆地整理好行装，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参加集训队的我和仙虎当时已三十岁了，而另一位入选的队员吴俊盛已三十六岁，对运动员来说，这已经“垂垂老矣”了。可是，我们决心很大，信心很足，都表示要从零开始，重振军威，打出成绩，来报答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关怀、信任。

1972年建队以后，我们迎战了包括全英锦标赛冠军在内的马来西亚队，并且出访了丹麦、英国，参加了香港的国际邀请赛。在这些比赛中，我们所向无敌，全部获得了胜利。不过，专程赶到丹麦观看我们比赛的印尼羽协主席，对我们的水平并不以为然，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中国队比赛，并战胜他们。”

听了这话，我们当然不服气，真想与印尼队一决雌雄。而且，好多东南亚国家，一直想促成印尼与中国进行一次比赛。经过他们紧张的磋商与筹划，1974年，终于在泰国首都曼谷，进行了一场世界注目的羽球大战。中国队一举击败了印尼队，使印尼羽毛球界一片哗然，印尼羽协主席也默不作声了。

曼谷之战不久，我们又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上，与印尼队相逢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印尼队没有派主将梁海量出阵，而由梁春生、奴浓、林水镜、纪明发、瓦尤迪和张鑫源等名将参战。我们和印尼队举行正式比赛，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大家决定全力以赴，夺取胜利。

经过激烈的搏斗，在男子团体赛中，我们胜了三场单打（仙虎、凯祥和我都各以2比0战胜林水镜、梁春生和奴浓）。印尼赢了两场双打（梁春生和瓦尤迪以2比1胜庾耀东和我，纪明发和张鑫源以2比1胜仙虎和天祥）。结果，我们以3比2，击败印尼队，捧到了冠军奖杯。

以玉娘为主将的我国女队，也不负众望，一举夺得女子团体金牌。我和玉娘还分别赢得男单和女单的冠军，另外，我队还荣获女双冠军。

在总共七个项目中，中国队独得五项冠军。这一辉煌战果，使印尼队大为震惊，也赢得了国际羽坛的热情赞誉。但是，当时我们已经看出，林水镜将来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出所料，两年之后，他即成为世界羽坛的新星。

1974年后期，我自觉身体素质有所下降，对球的反应不那么敏锐，训练之后，体力的恢复也变得缓慢了。但是那时在比赛中，还没有人能战胜我，我的水平还是保持第一流的。为了国家的荣誉，我还得继续当运动员，还得训练，还得参加比赛，还不能退出球场。于是，我开始咬着牙，默默地向自己的身体，向自然规律，进行艰难而必要的抗争。

1976年2月，仙虎和我带领年轻队员林诗铨和栾劲，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一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这次比赛的结果，就不仅是使我们“不安”，而是使我们深感痛心了。

由于赛前一个月，我的小腿肌肉拉伤，经过一星期治疗才恢复训练，但刚一练，又一次拉伤，直到临出发前，还只能勉强跑跑步，体力完全上不去。而仙虎又在出发前一星期患了感冒，到比赛开始时，尚未完全病愈。仙虎在半决赛与印尼选手苏米拉对阵时，由于体力不足而失利。接着在决赛时，我又因体力不足，以1比2失败。我们第一次败在印尼队手下。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比赛打输球。我要保持不败记录的愿望“破产”了。回来后，我们仍然进行着艰苦的训练，连在地震的日子里，也没停歇过。脚上不知磨了多少泡，身上不知淌出了多少汗水。

1976年10月的第四届亚洲锦标赛，我和仙虎未参加团体赛，而由方凯祥带领新手栾劲出阵。结果团体赛我队又2比3输了。单打比赛我和仙虎打得不错，我们都进入了前四名。半决赛时，他未顶住林水镜的攻势，决赛时，我与林水镜相逢。林水镜那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体力充沛，攻势凌厉，又连挫多员骁将，士气正旺，志在夺魁。舆论也都认为林水镜占有优势，他夺标呼声的确很高。我自己认为，论实力，我不如他，跟他硬拼肯定不行，只有从战术上想办法取得优势。我发现林水镜的下手技术较差，失误率高，不耐多拍。我决定尽量跟他打多拍，同时，尽力把球向下压，不让他发动攻势，然后，再伺机进攻。

战幕在紧张的气氛中拉开，座无虚席，观众的掌声叫声，如潮似水，此起彼伏。各国教练员、运动员，也遍布四座，聚精会神，拭目观战。场内，比分交替上升，杀得难解难分。第一局打到14比14，加分后，他先声夺人，拿下2分。紧接着，趁我打了个高球，他跃起扣杀，我努力抢救，未能接到。眼看球将落地，不料这球却落在了界外。我夺回了发球权，一鼓作气，连得3分，反以17比16拿下了第一局。

我很了解林水镜，他打球，如第一局失利，往往方寸大乱，节节败退。刚才他丢了第一局，锐气受挫，在第二局中，肯定会受影响，而且，第一局他拼命猛攻，打到加分，体力消耗很大，这也会影响他的攻击力。这样，打第二局时，我心里很有底，还是照原定方案打。最后，我以15比9赢得了第二局。

我以2比0战胜林水镜，获男子单打冠军。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胜利。这场球，是我羽球生涯中打的最后一场单打比赛。队友们都向我表示了最热烈的祝贺。能够在单打中击败印尼主将，也使我们由于团体赛失利而受到损伤的心，稍稍得到了一点慰藉。

回国以后，我和仙虎都不再打单打了，我们分别接受了帮、带新手庾耀东和林诗铨的任务。五

1979年春天，我接到家中来信，说父母亲非常想念我们，已到香港，要我们全家去那儿团聚。我立刻请了假，和爱人明珠及四岁的小女儿育新一起，直奔澳门。由于我们的签证是到澳门的，从澳门到香港还需另办手续，我们只得住在弟弟家中等。多年不见父母，我也万分思念他们，打了个长途电话给父母。在电话中，我感觉父亲可能由于激动，说话声音有些嘶哑，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还未得到去香港的签证，突然接到母亲加急电报，说父亲病危，要我们尽快去香港，我们忧心如焚。好不容易赶到香港，父亲却因患脑溢血已昏迷不醒。

父亲最终没能再睁眼见我一面就溘然长逝了，我们全家悲痛万分。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当时在港的亲友们，却劝我不要再回内地，趁这次全家到港的机会，留在已经半瘫多年的母亲身边。我和明珠虽然都热爱年迈多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但想到我俩以前说过的话，想到我们要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培育新人的誓言，我们终于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尽力安慰母亲并取得了她的谅解，如期返回北京。

第四届全运会后，在我三十七岁时，结束了我羽毛球运动员的生涯。

作为运动员，我的羽毛球生涯已经结束，然而，作为教练员，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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